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劳动异化论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根据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劳动异化思想来展开其劳动异化理论的。“劳动异化”是马克思《手稿》中着力分析的一个范畴，马克思通过对工人劳动特性的分析，得出在私有制条件下，工人劳动具有异化性质的结论，并以此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虽然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劳动与马克思生活时代的工人劳动相比，具有许多新特点，但在仍然是一种异化劳动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只是其具体表现形式，以及对工人阶级在肉体上和精神上所造成的恶果有所不同而已。所以他们认为，马克思的“劳动异化”范畴仍适应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但必须根据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发展，加以“修正”、“发挥”。
“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异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劳动生产过程机械化、自动化程度提高，技术分工越来越细，加剧了工人劳动的“破碎化”程度，从而对工人的生理、心理造成严重后果。
早在20年代，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已经意识到自动化程度提高必然加剧劳动的“破碎化”，从而使工人分裂成了“孤立的、抽象的原子”这一事实。卢卡奇认为，机械化、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必然使劳动日益抽象化、合理化，其结果是使工人劳动被分割为一个个碎片。一方面工人的工作被归结为一个专门的固定的机械重复动作；另一方面，工人失去了同他的劳动最终产品的接触，他对这个最终产品一无所知，也就漠不关心。卢卡奇指出，劳动的这种“破碎化”无论对工人阶级整体还是对工人个体都造成严重的恶果，对整个工人阶级来说，它作为一个“有机”的阶级整体也“破碎”了，对工人阶级个体来说，他失去了独立的人格而成了一种“孤立的、抽象的原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劳动生产的机械化、自动化程度提高了，从而“西方马克思主义”所说的这种劳动的破碎化程度也更严重了，这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更注重的是这种破碎化劳动对工人精神上心理上所造成的恶果，着重从违反人性的角度去声讨、揭露破碎化劳动。哈利·布雷弗曼在分析当今“技术统治的时代”工人劳动的特征时指出，由于（1 ）劳动被日益分成更“小”而更例行化的各个环节，（2）从上面对这种劳动进行统一协调和综合， 这不仅使工人失去全面发展的可能，成为片面的、一能的劳动工具，“使工人处于更被动状态而没什么技艺，从而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异化”，〔1〕而且使工人比任何时候都更依附于生产过程，更依赖于资本， 从而使资本家更牢固地控制整个生产过程。布雷弗曼指出，这种劳动根本“不考虑人的能力和需要，是违反人和人性的行动”，〔2 〕弗洛姆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指出破碎化劳动是导致工人的心理变态，乃至神经官能症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说：“劳动过程被分离成许多细小的部分，每个工人的工作成为机械的操作而不需要他的积极配合，所以他能够沉溺于白日梦和幻想中。”白日梦是工人逃避单调、无聊劳动的一种方法，白日梦“本质上是一种逃避，是同逃避相伴随的消极结果。”〔3〕
第二，劳动者并不是生产过程的主人，而只是被动的机器零件，在劳动中，工作的自主性、创造性已完全丧失。
这是与劳动破碎化相联系的。由于劳动破碎化以及资本家对劳动过程控制的加强，工人在劳动中已成为完全被动的“劳动工具”，毫无自主性可言，卢卡奇指出，由于整个生产过程均需服从于机械化、自动化生产的规律，生产过程已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系统。工人只需按事先规定的动作，在预先计算了的时间内进行机械操作，在这里，完全不需要工人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创造性。不仅如此，在这个自满自足的自动化系统面前，甚至连工人的作为人的属性和特性，也被当作是错误的根源。卢卡奇说：“由于工作过程的合理化的原因，当主体与根据预测的正在发挥作用的那些抽象的特殊规律相比较时，工人的人的属性和特性日益表现为只是错误的源泉。人既不是在客观上也不是在他同他的工作关系上表现为劳动过程的真正的主人。相反，他是被结合到机械体系中的一个机械部分，他发现这个机械系统已经存在并且是自给自足的，它的作用以他的意志为转移，无论他是否乐意，他都必须服从它的规律。”〔4〕
弗洛姆指出，工人在劳动中已完全沦为无生命、无情感的“机器零件”了。根据“科学管理”的要求，工人的任何动作，完成该动作的程序，以及完成该动作所需的时间，都经精确计算而严格规定着：你的位置就在这里，你只能这样干，你的胳膊只有在以Y为半径的范围内活动X寸，所需时间为千分之几分。弗洛姆说，在这种情况下，工人纯粹“只是机器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作为机器的积极力量”，有时，甚至连机器还不如，而沦为机器的奴隶。“机器不是去代替过去由人的体为所必须完成的工作，而是成了他的主人。机器并没有成为人的代替物，人倒成了机器的代替物。”〔5〕
在劳动中，由于自动化生产规律的制约，工人不仅丧失了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甚至连自由都没有。霍克海默将现代化生产中工作所享有的自由与手工生产中旧式工匠所享有的自由作了个对比，认为虽然现代工人的劳动强度大大减轻了，但与此同时他们所享有的自由也大大减少了。他认为，旧式工匠尚有为制作一种精巧工件选择合适工具的自由，而现代工人至多只能在众多的控制杆或开关按钮中选择一个他应操作的。
第三，对工人来说，劳动是一种“外在的劳动”，是谋求生存的手段。
“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本来应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是人区别于动物本能活动的重要标志，因此是一种“内在的劳动”。但是在异化条件下，劳动的这种“内在性”荡然无存，劳动仅仅是作为一种“外在”的行为，是谋生的手段。资本主义劳动的这一特征，马克思早已予揭露，而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这一特征更明显了。马尔库塞说：“对极大多数人来说，满足的规模和方式受制于自己的劳动。然而他们却是在为某种设施而劳动，并对这种设施无法进行控制，这是一种个体若想生存就必须屈从于它的独立的力量。而且劳动分工越来越专门，他们的劳动就异化。”正因为如此，马尔库塞说，在劳动中“人们并不在过自己的生活，而只是履行某种事先确立的功能。虽然他们在工作，却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和发挥自己的作用，他们是在异化中工作。”〔6〕弗洛姆把这种外在的劳动称为“获取金钱的手段”。 他说：“劳动只是一种获取金钱的手段，根本不是一种有意义的人的活动”，对劳动者来说，唯一有意义的就是支付薪水，至于劳动产品的用途、去向如何，对他来说毫无意义，劳动者只是在作为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只有在商店而不是在工厂，才能看到他们的“产品”，所以，“他既不关心产品的具体用途，也不关心产品的社会经济效益。”〔7〕
第四，现代劳动异化还表现在劳动时间的实际延长，工人不仅在工作时间受控制，而且在闲暇时间也受到控制。
“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当年在分析工人异化劳动时曾认为，工人在劳动时间是不自由的，但在劳动之外的闲暇时间，却是自由的属于他“自己的”，因而感到“自在”。而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工人连这点自由也被剥夺了，这就是异化已侵入到工人的闲暇时间。虽然从形式上看，工人的“法定”工作时间比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是大大减少了，但是，从实际上看，工人的劳动时间却被延长了，工人的实际劳动时间已超出“上班时间”而延续到休息时间。这是因为，随着劳动的技术性的加强，劳动越来越从体力型变为脑力型，这就迫使人们不仅是在上班时间，而且在休息时间，或者为了掌握某种劳动技能而绞尽脑汁、费尽心机，或者为了与所从事的工作“身份”相符而被迫遵守规定的道德原则、参加社交活动，人们的劳动时间并不仅局限于“上班”的6或8小时之内，而是实际上延长至整个生命过程。这样，工人异化和“受管制”的时间实际上也漫及整个生命过程。马尔库塞说：“原先限于上班时间的异化和管制现在漫入了自由时间。”〔8〕“个体为了生活也不 得不工作，这种工作不仅要求他每天耗费八个或十个或十二个小时，并转移了相应的能量，而且要求他在工作和业余时间内使自己的举止行为符合操作原则的标准和规定的道德。”〔9〕这样， 劳动时间“实际上占去成熟个体的全部生存。”〔10〕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异化的分析与批判，涉及到对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劳动性质的认识。虽然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工人劳动强度、劳动时间及劳动条件已大大改观，繁重、粗笨的体力劳动被按按电钮、抄抄写写、看管仪器的“轻松”、“安逸”劳动所代替。据此，有些西方学者认为，工人劳动的性质已发生变化，它与资本家及经理们为管理工厂、企业而付出的“劳动”并没有什么区别，本质上是一致的，马克思所描写的那种具有“非人”性质的异化劳动已不存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通过对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劳动特性的考察，否定了这种看法，肯定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劳动是一种异化劳动的结论仍然适用于当代，指出，尽管工人劳动形式发生了变化，但其异化的、“非人”的实质并没有变。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劳动异化理论的合理之处。“西方马克思主义”不仅肯定了当代资本主义工人劳动仍然是一种异化劳动，而且还着力分析了当代异化劳动所具有的新特征，这对于我们全面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无疑是有帮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异化理论是源于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的，但两种劳动异化理论却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两种劳动异化理论的出发点不同。马克思是从“经济事实”出发，其劳动异化理论是建立在科学分析基础上的。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生产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困；工人创造的财富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在资本主义社会，与物的世界的增殖相伴随的是人的世界的贬值。马克思正是从工人与他的劳动对象（产品）的这种否定关系中，得出工人劳动具有异化性质的结论的：“在劳动对象的异化中，不过总结了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外化。”〔11〕所以马克思始终是围绕经济关系来展开他的劳动异化理论的。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则是从人的本性出发，着重批判异化劳动违反了人的本性。马尔库塞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的劳动之所以是异化的、不道德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违背了生命的快乐原则，压抑了利比多，使爱欲无法得到满足。他说：“现在，工作变成了一般工作，因而导致了对利比多的约束：占据极大部分个体生活时间的劳动时间是痛苦的时间，因为异化劳动是对满足原则的反动，对快乐原则的否定。”〔12〕这样，“西方马克思主义”就不是从经济关系上认识、分析劳动异化，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劳动异化的批判，是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的一种声讨和控诉，这就使得他们批判的力度大大降低了。其次，在劳动异化产生根源及克服的途径等问题上，两种异化理论也存在根本区别。由于马克思从“经济事实”出发，便从经济关系中发现了劳动异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关系：“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13〕这样，马克思便找到了消灭异化劳动的正确途径，要消灭劳动异化，就要消灭私有制，而“要消灭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14〕。这就是马克思从异化理论中得出的革命性结论。相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异化是从人的本性出发，因而他们无法从私有制的经济关系中发现产生异化的真正根源，他们把产生劳动异化的原因或者归于科学技术（如马尔库塞），或者归诸于人的存在与本质的对立（如弗洛姆），这不仅在客观上掩盖了私有制是异化之源这一事实，而且永远也找不到克服劳动异化的正确途径。
注释：
〔1〕〔2〕引自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55、458页。
〔3〕〔5〕〔7〕弗洛姆：《健全的社会》，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8年版，第292、182、181—182页。
〔6〕〔8〕〔9〕〔10〕〔12〕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8—29、30、63、22、29页。
〔4〕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 第99页。
〔11〕〔13〕〔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3、 100、1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