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宁波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宁波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规划国家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的进程中，十分重视发挥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裔的作用。认为他们“心向祖国，爱国主义觉悟不断提高，他们在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支援祖国现代化建设和加强国际反霸斗争方面，日益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注：《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6页。）期间，他对宁波帮寄予厚望，并为动员宁波帮人士参加祖国统一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倾注了很大热情，成为新时期海外统一战线工作的典范。本文试就邓小平与宁波帮的交往以及他们一起为祖国统一大业和现代化建设所作的重大贡献作一概述，以从一个侧面展示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思想的深刻内涵和重大意义。
一
宁波帮是久居他乡的宁波人，尤其是宁波商人在开展工商活动中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一个商帮群体。近代以来，宁波帮长期称雄于中国工商界。大批宁波人奋力开拓，向外发展，特别是本世纪中叶，由于国内政治、社会的原因，宁波帮企业家纷纷转向港台地区乃至世界各地创业。他们抓住战后世界经济特别是港台经济起飞的历史机遇，凭借其在内地长期从事工商业的经验和积累，历经艰辛，奋发进取，成为海外华人资本的一支重要力量。到70年代后期，居住在港台地区宁波帮人士中不乏工商巨子、科技专家、社团首领和社会名流，特别是当时一批“重量级”的宁波籍经济强人活跃在港台工商界乃至世界经济舞台上，相当引人注目，其中有世界船王包玉刚、董浩云，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王宽诚，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安子介，“影视大王”邵逸夫，“棉纱大王”陈廷骅，“毛纺大王”香港永新企业有限公司创始人曹光彪，香港远东发展集团创办人丘德根，台湾“水泥大王”张敏钰以及全美华商总会董事长应行久等。
中国大陆由于“左”的错误特别是十年“文革”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国内地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差距日益扩大，“文革”结束后，当时在中央主持工作的邓小平在致力于拨乱反正的同时，积极倡导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重新开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为此他十分关心来自外界的信息，特别是港台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海外华人的杰出成就引起了邓小平的关注。并开始积极谋划如何动员全世界的炎黄子孙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和民族的振兴。与此同时，一直关注着中国前途的宁波帮人士为祖国进入长治久安的中兴时期而欢欣鼓舞。他们纷纷以各种方式向内地“投石问路”，并采取实际步骤参与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和对外开放事业。1978年初夏，正当外界对中国大陆仍充满偏见和猜疑之际，香港著名宁波籍实业家曹光彪就急切地来到北京“叙旧”，随后在珠海投资兴办香洲毛纺厂，成为香港工商界呼应邓小平对外开放政策、在内地开展“补偿贸易”的第一人。同年秋，世界船王包玉刚也致函内地要求前来“探亲”。邓小平立即授意廖承志出面邀请他，于是当年11月就有了邓小平和包玉刚在北京没有公开的会晤。包玉刚后来回忆说邓小平“这位大陆改革开放的先行者、设计师，是这样的随和、坦诚。”（注：冷夏、晓笛：《世界船王包玉刚》，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1页。）从此开始了他们两人长达10余年的友情，也开始了邓小平与宁波帮的交往。
北京之行使包玉刚对大陆的改革开放政策和香港的前途充满信心，此后他大力实施弃舟登陆战略——把经营重心从海上转到香港本土，一年多后终于爆发震动港九的“九龙仓之战”。与此同时，包玉刚开始考虑以实际行动帮助中国的现代化建设。1980年3月，在包玉刚的一手撮合下，环球航运集团、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日本兴业银行与中国合资经营的国际联合船舶投资公司在香港宣告成立，包玉刚出任董事长。联合公司成立的消息惊动了国际造船界和金融界，使刚从封闭中走出来的中国受到了世界广泛的注目。在此后不到半年的时间内，船王两次出面购买中国制造的大型货轮计6艘，总值1亿美元，从而大大提高了中国船舶在国际市场上的声誉，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船舶大步走向世界市场。1980年，包玉刚还以其父亲的名义向中国内地捐赠2千万美元。邓小平对包玉刚的赤子之情深表赞许并出面接受了捐赠，他称赞包玉刚“与别人不一样”，“是一个实干家，不是只说不干的，”希望以后船王“常来”。此后包玉刚确实常来内地，并几乎年年都受到邓小平的接见，成为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中受到邓小平会见次数最多的人。进入80年代以来，邓小平还频频会见王宽诚、安子介、马临、应行久等其他宁波帮重要人士，并与他们商谈国是，相叙甚欢。1984年8月，邓小平在北戴河听取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关于沿海开放城市和对外开放工作情况汇报时，高兴地说：“宁波人海外侨胞人数不多，质量较高。”提出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注：《宁波日报》，1997年2月23日。）
1991年9月22日，包玉刚不幸在香港病逝。当时已退休在家的邓小平获悉后深感震惊，为失去这样一位老朋友而不胜悲痛。他在唁电中说：“惊闻包玉刚先生病逝，深为悼念。先生热心祖国建设，为实现‘一国两制’，身体力行，功在国家，希家人节哀珍重。”（注：香港《文汇报》，1991年9月24日。）随后，他以“生前友好”名义送来花圈，并派女儿邓榕专程赴港出席包玉刚的葬礼。1997年2月19日，一代伟人邓小平去世。噩耗传开后，曾经备受小平同志关切的宁波帮人士无不悲痛万分。他们纷纷以各种形式表达沉痛的哀悼和缅怀之情。香港宁波帮企业家赵安中2月20日得知消息后即致电宁波市有关部门表达他的哀思，赵安中说：“是邓小平激发了海外游子支持家乡建设的巨大热情，是邓小平先生为我们飘泊海外的宁波帮指明了报效桑梓的方向，邓小平先生的逝世使我们海外宁波人不胜悲痛”。（注：《人民日报》，1997年2月25日。）曾受到邓小平接见的全美华侨总商会总顾问、宁波帮著名企业家应行久悲痛地说：“邓小平的逝世是中国的巨大损失，海外华人、华侨痛失一位伟大导师。”（注：《人民日报》，1997年2月24日。）1997年2月23日，已故船王包玉刚的大女儿包陪庆前往设在新华社香港分社的邓小平灵堂，代表包氏家族向她们敬爱的邓伯伯致哀，从而为其父亲和邓小平的交往，也为宁波帮和邓小平的交往划上了完整的句号。
二
邓小平在构思香港问题的解决方案时，十分重视香港同胞在香港回归进程中的重大作用，比较早就提出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思想。在这个过程中，他对于以包玉刚为代表的宁波帮寄予较大的期望。而香港宁波帮人士积极投身祖国统一大业，为香港回归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进入80年代后，为了取得在香港问题上的发言权，邓小平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工作。他频频约见香港各界人士，向他们了解香港的情况，听取他们的有关建议和意见，并向他们阐述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基本政策。这期间，包玉刚、王宽诚、安子介、马临等一批宁波帮人士的频繁来访十分引人注目。特别是包玉刚仅在1981-1984年4年间就受到邓小平的7次会见。由于包玉刚在香港社会的重要地位和他与英国方面的良好关系，邓小平十分重视他在香港回归上的作用。香港问题一直是邓小平与包玉刚相识以来谈论最多的话题，邓小平多次向包玉刚阐述了中国政府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设想和方针政策。对此船王后来回忆说：“中国领导人对处理香港问题的办法是早有考虑的……，数年前，香港问题的谈判还在酝酿期间，邓小平主任便已告诉我将来香港制度不变，实行港人治港，北京不会派人来港治理。”（注：庄凯勋：《环球航运家包玉刚》，海洋出版社1986年版，第159页。）包玉刚非常拥护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并以爱国爱港的立场积极参与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为此他经常奔走于北京、伦敦和香港之间，与各方频频接触联络，表现出巨大的工作热情。特别是在中英谈判陷于僵局时，与两国领导人均有良好关系的包玉刚奔走其间，起到了他人所起不到的作用。对此，原基本法起草委员邬维庸说：“中国、英国、香港三方关系以往一波三折，包玉刚是缓冲及中介角色，发挥了影响力。一句话起的作用往往超过十个人的意见。”（注：冷夏、晓笛：《世界船王包玉刚》，第247页。）时任中英谈判中方代表的周南也认为包玉刚“十分关心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经常奔走于各方之间，为谈判成功作出了积极贡献”。（注：香港《文汇报》，1991年2月24日。）
与此同时，安子介、王宽诚等宁波帮著名人士也积极行动起来。他们多次率团进京访问，向中央政府反映香港的社情民意，为保持香港的稳定繁荣和回归工作尽心尽力，成为沟通北京与香港之间的重要桥梁。80年代后，王宽诚、安子介先后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常委。他们充分利用这些机会为祖国统一大业献计献策。早在1982年安子介应邀赴京时，他就向中国领导人直陈己见：中英谈判应以保持香港繁荣稳定为大前提，繁荣和稳定两者不可分割。并提出“一国两制”一定要落实，97年后香港的行政长官一定要按本地的资本主义方式办事。在1983年召开的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大会发言中，安子介对香港回归后的治理提出了“港法治港”的建议。随后在次年召开的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上，他又就香港同胞关心的问题发言。安子介建议为保持今后香港的自由港和国际金融贸易中心地位，确定英语也是法定语言，与中文并用。他还就保持香港繁荣稳定问题提出十六条建议。安子介的一系列建议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并被吸收到对香港的有关政策中。而在香港向以“红色资本家”著称的王宽诚则在这期间利用各种场合，广泛宣传中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坚定人们对香港前途的信心。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包玉刚、安子介、王宽诚等宁波帮人士都应邀出席这一历史性的场面。
1985年6月，安子介、包玉刚被全国人大任命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邬维庸、马临等宁波籍人士成为起草成员。为了让更多的香港人有机会更广泛地参与基本法的起草，随后成立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同年12月，在香港各界人士一致举荐下，安子介、王宽诚又分别担任了基本法咨询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宁波帮人士在基本法起草委和咨委会中的地位于此可见一斑。1987年4月下旬，邓小平在会见包玉刚时再次向他谈到“一国两制”思想，请他转告香港人士“国家不会不讲信用，大家齐心协力把基本法搞好了，前途就更有保证。”这次船王北京之行被香港传媒称为“包玉刚在京三天两晤邓小平”的大新闻，使包玉刚深受鼓舞。在此期间，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对此，时任基本法起草委副秘书长的鲁平说：“包玉刚先生就任基本法起草委副主任后，一直在为起草基本法，为‘一国两制’在香港实现，为了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出了很多主意，出了很多力，以至呕心沥血。香港基本法记载着包玉刚先生一份不可磨灭的功劳……。特别是到了基本法起草工作的后期，包玉刚先生有恙在身，但是他还不辞辛劳，几次抱病参加起草工作。”（注：香港《文汇报》，1991年9月24日。）当时主持咨委会工作的安子介、王宽诚也身体力行，做了大量工作。他们广泛发动和联络咨询委员在港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做到“有闻必录”，然后逐条逐项地整理成书面材料，如实向草委会反映。据统计，咨委会共整理出400多份意见报告，客观地反映了广大港人的愿望，使基本法起草工作有了比较充分的依据和基础，受到了各方的好评。主持基本法教科文专题小组的马临，对起草工作尽心尽责。他积极联络内地成员，兼收并蓄，集思广益，认真负责，终于出色地完成了起草工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区徽的评选工作，受到了基本法草委会的高度评价。正是由于包括众多宁波籍人士在内的全体起草委员和咨询委员的共同努力，经过近五年的辛勤劳动，最后圆满地完成了基本法起草工作，为香港回归工作提供了法律保障。1990年2月17日邓小平在会见基本法全体起草委员时，对基本法起草工作予以高度评价，认为基本法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是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注：《香港基本法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2页。）
香港进入过渡期之初，不少人出于对97年后香港前途的担忧，纷纷撤离香港，一度导致香港社会经济的震荡。在此背景下，包玉刚、安子介、王宽诚、马临等宁波籍人士不仅始终看好香港的前途，并利用各种场合宣传“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思想，坚定人们对香港前途的信心；而且包玉刚、陈廷骅、曹光彪、邱德根、邵逸夫等著名实业家纷纷加大在香港的投资力度，以实际行动为香港社会经济的稳定和繁荣贡献力量。这方面除了包玉刚出巨资收购老牌英资集团公司会德丰而震动港岛外，曹光彪与包玉刚联手创办港龙航空公司以及陈廷骅在房地产业上的新举措和邱德根、邵逸夫在影视业方面的作为都颇受港人注目。遗憾的是宁波帮的杰出代表王宽诚和包玉刚未能在祖国统一大业和现代化建设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而相继于1986年、1991年溘然长逝。这对宁波帮的事业和香港回归工作无疑是一大损失。但旅港的其他宁波帮人士弘扬宁波帮爱国爱港的传统，继续为祖国统一大业贡献力量。为了更好地宣传香港基本法，安子介发起成立了以诗会友、联谊性质的“香草社”，名取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出版了《香草诗词》。又成立了以在港的咨询委员为主干，包括中外各界人士参加的民间性的“一国两制经济研究中心”，安子介任理事会会长，致力于研究基本法，确保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1992年以后，安子介、邵逸夫、邬维庸、董建华、郑维健、曹光彪、吴光正、包陪庆、李宗德相继被中国政府聘为港事顾问。1993、1996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相继成立时，乌维庸、范徐丽泰等一批宁波籍著名人士均加入其中，安子介则成为这两个委员会的副主任，董建华被任命为筹委会副主任。他们都为香港特区政府的筹备工作立下汗马功劳。在1993年召开的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上，众望所归的安子介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成为国家领导人。而在香港回归的最后阶段，作为香港特区政府和立法机构的最高领导人，董建华和范徐丽泰不负众望，为香港回归特别是香港政权的顺利移交和香港社会的平稳过渡作出了特殊贡献。对此，已有不少文章论及，笔者不再展开。
三
在追述邓小平和宁波帮的交往时，不能不提到邓小平与宁波帮人士一起为宁波的开发开放和国家现代化建设所作的历史性贡献。
进入80年代以后，与宁波帮人士的频繁交往，使邓小平对解放以后一直默默无闻的宁波倍加关注。由于北仑港与宁波帮的两大优势，使一代伟人看到了宁波发展的巨大潜力。为此他在进行对外开放的战略部署时，亲自把宁波推到了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1984年初，邓小平在视察广州、深圳、珠海、厦门等地后发表重要谈话，明确指出：“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可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注：《办好经济特区，增加对外开放城市》，《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2页。）党中央、国务院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于3月下旬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决定开放包括宁波在内的14个沿海港口城市。从此宁波进入了全面改革开放的新时期。1985年12月，在邓小平的亲自过问下，成立了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为组长的国务院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邓小平亲自指定卢绪章任小组顾问，另以国务院名义聘请包玉刚担任顾问，帮助宁波搞好开发开放工作。这在当时所有对外开放城市中是绝无仅有的。随后，宁波又成为国家计划单列城市和“较大的城市”。这都为宁波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这之后，邓小平继续关注宁波的开发开放问题。他多次听取谷牧、卢绪章、包玉刚等人关于宁波开发开放情况的汇报，并且作了许多重要指示，亲自协调解决了事关宁波发展大局的许多重大问题，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宁波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邓小平还十分关心北仑港的建设。他多次听取有关北仑港建设情况的汇报。对于如何开发、利用北仑港问题，他在1985年1月23日同国务院一位领导谈话中作了明确指示。他说，利用好北仑港，有利于发展“金三角”（长江三角洲），如果把上海、宁波连接起来，就可以解决上海的许多问题。为了给宁波的开发开放创造良好的条件，邓小平还亲自过问宁波民航事业的发展。1985年1月5日，当时担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明确指示：宁波机场我已让军队和地方合用，又说将来经济发展了，宁波以地方为主，再建一个大一点的机场。这就为以后宁波栎社国际机场的兴建定下了基调。
邓小平不仅提出发动全世界的宁波帮建设宁波的号召，而且身体力行，为动员宁波帮做了大量工作。早在80年代初与包玉刚相识之后，他就几次劝船王回家乡看看。1985年初，当他得知包玉刚捐资创办宁波大学时，非常高兴，称赞包玉刚爱国爱乡，有见识，这件事办得好。他欣然答应为宁波大学题写校名，并督促有关方面把这件事办好。由于邓小平的重视和关怀，宁波大学的创办与建设十分顺利。1992年12月底，邓小平在杭州疗养。其间他在与浙江省委主要领导交谈时，仍非常关注宁波的发展。并关切地询问北仑钢厂和北仑港的情况，再次强调要发动侨居海外的宁波帮共同为宁波出力。
邓小平动员宁波帮的号召和对宁波的关怀，极大地激发了宁波帮爱国爱乡的巨大热情，他们纷纷行动起来，利用各种途径和方式，积极为家乡建设事业献计献策，出资出力。就在1985年即邓小平提出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号召的第二年，海外宁波帮人士向宁波捐赠折合人民币达5700多万元，是前一年的37倍。（注：见吴克强等：《饮誉四海的宁波帮》，《瞭望》第28期。）截止1997年底，共有400多位海外宁波帮人士为家乡捐资兴办教育、文化、卫生和各种公益事业近2000项，计人民币5亿元。与此同时，海外宁波帮报效祖国的赤子之情并没有局限于家乡一方水土。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整个内地。到1997年底，海外宁波帮在内地捐资近40亿元人民币，项目遍及全国各地，其中85%以上都是教育项目。这对中国的教育事业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贡献。其中较有影响的有：1985年王宽诚出资1亿美元，设立“王宽诚教育基金”，用以资助公派学生到国外留学，为国家培养人才。目前，已成为国内很有影响的留学生教育基金。同时，在包玉刚倡导下，由他和中英两国政府三方共同出资2450万英镑创立的中英友好奖学金，到1994年已资助1330余人赴英国留学，学成回国的近500人，其中不少人成为学科领域的带头人。而邵逸夫向内地教育事业的慷慨捐赠更是享誉海内外，至今邵氏基金会已拨款14.7亿多港元资助内地发展教育，其中通过国家教委向内地教育事业的捐款项目已近1500个。
宁波帮企业家还积极到内地投资办企业。现在全国多数省市都有他们投资兴办的企业，其中以在上海、武汉、北京、广州和宁波最为集中。据不完全统计，在宁波现有的2000多家三资企业中，70%以上是由宁波帮人士兴办或其引荐的项目。宁波帮已成为宁波走向世界的重要桥梁和宁波对外开放事业的重要支撑点。
邓小平海外统一战线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核心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富强服务。上述邓小平关于动员宁波帮的思想与实践及其产生的巨大效益，充分显示了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思想的丰富内容和强大生命力。我们相信，在香港顺利回归后的今天，只要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努力贯彻党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路线、方针、政策，继续重视和发挥包括宁波帮人士在内的广大港澳台同胞和华侨华人的作用，巩固和发展包括中华民族绝大多数人在内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就一定能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实现中华民族的最终统一和全面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