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新闻专业主义精神改革新闻评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闻论文,主义精神论文,专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1980年我国新闻史上举办的第一届全国好新闻评选开始，到1991年规范整合为中国新闻奖，中国的新闻奖评选至今已走过了25年的风雨历程。其间，国家级新闻奖（含省级）评选在检验新闻报道实绩、引导新闻写作导向、促进新闻界多出精品多出人才、促进新闻改革等诸多方面，发挥了新闻评奖应有的作用。但也应该看到，成绩中也有隐忧，近年来，新闻业界、学界对新闻评奖的质疑之声不绝于耳。那么，新时期新闻评奖究竟面临哪些新课题？影响新闻评奖的因素有哪些？应该怎样规范和改革新闻评奖？这里笔者不揣冒昧，提出用新闻专业主义精神重新审视、观照新闻评奖，这样或许能走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境界。
一、深刻变化的传媒环境给新闻评奖提出新的课题
新闻评奖，是对新闻实践的集中反映。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我国新闻传媒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给新闻评奖提出了新的课题。
首先，在新闻价值标准上，从过去的宣传价值第一到后来的新闻价值、宣传价值并重，再到今天“以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精神产品的最高标准”（李长春语），新闻价值取向由过去的“官本位”向“以民为本”转变。那么，什么样的新闻产品让人民群众满意，什么样的新闻才是人民群众满意的好新闻呢？
第二，在传媒的管理体制上，从当初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到企业化、产业化并重，再到今天的集团化、规模化经营，传媒的属性与功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闻评奖如何反映和体现这些变化？
第三，人们对传媒产业经济本质的认识日益深化，发现传媒产业的经济本质是影响力经济，媒介凝聚的受众注意力资源是传媒经济的真正价值所在，传媒品牌经营意识大增。新闻评奖在传媒品牌树立中应该占据多大的分量？
第四，就全国性媒体和地方性媒体在发展规模和速度上比较而言，如今地方媒体迅速崛起，全国性媒体受到挑战。以湖南卫视为代表的卫星电视正在做大，以《南方周末》《21世纪经济报道》等为代表的新锐传媒的影响力正在扩大，以《新民周刊》《新闻周刊》为代表的新闻期刊生机勃发；广播上星指日可待。新闻评奖如何公平、公正、平等地对待地方传媒？
第五，网络媒体的影响力日益上升，“其海量的新闻信息，正深刻改变着中国新闻事业的传播形态”。网络新闻奖的评选如何科学反映网络传媒的特性？
如此等等，无一不让新闻评奖的组织者、新闻传媒的实践者做深层次思考。
二、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缺失导致新闻评奖异化
在传媒生态环境深刻变化的同时，与浮躁的社会环境相适应，新闻评奖内部爆出诸多的不谐音，评奖远离客观、公正、科学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致使新闻评奖的影响力下降，评奖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疲软的博弈”。
1.新闻评奖的吸引力在下降
毋庸讳言，现在的传媒人已难得有当年抱得新闻大奖的喜悦了。除了国家级新闻大奖还能引得传媒的些许关注外，其他级别评奖的吸引力大大降低。如果不是因为评职称所需，很多人甚至都懒得报奖了。评完也就评完了，谁也没把它当回事儿，谁也没记住谁。当个几年编辑记者的，没有人不抱一大堆证书的。新闻评奖泛滥、含金量下降是其吸引力下降的重要因素。
评奖中，似乎有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谁家承办，谁家的作品就“好”，获奖的机率就大，连中国新闻奖评比也不例外。奖项异化成了回报、馈赠承办单位的礼品。这种作法虽很“尽人情”，但却让本该严肃、公正的新闻奖弱化了其权威性。
2.新闻评奖的公信力在减弱
过去，新闻评奖还能成为采编人员晋级、升迁的砝码，一个极端的表述是：“不要说拿什么大奖了，只要能够在中国拿一个高级别的新闻奖，甚至拿一个级别更低一些的什么金枪奖之类的记者编辑，没有几个不被提升到负责人职位的，好歹也弄个编委成员当当。”（见刘勇著《大追寻》P15，上海远东出版社）这话说得虽然有些绝对，但从一个侧面说明若干年前新闻评奖的影响力和公信力。
今天，获奖似乎已经很难说明什么，获大奖的未必整体实力就强。以新近“中国最具竞争力都市报20强”评选为例，本来，获奖作品数量、等级应该成为都市报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之一，但这次评选，只以基础数据（包括报纸的销售收入、净资产、总印张数等）和阅读率为参照，新闻评奖却被“忽略不计”，新闻评奖的影响力可见一斑。有人撰文披露，“中国新闻奖的评奖委员会中绝大多数都是各报、各台的总编辑、台长，他们本身就是带着任务来的‘运动员’，先要自己拿了名次，再当裁判给别人计分”（见王大龙《新闻评奖工作环顾与反思》，载《新闻记者》2003年第9期）。一般来说，中央级媒体比省级媒体优先获奖，省级媒体比市级媒体优先获奖……看面子、搞平衡，以级别论英雄，这样的新闻奖就很难说有什么公正性和权威性了。
3.新闻评奖的价值取向被扭曲
2003年有这样一条消息引起业内外人士的瞩目：第七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摄影作品《上学》令人质疑。这幅作品当年“以其独特的视角和震撼人心的形象冲击力，征服了所有资深评委，成为惟一一幅获得满票的获奖作品”，这幅作品虽然得到大多数专家的认可，但却令许多读者质疑，认为照片中的孩子们在上学途中正面临着巨大的危险，虽然这幅照片刊发后，引起当地政府极大关注，并促成了问题的解决，但记者为了抓拍到令人感动的瞬间，等待了两年，完全漠视悲剧的可能发生，这是价值观和道德观的扭曲，它的获奖是对新闻评奖的价值取向的扭曲。
应当说，这些年不少媒体不是从提高传媒整体素质出发，而是为了评奖而评奖，绞尽脑汁、挖空心思策划新闻，结果给新闻评奖增添黯色，导致异化。第八届中国新闻奖消息类二等奖《国耻今洗雪喜讯慰忠魂》就有策划新闻的嫌疑。作者自白：“1997年春节刚过，记者就着手制定香港回归的报道计划，并开始选题调研，搜寻富有个性的新闻‘亮点’。于是，有了一个‘奇想’：若能模拟《示儿》诗的意境，由林氏后裔组织一次家祭以庆祝香港回归，不是很好吗？为此，记者于5月初登门拜访凌青先生胞妹林子东，没想到这一想法与林氏族人不谋而合！”（见《中国新闻奖作品选》（1997年·第八届）P164，新华出版社）这种“不谋而合”就不能不让人猜疑，其新闻价值自然大打折扣。
三、一个看似平常的问题发人深思：消息为什么总短腿？
近年来，在各级各类所有报送的参评作品中，存在奖项间参差不齐的现象。比如，在报纸奖评选中，消息类捉襟见肘，普遍薄弱，而通讯类往往大军压上，强手如林。评委们只好无奈地把消息类名额让位于通讯或其他门类。这一现象发人深思。
在消息、通讯、评论、调查报告、新闻照片等五种基本报道形式中，消息堪为一切报道形式的始祖。按理，写好消息是新闻人从业入门的基本功，可新闻人为什么偏偏拿不出像样的好消息呢？是记者编辑对新闻的敏锐观察不够？是传媒人对消息文体的重视程度不够？笔者认为，这些都不是，真正原因是大时代感召下受众口味的转移。回首20世纪90年代，现场短新闻和大特写这两种体裁由于符合受众阅读特点，很快以压倒的优势风靡一时，而过去为新闻界所推崇的经验消息和工作通讯，则由于写法呆板、套话连篇、内容空泛而渐受冷落。进入新时期，是什么让消息备受冷落？是手机、网络传输等现代传播手段在第一时间满足了受众“想早知道”的心理需求，传媒人只是告诉受众发生了什么，而不在意怎么告诉受众的；受众也只关心传媒说了什么，而不关心传媒是怎么说的。一个新闻信息被传递出来后，很快便被以各种报道形式、多个视角做深度解读，满足了受众“想多知道一点”的心理需求。
可见，消息的短腿也可以说是新闻实践的快速进步与新闻评奖“固守田园”的矛盾所致。什么消息能成为年度最佳？是第一时间披露？是主题最重大？是视角最新？是写得最棒？迅速发展的现代传媒冲淡了人们对这一古老文体追崇的热情。
四、评奖标准原来如此粗疏
现在的评奖是以报纸奖代替中国新闻奖，电视、广播只是这个奖项的附属，网络尚未入流。因为在几大传媒中，报纸是“长子”这一点，尚能得到理解，但从长远看，这显然是不能令广电、网络传媒信服的分类标准。而同时设立的国家级奖项中国广播奖、中国电视奖又让报纸传媒心存不安，因为目前尚未设立中国报纸新闻奖。在省一级既有报纸奖，又有广播、电视新闻奖。
就报纸奖而言，其中的奖项设置也十分传统、粗疏，科学性不足，可操作性不强，反映力不足。目前设立的八类奖项包括消息、言论、通讯、系列、版面、副刊、摄影、漫画，哪一类都让人“可圈可点”：
比如评论奖，把社论、评论员文章、述评、短评、编者按、编后、署名评论等死乞白赖地捆绑在一起，让报奖人缺乏动力，让评奖人无所适从。
比如通讯奖，以“特写、综述、新闻调查报告”为代表，显然“老土”了，如今充斥报端、让受众喜爱的通讯类文体让人目不暇接，把调查性报道、解释性报道、口述实录等诸多体裁都归入通讯类参评，无疑是对报纸文体创新力的视而不见，也不能准确反映报纸的时代风貌。
比如副刊奖，更是笼而统之。姹紫嫣红、丰富多彩的报道样式统统归入“副刊”一类，让其难以承受。报奖人、评奖人难免摸着石头过河，随意性太大。
比如版面奖，评好版面倒是有了“明确”的标准：须体现政治性、新闻性与艺术性的统一，标题准确生动，与内容一致，照片与文字并重，编排整体协调，有创新，有特色，有美感。但是，能达到这一标准的版面可谓凤毛麟角。看往届评出的一等奖版面，总给人以“赶巧”、为评奖而评奖之嫌。评奖标准面面俱到，个性不鲜明，容易因“版”害“文”。
广播电视类新闻奖则沿袭报纸奖的思路，其行业特点被硬生生地忽略不计，与飞速发展的广播电视业极不相称。
同样令人质疑的还有中国电视新闻奖的分类，该分类把体裁、时间、题材三个标准搅和在一起，弄得不伦不类。
有人研究发现，目前呈现在纸质传媒上的新闻文体不下60种。用传统的几种基本文体形式的旧瓶去装内容丰富、形形色色的新闻事件的新酒，难免力不从心。它还会产生一个负面效应，就是同一题材呈现出不同文体的多种表现形式，造成奖项资源的浪费。因为文体、字数等的限制，许多好新闻被阻滞在报送评奖的半道上。
五、好作品不等于好新闻
笔者认为，现行新闻评奖按体裁分类评出的奖项实际上应该是优秀作品奖，因为我们冠之以消息类、通讯类、言论类等奖项是以体裁形式分的类，是用形式包裹着内容。尽管在评奖中，也有内容要求，也重视社会效果，但表现出的终究是形式第一性，内容第二性。我们说，好作品不等于好新闻，好作品奖也不应该算作好新闻奖，这是由新闻传媒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功能决定的。笔者认为，好新闻应该是以内容为第一要素，形式只是第二位的。
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新闻算好新闻呢？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喻国明认为：“媒体的根本责任不在于或者主要责任不在于让人们看得好看、精彩和过瘾，而在于环境守望，真正成为人们的‘信息管家’‘时事顾问’和‘意见领袖’”，好新闻也就和好的学问一样，“绝不仅仅是漂亮的文字、缜密的逻辑和丰厚的引证，最重要的是一种俯仰天地的境界、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一种大彻大悟的智慧。”
清华大学教授刘建明说：“新闻作品之所以称之为新闻而不是旧闻或无闻，在于它披露的事实具有启迪心灵的力量，这种价值固然有记者包装的作用，但主要是事实深层属性的再现。”他评价好新闻的标准有三条：①好新闻具有丰富的获悉量。②好新闻意蕴深刻，引起社会轰动。③好新闻散发强烈的感受性。他认为“评价好新闻的首要标准是由社会影响来判断的”。
人民日报副总编梁衡认为，“今天的新闻是明天的历史，名稿则是历史的坐标。如果一篇稿子，所写的人或事，被历史留存，它就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坐标点，这个事件总是占据着一个转折点的位置，或者因为是‘第一’而具有开创性的色彩，或者因为是‘最后’而有句号的味道。总之，是两个阶段的连续点。我们可以把这种记录称为‘坐标效应’，有‘坐标效应’的稿子就有生命力”，“稿件的生命力主要是它的政治生命力。政治是什么？是某一时期某一范围的最大之事，是关系全局影响久远的事。”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说：“一部人类文明史，不过是人类面对自然和社会的挑战而不断应战的历史。”新闻传媒不断记录这种“挑战——应战”的历史，同时也身处在“挑战——应战”中，只有影响历史，最终才能汇入历史。
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让内容唱主角，直逼新闻本体
我们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来建构新闻评奖范式？
科学而又严谨的操作规程和质量监控体系正被学人们广泛关注；新闻专业主义精神正得到新闻学界和业界的一致追崇；恪守新闻规律、按新闻科学精神办事正成为管理者和从业者打开天窗的心灵契约。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对普利策新闻奖的宣传日益广泛，研究日益深入。借鉴普利策奖改革中国新闻奖已成为许多业内人士的共识。
开始颁发于1917年的普利策奖是美国近300个新闻奖中最知名的一个，为世界瞩目。德国鲁尔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教授菲舍尔说：“普利策奖作品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单篇报道显示了文体的高度纯熟。而主题和对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解释则具有恒久的意义。”
笔者认为，普利策奖至少带给我们如下几点启示：①既注重传媒精神又尊重新闻记者个人的创造性劳动，注重考察记者的发现能力、调查能力、解释分析能力和对文体写作的贡献。②既注重主流报界的新闻实践又给地方报纸以机会。普利策奖中的独家报道奖一般是奖给反映美国地方问题的非事件性报道，一些原本并不知名的地方小报，往往因为占了“近水楼台”的优势而获得该奖。③既注重客观报道又重视新闻作品的个性化，体现出对受众知情权的尊重。
此外，普利策奖没有字数、篇幅的限制，注重以具体的个例反映普遍的社会问题。
在对新闻评价标准的重构方面，我国民间传媒研究机构已跃跃欲试，地方传媒也在尝试，《南方周末》首开先河，它在2002“年末特刊”中推出“2002年中国传媒杰出表现评选结果”，在2004“新年特刊”推出“致敬2003中国传媒”，并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复旦大学教授童兵说：“我深为赞同以平民、学者的视角总结年度新闻表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力丹说：“我们必须正视已经存在很久的传媒业面临的问题，多一些深刻的传媒业的自我反省。”
“致敬2003年中国传媒”评选如下：
①年度舆论监督（《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南方都市报）；
②年度公众服务（《SARS内幕》等系列报道财经杂志）；
③年度社会关怀（《南京拆迁户自焚事件真相调查》外滩画报）；
④年度新闻边界拓展（《经济学家吴敬琏致敬抗非大夫蒋彦永》财经时报）；
⑤年度调查报道（《两任省委书记批示亿万富翁沉冤昭雪》南方周末）；
⑥年度舆论监督持续推动（繁峙矿难系列报道 中国青年报）；
⑦年度现场报道（贺延光摄影报道中国青年报）；
⑧年度时评（《实现社会公正，哪怕天塌下来》南方周末）；
⑨年度电视栏目（《有报天天读》凤凰卫视）；
⑩年度网络表现（博客Blog）；
（11）年度最具成长性媒体（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12）年度最具赞许传媒人物（范以锦南方日报报业集团社长）；
（13）年度华文媒体（新浪网）
……
尽管这种评价不是由下而上的报送筛选，而是在辽阔无比的新闻大海中由上而下披沙拣金过滤出来的，有一定主观色彩，但它们代表了一种方向、一种品质、一种精神。他们的评价标准似乎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影响世界的力度；2.服务社会的高度；3.关怀公众的程度；4.社会认同的广度；5.舆论监督的深度；6.创新精神的强度。笔者认为，这种对新闻及传媒的评价未必成熟，但它的积极意义值得肯定：它打破了传统，打破了陈规，打破了层级，它不拘一格，让内容唱主角，直逼新闻本体。
七、优化与新闻评奖有关的几个细节
评奖标准明确了，要打破传统新闻评奖的尴尬，要确保评奖的公平、公正、权威和影响力，似乎还需在以下几个与评奖有关的环节上做点文章。
1.评奖主体：应兼收并蓄
评奖的主体即评委。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说谁不好，谁不乐意。但“人”的因素又是评奖过程中的重中之重，不可回避，因为它掌握着作品的生杀予夺大权。这些年，各级各类奖项评比因人的因素让人诟病的不少。大众电视金鹰奖完全是由观众参与的评奖，最后导致有人收买刊登选票的传媒，中国电影金鸡奖完全是由专家参与的评奖，最后导致“曲高和寡”，难孚众望。总之，完全放任地由一方主导的奖项评比难免偏颇甚至出现越轨行为。近些年来，主要由新闻传媒界总编（台长）组成的评委会，往往难脱业界的羁绊，既有“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之嫌，又有当局者迷之虞。
笔者认为，新闻评奖应在最大层面上获得多方意见的一致，应吸收一定数量的学者、优秀记者代表和读者代表参加评委会。大学新闻科研院所的学者把新闻传播学最新的科研成果带到评奖中来，用学理的眼光审视作品，能确保新闻评奖的先进性，为评奖增加学术含量。新闻一线的优秀记者了解新闻作品的生成过程，能确保新闻作品的实践性。优秀读者完全是“第三只眼睛”看新闻，能确保获奖作品的受众满意度。
古人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要想评奖公正，首先评委必须英明。评委好当，但当一个慧眼独具的优秀评委难，既要出以公心，又要有高水平的专业水准。
2.评奖客体：应宁缺毋滥
好新闻，是一种风向标，是新闻中的导向，是一种范式，是精品，是旗帜。作为模范的东西只能少而精，而不能大而滥。当金鸡奖出现诸多并列第一的时候，新闻媒体纷纷质疑下了“双黄蛋”，而轮到媒体自身却不能率先垂范，依然搞“排排坐、分果果”，就不能不授人以柄，贻人口实。有的新闻评奖按名额分配，照顾面儿，评奖成了分奖金，人人有份；有的新闻评奖为了增加高级别奖项的数量，还多设个“特等奖”。对此，业内人士、学者纷纷呼吁“评奖数量要下来，评奖质量要上去”。普利策新闻奖对每一类奖项只设一个大奖（不设二、三等奖）的做法就很值得我们借鉴。
3.评奖过程：应匿名评审
当若干篇标有单位名称、作者姓名的新闻作品完全呈现在评委面前时，谁也难免不带“有色眼镜”去品读，难免不先入为主。大报（台）、大通讯社的名记者、名编辑、名主持人自然占有地利、人和的优势。
一个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实行匿名评奖，把作者名、单位名一律隐去，就像高考作文评分一样，只对作品不对人，不论大腕儿小手，大报小台，大家都在一个起跑线上竞争，都用一个新闻价值的尺子来度量，让作品因素完全占上风，将情感、层级等非作品因素统统赶走。事实上，近些年来，许多严肃性学术期刊为避免关系稿、人情稿也多采取匿名审稿的办法。
中央领导同志明确指出：“要看到文化产品在本系统内自身循环就是脱离实际、脱离生活、脱离群众。这个体制要坚决改掉。要清理奖项，增强奖项的公正性、权威性，要以群众满意不满意、喜欢不喜欢为根本评价依据。”是到用新闻专业主义精神改革中国新闻评奖的时候了。如果再羞羞答答地墨守陈规，那留给人们的只能是无尽的负面的想像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