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历史审思（专题讨论）——1.赶超苏联：“冷战”格局下的另一种竞赛——关于“大跃进”目标的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跃进论文,苏联论文,专题讨论论文,冷战论文,格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8)04-0065-12 ［收稿日期］2008-07-08
朝鲜战争结束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开始了同西方国家的“和平竞赛”。与战争形式不同，“和平竞赛”是两大阵营在较为缓和气氛下的一种角逐。虽然冠以“和平”，但终归是角逐。经济、技术、国防等实力总体上落后于西方的社会主义国家，希图通过迅速提升国力，赶上并超过西方国家。有专家考证，最早提出“和平竞赛”的是苏联的马林科夫，他在朝鲜战争停战的翌年即表示苏联主张同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进行“和平经济竞赛”[1](P147)。不管是不是对苏联主张的回应，中国很快参与了这场“竞赛”。中国领导人毛泽东虽然没有用“和平竞赛”的语言，却以“追上或赶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2](P141)的说法，在马林科夫提出“和平经济竞赛”的第二年，表达了相同或相近的意思。随即，中国就发动了追赶西方国家的“大跃进”运动①。从这个意义上说，“大跃进”就是“和平竞赛”在中国的展开；或者换句话说，中国是以“大跃进”加入了“和平竞赛”的“大合唱”。
几乎所有的著述都是从上述视角，来考察中国“大跃进”的目标的。然而，研究者在看到社会主义阵营同外部西方世界竞赛的同时，却多少忽略了这个阵营内部的竞赛，即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较量。梳理中国“大跃进”的历史会发现，至少中国领导人同时预设了两个目标，即赶超英美和赶超苏联。
有材料表明，至迟从1955年开始，毛泽东就把苏联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比照对象。他乐观地估计中国的工业化在十二年里就可以基本完成，设想“到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即1967年，我们就可以每年生产钢一千八百万吨到两千万吨（比苏联第三个五年计划1940年的水平多一点）”[3]。苏联的钢产量，按照当时的统计，“一五”计划前为328.23万吨，“三五”计划期末的1942年为2800万吨，增幅为753.06%[4]。中国的钢产量，“一五”计划前为135万吨[5](P225)，到“三五”计划期末，按照毛泽东设想的2000万吨，增幅约1381.48%。这个预想的增幅是苏联的1.83倍，大大超过了苏联的增产速度。稍后一些时间，毛泽东在内部说得更为明确：“我国建设能否超过苏联头几个五年计划的速度？我看是可以赶上的，工业也可以超过。我国工业化，工业建设，完全应该比苏联少走弯路。我们不应该被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的速度束缚。”[6](P476)这时，毛泽东把苏联作为中国赶超的目标，的确耐人寻味。斯大林逝世已经两年多，对毛泽东已不再构成精神压抑和政治禁忌。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更让毛泽东感到是“揭了盖子”，他在疑惧和警惕“否定斯大林”的同时，却又由衷肯定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称它“打破了‘紧箍咒’，破除迷信，帮助我们考虑问题”[7](P6、15)。毛泽东后来用“一则以喜，一则以惧”[8]形容他这时的心情。笔者以为，恐怕是“喜”在“惧”上，“喜”比“惧”多。斯大林这个“紧箍咒”解除了，毛泽东可以更加放开手脚，以亢奋的心情追赶苏联。1956年，毛泽东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被普遍认为是突破苏联模式的代表作。然而，没有人注意到，毛泽东在批评苏联的一系列弊病时，唯独没有涉及苏联过高的经济速度问题。非但如此，在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还提议要追加1956年的基建预算，在与会者表示异议之后仍坚持己见，并因此与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产生嫌隙，以至于将反映周恩来意见的“反冒进”社论认定为是矛头对己，批示“不看了”[9](P1227、1231)。这个历史细节，颇能说明毛泽东对速度和规模的追求。
仅仅超过苏联的工农业产量增幅和速度，其实还不是毛泽东的全部目标；他的全部目标，是要在经济速度、规模、总量乃至技术等方面一概超过苏联。也许公开场合有些不便，1957年11月召开莫斯科会议，尽管毛泽东在众星捧月般的掌声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也只是称“在十五年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10](P296)。而在党内，毛泽东则全无顾忌，把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如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谈到两桩往事。一桩是：“过去，林彪在延安曾谈过，将来中国应该比苏联强。那时，我还有点不大相信，我想苏联也在进步呀！现在我相信了，完全有可能。我们这么多人，现在六亿，再过十年、十五年八亿，人多总要做事，总不能光睡觉嘛！”[11]另一桩是：“1949年6月，以刘少奇为首的代表团到莫斯科，在宴会上，斯大林举杯祝贺中国将来超过苏联，要少奇同志喝酒。少奇同志说：‘这杯酒不能喝，你是先生，我们是学生，我们赶上你，你又前进了。’斯大林说：‘不对，学生不超过先生，那还算什么好学生，一定要喝。’僵持了一二十分钟，最后少奇还是喝了。先生教了学生，学生超不过先生，就是不争气。要争气，要喝这杯酒。”[12]叙述往事的目的是提醒人们：中国不仅应该赶上和超过苏联，而且能够赶上和超过苏联。
毛泽东强调赶超苏联，也一再声明要赶超英美，从文献材料看，说赶超英美的频次甚至更多，至少在公开场合是如此。但是，同为中国追赶的对象，英美和苏联在毛泽东心中恐怕并非平行的目标，而是有主有次的。笔者以为，同赶超英美相比，毛泽东更看重赶超苏联。一个极端的例证是，1958年8月毛泽东曾经说过：“要破除迷信，美国算不了什么，不要二十年，苏联就变为两个美国，我们就变成四个美国。”[13]这里的赶超对象，实际上有两个，前一个是美国，后一个是苏联。毛泽东在估计中国成为四个美国时，等于说中国成为了两个苏联。孰主孰次，昭然若揭。毛泽东说话的心态，似乎是成竹在胸。这就难怪，1958年秋冬，当他也承认“大跃进”已经“出了乱子”的时候，谈到谁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他依然以优势地位的口吻说：“即便我们已经准备好，也不进，至少等苏联进入两三年后再进，免得列宁的党、十月革命的国家脸上无光。本来可进而不进，也是可以的”[14]。毛泽东的话让人感觉，苏联已经不是竞争对手，而是落败后被优胜者礼让的同情对象。
在国际“冷战”的格局下，毛泽东何以要在同西方国家竞赛的同时，同邻国苏联展开另一场竞赛而且更看重这场竞赛呢？这恐怕要从中国革命的历史，从中共与苏共及斯大林的复杂关系作分析。
中共是在苏共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在二十多年的革命时间里，中共离不开苏共，中国的革命得到了苏共和苏联政府的许多援助。但是，苏共又对中共施加了许多干预，给中共以诸多钳制。成为中共领袖之后，毛泽东的心理也是复杂的，既有求于人，又颇为反感，有时不得不接受苏共和斯大林的旨意，有时又或软或硬地抵触莫斯科的指挥。最令毛泽东耿耿于怀的，是苏共与斯大林长期怀疑中共和毛泽东，不把中共党人看作是共产主义者，而视为“属于铁托一类的人”，认为毛泽东是“半个铁托”[7](P14)。对于奉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党及其领袖来说，可以想象，这是难以忍受的羞辱。所以，谈到斯大林，毛泽东曾经说，“从感情上说对他就不怎么样”[15](P590)。但是，中共和毛泽东毕竟在1949年取得了共产革命的成功，在一个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建立了政权。在中共党人看来，这个结果证明了中共的革命战略和策略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反过来也证明了苏共和斯大林干预的失误。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东欧这块土地是苏联的犁犁开的，我们是用自己的土犁犁开的。中国的革命是违背斯大林的意志而取得胜利的”[8]。斯大林羞羞答答地承认“是不是扰乱和妨害了”中国革命，表示“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16](P231)。而毛泽东则对中国革命的经验充满了自信，而对苏共、对斯大林、对苏联经验愈加怀疑。
毛泽东的自信和怀疑，并不局限于中国革命的范畴，而是延伸到了中国的工业化建设。换句话说，在毛泽东看来，中共形成的一整套“理论和经验”，既然适用于中国革命，也就一定适用于中国工业化建设；既然中国的革命没有完全接受苏共和斯大林的指挥，因而中国的工业化建设也不可能全盘照搬苏联经验。这里自信和怀疑的内涵，实际上已经扩展或转换：对以往经验的自信延展为对未来结果的自信，对以往干预的怀疑转换为对苏联既有工业化经验的怀疑。尽管中国在“一五”计划之初移植了苏联的工业化经验，但“一五”计划尚在执行中，毛泽东就已提出要“以苏为鉴”[17](P333)。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毛泽东最高兴的，也许就是再次证明了他对苏联经验的怀疑：“揭开盖子，表明斯大林及苏联的种种做法不是没有错误的”，“不要再迷信了”[7](P6)。不过，自信也好，怀疑也罢，中国革命的成功只能证明过去，倘若要再次得到证明，必须在未来中国工业化方面取得比苏联更迅速更宏大的成果。对这一点，毛泽东心里倒是十分清楚。他后来谈及《论十大关系》讲话的时候说：“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办法之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6](P484)
“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就是要走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前列。在笔者看来，这里恐怕隐含了毛泽东一个更深的意图：在社会主义阵营里树立一个新的样板，即中国这个社会主义样板。就革命而言，中共虽然取得了成功，但毕竟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而就工业化进程来说，苏联虽然起步很早，却还没有完结，这就给中国的赶超留下了时间。毛泽东在“大跃进”发动时说过，“中国应当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大国”[8]。“第一个大国”，自然首先是社会主义阵营的“第一大国”。如果说毛泽东还算含蓄的话，那么，老一代人的理解就直露多了：“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速度，必将打破古今中外的一切记录，也将大大超过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速度”；“主席的讲话对我国乃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将发生极其深远的影响”；“主席提出的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在社会主义国家说来，是一条正确的路线。主席提出的农民问题，印度、印尼、意大利、法国……都存在这个问题，是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这些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大跃进”[18](P352、364、367)。甚至盛赞毛泽东：“中国有六亿人民，又继承了马列主义的传统，我们出现毛主席这样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正像当时德国出马克思、俄国出列宁一样，是完全合乎事物发展规律的。”[18](P366)这或许是毛泽东赶超苏联的真正原由。
从两种竞赛的视角，特别是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竞赛的视角，解读“大跃进”的目标，在笔者看来，不仅有助于考察“大跃进”的由来，也是透视其后中苏交恶和1960年代中共历史的一个重要思路。以后的复杂历史变异，是可以从这里找到某些重要答案的。
注释：
①笔者以为，中国的“大跃进”运动，如果不是拘泥于这一口号，实际上是从1955年开始的。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由于中共高层部分领导人的反冒进和反右运动，“大跃进”运动暂停了一年多，1957年秋天起再度展开。关于这一观点，需要另文详细论证，此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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