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继续严禁象牙国际贸易活动（论文文献综述）
朱腾伟[1]（2019）在《清朝广州十三行法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从十七世纪开始,西方国家在近代化趋势下加快了对外扩张的步伐,不断冲击着清朝的海上对外贸易。为了应对西方近代化趋势的影响,清政府以广州十三行的对外贸易管理为中心,对外贸法制进行了变革,以管理对外贸易的粤海关为基点,联结参与对外贸易的行商与外商,规定了不同法律关系的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并使之有效运转,形成了相对完善而具有特色的广州十三行法制。对广州十三行法制进行研究,不仅可以考察清政府应对西方近代化趋势从而在外贸法制方面做出的变革,也可以探究广州十三行法制中借鉴传统法制所建立的适应近代贸易趋势并体现近代化因素的法律制度,还可以分析广州十三行法制变革的历史借鉴意义。本论文的研究除绪论与结论外,正文共分为五章。绪论对学界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并对与论文密切相关的“广州十三行”、“广州十三行的起始时间”、“广州十三行法制中法律关系的主体”概念进行了界定。正文各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广州十三行法制变革的缘由。十七世纪以来的西方近代化趋势发展对清朝海上对外贸易提出了要求,也使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面临困境。清政府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改革了对外贸易制度,解除海禁并实施开海贸易。但是清朝既有的朝贡贸易法制不能适应与西方国家开展近代化贸易的实际需求,中西贸易开展与中西交往都需要新的法律制度进行规制,清政府在借鉴外贸管理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综合考量中西贸易开展与管理的实际要求,在广州创设了粤海关,并以粤海关为基点联结行商与外商,通过规定这三类法律关系的主体的权利义务并使之相互协调与制约并有效运转,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广州十三行法制。第二章广州十三行法制中的粤海关制度。近代化趋势下的中西贸易开展对清朝外贸管理机构提出了新的要求,原来管理对外贸易的市舶司不能适应开海贸易后管理近代化贸易的需要。清政府在广州创设了粤海关作为管理中西贸易的专门机构,建立了粤海关制度。粤海关是广州十三行法制中最重要的法律关系的主体,在法律关系之外粤海关承担着沟通中央与地方的职责,协调中央与地方的利益,接受中央与地方的双重监督;在法律关系内部粤海关联结着行商与外商,承担着征收关税与管理贸易两大职责,负责对行商与外商的管理。粤海关既要实现清政府开海贸易的经济目的,也要满足清政府管控贸易以维护封建统治的政治要求。第三章广州十三行法制中的行商制度。为了实现对广州中西贸易的实际控制,并解决“华夷之辨”产生的官府直接管理外国人的障碍,清政府在粤海关建立了行商制度。行商在粤海关的许可下参与对外贸易并享有垄断外贸的权利,同时承担着代缴关税、管理贸易、管制外商及中外沟通等多种义务。随着近代化趋势下中西贸易的发展,行商的垄断外贸权利实际受到拘束,但行商承担的义务与责任不断被强化。行商既是广州十三行贸易的参加者,也是清政府管理外来人员的媒介,行商隔离了外商与官府,也隔离了外商与内地民人。行商制度有助于清政府对中西贸易的实际控制,并有利于实现贸易开放与贸易控制的平衡。第四章广州十三行法制中的外商制度。广州中西贸易的开展导致广州外来人员逐渐增多,为了管理外来人员并维持外贸秩序,进而维护社会安定与政治统治稳定,清政府以行商为媒介对外商实施了严格管制,建立了外商制度。以外商在广州十三行的贸易活动与居住生活为中心,清政府赋予了外商一定的权利,也对外商课以了广泛的义务,外商权利的行使需依附于行商,但外商承担义务是独立的。与近代化趋势下中西贸易发展带来的贸易管理形势变化相适应,外商制度经历了从松散管理到规范管理再到严格管理的变革过程,出于管理贸易与维护统治的需要,外商制度又表现出以“防禁”为核心的特点,约束了外商的人身自由也限制了贸易的自由发展。第五章广州十三行法制评鉴。粤海关、行商与外商三类法律关系的主体在广州十三行对外贸易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其各自的权利义务及相互之间的法律关系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广州十三行法制。广州十三行法制随着近代化趋势的发展而不断变革,但本质上没有脱离封建法制的窠臼。广州十三行法制的建立与运行实现了清政府对广州中西贸易的管控,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中西贸易发展的要求,但也束缚了贸易自由发展并导致私相贸易频发。广州十三行法制在一定程度上改革了传统封建法制,促进了近代法律思想、法制理念与法制规则的萌动,为中国法制近代化做了一定的准备。广州十三行法制运行中存在的中西法律冲突,损害了广州十三行法制的效力,又对中国法制近代化进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广州十三行法制也可为当下贸易活动的法律规制提供历史镜鉴。从总体上看,广州十三行法制体现了清政府对西方近代化趋势的回应,广州十三行法制具有优势更有不足,其根据近代化贸易的发展要求而作出法制变革,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近代化趋势的要求,但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广州十三行法制束缚了贸易自由发展,从根本上违背了近代化潮流的发展趋势。
黄云川[2]（2019）在《贡榜王朝时期缅甸对外关系研究 ——以清、缅、英三角关系为中心（1752-1885）》文中研究指明贡榜王朝是缅甸历史上最后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这一时期缅甸从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就其对外关系来看,一方面,在东亚文化圈内部,缅王辛标信时期开始对缅甸北部领土的扩张,导致了清缅战争（1765-1769）,中缅边境贸易封锁近二十年。清朝史料所载,1789年缅王波道帕耶向清朝请贡,第二年,清高宗册封波道帕耶为缅甸国王,缅甸正式进入中国“朝贡体系”,中缅朝贡关系形成;另一方面,在与西方的关系上,贡榜王朝初期,缅甸与英国主要是商业关系上的交往,而英国正是从签订商约开始,逐渐到以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方式对缅甸的领土和主权进行侵犯。1785年缅甸将阿拉干纳入缅甸版图,导致缅甸与英属印度接壤,为英国入侵缅甸提供了关键的契机,也进一步推进了英国通过缅甸入侵中国西南边疆的战略意图。1824年第一次英缅战争爆发,双方签订了缅甸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杨达波条约》。1885年,第三次英缅战争前后,中国正式以缅甸宗主国的身份介入到英缅问题之中,英缅关系逐渐演变为中英关系在缅甸问题上的谈判。缅甸贡榜王朝时期的英缅关系和清缅关系的发展历程,既是缅甸作为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一步步沦为英国殖民地的过程,也体现了清缅之间的朝贡关系与英缅之间的条约关系在缅甸的较量,直至缅甸从清朝“朝贡体系”中退出。本文由绪论、正文、结论三个部分构成。绪论部分由选题依据、研究现状与问题分析、研究重点与难点构成,由于尚未有研究对这一问题从清、缅、英三角关系的视角进行系统分析,只能就现存资料以及中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论述。正文由四章组成。第一章:论述缅甸在东吁王朝后期与英国、清朝的交往情况,指出该交往过程中对缅甸产生的影响和冲击。贡榜王朝初期,辛标信对清缅边境的扩张导致双方对于边境土司的争夺,引发了四年多的清缅战争,1769年清缅双方将领签订了“老官屯和约”,清缅战争终止,但是双方关系并未进入正轨。这一时期,英国已经开始尝试通过与缅甸签订条约的方式侵占缅甸的领土。但是,由于当时贡榜王朝的重点仍是对外扩张,对这种来自西方“外族”的危机并没有足够重视,在军事扩张中继续消耗着自己的国力。第二章:从1782年以后,清缅关系和英缅关系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印度成为英国殖民地,而此时波道帕耶通过武力将阿拉干纳入缅甸版图,英缅之间的缓冲国消失,英属印度和缅甸的领土接壤,两国纷争开始。1790年缅甸和中国的关系开始缓和,清缅之间的朝贡关系确立,清缅关系进入正轨。1824年第一次英缅战争爆发,缅甸被迫与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杨达波条约》,英国正式开始通过迫使缅甸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方式对其进行侵略。在缅甸应对和处理与清朝和英国的对外关系的过程中可以看出,“朝贡体系”和“条约体系”作为两种国家关系交往模式的体现在缅甸的对外关系中。第三章: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中英《南京条约》签订,西方以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方式开始了对中国的侵略,此时英国和缅甸中断的联系已经恢复,英国在亚洲的扩张进一步加剧。1852年第二次英缅战争爆发,随后,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国继续与缅甸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进一步加剧了对缅甸的侵略,并通过缅甸将其势力范围扩张到中国西南边疆,1875年中缅边境地区发生了“马嘉里事件”,中英《烟台条约》签订。第四章:第二次英缅战争之后,缅甸的领土只剩下上缅甸,其东北部与中国相邻,下缅甸以及西部边界都被英国控制,缅甸残存的国土夹于中英之间,而此时清政府也已意识到缅甸对于西南边疆防御的重要性。在第三次英缅战争前后,中国以缅甸为清朝“朝贡国”的身份与英国谈判,但英国对缅甸的侵略势在必行,清朝已无力阻止,曾纪泽在中英缅甸问题的谈判中力争,以达到“存缅祀”,“继续朝贡”的目的,而英国最终以存“实利”、让“虚名”的策略与中国签订了《中英缅甸条款》。“朝贡体系”与“条约体系”在缅甸的碰撞中,中国被英国钳住了重“虚名”这一要害,忽视既得利益,英国最终成功将缅甸从“朝贡体系”中拆减,使中国丧失了对西南边疆的整体防御。
王杨红[3]（2018）在《从朝贡到早期订约交涉：中—暹关系的变迁（1782-1914）》文中指出1782-1914年是中—暹关系由传统朝贡体制向近现代外交变迁的时期。对这一转变历程的研究,不仅是深刻明晰、探讨两国关系的需要,还是抚今追古,继往开来,为当下两国乃至中国—东南亚关系提供借鉴的应有之义。1782年曼谷王朝建立后,拉玛一世不断遣使清廷,使中—暹传统朝贡关系得以延续并不断发展。此后直至鸦片战争前,拉玛二世、三世先后遵照执行,努力维持朝贡关系,不曾更易。但鸦片战争后,两国朝贡关系面临变局,开始疏离、中衰。1853年6月使团遇劫事件后不及两年,包令条约签订,暹罗被西方列强敲开大门,而蒙固王对中—暹关系的看法亦有所转变,两国朝贡关系就此中断。对于1862-1888年广东、福建地方官的数次催贡,暹廷均采取模棱两可的拖延策略,为此甚至提出并坚持改道天津进贡的建议。但这一路线与传统朝贡体例不符,为清廷所拒绝。至1893年,在北榄事变的催化下,清廷以承认暹罗独立的方式,终结了两国的朝贡关系。两国朝贡关系中断后,订约设领之议亦在中国萌芽、成形。受1906年那空猜西亲王访华影响,基于彼此互为独立国的中—暹订约呼声开始高涨,其目的在于保护华人。1907年杨士琦访暹拉开了中—暹订约交涉的序幕。杨氏返国后,1908年两国驻法公使开始交涉订约事宜。但双方在华人问题上针锋相对,清廷欲设领保护华人,暹廷却认为华人乃本国国民,无需中国保护,订约交涉遂陷入僵局。1909年3月28日,清廷颁布以血统主义为原则的国籍法;1913年4月10日,暹廷颁布同时采用血统主义与出生地主义的国籍法,与中国国籍法存在根本差异。这使得暹罗华人“双重国籍”问题明朗化。1910年曼谷华人罢工、1910-1913年暹罗中华总商会申请立案,均让暹罗政府意识到中国势力介入的可怕。1914年拉玛六世所着《东方犹太》的问世,则意味着暹罗政府强力管理、同化华人的肇始。“华人问题”自此成为两国订约交涉的焦点和痼疾所在。
胡新[4]（2017）在《琉球吴江梁氏宗族初探》文中指出明代洪武末年,福州长乐江田梁氏入籍琉球王国久米村,其后代为发展琉球与东亚、东南亚诸国的友好关系作出了重大贡献。目前,国内外大多数学者在琉球历史以及闽人三十六姓等课题研究方面往往集中于久米村士族的群体性贡献,对于久米村家族的研究并未引起学界的关注。琉球吴江梁氏家族是久米村重要的家族之一,不仅在久米村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其家族更在琉球与中国交往中,为册封、朝贡、护送使节、谢恩以及文化交流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除此之外,梁氏家族在琉球对朝鲜、东南亚、日本的关系中亦扮演了重要角色。至于琉球梁氏家族与长乐梁氏对谱的情况,经过考证可知,其与连江长龙下铛梁氏是血缘关系最近的族亲,而最早迁往琉球的梁氏先祖不是梁嵩,而是梁添。
丁哲[5]（2016）在《广州十三行通商体制的变迁及其对广州对外贸易的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秦汉之际的广州,就已萌发对外贸易活动。清政府为了更好地管理对外贸易,从1757年始,限定仅在广州进行进出口贸易。清末,广州的对外贸易经历了三个时期:1757年至1842年的十三行通商体制实行期、1842年至1860年的十三行通商体制衰落期、以及1860年至1911年的十三行通商体制消亡及广州对外贸易的新时期。随着通商制度的变迁,广州的对外贸易状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十三行通商体制是特殊时期的对外通商制度,它的出现和实行造就了广州对外贸易的空前繁荣。通过运用相关历史贸易数据分析十三行通商制度变迁对广州外贸状况的影响,总结出十三行制度变迁与广州外贸活动之间的关系,从而阐明十三行制度对广州外贸活动影响有利有弊之观点。而且,该制度对广州外贸的不利影响是致命的,无法长久维持交易量迅速增长之秩序。正是该制度的致命弊端导致了十三行通商制度的消亡。
高锐[6]（2015）在《拉玛四世与拉玛五世统治时期泰国农业经济变迁》文中研究指明泰国,1948年前称“暹罗”（下文统称泰国）,位于东南亚中南半岛中部,是东南亚地区重要的国家之一。泰国耕地面积广阔,自近现代以来始终是稻米和橡胶出口的大国。泰国这一局面的形成是有着复杂和深刻的历史原因。公元1855年,泰国正处于曼谷王朝统治时期,实行闭关政策,英国殖民者依仗其强大的武力强迫泰国政府签订《鲍林条约》,率先打开泰国的国门。随后法国、丹麦、葡萄牙、德国等西方国家也不甘示弱,先后同泰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同泰国进行贸易并建立外交关系,此后泰国被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成为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粮食供应地和商品输出地。另一方面,面对西方国家的入侵,泰国的统治者拉玛四世和随后即位的拉玛五世两代国王相继进行现代化改革以保证国家的生存。在此风云际会之际,泰国的传统农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西方国家为泰国带来了与封建时代完全不同的商品货币经济关系,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泰国的农业生产中迅速确立并发展起来。在随后的改革中,封爵授田的萨迪纳制瓦解,土地私有制的确立,耕地面积迅速扩大,稻米出口急速增长,这一系列的变化对泰国日后的农业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为泰国的农业发展确立了基本模式和发展方向。本文重点论述了自1850年到1910年间西方国家的入侵与泰国两代国王改革所引起的农业经济的各个方面发生的变化,深入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泰国确立后,对泰国传统农业造成的冲击和影响。由于商品货币经济关系的兴起打破了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实物税、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等等一系列旧制度已经严重阻碍了泰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面对内忧外患,两代国王审时度势,积极进行改革。扩大耕地面积、改革金融体系、废除封建依附关系等改革措施相继推行,这些大刀阔斧的改革政策又进一步改变了泰国农业的发展轨迹。尤其是拉玛五世的农业发展方针直接影响了日后泰国的农业走向,甚至是现代化发展的道路。
朱庆[7]（2014）在《论汕头商会对潮商网络的影响（1904—194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商会组织的出现,对近代社会影响深远。为探讨商会与其他商人团体的关系,商会在近代商人交际中的作用,商会在商业贸易网中的地位,本文借鉴网络理论的研究视角,并选取汕头商会与潮商网络进行个案研究。本文将潮商网络分为社团组织网、人际关系网、商业贸易网三个层面,并逐层论述汕头商会对潮商网络的影响。清前期,潮商经营红头船贸易,足迹遍布中国沿海各口岸以及南洋地区,并在各地组建商人会馆组织,传统潮商网络初步形成。近代潮商继续发展,贸易量和贸易范围不断拓展,形成汕—香—暹—叻国际贸易圈和中国沿海各口岸相连的国内贸易圈。汕头开埠后,商业日盛,又是海内外潮商的故乡,成为潮商贸易圈中重要一环。汕头商会是近代汕头最重要的商人组织,因而担负起海内外潮商联系的枢纽与桥梁。汕头商会与海内外商会、会馆及政府都建立了频繁的往来,构建起既跨界又跨域的组织网络。潮商商会与潮州会馆是近代潮商最普遍的商人组织,而汕头商会则使潮商社团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的组织网络,并在社团网络中占据主导地位。汕头商会既是汕头商人交际活动的场所,又为海内外潮商提供制度化的人际交往途径。建立在商会联系基础上的业缘关系,与血缘宗亲、地缘同乡等因素共同影响着潮商人际关系网,人际关系网为潮商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社会资本。汕头商会凭借其组织及人际网络,维系并拓展潮商的商业贸易网。汕头商会维护侨汇流通、信用赊账、资金筹集,促进潮汕商人的资本流通;并通过减轻税费、运输成本及政策性阻碍,促进潮汕贸易圈的商品流通;还积极传播商业知识、从事工商调查、交流商业信息,加强商业信息的流通。潮商跨域、跨国贸易频繁,潮商社团在联络商人重作用重大。当代潮商仍在努力构建全球潮商网络,甚至是全球华商网络,历史的经验应有重要借鉴价值。
王洪斌[8]（2014）在《17世纪末期到18世纪中后期英国消费社会的兴起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四十年来,西方史学界掀起了一股研究消费史的热潮,越来越多的学者将消费社会、消费主义的起源聚焦于17世纪末期、18世纪的英格兰。17世纪末期到18世纪中后期是英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以中间阶层为主体、各个阶层广泛参与的消费社会的出现,不仅体现了英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文明发展程度,而且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本文旨在对消费社会产生的背景、吃、穿、住、休闲娱乐、消费环境及其变迁,以及它们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进行考察,力图展现消费社会兴起的历史图景,并进而阐述消费社会兴起所产生的影响,以便从消费的角度来认识英国社会转型的动因和历史发展轨迹。消费社会的出现受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一时期英国人口增加,意味着潜在的消费市场扩大。但如果消费是自给自足,不依赖市场,人口的增加对消费的拉动作用就非常有限,只有当生产越来越专业化,越来越依靠市场消费的时候,其作用才能凸显出来。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动了消费潜力的增加。消费潜力要转化为现实的消费力,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且这种发展成果惠及到大部分人。只有大众的收入普遍增加,物价稳中有降,实际购买力提升,消费社会才有可能出现。消费社会兴起的一个明显标志是形成了以中间阶层为主体的大众消费,消费开始成为社会生活和生产的主导动力和目标。消费社会的出现还与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思想观念的转变等因素有关,正是这些因素恰巧适时地结合在一起,促成了消费社会的产生。饮食是维持人类生存和再生产的必要条件,是生活水平和经济社会进步的主要指标,这一时期,从总体上来说,英国告别了饥馑,跳出了马尔萨斯陷阱,英国人不仅吃的更多而且吃的更好,原有的饮食结构发生了巨大改变,营养状况得到改善。此外,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异国食品风靡英国,甚至是穷人也购买糖、茶叶、烟草等进口时尚休闲食品。与此同时,大众的服饰逐步发生改变,服饰不再仅仅是为了避寒遮体,以前的色彩单调、质地粗糙、缺少装饰品的服饰逐步被舒适美观、质地优良、色彩多样、时尚得体的服饰所代替,即使是最贫穷的人也购买时尚的二手服饰,反应了消费者对自我意识和自我价值的追求和肯定,他们总是极力地模仿较高社会阶层的服饰。奢侈的家庭化和精致化在住房和家居变革上表现得非常明显,由于财富的增长,城乡都对住宅进行了大重建和改造,住房的建筑材料得到改进,提高了住房质量,改善了住宅结构,住房的空间功能更加合理化,也更加注重隐私,家居中的家具、用具、装饰性物品的数量、种类增多,质量得到进一步的提高,普遍使用家庭仆人,家居环境更为舒适。休闲娱乐业成为当时的一个重要经济部门,并经历了快速的商业化、大众化过程,专业的矿泉、海滨休闲城镇更是异军突起。大众不仅关注身心健康,而且也关注文化修养的提高,渴望获取更多的信息资源,大众阅读的时代悄然来临。需要与满足需要的手段是一同发展的,消费社会的出现还依赖于一定的消费环境。随着经济社会的变迁,现代商店产生并逐步形成完善的销售网络,为了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取胜,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店主们革新销售技巧,注重商店装饰、商品陈列、展示技术的运用,特别是在新兴的报刊杂志上投放大量广告,传播商品信息和时尚,还采用打折、邮购、售后服务等方式诱导消费者消费,地方政府和教区也认识到消费对地方经济文化的促进作用,开始改善公共消费环境,积极建设城镇街道景观、负责街道卫生和夜间照明的维持,履行好服务职能。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全球贸易和异国物品触发和促进了消费社会的兴起,而消费社会的兴起又使得英国对异国商品的需求量大增,全球贸易更加深入发展,在当时形成了以大西洋贸易圈和亚洲贸易圈为主的贸易体系。为了控制和主导世界贸易,夺取世界霸权,英国一方面加强对殖民地的掠夺,另一方面和当时的世界大国荷兰、法国等大国开展国际竞争,并引发持续的国际冲突,体现出资本主义经济的对外张力。在重商主义政策下,不可能长期依靠进口来满足消费需求,政府限制进口,鼓励进口替代和创新,强大的市场需求不仅要求革新工艺、重组生产组织,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还要求生产出更加时尚、新颖、实用的产品,从而引发了工艺革新和产品革新,促进了工业革命的发生。工业革命的真正发端是一个富足的社会对于更多、更好商品的渴求,而原有的劳动组织形式和生产技术又无法满足这种渴求,事实上,新的工业方法正是在消费工业如染织、陶瓷业中产生的,工业化是现实消费社会的必由之路。总之,17世纪末期到18世纪中后期英国消费社会的兴起是英国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观念发展变迁和全球贸易助推等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对消费社会的出现起决定作用,反过来,消费社会的兴起又对当时英国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生活消费是社会总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在因素和环节,以中间阶层为主体、各个阶层广泛参与的消费社会的兴起,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社会发展与变迁的重要标志。
毛欣欣[9]（2012）在《君士坦丁堡城市管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拜占庭帝国是罗马帝国的延续，它不仅在地域上保持着罗马帝国时期的东部领土，而且进一步发展了罗马帝国的法律制度，建立了完善的行政管理制度。君士坦丁堡作为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其不仅是国家的政治中心，而且是重要的经济中心。本文拟对君士坦丁堡城市管理进行研究，分析君士坦丁堡城市管理的规范与制度，探讨在传统社会国家权力对城市这一公共空间管理的干预程度，及其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全文共由四部分构成，即君士坦丁堡的城市建设、官办工厂的管理、私人工商业的管理和城市公共服务管理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章主要论述了君士坦丁堡的布局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罗马帝国后期，为加强对帝国东部的管理，缓解蛮族对帝国的威胁，君士坦丁大帝决定在巴尔干半岛东部的拜占庭建立新的都城，此即为君士坦丁堡。新都的建设完全仿造罗马城的城市布局，并兴建了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如供水系统、浴场、广场及港口等等。从整体上看，君士坦丁堡的基础建设主要集中在6世纪之前。6世纪后，在外族入侵和自然灾害的双重打击下，拜占庭帝国势力逐渐衰微，君士坦丁堡的公共基础建设几近停滞与荒废。8至10世纪，帝国在军事、财政等方面进行了改革，国力得以恢复和发展。在此情况下，君士坦丁堡的公共基础设施才逐渐得到整修。然而，随着十字军东征的到来，拜占庭帝国的衰落的命运最终无法逆转，直至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前，其基础设施再也无法修复。君士坦丁堡基础设施建设与整修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拜占庭帝国势力的消长。实质上，市政机构与帝国政府共同参与了君士坦丁堡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第二章则具体阐述了拜占庭帝国政府对君士坦丁堡官办工厂的管理。三世纪危机以后，罗马帝国的社会经济趋于崩溃，工商业急剧衰落，手工业者大量失业，民生凋敝。为了恢复工商业生产秩序，戴克里先（Diocletianus，284-305）当政之后，就开始实行城市经济的二元政策。即一方面加强对私人工商业的管理，另一方面在某些领域内采取国家垄断措施。国家垄断的实质是指对于关系国家命脉的工商业，禁止私人经营，由帝国政府直接垄断经营，即官办工厂。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之后，东罗马帝国继续实行戴克里先的经济政策。拜占庭帝国官办工厂主要包括钱币制造工厂、军械制造工厂以及丝绸生产工厂，这些工厂关系到国家财政收入、国家安全以及皇室贵族的奢侈品需求。随着帝国疆域的缩小，帝国内的官办工厂主要集中于君士坦丁堡，这使得帝国政府能够更为便捷、有效地管理帝国的官办工厂。官办工厂的原料由国家出面购买，其生产者由国家统一招募管理，其生产过程由国家委派专门的官员进行监管，其产品全部流向军队与官僚贵族集团以满足帝国的军事与政治需要，从未流向民间社会。从其生产过程来看，这些官办工厂是封闭的政治性生产机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生产组织，而是帝国统治体系的组成部分。因此，这就决定了其形成、发展与演变是与帝国的国势紧密相连的，从其演变进程则能够窥见帝国的强弱嬗变。帝国兴盛之时，官办工厂也能够得到很好地发展，而且国家对它们的控制与管理也非常严格，完全排斥私人开办生产同类产品的作坊。帝国处于动乱或危机时期，官办工厂也相应地会出现衰退的境况，私人作坊就有了生存与成长的空间，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社会生产的进步。然而，处于动荡与危机之下的私人作坊又很难具备持续发展的条件，这就是在帝国政府与其控制的官办工厂夹缝之中，私人作坊生存与发展面临的两难境地。整体而言，官办工厂是帝国中央集权的一种体现，国家对官办工厂的垄断经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帝国的财政稳定与军械供应，但这种模式不利于推动社会生产的进步，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民间社会的生机与活力。因此，拜占庭帝国官办工厂这种看起来刚性的生产结构实质上很脆弱，因为其存在的基础是源于帝国的全面掌控，缺乏内在的生命力，即无法实现持续再生产的机制。不仅如此，官办工厂的长期而刚性的存在也扼杀了民间生产的活力，这也是拜占庭帝国与西欧在中世纪晚期的发展中出现巨大分野的根源之一。第三章主要论述了君士坦丁堡对私人工商业的管理。君士坦丁堡的私人工商业包括本地工商业和对外贸易。专制集权下，拜占庭帝国政府对君士坦丁堡私人工商业进行管理的初衷只是为了满足皇室、官僚贵族的需要，以及保证君士坦丁堡居民的生活物资供应，而不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君士坦丁堡的私人工商业。因此，一方面帝国政府对私人工商业进行强制性管理，另一方面，随着私人工商业的不断发展，帝国政府为了获得更多财政收入也主动调整其管理政策和手段，让私人工商业创造更多财富。整体而言，拜占庭帝国早期和中期是帝国政府对私人工商业的主动管理和调整，后期私人工商业的自由运行是帝国政府无力管制的结果。帝国早期和中期对私人工商业的强制管理能够在动乱时期为私人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但这种政府强制性管理也遏制了工商业自由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使得君士坦丁堡的私人工商业市场始终受到控制，商业机会受到很大限制，工商业者这一社会阶层无法得以发展壮大，更无法成长为一种自由的社会经济力量，拜占庭帝国也无法通过工商业经济获得持久的国家财政收入。后期虽然私人工商业能够自由发展，但衰落的帝国已无法为私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一个安定的环境，同时周围其他国家的工商业经济逐渐成长起来并进入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的私人工商业已无法同其他国家的工商业进行竞争。第四章论述了城市服务管理。君士坦丁堡的公共服务事业包括医疗、救助等慈善活动、公共教育事业、城市治安管理以及对外防御。在基督教和帝国政治的影响下，皇帝、君士坦丁堡市政机构、基督教会及修道院成为参与君士坦丁堡公共服务的主体。慈善救助方面，拜占庭帝国皇帝、官僚贵族及神职人员一方面对君士坦丁堡的老弱病残进行直接救助，另一方面，皇帝、市政机构、基督教会及修道院建立系统的慈善机构，救助贫困民众。这些慈善机构共同构成一个综合的慈善系统，担负起了对城市的服务与管理。教育方面，以皇帝为核心的帝国政府负责为君士坦丁堡的公共教育提供财政资助，建立公共学校，教会和修道院负责公共学校的教育活动，君士坦丁堡市政机构负责对其进行监督和管理，帝国政府、教会和修道院以及市政机构公共参与君士坦丁堡的公共教育事业。治安与防御方面，坚固的城墙、宫廷卫队、市政官控制下的城市武装力量以及城外地区军队共同组成一个牢固而复杂的城市安全防御系统，使得君士坦丁堡在一千年的历史中能够抵挡蛮族人的屡次侵袭，保证了君士坦丁堡的安全与稳固。
何韶颖[10]（2012）在《清代广州佛教寺院与城市生活》文中认为广州自古是我国中外宗教文化交流的重要门户和枢纽。繁华都市中的佛教寺院，不仅是佛教外在形态的主要表现以及民众认识和接触佛教的主要渠道，而且在与世俗社会的长期互动中，逐渐成为城市公共生活的载体，在各个层面上对城市生活发生深远的影响。清代是广州佛教寺院发展的繁荣期，本论文以清代广州为个案，通过历史场景的再现，从城市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以及市民日常生活等方面，对清代广州的佛教寺院与城市生活的互动关系展开较为系统的研究。研究的具体内容根据上述主题按章节展开：第一章在总结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界定了本研究的对象、时间、地理范畴，阐明了本论文的研究意义及主要研究内容，并搭建了论文的研究路线与框架。第二章在回顾了佛教在广州宗教史中的地位和影响之后，绘制了广州佛教寺院分布的历史变迁图，并着重分析清代广州佛教寺院分布的特征；然后综合使用GIS空间分析和历史文献分析等方法，对清代广州城的空间状况进行了复原，以探寻影响清代广州佛教寺院分布的主要因素。第三章在分析清代广州佛教寺院发展的政治背景基础上，分别选取了光孝寺、海幢寺、大佛寺作为典型案例，分析它们与朝廷官方典仪、外交事务、地方政务等城市政治生活的关系；之后对清代广州的地方官僚以及地方士绅与佛教寺院的互动展开论述，以探寻佛教寺院在城市政治生活中占据重要一席之地的缘由。第四章在介绍清代广州城市经济空间格局的基础上，分析了寺院作为一个大型消费主体的主要消费状况；然后梳理了佛教寺院三种主要的收入来源形式，包括获得捐赠的渠道、寺院经营的各类产业、以及寺院承担的法事法会等；最后，着重以长寿寺的对外贸易活动为案例，剖析佛教寺院在清代广州城市经济生活中的积极投入姿态。第五章首先分析清代广州佛教寺院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然后论述了在佛教寺院中开展的各种城市公共文化活动，包括文教活动以及僧俗雅集活动；在此基础上，从文学、书画、刻书业、戏曲、对外文化交流、慈善活动等几个方面总结了佛教寺院对清代广州城市文化的多层面推动作用。第六章针对佛教寺院作为清代广州市民的重要世俗生活场域，从寺院的宗教性、经济性、游乐性与社区性等四个方面，探讨了佛教寺院在市民日常生活中所占据的不可忽略的地位。经过上述研究，本论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佛教寺院是清代广州重要的公共活动场域。宗教性赋予佛教寺院的精神意涵，使其在清代广州的城市公共生活中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同时，佛教寺院又是城市世俗生活的公共场所，深刻反映着清代广州的社会图景。（2）佛教寺院的开放性和复合性是其发挥城市效应的基础和前提。佛教寺院与社会各阶层的密切来往，使其成为联结城市各个阶层的纽带，以及精致文化与通俗文化的独特集结点；而寺院空间的开放性，则导致了佛教寺院在城市层面上的场所化。（3）佛教寺院的物质存在反映和影响了城市形态的特征，其分布反映了城市的总体空间格局，也带动了周边街区的城市形态发展。（4）影响佛教寺院在清代广州城市公共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因素，主要有非物质因素和物质空间因素两大类。非物质因素包括寺院本身的宗教地位、历史久远度、朝廷的外贸体制和外交惯例、寺院护法人的身份地位以及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等等；物质空间因素则主要包括寺院所在的城市区位以及寺院的总体布局和寺院内部环境。本研究的创新点在于：（1）全面深刻理解佛教寺院在城市中存在的作用与意义；（2）从佛教寺院的独特视角对城市历史形态进行深入观察和研究；（3）运用现代数字技术，为城市历史形态研究以及后续的城市历史保护研究提供技术支撑。
二、我继续严禁象牙国际贸易活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我继续严禁象牙国际贸易活动（论文提纲范文）
（1）清朝广州十三行法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选题的意义 |
| 二、研究综述与概念界定 |
| (一)研究综述 |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创新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创新 |
| 第一章 广州十三行法制变革的缘由 |
| 第一节 西方近代化趋势对清朝外贸法制的冲击 |
| 一、西方近代化趋势对清朝贸易的冲击 |
| 二、西方近代化趋势促使清朝海上贸易政策改变 |
| 三、清朝开海贸易后面临的法律困境 |
| 第二节 清朝外贸法制的溯源 |
| 一、清代以前的外贸法制 |
| 二、清初的海上对外贸易法制 |
| 第三节 广州十三行法制的建立 |
| 一、广州十三行法制建立的历史经验借鉴 |
| 二、广州十三行法制的体系构成 |
| 三、广州十三行法制的法律渊源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广州十三行法制中的粤海关制度 |
| 第一节 沟通中央与地方的粤海关 |
| 一、粤海关设立的缘由 |
| 二、粤海关对中央承担的职责 |
| 三、粤海关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
| 第二节 粤海关对广州十三行的关税征收 |
| 一、粤海关对广州十三行征税的原则 |
| 二、粤海关对广州十三行征收的税种 |
| 三、粤海关对广州十三行征税的程序 |
| 第三节 粤海关对广州十三行的外贸规制 |
| 一、粤海关对外贸开展的管控 |
| 二、粤海关对行商的管理 |
| 三、粤海关对外来人员与船舶的管制 |
| 第四节 粤海关的税收考核与法律责任 |
| 一、粤海关的税收考核 |
| 二、粤海关的法律责任 |
| 第五节 粤海关制度的特点 |
| 一、粤海关制度是市舶司制度的继承与发展 |
| 二、粤海关制度经历了不断变革的过程 |
| 三、粤海关在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发挥作用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广州十三行法制中的行商制度 |
| 第一节 行商制度的建立与变革 |
| 一、行商制度的建立 |
| 二、行商制度的运行 |
| 三、行商制度的变革 |
| 第二节 行商的权利 |
| 一、行商外贸垄断权的内容 |
| 二、行商外贸垄断权的维护 |
| 三、行商外贸垄断权的限制 |
| 第三节 行商的义务 |
| 一、行商代为征收关税的义务 |
| 二、行商管理对外贸易的义务 |
| 三、行商管理外国商人的义务 |
| 四、行商沟通中外的义务 |
| 第四节 行商的法律责任 |
| 一、行商承担法律责任的事由 |
| 二、行商承担的法律责任 |
| 第五节 行商制度的特点 |
| 一、行商制度是对官设牙行的继承与发展 |
| 二、行商的权利受拘束而担责不断强化 |
| 三、行商制度经历了不断变革的过程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广州十三行法制中的外商制度 |
| 第一节 外商制度的建立与变革 |
| 一、外商制度建立的原因 |
| 二、外商制度的变化 |
| 第二节 外商依附于行商的权利 |
| 一、外商在贸易中的权利 |
| 二、外商留居广州的权利 |
| 三、外商的其他权利 |
| 第三节 外商的独立义务 |
| 一、外商在贸易开展中的义务 |
| 二、外商留居广州时的义务 |
| 三、外商遵守的商品管制禁令 |
| 第四节 外商的法律责任 |
| 一、外商承担法律责任的事由 |
| 二、外商法律责任形式的特点 |
| 三、外商承担法律责任的程序规定 |
| 第五节 外商制度的特点 |
| 一、以行商为媒介的管理模式 |
| 二、权利依附与义务独立并存 |
| 三、对外商的管制趋于严格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广州十三行法制评鉴 |
| 第一节 广州十三行法制的特点 |
| 一、规定法律关系的主体的权利义务并使之有序运行的体系性 |
| 二、随着近代化趋势发展而不断调整的变革性 |
| 三、体现近代性与本质封建性的法律性质两面性 |
| 第二节 广州十三行法制的作用 |
| 一、广州十三行法制推动了清朝近代贸易的开展 |
| 二、广州十三行法制阻碍了清朝近代贸易的发展 |
| 第三节 广州十三行法制的影响 |
| 一、广州十三行法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封建法制 |
| 二、广州十三行法制为中国法制近代化做了一定准备 |
| 三、广州十三行法制具有一定的历史镜鉴意义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2）贡榜王朝时期缅甸对外关系研究 ——以清、缅、英三角关系为中心（1752-1885）（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 |
| 二、研究现状与问题分析 |
| (一)关于本选题国外研究状况 |
| (二)关于本选题国内研究的状况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一)朝贡体系 |
| (二)条约体系 |
| 四、研究重点与难点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难点 |
| 第一章 贡榜王朝前期的清缅关系与英缅关系(1752-1782) |
| 第一节 贡榜王朝建立之前缅甸的对外关系状况 |
| 一、缅甸地理和文化上的封闭状态 |
| 二、东吁王朝与明、清两朝的关系 |
| 三、贡榜王朝建立之前与西方国家的交往 |
| 第二节 贡榜王朝前期与清朝的交往 |
| 一、暹缅矛盾与清缅之间的关系 |
| 二、清缅战争与清缅关系的发展 |
| 三、清缅冲突所体现的国家观念差异 |
| 四、清缅冲突的结果及其影响 |
| 第三节 贡榜王朝初期与英国的交往 |
| 一、尼格莱斯岛的争夺与《缅英条约》的失效 |
| 二、英缅关系第一次中断 |
| 小结 |
| 第二章 贡榜王朝中期的清缅关系与英缅关系(1782-1842) |
| 第一节 贡榜王朝中期清缅朝贡关系形成 |
| 第二节 贡榜王朝中期的英缅关系 |
| 一、英国与缅甸签订商约的意图失败 |
| 二、英缅领土的接壤与英缅冲突 |
| 第三节 从商约到国际法意义上的条约 |
| 一、第一次英缅战争 |
| 二、《杨达波条约》的签订 |
| 三、缅甸对《杨达波条约》的反应 |
| 第四节 马戛尔尼访华与第一次英缅战争之体现 |
| 一、马戛尔尼访华所体现 |
| 二、清朝对第一次英缅战争的反应 |
| 小结 |
| 第三章 贡榜王朝后期的清缅关系与英缅关系(1842—1884) |
| 第一节 贡榜王朝后期的英缅关系——第二次英缅战争 |
| 一、达尔豪西的对缅政策 |
| 二、第二次英缅战争后缅甸的反应 |
| 第二节 第二次英缅战争后的英缅关系 |
| 一、英缅商约与英国在中国西南的勘探 |
| 二、敏东王的改革与外交 |
| 第三节 第二次英缅战争后围绕缅甸的中英关系 |
| 一、清缅朝贡关系的继续 |
| 二、“马嘉里事件”与英国对中国西南的企图 |
| 小结 |
| 第四章 “条约体系”与“朝贡体系”在缅甸的碰撞(1885—1886) |
| 第一节 第三次英缅战争之前的英缅关系 |
| 一、柚木案与英国的“最后通牒” |
| 二、第三次英缅战争爆发 |
| 第二节 第三次英缅战争之前中国的介入 |
| 一、清朝对英缅事务的分析与判断 |
| 二、“实利”与“虚名”的提出与英国的拖延政策 |
| 三、第三次英缅战争后英国对缅甸的处理 |
| 第三节 围绕缅甸“朝贡国”问题的中英关系 |
| 一、关于缅甸“朝贡国”身份的中英谈判 |
| 二、《中英缅甸条款》的签订 |
| 三、《中英缅甸条款》之后的英缅关系与中英关系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3）从朝贡到早期订约交涉：中—暹关系的变迁（1782-1914）（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与史料说明 |
| 第一章 中—暹朝贡关系的恢复(1767-1782) |
| 第一节 缅甸入侵与郑信复国 |
| 第二节 郑信遣使清廷 |
| 一、郑信首次遣使受挫(1767-1771) |
| 二、郑信第二次遣使与中—暹关系的发展(1771-1777) |
| 三、郑信第三次遣使及1781年进贡(1777-1782) |
| 第二章 中—暹朝贡关系的延续、发展与中衰(1782-1851) |
| 第一节 拉玛一世与清廷的关系(1782-1809) |
| 一、拉玛一世的即位与请封(1782-1788) |
| 二、两国朝贡关系的密切——拉玛一世的其他遣使(1788-1809) |
| 第二节 拉玛二世、三世维系朝贡关系的努力(1810-1839) |
| 一、拉玛二世的遣使(1810-1824) |
| 二、鸦片战争前拉玛三世的遣使(1825-1839) |
| 第三节 鸦片战争后中—暹朝贡关系的中衰(1840-1851) |
| 第三章 中—暹朝贡关系的中断与终结(1851-1893) |
| 第一节 蒙固王的遣使与使团遇劫事件(1851-1853) |
| 一、蒙固王的登基与第一次遣使(1851-1852) |
| 二、蒙固王第二次遣使与使团遇劫(1852-1853) |
| 第二节 蒙固王对中—暹关系看法的转变(1853-1868) |
| 一、暹使拜会包令与包令访暹的酝酿(1854-1855) |
| 二、包令条约的签订与清廷的反应(1855-1856) |
| 三、蒙固王1857年对中国时局的看法与清廷1862-1863年催贡 |
| 四、蒙固王1868年对华关系布告 |
| 第三节 中—暹传统朝贡关系的终结(1869-1893) |
| 一、天津路线的提出与僵持(1869-1880) |
| 二、1882年朱拉隆功正式拒绝进贡? |
| 三、温宗彦、郑观应、王荣和等访暹——朝贡关系的落日余晖(1884-1888) |
| 四、朝贡关系之终结——北榄事变的催化(1893) |
| 第四章 两国订约设领——从提议到早期交涉(1867-1914) |
| 第一节 订约设领之议的提出与演进(1867-1907) |
| 一、订约设领之议的萌芽与成形(1867-1906) |
| 二、那空猜西亲王访华与订约呼声的高涨(1906-1907) |
| 第二节 两国订约的早期交涉(1907-1914) |
| 一、杨士琦访暹与暹廷的因应(1907) |
| 二、两国订约交涉的起始与停顿(1908-1909) |
| 三、曼谷华人罢工与两国订约交涉的重启(1910-1914) |
| 第三节 华人问题——两国订约交涉的焦点与痼疾 |
| 一、暹罗中华总商会的成立及其立案之曲折(1910-1913) |
| 二、暹罗华人问题与设领纷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4）琉球吴江梁氏宗族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第一章 琉球吴江梁氏与册封琉球 |
| 第一节 琉球吴江梁氏与请封、迎封 |
| 第二节 琉球吴江梁氏与册封琉球 |
| 第三节 琉球吴江梁氏与护送、谢恩 |
| 第二章 活跃在东亚、东南亚海域中的吴江梁氏 |
| 第一节 琉球吴江梁氏与对华朝贡 |
| 第二节 琉球吴江梁氏与朝鲜交邻 |
| 第三节 琉球吴江梁氏与东南亚贸易 |
| 第四节 琉球吴江梁氏与日本文化交流 |
| 第三章 琉球吴江梁氏家谱对谱研究 |
| 第一节 琉球吴江梁氏家族长乐源流考证 |
| 第二节 琉球吴江梁氏家谱与福州三家梁氏家谱对谱错误分析 |
| 第三节 琉球吴江梁氏家族世系考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5）广州十三行通商体制的变迁及其对广州对外贸易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和资料来源 |
| （一）研究方法 |
| （二）资料来源 |
| 第一章 十三行通商体制前的广州对外贸易 |
| 第一节 宋代以前的广州对外贸易 |
| 一、广州对外贸易的兴起 |
| 二、广州对外贸易的发展 |
| 三、广州对外贸易的繁荣 |
| 第二节 市舶制度时期的广州对外贸易 |
| 一、宋、元、明时期的市舶制 |
| 二、宋、元、明时期广州的对外贸易状况 |
| 三、市舶制度对广州海外贸易的影响 |
| 第三节 十三行通商体制前的广州对外贸易发展的原因 |
| 一、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 |
| 二、历史传统与国家政策因素 |
| 三、人文因素 |
| 第二章 十三行通商体制的历史变迁 |
| 第一节 十三行通商制度实施期 |
| 一、十三行通商体制的出现 |
| 二、十三行通商体制的发展 |
| 三、十三行通商体制的完善 |
| 第二节 五口通商时期：十三行通商体制的衰落与消亡 |
| 一、十三行通商体制的衰落与消亡 |
| 二、十三行通商体制衰落与消亡原因分析 |
| 第三章 十三行通商体制与广州对外贸易的状况 |
| 第一节 十三行通商体制时期的对外贸易状况（1757-1842） |
| 一、贸易主体 |
| 二、粤海关关税收入剧增 |
| 三、广州进出口贸易空前繁荣 |
| 第二节 十三行通商体制结束后的对外贸易状况（1842-1911） |
| 一、洋行在贸易中居主导地位 |
| 二、粤海关关税收入波动大 |
| 三、猖獗的鸦片贸易和苦力贸易损害中国利益 |
| 四、广州对外贸易额占全国的比重逐年下降 |
| 第三节 十三行制度终结导致广州对外贸易在全国比重中萎缩的原因 |
| 一、外贸自主权丧失 |
| 二、垄断贸易地位丧失 |
| 第四章 十三行通商体制变迁对广州对外贸易的历史作用 |
| 第一节 积极作用 |
| 一、奠定近代广州对外贸易的基础建设 |
| 二、孕育广州近代对外贸易方式 |
| 三、推动当代对外贸易港的形成 |
| 第二节 消极作用 |
| 一、不断挫伤贸易参加者的积极性 |
| 二、无法长久维持贸易秩序的稳定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6）拉玛四世与拉玛五世统治时期泰国农业经济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由及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的缘由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 通史类 |
| (二) 国别史 |
| (三) 经济史 |
| (四) 其他史料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论文难点和创新点 |
| (一) 难点 |
| (二) 创新点 |
| 五、研究基本问题 |
| 第一章 1851年前泰国农业经济制度与发展状况 |
| 第一节 泰国封建时代农业经济中的萨克迪纳制度 |
| 一、萨克迪纳制度的起源 |
| 二、阿瑜陀耶王朝的萨克迪纳制度 |
| 第二节 曼谷王朝初期的农业发展状况 |
| 一、泰国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 |
| 二、农业发展状况 |
| 第二章 拉玛四世的经济改革与农业经济的变化 |
| 第一节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与《鲍林条约》对泰国经济的影响 |
| 一、《鲍林条约》签订的历史背景与原因 |
| 二、《鲍林条约》的签订对泰国经济的影响 |
| 第二节 拉玛四世的农业改革措施与农业发展 |
| 第三章 拉玛五世的经济改革与农业经济的变化 |
| 第一节 拉玛五世改革时的国际环境 |
| 第二节 拉玛五世亲政后的经济改革措施 |
| 一、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废除和萨克迪纳制度的瓦解 |
| 二、耕地面积的扩大和土地制度的改革 |
| 三、财政制度改革 |
| 第三节 拉玛五世治下泰国农业经济的发展 |
| 一、农业经济的增长和变化 |
| 二、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变化 |
| 三、农产品对外贸易的增长 |
| 四、农民生活水平的变化 |
| 第四节 拉玛五世农业改革的历史影响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论汕头商会对潮商网络的影响（1904—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现状分析 |
| 三、史料来源 |
| 四、篇章安排 |
| 第一章 传统潮商及潮商网络 |
| 第一节 海商贸易的传统 |
| 第二节 清朝红头船贸易 |
| 第三节 传统潮商网络的形态及特征 |
| 一、传统潮商社团组织网 |
| 二、传统潮商人际关系网 |
| 三、传统潮商商业贸易网 |
| 第四节 传统潮商网络的功能及局限 |
| 一、传统潮商网络的功能 |
| 二、传统潮商网络的局限 |
| 第二章 汕头商会与潮商社团组织网 |
| 第一节 汕头商会的成立及演变 |
| 一、汕头商业的兴盛 |
| 二、万年丰会馆 |
| 三、汕头商会的成立 |
| 四、汕头商会的组织演变 |
| 第二节 汕头商会的组织网络 |
| 一、整合汕头各行档 |
| 二、商会系统内的组织网络 |
| 三、商会与会馆的联系网络 |
| 四、商会与政府的组织联系 |
| 第三节 近代潮商社团组织网 |
| 一、商会—会馆二元组织结构 |
| 二、汕头商会的网络地位 |
| 第三章 汕头商会与潮商人际关系网 |
| 第一节 汕头商会内部人际关系 |
| 一、汕头商会的人员构成 |
| 二、汕头商会内的帮派 |
| 三、汕头商会的选举 |
| 四、汕头商会的会务 |
| 第二节 汕头商会与商人的对外交际 |
| 一、交际基础: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 |
| 二、交际途径:组织活动上的人际拓展 |
| 第三节 近代潮商人际交往的多重因素 |
| 一、黉利家族的故事 |
| 二、黉利家族的人际关系网 |
| 第四章 汕头商会与潮商商业贸易网 |
| 第一节 汕头商会与资本流通 |
| 一、维护侨汇的流通 |
| 二、维持信用赊账经营 |
| 三、参与资金的筹募 |
| 第二节 汕头商会与商品流通 |
| 一、减少税费成本 |
| 二、降低运输成本 |
| 三、减轻政策阻力 |
| 第三节 汕头商会与信息流通 |
| 一、传播商业知识 |
| 二、从事工商调查 |
| 三、交流商业信息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17世纪末期到18世纪中后期英国消费社会的兴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一、国外研究状况 |
| 二、国内研究状况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资料来源与相关界定 |
| 一、研究方法 |
| 二、资料来源 |
| 三、相关界定 |
| 第四节 本文的重点、难点和基本结构 |
| 一、本文的重点、难点 |
| 二、论文的基本结构 |
| 第一章 英国消费社会的起源 |
| 第一节 消费需求的增加 |
| 一、人口增长引发消费需求增加 |
| 二、城镇化助推消费潜力的扩大 |
| 第二节 购买力和生活水平的提升 |
| 一、宏观经济的发展 |
| 二、中间阶层的壮大 |
| 三、购买力和生活水平的提升 |
| 第三节 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与消费的增长 |
| 一、公路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
| 二、水上交通运输的改善 |
| 三、交通的发展刺激消费增长 |
| 第四节 消费社会兴起的思想文化根源 |
| 一、思想文化观念的改变 |
| 二、消费观念的倡导和传播 |
| 第二章 饮食结构的改善和饮食习惯的改变 |
| 第一节 原有食物结构的变化 |
| 一、工资收入与食物消费量、食物结构 |
| 二、主要食物结构的变化 |
| 第二节 进口时尚休闲食品的风行 |
| 一、神奇的东方树叶风靡英国 |
| 二、烟草、食糖的大众化消费 |
| 第三节 饮食生活的改善 |
| 第三章 服饰消费的时尚化 |
| 第一节 服饰的改良和时尚织品的风行 |
| 一、服饰质地和色彩的改变 |
| 二、服饰风格的改变与时尚的大众化 |
| 第二节 二手服饰贸易与消费 |
| 一、二手服饰的来源 |
| 二、二手服饰的贸易与消费 |
| 第四章 住房和家居的变革 |
| 第一节 作为公共舞台和私人庇护所的住房的改进 |
| 一、住房建筑材料和住宅结构的改进 |
| 二、住房空间功能的专门化和追求私人空间 |
| 第二节 家居环境的改善 |
| 一、家庭家具、用具、装饰性物品的增多和改善 |
| 二、家庭仆人的流行与家居环境的改善 |
| 第五章 休闲娱乐的商业化和大众化 |
| 第一节 休闲娱乐的商业化、大众化 |
| 一、音乐、戏剧的大众化和商业化 |
| 二、体育娱乐活动的大众化、商业化 |
| 三、其他的休闲娱乐活动 |
| 第二节 专业休闲城镇的发展与服务对象的大众化趋势 |
| 一、矿泉休闲城镇与海滨休闲城镇的发展 |
| 二、对休闲城镇的休闲属性与休闲活动的考察 |
| 第三节 大众阅读的兴起 |
| 一、大众阅读兴起的前提条件 |
| 二、出版业的繁荣与大众读物的发展 |
| 三、18世纪大众阅读情况的考察 |
| 第六章 消费环境的改善 |
| 第一节 现代商店的兴起 |
| 一、传统销售机构的缺陷 |
| 二、英格兰商店网络的发展与分类 |
| 第二节 销售技巧的变革 |
| 一、商店装饰和商品陈列、展示技术的运用 |
| 二、广告在营销策略中的运用 |
| 三、其他营销技巧 |
| 第三节 城镇公共消费空间的改善 |
| 一、城镇街道景观建设 |
| 二、街道卫生和夜间照明的维持 |
| 第七章 英国消费社会兴起的影响 |
| 第一节 英国消费社会的兴起与世界贸易的增强及其对外张力 |
| 一、英国消费社会与远程贸易的发展 |
| 二、殖民掠夺、国际竞争与冲突 |
| 第二节 消费社会的兴起与工业化的勃兴 |
| 一、工艺革新 |
| 二、产品革新 |
| 结语 |
| 一、经验 |
| 二、启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9）君士坦丁堡城市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引言 |
| 一、 研究意义 |
| 二、 文献综述 |
| 第一章 君士坦丁堡的城市建设 |
| 第一节 君士坦丁堡的城市布局 |
| 第二节 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
| 第二章 官办工厂的管理 |
| 第一节 钱币制造工厂 |
| 第二节 军械制造工厂 |
| 第三节 丝绸官办工厂 |
| 第三章 私人工商业与对外贸易的管理 |
| 第一节 帝国早期私人工商业管理 |
| 第二节 帝国中后期私人工商业管理 |
| 第三节 对外贸易管理 |
| 第四章 城市公共服务管理 |
| 第一节 慈善活动 |
| 第二节 公共教育 |
| 第三节 城市安全与防御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文献 |
| （二）英文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拜占庭《市政官法》译注 |
| 附录二 君士坦丁堡地形图 |
| 附录三 君士坦丁堡城市布局图 |
| 附录四 君士坦丁堡街道图 |
| 附录五 君士坦丁堡商贸地形图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10）清代广州佛教寺院与城市生活（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图表清单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缘起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2.1 明清城市史研究 |
| 1.2.2 关于城市宗教信仰场所的研究 |
| 1.2.3 中国佛教发展的社会背景演变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学术意义 |
| 1.3.2 实践意义 |
| 1.4 研究的对象、范围及内容 |
| 1.4.1 研究对象界定 |
| 1.4.2 时空范围界定 |
| 1.4.3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及框架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研究框架 |
| 1.6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寺院的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
| 2.1 佛教在广州宗教史中的地位和影响 |
| 2.2 清代之前广州佛教寺院的分布特征 |
| 2.2.1 两晋-唐：散落城外，依山傍港 |
| 2.2.2 南汉：遍布城外，东西南北 |
| 2.2.3 宋元：城外散布，城内渗透 |
| 2.2.4 明：老城稀少，东西郊众多 |
| 2.3 清代广州佛教寺院所处的城市空间格局 |
| 2.4 清代广州佛教寺院分布的主要区域 |
| 2.4.1 白云山：广州第一高峰 |
| 2.4.2 越秀山：名胜古迹众多 |
| 2.4.3 内城东部：文化气息浓厚 |
| 2.4.4 新城东部：城内外交通枢纽 |
| 2.4.5 东关：城外慈善区域 |
| 2.4.6 西关：新兴工商业及居住区 |
| 2.4.7 珠江南岸沿江地带：繁华市廛 |
| 2.5 基于 GIS 的清代广州佛教寺院分布影响因素分析 |
| 2.5.1 自然环境 |
| 2.5.2 人口分布状况 |
| 2.5.3 衙署的分布 |
| 2.5.4 城市商业格局 |
| 2.5.5 城市交通状况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作为城市政治空间的佛教寺院 |
| 3.1 清代广州佛教寺院发展的政治背景 |
| 3.2 最高官仪之所----光孝寺 |
| 3.2.1 光孝寺中的政治活动及其象征意义 |
| 3.2.2 光孝寺的特征和优势 |
| 3.3 官方外交场所----海幢寺 |
| 3.3.1 海幢寺中的外交活动 |
| 3.3.2 定点海幢寺的原因 |
| 3.4 地方教化之地----大佛寺 |
| 3.4.1 大佛寺中的教化活动 |
| 3.4.2 大佛寺的地位成因 |
| 3.5 地方官僚与佛教寺院的来往 |
| 3.5.1 地方官僚对佛教寺院的扶持 |
| 3.5.2 佛教寺院对地方官僚的迎合 |
| 3.6 地方士绅与佛教寺院的互动 |
| 3.6.1 士绅对佛教寺院的捐赠 |
| 3.6.2 佛教寺院对地方士绅的庇护 |
| 3.7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作为城市经济空间的佛教寺院 |
| 4.1 清代广州佛教寺院发展的社会经济基础 |
| 4.1.1 清代广州社会经济概况 |
| 4.1.2 清代广州经济空间格局 |
| 4.2 寺院的消费 |
| 4.2.1 寺院日常运作成本 |
| 4.2.2 寺院建筑修建 |
| 4.3 寺院的收入来源 |
| 4.3.1 社会布施与捐赠 |
| 4.3.2 寺院经营产业 |
| 4.3.3 法事和法会 |
| 4.4 对外通商的先行者----长寿寺 |
| 4.4.1 长寿寺的城市区位及其周边环境 |
| 4.4.2 长寿寺的通洋外贸活动 |
| 4.4.3 长寿寺中的手工艺作坊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作为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的佛教寺院 |
| 5.1 清代广州佛教寺院发展的文化背景 |
| 5.1.1 岭南鼎盛的禅宗文化 |
| 5.1.2 儒释之间的互动 |
| 5.2 寺院中的公共文教活动 |
| 5.3 僧俗雅集场所----寺院园林 |
| 5.3.1 僧俗雅集活动及其积极影响 |
| 5.3.2 清代广州的寺院园林 |
| 5.4 佛教寺院对城市文化的推动 |
| 5.4.1 佛教寺院与清代广州的文学艺术发展 |
| 5.4.2 佛教寺院与清代广州的书画艺术发展 |
| 5.4.3 佛教寺院与清代广州的刻书业发展 |
| 5.4.4 佛教寺院与清代广州的戏曲艺术发展 |
| 5.4.5 佛教寺院与清代广州的对外文化交流 |
| 5.4.6 佛教寺院与城市慈善活动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作为市民日常生活空间的佛教寺院 |
| 6.1 宗教信仰功能 |
| 6.1.1 日常的宗教功能 |
| 6.1.2 岁时节庆的宗教色彩 |
| 6.2 庙会庙市功能 |
| 6.2.1 华林寺的城市区位及其周边环境 |
| 6.2.2 华林寺的庙会及周边庙市 |
| 6.3 游览玩乐功能 |
| 6.4 社区中心功能 |
| 6.4.1 城市标志物 |
| 6.4.2 居民日常消遣 |
| 6.4.3 社区服务 |
| 6.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1 本研究的结论 |
| 1.1 佛教寺院是清代广州重要的公共活动场域 |
| 1.2 佛教寺院的开放性和复合性是其发挥城市效应的基础和前提 |
| 1.3 佛教寺院的物质存在反映了城市形态特征 |
| 1.4 影响佛教寺院在城市公共生活中作用和地位的主要因素 |
| 2 本研究的创新点 |
| 2.1 全面深刻理解佛教寺院在城市中存在的作用与意义 |
| 2.2 从佛教寺院的独特视角对城市历史形态进行深入观察和研究 |
| 2.3 运用现代数字技术，为城市历史形态研究以及后续的城市历史保护研究提供技术支撑 |
| 3 对进一步研究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1 广州历代创建的寺院 |
| 附录 2 外国游客对于清代海幢寺总体格局的记述（正文 3.3.2 提及的历史文献） |
| 附录 3 释今释所撰《重修光孝寺大殿碑记》（正文 3.5.1 提及的历史文献） |
| 附录 4 广州知府刘庶所撰《重修大佛寺碑记》（正文 3.5.1 提及的历史文献） |
| 附录 5 释金释所撰《海幢寺乞米说》（正文 4.3.1 提及的历史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四、我继续严禁象牙国际贸易活动（论文参考文献）
- [1]清朝广州十三行法制研究[D]. 朱腾伟.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6)
- [2]贡榜王朝时期缅甸对外关系研究 ——以清、缅、英三角关系为中心（1752-1885）[D]. 黄云川.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3]从朝贡到早期订约交涉：中—暹关系的变迁（1782-1914）[D]. 王杨红. 厦门大学, 2018(12)
- [4]琉球吴江梁氏宗族初探[D]. 胡新. 福建师范大学, 2017(08)
- [5]广州十三行通商体制的变迁及其对广州对外贸易的影响[D]. 丁哲. 云南师范大学, 2016(02)
- [6]拉玛四世与拉玛五世统治时期泰国农业经济变迁[D]. 高锐. 云南大学, 2015(09)
- [7]论汕头商会对潮商网络的影响（1904—1949）[D]. 朱庆. 华中师范大学, 2014(05)
- [8]17世纪末期到18世纪中后期英国消费社会的兴起研究[D]. 王洪斌. 华中师范大学, 2014(07)
- [9]君士坦丁堡城市管理研究[D]. 毛欣欣. 东北师范大学, 2012(05)
- [10]清代广州佛教寺院与城市生活[D]. 何韶颖. 华南理工大学, 20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