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金融化的水平和趋势———个结构的和比较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趋势论文,结构论文,金融论文,水平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过去的30年里，全球经济发生了深刻变革。其主要表现是：政府的作用逐渐减弱，市场的作用不断增强；国家间的经济交易规模急剧扩大；国内及国际金融交易增长迅猛。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以及金融化，正是主导近30年来全球资本主义所发生的重大变革的力量，而金融化在三者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对全球经济有了日益重大的影响。作为理论上的反映和反思，金融化也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无论是从理论上对金融化进行分析，还是从经验上对现实的金融化进程的考察，都已经产生为数不少的重要成果。克里普纳(Krippner)、帕利(Palley)、米尔贝格(Milberg)和奥尔汉佳兹(Orhangazi)等人对美国的经济金融化趋势做了考察，并做出了自己的理论判断。他们总结的经验数据表明，美国经济发展趋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很明显的变化，具体体现在企业投资策略的变化、金融部门规模的提高、收入分配差距的加大等；①②③④爱泼斯坦和杰德夫(Epstein and Jaydev)对OECD国家的金融化、中央银行政策和劳工团体进行了研究；杜梅尼尔和列维⑤(Dumenil and Levy)剖析了美国和法国的情况，并对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⑥而在对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化与危机之间关系的分析上，阿克亚兹和博拉塔夫(Akyuz and Boratav)研究了土耳其的情况；克罗蒂和李(Crotty and Lee)对韩国自由化和金融开放的结果进行了研究；⑦达斯古普塔(Dasgupta)从劳动力弹性的视角，分析了印度金融化带来的影响。⑧ 而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后，又经历了90年代初的金融市场草创阶段与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历程，初步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在21世纪初加入WTO后，10余年来，经历了国际市场的洗礼和教育的市场经济变得越发成熟，中国的金融市场也在经济生活中越发举足轻重的作用。种种现象表明，金融在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换句话说，直观上中国经济金融化的程度正在不断加深。然而迄今为止，国内仍然甚少有文献对我国金融化进程与目前所处阶段进行经验研究。 目前，国内既有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对金融深化程度的描述，或者对金融结构现状的描述。易纲和宋旺通过对金融结构演进的分析，触及了经济金融化的特征；⑨而直接针对金融化趋势的研究中，做得较好的有张慕濒、诸葛恒中⑩，他们利用上市公司数据进行了FIRE部门和非金融部门个别行业金融化趋势的研究，并得出结论，认为中国企业不存在金融化的趋势。 现有研究的主要不足在于，首先大部分研究都只是关注非金融部门，尤其是非金融企业，而缺少了对金融部门或者非金融部门中住户部门的关注，更缺乏综合金融部门和非金融部门关系的结构性分析；其次，现有研究大多利用非金融部门(或企业)的工业增加值或利润率等数据，从积累的视角来考察金融化的进程；再次，现有文献仅将纵向趋势作为初步的描述，但缺少对该情况的国际比较研究，难以对中国金融化的程度形成一个全面的认识。因此，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是既考虑宏观各部门的综合关系，又着重强调了住户部门的重要性，填补了研究领域的空白；二是本文更注重从金融账户的结构，尤其是各部门资金的来源及运用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的金融化进程，为研究中国的金融化提供了另一种视角；三是利用部分相同指标与美国进行了比较，横向分析了中国金融化的程度。 二、当代资本主义的金融化：理论与现实 (一)金融化的理论 “金融化”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西方激进学者分析当代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理论之一，是对80年代以来发生在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以金融为核心并支配实体经济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概括。 在概念的界定上，各派学者从不同的侧重点出发，给出了多种定义，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类：第一类定义也是最常被人引用的定义，是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爱泼斯坦从资本主义发展总趋势出发做出的定义，即“金融化是指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上，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以及金融业精英们对经济运行和经济管理制度的重要性不断提升的过程”。(11)这一定义主要考虑到了金融资产在总资产中的优势，但是其存在的问题在于，如何把自身与希法亭等人对“金融资本”的论述相区别，并且其缺少对现象背后本质的关注，而仅是停留在对现象的描述上。 第二种定义更关注金融资本的支配性质，并强调了资本主义制度变化的周期性，从权力分配与阶级斗争角度来看金融化的内涵。西方比较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多同意这一定义。他们认为，金融化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积累方式的变革，是与新自由主义相关联的一场经济领域内的变化，是资本主义为了维持其全球统治而自发进行的改变，会使得帝国主义的性质变得更为复杂。同时，从长周期的角度出发，当这种积累形式没有办法继续掩盖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时，危机就产生了。例如，阿瑞吉(Arrighi)在他的名著《漫长的20世纪》中，把金融化与世界经济的霸权周期相联系，把金融化解释为国家间权力分配的斗争。(12)杜梅尼尔和列维强调金融资本获取了更大的利益，在金融化过程中产生了新的食利者阶层。(13)拉普维查斯(Lapavitsas)也认为金融化是食利者对其他阶级进行金融掠夺的进程。(14) 第三种定义着眼于宏观或微观不同层面对金融化的实质进行了概括。阿格列塔和博耶强调了金融化下资本主义积累体制的变化，在这一新的积累体制中，企业决策的中心是市值与股利，股东价值在企业目标中占据了决定性位置。(15)博耶(2000)则更进一步强调了股东价值导向会使工资和就业下降。(16)而斯托克哈马尔(Stockhammer)强调了企业面临增长与利润之间的选择，股东权利增强将会降低企业的投资水平。(17) 激进经济学的学者们的理论分歧和争论主要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关于导致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化的根本原因的分歧和争论。巴兰、斯威齐等人的观点认为，是经济停滞导致了金融化，而停滞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某种常态。福斯特(Foster)认为，金融化是实体经济停滞的外化。(18)而后凯恩斯主义者则认为，停滞是金融化或者说新自由主义的结果，即金融部门的不断扩张导致了实体经济的利润被压缩、投资减少、债务增长等等，进而使得经济缓慢增长。而考斯塔斯·拉帕维查斯则认为，在金融化和停滞之间不存在直接关系。(19) 其次，关于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在这一进程中的作用及其后果的分歧和争论。杜梅尼尔和列维认为，金融化所推动的金融资本在其中占优势的新自由主义的积累模式的重构，加强了金融资本在全球的统治能力，金融化以及新自由主义代表着某种“金融”力量的胜利。(20)而科兹(Kotz)则认为，金融化是整个资产阶级集团共同的要求，推动全球新自由主义兴起是诸如意识形态威胁的消解，以及关于30年代大萧条记忆的减退等外部原因；同时他还认为，金融化并不意味着金融部门对非金融部门的新统治，反而会加快金融部门与非金融部门之间的分离。(21)相对地，福斯特认为，金融化过程中金融企业和非金融企业出现了联合。(22)而达斯古普塔则更进一步强调了，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金融被画上了等号。(23) 再次，关于金融化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宏观经济后果的影响的争论。科兹等人从收入差距扩大、阶级矛盾激化等角度来讨论金融化的负面影响。(24)而斯维奇则认为，在资本主义内生的停滞问题之下，金融化是支撑了资本主义经济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持续快速积累的重要原因。(25) (二)关于金融化的经验研究 国外有许多经济学家曾就金融化在不同领域、不同国家的具体表现进行过大量的经验研究。 爱泼斯坦和杰德夫考察了OECD国家的金融机构与金融资产的收益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绝大多数OECD国家内部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大大高于70年代。(26)坦豪普特(Dunhaupt)研究了OECD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他的研究以1986-2007年的数据为基础，结论表明国内非金融企业对股息和红利的支付增加与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下降相关，而其他可能的影响因素都可以由全球经济环境变化来解释。(27) 杜梅尼尔和列维通过考察法国企业的案例发现，20世纪70～90年代，法国的实际利润率上涨了一倍多，并且在这一期间，法国金融机构的利润率迅速提高并超过了非金融机构。同时他们发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人和法国人所持有的金融资产占其全部可支配收入的比率大幅提高。他们的研究表明，金融危机使得众多参与者损失惨重，而金融业却能够从中牟利。(28) 帕利研究了1973-2005年美国的主要经济数据，并总结出了美国经济金融化的几大特征。他通过比较1973年、1979年、1989年、2000年、2005年(选择了各个商业周期的波峰以及最近一期，以排除经济波动的干扰)的各项数据得到结论。总体而言，他的研究主要站在企业权益构成即资金来源的角度对金融化做出了分析。根据他的概括，美国经济的金融化有如下11个特征：金融部门债务占总债务的比例与非金融部门相比上升；债务占GDP的比例上升；抵押贷款占GDP比例上升；家庭债务占GDP比例上升；NFC债务占全部非金融部门债务比例下降；家庭债务占国内非金融债务比例上升；FIRE占GDP比例上升；总投资支出占GDP比例下降；劳动生产率上升，真实工资或报酬的增长则停止；金融创新加速；金融部门通过不同的债务形式增加债务创造。(29) 克里普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利用美国的宏观及部门数据，研究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金融化的情况，她的研究同时也帮助我们建立了一个十分有益的参照标准。根据她的总结，评价经济长期结构性变化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活动为中心”的观点，这种观点主要关注各个行业的实际经济活动，利用不同行业的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产出占GDP的比重等数据来分析经济结构；另一种是“以积累为中心”的观点，这一观点则主要关注公司的利润积累从何处产生，比如各产业公司利润的比例等。(30) 海因对金融主导的资本主义下的宏观经济及其危机做出了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他在研究中首先定义了金融化对宏观经济造成影响的三个渠道：收入分配、投资和消费。他主要借助了欧元区国家和瑞典、英国等非欧元区欧洲国家，以及美国、日本和中国的数据来研究金融统治下的资本主义经济收入分配的变化情况。此外，他还构建了理论模型，对金融统治的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积累和宏观经济特征的变化、长期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做出了分析，并对居民的消费与负债情况做出了分析和解释。(31) 达斯古帕塔(Dasgupta)2013年研究了印度的金融化进程，并且主要强调，在金融化过程中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的不平衡，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出发，评价了金融化的前因后果。他的研究重点关注劳动力的弹性机制与金融化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认为金融化需要通过弹性劳动机制使劳动者的境况更为悲惨，才能榨取金融扩张所需的剩余价值。而新自由主义政府通过放松金融管制和用弹性劳动机制管制劳动力来为金融化扫除障碍。然而这种积累方式并不长久，最终可能造成资本主义的全球总危机。(32) 国内对直接针对金融化进程所做的研究并不多。易纲、宋旺(2008年)通过研究中国金融资产的结构演进，阐明了金融结构是否适应当前经济发展要求等问题，而他们的研究虽然没有直接说明，但在事实上触及了对金融化的研究。 王芳研究了民营企业的金融化现象，研究的出发点是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由于缺乏多层次的金融体系的支持，转而寻求“地下金融体系”融资；同时，大量民营企业转向金融业。她的主要判断是基于股份制银行等金融机构中民营资本的占比，以及民营资本所投资的信托业、典当业等数据，所选指标较单一，且缺乏直接正面的表述。(33) 张慕濒和诸葛恒中(2013年)从宏观层面，着重在部门层面分析了我国企业金融化的进程，重点关注非金融企业的利润来源与FIRE利润相对规模等数据。他们根据针对通信、计算机行业、服装业、仪器仪表及办公机器制造业和饮料行业五大重点非金融行业的研究得出结论，中国经济并未出现显著的、持续的类似美国企业的金融化现象，认为实体经济部门的金融化活动主要是为了扩大再生产或者弥补实业投资不足。(34) 现有国内研究的主要不足在于局限于对企业部门尤其是非金融企业的研究，缺少了对住户部门和FIRE部门的分析，并且多采取“以积累为中心”的视角，强调企业的利润来源，而没有关注部门资金的来源和运用；同时，现有研究仅包含对我国金融化趋势的描述，并没有对我国金融化的水平做出任何判断。相对地，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就在于从资产结构出发，关注资金的来源和运用，强调了对住户部门数据的分析；最后，结合与美国数据的比较，定位了我国当前金融化的水平和趋势。 三、当前中国经济的金融化水平和趋势：结构和比较分析 本文基本研究前提为，经济的金融化事实上就是金融逻辑渗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因此我们可以通过研究金融逻辑对人民生产生活的影响，尤其是它在国内金融资产结构上的表现来反映金融逻辑的深化趋势，也即中国经济的金融化趋势。 在选取数据进行分析时，主要参照了帕利的设计框架，根据帕利的研究，笔者可以通过研究国内金融资产结构以及各部门的负债相对规模变化、劳动生产率与劳动收入等数据来判断经济是否存在金融化的趋势。(35) 在搜集数据编制国内金融资产结构表的过程中，笔者首先根据戈德斯密斯对金融资产结构的分类，(36)参照易纲对中国金融资产结构演进的研究，(37)同时结合可获取的具体部门数据分类，编制完成了2007-2014年的分部门中国金融资产结构表。其次，在部门资金来源和运用的分析上，借鉴了帕利的研究方法，(38)选取了各年的资金流量表数据进行分析，并延续了帕利对美国的研究，将中美两国之间的指标进行了对比，借以通过比照来侧面反映中国金融化的程度和趋势。此外，笔者参考了海因的研究，从与住户部门结合较紧密收入分配数据入手，考察金融化的进程与趋势。(39) (一)中国的金融资产结构基本特征 在这一节中，笔者将首先把目光投向中国国内的金融资产结构。根据易纲(2008年)的研究，(40)我们编制完成了1999-2014年的中国金融资产结构表。在这份表格中，笔者把国内的总债务划分为金融部门和非金融部门两大块，其中非金融部门债务包括了住户和NFCs的贷款、财政借款、国债以及企业债券等，金融部门债务则主要由各类存款以及通货和金融债券组成(见表1)。
表1展示了区分金融企业、非金融企业以及住户部门的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由于分部门的数据长度有限，表2作为一个有益的补充，展示了只区分金融部门和非金融部门的中国金融资产结构演进过程。
首先，根据表1，在强调区分住户部门和非金融企业的前提下，这两部门的存贷款总额均呈高速增长趋势。存款总额平均增速为16.72%，住户部门存款占总额比例基本保持稳定，2014年这一数据为44.13%；非金融企业部门存款以11.03%的平均速度增长，但是占总额比例逐年下降，从2007年的48.41%下降到2014年的33.23%；相应地，其他存款占总额比例有所提高。贷款总额平均增长速度为17.8%。其中，住户部门贷款的平均增速为24.67%，远高于同期非金融企业贷款的平均增速15.77%。因此在结构上，住户部门贷款占总额比例不断提升，到2014年时达到28.40%，但仍然远低于非金融企业贷款。 其次，从表2来看，1999-2014年间中国金融资产总额长期呈现持续增长趋势，平均增长速度达到了17.7%。其中，2007年增长率最高，达到了49.66%；2008年增长率最低，为-6.03%。保险准备金，即保险公司总资产快速增长，年平均增长率为27.57%，占金融资产总额的比例也由1999年的1.06%提升至2014年的3.64%；金融债券总额的变化没有明显规律，2008年以前高速增长，最高增长率为81.25%，此后逐年下降，至2014年略有反弹。 再次，表3展示了国内信贷总额及各部门占比的变化。从中可以看出，金融部门信贷总额的逐渐扩张，由9.43%扩大为11.09%，对于这一现象，后文会有更详细的分析。
(二)当代中国经济的金融化：结构的分析 1.金融部门与非金融部门的结构 本文将先从两大部门之间的比较开始，再进行非金融部门内部的分析，最后把研究重心放在非金融部门中的住户部门。 很显然，自1999年起，金融机构债务存量在国内总债务规模中所占的比重正变得越来越大。1999年时，金融机构债务占比为50.81%，而到了2008年，这一比例达到了最高点60.7%；随后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一比例呈现波动下降趋势，2014年的最新数据为57.62%，与2004年的水平接近。根据对金融化的定义，以及已有的其他经验研究成果，金融部门债务总额的扩大表明了金融部门规模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中国存在经济金融化的判断，而这一趋势在最近几年出现了逆转的可能。
图1 金融部门及非金融部门债务占国内总债务比例(1999-2014年) 数据来源：详见表2。 2.非金融部门内部的情况 接下来观察非金融部门内部的资产分布情况(见图1)，可以看到，贷款始终是非金融部门负债中最主要的部分，占比一直超过80%；而在住户部门与非金融企业和机构之间贷款额的分配中，住户部门贷款额占总贷款额的比例不断上升，从2007年的19.36%上升到了2014年的28.40%；而相应的，非金融企业负债占全部非金融部门债务的比例不断下降(见图2)。这与帕利所概括的美国经济金融化的特征相吻合。因此，这一点同样可以作为支持中国经济存在金融化趋势的证据。 在引入各年的名义GDP数据后，更多的指标可以得到检验，据此评价金融部门以及国内债务规模的总体扩张趋势。笔者在此处所做的比较可能会存在问题，因为金融资产结构表中的数据是存量数据，而名义GDP是流量数据，笔者在后文还将利用资金流量表进行其他比较。根据帕利(2007年)的研究，(41)美国经济金融化的几大标志就在于债务占GDP的比例上升、抵押贷款占GDP比例上升、家庭债务占GDP比例上升、总投资支出占GDP比例下降。
图2 非金融部门内部负债比例变化 数据来源：详见表1。
图3各项金融资产存量占GDP比重变化 数据来源：详见表2。 从图3来看，一方面，金融机构与非金融机构的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一直呈现稳步上升态势，这一现象符合现有研究对金融化特征的归纳。而另一方面，我国的股票市值占GDP的比重始终在剧烈地上下波动，由线性拟合的趋势来看，也未呈现十分明显的上升趋势。这或许是由于我国的股票市场的发育仍然很不成熟，现有的程序和制度仍然不够规范；但是无论怎么说，这一点并不支持中国经济出现了金融化。 后面将要讨论的是住户部门的具体负债情况。本节将从两个侧面来反映住户部门的情况：第一是将住户部门存贷款与本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做比较，借此反映金融逻辑对住户部门的影响；第二是根据金融资产结构中住户部门的负债结构分析金融化对住户部门的影响(见表4)。
根据拉帕维查斯(Lapavitsas，2011年)的研究，金融化的过程中金融资本家通过消费信贷等手段，使得劳动者收入金融化，利用金融掠夺的方式进一步将收入向资本家转移。其在住户部门的表现就是负债与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升高，而存款与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不变或下降。事实上，拉帕维塔斯认为，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就在于住户的储蓄崩溃。(42)而根据对中国数据尤其是2008年以后数据的观察，笔者并未发现这一现象的出现，既没有贷款的大幅上升，也没有储蓄率的持续下降。笔者考虑有两种可能：金融化并未在中国出现，或者金融化的外在表现由于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而影响了我们的判断。事实上，从2000年开始，中国居民存款与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一直呈现上升趋势，而新增贷款与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在2008年以前基本稳定在5%左右的水平，在2009年时突然大幅度上升至12%(表4中未给出)，随后又逐渐经历了下降。综合来看，这两个数据均未表现出随着时间的明显趋势性变化。这与我们通常认为的金融化趋势并不相符合。
图4 住户部门各项贷款占比变化(2007-2014年) 数据来源：详见表1。 图4展现了2007-2014年住户部门总债务构成中，各项贷款所占比例的变化情况。观察可知，经营性信贷在住户部门贷款总额中所占比例始终稳定在35%左右，而中长期消费信贷(根据人民银行的定义，特指一年期以上的信贷)的占比从58.5%开始波动下降，到2014年在贷款总额中占比为52.36%；与此同时，消费信贷的占比从2007年的6.13%持续上升到2014年的14.04%。可见，短期消费信贷在住户贷款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而考虑到短期消费信贷主要是用于购置各类易耗品或家用电器等价格并不太高的消费品，而中长期消费信贷主要用于支持对房屋和汽车等高价耐用商品的消费，短期消费信贷占比的提高能够更有力地反映金融逻辑在日常生活中的深化。这一证据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中国经济存在金融化的趋势，然而由于人民银行公开的数据长度、种类有限，无法进行更细致的分析，故而笔者对于这一点仍持保留意见。 在本节的最后，笔者将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观察金融化趋势可能的宏观影响(见图5)。 全员劳动生产率由各年工业增加值除以全行业每年平均就业人数而来，其中并未区分劳动者的具体岗位。另据张金昌(2002年)的研究，利用购买力平价(PPP)调整后的数据表示实际工资，并且用总的实际工资代替人数以计算劳动生产率，可以得到更接近真实值的数据，能够较好地解释中国高劳动生产率低劳动成本的事实。(43)然本文并未采信此种说法，因为这样的计算方式在方法论上或存在一些问题，同时并不适用本文所需展现的数据趋势，故而本文仍采用通行的办法计算劳动生产率。 根据帕利的研究，美国经济金融化的一大特征就在于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快于实际工资的增长，这被认为是收入差距扩大的表现。(44)据美国经济政策研究院(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EPI)的数据显示，1959-1979年期间，劳动生产率与实际工资的增长率基本吻合，而在20世纪80年代金融化进程启动以来，生产率的持续提高并未伴随实际工资的提高，甚至美国的劳动者、非管理人员实际工资几乎没有上升。 不过，由于中国数据并未剔除高层管理者的薪资回报，因此在与美国数据的直接比较上可能存在问题，故不将其列入下面讨论内容。而仅从这一数据所呈现的情况来看，中国的劳动者实际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以相近的速度提升，表明收入分配的情况可能并未恶化，不符合我们对金融化之影响的预期。其中，1992-1994年期间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是由工业增加值的小幅提升与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数的大幅下降引起的；再考虑到工业增加值统计的是国有及规模以上其他部门的数据，故而可以推测，这一时期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可能是国企改革的结果(见图6)。
图5 中国全员劳动生产率指数与实际工资指数(1998-2012年)(上年=100) 数据来源：中经网产业数据库、《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12》、《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笔者计算。 通常情况下，正如前文所述，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往往被认为是金融化的典型特征之一。阿特金森等(2010年)和皮凯蒂(2014年)等的研究表明，美国国民收入差距扩大，前1%人群所获取的收入份额越来越大的原因是公司高管得到的薪资和奖金等越来越高，产生了新的“工作富人”(working rich)，而资本利得占高收入人群的收入份额基本保持稳定。(45)(46)此外，工会议价能力的逐渐丧失、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与弹性化、全球化和偏向性的技术进步等原因，都有可能会导致收入分配不均等的情况加剧。而针对中国的研究，由于数据来源等问题，无法将收入进行更进一步的分割，因此没有充分的证据接受或拒绝现有的理论假设。结合图5所展示的劳动生产率和实际工资的变化情况，可以有一定理由认为，工资占功能性收入分配的比重并未明显下降，进而与美国类似，中国高收入人群的收入份额提高可能主要来自高管的巨额薪酬和福利，即出现了“工作富人”。 (三)当前中国经济的金融化：比较的分析 通过选取美国金融账户统计中的类似科目数据，本文将中国金融化的深度、速度与美国进行了比较，以期侧面反映中国经济金融化的趋势与水平。这一部分选取的数据有两国国内信贷的构成以及住户部门贷款占可支配收入比例的变化(见表5)。
图6 中国各群体收入占总收入份额变化(1986-2003年) 数据来源：The World Top Income Database。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数据来自住户部门调查，而非缴税记录核算。
根据帕利(2007年)的研究，1973-2005年间，美国的金融部门信贷总额占比一直呈现上升趋势的。(47)而事实表明，上升趋势一直延续到了2007年，此后美国金融部门的信贷占比就开始呈现下降趋势。这为我们了解金融危机对金融化进程的影响提供了证据。这一下降趋势表明，在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实施了更为严格的金融监管，使得金融化的趋势出现了停滞甚至逆转；而与此同时，中国的同类数据始终在一个较为稳定的水平上波动，甚至在最近几年出现了上升的趋势，这一方面表现了中国经济对金融危机的强大的承受能力，另一方面也从某种程度上说明在这一阶段，中国相对于美国的金融化程度是在加深的，即就这一指标而言，中国金融化的速度超过了美国(见图7)。当然，由于两国金融体制之间的巨大差异性，笔者还不能简单地做出有关两国相对金融化水平的任何论断，仍需要做更多的研究。 表6是美国住户部门的各年新增存贷款以及可支配收入的数据，通过计算新增存贷款与可支配收入的比例，笔者发现，美国的贷款/可支配收入数据在2007年以前表现出了很明显的金融化特征，随时间推移，出现了明显的上升趋势；而在2007年后开始骤然下降。与前文的金融部门信贷占比变化类似，这一下降表明美国经济受到了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
图7 中美两国金融部门信贷占比变化(1998-2014年) 数据来源：表4与表5比例通过计算得出。
由图8可以看出，美国的指标上升趋势十分明显，而中国则存在比较剧烈的波动；金融危机以后，美国的新增贷款比重大幅下降，而中国的居民新增贷款占比并未表现出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呈现出了波动上升的趋势。据此，有一定的证据表明，在金融危机前，美国的金融化程度明显高于中国，而由于美国遭受金融危机的冲击更严重，更加严格的金融管制使得美国经济金融化的趋势被控制甚至逆转，在这一阶段中国金融化的速度可能已经超过了美国。 此外，2000-2012年间，中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平均增长率为14.28%，同期美国的数据为4.14%。由此，由于可支配收入的快速增长，中国居民依旧将其作为自身消费的主要支撑。同时，我国的消费信贷市场本身不够发达，金融化的绝对程度不高，因此也进一步限制了居民的借贷消费能力。
图8 中美两国住户部门新增贷款占可支配收入比例比较(2000-2012年) 数据来源：参见表3、表6中的数据。 四、结论及研究展望 本文主要从宏观视角出发，对中国的金融化趋势做出了分析。首先，根据本文对中国国内金融资产结构以及其他相关数据的研究，我们发现，中国国内总债务规模与GDP相比不断上升，金融机构债务占总债务规模的比例提高，非金融部门内住户部门的债务占比相对提高，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正在拉大。上述四点证据与现有文献所归纳的金融化主要表征相吻合，表明中国经济存在金融化趋势。但是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反方面的证据，如股票市值/GDP的数值不存在持续上升趋势、居民贷款占可支配收入比例未见明显上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并不快于实际工资增长率等。这些事实特征表明中国经济内在地还存在抵制金融化不利影响的因素，还没有陷入金融化的泥潭。 其次，居民部门的数据特征表明其并没有受到金融化的明显影响。就居民部门的消费信贷情况来看，其基本情况和趋势并不符合金融化的典型特征。这一方面是因为在我们考察的这段时期，中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平均增长率为14.28%，同期美国的数据为4.14%，因此中国的居民消费依然以可支配收入为主要支撑；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国内消费受信贷的发展和建设不完善、消费信贷成本较高等因素的影响，也导致居民部门并不依赖金融部门满足日常消费需求。同时，我国劳动生产率和实际工资的增长率基本趋同，同时高收入人群的收入份额呈现缓慢上升趋势，两者结合，则提供了一定的证据表明中国出现了类似美国的“工作富人”阶层。 再次，笔者将中国和美国的部分指标进行了比较，分析和研究了中国当前金融化的相对水平和趋势。通过对两国国内信贷结构以及住户部门贷款/可支配收入的比较，初步可以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目前的金融化程度仍低于美国。同时，由于美国在经历了次贷危机后实行了日益严格的金融监管制度，故而在近年来金融化的趋势被控制甚至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逆转；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市场化尤其是金融市场监管的放松，中国的金融化速度则有加速的可能性。 将本文的研究成果与其他着重于中观的部门或者微观企业研究的成果相结合，就能大致勾画出近十几年来中国经济金融化的图景。针对本方向的未来研究，一方面应当继续强调企业部门的核心作用，同时将目光从非金融部门更多地转向金融部门；另一方面，还须注重对于一个完整、科学的金融化衡量指标体系的构建，以期更全面、细致地考量金融危机对于金融化进程的影响，并对中国经济的金融化进程有一个更为准确的把握。同时，本文的研究也在某种程度上表明，金融化的过程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积累体系的矛盾逐渐累加的过程，当矛盾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出现金融危机来释放过去累积的矛盾，从而遏止甚或逆转过去的趋势。然而资本主义对利润积累的渴求永远不会停止，新自由主义的积累模式在一次危机后又暂时恢复了活力，重新启动的金融化进程也许会在未来再次寻求危机的释放。美国在积累过程中经济过度金融化、金融资本权力过大对生产造成掠夺性破坏的事实，对我国是一个重要警示。在我国的改革与发展中，要特别注重金融部门与实体部门的关系，既要保持金融的健康发展、充分发挥金融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同时要加强和改善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使金融部门的发展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防止金融脱离生产的物质基础盲目膨胀。 ①Krippner,G.,"The Financialization of the American Economy",Socio-Economic Review,vol.3(2005),pp.173-208. ②Palley,T.I.,"Financialization:What It Is and Why It Matters," Working Papers,wp153(2007),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Institute,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t Amherst. ③Milberg,W.,"Shifting Sources and Uses of Profits:Sustaining US Financialization with Global Value Chains",Economy and Society,vol.37,no.3(2008). ④Orhangazi,O.,Financialization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in the Nonfinancial Corporate Sector: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n the US Economy,1973-2004,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2008. ⑤Epstein,G.A.,& Jayadev,A.,"The Rise of Rentier Incomes in OECD Countries:Financialization,Central Bank Policy and Labor Solidarity",In G.A.Epstein(Ed.),Financialization and the World Economy,Cheltenham,U.K.and Northampton,Mass,2005,pp.46-74. ⑥Dumenil,G.,& Levy,D.,"Costs and Benefits of Neoliberalism:A Class Analysis",In G.A.Epstein(Ed.),Financialization and the World Economy,Cheltenham,U.K.and Northampton,Mass,2005,pp.17—45. ⑦戈拉德·A.爱泼斯坦：《金融化与世界经济》，《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7期。 ⑧Byasdeb Dasgupta,"Financialization,Labour Market Flexibility,Global Crisis and New Imperialism:A Marxist Perspective",FMSH-WP-2013-34,2013. ⑨易纲、宋旺：《中国金融资产结构演进：1991-2007》，《经济研究》2008年第8期。 ⑩张慕濒、诸葛恒中：《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的金融化：涵义与实证检验》，《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3年第1期。 (11)Epstein,G.A.,Financialization and the World Economy,Edward Elgar,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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