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发建[1]2004年在《中国近代史学科学化进程研究（1902—1949年）》文中指出近代中国“新史学”是与传统史学迥然不同的一种新型态史学，然而，“新史学”之“新”究在何处?与传统史学相比较究竟有何区别?发生了哪些重要的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这都是研究近代史学史必须回答的问题。对中国近代史学“科学化”的研究，即从“科学”对史学的影响方面，探讨近代史学变化的内涵及其缘由。本论文以“科学”对近代史学发展的影响为切入点，考察自1902年梁启超提出“新史学”概念以来，迄于1949年中国史学在走向近代化的进程中发生的重要变化——史学科学化。 因“科学”观念的引入，20世纪初中国史家以“科学”眼光回观旧史，愤言“中国无史”的同时，以“科学”为标准改造中国传统史学，就成为“新史学”家的一致追求。由此，引起了中国史学在历史观、史学观、治史方法与精神、材料解释、史学表达形式等方面的变革，是中国史学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初步阶段。其中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家认为“中国无史”，主张以西方“科学”标准全面改造传统史学，倡导“史学革命”论；而“国粹学派”出于对中国文化命运的关切、及中西学战的愿望，通过论述“国无学不立”，说明中国传统“有学”，并返身回向传统寻求学术资源，终将“国粹”定位于“史学”；在中、西学关系问题上，国粹学者倡言“国粹不阻欧化”论，并不排斥西学；在史学科学化问题上，国粹学者也不否定西方“科学”对改造传统史学的作用，但强调应以“我”为主，借西方“科学”以“发明”、“证明”中学，走“温故知新”的新史学之路。 “五四”前后，随着国人“科学观”的变化，以胡适、丁文江为代表的学者将“科学”内涵落实在“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上，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倡导以“科学方法”改造中国传统学术，由此，导致新史学从重视“史观”的变革转向注重“史法”的运用。受胡适宣传“科学方法论”的影响，20年代兴起了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运动，从中可见对早期“国粹”研究的学术传承、及与国粹学派在治“国学”的态度、方法、目的上的差异；在狭义史学研究上兴起的“古史辨”运动，同样也是“科学”传播所激发出的史学革新运动，从“疑古”与“信古”的争论中明显可见新史家与传统史家的差别，“古史辨”推动了中国史学科学化的进程；随着“疑古”史学的发展及其面临的困境，新史家渐将新史学建设的希望移向“考古”，笃信“科学”改造中国旧学神奇作用的傅斯年，以欧洲正统汉学及实证史学为样板，打出“史学即是史料学”的旗帜，建立起注重史料研究、扩充材料、讲究“实证”的“科学史学”新典范，并占据民国史学的主流地位。以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等人为代表的史家，虽不完全认同于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的“科学史学”观念，且时有批评之音，但在史学实践上与“实证”史学实有相近之处，故当时即被“科学”史家认作同路人，后人也多将他们归入“新考证派”史家之列。 与“考证派”科学史学建立的同时，因缘学者对“科学”内涵不同的理解，也因西方社会科学化“新史学”的示范作用，社会科学化的“史观派”史学异军突起。在对“科学”的认识上，史观派认为：现代“科学”已由“实验科学”、“叙述科学”进展到“理论科学”、“说明科学”阶段，因此，“科学化”的新史学应超越“实证史学”阶段，史学研究应从注重“科学方法”转向以“科学理论”解释历史材料与史实、探求历史发展的“理法”、构造新史体系上来，由此，开辟了近代史学科学化的另一条路径。其中，唯物史观派无论在史学理论阐发、还是在史学研究实践上，都是这一科学化史学的代表，李大钊提出了与实证史学不同的“历史科学”论，以郭沫若等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将之运用在中国历史研究上，建立起史观史学研究的新范式，并在“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中扩大了影响。在唯物史观派史学之外，同样强调以“科学理论”解说历史、不满于考证派史学的史家中，因所持“科学理论”不同，还有朱谦之的“生命史观”、“社会史观”，常乃德的“生机史观”等人的“科学史观”之提出，但他们多停留于历史哲学理论的研究上，在史学研究实践上没有发生多大影响。 一次世界大战后，因缘西方对“科学文化”的反省及国内东方文化派的兴起，出现了对“科学”作用与适用范围不同的认识，由梁启超宣称西方“科学破产”而引起国内学界的“科玄论战”，既深化了对“科学”的认识，也引发了史家对史学是否是“科学”、以及史学如何科学化的争论。这场争论并未否定史学应走“科学化”的道路，惟因各派史家对“科学”概念及内涵的不同理解，遂有广、狭不同的“科学史学”观念，由此而形成了近代史学科学化多重路向的分裂。其中，有以“实验科学”为榜样的自然科学化路线，也有社会科学化路线，二者在对史学“科学性”的认识、借鉴的学科科目、史学研究的目标上有根本的分歧;在史学研究实践上，形成了史料考证派与史观派的不同取向与对立，二者在治史的侧重点、史学研究态度、治史目的、操作方式上亦有相当大的分歧。 中国近代史学外缘西方“科学”观念之汲引，内有传统史学走向近代化之迫切要求，自20世纪始即开始了史学
李得权[2]2017年在《民国“历史研究法”研究》文中指出中国传统史学在史学方法方面建树较少,但在民国特定的环境下,史学界却出现了一股“方法热”的思潮,有关“历史研究法”的着作如井喷式涌现出来。这些着作有的是为呼应“新史学”思想,传说立派;有的是为了教书育人,编写讲义;有的是为了薪火相传,讲授经验。目的不一,但客观上都推动了近代史学方法论的建设与发展。从早期的姚永朴到后来的梁启超、何炳松、傅斯年等人,都投身于“历史研究法”的热潮中来,进而形成各具特色的史学研究路程,使民国史学流派纷呈。“历史研究法”与民国史学相为表里,“历史研究法”的传播与发展,推动了民国史学的走向成熟与自信。反过来,而带有鲜明个性的民国史学,赋予了“历史研究法”鲜明的时代特色与发展活力。“历史研究法”热潮的产生离不开民国史学的大环境,依托于民国史学的“历史研究法”,也同民国史学一样形成了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新旧融合的特色。所以,透过“历史研究法”的视角看民国史学,能更好地厘清民国史学的发展历程与鲜明的时代特色。
卓立, 杨晶[3]2018年在《从“直书”到“求真”——清季民初“新史学”知识论转型的观念史考释》文中研究表明由于中国传统史学与西方史学的观念基础不同,导致前者形成了记实史学传统,后者则是知识论的解释史学传统。近代时空观念的转型瓦解了中国传统的伦理世界观,中国传统"天人感应"式伦理世界观转变为近代西方的牛顿时空世界观,"客观自然世界"的观念取代了伦理化的"天下",从而引发了以梁启超"新史学"为代表的中国史学知识论转型,其理论内核从古代的"直书"转变为现代史学的"求真"观念。中国实证史学具有远比西方实证史学坚实的合法性基础,具有更强的"反理论"倾向。历史求真观念最初以进化论的方式通过严复的译着传入中国,并在中国式语境下转化为一种追求绝对真理的信仰。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新史学"便从追求普遍"公例"的实证主义立场,转变为追求历史事实客观性的实证史学立场,并与传统记实观念结合形成一种历史主义思想,其知识合法性依据则从"鉴往知来"转变为"知其所以然"。
姜萌[4]2007年在《从“新史学”到“新汉学”》文中提出1901—1929年间中国史学形态主要有叁个，一是以中国经学为基础之传统史学；一是由梁启超倡导，以现代观念为指导，以史纂为主，与同时代西方新史学接轨之“新史学”；一是以“科学”观念为指导，以史料的整理考据为主，与乾嘉汉学和西方汉学关系密切之“新史学”。这叁个史学形态在清季民初叁十年间有着各自不同的运行轨迹：中国传统史学随着经学的消解而逐渐衰落，最终消亡；“新史学”在经历短暂的兴盛喧嚣之后趋于低迷，直到二十年代末依托社会经济史学才得以再度发展；“新汉学”登陆学术舞台后，逐渐垄断了最主要的学术机构和资源，成为民国历史学的主流。为何内满足国内需求外符合世界史学发展潮流的“新史学”率先兴起却又停滞，而范围狭窄且“流弊亦多”的“新汉学”能后来居上成为民国史学主流?这是一个关系20世纪前期中国史学发展的核心问题，但史学界一直没能给予合理的解答。在对“新史学”和“新汉学”两种史学形态有关史实梳理的基础上，本文试图给出自己的解答。《新史学》如同一颗重磅炸弹，投在了死水微澜的晚清学术界。“史学革命”成为1902年以后几年史学界最响亮的口号。面对这样一个具有浓厚政治意义的学术运动，各方的态度迥然不同：以章太炎为首的革命派迅速加入，并将“新史学”中的民族主义等运用到排满活动中；而清季民初的政府与大部分传统学人显然对“新史学”持排斥的态度。这种排斥态度在《清史稿》编纂体例讨论中有着显着的展现。更为不幸的是，由于政治的持续动荡，持“新史学”思想的学人不能形成一个稳定的学术队伍：“新史学”之倡导者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在1905年左右转向稳健和保守，不久既离开了“新史学”队伍；章太炎等激进的革命派在认识到中国传统学术的价值后，走向了“保存国粹”。缺少学人支持的“新史学”并没有取得很多实质的成果，并最终陷入停滞。虽然“新史学”陷入了停滞，但是“新史学”的种子已经撒播进中国史学的泥土中。历史的进化论、“多学科交叉”的治史取向等历史观念和历史方法已经对学术界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并经由国粹学派、南高史学传延不息，到20世纪二十年代末，通过社会经济史学复兴。“新汉学”是现代“科学”观念、中国传统经史学问、西方汉学的方法与学术范式相互影响作用的产物。“新汉学”产生的过程，就是中国经学转化为史学的过程。国粹学派“以史融经”的理论使经学除去意识形态的外衣，还原了知识的本面目，为此后进一步扫清经学对于现代学术发展之障碍，促进“新汉学”出现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而章太炎等人的学术研究，将乾嘉汉学那里的音韵、训诂、考据、文字、校勘等用以解经的专门之学，转化史学研究的工具，这为“新汉学”方法论的形成与传统学术之优点的整合做了初步准备。但是，“国学”在现代学术学科中并没有一席之地，还得通过胡适等人以“历史的观念”、“疑古的态度”等科学精神为指导的“整理国故”运动，转化成现代的史学形态。这种史学形态就是“新汉学”。在20世纪二十年代以后，随着服膺“新汉学”之学人在北京等学术中心的积聚，相关学术机构的建立和专业学术期刊的创立，“新汉学”在学术界的主流地位得到确立。在分别探讨了“新史学”的发展轨迹和“新汉学”的出现与发展之基础上，第四章集中回答本文的核心问题：1901年至1929年这段时间，为什么内满足国内需求，外符合世界史学潮流的“新史学”在短暂繁荣之后归于沉寂，而以史料的整理考据为主，与乾嘉汉学和西方汉学关系密切之“新汉学”却蓬勃发展，成为学院派史学主流?概括来说，“新史学”不能发展起来与其理论过于超前等自身因素有莫大的关系；而中国现代学术迟迟不能发展，史学在起步之初就陷入危机，旧学的延续等外部因素也不能不说是“新史学”难以克服的障碍。“新汉学”在很大程度继承了中国传统学术，尤其是乾嘉汉学的学术资源。中国现代学术发展迟缓和史学危机对其影响较少，而旧学的延续不仅未成其阻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其发展。简单地说，“新汉学”前有国粹学派的开路，后有王国维、胡适等一代学术大师的推动，外有西方汉学的刺激引导，内有大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等学术资源的支持，所以能乘着“新文化运动”营造的新学术风气迅速发展壮大，成为民国历史学的主流。
王爱卫[5]2009年在《朱希祖史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朱希祖是民国时期的着名史学家。其史学研究范围很广,成果也非常丰富,在许多领域居有开创之功。然而,由于朱希祖的着述大多未刊,相关研究极为少见,所以,其史学成就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存在着被淡化的趋向,一直未能占据本应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本文以朱希祖史学作为研究对象。在广泛搜罗史料的基础上,考察朱希祖史学研究的社会背景、学术氛围、主要成果及特点等问题,揭示朱希祖史学对中国史学独立化、科学化所作的贡献,客观评价其地位和影响。朱希祖既拥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又接受了西方先进的史学理论。作为章门弟子,他继承、发扬了章太炎的治学风格,注重考据训诂,以严谨见称。在蔡元培的举荐下,他主持北京大学史学系,倡导“新史学”、实施课程改革,有力地推动了历史学学科的独立和中国史学的转型。在史学史研究方面,朱希祖最早开设了“史学史”课程。其讲稿即后来出版的《中国史学通论》,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的史学史讲义。他运用西方“新史学”理论,对中国古代史学进行了系统的反思,在实际上开创了中国“史学史”学科。朱希祖两次参与史馆修史,在清史馆和国史馆都为史书的编纂拟定了体例,并提出了积极可行的建议,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发凡起例的作用。在历史文献研究方面,朱希祖搜集和整理了大量的南明史料,力图撰写一部南明史,但未成功。对明清档案的发掘与利用,也探索出不少行之有效的办法,为保存和整理明清档案立下了汗马功劳。他还考证和辑补了《伪齐录》和《伪楚录》,揭露日寇侵华、汉奸卖国的罪行,使史学研究服务于国家和社会。他的方志研究起步较早,见解精辟。尤其在参与编纂《广东通志》期间,提出了新的方志体例及撰写细则,阐发了其方志学思想。对边疆史地的研究视野开阔,涉及内容广泛,既反映了其史学研究考证求实的功力,又凸显了经世致用的精神。在全面探讨朱希祖史学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又从宏观的角度,理清了其历史观发展、演变的脉络。由于清末民国时期,中国社会性质发生巨大变化,中西史学交融,许多史家受到西学冲击而接受进化史观。朱希祖也曾一再追问历史是什没么,但最终没有对历史与史学做出严格的区分。1919年,他从退化史观转变为进化史观,接着,又接受综合史观,强调“群众心理”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源泉。抗战时期,受时局影响,他的历史观又与文化形态史观接近。朱希祖的史学思想内涵丰富。他倡导建立“科学的史学”,认为客观的治史态度、严格的治史规范、求真的治史宗旨是必须具备的条件。同时,又强调史学研究之目的在于“指挥人事”,要关注现实,面向未来,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他还萌生了加强学术合作、保持学术独立的思想。朱希祖的史学方法也颇具特色。他继承了乾嘉学派的考据传统,也接受了西方实证主义的史学理论。考察他对各种治史方法的认识和运用,吸取其精华,以促进我们今后的史学研究。朱希祖对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贡献不可磨灭,其史学研究对于我们全面认识民国时期的社会变革和史学转型具有重要意义。朱希祖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
易琴[6]2010年在《知识传授与学术探究：中国教育史学科的发展图景》文中指出从学科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来看,尽管在学科最初出现之时,是作为学术知识的分类或学问的分支,其本身并不具有教学的含义,但却与教育、教学之间有着天然的关系,实质上所有学科都是以教育为缘起,抑或是教育形式改变之后所带来的结果。1尤其自中世纪大学形成以来,学科便是大学的细胞,大学则是促进学科发展的主要阵地。大学内结合本学科专业继承人才的培养,在课程教学和学术研究的互动下推动着学科的发展、分化与融合。这也是为什么在现代学术日益专门化的情势下,特定类别的知识在大学往往作为一门专门的教学科目来对待,在界定“学科”一词的含义时,既强调知识分类、分门,又无法回避在大学中以教学科目为载体的事实。而以中国近代教育体制建立和师范教育兴起为机缘创立起来的中国教育史学科,其发展历程更是如此。20世纪初,随着新式学堂、尤其是师范学堂的创立和中国近代新学制的颁布实施,中国教育史作为培养教师的主要教学科目,被列为大学堂和师范学堂的正式科目。中国教育史学科从一开始就以作为大学堂、尤其是师范学堂中师范生的专业基础课和其他系的“通习科”或选修课,通过课堂知识传授的方式,把中国教育史这一知识类别带入国人的视野。并在此过程中,从最初引介日本教育史方面的着述到国人编译、自着中国教育史教材和着作,从仅仅作为教学课堂的讲授内容到结合近代中国新教育历程开展本国教育历史研究,中国教育史逐渐形成自己特有的知识内容、知识范围和知识体系,成为一门近代意义上的“学科”。新中国建立后,在向苏联学习建设以“学院—专业”为导向的高等教育体制和培养党的专门人才影响下,早期中国教育史专业研究班的设立,通过学术专业人才培养的方式讲授知识、传承学术,不仅开始形成以大学为中心的中国教育史研究阵地,促进学科的规范化发展和具备完备的学科形态,而且初步形成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教育史学科知识体系。遗憾的是,“文革”中,中国教育史学科和其他学科一样,因为政治运动的席卷,几乎陷入停顿之中。改革开放后,源自研究领域基本理论的澄清、学科体系的反思和高校中国教育史课程教学的重新开设,中国教育史学科得以恢复与发展。一方面,在大学正规学位制度推进下,中国教育史学科硕、博士研究生开始招生,在培养本学科的专业学术继承人的过程中,采用教学和科研相结合的方式开展专业知识传授和学术探究,既培养中国教育史学科专业学术人才的队伍,又成为该时期学科发展新的增长方式。另一方面,在大学教学和科研互动下,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教育史研究领域取得了众多的成果,并在研究观念的转变、研究方法的运用以及研究领域、研究内容的拓展方面都形成自身的特点,从而推动着该学科的规范与拓展。而进入新世纪初年以来,面对新的时代和社会的挑战,尤其是大学内中国教育史课程地位削弱、学科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的现实,研究者从呼吁课程建设的改革、转变学科研究范式的探寻、倡导研究重心的下移等多角度展开对学科本身的反思和前瞻,既拉开中国教育史前沿研究的序幕,也使得该学科的发展呈现出一种全新的势态。本研究正是鉴于学科与大学之间的互相依存关系和中国教育史学科发展本身呈现出来的特点,以大学、尤其是师范大学内中国教育史知识传授与学术探究为观察视角,运用历史文献研究和口述史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对中国教育史学科专业学术人才培养过程的考察和学术传承的分析,探讨中国教育史学科是如何在教学和研究的互动下形成、衍变和拓展,从而展现出中国教育史学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图景。
张金金[7]2016年在《翦伯赞与傅斯年的史料观及其比较研究》文中提出“五四”运动后的中国社会,学术思想界百家争鸣,这为各种各样的史学思想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必要的客观条件。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代表之一的翦伯赞与“史料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傅斯年,在这一时期都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在坚持“新史学”所倡导的史学研究原则的基础上,翦伯赞与傅斯年分别从史论和史料的角度出发,对二十世纪中国传统史学进行了现代的传承与诠释。作为“史观派”中非常重视史料的翦伯赞,与“史料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傅斯年,其成长与求学经历有着相似之处——两人均成长于传统的知识分子家庭,自幼养成了热爱史学的学术爱好。同时,他们都生于清末民初这一新旧历史转折时期,这为两人的学术思想的敢于求新提供了时代条件。再者,两人均有着赴国外求学的教育经历,这种求学经历对于两人的史学思想以及史料观的形成具有着重大的影响。目前的中国史学界,对于翦伯赞与傅斯年的史料观的比较研究,还是缺乏的。通过对翦伯赞与傅斯年的史料观展开比较,可以加深我们对于两人史学思想的认识,还可以为我们从史论和史料这两个角度重新认识历史提供一定的帮助。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对学术界关于翦伯赞与傅斯年史料观的研究成果进行简单介绍。通过学术界目前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在关于翦伯赞与傅斯年史料观的比较研究这一问题上,还是比较缺乏的。是以,展开关于翦伯赞与傅斯年史料观的比较研究,对于加深我们关于两人史料观的认识以及理性看待史料与史学的学理性方面的关系问题,都可以提供一定的帮助。第二部分为正文。第一章主要论述了二十世纪初中国史学发展变化的几个特点,这是为了阐述翦伯赞与傅斯年的史料观在中国传统史学的学理性方面的传承和延伸。第二章与第叁章论述了翦伯赞与傅斯年的史料观的主要内容。翦伯赞与傅斯年不仅从中国传统史学中吸取了有益成分,如重视考据、辨伪、训诂等工作,还借鉴了近代西方的一些先进学术与思想,诸如马克思主义史学、语言学、文字学、考古学、人类学等。对这些学科的综合运用,是两人能够在史学研究上取得成就的重要因素。另外,两人在关于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实践运用等方面也各有着属于自己的理解。第四章则侧重于对翦伯赞与傅斯年的史料观进行系统的比较并分析其异同及其原因。两人均重视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地位、重视实物史料以及对于史料的辨伪。另外,他们在关于史料的搜集、史料辨伪、研究方法与运用等方面又有着各自的见解。出生于清末民初这一新旧交接的大时代背景,出生于传统的知识分子家庭并且自幼热爱史学、中西方与新旧教育交互影响的求学经历、重视新史学对于史料研究的指导作用,使得两人的史料观具有着某些相似之处。此外,受各自不同的学术理念、哲学观以及政治理念等因素的影响,两人的史料观又有着本质的不同。第五章主要研究翦伯赞与傅斯年两人史料观影响下的史学成就与史料观的学术影响。通过前文对于翦伯赞与傅斯年史料观的论述以及比较研究,可见两人的史料观既有中国传统史学的因素和特征,又吸收了近代西方新史学的学术理念与因素。他们的史料观对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学界产生了重大和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关于史料与史学的关系这一问题方面。因此,系统和深入研究两人的史料观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赵鑫喜[8]2014年在《朱谦之史学思想研究》文中提出朱谦之(1899-1972),字情牵,祖籍福建福州,着名史学家、哲学家、东方学家,涉猎广泛,着述丰硕,被同时代学人王亚南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自1932年受聘任教于中山大学,历任中大历史系主任、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所长、历史学部主任等职,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在中大的二十年,是他学术研究的黄金二十年、“奋斗的二十年”,在此期间,他的史学研究成果最丰,贡献最大。他于1933年创办《现代史学》杂志,倡导“现代史学”,强调史学的致用功能。朱谦之的“现代史学”思想在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史坛可谓独树一帜,标新立异,显得“另类”。他左右开弓,既批判以傅斯年为首的考证考古派只顾埋头整理史料,“有史实而无理论”；又批判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史观派“有理论而缺乏史实”,不顾中国的历史事实,盲目套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公式,存在“公式主义”的错误。他把前者的方法视为“正”,把后者的方法视为“反”,而称他的“现代史学”为“合”,他试图在克服上述两派缺陷的基础上融合它们的优点,推陈出新,做“转型期史学的先驱”。本文通过叁章内容对他的史学思想进行了仔细梳理,第一章追溯了朱谦之史学思想产生的理论渊源和时代背景；第二章梳理了朱谦之史学思想的内涵；第叁章探究了朱谦之史学思想的实践。朱谦之”现代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特点：兼采西说,包容博取；体系完整,特色鲜明；联系实际,现实感强；重思辨,轻实证。
吴晓君[9]2017年在《岳麓山的历史记忆研究》文中指出岳麓山是佛教的“湖湘第一道场”、道教的第二十叁“洞真墟”福地、“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的所在地以及辛亥英烈与抗战烈士的埋葬地,它见证了湖南的宗教发展、书院的文脉延续与爱国志士的忠骨长眠,是一座记录历史并见证了长沙历史变迁的名山。岳麓山自古便是长沙的一处胜景,偏爱名山胜水的佛家和道家都选择了在岳麓山建宇修阁、弘法传道,山中的古麓山寺、道林寺、抱黄洞和云麓宫等声名远播,引来众多信众和文人骚客,相关的名人故事、诗文和碑刻甚多。岳麓书院建成后,岳麓山更是成为湖湘文化之中心,书院文化和佛道宗教文化构成了岳麓山在近代以前的历史记忆的主要部分,这些传统的历史记忆多为个体记忆和空间记忆,其载体多为文字、碑刻和建筑遗迹。岳麓山的历史记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丰富和累积,从陈天华、姚宏业、禹之谟公葬岳麓山到黄兴、蔡锷国葬岳麓山,归葬岳麓山成为了对湘籍革命志士的一种高规格礼遇。辛亥革命英烈入葬岳麓山后,岳麓山的形象和其社会影响发生了改变,岳麓山传统的儒释道的文化名山形象向革命英烈纪念名山形象演变,历史记忆载体也更丰富。经历抗日战争之后,岳麓山成为长沙会战的重要战场、抗战将士埋葬地和红色革命活动地,并随着岳王亭、麓山忠烈祠、陆军第七十叁军抗战阵亡将士公墓、陆军第七十叁军七十七师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长沙会战碑、红色革命家墓葬和文化名人墓葬等的修筑,岳麓山的形象在政治导向和社会舆论的双重驱动下发生了改变,其形象更加多面;并且在大众和精英的共同影响下,岳麓山的历史记忆涵盖的内容更加丰富,岳麓山的纪念场所功能也愈发突出,而其历史记忆载体也从传统的文字、碑刻和建筑物扩展到照片、影像、墓葬和纪念建筑等。自此,岳麓山的历史形象从传统跨入到现代,成为了文化名山、革命纪念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岳麓山的历史记忆从内容和载体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考察岳麓山的历史记忆,可以看到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长沙文化的发展情况和大众与精英对历史记忆的塑造;分析历史记忆形成的因素,可以看到国家权力对于地方文化的重要影响。而这一系列的考察,目的在于强调岳麓山的历史记忆研究对长沙城市记忆研究、城市史研究和相关革命记忆研究有着重要价值,期待唤醒大众对于岳麓山历史遗迹与文物的保护和对岳麓山历史记忆的传承。
参考文献：
[1]. 中国近代史学科学化进程研究（1902—1949年）[D]. 朱发建. 华东师范大学. 2004
[2]. 民国“历史研究法”研究[D]. 李得权. 河北大学. 2017
[3]. 从“直书”到“求真”——清季民初“新史学”知识论转型的观念史考释[J]. 卓立, 杨晶. 天津社会科学. 2018
[4]. 从“新史学”到“新汉学”[D]. 姜萌. 山东大学. 2007
[5]. 朱希祖史学研究[D]. 王爱卫. 南开大学. 2009
[6]. 知识传授与学术探究：中国教育史学科的发展图景[D]. 易琴. 华东师范大学. 2010
[7]. 翦伯赞与傅斯年的史料观及其比较研究[D]. 张金金. 安徽大学. 2016
[8]. 朱谦之史学思想研究[D]. 赵鑫喜. 华中师范大学. 2014
[9]. 岳麓山的历史记忆研究[D]. 吴晓君. 湖南师范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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