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题材作品的主调变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日战争论文,主调论文,变奏论文,题材论文,作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六十多年来，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作家们创作了大量的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基于对这场战争和战争中的“人”的认识的不断深化，这类作品中的抗战主调也发生了不同的变奏。研究这些作品主调的变奏，从中可以辨识新文学前进的足迹。
一、悲愤诗、战歌与讽刺诗
从三十年代中期至抗战胜利前后的抗战文学，可以说是广义的悲愤诗、战歌和讽刺诗。
这时期抗战文学的气势和声威随着形势的发展而起伏，终于形成一股汹涌的创作热潮，在文学史上留下蔚为壮观的一页。发为先声的是史称“东北作家群”的小说。他们最先目睹了山河沦丧的惨象，最先感知了人民图存挣扎的热望，看到或者参予了人民的伟大斗争。代表作家萧红的《生死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得到鲁迅的首肯与大力支持。1935年出版后“给上海文坛一个不小的新奇和振动”。(1)此后，随着“文协”的成立，“文章入伍、文章下乡”的口号为各派作家所接受。文学为抗战服务是当时作者与读者的共识，略有不谐之音，立刻会刺激人们敏感的神经。梁实秋当年在其所编《中央日报·编者的话》栏目中征集与“抗战无关”文章的那几句话说得颇委婉，也很“全面”，但在当时还是引发了一场不小的论争。近百年来中华民族受帝国主义侵略的积愤，救亡图存的紧迫感是严酷的现实使然，也是漫长历史过程的产物，由此，已促成了特定历史时代的民意、人心。当年的抗战文学就是在这种历史情势与社会心理背景下产生的。
在那股强劲的救亡潮流中，继“东北作家群”之后出现的是田间、艾青、何其芳、力扬等的诗，张天翼、沙汀、茅盾、丘东平、姚雪垠、齐同、吴组湘、郁茹、柯蓝、路翎等的小说，夏衍、于伶、宋之的等的戏剧。其中不乏体现时代风貌与水平的优秀之作。而且，不管作家们选取什么体裁，抒写的都是时代的悲愤、亢昂与褒贬之情。
在不同作家不同体裁的作品中，大体形成包容了两个时段、三种图式的艺术构图。两个时段，即“历史”与“现实”。“历史”，指主人公或“民族巨人”抗战意识觉醒前的生活。“现实”，写的是他们抗战意识觉醒后的斗争。三种图式：第一种包容了历史与现实生活，但历史生活占据较重的分量。第二种画面的重心是描绘抗战现实生活。在这两种图式中活跃的人物，是作家赞美褒奖或向作家理想方向转化的人物。第三种占据画面中心的则是作家挞伐的讽刺的对象。
属于第一种图式的有代表性的作品诸如萧红的《生死场》、端木蕻良的《大地的海》、吴组缃的《山洪》、齐同的《新生代》、郁茹的《遥远的爱》等小说，田间的《给战斗者》，艾青的《向太阳》、《火把》，何其芳的《成都，让我把你摇醒》等诗歌。在这些作品中，作家们一方面是以一种民族觉醒的意识，反观过去，痛楚地展现了民族的贫穷与落后，而这与现实的被动挨打有着必然和内在的联系。在这里表述的是一种悲苦、悲痛之情。一方面又以爱国之意在倾述，尽管往日的生活是那样不好，但它毕竟是我们民族代代辈辈用自己的手开创的生活，其中凝集着炎黄子孙辛勤的劳动和深厚的感情。然而敌人却来践踏我们的家园，抢掠我劳动果实，屠杀我人民，这是不能容忍、可憎可恨的。在这里抒写的是时代的悲愤、民族的悲愤。不管作家采用什么具体的体裁，它们都是广义的悲愤诗。承载了那一时代的歌哭。
属于第二种图式的作品，象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艾芜的《山野》，柯蓝的《洋铁桶的故事》、姚雪垠的《牛全德与红萝卜》、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楼适夷的《SOS》、田汉的《乱钟》、夏衍的《心防》等独幕、多幕剧，杨敬宇的《露营之歌》、艾青的《复活的土地》、《他死在第二次》、蒲风的《钢铁的歌唱》、温流的《吼声》、《青纱帐》，田间的《义勇军》、《假使我们不去打仗》，陈毅的《江南抗战之春》，白朗的《八烈士》等等诗文。
这些作品描绘的是剑与火的斗争，绘制的画面，多是敌我阵线分明的两个营垒，展示的是你死我活的拚杀、搏斗，表现了反抗者的智慧和勇气及他们在斗争中演出的可歌可泣、激动人心的壮剧。同时也告诉人们在敌我对垒的两个阵营中的徘徊、动摇者必须做出迅速的抉择，妥协者、投降者必遭惩罚。作家的主观之情，已少见或不见了在第一种图式中常有的悲哀、感伤与忧郁，代之以热情、昂扬与亢奋。作品的主调是呼唤人们投入正义战争。“用血肉筑成新的长城”，象号角一样发出令人感奋的声音。不论作家选用了什么体裁，这些作品可以说是广义的战歌。具有热烈、高昂的色调。
第三种图式如张天翼的《华威先生》、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还乡记》等长短篇，老舍的《残雾》、《面子问题》，欧阳予倩的《越打越肥》等剧作。在这种图式中，作家把抗战中出现的丑类，推到中心的位置上，或抓住他们最富特征的一嘴、一鼻予以放大，或把视点集中到生活的一个横断面，或者择取他们年深日久而不自知的痼疾，浓墨重彩地予以渲染，把他们的名实不符、营私舞弊，借抗战的光色争名渔利、损公肥私及他们之间互相倾轧、勾心斗角等丑行公诸于世。作者多出以憎恶的感情、嘲讽的态度，使用调侃、揶揄、夸张、挖苦的笔法。这些作品可看作广义的讽刺诗。当然，这样说只是一种感悟，对作品色调一种体察。很难一一对号。而且在一部作品中可能是某种调子浓重些，而另外的调子也并非绝无仅有。但悲愤、亢昂、热烈及讽刺概括了三十年代中期至抗战胜利前后文学的主要色调。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时期的作品是悲愤诗、战歌和讽刺诗。
色调尽管不同，但本时期的作品却也有共同之处。
其一，在作家的创作精神中，强烈的忧患意识占据了压倒一切的显要地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发自作家心底的声音，作家们对民族存亡焦灼的思虑。“呼唤抗战”成为一切艺术精神的凝结点，悲愤地抒写历史与现实灾难，最终的归结点是呼唤抗战；昂扬、热烈地呐喊与对阻碍、反对抗战者的讽刺、挞伐出发点与归结点同样是为了抗战。作家的创作精神与抗战近距离相接，功利意识具体、鲜明、强烈，然而作家的感情是真诚的。
其二，“人”学观，在本时期的文学中，有特定的内涵。比如日本侵略者几乎在“人”的范畴以外，作品深刻地表现了他们的兽性。即使偶然有一、二日本人民形象，也仅在于让他们说明日本人民同情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缺少丰满的血肉。作家们对日本侵略者和日本人民的心理、感受乃至命运还没有更多的注意。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在这时期的人物画廊中，日本人作为“人”的意义存在几乎是一个空白。
作家的人格追求、人性内涵的探寻与唤醒“民族意识”、“呼唤抗战”的基本精神紧密相连，但还可以看到与“五四”以来的文学之间的承续、连贯的关系。同时，作家们比较注重描述人物人格变化、完善的发展。在作家们笔下的农民主人公多数是性格、精神处于转变中的形象。他们开始在作品中出现，愚昧到几乎缺少明确的生命意识，如《生死场》中的王婆、二里半等；有的精神囿于土地和小家庭生活，如《山洪》中的章三官，《牛全德与红萝卜》中的红萝卜；有的幻想靠自己的硬拼苦干，维持温饱的生活，象《大地的海》中的艾老爹；有的带着流氓无产者的习气，象牛全德，从小没父母与家业，跟叔父学会了赌博，成了游手好闲的小流浪汉。后来又在旧军队里养成“兵痞”作风，吃、喝、嫖、赌、偷无所不做，显然，这是一个被扭曲的、人格不健全的人物。凡此人物种种，都在抗战中发生了变化。
愚昧的，顿悟了——生死场上的愚男愚女们面对血腥的屠杀与同胞的相继惨死，他们一起哭问苍天，对天盟誓：“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不当亡国奴”。王婆、赵三们或拿起枪杆或自动地为义勇军放哨——他们初步具有了民族意识。抱着各种幻想的，也以不同言行，说明他们理解了“打鬼子”与自身的关系。由自发到自觉地把自己的生存、命运和民族解放连在一起。人格不健全的在抗日队伍中得到完善。牛全德曾把种种劣迹带到游击队中，在自己的行径暴露后，他怀疑是自己最瞧不起的红萝卜在暗中做手脚。因此怀恨在心，曾想打仗时乘人不备，从背后把红萝卜和班长打死。但在指导员和生活的教育下，终于懂得了人活着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道理。最后为抢救红萝卜和班长，牺牲了自己。人们在他的墓碑上写着：“一位为革命和同志而牺牲的民族英雄牛全德同志之墓”。他用生命为自己美好健全的人格划了句号。在艾芜的《山野》中也把那些平素被人看不起的小人物，描绘成“简直象一个能征惯战的英雄一样”，“叫你无法不对他惊讶佩服”。
从上述的粗略分析，不难看到“五四”时期提出的“国民性”问题，得到相应的回答：农民在传统的生活中形成的愚昧、麻木、狭隘、自私，在抗战中得到些疗救，他们已具有了现代人起码的反帝和民主意识。在农民人性、人格探寻的问题上，这时期文学与五四以来的文学呈顺向发展态势。本时期的发展则表现在对“国民性”的弱点，不仅止于提出震聋发聩的问题，不仅止于给予绘形绘神的表现，而且提出改变的途径，并展示了改变后的面貌。
知识分子形象的人格、人性内涵却与“五四”时期相左。比如，知识分子的孤独、寂寞感原是作为他们觉醒的表现而被描述的。他们追求个性解放，争取婚姻、恋爱的自主自由也都因具有反封建意义被褒奖。但在抗战文学中，上述种种，几乎都成为批评的对象。
严文井的《一个人的烦恼》中的主人公刘明依仗个性解放的精神武器与封建家庭抗衡，又摆脱了在表哥家寄人篱下的痛苦，投身于抗战工作。但又因为个性孤僻多疑，处理不好与周围同志的关系而脱离革命队伍。茅盾称他为“可以促起反省的一面镜子”。在这里个性孤独不再具有反封建的意义，而成为与革命不谐调的东西。郁茹的《遥远的爱》，描绘的是从孤寂艰难中走来的女性罗维娜与抗战青年高原缔结的自由幸福的小家庭的解体。借此，作家赞美罗维娜始终坚持抗战方向，勇往直前的精神。批评高原沉缅于爱情与小家庭温暖的狭窄眼界与胸怀。在这里，自由恋爱与婚姻也因其与抗战工作的龃龉而酿成悲剧。夏衍的《法西斯细菌》在批评主人公医学博士俞实夫不问政治的“洁癖”的同时，又有对他潜心科学研究的不合时宜的劝戒。作家让主人公在漫长的时间与广阔的空间中，多次得到具体而切实的教训，最后终于悟出了“法西斯细菌”对人类的危害远甚于自然界中的细菌，决定暂时放弃自己旷日持久的研究，欣然加入抗战行列，参予了消灭“法西斯细菌”的斗争。
无论写农民还是写知识分子，也不管与“五四”文学是顺向、还是逆向的发展，这时期，作家的人格追求是单纯而明朗的，对人性内涵的探索，并不在丰富、复杂上下功夫，却不约而同地趋向鲜明与统一。
二、长恨歌、史诗与英雄赞歌
从抗战胜利前后到建国后十七年，以抗战为题材的文学，可以说是广义的长恨歌、史诗与英雄赞歌。
因为战争持续了太长的时间，在抗战接近胜利的时刻，生活气氛并没有人们想象的喜庆与欢欣。抗战之初亢昂、兴奋早已在长期的生死搏斗中，在苦难的煎熬中逐渐冷却。普通人象在长夜里企盼黎明那样，久久地等待着胜利的消息。尽管人们已经暗暗盘算：“漫漫的长夜逼近了它的终结”，凭经验已可以估计到胜利的时日快到了。但作家们已不愿在作品中加上“哎哟哟，黎明！”的尾巴。因为他们看到许多没有死于枪林弹雨中的普通的小人物却被战乱的生活拖死了，那些人断气的时候，已经没有力量呼唤“黎明”。作家们也只能照生活的本来面貌写下去。
巴金写于1944-1946年的《寒夜》就是抒写了那时代人生体验的一曲“长恨歌”。在《寒夜》的艺术构图中，已经没有刀光剑影的争斗，没有流血牺牲的场面。它只写了战时首都重庆一个小公务员家庭的日常生活，家庭内部婆媳夫妻之间琐琐碎碎，有意或无心促成的矛盾。最后弄得家破人亡。这一家庭的悲剧，有中国社会历史乃至人物自身的原因，但最根本的是日本侵略战争造成的。是战争造成了社会的动乱，战争改变了人们的生活道路，战争粉碎了他们所有的理想、追求和寄托。软弱者，受到更加周至严密的禁锢、压迫，生存空间越来越狭小。盲目的个人奋斗者，只能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上徘徊，终究找不到自己的归宿。老幼者简直无法立身，更无须枉谈被尊重或爱抚。他们就在这样的生活中等待胜利，生命一天天毫无生趣地消磨着，心境无法控制地坏下去，彼此间的龃龉越发频繁、尖锐、富有刺激性，互相地折磨加速了家庭的解体。最后离异的妻子从兰州回到旧地，寻找往日踪迹，然而已物是人非。丈夫吐尽血痰而死，婆婆幼儿不知去向，女主人公留下了永恒的惆怅。作品中的情调显然不同于前一时期的悲愤诗，本篇可以说有“悲”无“愤”，更没有战歌的昂扬、热烈。它在艰难的人生形态的描写中，伴以黯淡的环境描绘，寒夜般黑暗、阴冷的气氛渲染。抒发的是种悠远、绵长、凄婉、哀怨之情，是对战争的长恨，是对人生痛苦，人生艰难，人生无奈的深切体验——一曲痛断肝肠的长恨歌。
与巴金侧重于感情的抒发与人生命运的慨叹不同，老舍的《四世同堂》，具有了史诗的品格，长篇从“七七”芦沟桥事变，写到抗战胜利，展现了抗战的全过程，涉及了许多重大事件，诸如平津陷落、上海“一·二八”战事、南京沦入敌手、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对日宣战等等。小说又以北平小羊圈胡同的祁、钱、冠三家的生活及人物活动为主线，涉及了十七、八个家庭，130余人，包容了社会上的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构成一个人物众多、色彩纷呈的巨幅画卷。小说在广阔的背景下，从文化层面考察国民性的变化，作家深感皇城北京，传统文化对人长期潜移默化的强大力量，它造就了国民性的怠惰、懦弱、固步自封、眼界心胸狭窄、自恃正确等弱点。这一切使北京市民在侵略者的突然袭击之下惶惑、偷生，产生种种盲目的想法、做法，而没有有效的反抗。其中民族的丑类，为金钱、权势、享乐甘当走狗、汉奸。整个小羊圈胡同死了不少人，付出惨重的代价。但在血的事实面前，正直、善良的人们终于一个个觉醒。连祁老者，这样一个不识大体、不了解全局，对时事、战争有许多糊涂可笑观念，只惦记着自己能否庆祝八十大寿的老人，终于一改常态，在自己的曾孙女小妞吃了“共和面”惨死后，要去找日本人拚命。同样在传统文化薰陶教育出来的“完人”祁瑞宣，曾长时间在“为国尽忠”还是“为家尽孝”的矛盾中徘徊，最后在目睹日本人的残暴统治后，从苦闷中解脱出来，找到了自己反抗侵略者的位置。老舍以洋洋百万言的巨制，真实地描绘了北京形形色色的人物从偷生到反抗的历程和他们心灵变化的历史。
抗战胜利前后完成的同类题材的作品，仍然描写抗战的现实生活，并联系历史。但较之前一时期显然有更大的规模和更开阔的视野。作家注目的不只是战场及与之有关的空间，关心的也不仅是农民、知识分子。作家们注意到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物，写他们的家常生活、命运与情感。作家的忧患意识不仅与抗战的胜负有关，而且更深入地探索着民族过去、现在与未来，瞩目民族更远大的前途。作家们的感情由热烈、亢奋转向沉郁、凝重，思绪变得深长悠远。
真正以胜利者的自信、乐观审视中日那场战争是在建国以后。那时，战争已成为过去，人们在热爱祖国，创造美好未来的心境中缅怀过去，对为共和国奋斗流血的前辈充满敬仰之情。在这种氛围中，作家们创作了一批歌颂抗日英雄的作品，《野火春风斗古城》、《战斗的青春》、《青春之歌》、《铁道游击队》、《苦菜花》、《晋阳秋》、《敌后武工队》、《大刀记》等等。
在这些作品中，敌我之间各种形式的殊死搏斗仍是一个重要内容，但在作家的主体精神中那种民族存亡的焦灼感、危机感随着战争的胜利淡化了、消失了。作家的创作思想是明确的“写英雄、赞英雄”的意识，即使写战争的艰难，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为英雄设置必要的环境。作品中不同的画面各有色彩。《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等，情节紧张、热烈、潇洒、活泼。虽然也让人感受到战争的艰苦，但更令人注目、引人兴奋的是人民英雄利用自己有利因素巧妙打击敌人的故事，那些出奇制胜，打得鬼子魂飞胆丧的情节，令人拍手称快。这些作品给人以勇气、智慧、力量、快慰与胜利的欢欣。《苦菜花》多了些苦味。生活的艰难、斗争的残酷、亲人牺牲的痛楚，时时刺痛人心。但在痛苦的煎熬中站起一个顽强、坚韧、深明大义的母亲。艰苦孕育了平凡中的崇高、俚俗中的庄严。《野火春风斗古城》则又曲折、惊险，令人悬心的情节、场面迭次出现。但悬念的释解、情节的化险为夷，完全不靠人工的巧凑，也不用荒诞的手法，而是顺应了胜利者的生活逻辑，曲折、惊险包蕴着斗争的哲理。
随着作家忧患意识、创作精神的变化，上述作品的艺术构图、色调虽各异其趣，但“人学观”、作家的人格追求却有相同之处。
作家们最关心的是人物的政治品格，即他们对人民解放事业的态度、感情、表现。英雄人物最重要的品质是他们对党、人民的热爱、忠诚。英雄们的共性是富有奉献、牺牲精神。在此基础上，描绘他们的才能、智慧。无论在多么艰难的情况下，他们常常得道多助，他们自己也表现了超出常人的勇气、智慧。《铁道游击队》中的英雄群象、《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杨晓冬都如此。这些作品也写人的感情、命运，但这一切都与政治生活紧密相连。比如《青春之歌》的主人公林道静爱情生活的变化，表现的是她人生道路的变化——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革命者思想，世界观的转化。英雄们的感情生活、感情内涵具有明显的道德规范。男女之爱以共同的理想、追求为基础，以个人感情服从革命利益为标准，以真诚、专注为美德。母子、父女的亲情之爱的最高最神圣的境界，是对一方从事的人民解放事业的理解、参予、支持。在这种“人学观”指导下，作家们创作了鼓舞人奋进、陶冶人高尚情操的作品，继承了新文学光荣的传统。但随着生活在现代化道路上的进展，人们又感到作家对人物人性开掘的层面有待深化，形象也应在复杂性丰富性上下功夫。
三、凡人传奇、悼亡辞、忏悔录与流泪的“小夜曲”
新时期以来，社会生活、文化氛围比以往更为宽松、自由。经历了十年浩劫之后，人们对社会、人生、文学有了更深入的思考与理解。中日关系也已揭开新的篇章。作家们的视野、思路随之有了大幅度的拓展、深化。作品的色调、样式可谓丰富多彩、光怪陆离。文学创作的整体格局是一个开放而非封闭的体系，因此，描述创作全貌的格调，难免以偏概全，这里仅从部分作品辨识一下抗战题材文学作品变化的趋向。
莫言的《红高梁》、电视连续剧《荒野》、苗长水的《冬天与夏天的区别》实际上写了抗战中的英雄或拥军模范，但与传统的写法不同。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似乎没有明确的为民族解放事业奋斗牺牲的自觉意识，只是随生活所遇，自然而动，但他们确曾与侵略者进行了卓绝的斗争。与此同时，在他们的生活中比传统英雄加重了个人的悲欢离合与轶事趣闻。这样，使这类作品少了些写传统英雄的严肃与崇高，多了些平常人的传奇故事。就是说这类作品已由“英雄赞歌”演化为“凡人传奇”。
有的作家思绪更为深远，他们立足现实瞩目未来，希望在同一蓝天下的人类，永远抛弃仇杀，戮力同心创建一个合谐共存的世界大家庭。但是却不能忘记历史，对历史上惨遭日本侵略者血腥屠杀的千百万生灵要进行沉痛的追悼。话剧《铃兰花覆盖的地下》是一曲对未来世界和平的畅想曲，又是对千百万死难者的悼亡辞——那漫山遍野的铃兰花，是在当年流成河的血水、堆成山的尸骨育肥的土地上盛开的！在这里游荡的野鬼冤魂还没有散去，他们时时涌塞于荒郊阡陌，嘁嘁嘈嘈地与人对话，述说着当年的苦情！今天享受太平安乐的人们没有忘记祭奠他们，并告慰他们，历史的悲剧不能再重演，让他们放心地安息——一曲惊心动魄的悼亡辞。
而王星泉的《白马》、高光的《挣扎》在表现中国人民的苦难与奋斗的同时，接触了日本军官、军人的内心隐秘。《白马》中的日本骑兵团司令黑森钟爱我军中屡建战功的白马飞飞，曾说：“宁可丢掉一座城池，不可丢失这匹良马”。俘获后“恩威”并施，而白马却表现了“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气节。最后黑森下令放了白马，它却因拘囚期间长时间绝食，体力耗尽倒地身亡。黑森深有感触：一匹无言的马尚且无法征服，想要征服一个民族又是何等的愚妄！《挣扎》中年青的“帝国军人”、“大和武士”龟太郎没有死在涉嫌的几个中国人手里，却因思乡厌战，加之又得知自己爱恋的春子姑娘死了，深感人生的无聊无趣自杀而亡。龟太郎是被罪恶战争摧毁了精神，又吞噬了肉体的牺牲品。在这类作品丰富的意蕴中，显然有一层从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角度抒写他们忏悔的内涵——发动了一场企图征服一个民族的战争，是害人害己的愚蠢行为——侵略者的忏悔录。
最动人感情的要算电影《青凉寺的钟声》、电视连续剧《离别广岛的日子》。影视以战争中日本弃婴、弃儿为主角，敷演了他们与中国人的亲子、情爱的故事。这些作品写他们在两国、两族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刚刚结束的特定情境下的命运。婴儿、孩子无知无罪，他们该不该承担前代罪恶的后果？这是潜在画面背后的问题。作家以广博的人类爱，渲染他们是极其可爱的小生命，他们是失去任何亲人庇护的弱小者——他们是人类中的一个成员。作家又让他们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经历各种磨难、危险，令人为他们的安危担忧，为他们的悲欢动容，象在倾听一首悲凄而优美的小夜曲。
在这里提到的“忏悔录”、“小夜曲”式的作品只能在新时期出现。至于“悼亡辞”呢？“悼亡”的内容，在前两个时期的作品中是有的，但以战争双方的几代（包括当年参战者）在一起为畅想同一蓝天下的人类永远和平而祭奠死难者的方式也只能在新时期作品中出现——这恐怕是善良人的一种幻想，然而幻想也只能在新时期发表出来，在战争进行中或刚刚结束时，人们不大可能有“忏悔录”、“悼亡辞”与“小夜曲”式的情怀、趣味，建国后十七年的文化氛围也难以产生上述作品。说到底，上述作品是新时期特定的社会生活、文化氛围产生的文学。
新时期抗战题材的作品，有意拉开了与战争的距离。它们的旨趣超越了对民族意识的高扬与对抗日英雄的盛赞。作家的主体意识，由对我们人民灾难的深味到对战争发动者——侵略者感受的探寻、发现，进而升华到对整个人类的生命价值、生存形态、人际关系，人与环境及其间人的感情、体验、情怀等层面的关注。就是说，作家的创作精神与人类的终极关怀与人“内宇宙”的发现、开掘联系起来。作家们显然比前两个时期有更博大的胸怀与开阔的视野。
这样，作品不再绘制壁垒森严的两个阵线，一方消灭另一方的图式，即从中国人一方看战争的平面图。也不再描绘与战争近距离相接的即景画、讽刺画。而是多视角剖析战争的立体画，即从中国人眼中看，又在不同身份、不同处境的日本人的经历中考察。有的作品还把那场战争放在中、日、朝鲜、前苏联几代人面前评说。文学作品象多棱镜一样折射出人类生活的千姿百态。又有的作品，把战争推到背景的位置，笔酣墨饱地描述人在那种非常环境中的奇遇和难以言说的种种情怀，让人看到战争给整个人类带来什么样的灾难，战争是人类的耻辱。如此，新时期作品中的具体图式失去了第一时期的规则有序，而象万花筒一样呈现多种变化的状貌。
新时期抗战题材文学对人类共同人性的探讨有较深入地进展。如上述，本时期作品不仅写后方的日本人民，而且写没有放下武器的官兵；不仅写他们对中国人民的暴行，而且写他们在战争中的种种感受。作品中描绘了尽管他们受到所谓“大东亚圣战”及“为天皇效忠”等信条的教化，表面上保持着所谓“帝国军人”的“威严”。但当他们独处的时候，也会为自己远在他乡而孤独、寂寞黯然神伤，由此虑及人生的苦乐与价值，品味战争对自身的损害，进而思忖侵略战争本身。这些描绘让人们看到，厌恶战争、渴望和平是人类的共性，是人性的一个重要内涵。
其次，正面人物乃至英雄性格更为丰富、复杂、独特。同时在他们的精神品格中不仅有“正”而且有“邪”的因素，但“邪”中正蕴含着特定情境中的“正”。比如电视连续剧《荒野》中的主要公邹八改，用传统的眼光看很难写成正面人物，更不易列入英雄谱系。因为从历史上看，她是个“女大神”出身，从现实中看，似乎还有道德上的污点。但看完她的全部故事，得承认，她是正面人物，也可以说是个英雄。《红高梁》中的“我”爷爷、“我”奶奶也是这类人格内涵复杂的传奇式人物。
新时期作家以丰富的联想与想象，调动各种艺术手段表述了自己不同于以往的“人学观”，发掘人性不同层面的蕴含，使作品的文学色彩与意味更浓厚。
总之，抗战主题在不同时代、不同生活氛围、不同文化心理的文学中，有不同的形态、状貌，不同的声音、色彩。在抗战的发动与进行中，文学表现的情感与整个民族利益的现实需要紧密相连，那种发自心底的悲愤、激越、热烈的情怀发挥着文学感召、鼓舞人的战斗作用。在抗战胜利当时与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文学表现的情感对整个民族历史、现实、未来的理性思索交融、贯通，闪现着智慧与哲理的光彩。而为历史与抗战现实拉开了相当长的时空距离，战争双方各自经历了民族的、历史的命运的拷打、煎熬之后，文学精神有了新的升华。开始由对本民族生活、命运的感受、体验，深入到整个人类终极关怀的层面。今后，有关这场战争的文学还会不断出现，但抗战主题发展的阶段性与总方向在已往的文学中已表现出来。抗战主调还会有别样的变奏，但它将循着这个方向变得更深入、更新、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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