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亚太地区的经济与中国的发展方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太地区论文,方略论文,中国论文,世纪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在20世纪即将结束、21世纪即将来临之际，我们来研究新世纪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必然会涉及到20世纪后半叶出现的“东亚奇迹”和1997年下半年以来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这两件大事。
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东亚地区，先是“四小龙”（即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与香港两个地区）的经济腾飞，后是“四小虎”（即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泰国）、中国和越南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至90年代世人开始惊呼：东亚崛起！赞称：东亚奇迹！
然而，事物的发展从来不是直线的，而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有机统一的发展过程，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东亚经济发展也不例外，在内外因素互动下，也会出现曲折。1997年下半年自泰国开始的金融危机，很快波及到东南亚各国和地区，接着是韩国与日本也陷入危机，这就成为亚洲金融危机。这场金融危机使东亚经济受到重创。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8年《国际市场专题报告》称，仅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和韩国的私人资本就减少了1000亿美元，韩国、泰国经济增长率下跌6%～7%，印尼下降15%。1998年初，不少权威经济专家与国际经济组织曾预测亚洲金融危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已接近谷底。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估计过于乐观了。1998年5月印尼又爆发了经济与政治危机，6月份日元大幅度贬值，7、8月份俄罗斯金融市场动荡。据美国《经济学家》杂志估计，仅9、10两个月，因全球股市暴跌，就使国际金融资产损失4万亿美元，几乎和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相等。1998年11月份以来，陷入危机的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开始有好的表现，1999年上半年亚洲各国经济发展的事实表明，亚洲金融危机已接近尾声。
为什么在经济奇迹基础上正欲向新的高峰攀登时的东亚突然发生了如此严重的金融危机呢？对此，国际政界、经济界人士看法不一。有的认为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大金融投机家炒作的结果；有的则只强调是这些国家内部的原因造成的。我们的看法，东亚金融危机是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内因是主要的，外因通过内因发生作用。如果只强调外因，认为是绍罗什（Solos）等几个国际金融大炒家破坏的结果， 那也有些情绪化和简单化。假如一个国家的金融体制健全，政策非常对头，那么几个国际大炒家是不大可能炒倒几个国家甚至一个地区的金融的。然而，如果国际金融秩序比较合理，国际金融监管规则健全，监督有力，那么一些国际大炒家也就难以兴风作浪，没有这个外因，即使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内部金融体制有问题，也不会如此快地发生如此严重的金融危机，很有可能通过加大改革力度，改善国内金融环境，逐步增强自我防御能力，而避免这种金融危机。反之，如果此次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和地区，内部金融体制健全，监管有力，自我防御能力较强，使一些国际大炒家无空子可钻，那么这场金融危机也有可能予以避免。实事求是地说，泰、马、印尼和韩国之所以在这场危机中遭受致命冲击，主要还是在宏观经济政策、金融监管、吸收和利用外资、投资结构、资本开放、股市引导、银行呆账和坏账的处理、房地产开发等等方面，长时期以来存在着严重问题，而又一直被忽视的结果。这样认识问题，有利于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和地区，正确地汲取经验、教训，采取得力对策，争取尽快走出危机，实现复苏和新的增长。
东亚金融危机发生之后，西方发达国家中政界、经济界的一些人士，迅速作出“东亚模式已告失败”的结论。对此，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提出不同看法。1997年12月4 日《德国经济周刊》刊登了该刊记者就亚洲目前的危机和未来问题采访李光耀的访谈录。李光耀认为，亚洲在新的世纪里仍将扮演重要角色，亚洲现在的危机根本不会改变这种历史前景。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是多年积累起来的，尤其是像韩国这样一些较发达的国家，事实证明，不动大手术是不能治愈的。日本愈是卷入这些动荡，对世界的危险就愈大。如果日本不摆脱目前的银行危机，那就会影响整个世界经济。也许美国的经济体制确实更有效，但是东亚模式在中国、日本、新加坡也是行得通的。我们认为李资政的看法有道理。不应当在出现东亚奇迹时，把东亚模式吹到天上去，而一发生问题，就又全盘否定。东亚模式比较适合东亚各国和地区，但不等于没有缺点。改正缺点，吸取其他模式的优点，完善东亚模式，才是正确的态度。这样认识问题，东亚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在新的世纪——21世纪才会表现更好，才有利于再造辉煌。
二
21世纪亚太地区的发展前景如何？前几年看到亚太地区经济发展一直表现不俗时，不少人非常乐观地估计：21世纪是亚太世纪；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又有一些人悲观地估计：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从此将会一蹶不振，亚太地区的气泡破灭了。对于未来的21世纪全球发展前景，1998年11月23日中俄高级会晤之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世纪之交的中俄关系》，作出了十分科学的回答：“21世纪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单一的欧美世纪或者亚太世纪，也不应该由某种宗教或者意识形态价值体系来主导。21世纪应该并且能够成为各国家和各地区的文明和传统兼容并蓄、共同繁荣的时代。”（《人民日报》1998年11月24日第1 版）这就是说，21世纪世界的发展前景，既不会是单纯的亚太世纪，也不会是单纯的欧美世纪，而是全球各国、各地区共同繁荣的世纪。这应是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共同奋斗目标。
那么，从现在的情况看，21世纪的世界将是怎样的情景呢？概括起来说，政治多极化（当然，多极化也表现在经济领域），经济全球化，社会关系相应发生重大变化，将是下个世纪包括亚太地区在内的全球发展的总趋势。
在这里，其他问题不涉及，我们只就经济全球化问题予以阐述。最近一段时间，各国政界、经济界权威人士和一些学者纷纷撰文阐述全球化问题，而且观点很不一致，赞成全球化与反对全球化者尖锐对立。比如，韩国总统金大中非常赞成全球化的观点，1998年11月19日《香港虎报》发表了他的一篇题为《未来将是全球经济的世界》一文。指出：世界在变化，继续把国民经济作为一个单位来管理已不能适应全球经济的迅速变化。世界已变成了一个单位，它取代了原先的单一民族国家。从经济角度看，再过几年，世界上的边界将会消失。世界已成为一个市场，它把各国国民经济联为一体。最近世界文明出现的巨大变革要求人类更加迅速地朝着全球主义的目标迈进，把地球看作一个大家庭。现在将是确立作为全球主义支柱的共同价值观的时候了。很清楚，金大中总统是全球化的热烈崇拜者，其基本观点有两个：一是全球化已是事实，而且势不可挡，从经济角度看，过不了几年，世界上边界将会消失；二是为适应全球化趋势，从现在开始，就应确立适应全球化时代的共同价值观。与金大中总统的观点截然相反， 美国宾尼姆顿大学（ BinghamtonUniversity）社会学家詹姆斯·彼得拉斯（James Peterlas）则公开批评发展全球化的主张，认为“全球化”主张者是“全球癖”。1998 年7月26日墨西哥《至上报》刊登了他的一篇题为《全球化是无意识形态边界的资本主义》一文。文中写道：各种脆弱的社会体制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浮夸。全球癖正是抓住了一些理论家提出的那些浮夸、有倾向性和重复的论据。主张全球化的人主要面对着三种批评：第一，全世界的发展有其历史原因，包括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因素，主张全球化的人是把世界的命运押在了各种错综复杂的力量之间临时和特殊的关系上；第二，无论是各帝国中心，还是它们的协作国，全球化计划的社会经济利益只是少数人的，把这种少数人决定和追求自己的利益与人类的需要、利益和未来混为一谈，是非常愚蠢的社会观点，无视全球化对不同代的人、不同阶级和不同种族造成的不同结果，则是更愚蠢的；第三，把行动和政策的领导权交给抽象的“部门”，如市场，就是推卸作为决策者的责任。上述言论，清楚地表明作者是坚决反对全球化主张的。
我们个人的观点，赞成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势不可挡的主张。经济全球化是以发达国家为主的世界性生产高度社会化的结果。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由于工业革命的结果，实现了机器大工业生产，它同中世纪封建制度下的小生产相比，已属于社会化的大生产了，因而已开始是世界性、全球性的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由于电子技术革命的结果，其生产社会化的程度进一步发展了，其世界性、全球性也更加深化了和加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逐步由私人垄断为主发展到国家垄断为主，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当代化，也就是当代资本主义新阶段。由于新的科技革命的到来，使全球化或资本的全球流动自1945年以来更进一步加快了步伐。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经济全球化已十分显著，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主观否认它，反对它，是不可能的。全球化发展肯定会给世界带来某些新问题，对这些问题，正确的态度应当是科学地分析它，正确地认识和对待它。
近些年来，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些概念或范畴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区域集团化、贸易自由化、金融国际化、生产一体化等等。这些概念或范畴的频繁出现标志着世界经济正在发生着某种历史性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的总体趋势就是世界经济一体化。而生产一体化、金融国际化和贸易自由化，则是这一总体趋势的三个组成部分，三者构成了世界经济的整个生产过程，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在现阶段发展的全面性之体现。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含义并不完全相同。前者是指各国在机制上的统一，后者则是指世界经济在运行范围上的扩大。全球化所揭示的客观事实是，当今世界上除极个别的国家之外，几乎都被纳入了世界经济运行的统一体系之中，在空间范围上世界经济的确已高度全球化了。世界经济一体化所揭示的则是各国经济关系的高度融合性这一客观事实，即各国经济关系不仅非常密切，而且联系中的障碍日益消除。由此可见，世界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外在形式，世界经济一体化则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内在机制：全球化是一体化的前提条件，一体化则是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已是客观事实，而世界经济一体化则是一个发展过程和发展趋势，现在还不能说已是一体化的完成形态。预计21世纪会出现这种局面（参见张幼文《关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几个理论问题》，《新华文摘》1997年第12期）。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中金融国际化的矛盾相当尖锐和激烈。这是由金融业的特殊性决定的。金融业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具有国民经济命脉中之命脉的关键地位，一个国家对金融的失控很可能导致整个经济的垮台。因此，不论哪个国家都不可能完全放弃对本国金融的控制。金融本身，特别是现代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具有高度的风险性，而金融国际化则大大增加了来自外部的风险的可能性。因此，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同世界经济接轨过程中必须对金融风险进行防御。由东南亚金融危机开始并逐步向世界性金融危机演化以来的事实，引起国际金融监管问题的激烈争论。可以说，国际资本流动是否需要控制的辩论已席卷全球。这一辩论的总态势是：越来越多的人赞同对资本流动进行某种控制，很多过去不主张管制外汇交易的经济学家都在改变观点。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就是其中的一个。1998 年9月他在《财富》杂志上发表的题为《拯救亚洲：现在该是采取彻底根治态度的时候了》一文，明确建议发生金融危机的亚洲国家，可考虑采取外汇管制措施以拯救经济。他写道：为什么中国没有受到像它的邻国那样沉重的打击？因为它在维持固定汇率的同时降低而不是提高了利率，它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它有一种不可兑换的货币和它对外汇交易实行了控制。在世界上名声如此之大的经济学家发表上述言论，在全世界引起巨大反响，令保守主义的经济自由派人士和银行家十分担忧。美国《华尔街日报》1998年9月10 日刊登了胡佛研究所研究员戴维·亨德特（Devid Henelt）的一篇题为《论资本自由流动》的文章，坚决反对外汇管制，认为“控制资本流动将会进一步破坏有关国家经济”。文章反对克鲁格曼“资本流动应该是作为改革的援助，而不是替代”的观点，认为“这从最好处说是天真的，从最坏处说是不真诚的”。法国一家大银行的总裁对外汇管制的主张率直地评论道：俄罗斯和马来西亚实施的对外汇交易的控制等于撕毁合同，它只会反过来对这样做的国家不利。我们从上述材料中已可以明显地看出，关于是否应当进行外汇管制的辩论，已经不只是一场简单的思想辩论了，而已经成为一种力量的较量了。对此，我们的看法是：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中，接轨、融入和防御风险是有机统一体。通过对资本流动的监管，使本国金融业健康发展，这是正常行为，不应受到指责。毫无管制的金融国际化，不利于经济正常发展。不仅每个国家为防止金融风险需要监管，为使金融国际化健康发展，保证国际资本有序流动，在世界范围内也需要建立有效的金融监管机构，制定金融监管规则，对国际资本实行监管。监管同金融国际化并不完全对立，监管是对过度投机加以必要的限制，并不反对正常的资本自由流动，资本有序地自由流动是世界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金融监管（不论是一国范围内还是国际范围内）同金融改革也不绝对排斥，金融体制改革需要一定的经济环境，在资本流动混乱无序的情况下，改革也难以进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关于“资本控制应该是作为改革的援助，而不是替代”的观点是正确的。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21世纪将是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加深、经济一体化形成的世纪。但是，它不可能是直线发展，也不会是十分平静的状态，它将是充满矛盾的曲折发展的过程。在全球化、一体化过程中，之所以会充满复杂的矛盾，是因为民族国家的现实利益之间的不平衡。然而，不管这种利益的不平衡表现得如何尖锐、如何在短期内难以得到解决，当今世界以至在新的世纪——21世纪，经济全球化、一体化仍会不断向前推进。这一客观事实不会改变。这是因为世界经济中的种种矛盾，并不是与全球化、一体化相反的趋势，恰恰相反，它是全球化、一体化进程中产生的矛盾和由这一新的运行机制所引起的矛盾，也就是说，它是发展中的矛盾，而不是全球化、一体化进程的倒退。总之，未来的新世纪，将在充满利益矛盾和不断解决这种矛盾的曲折历程中，继续推进和加深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这就是21世纪包括亚太地区在内的世界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
三
在21世纪即将来临之际，正在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东亚大国——中国，在制定和实施经济社会发展方略方面应注意什么问题呢？
（一）应准确估计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水平
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确实取得了惊人的成就。经济运行的特征，由于已基本上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轨道，所以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产品由极度短缺变成了相对过剩。于是有人作出“中国已是过剩经济”、“经济高速增长时代已经结束”的结论。有人反对这种估计，我们也是反对者。当前许多商品确实出现了供过于求的情况，但它是在中国居民收入水平较低情况下的过剩，是低收入型的相对过剩，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高收入型的相对过剩不可同论。从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看，1978年至1996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从134 元增加到1926元，消费水平从138元增加为1756元。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生活费收入从316元增加到4377元，消费水平从405元增加到5620元。这种变化本身可谓大矣！但是，据世界银行《1998年世界发展指数》的资料显示， 1996年中国人均GDP只有750美元。就人均日消费说，尚不到1美元；即使按国际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日消费也不到5美元。 而且中国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都存在很大差距。据世界银行《1998年世界发展指数》的资料显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1995年中国尚有29.1%的居民人均日消费不超过1美元，89.1%的居民人均日消费不超过2 美元；据我国官方统计，1996年中国城镇贫困人口为1176万人（当年的贫困线为1176元），农村贫困人口5800万（1995年的贫困线为530 元），两者之和为6976万人，约占当年全国总人口的5.7%。 从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说，尽管改革开放20年来也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但仍不能满足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需要，广大农村及欠发达地区更是落后。基础设施的拥有水平，我国的许多指标都低于世界平均值（参见李善同、侯永志、翟凡《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判断》， 《新华文摘》1998 年第10期）。引用上述资料的目的是为了说明，尽管我国商品短缺现象已经改变，但中国经济仍需更大发展，所谓“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只有对中国现阶段发展的水平估计得准确，21世纪发展方略的制订才会基础牢靠，才能符合实际，才能做到既不保守又不盲目冒进。
（二）应保持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我国最基本的国情，是12亿多人口，9亿在农村。农业、 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忽略这个问题就会犯战略性的大错误。因为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中国的稳定，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口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会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在世纪之交，要考虑21世纪的农村发展方略问题，首先要认真总结和吸取我国农村1978～1998年这20年改革的基本经验：必须承认并充分保障农民的自主权，把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制定农村发展方略的首要出发点；必须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探索和完善农村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必须继续发展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为农村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必须充分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依靠群众推进改革的伟大事业；必须从全局出发，高度重视农业，使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互相配合与协调发展。
（三）应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搞好国有企业改革，对实现我国跨世纪发展战略的宏伟目标，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1998年至2000年这三年是实现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和脱困目标的关键年。1998年12月7 日至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有针对性地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重申了如下决定：1.要坚决实行政企分开，防止重复建设，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为企业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2.要坚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方向，把改革、改组、 改造和加强管理结合起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3.继续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鼓励兼并，规范破产，推动企业的联合与重组。4.搞好减员增效、下岗分流和再就业工程，保障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5.进一步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建设，特别要配备好一把手。6.加强职工的民主监督，坚持职代会评议企业领导干部的制度。7.建立健全企业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加强对国有资产运营和企业财务状况的监督稽察。8.继续贯彻抓大放小的方针，高度重视发展小企业，采取更加有效的政策措施，为各种所有制小企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的成长创造必要的条件。9.国有小企业的改革，不能囿于一种形式，更不能“一卖了之”，坚决制止国有资产流失和逃避金融债务。
为了加大力度，更好地推进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有几个问题需要把握好：1.国有企业改革不只是改变一下公司的形式，其实质在于使企业成为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2.国有企业的“三改”即改革、改造和改组是一个统一体，必须有机结合，不能分割开来，孤立地进行。3.国有企业的“三改”，同探索国有制新的实现形式、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以及整个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与完善密切相关。4.国有企业的“三改”应同加强科技进步密切结合。5.国有企业的“三改”应同强化科学管理相结合。6.国有企业的“三改”特别要注意同再就业工程相结合。 7.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必须注意推进各项配套改革。比如， 建立有效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与运营机制，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城镇住房公积金制度，加快住房制度改革。这些改革，实际上是搞好国有企业改革的各种重要条件。
（四）高度重视金融工作，在金融日益国际化的条件下，使“接轨、融入和自我防御金融风险”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2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一直重视金融工作，注意推进金融改革。在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我国金融工作关注的重点一直在国内。此次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我们不得不分出较多精力来考虑在现代国际金融环境之下，如何做好我国的金融工作问题。
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使我们的金融工作面临艰难抉择。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三条路：第一条路，走回头路，把已打开的国门重新关起来，再次割断我国与国际金融的联系；第二条路是按典型的西方金融自由化药方办事，彻底实行自由化，来个“完全撤防”；第三条道路是实行“接轨、融入、自我防御”三者有机统一。我们认为，前两条不可取，只能走最后一条道路。在世界经济全球化日益推进和深化的今天，21世纪的亚太很难有不同国际金融接轨、不融入国际金融体系之中的国家或地区，“接轨”、“融入”是全世界发展中国家必须做出的选择。但是，接轨、融入，不能完全撤防，必须加大力度制定金融管理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的有效机制。此次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虽然中国也受到很大冲击，但中国毕竟未发生类似的金融危机，这不是危机本身对中国“特别关照”，而是中国在“接轨、融入和自我防御”有机结合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的结果。今后，我国的资本市场还会进一步开放，人民币的可兑换也终将从经常项目扩展到资本项目。因此，自我防御体系尚需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所谓接轨、融入、自我防御三者有机统一，应该是根据时间、条件的不断变化，时时寻求“接轨、融入和自我防御”的较好的结合点与平衡点。这是从国际联系的角度考虑金融改革的大局和总体框架。以此为准则来考虑引进外国资本、开放金融服务市场、开放资本市场、人民币自由兑换，以及外汇储备、汇率等具体方略的制定、实施问题，才会在危机冲击面前比较主动，不致束手无策。
（五）建设面向知识经济时代的国家创新体系， 加大教育在科教兴国战略中的贡献力度
21世纪将是知识经济占国际主导地位的时代。知识经济对发达国家而言，是生产力发展的自然结果，对处于实现工业化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则是机遇和挑战并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呢？中国科学院路甬祥院长有胆有识地提出了“建设面向知识经济时代的国家创新体系”的发展方略。认定：“国家创新体系是由与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相关的机构和组织构成的网络系统，其骨干部分是企业（大型企业集团和高技术企业为主）、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广义的国家创新体系还包括政府部门、其他教育培训机构、中介机构和起支撑作用的基础设施等。国家创新体系的主要功能是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知识传播和知识应用，具体包括创新资源（人力、财力和信息资源等）的配置，创新活动的执行、创新制度的建设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等等”（《新华文摘》1998年第4期）。 路甬祥院长提出的发展方略同我党和国家领导层的决策是一致的，是为我国的科教兴国战略服务的。
当前，我国正在实施的《技术创新工程》、《211 工程》等多项科技、教育计划和工程，已为我国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奠定了良好基础。今后，应依据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总体构想，在不断完善和继续推进《技术创新工程》、《211工程》和国家其他重点科技计划的同时， 再组织实施《知识创新工程》，从而在国家宏观层面，形成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完整的总体战略布局，到2010年前后，基本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国家创新体系及其运行机制，基本具备能够支撑我国科技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国家创新能力，使我国国家创新实力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迎接知识经济挑战，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必须加大教育在其中的贡献力度。要加大教育的贡献力度，首先要加大教育对现代化建设的人才支持力度。按照我党十五大提出的要求：1.教育应通过培养数以亿计高素质的劳动者进入国民经济主战场，变我国沉重的人口包袱为人力资源优势。2.教育还要培养数以千万计的专业知识人才，提高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3.教育更应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各方面素质都很高的创造性的专业技术拔尖人才，以便在科技和经济的最前沿参与国际竞争。要加大教育在迎接知识经济挑战、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中的贡献力度，还需要满足一个重大要求，即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做出更多知识贡献。这就是说，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强烈地呼唤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在知识创新和应用、科研开发、高新技术成果转化、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力度更大地发挥智力优势。为此，就应通过加强基础研究和技术开发，自主创办高新技术产业和多渠道、多途径实现产学研结合，逐步建立起以高校为中心的“硅谷”群，形成以高校为核心、产学研密切结合、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的高校科技产业新格局，实行教学、科研与高科技产业化的良性循环。
尽管在20世纪末亚太地区的东亚发生了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不仅东亚国家本身遭受巨大损失，而且也波及到世界其他地区。但是，21世纪的东亚，仍然是充满希望的东亚，对东亚采取悲观主义态度是缺乏科学根据的。我们既不是盲目乐观主义者，也不是悲观主义者，而是对东亚在21世纪发展前景这一涉及大局的问题上，采取积极慎重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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