浦东应成为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领头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为中国论文,体制改革论文,领头羊论文,金融论文,浦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1995年6月28 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东迁浦东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的庆典仪式上，上海市副市长、浦东新区管委会主任赵启正将一只小白羊送给了人行上海市分行行长毛应梁，赵启正借羊喻意，希望人行的东迁，会成为各类金融机构进入浦东的领头羊。赵启正认为，人行市分行的东迁是浦东金融功能启动的标志，之后必然会有一个接一个的中外金融机构进入这块热土。笔者以为，人行市分行的东迁，应该使浦东成为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领头羊，只有这样，人行的东迁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也只有这样，浦东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才有可能成为国际一流的上海CBD地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浦东只有充分利用其身处开发开放龙头地位的优势，扩展现有的金融政策空间，循序渐进地改革现有的金融管理体制，大量的中外金融机构的进入才会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
金融“客外客”的焦虑——吸引国际投资银行（证券公司）落户上海CBD地区所需的政策和体制要求
勿庸置疑，中国的资本市场近几年以来发展迅速，而且资本市场的发展规模也越来越大。其中包括国有企业的改制、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新兴的证券市场和商品期货市场的资产管理等，都需要有国际一流的投资银行的介入。但由于目前政策上的原因，众多海外金融机构至今还象一个“场外客”，在中国资本市场的门厅里焦虑地徘徊。怎样使这些投资银行进入中国资本市场的大门且把根留住，确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金融专家曾多次提出，投资银行引资的“乘数效应”大大超过商业银行。如果在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的金融功能开发中，适度和分阶段地对中外投资银行提供良好的金融保障体制的话，大批世界级的著名的投资银行就会进入外滩——陆家嘴中央商务区。从而为上海的建设、浦东的开发乃至整个长江流域的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条件。
从我国迅速发育的资本市场而言，对世界级的投资银行的管理需求是十分强烈的。这是因为，中国的资本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要从目前的国内走向国际、从以发行A股为主到以发行A、B（H）股、债市并重、从证券市场品种的单一化到品种多样化都需要国际化的管理。一些资深专家认为，应让外资投资银行在沪设立分公司或子公司，这对我国是有好处的，举例而言，如外资投资银行在海外发行H股（一级市场）时， 在设立办事处的条件下，一定会以其在发行地的法人作主承销，那么，所收取的手续费及其税收均留在中国境外。而作为一个子公司级的机构来作主承销，其手续费及其税收则均留在我国境内。专家们指出，办事处只是一个联络机构，庙小成本大，如无利润，随时可撤出或挂个空牌子，但一旦允许建立分公司或子公司，由于资本的进入和利润的诱惑就会使投资银行的根留下。
在笔者接触到的一些外国投资银行（证券公司）的负责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中国政府允许外国证券商在上海证交所B 股市场获得正式席位，从而对发行B股的中国公司实行股东监管。同时， 以中外合资共同投资基金形式进入A股和国债市场。 目前许多国内金融界人士认为，一旦给予外国投资银行（证券公司）国民待遇会垄断和冲击中国的证券市场。笔者以为此种观点未必站得住脚。这是因为，在中国证券市场上，有众多的中国证券商，其规模虽不大，但整体实力不容忽视，再加上有政府强有力的监管，不可能让外国证券商独占市场。更何况在政策放开后，进入市场的外国证券商是数家而不会是一家，彼此间的关系是相互竞争与制约。特别是面对如此庞大的国内资金市场，任何一家公司都不可能单独控制和垄断市场的经营活动。因此笔者以为，只要政策调控得当，所谓外国金融机构冲击中国股市和其它资本市场的情况是不会出现的。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海外的投资银行或证券金融机构进入国内，难保不会出现诸如巴林银行那样的恶性事件，对付这样的事件我们还缺乏有效的监管手段。笔者认为，巴林事件的出现与否并不在于国外投资银行（证券公司）是否进入，上海国债期货市场所出现的问题也不是由于国外投资银行进入所引起的。引起问题的关键是公司不规范的营运所造成的，因此，这些事件所造成的只是对市场的短期局部的冲击，而不会从根本上来破坏资本市场运行的整体框架，事实也证明了新加坡的金融市场与中国的债券市场并没有因为这二个事件而停滞运作，相反，这些事件会使我们从更完善市场规范和增强政府监管力度上去下力气。因此，这种观点也不是不开放资本市场大门的充分理由。
笔者接触到一些金融界人士中，有许多人认为，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尚不全面。即偏重于中央银行的重建和商业银行体制的改制，而忽视以投资银行为主体的非商业银行金融机构的建设，这恰恰是中国金融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笔者以为，外商投资银行顺利进入、整个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完善，从根本上说仰赖于国内投资银行的建设。只有当中国自己的投资银行真正出现了，才能为外资投资银行提供合作与竞争的基础，从而增强外资投资银行进入的信心。可以这样认为，对外资投资银行开放的前提，是中国要有自己的投资银行，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金融功能开发中应当含有建设投资银行的内容。笔者为此走访了一些国内的信托投资公司，试图在这些金融企业里找到一些具有投资银行特点的业务内容，但笔者却发现这些信托投资公司的业务同商业银行十分雷同，大多数偏重于工商信贷业务。如何使国内这类金融机构变为真正意义上的投资银行，从根本上说取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一些金融专家建议，上海在吸引外资投资银行的同时，要大幅度地创造条件，吸引国务院各部委和外省市的金融机构在上海建立营运中心，央行上海市分行应利用东迁浦东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的机会，扩展现有的金融政策的开放空间，争取总行授权核批外地非银行金融机构以非法人的形式参加上海本地的同业拆借市场，促使他们将更多的资金调入上海。央行应赋予浦东一定的金融政策，鼓励各部门、各省市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客户网络中的大企业集团，将其资金调配中心放在浦东，并在一定的时段后在条件成熟时争取这些大集团在浦东设立财务公司。从而使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在浦东达到高度的融合，为上海成为国内金融中心奠定稳固的基础。
外资银行何时能经营人民币业务——经营人民币业务的条件，品种限制及网点设置
人行的东迁，给外资商业银行业务的拓展又带来了新的希望，外资商业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呼声又一次变得十分强烈。但人民币业务的开展与否、开展以后的政策边界放得有多宽同样也取决于中国银行体制的改革和发展进程。笔者以为，在不违反国家整体金融布局的情况下，浦东应成为银行体制改革的先行地，唯有将已进入浦东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的一些中资银行先行改制成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愿望才有实现的现实基础。中资与外资银行才能在同等的银行组织体系下展开竞争，外资银行开展人民币业务后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冲击才会降到合理的程度。
为了分析外资商业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商业环境，笔者走访了一些金融部门。据权威人士透露，目前，我国有将近20万家“三资”企业，由于投资都必须用外汇换人民币，从而背上了较沉重的汇率风险，也连带上了他们的债权人——外资商业银行。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在华外资企业的注册资本与投资总额之比大约是3∶7，按1994年实际引进外资337亿美元计算，还需约筹措近800亿美元。这部份需筹措的资金包括一部份流动资金，一般在中资金融机构很难取得人民币贷款，因此，在华东外资企业所需的人民币资金的绝大部份必须依托于外资银行。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已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越来越迫切的问题了。
目前在金融界对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已鲜有反对意见，但在对开放的范围、时间原则等问题上仍有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应按公平竞争的原则，对外资银行开办人民币业务实行全面开放，即在华设有分行的外资银行均可开办本币业务。另一种意见认为，应谨慎从事，有选择地进行试点，从在华的外资银行中选择若干家进行试点，以检验中央银行的监控能力和外资银行的自律能力。一些金融专家建议，要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银行必须符合两个条件：在上海已设立分行若干年（比如三年）以上；该行的资产总值、净资产、利润状况、在华的业务量等指标都应达到我国政府规定的水平。
外资银行服务的对象问题一直是银行界关注的焦点。特别是在开放人民币业务以后，对服务客户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一些金融界人士认为，外资银行的服务对象应侧重于三资企业，特别是他们自身网络中的客户。经营的品种包括一般工商信贷、外国直接投资的人民币配套、三资企业的进出口信贷以及外汇买卖等业务。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所需的资金来源，主要来源于三资企业的存款，银行间的同业拆借、中央银行贴现和外汇买卖所取得的人民币收益，而不是来源于柜台式的人民币个人储蓄。
要之，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问题将因人行的东迁而被提上议事日程，但同时又必将是分阶段、有限制的。而最根本的是取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
两个回避不了的敏感问题——上海CBD 地区的东西关系和金融制度创新的区域平衡
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毛应梁在祝贺人行市东迁时指出，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的功能是浦西金融贸易区功能的延伸。笔者以为，毛应梁行长的这一说法至少明确了两个意思：第一，浦东、浦西的金融贸易区不仅在区域规划上是一个整体，而且在功能上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第二，至少在近期，金融贸易功能的主体仍在浦西，浦东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在大力构建现代化硬件设施的同时，利用这次人行东迁的机会，将金融贸易功能的延伸工作做好。毛应梁行长的这一观点应该说是体现了上海构筑中央商务区的总体的战略思想。从这一战略指导思想出发，笔者提出以下几个观点：
1、不应回避浦东、浦西在具体发展金融业务、 争取金融业务合作伙伴方面存在着的竞争关系。
不能同意“浦西是管理中心、浦东是营运中心”的似是而非的说法。
2、浦东、浦西的整体性大于差异性、合作性大于竞争性。 这是因为，不可能想象浦东离开浦西强大的母体去单独发展所谓的金融贸易区，整个上海CBD 地区的发展既必须依靠浦西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庞大的业务网络作为基础，也需要以浦东的政策优势作为建设的资源。
3、有些经济学者认为，“浦东应该拥有金融体制改革的先试权。 既然可以围起篱笆搞特区、自由贸易区，也可以先搞一个全新的金融特区。”笔者对此不敢苟同。理由有两个，首先金融体制改革是牵涉全局性的改革，它只能在体制内部进行局部的、循序渐进的改造，即使是建一个所谓的金融特区，也只能是在原有的金融体制基础上进行构建，谈不上是什么全新的金融特区，更不可能是一步到位与国际金融市场达到同样的运行标准。其次，要创造一个现代化的金融体制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有经济学家预测，要在上海建立起一个国际一流的CBD地区， 建立起一套现代化的金融运作体制起码需要10—15年的时间。要达到这种现代化标准是需要时间浸淫的，建起几十幢的大楼只是达到这一目标的前提，通过巨额的投资能在一个既定的时间内实现这一前提条件，但要达到这一目标却不是巨额资金的投入所能解决的。这需要以浦东浦西长期共同努力去创造出一套新的体制。
最近，传来了国内若干个城市被列为国家金融开放城市的消息，由此一部分同志认为，金融体制的改革也和其它90年代改革具有的特点一样，应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由下而上进行突破。这就牵涉到金融制度创新的区域平衡问题。笔者认为，金融制度的创新应该是在国家金融体制改革总体框架内进行。更由于金融活动的特殊性和敏感性，它的创新改造和其它领域的改革不一样，金融领域创新改造的领导推动者不在地方，而在中央，地方政府只能是实施者和具体组织者。这就决定了这种创新必须是由上而下去组织实施的。只有这样，金融制度的创新改革才会在一个高层次上达到一种理想的区域平衡，而不会形成以往其它领域改革初期时所出现的一哄而上的局面。中央决定将上海建成国际级现代化金融中心，本身就表明中央明确了上海金融体制创新的努力方向。浦东应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在创建上海CBD地区的过程中， 以浦东所拥有的开发优势、改革优势，推动这一地区的尽快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