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红[1]2013年在《毛泽东政治哲学研究》文中指出本文基于人性观是社会价值和政治策略的人性根基,社会价值为政治策略和政治实践提供规范并通过政治实践而实现自身,政治策略是勾连社会价值和政治实践的现实中介,政治实践是推进社会价值现实化的基础这一基本理论框架,对毛泽东政治哲学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考察。本文认为,面对救亡与发展的历史主题,毛泽东为寻求救国济世的真理,经过世界观的转变和政治观的演进最终确立科学的共产主义信仰,在领导中国人民开展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形成其政治哲学。它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历史土壤,以普遍的人性和具体的人性为立论基点,以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阶进式基本社会理想,以自由、平等、民主为具体的主要政治价值,以阶级斗争、国家政权、群众路线和政治教育为主导性政治策略,致力于改造内外部现实以实现价值与事实的统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表明,毛泽东政治哲学是中国革命的科学理论指导,具有理想性与现实性相统一、时代性与民族性相统一的历史特点,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理论成果,而其晚年的政治哲学思想,尽管包含着错误,但仍不失为当代中国社会建设和发展的重要理论参照。
尚方健[2]2014年在《毛泽东政治哲学核心范畴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政治哲学在以往的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并未受到充分重视,但是它又构成了毛泽东思想逻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毛泽东的思想逻辑框架中,哲学始终是服务于特定政治诉求的,毛泽东的哲学始终是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性指向在内。纵观毛泽东哲学思想史的基本逻辑发展历程,不难发现,推动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的基础性动力不外是政治实践活动。毛泽东政治哲学的内涵极其丰富,本论文通过选取毛泽东政治哲学思想中的若干核心概念,通过立足于历史逻辑基础上,对这些概念进行相关的理论阐释与当下现实关联,以期建构毛泽东政治哲学的基本逻辑构架,并努力发掘其所内具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因此,本论文主要由如下几个部分组成：首先,以革命作为毛泽东政治哲学核心范畴的分析对象。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之后,从事革命斗争更自然成为毛泽东的实践导向。因此,本论文首先选择了革命概念进行相关的理论阐释。我们认为,毛泽东革命理论的生成与发展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具体国情以及俄国十月革命等因素相互交织、共同影响的结果。从纵向的历史性线索而言,毛泽东革命思想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等不同历史阶段;从横向的逻辑层面而言,毛泽东革命思想又包含着关于革命动力、对象、道路等具象性内容的经典阐释。需要指出的是,对毛泽东的革命理论需要辩证地加以对待,诚然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对革命理论的娴熟运用是保证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因素。然而他晚年由于主客观原因的限制所导致的对革命战争时期经验的过分依赖,在一定程度上又直接导致了晚年失误的悲剧境地。第二,以群众范畴作为毛泽东政治哲学的分析对象。因为无论从毛泽东思想逻辑的建构亦或是现实革命实践活动的开展而言,群众始终是基于毛泽东思考的重要位置。毛泽东的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坚持与发展,也是对中国革命具体政治斗争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毛泽东的群众理论既是本体论的,也具有认识论的意蕴在内。并且,毛泽东的群众理论对于当前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运动有着深刻的启示性意义与参考价值。第叁,阶级在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框架以及他所从事的现实革命运动中具有基础性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而言,毛泽东对于阶级问题深刻把握、对于阶级斗争在推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基础性地位的充分认识,正是他得以顺利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契机与内在保证。同时,对于阶级斗争社会历史地位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也形塑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特征。毛泽东在阶级问题上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间在延承性的基础上又表现出深刻的差异性：马克思、恩格斯更多地侧重于从经济维度即从主体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来划分阶级,也就是说马恩更加倾向于将阶级看作是一个经济概念;列宁对于阶级的理解更加侧重于从政治维度加以理解,即一个统治集团对于另一个集团的占有;而毛泽东一方面继承了马恩从主体经济地位出发判断阶级的思想,而且另一方面对列宁从政治视角阐释阶级也进行了细化,即毛泽东更多地从主体的政治表现来判断一个阶级的属性及其地位。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上述判断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他晚年陷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误区。第四,“主义”问题构成了毛泽东政治哲学思想的另一重要维度,重视理论在实践过程中的作用,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持守构成了毛泽东区别于单纯理论家或者单纯政治家的显着特征。从毛泽东早年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朦胧判断,再到后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至死不渝的坚持与发展,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曲折探索,都构成了毛泽东政治哲学思想体系中的显着一笔。最后,以文化概念作为毛泽东政治哲学的收官点。这不仅因为从感性层面上毛泽东始终保持着文化人的姿态、性格甚至留有大量的文化意味较浓厚的着作,而且更因为毛泽东始终重视文化在推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这一点甚至过度发展到后来所谓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但首先需要承认的是,毛泽东对于文化的理解及其理论建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具有科学性内涵,诸如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阐释以及建国后关于文化理论的“双百方针”等。当然,承认毛泽东文化理论的合理性时,也需要着重分析他晚年在文化问题上的理论失误。
贺昭平[3]2002年在《关于毛泽东政治哲学的若干思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国际政治哲学的复兴，我国的政治哲学讨论也走向高潮，但作为20世纪中国政治哲学主要部分的毛泽东政治哲学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而以往对毛泽东政治哲学某些有限的研究因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本质认识的局限和受政治行为主义的影响而不能有效地回应新自由主义的挑战。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范畴为核心，以实事求是为精髓的哲学；是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接续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问题和正确解决“古今中西”之争这一时代课题的过程中形成的现代哲学。毛泽东政治哲学以毛泽东哲学的精神气质为中介，从而形成其独创性。 毛泽东政治哲学以群众革命为核心，充满了对社会底层的关注与救世心态，对国家与社会秩序进行了设计，为“革命”做了充足的辩护，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 毛泽东政治哲学对平等、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等现当代政治哲学的主题做出了回应。毛泽东政治哲学以平等为社会正义的首要价值。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有强国家主义色彩。毛泽东政治哲学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也有效地回应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挑战，它理应成为我们参与制定人类社会最为基本的共同交往规则的理论出发点。
喻立平[4]2011年在《毛泽东平等思想研究》文中认为平等思想,无论中外,古已有之。然而真正作为现代性的核心价值观念,平等思想是由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所呈现出来的。在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资产阶级首次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表达了全球化时代资产阶级对人权平等的阶级诉求和时代要求。但是,近代人权平等观是一种抽象的人性论,它只解决了平等的形式问题而没有解决平等的内容问题。真正将人的平等的形式与内容统一起来的是马克思。马克思通过世界历史理论阐述了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平等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平等思想与中国实际、与中国传统平等思想结合起来,从而全面而系统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平等的认识与实践。毫无疑问,平等思想在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毛泽东的平等思想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平等观的科学思想,而且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平等观的科学内涵。本文拟从毛泽东人类解放平等观的形成与发展、理论建构、主要内容、方法论等四个方面,对毛泽东平等思想作比较系统的阐述。在中国,实现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建立一个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自由平等的国家,是毛泽东一生追求的伟大目标,因而平等思想是贯穿毛泽东思想轨迹的一条主线。毛泽东在经历了对中国传统平等思想的继承与超越、对中西方近代平等思想的反思与批判、对马克思人类生存与解放理论的吸取与创新之后,形成了具有鲜明阶级性、实践性和时代性的人类解放平等观,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型成果。劳动、权利、解放,是毛泽东平等思想的叁个基本范畴,这叁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矛盾,构成了毛泽东平等思想的基本内容,从而使毛泽东平等思想在实践的基础上发展为科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首先,劳动价值论是毛泽东平等思想的理论根基。毛泽东把劳动作为划分阶级的主要标准、分析平等问题的基本依据。毛泽东认为,通过劳动来改造人,是解决平等问题的根本手段；劳动者是革命和建设的主体,是建立平等社会的真正动力。其次,人的基本权利的实现是毛泽东平等思想的核心。毛泽东认为,争取人的基本权利的实现,是中国革命斗争的中心环节,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平等理想的现实路径。权利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是实现人类解放的基础条件。现实斗争必以争取平等权利为中心,而理想追求在于人的彻底解放。在毛泽东平等思想体系中,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常常表现出某种张力,也使毛泽东解放的思想更加丰富。最后,毛泽东关于解放的内容,主要包括生产力的解放、人民的解放和人类的解放叁个方面。没有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就不可能实现社会平等和人类的解放；人民解放,是毛泽东平等思想的主体定位,在毛泽东时代,这实质上就是人民争取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权利,争取权利是实现解放的前提条件,也是现实切入点；人类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理想,也是毛泽东平等思想的终极价值取向。毛泽东平等思想的价值取向既与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平等观一脉相承,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直指20世纪中国人民救亡图存、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解放主题,包括争取独立、捍卫国家主权、建立平等外交关系以实现民族的解放,提升人民地位、解放人的个性以实现劳动人民的解放,倡导国际主义、推动世界和平、高扬大同理想以最终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毛泽东对于政治平等、经济平等、社会平等的推进,都是着眼于广大劳动阶级的彻底解放,这是毛泽东人类解放平等观的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在政治平等方面,毛泽东青年时代就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平等诉求,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他致力于推进政治表达、政治参与的平等和政治民主的制度建构,通过争取普通民众的话语权利、提高民众的政治表达能力以推进政治表达平等；通过民主选举、国家管理和政治运动以推进政治参与平等；并以实行民主集中制为原则的代表制、政治协商制和尝试“大民主”,探索政治平等的制度保障；在实现平等的方式上,毛泽东强调用革命的方式实现政治平等,包括既用革命破坏不平等的现存政治制度、消除政治压迫,又包括用革命孕育新的平等政治制度；在平等的保障上,尽管制度建设与革命之间存在着矛盾,但毛泽东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经济平等方面,毛泽东致力于实现全体劳动人民占有的平等、分配的平等和发展的平等,通过土地改革、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实现占有的平等,通过供给制试验、按劳分配原则的贯彻和计划体制以实现分配的平等,通过公私兼顾、城乡统筹和民族自治以实现发展的平等。在社会平等方面,毛泽东致力于破除传统中国社会的官本位思想、精英化倾向和“差序格局”,通过反封建法权、反等级特权、反官僚主义以及提倡干部参加劳动与群众打成一片,以破除官本位组织结构,建立社会主义新型干群关系；通过大力提高普通劳动群众地位、改造知识分子,以消除传统文化中的精英化倾向,建立社会主义新型体脑关系；通过推进人权平等、男女平等和人际关系平等,以革除传统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建立社会主义新型人际关系。毛泽东平等思想的方法论,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其内在结构概括起来就是“一主两翼”。“一主”,就是“一分为二”。毛泽东认为,任何事物总是可以不断地“两分”下去,而分开的两方总是存在差异,“差异就是矛盾”,所以事物的平衡、平等是相对的,不平衡、不平等是绝对的,“一分为二”揭示了平等与不平等矛盾运动的永恒性,成为毛泽东观察、分析和解决平等问题的理论基本点。“两翼”,就是肯定方面的“自主自强”和否定方面的“不断革命”。“自主自强”着眼于通过砥砺心力、独立思考以强化主体,争取平等,获得解放；“不断革命”着眼于通过全面彻底的革命,以消灭不平等,获得解放。因为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所以,“独立自主”与“不断革命”是没有止境的,人类社会永远处在追求平等和解放的过程之中。毛泽东平等思想的贡献是巨大的,他基本完成了中国现代平等观的理论建构,全面推动中国社会向着公平正义的目标迈进,并深入推进平等观念的大众普及。毛泽东平等思想也存在明显的道德化倾向、两极化思维模式和军事化偏好的理论偏颇和实践失误。毛泽东平等思想及其实践给我们的深刻启示是,必须正确认识平等的价值,正确把握平等的内涵,正确处理平等与自由、平等与效率、平等理想与实现手段之间的关系。
陈龙[5]2012年在《毛泽东实践智慧研究》文中认为毛泽东哲学与马克思哲学一样是以“改变世界”为目的的实践哲学，而“改变世界”或改变中国就必须考虑实践的具体性和特殊性，即考虑中国现实环境中的各种复杂因素，需要一种关于实践或行为的明智考虑的理性能力——实践智慧。毛泽东实践哲学最集中的表现为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殊而复杂的现实环境中如何付诸实践所需要的实践智慧，以及对这种实践智慧的理论自觉与反思。历史表明，毛泽东的这种实践智慧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践取得成功以及实现中国化的重要因素。由于马克思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实践主要是政治革命和军事斗争，因而与此相应，毛泽东的实践智慧也就集中体现在政治和军事两大方面的活动及其着作中。就毛泽东的政治实践智慧来说，主要是关于中国革命性质、革命道路、统一战线、党的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模式等问题上的智慧。在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毛泽东从中国革命具体的实际环境出发，认为这场革命既不是资产阶级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上，毛泽东突破了传统的议会斗争道路和城市起义模式，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特殊道路；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毛泽东匠心独运地提出了既统一又独立，既联合又斗争的方针；在党的建设问题上，毛泽东从中国共产党所处的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和具体的革命现实环境出发，十分注重从思想上建党，采取了加强道德修养和整风运动以达到思想上建党的独特方式；在革命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问题上，毛泽东独具智慧地将其称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并制定了相应的既具有资本主义特色又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毛泽东的实践智慧还尤为突出的体现在他的军事智慧中。毛泽东的这种军事实践智慧，是对中国传统兵家智慧的继承和发展，它以冷静理性的态度、任智巧夺的精神和对辩证思维方式的运用为其运思特征，运思的焦点是夺利避害，争取主动，在总体上集中体现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强调积极防御、主观能动性和人民战争的一整套弱者的战略战术。毛泽东的实践智慧不仅体现在政治与军事等实践活动及其相关论着中，而且更深刻的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自觉与反思，形成政治、军事等方面实践智慧的哲学升华与表达。这种反思与表达，建基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资源之上，既是客观上的理论需要，也是主观上的兴趣使然。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系统、集中地批读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着作之后，毛泽东的实践智慧升华为《实践论》和《矛盾论》的经典哲学表达，进而指向和凝练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核心命题——实事求是，并进一步转化为矛盾分析、调查研究等“改变世界”的具体方法，实现了由世界观向方法论的转变。毛泽东实践智慧是我们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典范，它所蕴含的实践的思维方式、理想与现实的张力关系等在当代仍然具有着重要的意义。
瞿郑龙[6]2015年在《当代中国法制的政治逻辑》文中指出“中国法制”的发展进程是中国曲折坎坷百年现代化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中国”的理想图景则是中国现代化宏伟目标的关键构成内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法制进程是中国法制百年历程浓墨重彩、丰富复杂、独具特色的发展阶段，对于建国以来我国法制发展进程的梳理和分析，是我们认识和理解百年“中国法制”历史演进规律的必然要求和内容，也是我们构建和实现“法治中国”宏伟目标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有什么样的问题就有什么样的方法，问题本身的客观属性已经决定了对其展开研究的可能方法；反过来也成立，不同理论方法的采行则预先影响了能够提出的问题以及我们主观认识问题的角度、层面、维度。对于建国以来我国法制发展特征、演进规律的梳理和分析采用何种方法，从根本上是由这一时期法制的客观历史进程所决定，对其展开分析和考察所采行法学方法的不同，则影响了我们对这段客观法制历史进程的不同主观认识和理解。建国以来法制发展进程的丰富维度、复杂向度、多面角度、不同跨度、相对进度决定了对其展开学理研究可以采行的多元方法。建国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处于国家变革、社会转型、经济发展以及文化变迁的巨大历史背景之中，法制的萌生、转折、断裂、恢复、突进、变革以及发展受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情势生态的深刻型塑。其中，政治对于法制的影响触及法制的宏观架构、中观格局、微观形态，而且涉及法制存在、运行与发展的各个方面、诸多环节、全景领域，因而不仅深刻，而且全面，并且贯穿于法制发展的整个进程，使得我国形成了浓厚而且独具特色的“政法”传统。从表征形式来看，政治环境成为法治建设的深刻背景，政治话语成为法治建设的流行话语，政治目的成为法治建设的深层追求，政治改革成为法治建设的内在动因，法治建设染上了浓重的政治色彩，烙上了深刻的政治印迹；从作用实质来看，党的领导对于我国法治建设的影响范围之广、形塑力度之巨、作用效果之深，使其对当代中国法治具有毋庸置疑的主导作用；从根本评判依据来看，人民民主以及公民权利是当代中国法治发展绕不过去的政治主题，因为法治发展的根本动力以及正当基础源于人民的推动，核心旨趣系于保护、发展和完善公民的平等权利，人民的民主地位以及各项权利是否能够获得法律的平等严格保护、积极有效完善是判断法制发展状况的首要政治判准。因而运用法律政治学的方法梳理和分析当代中国的法治，剖析和解释法制存在、运行与发展背后的政治逻辑，成为理解和揭示中国法治实践规律的关键甚至首要维度，也是重构和实现法治中国的重要理论前提。运用法律政治学的方法观照和反思当代中国的法制，其首要前提就是厘清和阐明法律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当代中国学界围绕法律与政治的关系产生的论争，存在诸多因为基本概念界定不清、阐述对象前后不一、理论立场模糊不明、中西之间跳跃不定等原因造成的论述混乱，对此需要从理论上对其进行梳理和厘清、批判和反思。在此之外，通过梳理西方法律与政治关系的历史演进，分析其中法律与政治关系生成、变迁的内在机理以及主要问题，能够为我们理解法律与政治的关系提供一个他者的镜鉴。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从古至今，法律与政治就是两种紧密关联的社会现象，二者相互纠缠、互相型构，不可分割，只是不同历史时期二者的关系格局存在差异，如何实现法律与政治之间的良性互动、妥善平衡仍然是我们面临的悬而未决的重大难题。从宏观上整体考察当代中国法制的政治逻辑，可以从法治话语与法治实践两个方面着手。话语的社会性、实践性使得通过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党代会报告、公报、决议、决定、党章等文本材料中的主流政法话语变迁来透视我国政法实践关系的主导特征及其嬗变趋势具有相当的合理性。通过总结和归纳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官方文本中有关政法关系的主流话语的形态特征、转换机理与变化趋势，可以为我们理解当代中国法治实践的政治逻辑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针对当代中国法治实践的考察则可以为话语分析提供一个真切参照、实际印证。借助证成性与正当性的理论分析框架，可以有效地分析当代中国的政治，揭示其失衡特质及其对法治造成的异化影响，借此探寻未来中国法治协调发展的可能路径。从中观上具体解析当代中国法制的政治逻辑，立法与司法作为法治运行的两个关键环节，乃是阐释中国法治政治逻辑绕不过去的重要内容。政治的核心在于权力，立法既是政治权力的重要彰显，也是巩固政治权力的关键途径，它是国家核心的政治活动，是不同主体展开政治博弈的舞台，它既是政治转化为法律的方式，也是法律限制政治的场所。现代社会法律的实证化使得法律不可能在政治之外确立其阿基米德式基点，也不再可能在立法层面分离法律与政治，立法活动本身以及所立之法大都遵循政治的逻辑。探寻建国以来我国国家层面的立法政治成为透视我国法治的政治逻辑的重要窗口，立法政治的核心在于立法权力，因而立法权力的配置格局、运行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立法模式成为立法政治的主要内容。建国以来，我国的司法运作浸染于浓厚的“政（治）—法（制）”文化之下，形成了鲜明的“政（治）—（司）法”传统，司法的根本属性、功能定位、运作方式、组织机构等方面无不浸染浓重的政治色彩，形成了与政治生态相应地革命化司法模式与治理化司法模式。这两种司法模式的根本问题在于不足以约束公共权力、保障公民权利，未来我国应该建构权利化的司法模式。无论是话语与实践，还是立法与司法，当代中国法制深受政治逻辑形塑的根本动因在于法律与政治的关联，这可以进一步从两个关键方面予以阐发：一方面是法律与国家的关系。当代中国法治存在、运行与发展始终处于现代国家建构、治理的宏大背景之下，这使其可不避免地沾染政治色彩。以孝道与法律的关系嬗变作为分析示例，可以得出，当代中国法制的国家主义特征突出，这是当代中国法治最大的政治逻辑之一，这种法治的政治逻辑忽视了公民在当代中国法治中应有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是法律与国民的关系。现代民主、民权政治的时代精神潮流浩浩荡荡，人民获公民才是真正的政治主体，这使得当代中国法治存在、运行与发展的根本政治判准，在于其是否有助于平等、完善公民身份的塑造、确立、发展。如何通过法律保障、实现、扩展、完善公民权利乃是评判当代中国法治的根本政治判准。借助群众路线与公众参与之间内在机理的差异分析，我们认为，权利政治应当是当代中国法治的核心政治基石和根本政治目标。哲学的目的不仅在于解释世界，而且在于改造世界。针对当代中国法制的法律政治学观照和透视、梳理和考察，其目的不仅在于分析和阐释当代中国法制的政治面向及其内在机理，认识和理解中国法制存在、运行与发展的独特政治逻辑和规律，而且在于反思和批判其中存在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而为建构和塑造未来中国法制的理想发展图景和路径提供可能有益的理论启示。未来中国法制的建设发展，法制（治）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其需要面对的重大课题：一方面，我们不能再回到政治绝对主宰、随意凌驾法制的以政治为纲的传统“政法”一体的陈旧形态中去；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可能完全抛离政治孤立地谈论、建设法治，而是要着力建构法治与政治良性互动、有效平衡的新型“法政”传统，实现具有民主正当性基础的“良法”与具有宪法合法性约束的“善政”相互支撑、相辅相成的法政新格局。这种良好法政格局的形成需要公民的积极参与、有效推动，并且以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平等保护和积极完善作为根本的评判标准。
由东剑[7]2014年在《史华慈的毛泽东政治哲学研究》文中提出作为美国着名的思想史专家,本杰明·史华慈在研究中注重对客观史实的把握以及对历史文献资料的客观把握,并将研究对象放在一个相对动态的过程进行研究。因此,在对历史人物的研究中,结合客观史实与历史的特殊性及偶然性,对历史人物的思想特征与历史定位进行分析研究,从研究的过程与结果中总结概括出历史人物的思想意识与其实践之间存在的关系。在此学术取向的指引下,史华慈展开了对毛泽东政治哲学的研究,他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要切入点,结合西方近代思潮以及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政治哲学成因影响进行系统的阐述。在《中国共产主义的崛起与毛主义》中,史华慈将毛泽东政治哲学概括为“毛主义”(Maoism)战略,并认为其中关于革命主体的是农民阶级的论述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核心理论的“背离”,从而形成了“毛主义”——“异端”理论。“毛主义”战略在其核心思想不变的前提下,其内容则在毛泽东政治实践的各个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但是对于建国以后的毛泽东政治哲学的研究,史华慈将研究的重心放在了“文革”时期毛泽东政治学所呈现的新特点。首先,史华慈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因隐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理论预设,目的是针对党内出现的种种问题进行的一次激烈的“整风”运动,而非单纯的权力斗争的结果；其次,史华慈坚持在“问题意识”的指导下,采取文化比较的研究方法将“文革”时期毛泽东的政治实践与卢梭的“公意”学说结合进行比较研究,将毛泽东在“文革”时期的政治哲学概括为“德性统治”。史华慈认为“毛主义”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独创性的政治战略,体现出了毛泽东的民本思想,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福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更体现出毛泽东在一生的政治实践中都在坚持走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建设道路,最终目的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结合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毛泽东历史地位的评价和国内的研究现状来看,其研究结论仍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但是其研究的视角与研究方法依然具有一定积极意义。通过重新解读史华慈对毛泽东政治哲学研究,发掘史华慈的研究中隐藏着的更深切的人文关怀以及他的独特的研究方法,拓宽了现阶段对毛泽东政治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深度与广度。
张晓亮[8]2014年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若干思想的诗化文本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毛泽东是政治家、军事家,又是诗人。他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创作了大量的政治、军事着作,也在“马背”生涯中创作了大量的源于革命实践体验的诗词作品。毛泽东政治家与诗人的身份是互动的,时而政治家的身份明显,时而诗人的特质浓厚,时而二者交融。即使在诗人特质浓厚的时候,诗词作品也同样寄予了其政治情怀。因此,同政论文章一样,诗词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区别在于其政论作品是毛泽东革命思想的理性总结,而诗词则是其个人革命理想的感性刻画。毛泽东多次强调“诗言志”,不论是在阅读还是创作文学作品时,他都遵循这个古老的传统。“志”在这里具有多重内容,首先,毛泽东诗词是毛泽东个人革命理想的集中体现,又是人民群众价值诉求的精神代言；其次,毛泽东诗词记述了中国人民革命与建设的伟大历程,很多重大历史事件都在诗词中有所反映；最后,毛泽东诗词是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结合。毛泽东将其对马克思主义精神的理解融铸在古典诗词这一中国传统文化形式中,深刻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辩证法。研究毛泽东思想,不仅要研究其政论文章,诗词也应该成为一种独特而重要的文本。本文主要从毛泽东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叁种身份来研究毛泽东思想以及毛泽东诗词,所以本文论题主要包含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军事思想、哲学思想叁个方面。由于研究的文本是毛泽东诗词,所以对于这叁种思想的探究在不同时期以及不同的诗词上是有所侧重的,或侧重政治思想,或侧重军事思想,或侧重哲学思想；毛泽东是多种身份的结合体,他的思想又不是单一的,政治、军事思想中充满辩证的哲学气息,军事、哲学思想又是政治理念,所以,文中的一些分析又是叁种思想的融合。全文以毛泽东诗词为主线进行展开,由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阶段的很多重要思想与相应阶段的诗词在主题上是相呼应的,所以,全文的标题都是以各阶段毛泽东诗词中内涵的毛泽东思想即理性的表述为表现方式。由此,笔者设立的论述框架凸显,全文的论述主要包括以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分析了毛泽东自立志出乡关到1927年的《菩萨蛮·黄鹤楼》期间的作品,主要描述了毛泽东确立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历程。这一时期,毛泽东处于艰辛探索救国方法的阶段,他笃信过尼采的超人哲学,迷恋过心物二元的世界改造观,但同时又注重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原则,在治学、革命方面十分注重社会实践的作用。《沁园春·长沙》与《菩萨蛮·黄鹤楼》是这一时期两首重要的作品,虽然毛泽东自认为1920年夏就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这两首作品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现实问题的初始标志；第二阶段描述了深具中国特色的井冈山革命道路模式。这一时期,毛泽东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但仅仅掌握了理论还不能最终解决革命问题。理论不是万能的,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毛泽东带领早期共产党人通过艰辛的探索,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革命的井冈山道路,即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联盟与根据地依托下的游击战争相结合的新式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第叁阶段的诗词数量虽然不多,但是,每首诗词背后宏大的历史背景使这些诗词的内涵更为深刻。随着中国革命道路的理性走向以及毛泽东思想的逐渐成熟,这一时期的几首诗词也包含了更为宏大的对中国革命的理论认知。它们组合起来反映了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总结：第四阶段主要分析了毛泽东诗词中的彻底革命思想。而这种彻底革命的价值根本在于对真正民主的追求。民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民主,毛泽东这一时期的诗词囊括了中国共产党对政治民主(实现人民的真正自由、国家的彻底独立)、文化民主(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探索,而这两方面的实现为经济民主奠定了基础。学术界对毛泽东诗词中的政治思想、军事思想、哲学思想有一些论述,但还只是对一首、几首或者一个短暂时期的探讨。对毛泽东诗词就某一方面进行一次全面而整体的阅读无论对毛泽东诗词还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都是一次极为有益的尝试,这就是本文的最终目的。
彭恩琴[9]2013年在《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与叁十年来中国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以下简称“毛哲会”)是中国唯一一个致力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学术团体。30年来,在毛哲会的积极推动下,毛哲研究工作者出版了大量的学术专着,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可谓是硕果累累。同时,毛哲会在推动地方毛哲会成立与发展、毛泽东思想研究类期刊的成立与发展、地方毛泽东哲学研究所的发展、培养学术人才等方面都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在新形势下,如何继续推动中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成为一个重要课题。因此,选取毛哲会作为切入点,回顾和总结毛哲会以往的工作,评析其以往工作的优缺点,对深入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包括：第一部分是绪论,阐述选题依据,介绍国内学术界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概况,说明本文的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第二部分是回顾毛哲会筹备及成立的过程；第叁部分是论文的重点部分,主要论述毛哲会推动中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五个作用,分别是促进地方毛哲会的成立与发展、推动毛泽东思想研究类期刊的成立与发展、促进地方毛泽东哲学研究所的发展、发展组建一只老、中、青相结合的学术研究队伍等。第四部分是简单梳理毛哲会的理论研究内容及今后的研究方向,同时在对毛哲会以往工作的优缺点评析的基础上,对如何推动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做若干思考。
成林萍[10]2011年在《毛泽东民主政治思想及实践研究》文中认为本论文以毛泽东民主政治思想与实践为研究对象。毛泽东民主政治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石。毛泽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从根本上确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核心价值,为新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对毛泽东民主政治思想进行科学系统地梳理和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对毛泽东思想当代价值的深入阐发和理论拓展。论文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史观为指导,运用历史分析、辩证分析的方法,比较研究和整体研究的原则,吸收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多学科的知识,依据时代、社会、政治背景,将毛泽东民主政治思想放到特定的历史进程中进行系统考察,分析毛泽东民主政治思想在每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内容、特色和目标。既充分阐述毛泽东民主政治思想的理论来源、形成发展和理论价值,又深入剖析毛泽东晚年在民主政治探索方面的误区及经验教训,同时分析毛泽东民主政治思想对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现实启示意义。论文分引言、正文、结语叁部分。正文共分四章。引言部分主要介绍选题的缘起及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正文第一章概述毛泽东民主政治思想的来源。本章指出,毛泽东民主政治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民主观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也是对中国近代民主政治思想合理成分吸收的结果。面对中国历史文化遗产和外来文明,毛泽东有许多独到见解和新的阐释,在实践中制定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批判地汲取和辩证地融合了中外民主思想的精华。第二章对毛泽东民主政治思想的形成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全面阐述毛泽东民主政治思想发展的历史过程,是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民主政治思想必须涉及的基本研究。在本章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毛泽东民主政治思想同他一生所从事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是密不可分的。在每一个历史阶段,毛泽东都提出和阐述了诸多关于民主问题的思想观点和理论原则。第叁章对毛泽东民主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研究。本章总结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人民民主进行的孜孜探索和不懈奋斗,提出了许多富有创造性的观点,诸如:“民主新路”的思考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方向;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以及叁大政治制度在新形势下如何坚持和完善;人民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思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促进社会和谐的思想;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腐败和特权阶层,防止执政党蜕化变质的思考,都为我们留下了可资借鉴的宝贵思想财富。本章最后对毛泽东民主政治思想的地位和作用进行总结:毛泽东民主政治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中最有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的主体内容之一。毛泽东在民主政治方面的艰辛开拓及其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成就,仍对当前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发展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第四章探析毛泽东晚年民主政治思想。标题定为“复杂矛盾的晚年民主政治思想”,是要区分于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前面各章特别是第叁章论述毛泽东民主政治思想时,是从“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个角度分析的,包括了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中共其他领导人的思想成果。本章分析的民主政治思想及实践方面的误区,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必须注意与作为科学体系的“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本章研究的结论是:毛泽东晚年民主政治思想具有明显的矛盾性和复杂性,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错综复杂。需要采取分析的方法,将毛泽东晚年的正确与错误加以区别。结语部分探讨毛泽东民主政治思想的现实启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实现人民民主进行了无私无畏的探索,其探索中包含的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对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结语概括以下五点现实启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走人民民主之路;坚持实事求是、科学认识党的历史方位;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坚持反腐败,防止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权变质;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各方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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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毛泽东政治哲学核心范畴研究[D]. 尚方健. 南京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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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当代中国法制的政治逻辑[D]. 瞿郑龙. 吉林大学. 2015
[7]. 史华慈的毛泽东政治哲学研究[D]. 由东剑. 大连理工大学. 2014
[8].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若干思想的诗化文本研究[D]. 张晓亮. 南京师范大学. 2014
[9]. 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与叁十年来中国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D]. 彭恩琴. 广西大学. 2013
[10]. 毛泽东民主政治思想及实践研究[D]. 成林萍. 中共中央党校.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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