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语言———种文化遗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少数民族论文,文化遗产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译者：黄长著
由于我们对非洲诸语言怀有一种出自职业角度的兴趣，所以丝毫没有必要掩饰存在于我们希望中的利己主义动机：即希望这些语言中的绝大多数都能继续保存下去。就我们这些专业工作者而言，一种非洲语言（不管是哪一种）消亡了，便意味着一种以观察为依据的重要资源遭到了决定性的和无可挽回的损失，不仅对语言学研究是如此，对人类的文化史研究也是如此。然而在大学范围之外，对非洲语言的消亡感到某种忧虑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①
相反，在非洲，许多人十分重视保持他们的（民族）认同和他们的文化遗产，而其中语言是最有生命力的组成部分。因此，在肯尼亚的主要日报《民族日报》的“读者来信”栏保留的版面中，刊登了大量读者来信，表态维护他们的本民族语言。②
这里特摘录两段：
文化主义者坚信，一个国家若不保留自己的文化，势必很快失去其民族同一性……一个民族若感觉不到自己需要保存其母语和方言，大概也不懂得如何保存其文化，因为只有借助这些语言才能实施文化教育（E.P.万扎拉，1987年6月29日）。
语言是大众文化之树的直根(racina pivotante)，它培育和发展了传统价值，并把传统价值一代代传承下去（恩卓罗杰·米歇尔·卡茅，1986年5月14日）
这两段话一般说表现出了人们对讲他们自己的语言，即讲他们自己的“母语”的兴趣；就我而言，我感兴趣的是那些处境维艰或人们不再使用的语言。但是必须事先回答一个问题。
什么是少数民族语言？
在世界上其他一些地区，比如在美国或澳大利亚，称得上是少数民族语言的那些语言很容易鉴别出来：一方面是美洲印第安人的语言，另一方面是原住民的语言。但是在非洲的许多地区，情况远不像这里所说的那样清楚。
少数民族语言(langues minoritaires)指的是少数民族使用的语言，但是民族学意义上的少数民族当然不应与人类文化语言学意义上的少数民族混为一谈。就像在世界上大多数其他地区的情况一样，在非洲，我们可以发现许多生活在一种庇护与被庇护关系中的小群体，米歇尔·鲍利格将其称之为“无固定居所的群体”。这些“民族学意义上的”少数民族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讲他们主人的语言，而且鲍利格注意到，他们中许多人使用在其“主人的语言”基础上精心设计而成的种种行话。其中某些行话的特点是：具有原来的被抛弃语言的基本要素（substrat，即底层语言成分——译注），这种情况很像是英国的茨岗人（吉卜赛人的一支——译注）讲的盎格鲁—罗曼尼语。另一些语言是一些秘密的代码，创造这些代码或多或少带有人工的痕迹：然而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这些无固定居所的群体中的大部分，都已失去了他们原来的语言，当然，尽管他们曾经使用过这样的语言。
“少数民族”这个术语使用起来相当宽泛，也很不统一，这种情况导致某些学者（例如奈尔德，1987）干脆对它完全弃之不用。这个词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环境决定的。比如，雷贝卡·阿格伊西(1984)在探讨尼日利亚的语言状况时，区分了3大类语言：
— 9种重要的地区性语言，其中主要的尼日利亚语言有3种：豪萨语、伊格博语和约鲁巴语；
— 25种使用人数较少的语言，但其中每种的使用人数仍在10万以上；
— 其他语言，即所谓少数民族语言。在尼日利亚使用的大约400种语言中，作者把其中的360种左右归在本类的名下。人类文化语言学意义上的这360个少数民族的成员仅占全国总人口的7%，全国人口接近1亿。
东非的情况恰好与此相反。在那里，没有谁会把4万人使用的波科莫语，或者即使是仅1.87万人使用的伦迪勒语称为少数民族语言，使用这两种语言的人自己就更别说了。只有津巴布韦的政府机构才在正式场合使用这一表述法来指称除绍纳语和恩德贝勒语外的当地语言，而东非各国的大多数政府对这个术语都惟恐避之不及。
我们在这里论及少数民族语言，只是为了指出，某一种特定语言的生存受到威胁，它面临被别的语言所取代，并最终变成死语言的危险。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文化语言学意义上的少数民族往往是一些在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在政治上没有代表权的社团，这些社团在自己的国家内也没有哪个院外活动集团愿意为他们的利益奔走呼号。以下是苏珊·罗曼（1989,284页）对这种情况的分析：
“少数民族”这个词不过是谈论处于受支配地位的人时使用的一个委婉语，或者说它不用来表示实力集团。像双言现象或双语现象这样一些少数民族语言的语言特征，不过是从语言学上表现出他们进入社会和权力的机会是不均等的。
因此，大多数少数民族语言通常都是存在于一些很不利的环境中，而其他的非少数民族语言却在学校、传播媒体、官方会议等许多场合处于优势地位。但是就某种语言而言，不管它的生存是否受到威胁，并因此而需要把它称为少数民族语言，这都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而不单纯是个名称问题。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到底哪些非洲语言才可以称之为少数民族语言？
哪些非洲语言是少数民族语言？
关于什么是受到威胁的语言，我们并不想下一个非此即彼的和得到普遍承认的定义。这一点，从一开始就是很清楚的。但是我们必须检查能说明这些语言的“健康状况”的各种症状。从这个意义上说，能帮助我们衡量某种语言生命力强弱或它受威胁状况的标准也是多种多样的：如该语言的使用者人数；这些使用者如何使用该语言，以及该语言的结构变化等。
另一些专家的比较行之有效的分析方法表明，语言社团的大小看来是衡量某种少数民族语言受威胁程度的一个明显的指标，或者说是衡量该语言“健康状况”的一个明显的指标。关于语言的使用人数问题，阿奈特·施米特(1990)通过阐述“其使用人数从200到4000不等的那些“健康语言”的状况，把他对澳大利亚诸语言的观察作了概括。与此正好相反，尼日利亚的奥戈尼族(Ogonis)尽管有50万人，他们仍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少数民族，在其1991年12月份散发给国际社会的《奥戈尼人权利法案》中，他们宣称：“奥戈尼人的语言……均未得到充分发展，并且正处于消亡的边缘，然而人们却把尼日利亚的其他一些语言强加给我们”（第10页）。
使用人数很少的那些语言，其生存受到双重的威胁：既有来自外部的威胁，也有来自语言社团内部的威胁。在一些小的社团中，有些父母可能决定不对他们的孩子讲他们的本族语，这就已经危及到他们的语言的代代相传；况且还有少数人迁居城市，以及与其他部族通婚，这些更使他们的语言雪上加霜，促使其迅速走向衰落。
就外部威胁而言，小的语言社团更容易受到自然灾害的打击，目前南部非洲的干旱便是一例。比如，来自乔洛乔的议员阿莫斯·姆夸南西1992年7月7日指出，居住在津巴布韦的数以千计的科依桑人，如果得不到政府提供的食品的话，就将死于饥饿。
此外，使用人数很少的语言比使用人数多的语言更容易遭到压制，这一点是勿庸置疑的；或者如麦基（1980,35页）所表述的：“如果一条小鱼碰到一条大鱼，那么显然是较小的那条鱼更容易被吃掉。”表面上看，他说得是对的，但他的比喻并没有说明太多问题，因为语言接触的环境实际上比单纯靠数量上的优势起支配作用要复杂得多。在许多环境中，有些小的语言社团确实得以把自己的语言保存下来，而在相同的环境中，另一些社团则放弃了自己的语言。，另外，在大多数情况下，少数民族语言所处的环境中拥有不止一条“大鱼”，那个时候全部问题就在于搞清楚到底是其中哪一条对少数民族语言的生存威胁最大。
族群成员的人数与相应的种族语言使用人数之间的比例，同语言使用者人数的绝对数字一样重要。换句话说，假如某种语言是一个有5万人的少数民族的本族语，而其中只有2.5万人讲该语言，那么该语言就应归入受到威胁的语言之列；而某个只有3000人的社团的语言，假如其中有2900人把它作为本族语使用，那么该语言就不应视为处在危急情况下的语言。
虽然族群成员的属性经常（特别是在语言变换的环境中）都会产生一些问题——在种族认同方面的改变并不鲜见——，但我们在这里不讨论这个问题，而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这样一个问题上：我们对语言使用者人数的估算到底想要说明什么。在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的时候，我们应该对语言使用和语言能力大小的最大变化情况有所预料，而单凭语言使用者人数是不可能把这些变数都考虑在内的。
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
在语言使用者的分布方面，发生的变化除了与其他因素有关外，还与性别有关。例如，海纳(1992)报道了肯尼亚的情况：本世纪70年代初期，在讲奥莫特语的人中，大约有50名妇女还记得从前的语言，可是男性中只有6-8名还记得。
然而有一种因素比性别的因素更直接：这就是在不同的几代人中语言的使用问题。即使在某个社团中语言使用者的人数可能比较多，但假如年轻一代人中使用者的百分比太低，那么该语言的生存也依然是处在威胁之下。
在大多数情况下，小语言社团内的语言使用，指的就是母语的有限使用，因此也就意味着存在一种潜在的威胁。这些语言的使用，经常都是被限制在一定的领域，比如家庭、村子和宗教仪式，或者用于诸如狩猎和养蜂这样的传统活动，或用于像入会仪式这样的社会活动，等等。但是那些被限制在一定领域内使用的语言，并非全部都受到威胁，因为稳定的语言使用模式可以形成社团成员中稳定的双语现象。语言使用者人数，当然还有他们在语言社团内的分布，均无法说明语言使用的频率。
阿奈特·施米特（1990，第20-21页）在论及澳大利亚原住民诸语言的时候谈到：语言使用的变化和语言结构的变化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关系。她在其“语言使用的急剧减少直至消亡”中指出：
一种语言的有限使用将会导致：
— 语言间的有限接触，
— 语言能力的逐渐下降，
— 在使用语言时缺乏自信心，
— 逐渐增加对英语的依赖性，
然后这一循环又在一个较低的层面上周而复始：
— 语言的使用更为有限，等等。
少数民族语言的结构
我们从三个不同的层面来考虑语言的结构，看看该语言是不是一种少数民族语言。这三个层面涉及说话人的语言能力、语言的结构变化，以及在某种语言变换环境中各有关语言间的谱系关系。
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者往往表现出很不相同的“语言能力”，这一点导致南希·多里安根据语言使用者的（语言）能力大小在其文章中将他们区分为：
—“能流利地讲某种语言的较年长的人”，即那些完全掌握了旧时语言的人；
—“能流利地讲某种语言的较年轻的人”，但他们往往偏离其前辈的现行语言规范；
—“不完全使用某种语言的人”(semi-locuteurs)，即他们使用的是旧时语言的一种“经过简化的”形式。
多里安还使用了另外一些词和表达形式，诸如“能力很弱的不完全使用某种语言的人”、“消极使用两种语言的人”、“仅能对某种语言保持记忆的人”，以及许多别的称呼。所有这些称呼都使我们想到，在少数民族语言中，我们都可以碰到由或强或弱的各种不同的语言能力组成的一个连续体。考虑到这些差别，我们就应该弄清楚一个油然而生的问题：即我们的比例数字究竟是针对什么样的少数民族语言“使用者”而言的？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正在谈论某种少数民族语言有数百个使用者，然而却没有注意到该语言可能已经消亡了，没有注意到该语言的使用者已不复存在了，留下的只是对该语言的某种记忆。这些都促使我们去关注发生在少数民族语言中的结构变化的各个方面。
语言不会说消亡就消亡，也不会在其渐进的消亡过程中突然消亡，语言衰落的过程会在结构上反映出来。萨斯（1992，第59-80页）在研究语言接触所引起的语言变化的各种现象时，认为“正常的语言接触”和“语言衰落”间的差别是最主要的，反过来又一方面淡化了“语言借用和语言干扰之间的差别，另一方面淡化了某种衰落中语言的决定消亡与该语言系统的简化之间的差别”（萨斯1991，第60页）。因此，对于少数民族语言，我们应该想到，处于衰落过程各个不同阶段的语言都是存在的。由于缺少有关这些语言的文字材料，因此只有靠用这些语言与其他有亲属关系的语言进行比较，才能揭示这种脆弱的语言地位。例如萨斯（1992，第77页）对海纳论及埃尔莫洛语(la langue elmolo)的出版物作出了如下评论：
结论是，讲埃尔莫洛语的最后一批人都是不完全的语言使用者，而且海纳提供的埃尔莫洛语的材料均不能代表‘原来的埃尔莫洛语’，而只不过是该语言的一种病态的和遭到歪曲的变化形式”。
亲属语言间的语言连续体，是（语言）“变换”过程的基础；从语言学的角度看，这些变换过程很不引人注意。包括完全没有亲属关系的语言在内的泾渭分明的语言变换，对于上面提出的有关语言能力大小和语言衰落过程的问题，是比较容易作出回答的。相反，在探讨方言环境中的“变换”现象时，却要求我们采取更加小心谨慎得多的研究方法。虽然这些接触环境从数量上讲明显是最多的（我们只要回想一下在数千年中频繁接触的那几百种班图语言的情况就足够了），但研究者中还是有相当多的人忽视了这些环境。
在探讨具有近亲关系的语言或方言的接触环境的各种方法中，我们仅举两种迥然不同的方法。让我们先看看海纳（1992，第271页）在其《论特里克方言的消亡》一文中所描述的情况：
特里克方言的情况是从在一端讲“埃尔贡话”过渡到另一端讲南迪语的连续体的典型例子。从历时的角度看，我们可以从以前的特里克语过渡到南迪语的方言变换过程中观察这一连续体；而从共时的观点看，例如在向南迪语变换的各个不同阶段上，这一连续体的变化情况也能看出来……
第二种方法是莫利格提出的方法（1992，第157-179页），它试图揭示语言各个层面的情况，即“某种先前的语言有幸保存下来的，而且为该语言所独有的特征”（第157页）；它还试图用“同质化”的原理对东非不同地区的班图诸语言间的趋同过程加以解释（莫利格，1983）。
为了概括一下我们所谈到的关于语言使用者人数、语言使用、语言能力以及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语言生存的结构变化等问题的重要性，我们将得出结论，以说明下面各点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作用：
（一）— 民族社团成员人数与语言使用者人数、以及应该调查的语言使用者绝对数字之间的比率；
— 语言行为；
— 在语言社团内的分布；
— 在使用该少数民族语言时的能力。
（二）— 关于少数民族语言的结构，我们应该根据以下情况来分析由语言接触所引起的语言变化过程：
— 根据语言衰落的阶段；
— 根据处于接触中的诸语言的亲属关系。
在我们集中讨论了作为（潜在的）牺牲品的少数民族语言之后，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事情的另一方面，即看看取代这些少数民族语言的那些语言的情况。
语言变换的环境的基本框架
为了研究语言变换的框架，我们认为对强制性语言变换和期望性语言变换加以区别是有决定性意义的。因此，当某个少数民族希望同化到某个占优势地位的语言社团中去时，人们就会用“少数民族语言的自毁”这种说法；而当某个占优势地位的语言社团强迫某个少数民族改换自己的语言时，那么人们就会使用“语言扼杀”的说法。
马尔基（1987，第8页）宣称，任何语言社团“都不会从一开始就选择少数民族的地位，同样，也不会自发地把自己列在受威胁的物种之列，或者是去搞什么语言上的自我毁灭……”，如果有谁相信马尔基的这些话，我看他就是大错特错了。
在少数民族语言社团中，人们热爱自己的语言当然是一件十分普遍的事情，否则这些语言就会完全消亡。但是，由于人们采取某个占优势地位的语言社团的价值系统来改变自我认同[的做法非常盛行]，这样一天终会来到，正如丹尼森（1977，第21页）所指出的：“那时，会说几种语言的父母不再认为将来他们的孩子还有必要或值得再用声望不高的语言变体跟他们进行交谈。”
例如在东非，一些狩猎者和采集者群体（但还不止这些群体）长期以来一直受到牧人及其生活方式的引诱。然而只有在19世纪英国强权之下的世界和平(Pax britannica)时期他们才有可能获得和（特别是）饲养家畜。从前，这些群体没有能力保卫他们的牲畜以不受牧人的劫掠。为了使他们的所有权得到保障，英国人允许狩猎者和采集者群体成为牧人，而这一经济上的大变化导致许多群体抛弃了他们原来的语言，转而采用了牧人的一种语言。在许多情况下，他们都是选择马萨依语或桑布鲁语——即马阿语的主要方言。
在这种情况下，少数民族语言社团对这样一种语言变换是有充分准备的，而占优势地位的语言社团对少数民族社团的努力所作出的评价却可能是各种各样的——既可能是肯定的，也可能是中性的或否定的。
在语言变换的这种框架图中，与占优势地位的语言社团保持着密切接触的文化语言上的少数民族，是被迫放弃他们的母语，并代之以占优势地位的社团的本族语的。这种文化扩张的诱因各不相同：可能涉及到要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但也可能是要建立长期的从属关系环境，或是要开放新的社团以寻觅婚姻伙伴，等等。在这种类型的一些接触环境中，占优势地位的社团或者是“占有了”或者是“吞并了”少数民族。
让我们再回到上面所描述的框架中去，我们便可观察到东非那些与牧人发生接触的狩猎者和采集者群体的情况。周期性发生的干旱和流行病多次迫使该地区游牧部族的成员与狩猎者和采集者一起生活——甚至过着跟他们一样的生活，即使牧人认为狩猎者—采集者是其地位比较低下的人。在平常的日子里，牧人和这些小小的种族群体之间的关系仅限于经济交流，而这种交流是建立在一种通常具有共生特点的基础之上的。但当日子变得艰难时，他们之间的关系便随之变得比较严峻。从那往后，牧人为了生存下去而依赖“地位低下”的狩猎者—采集者；他们强化了施加给这些狩猎者—采集者群体的压力，以致于所谓“共同生活”有时竟成了在日常生活的一切领域进行绝对控制的同义语。当这种局面不能长期维持下去时，少数民族有时可以恢复原有地位，但是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在长期受压制之后，少数民族失去了他们的语言。
温特（1979，第183页）描述了这种类型的接触环境，它存在于属狩猎者—采集者型的阿萨克斯人（Aasáx，他们讲一种南部库施特语）和属牧人的马萨依人(Masa
)之间：
但是当一些农业部落凭借他们较大的人口数量，试图在马萨依难民的整个逗留期间把他们置于自己的牢牢控制之下时，阿萨克斯人由于在数量上明显居于劣势，因此没能达到自己的既定目标……
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先前曾经在当地的阿萨克斯人群体中找到了庇护所的马萨依难民的分遣队，很快就表现出占领军的特点来。除了别的以外，这还意味着，在阿萨克斯人的居住地、在他们的茅屋内以及会议上，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是他们的占领者听得见他们说话，阿萨克斯人就不再被允许讲他们自己的语言。
男人们在他们的狩猎聚会活动中仍然使用自己的语言，但是由于采用了他们的“主人”的语言，这便最终导致了阿萨克斯语的消亡。根据温特的报道，这发生在1976年，因为那一年讲阿萨克斯语的最后一个人基明德特·奥勒·基亚努故去了。
少数民族语言的自毁与某一语言（对少数民族语言）的扼杀之间的差别，也就是说，自愿的语言变换与强制性的语言改变之间的差别，提出了至少两种类型的问题。不仅少数民族语言极少是（语言）扼杀或（语言）自毁的典型受害者，而且在语言变换的不间断过程中，对语言的忠诚也往往在语言替换完成之前就不复存在了。尽管那样，语言扼杀的受害者最终也不得不接受语言消亡的事实，并抛弃自己的语言，正如我们已经从阿萨克斯人那里看到的情况那样。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替换语言，即取代者语言的情况。
少数民族语言与取代者语言
大批非洲语言正在通过取代少数民族语言而使自己得到发展。在本文的以下部分，我们将根据这些作为取代者的语言是否得到了制度上的支持来对其进行归类划分。在得到和未得到制度上的支持的这两类语言中，我们发现一类是本地语言，一类是交际媒介语(lingua francae)，这两类语言都在地方、地区或全国这三个层面上发挥作用。但是除此之外还应该提到“来自外部的威胁”，即所谓来自“国际性语言”的威胁。
赫尔曼·巴蒂博（1992，第86页）在描述坦桑尼亚的情况时，确立了语言的等级体系：全国性语言、地区性语言、地方语言，以及那些没有任何特别声望的语言。
在“地方”（语言）这个层面上，巴蒂博（第97页）又作了如下区分：
享有地方声望的语言指那些不具有地区地位的语言，但由于讲这些语言的人的大力推动，往往使它们保持着对其邻近语言的很大影响。
在“地方”这个层面上，语言变换的特点是直接接触。中、小型语言社团压制少数民族语言社团；巴蒂博（第87页）认为，坦桑尼亚的马通比语和卢奥语便属于这些取代别的语言的地方语言。
在“地区”这个层面上，占优势地位的本地语言在少数民族语言受损害的情况下获得发展。这类例子不胜枚举：比如肯尼亚的斯瓦希里语，或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马（萨依）语便是。
在“全国”这个层面上，我们终归是找到了几种原则上可用于全国性交际的语言，但它们却未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
罗纳德·沃道夫在其《竞争中的语言》（1988，第191页）一书中是这样描述的：
在塞内加尔［…］沃洛夫语尽管在相当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没有文字的语言，而法语却是官方语言，但沃洛夫语的发展却比法语快得多。由于沃洛夫语太有用了，以致于那些拥有另一种母语的人也不能不重视它［…］于是沃洛夫语［…］便在限制了法语和其他一些当地语言使用的情况下，扩充了自己的地盘，如颇尔语、班巴拉语和迪奥拉语，这些语言的使用越来越被局限在塞内加尔的边缘地区和仅仅在农村地区，而沃洛夫语却在城镇中扎下根来。
与上面提到的几种替换语言相反，还有其他一些语言，它们由于得到了政府从制度上的支持而扩大了自己的使用范围。这种状况仅出现于国家这个层面上，而且仅限于那些实行着眼于某种本地语言的“内语言”政策的国家，而不是那些只通用一种语言的国家。
在全国这个层面上推行某种支持语言的政策的，有如下一些国家：
— 使用茨瓦纳语的博茨瓦纳，常被看作是以牺牲讲科依桑语的社团利益为代价的一个只通用一种语言的国家；
— 索马里，经常被看作是只通用索马里语一种语言的国家，但马塞罗·兰伯蒂(1986)的发现证实：某些所谓的“索马里语方言”应该被看作是若干不同的语言；
— 使用契切瓦语的马拉维；
— 使用阿姆哈拉语的埃塞俄比亚；
— 使用斯瓦希里语的坦桑尼亚。
在地区这个层面上，像尼日利亚的豪萨语、约鲁巴语和伊格博语等这样一些语言，从制度上得到了支持；最后，在地方这个层面上，就我们所知，几内亚是唯一一个从制度上支持各种本地语言的国家。在所有这些国家，官方都为得到制度上支持的全国性语言创造条件，使它们能取代各种地方语言。
来自国外的威胁
“如果哪一天我们有一部分非洲居民只能靠某种欧洲语言来进行沟通的话，那将会是一个令人何等沮丧的日子啊！”阿布杜拉齐兹教授在1974年7月28日出版的《星期日民族报》上这样写道。但即使在今天，法语和英语也还只是极少数非洲人的母语，他们中大多数人都居住在都市的中心地带，而且属于知识分子精英阶层。他们从使用一种语言变换为使用另一种语言，远不足以造成非洲语言的损失。
当英国人从一开始就支持占优势地位的本地语言的时候（分而治之），法国人却在压制国外和他们本土的各种当地语言，而且仍倾向于这么做下去。葡萄牙人对他们的非洲殖民地采取的方针同样是：一方面美化他们自己的语言，另一方面却嘲弄各种当地语言。然而葡萄牙语所不同的是它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同化民③(assimilados)中的一种母语，这些同化民不仅是精英分子中的一部分，而且来自城市居民的各个阶层。在葡萄牙过去的殖民地的乡村居民中，葡萄牙语分布的数字（本德尔1978年的著作第221页指出，在安哥拉约占乡村居民的1%），对马提亚斯·佩尔（1989，第75页）的如下描述作出了解释：
在近5个世纪的统治中，葡萄牙殖民主义强国既没能成功地把葡萄牙语（和葡萄牙文化）强加给安哥拉人民大众，也未能取缔当地的各种语言。
直到目前为止，我们也没有听说过在非洲有哪一种欧洲语言已经取代了某种非洲语言的任何例子。熟知非洲语言状况的阿布杜拉齐兹教授于是就不得不提及这些精英分子中的某些“部分”的情况，却避而不谈各语言社团自己同样可能放弃他们的语言。
显然，我们并没有找到“互不相关的几种类型”，因为某种特定的语言变换环境总是可以无争议地置于先前我们所描述过的框架之一中去。但是我们希望揭示出：取代者语言到底来自何处。为了对涉及到替换语言的接触环境的框架进行概括，我们于是就有了三个层面上的语言：地方层面上未获官方任何支持的取代者语言（即它们是只具有地方这个等级上的声望和影响的本地语言）；在地区占有优势地位的本地语言（它们的发展给其他本地语言的发展造成了损害）；最后是全国层面上的交际媒介语。得到制度上支持的语言，将会取代区域层面和全国层面上的语言。
那么，哪些取代者语言是非洲最活跃的语言呢？为了获得对这个问题的初步见解，让我们观察一下（语言）变换的频率，在这样的频率中，不仅潜在的替换语言的数量得以表示出来，而且被替换语言的数量也可表示出来。我们可资利用的有限数据，使我们能够画出以下图表，该表反映了被不同的取代者语言所替换的语言的情况：
被未得到制度上支持的语被得到制度上支持的语
言所替换的语言的数量 言所替换的语言的数量
地方层面
很少 几乎没有
地区层面 大多数
许多
全国层面 一些 一些，但数量正在增加
尽管就未得到制度上的支持这方面而言，地方的和全国的取代者语言都非常少，但绝大多数替换语言都是享有某种地区性声望的占优势地位的语言。同理，直到今天，在全国层面上得到制度上支持的语言，很少有取代了母语的，只有斯瓦希里语是这一通例的一个例外；而在地方层面上，除了在几内亚以外，还没有官方支持的先例。即使是在这些情况下，看来威胁也是来自中间层面，即来自“占优势地位的”地区性“本地语言”。
语言政策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
请记住上面的论断。现在让我们简要探讨一下非洲各国在针对本地语言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方面所持有的两种基本不同的态度。
这里没有必要在以下两种语言政策之间作出区分（这种区分在别的场合却很重要）：即一种称为“内语言”(endoglossique)政策——使用一种本地语言作为民族共同语；另一种称为“外语言”(exoglossique)政策——采用一种欧洲语言作为国语。如果这涉及到在多语国家内采用一种民族共同语，那么这两种政策——而这正是对我们有重要意义的——都会视各本地语言为敌对语言。
我们的一位名叫路思·姆卡玛（1986，第49-50页）的乌干达同事在其《乌干达环境中当地语言的生存能力》一文中，用如下一段话来阐述了这样一个流传甚广的错误概念：
很不幸，许多当地语言通常被看成是对建国过程很有害的和制造不和的力量，因为这些力量应对部落制度的永存负责任。既然如此，那么得出下面的假设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只通用一种语言的社会必定能使这些社会在结构上的一致性得到保障，从而也能使它们在政治上的一致性得到保障。因此，为了消除部落差别，人们只要抛弃所有当地语言就行了。
我们并不真正需要讨论这些针对多语制的偏见：为了证明语言不一定能把人民团结起来，我们只需考察一下非洲的极少数单语国家（或非严格意义上的单语国家）的情况就够了，如索马里、卢旺达、布隆迪等。本地语言被认为应对部落制度的种种表现和鼓励分离主义负责任，但人们同样也可以采取1982年6月19日肯尼亚《民族日报》上发表的一封《致总编辑的信》中所披露的立场（安东尼·恩卓罗杰·吉科尼奥）：
如果在我们的国立学校中讲授各种本地语言，我认为这只能有助于宽容、团结和合作，同时也才能作为更有效地了解我们文化的一种源泉。
与“一个国家，一种语言”的方针截然相反，195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份有名的报告建议：每个儿童都应该接受其母语的教育，因为“母语是一个人自然表现的手段，而[…]人的需要之一正是最大限度地发展其表现能力”。
几内亚是在政策上接受这一建议的非洲唯一一个多语国家，它鼓励8种本地语言的使用，甚至给予它们民族语言的地位。几内亚的3种主要语言是：颇耳语、曼丁哥语（马林凯语）和索索语（苏苏语）；使用人数较少的语言是：基西语、克佩勒语和洛马语；两种少数民族语言是：科尼亚吉语（瓦梅语）和巴萨里语（奥内扬语）。以上8种语言的使用与法语的使用都同时受到鼓励。从1973年开始，所有的小学生在头7年中都使用一种民族语言，同时也应上法语课。法语是几内亚的官方语言（阿达莫勒昆，1976，第105页；见雷和海纳，1982，第135-142页）。几内亚看来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例子，因为那里89%的学生都要接受其母语的教育。
其他许多非洲国家是采取把本地语言当作教学语言的做法来支持这些语言的。但是与几内亚（那里全国只通用8种语言）不同的是，肯尼亚不得不去应付30种以上的语言，乌干达的语言数目至少与肯尼亚持平，喀麦隆约有100种，坦桑尼亚有近120种，而尼日利亚则如我们先前所说的，多达400种。
很显然，要求大多数非洲国家去支持它们所有的本地语言，这是完全不现实的。所有少数民族语言都是本地语言，但是我们不能指望非洲国家为了讲授那些不过数百人、即使数千人使用的语言，而去培训师资、印刷书籍等。因此一般说，非洲国家应该选择占优势地位的本地语言，并按这样的方式去支持它们。要强化这些语言，例如把它们引进初等教育中去，这意味着强化主要的取代者语言，如此便能促使今天的少数民族语言更快走向衰落，这比用欧洲语言教学更有效。
然而，我们既然意识到自己陷入困境之中，并了解这样一种政策所带来的种种副作用，我们就应该支持民族语言社团为维护他们自己的语言所提出的各种倡议。其做法是帮助他们编写教材，帮助他们从事传播媒体方面的工作，以及帮助他们整理文学作品，等等。非洲语言将来所经受的压力会比现在更大，现在仍然有大批使用者的那些本地语言中，有许多将会被降居到少数民族语言的地位上去。
前景
根据定义，少数民族语言是由于从一种语言变换为另一种语言而最可能受到伤害的那些语言。我将把讨论的问题（我希望尽量系统化一些）局限在非洲那些受到威胁的语言和正在替换这些语言的语言上。面临对少数民族语言状况进行这种相当悲观的分析；人们提出的问题依然是：什么事情有可能做和什么事情必须做。由于充分的理由，我不打算占用太多时间来论述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的问题，因为在这方面其他专家的能力比我强得多。
然而，我还是愿意引述东非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奥科特·皮比特克的一段话。1964年，他将一份题为《乡土文学的未来》的学术报告提交给一次东非口传讨论会。在那份报告中，他宣布：
使用人数较少的语言的（口头）文学注定会消亡！英语、斯瓦希里语和其他一些本地语言将会使这些群体感到压抑。如果我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尽可能多地把这些民族美好的文学记录下来，那么就应该去做这样的事情。
这至少是我们能为少数民族语言做成，并应该紧迫地去做成的事情，因为在非洲大陆上，这些语言正在迅速地和大批地消亡。
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大多数非洲国家在这方面都需要从国外获得财力和人力支援。但是为了消除西方国家对非洲各国的知识扩张，外国研究人员应该“拿出既能满足专家需要，同时又能对受援国释疑解惑的学术著作来”（卡绍基，1978年，第292页）。
一项这个含义上的有关少数民族语言的具体建议，大概是采用了《坦桑尼亚的文化与语言状况概观》（最初名为《坦桑尼亚语言地图集（草案）》）所提供的例子，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外语与语言学系的赫尔曼·巴蒂博与其他一些专家合作，制订了一份包括专门语言的基础知识在内的问题表。任何致力于与坦桑尼亚诸语言有关的研究计划的外国研究人员，都应填写这些问题表，不管他们个人的研究兴趣是什么。这样做才有可能积累有关坦桑尼亚诸语言的文献资料，否则，在资金和人员短缺的情况下，要积累这样的文献资料是无法想像的。
不管政府采取什么样的语言政策，尽可能广泛地搜集有关少数民族语言的文献资料，都应该放在最优先的位置。少数民族语言的确值得引起人们的更大关注，因为它们是一种文化遗产，而这一文化遗产却被普遍忽视，并面临着迅速消失的危险。
Matthias BRENZINGER:LANGUES
MINORITAIRES,UN HERITAGE
CULTUREL(DIOGENES No.161,1993)
致谢
在此谨向以下各位表示我的感激之情：埃尔哈德·沃尔茨、雷蒙德·卡斯滕霍尔兹、汤姆·古尔德曼、海因茨·罗伯格，以及伯恩德·海纳，他们使我能与他们分享有关非洲语言接触环境方面的知识。艾思纳·卡尔琳和吉姆·本涅特向我提供了他们的宝贵意见，并对先前的文本提出了修改意见，谨在此一并致谢。
注释：
①本文论及非洲某些语言的消亡问题。1992年9月21日，第21届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全体会议在津巴布韦的哈拉雷召开了有关上述题目的研讨会。本文是提交给这次研讨会的4篇学术报告之一，现转载于此。
②传统上，语言学家用langue vernaculaire（本地语言）的名称来表示使用于某个通常是较小的社团内部的语言；它与人们所说的vhiculaires（媒介语言）相对，后者指在不同的语言社团间或不同的方言社团间用于促进人们相互沟通的语言。就日常用法而言，vernaculaire一词来自拉丁语的verna，意即“家庭奴隶”。这个词今天遭到了某些人的否定，他们认为应该予以废止，理由是它是“奴隶的语言”或部落方言的同义语。有人建议用替代语langues sdentaires（有固定使用地点的语言）或langues nomades（无固定使用地点的语言）；具体用哪种说法，须视情况而定——但只有在很个别的情况下才使用，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取代vernaculaire的概念。不过围绕这个名称所发生的争论，值得引起人们对科学名称中的政治色彩（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的或其他的什么色彩）的关注。（《第欧根尼》英文版编者注）
③“同化民”，特指原葡萄牙的非洲殖民地中某些经批准享有葡萄牙公民身份的人。一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