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华[1]2001年在《汉代妇女妆饰风俗初探》文中提出汉代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生活进步。当此之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美的孜孜追求，成为汉代人的重要生活风尚；并由此促进了汉代妇女妆饰风俗的兴盛。汉代妇女十分注重美化自身，以华美的服饰、精巧的梳妆、优雅端庄的形象闻名于世。本文从以下几个部分来论述汉代妇女的妆饰风俗： 引言 指出对汉代妇女妆饰风俗进行研究的开拓性、迫切性和现实意义。 第一部分 从整体上论述汉代人对女性美的认识，包括体貌审美和服饰审美。并通过引述《汉赋》中对美女形象的描写，使人们对汉代的女性美有一个更为直观、具体的了解。 第二部分 记述汉代妇女发髻的形制和具有代表性的髻式及其制作方法。并分析汉代妇女发髻所体现的阶级区分。 第叁部分 按化妆的步骤描述汉代妇女的面妆，包括典型的妆式和所使用的化妆品。并指出其所反映的社会现实。 第四部分 分叁部分介绍汉代妇女的服饰：汉代妇女的服装形制、汉代的舞服、汉代妇女服装纹样及其文化内涵。同时指出汉代妇女服饰的时代风格。 第五部分 总结出汉代妇女妆饰风俗的叁个特点：等级性、时代性、实用和审美的统一性。 第六部分 从汉代社会经济、汉代蓄妓之风和妇女精神风貌、汉代妇女地位、男性审美观和统治阶级的导向作用四个方面，全面论述了汉代妇女妆饰风俗的形成因素。 结语 指出汉代是中国妇女妆饰史上的奠基时期；汉代妇女妆饰风俗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
李佳贝[2]2016年在《汉代女性面妆审美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两汉时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开拓时代。丝绸之路的开通和海上贸易的开辟,让汉代经济文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张骞两度出使西域,在带回匈奴社会风俗、地理分布的同时,还带回了燕支。燕支同焉支,产自匈奴焉支山,是一种化妆原料。张骞未引进燕支前,汉朝因独尊儒术,面妆主要承袭先秦时期的素妆。素妆即白妆,以米粉或铅粉敷面,让肌肤变得白皙细腻,“粉白黛黑”是对其风俗的真实写照。燕支的引入,带来了红妆,也开辟了彩妆时代。因此,汉代面妆在中国古代面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对汉代女性面妆的专题研究则是十分必要的。但目前国内外针对汉代女性面妆的研究极其稀少,本文的撰写能够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更能给我们现代美容事业提供有力的借鉴等等。本着这几个目的,作者通过“资料查阅法”和“实例参证法”把消失的汉代女性面妆生动的呈现在读者面前。本文分为五章,重点从汉代女性面妆审美观的形成、汉代女性面妆的特征、汉代女性面妆对现代时尚设计的影响等几个方面入手,来探讨和研究汉代女性面妆。论文首先讲述汉代女性面妆的研究背景、选题意义及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同时介绍了作者使用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的难点与创新点。其次阐述了汉代女性面妆审美观的形成,主要从汉代女性面妆的概述及文化内涵、汉代女性面妆的构成要素、汉代女性的审美观特征和影响、汉代女性面妆形成的因素四个方面来分析。其中汉代女性面妆主要由基础面妆和重点面妆构成。基础面妆主要包括面部清洁、面部滋润和白妆打底叁部分。而重点面妆则从红妆、眉妆、唇妆和面饰四个部分来讲述。汉代女性审美观的特征则主要是肤以白为美、脸颊以红为美、眉以黑为美和唇以小为美等。而影响汉代女性面妆形成的因素除了传统研究中常考虑到的女性社会地位的影响、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及民族融合的影响外,还从男性审美观的影响方面对其形成原因进行了剖析。论文在分析汉代女性面妆审美观形成之后,对汉代女性面妆的特征进行了归纳,主要从形制、功能及其风俗叁个方面来讲述。汉代女性面妆的形制主要有柔和典雅和种类繁多的特点。具有装扮功能、传神功能、表征功能和构形功能共四个功能。它的风俗特点主要是具有等级性、时代性以及实用和审美的统一性。汉代女性面妆的这些特点与汉朝独尊儒术,男性审美观主导女性审美,女性社会地位低下及海内外贸易中的民族融合有关。汉代女性面妆因为其鲜明的时代性和在中国彩妆史上的特殊地位,它的相关形制和面妆原料对我国现代高级时装造型、舞台影视造型,甚至是现代日常生活妆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因此最后论文得出研究汉代女性面妆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非常重要的结论,同时作者还对其在未来的发展进行了积极的展望。
王绍军[3]2014年在《唐代妇女服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唐王朝兼容并蓄的瑰丽文化、海纳百川的非凡气度,造就出中国历史上空前鼎盛时代。唐代妇女服饰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炫丽面貌,开创了中国古代服饰文化中最精彩也最丰富的篇章。本文探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唐代妇女的服饰唐代妇女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服装有襦、衫、裙和半臂等。襦和衫为上衣,红色和绿色是唐代妇女喜好的服色。襦比较厚重,为冬季抵御霜寒的衣物；衫较为轻薄,是夏季凉爽消暑的服装。唐代妇女偏好长裙,笼裙、幅裙、破裙等也是她们喜欢的款式。在服色上,红、绿、黄比较受欢迎。裙面之上装饰有凤凰、鸳鸯、燕、孔雀等禽鸟类图案。半臂是穿在襦、衫外的短上衣,有点类似今日之背心,别称半袖、短袖等。因为穿在外面,半臂的装饰较为华丽。唐代社会习俗深受胡风影响。胡服、胡妆、胡舞和胡乐等盛行一时。窄衣、窄袖、袒胸、胡帽、胡靴、回鹘装、椎髻和赭面等,是唐代妇女受到胡风影响的服饰代表。二、唐代妇女的发式与发饰唐代妇女发髻式样繁多,大致可以分成高髻、低髻和特殊髻式叁种类型。高髻在唐代非常流行,半翻髻、反绾髻、双环望仙髻、回鹘髻、峨髻、抛家髻、闹扫妆髻、惊鹄髻、椎髻、云髻、螺髻、乌蛮髻等属高髻。低髻形式在唐代并不多见,堕马髻、倭堕髻、练垂髻等归低髻。特殊髻式是在髻上饰以花朵、珠宝、凤钗等,称为花髻、宝髻、凤髻。梳挽高髻必须有足够的头发,对于发短、发稀或发秃的妇女,只好在发间结上一些假发或乾脆戴上假发,以使自已的发髻也能达到时尚的标准。唐代假髻使用比较普遍,有用铁丝等材料织成框在外编上发者,称为假髻、义髻或巾帼。唐代鬓发样式很有特色,依其厚薄、疏密、大小、多少,以及形状等,有多种名目,比如缓鬓、鸦鬓、薄鬓、丛鬓、云鬓等。唐代妇女会在发髻上插戴许多装饰物品。单股发笄、发簪,双股发钗,在钗上镶嵌随步而摇的“步摇”；或插上鲜花、假花或花钿；还有把原本用于梳理头发的梳篦作为装饰品插于发髻之上。制作装饰物的材料有矿物类金、银、铜、铁、玉、石、翡翠、琉璃、水晶；植物类木、竹、花、草；动物类犀、骨、象牙、牛角、玳瑁、羽毛等。叁、唐代妇女的面饰与面妆唐代妇女化妆程式可分成敷铅粉、抹胭脂、画黛眉、贴花钿(或染额黄)点面靥、描斜红、涂唇脂等七个步骤。唐代妇女尚白,涂抹白粉是化妆的基本功夫。粉有金属类铅粉和植物类米粉。为了表现红嫩的健康面色,唐代妇女还会在两颊涂上胭脂。唐代妇女画眉的方法有两种：直接将材料点染于眉上,或是先剃除眉毛再重新画上。眉式种类有蛾眉、柳眉、却月眉、八字眉,连山眉,桂叶眉等。涂黄粉于额头眉间称额黄。贴于额头的花钿亦称花子,一般是将金箔、色纸、鱼骨等裁剪成各式图样以呵胶黏贴在额头或眉间。花钿式样繁多,由最简单的小圆点到复杂的动植物图案都有。斜红指在两颊绘上两道艳红色的月牙形妆饰,甚至画成残破状。面靥原指在脸颊两侧酒窝处各画一个红色的圆点,即假酒窝；后来发展到以金箔、翠羽制作钱、星、花卉等形状黏贴于脸部,点饰范围自两颊逐渐扩大至额中,或鼻翼两侧。唐人倾向于娇小浓艳的嘴唇为美。在化妆上,先以粉将嘴唇和脸部一起覆盖,再以唇脂点染,妆成浓艳的樱桃小口。点唇颜色主要是大红或浅红。唐代妇女面妆由不施脂粉到满脸面靥,有各式各样变化。唐代妆面种类有数十个之多。白妆与红妆是较普遍的面妆形式,前者包括泪妆与啼妆等,后者包含檀晕妆、酒晕妆、桃花妆和飞霞妆等。而紫妆、赭面、墨妆、慵来妆和血晕妆等为特殊面妆。
周艳桃[4]2011年在《唐诗头发描写之文化研究》文中认为较之唐代田园诗歌、山水诗歌、边塞诗歌等方面丰富的研究成果，唐诗头发描写的文化研究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本文选取唐诗中的头发描写为研究对象，重点结合唐诗中的发式、发饰以及发色描写，探讨头发与文人生命意识、宗教意蕴、人体审美、礼仪风俗、异域文化的关系。唐诗中的头发描写与诗人的生命意识息息相关，是诗人内心世界的一个窗口，也寄寓了唐人对人体的审美意识。受道教文化的影响，诗人通过对道士、神仙发式、发色、发饰的描写，表达对炼丹服药以保持青春不老的追求与向往。受佛教文化的影响，基于佛教“苦空观”的剃发诗歌描写，是诗人对烦恼灭尽、“常乐我净”、随缘无欲境界的诗意追求。唐代出现的新发式——螺髻，则寄寓了佛教吉祥与智慧的美好愿望。发型也是礼仪风俗的象征，除了代表一定的身份地位，在出生礼、成长礼、成人礼、婚礼、丧礼等生命礼俗中，发型有着严格的礼仪规定。立春日、人日、重阳日等节令也赋予了发型相关的风俗文化意蕴。受胡风的影响，唐诗中出现了金卷头发的胡人外貌特征描写及唐人发髻、发饰描写。而头发长美的新罗人和卷发黑身的昆仑奴亦是异域文化中的奇葩。总的来说，唐代诗人对头发的关注反映了唐代独特的文化心理风貌，显示出特有的民族性与审美情趣，是唐诗研究的创新领域。
郑春颖[5]2011年在《高句丽遗存所见服饰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高句丽遗存所见服饰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行文中将壁画图像、出土遗物与文献记载叁者紧密结合。通过服饰分类研究与组合研究,全面把握该服饰资料的整体风格与面貌。在此基础上,从民族性、地域性、等级性、礼仪性四方面剖析其不同的社会属性,区分何种服饰因素为高句丽民族传统服饰,何者包含汉服因素,何者包含鲜卑服饰因素,何者为多种服饰因素混杂,揭示集安与平壤两地区在服饰等级序列与服饰礼仪功用两方面存在的差异性。并以此为出发点,结合高句丽墓葬,特别是高句丽壁画墓分期与编年的研究成果,深入探讨高句丽遗存所见服饰中各种文化因素的时空变迁。其中,集安地区重在分析高句丽民族的形成与高句丽民族服饰文化特质之间的关系;平壤地区侧重分析高句丽政权发展进程中,高句丽民族传统服饰的演变与传播。最后,将高句丽民族传统服饰与典型的汉族服饰,与我国东北部及西北朝鲜地区生活的拓跋鲜卑、慕容鲜卑、夫余、沃沮、秽貊、肃慎、靺鞨、渤海等民族服饰,及朝鲜半岛南端的百济、新罗服饰加以比较,系统阐释各族服饰文化之间的异同及产生原因,进一步探讨东北亚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对服饰文化交流的影响及高句丽在其间所处地位、所起作用。全文共分10章:第1章《绪论》,简要说明本文研究对象,研究时空范围,介绍各种研究资料,回顾以往的研究成果,总结研究不足。阐释本文的研究意义与目的,概述研究思路与方法。第2章《妆饰》,包括发式、发饰和面妆叁部分。发式,根据古代服饰有关发型记载及发式本身的形制特征,将壁画所绘发式分为披发、断发、辫发、髡发、顶髻、垂髻、撷子髻、鬟髻、盘髻、双髻、云髻、花钗大髻、不聊生髻、鬋鬓、垂髾等十五类,分别揭示各自的形制特色;发饰,分从壁画所绘发饰和遗迹出土发饰两方面分析步摇、簪、钗、巾帼等头部装饰品的外形特点;面妆,从花钿、斜红、面靥、白妆、红妆、额黄等方面,浅析高句丽壁画墓所见女子面部妆容特征。总结各项形制特征的基础上,对各种发式梳理人、发饰及面容修饰者的身份、等级、搭配等问题初步分析。第3章《首服》,包括正史《高句丽传》所载冠帽、壁画所绘冠帽、遗迹中出土的鎏金冠及冠帽饰物四部分。“正史《高句丽传》所载冠帽”总结十二家正史《高句丽传》有关冠帽的记载,将其分为“帻、骨苏、罗冠”与“折风、皮冠、弁”两组,分别考辨名称,推断形制,划分类型。“壁画所绘冠帽”,根据古代服饰所载冠帽名称,或是冠帽形制特点,为其命名。分型探讨各种冠帽的形制特征,并通过简短的考证,对人物身份、使用范围、该型冠帽在服饰史中的地位等问题加以说明。“遗迹中出土的鎏金冠”主要介绍在高句丽遗迹中发现的几件较为完整的鎏金冠及其使用方法。“冠帽饰物”分从“文献记载的高句丽冠帽饰物”、“壁画描绘的冠帽饰物”、“遗迹中出土的冠帽饰物残片”叁个角度,系统地分析鸟羽、缨饰、镂空或饰有摇叶的鎏金冠饰等各种冠帽装饰品的外形特征,并对佩戴者的身份略加说明。第4章《身衣》,从襦、裤子、袍、裙和身衣上的其他装饰五方面,系统地探究高句丽史料及壁画所涉衣裳的基本风貌。短襦与长襦的形制分析,从领、衽、袖、腰饰、颜色、花纹、襈等七方面入手;裤子分为肥筒裤、瘦腿裤、犊鼻裈叁类;“身衣上的其他装饰”包括披肩、披帛、鞲、绶、蔽膝、芾、行滕七类,形制分析中使用者身份、使用场合、礼仪功用性等问题偶有涉猎。第5章《足衣》,根据文献记载、壁画描绘及出土实物叁方面资料,可将足衣分为矮靿鞋、中靿鞋、高靿鞋、钉鞋、圆头履和笏头履六类。对各类足衣分型研究,从细节把握各型的形制特点,并对其使用者的性别、使用场合、使用方法等问题深入分析。第6章《其他出土饰物》,分从耳饰、手饰、带具叁方面,对考古出土的耳环、耳坠、镯子、带扣、带銙、(钅宅)尾等各种饰物分型研究,揭示各种类型之间的形制差别,整体掌握它们的特征,粗部推断各种饰物使用者身份、使用方法。第7章《服饰的社会性》,在服饰分类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组合研究。根据妆饰、首服、身衣、足衣搭配方式不同,将其分成十型。并以此为出发点,深入剖析这些服饰资料所反映的民族性、地域性、等级性、礼仪性等多方社会属性。通过研究可知,十型搭配中包含高句丽民族传统服饰、汉族服饰、鲜卑服饰、多种服饰因素混杂型服饰四种服饰文化因素,集安和平壤两地的服饰构成存在明显的地域性、等级性、礼仪性差别。第8章《服饰的时空变迁》,参照高句丽壁画墓分期与编年研究成果,根据高句丽遗存中所见服饰资料的地域性阶段性差异,将其分为集安和平壤两大地区,再将每区各划分为四个时期。对各地区各时期各型服饰搭配的形制演变情况进行宏观和微观两个向度的综合分析,从高句丽民族形成、慕容鲜卑崛起、南朝服饰流行风尚、高句丽中后期佛教的流传、平壤地区的社会变革、平壤与集安两地壁画所绘服饰对比、墓主人身份辨析、墓葬形制分析等方面深入探究各型服饰搭配时空变迁的原因。第9章《服饰的对比与交流》,将高句丽遗存所见服饰资料,特别是高句丽民族传统服饰与典型的汉族服饰,与生活在我国东北部及西北朝鲜地区的鲜卑族服饰,夫余、沃沮、秽貊族服饰,肃慎、挹娄、勿吉、靺鞨、渤海服饰,百济、新罗服饰加以比较,系统阐释各族服饰文化之间的异同及产生原因,进一步探讨该地区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习俗、移民等因素对于服饰文化交流的影响及高句丽在东北亚地区服饰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第10章《结语》,总结本文的创新与收获,同时指出局限与不足,对今后的研究加以展望。
李宁[6]2011年在《3-7世纪高昌服饰文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魏晋隋唐时期,高昌地处丝绸之路的要冲,是一个以汉族文化为主体、胡汉文化交流融合的生活区域,因地处边陲,传世史籍中对此记载较少。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敦煌吐鲁番学成为国际显学后,吸引了更多学者的关注,出现了研究高昌历史的高潮。高昌服饰文化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至今尚未被系统的研究,尚无一部专题论着。20世纪初以来,吐鲁番盆地陆续发掘了大量魏晋隋唐时期(3-7世纪)的古墓葬和文化遗址,出土了许多涉及高昌服饰文化的文书、陶俑、壁画、丝织物、随葬衣物疏等资料,这为揭开3-7世纪高昌服饰的真相提供了重要的材料。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实地考察,结合高昌的社会概况、文献史料的记载和考古发现等资料,对高昌服饰的原料、种类等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就出土文书和文物遗存等资料的分析,魏晋直至唐初,高昌服饰原料种类在先前基础上有所发展,材料日渐丰富,除传统的本地白产的毛、皮、棉等织物外,亦有外来的麻、丝、绵等织物,以及金石、木骨、珠贝等装饰材料的输入,但广大百姓的衣着质料仍以麻织物为主。根据文书、图像和实物遗存等资料分析,3-7世纪高昌服饰的种类及款式主要有冠帽、发式、服装、饰物和妆饰等。且此间高昌服饰种类的发展亦有变化,魏晋十六国时期,高昌与中原关系密切,高昌服饰展现浓厚的汉风习俗；高昌王国时期,由于柔然、高车、突厥等游牧部族对高昌事务的干涉,高昌与中原关系疏远,高昌服饰表现出浓厚的胡化风气。麴文泰的汉化改革是高昌服饰再次崇尚汉俗的标志,到640年,唐灭麴氏高昌设立西州后,高昌地区的服饰再次呈现出浓厚的汉化之风。在探讨高昌服饰原料和种类的基础上,结合高昌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复杂的民族成分等因素,进一步揭示高昌服饰所表现出的地域性、多元性、变化性和等级性等特点。
朱圆圆[7]2016年在《红妆黛眉—唐代仕女画面妆解读》文中研究表明唐代的女性妆饰十分繁盛,当时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生活进步,这使得人们对美好的生活充满向往,对美好的事物孜孜以求,对美的追求成为当时人们的重要生活时尚,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唐代女性面妆的发展。对唐代女性面妆的探究,不仅可以使我们对当时的女性妆饰和女性美有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而且可以使我们了解当时女性独特的生活风貌和审美观念。本文分四个部分对唐代仕女画中的面妆进行解读。第一部分:仕女画及面妆的发展概况,分别介绍仕女画及面妆的发展概况;第二部分:唐代仕女画中面妆的演变历程,参考大量的史书论据,查阅中国唐代仕女画,探索唐代女性面妆在唐高祖至唐高宗时期、武周时期、唐玄宗时期、中唐时期、晚唐时期呈现出的不同特点,从中归纳出唐代仕女面妆的形式及演变轨迹;第叁部分:唐代女性面妆的审美分析,对唐代仕女面妆的特征进行深入分析,考察其特征和功能及成因;第四部分:唐代仕女画中的面妆对同时期周边民族地区及后世的影响,以唐代仕女面妆的独特艺术风格为基础,探究其源于古人面妆艺术的形式,及对后世朝代的影响。结语部分指出随着唐王朝的沉浮俯仰,唐代女性的面部妆饰也与时偕行,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唐代女性面妆发展的基础上,结合现代审美风尚,创造出更富民族精神的时代艺术,为建设美丽中国尽一份力。
于玥[8]2014年在《秦汉至隋唐时期广府服饰文化特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服饰是多元的文化,一直承载着人类的文明历史。广府作为岭南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文化体系,秦汉至隋唐时期服饰的整体风格在自然环境、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变化的背景下经历了多样的演变,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服饰文化。本文以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广府服饰文化为中心,从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贸易、文化思想、风尚习俗、审美观念的角度,以考古墓葬出土文物和古籍史料为研究对象,对这一时期出土和记载的服饰、纺织品、服饰配件进行全面的挖掘与梳理。同时参照考古学、文化学、地理学、服饰史学等研究成果,论述其服饰特征及形态,进而探究广府服饰文化的发展与演变。试图分析在本土文化与客家、潮汕邻近地区文化、中原文化以及异国文化的交融与碰撞中,影响和制约其服饰文化发展的因素,使人们更加了解早期广府地区的服饰文化发展。对岭南文化、广府文化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吴倩[9]2010年在《传统艺术中的花钿研究》文中提出花钿是我国古代女子用来贴在两鬓、眉间或面颊上的一种花朵形装饰物,是我国古代妇女面部化妆的一种方法,也是我国服饰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花钿起源于秦汉时期,在唐朝时期鼎盛发展,没落于宋元年间,途经了千年的历史。花钿的形状缤纷复杂,颜色丰富多彩,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关于花钿的起源在历史文献中有着不同的记载,描绘关于花钿的诗词和绘画作品也是数不胜数。在古代绘画、文学等艺术作品中,花钿不仅展现了女性的美丽和智慧,还点缀衬托了女性的生活状态及精神世界,虽然这种化妆方式现在人们已经不再使用,但我们还是能够透过花钿了解到古代女子的美丽智慧,以及她们对于装饰、审美的情趣和追求,同时,它也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物质与精神文明的状况。本文主要研究花钿的来源、形态、特征、制作、使用、图案的象征意义、在美术和文学艺术作品中的作用和价值。从审美角度入手,以作品类型为轴,探讨花钿的装饰意义、功能意义和象征意义,并从中追溯人类的精神文明及情感追求。
马豫鄂[10]2006年在《《全唐诗》中的服饰文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衣冠服饰，是人类生活的要素，又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标志。服饰文化，从某种角度说，是一定历史时期文化风俗嬗变中最为活跃的因素之一，它往往率先而直观地反映出当时社会独特的审美心态，时尚爱好，乃至思想意识潮流。唐代的服装可以说是中国服饰历史上很有特色的一段时期。唐人所作的诗、文是研究唐史所必用的主要文献，可以作为正史的补充。当然，唐人在作诗、文时不是为写历史，因此要善于从中寻找有用的史料，为我们所用。研究唐代服饰可以以《全唐诗》为一个史料库，从中可以发现许多对当时服饰的记载描写，其中保留有许多珍贵的服饰形象的文字资料，是研究服饰者所必须参考的一本资料。文章以《全唐诗》为主要的文献资料来解读唐代的服饰文化。主要分为五个部分，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部分具体分析《全唐诗》中服饰描写的功能。《全唐诗》中的服饰描写是社会制度、时代风貌、人物情感的大融合。主要有叁个功能，符号功能、意义功能和审美功能。第二部分主要论述《全唐诗》中男子的服饰。主要分析《全唐诗》中各种颜色系列的衣服词及从中体现出来的品级颜色服饰制度及当时人的独特审美心态和色彩观。第叁部分主要论述《全唐诗》中妇女的服饰、发式及妆饰。唐代妇女服饰文化作为唐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独特的风格，体现了唐代文化的博大精深。第四部分主要论述《全唐诗》中僧道的服饰，反映当时佛道教的盛行。第五部分论述《全唐诗》中唐代服饰的胡化之风、胡服的样式及其传播情况。
参考文献：
[1]. 汉代妇女妆饰风俗初探[D]. 孟华. 西北大学. 2001
[2]. 汉代女性面妆审美研究[D]. 李佳贝. 湖南师范大学. 2016
[3]. 唐代妇女服饰研究[D]. 王绍军. 武汉大学. 2014
[4]. 唐诗头发描写之文化研究[D]. 周艳桃. 暨南大学. 2011
[5]. 高句丽遗存所见服饰研究[D]. 郑春颖. 吉林大学. 2011
[6]. 3-7世纪高昌服饰文化研究[D]. 李宁. 西北大学. 2011
[7]. 红妆黛眉—唐代仕女画面妆解读[D]. 朱圆圆. 青岛科技大学. 2016
[8]. 秦汉至隋唐时期广府服饰文化特征研究[D]. 于玥. 广东工业大学. 2014
[9]. 传统艺术中的花钿研究[D]. 吴倩. 河北大学. 2010
[10]. 《全唐诗》中的服饰文化研究[D]. 马豫鄂. 华中师范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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