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温州模式”的精髓与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温州论文,精髓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温州模式”的发展阶段与精髓
（一）“温州模式”的发展阶段
20世纪70年代末至1992年是“温州模式”的初创阶段。在这一阶段，“温州模式”以“家庭工业＋专业市场＋小城镇”为主要特征，解决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温饱问题。这一阶段的基本标志是：①桥头纽扣市场、柳市低压电器市场、宜山再生腈纶市场等十大专业市场的形成；②桥头、金乡、钱库、柳市、虹桥、白象等小城镇、尤其是龙港农民城的崛起；③20万购销员大军及其所联系的无数前店后厂式的手工工场或家庭作坊的出现。温州第一代改革家们的大胆实践及其明显绩效，使全国各地的人们既充满疑惑，又看到了希望。当时，温州市的领导者们一方面在实践中放任民间自发的改革，另一方面又迫于传统体制、传统观念的压力，极力回避“温州模式”的提法；而全国各地的学术界、经济界、新闻界人士却对温州心驰神往，上海《解放日报》于1985年5月12日刊登报道，首次提出“温州模式”，由此引发了旷日持久的讨论和争论。
从1992年邓小平南方重要谈话发表和中共十四大召开至2002年，“温州模式”进入了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温州模式”以“私营企业＋产业集群＋中小城市”为主要特征，实现了群众生活水平由温饱到小康的转变。这一阶段的基本标志是：①正泰、德力西等一批上规模的民营企业或企业集团的崛起；②柳市低压电器等专业化的产业区的建立；③市场扩展、产业集聚发展与温州、瑞安、乐清等大中城市扩张的良性互动。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使温州成为“全球最具活力城市”之一（注：温州继2000年被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评为“中国最具活力的城市”之后，又由于较高水平的产品销售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于2003年底被世界银行评为“全球最具活力城市”之一。），温州城镇居民平均收入位居长江三角洲经济区主要城市第一位。（注：笔者根据2003年有关省（区、市）的统计年鉴，排出2002年长江三角洲主要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依次是：温州14591元、上海13250元、宁波12970元、义乌12741元、绍兴12133元、台州11817元、杭州11778元、湖州11388元、舟山10985元、嘉兴10757元、苏州10617元、无锡9988元、常州9933元、南京9154元、南通8640元、镇江8202元、扬州7833元、泰州7788元。）
近几年来，由于苏南、浙北等地乡镇集体企业改制和对外开放度提高以及高新技术产业蓬勃发展，一些曾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对“温州模式”表示高度赞赏的学者和其他人士对“温州模式”的看法开始发生变化。当前，一些学者之所以对“温州模式”的前景产生忧虑，主要是因为2003年温州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出现了一系列令人忧虑的现象。例如，温州的GDP、财政收入等指标在全省的排位持续下降；该地区引进外资明显滞后于苏南、浙北（注：温州2003年的有关经济指标如下：GDP总量为1215.6亿元，居全省第三位（杭州为2093亿元，宁波为1769.9亿元）；增长率为14.5%，居全省最末，即第十位（衢州、丽水两个欠发达地区并列第九位，为14.6%）。财政总收入为151.8亿元，居全省第三位（宁波为330亿元，杭州为329.7亿元）；增长率为20.2%，居全省第十一位（舟山列第十位，为20.8%）。温州的外商投资实际到位1.2亿美元，仅高于衢州（0.2亿美元）、舟山（0.18亿美元）、丽水（0.1亿美元）。以上数据系笔者根据浙江省温州市统计局提供的有关资料整理得到的。）；温州的大型企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较少，且纷纷迁址上海；城市化进程较为迟缓等。
（二）如何认识“温州模式”
笔者认为，上述问题在温州的产业经济、区域经济发展中是客观存在的，对此人们必须正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温州模式”就此衰败或趋于消失，而是“温州模式”即将或正在进入以转型和创新为主要内容的新的发展阶段的前奏。对“温州模式”的生命力的判断，不宜只着眼于一两年，而应看中长期。改革开放之初，在浙江省的三大经济区域中，杭州湾经济区（含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舟山）自然条件最好，经济基础最强，人民生活水平最高；温台沿海经济区（含温州、台州）自然条件较差（人均耕地不到全省平均水平的一半），原有经济基础薄弱（国有工业所占比例甚低，农村集体经济几乎为零），人民生活水平不高；内陆经济区（含金华、衢州、丽水）的经济基础、人民生活水平与温台沿海经济区相差不大。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三大经济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原有基础上均有所提高，且大体形成了杭州湾经济区属发达地区、温台沿海经济区属较发达地区、金衢丽内陆经济区属欠发达地区的格局（见表1）。
根据笔者所主持的课题组的计算，浙江省三大经济区域1988～2001年GDP年均增长率，温台地区为15.74%，杭州湾地区为13.6%，金衢丽地区为12.22%，温台地区分别高出杭州湾地区和金衢丽地区2.14个和3.52个百分点（见表2）（陆立军等，2001）。
表1和表2的数据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在浙江省，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地区，并不是自然条件最好、经济基础最强、人民生活水平最高的杭州湾经济区，而是自然条件、经济基础和人民生活水平相对较差的温台沿海经济区。即使在2003年，温州的各项经济指标与自己的纵向比较，仍比上年有较大增长，例如，GDP增长1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1%。尤其是2003年，温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6035元，高于包括宁波（14277元）、杭州（12898元）在内的全省其他各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5548元，高于全省
平均水平（5431元）。这说明，尽管目前温州经济发展出现了种种困难，但“温州模式”的动力源并未消失，“温州模式”仍然是有生命力的。
表1浙江省三大类经济区基本指标（2002年）
注：①2002年，全省人均GDP为16838元。
表2浙江省三大类经济区GDP及其增长率
注：①本表根据浙江省统计局所编各年《浙江统计年鉴》计算而得；年均GDP增长率根据实际GDP计算而得。
②三大经济区域GDP加总不等于全省的GDP。这是因为全省GDP的统计不是各经济区的简单加总，它们有自己的一套统计测算体系。
“温州模式”的动力源来自于温州的老百姓，来源于温州在民间资本基础上形成的归属明晰、流转顺畅的产权制度。温州虽属沿海地区，但“七山两水一分田”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当地人多地少，自然资源尤其是耕地缺乏，迫使温州人在历史上就不得不大批外出务工经商，甚至漂洋过海，四处落脚谋生。改革开放以后，温州人发扬在长期外出务工经商中养成的特别肯吃苦、特别敢冒险、特别能创业的人文精神，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温州模式”。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在温州，国家投资甚少，集体经济也很薄弱。许多温州人不得不冒着被批判为“资本主义”的风险，从办家庭作坊、联户企业和当“供销员”起家，一步步地走上了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道路。正是在这一艰难的创业过程中，数以百万计的温州人从几乎“一文不名”的小手工业者或小商贩起步，依靠自己的诚实劳动和正当经营，一点一滴地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成为拥有一定数量私人资本的企业家。当然，在温州，像南存辉、胡成中、黄伟那种拥有数千万乃至上亿元私人财产的大企业家毕竟只是少数，而大部分乃至绝大部分“老板”至今仍为“小本经营”的企业主。但是，这些小业主们毕竟有了属于自己所有的资本，他们不必受雇于别人的企业，这就使他们与大企业家一样，在不同程度上发挥着企业家所承担的整合和聚集各种生产要素的社会职能，为社会、也为自己创造着物质财富。这正是“温州模式”与原先主要以集体企业，现在主要以中外合资、外商独资或大型私营企业为微观基础的“苏南模式”的主要区别。
“温州模式”的活力和前景恰恰体现在民营经济发达、民间资本活跃、群众收入水平较高上。目前，个体私营企业、股份合作企业、以自然人投资为主的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等构成了温州民营经济的主体。在温州，民营企业的数量占全市企业总数的98.8%；民营企业第二、第三产业的产值占全市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产值的90%和92%；民营企业的从业人员占全市职工总数的80%左右。2002年，在全市国内生产总值中，民营经济的贡献达78.8%；在温州的全社会投资总额中，民间投资占69.5%；在工业总产值中，民营工业占96%；民营企业上交税收占全市财政收入的70%左右；民营企业创造的外贸出口额占全市的95%以上。
有关“温州模式”发展阶段和目前发展态势的回顾与分析表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温州模式”的具体特征和表现形式是不断变化的，但其内在于各种表现形式之中的精髓并没有丢失。“温州模式”的精髓是，长期以来在高山和大海的夹缝中求生存、在来自诸多方面的社会压力下求发展的温州人，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区域特色经济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务实品格、变通能力和创造精神。“温州模式”的实质是一条欠发达地区的人民群众通过自发的市场取向的改革，改变自身贫穷落后的命运，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
二、“温州模式”正处在历史性转折的关口
目前，温州经济和社会发展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性转折时期的关口。这一转折时期的内涵，从生产力角度讲，是工业化进程从中期向后期转变，其主要标志是农村工业已初具规模，一批知名企业或企业集团迅速崛起；从生产关系角度讲，是从初级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变，其主要标志是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提高，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但尚有诸多不尽完善之处；从上层建筑角度讲，一场由市场经济体制“倒逼”推动的行政管理体制变革即将到来，广大民众、尤其是企业家们要求加快民主政治建设，改善生产经营环境，他们的呼声十分强烈。
（一）“温州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这一新的转折时期，温州超前于其他许多地方，在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但尚不完善的条件下，出现了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它们主要是：
1.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笔者（陆立军等，2001）用人均GDP、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城乡居民储蓄年末余额、人均财政收入、农村人均纯收入、职工平均工资、城乡居民人均生活用电量等7项指标，对1995～2002年全省各市、县的相关数据进行加权（注：上述各项指标在评判区域发展水平中的显示度的权重分别为20%、15%、15%、10%、15%、15%、10%。）计算、评估。计算结果表明：在温州全市，仅有温州市区真正算得上发达地区，乐清、瑞安属较发达地区；平阳从2001年起才进入较发达县（市）行列，而洞头、苍南、永嘉、文成、泰顺5个县则一直属于省内欠发达地区。从这个意义上说，浙江省区域经济能否协调发展，温州担负着相当繁重的任务。
2.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如前所述，温州的农村工业化进程较快，但相比之下，城市建设则受到行政区划和
土地、水资源等诸多限制，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水平将近20个百分点。温州是“温州模式”的发祥地，也是浙江省确定的三个省域中心城市（杭州、宁波、温州）之一，但温州的城市化水平与杭州、宁波相比差距甚大（参见表3）。
表3 浙江省各地区城市化率
城市化率1(%) 城市化率2(%)
杭州市 37.79
58.64
宁波市 27.77
55.74
温州市 18.16
51.49
嘉兴市 25.17
37.98
湖州市 27.67
38.72
绍兴市 19.79
48.68
金华市 18.71
45.35
衢州市 16.68
29.58
舟山市 30.40
56.03
台州市 16.79
51.53
丽水市 14.82
33.09
注：城市化率1按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简称“四普”）的口径，即以非农人口除以总人口数计算而得；城市化率2按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简称“五普”）的城镇人口除以总人口数计算而得。
由表3可见，按“四普”口径计算，温州的城市化率大大低于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舟山等城市，处于全省下游水平；而用“五普”口径计算，温州的城市化率则仅低于杭州、宁波、舟山等市。这说明，在温州，城镇就业人口所占的比重大大高于城市人口所占的比重，这也是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表现。温州市区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低于宁波、衢州、杭州和绍兴，这更是温州作为中心城市，其城市化水平较低的表现。因此，要进一步发挥温州对浙西南乃至全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当务之急是把温州市这个省域中心城市做大做强。只有这样，温州才能充分发挥它对所辖各县（市），乃至浙南、闽北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和带动作用。
3.资本和人才外流。近几年来，温州市约有1000家企业为了借助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在国际经济中的窗口和通道作用及其在人才、技术、信息上的优势，到上海建立总部或研发中心，其中，整体搬迁到上海的企业约有500余家；温州流到外地（包括办厂、置业、买房等）的资金约1000亿元。资本的跨区域流动、尤其是向“总部经济”集中的国际大都市转移，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上海一些郊区竞相出台了比温州优惠得多的用地等政策（注：有资料表明，2003年，温州工业用地的均价为40万元／亩，商业用地的均价为120万元／亩，且正在不断攀升；而上海青浦区工业用地的均价2万元／亩，青浦、嘉定、松江的“173工程”工业用地的均价为8万元／亩。），也对温州企业有一定的吸引力。对此，一方面要看到，一些已经长大了的企业，拿出一部分资本、技术、人才到上海等地去立足、发展，这是独具特色的“温州人经济”的一种新形态，它对温州也是有一定好处的；另一方面，对一些温州企业把总部和生产基地新建、扩建到上海等地的现象也要高度重视，当地政府应想尽办法让它们“把根留住”，谨防出现温州本地“产业空洞化”现象。
4.资源紧缺，尤其是征地困难。在温州，稀缺的土地资源、越来越严格的耕地保护与日益紧张的工业用地需求之间的矛盾格外尖锐。虽然政府通过建设工业园区（包括依靠大型骨干龙头企业举办工业园、科技园，吸引相关中小企业建立或延长产业链）等政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上述矛盾，但对量大面广的民营中小企业来说，进入园区的门槛高、周期长，已成为其发展的“瓶颈”。
5.民营企业“三少一多”。即上规模的企业少、引进外资少、上市公司少（整个温州市仅一家），低水平重复的家庭作坊、私营企业多。家族式企业比重较大，大部分民营企业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尚有很大距离。
（二）“温州模式”的发展方向
笔者认为，对上述矛盾和问题应当辩证地来看：一方面，这些矛盾和问题都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转型过程中产生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温州市场取向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同许多自然条件与温州差不多，但仍保持农业社会特征，尚未产生上述令人“烦恼”现象的欠发达地区（温州市域范围内也有这样的区域）相比，这种“烦恼”无疑是值得“庆幸”的。另一方面，这些问题也对“温州模式”提出了向新的形态和特征发展的内在要求，主要是要把“温州模式”推进到以“现代产权制度＋新型产业带＋新的城镇体系”为主要特征的新阶段。这一阶段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是：
1.企业改制。即引导“家族式”特征较为明显的私营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通过资本积聚和集中，大量引进国内外的资本、管理和技术，向股权多元化方向发展，培育一大批规模化、国际化、混合型的大中型骨干企业。
2.产业发展。即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继续保持现有轻工产业的发展势头，提升其发展水平，努力实现建设“国际轻工城”的目标；与此同时，大力发展占用土地较少，对轻工业有重要支撑、引领作用的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适度发展临港型的重化工业。要针对温州工业用地局促、能源紧缺的弱点，大力发展电力（尤其是水电）等能源产业；创造条件发展装备制造业及重化工业，为轻工业发展奠定物质基础。要加强工业园区的建设与整合，使之成为温州企业成长、产品升级、产业提升的主要平台；尤其要注意培育设备更加先进、技术含量更高、集约化经营的“高端产业”，替代一些已经迁走的一般加工型企业，在温州坚守工业发展的“阵地”。
3.海洋强市。温州是海洋大市，但还谈不上是海洋强市。就国土面积和发展趋势而言，温州的海域比土地要广阔得多，开发的前景也要大得多。因此，一定要真正树立“以港兴市”的理念，把海洋看作温州最宝贵的资源，做足做好海洋资源、海洋产业、海洋旅游、海洋文化的文章。
4.城市拓展。温州是浙江省的三大省域中心城市之一，但目前它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方面与杭州、宁波距离甚大，域内大、中、小城市和中心镇有机联系的城镇体系尚未真正形成，城乡一体化进程与其他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相比仍显迟缓。当前，人们普遍认为，制约温州产业、城市发展的主要“瓶颈”是土地。其实，土地奇缺固然是事实，但发展思路可能更为重要。例如，可采取适当的区划调整、土地整理、园区整合、产业提升，以及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和海洋经济等举措，实现温州中心城区由小变大，促进温州经济由城乡结合经济向现代城市经济转变，由实体经济向虚拟经济、“总部经济”转变。
5.政府职能转变。目前，当地企业家和居民对温州各级政府的行政效能、干部作风颇有微词。这既有温州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自身的问题，也有由于温州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超前和民营经济发展迅猛，企业家和居民对现行政府行政管理体制进行彻底改革的要求更为迫切也更为强烈的因素，而且后一点可能更为重要，也更有普遍意义。2003年初，温州市委、市政府就在全省率先提出了实现“机关效能革命”的战略任务，比浙江省委、省政府在2004年倡导全省加强“机关效能建设”早了近一年时间。如果能由此引发对整个行政管理体制乃至政治体制的深度改革，这很可能将成为新时期“温州模式”的最大贡献。
三、“温州模式”创新与提升的路径
如今，“温州模式”遇到了一系列矛盾和问题，这迫使温州人又一次面对关于“温州模式”得失成败的争论和考验。在当前这场新的讨论和争论中，不管各方面的观点、论据和分析方法有何区别，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温州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思路、举措必须创新、转型，必须尽快完成由初步的、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区域特征的市场经济向现代的、与国际接轨的市场经济转变。
“温州模式”创新与提升的路径大致有以下三条：第一，引导民营企业以建立现代产权制度为核心，实现“二次革命”。力争像当年首创股份合作制企业那样，在个体、私营企业的股份制改造，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公用事业发展、垄断行业（包括金融企业）改革等方面充分发挥民企、民资、民才的作用，使“温州模式”再度成为全国的典范。第二，适应建立日益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加快建设政治文明的进程，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在行政区划调整、行政机构撤并、机关人员分流、国内外高级行政管理人才引进等方面重塑温州人勇于创新的新形象。第三，加快教科文卫以及贸易、金融、会展、保险、会计、统计、审计、咨询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探索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新路径。为此，要淡化过去人们心目中的“吃在温州”、“穿在温州”等印象，树立温州是“创业乐土”、“人才高地”、“活力源泉”的新形象。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和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这对“温州模式”的创新与提升，尤有重要意义。
（一）提升温州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
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五个统筹”的要求，温州在继续实施建设“国际轻工城”战略的同时，可将未来较长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表述为“更加富裕、文明、和谐、大气的国际性工贸名城”。之所以这样提是出于以下考虑：①“富裕、文明、和谐”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包含的“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要求在温州的具体体现。②“大气”是对富有开放性的温州人文精神和温州人特有品格进一步提升的要求。③建设“工贸名城”是由于温州本来就是靠家庭企业和专业市场起家、成名的，但这些年来专业市场日渐衰落而新型的流通组织、流通形态（例如现代物流业）尚未真正发展起来，忽视“贸”而单搞“工”，是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温州实际的。④“更加”的含义是虽然温州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已经有了良好的基础，有些方面例如“富裕”就城市居民而言已居全国、全省前列，但面临新的环境、新的要求、新的挑战，温州人切不可懈怠，必须加倍努力。⑤“国际性”是温州城市发展方向和水准的体现。为此，要大力实施“人才强市”战略；充分利用民资充裕、机制灵活、温州人经济实力雄厚的优势，大量引进外资，与民营企业嫁接；大量吸引国内外更多温州籍企业家或其他民营资本；继续举办“世界温州人大会”（还可考虑举办“全国温州企业家大会”）、“国际轻工博览会”，使之成为温州籍商人“爱国爱乡、投资兴业”的一大平台。
（二）明确温州作为区域中心的功能定位
温州是浙江乃至整个长江三角洲区域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事实上，目前温州在沪的企业、资本都是江、浙两省所有城市中所占比重最高的。如果把温州（以及台州、义乌等充满活力的中等城市）排除在上海大都市圈之外，上海大都市圈将只能是复制或改良的“苏南模式”，难免缺乏经济活力。因此，温州理应加入上海大都市圈，并在其建没中发挥其他城市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温州在上海大都市圈及长江三角洲区域的定位，应是产权清晰、机制灵活、民资丰厚、民才充裕的国际性工贸名城；温州应通过切实优化投资及生产经营环境，削减上海的极化效应，大力发展“总部经济”，成为浙南、闽北乃至更大区域的经济中心；力争经过若干年的努力，成为以上海为龙头的大都市圈和长江三角洲区域的副中心之一。与此同时，温州应积极与上海、杭州、宁波等中心城市开展竞争基础上的合作，重塑自身生机勃发的新形象。
从温州新近出现的“连岛工程”（小岛迁，大岛建）、“半岛工程”（大面积围垦造地）、民间商会（注：截止到2002年8月，温州市本级已建立各类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321家，拥有会员42624人。）、“强强联合”（注：2003年，温州制锁业的8家龙头企业以资本为纽带，联合组建了“温州市强强集团有限公司”。）、“机关效能革命”、“世界温州人大会”等一大批新的事件上，人们可以看到“温州模式”的未来，温州的明天将更加美好。
标签：温州模式论文; 温州论文; 中国十大经济区论文; 城市经济论文; 杭州经济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城市gdp论文; 三农论文; 经济学论文; 温州中心论文; 时政论文; 宁波论文; 宁波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