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同志的系统观与教育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育改革论文,邓小平同志论文,系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同志在领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娴熟地运用了唯物辩证法的系统观。他虽然没有写下关于系统科学的专门论著，但在自己的著作和讲话中，准确地使用了“系统”、“大局”、“总体”等概念，阐述了“全国一盘棋”、“战略部署”、“统一规划”等深刻的系统思想，作出了用系统方法分析事物的范例。
邓小平同志的系统观是他运用唯物辩证法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创造性成果。他研究系统总是着眼于有机整体，既注意总揽全局，照应系统的各个方面，又注意着眼于长远，注意事物如何从现在走向未来，并把系统的开放性与事物的发展变化密切联系起来。邓小平同志不但用系统观来考察经济、政治、国际关系诸问题，而且用它来考察教育问题，因而能够科学地揭示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作用，全面地把握教育的外部和内部联系，把握教育的发展规律。
一、坚持从全局出发，从全局与局部的对立统一来考察教育。
整体性是一般系统论的核心。任何事物都是一个整体，全局由局部构成，局部是全局中的局部，局部离不开全局，全局也离不开局部，局部也影响全局。邓小平同志经常强调要从大局出发来考察问题。他说，“要从大局看问题”，[1]“要提倡顾全大局。有些事从局部看可行，从大局看不可行；有些事从局部看不可行，从大局看可行。”[2]他讲的大局是全党、全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我们奋斗的总目标、总任务。
邓小平同志认为，在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中，全局统帅局部，局部服从全局。他总是把教育置于社会大系统中加以考察，把教育与整个国民经济看成是一个有机整体，从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出发来考察教育的地位。他提出“整个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使教育事业的计划成为国民经济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3]
正因为全局决定局部，全局的状况起了变化，局部的任务也会起变化。培养目标是一切教育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邓小平同志正是从党在新时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任务出发来看待培养目标问题的。他提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才，并强调“理想和纪律特别重要。”[4]他指出：“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没有理想是不行的，没有纪律也是不行的。”[5]邓小平同志正是从培养“四有”新人的大局出发经常强调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性。他还主张我们所培养的人不但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而且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能力。他说：“今后的干部选择，特别要重视专业知识。我们长期都没有重视，现在再不特别重视，就不可能进行现代化建设。”[6]
邓小平同志主张从全局出发，对工作加强统一规划。他提出，对科学和教育要“统一规划，统一调度，统一安排，统一指导协作。”[7]在他看来，把力量统一合理地组织起来，发挥整体优势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邓小平同志认为，在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中，不仅全局统帅局部，影响局部，而且局部也影响全局。他既注意着眼于全局来处理局部，也注意抓局部来推动全局的发展。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有全局性意义的局部这一重要概念，用“战略重点”来称具有全局性意义的局部。他说：“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我看这是关键。”[8]在他看来，实现现代化是目标，是大局，把教育搞上去，“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9]正是在邓小平同志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党把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作为实现现代化的根本大计。1994年6月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必须始终坚持，不能动摇。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来认识教育问题，就会丧失时机，贻误大事，就要犯历史性的错误。”[10]
在教育内部也有一个全局与局部的关系问题。对教育工作邓小平同志主张抓重点带动一般，以局部推动全局。他指出：“为了加速造就人才和带动整个教育水平的提高，必须考虑集中力量加强重点大学和重点中小学的建设，尽快提高它们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11]《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关于重点办好一百所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的规划必定有力地带动全国教育水平的更大提高。
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不仅应从空间关系上考察，还应从时间关系上考察。唯物辩证法的时空观认为，物质运动的时间空间是连续的，又是分阶段的，是间断与非间断，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统一。邓小平同志的系统观的一个特征是系统过程观点，即把研究对象视作有机连续而又分阶段的发展过程，要求处理好系统链条与环节的关系。他经常要求对工作要循序渐进，“要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12]在这里全局是包括事物各个阶段的全部发展过程，而局部是指构成事物发展过程的一个阶段。邓小平同志主张连续而又分阶段地推进教育工作，以阶段性的部分变化，促进全过程的重大变化。他提出：“从小学抓起，一直到中学、大学。我希望从现在开始做起，五年小见成效，十年中见成效，十五年二十年大见成效。”[13]对教育的许多问题我们都应当用系统过程的观点来规划，既有长远的目标，又有分阶段的计划和步骤，要照应过程的各个阶段，走这一步，想下一步。教育现代化进程应当分阶段分层次分区推进。
二、把教育置于事物的相互联系之中，从教育与其他事物的相互联系和教育内部各要素的相互联系来进行考察，从而揭示教育的发展规律。
从一般系统论看，系统是有结构的，结构制约功能，系统内部各个要素之间关系不同，必然影响功能的变化。邓小平同志很注意系统中各要素的相关性。他指出：“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14]协调发展就是不仅要处理好全局与局部的关系，而且要处理好局部与局部，要素与要素之间的关系。中国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包含经济、政治、文化、教育、人口、科技、生态等诸多因素在内的综合性发展过程。邓小平同志说：“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任务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如像经济与教育、科学，经济与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15]
邓小平同志正是通过揭示教育与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社会基本要素的相互制约关系，把握了教育的发展规律和教育改革的方向。如关于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他指出：“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带动教育的发展”[16]，而“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17]正是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与教育之间的本质联系决定了社会主义教育目的，制约、影响了教育思想、教育体制、教育政策、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教育同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相适应正是教育改革必须始终把握的基本方向。
教育本身也是一个有机系统，其内部也包含着诸要素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这就必须研究教育结构问题，进一步调整和优化教育结构。而判断教育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关系是否协调，不仅要从教育系统这一层面上进行分析，更要把教育系统置于社会大系统中，看它是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相适应。
邓小平同志精辟地论述了教育系统中各部分、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如高等教育与中小学教育，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关系等等，为我们党制订教育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他很重视高等教育与中小学教育的关系。他提出：“我们要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不但要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而且首先要提高中小学教育的质量……”[18]这是因为“高等院校学生来源于中学，中学学生来源于小学，因此要重视中小学教育。”[19]根据邓小平同志的上述指示精神，结合我国国情，国家确定在本世纪末“以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为基础，大力加强基础教育，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和高等教育”。[20]这是符合我国现阶段生产力水平的教育结构的合理选择。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是90年代我国整个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我们应当采取切实措施，确保“两基”目标的实现。高等教育要走内涵发展为主的道路。同时要处理好普通教育与成人教育的关系，大力办好成人教育。
处理好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关系是教育结构改革的另一重大问题。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关系到更多更快地培养应用型人才，促进经济发展的大问题。邓小平同志很重视发展中专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他指出：“应该考虑各级各类学校发展的比例，特别是扩大农业中学、各种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的比例。”[21]我们应当搞好三级分流，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大力发展职业教育，逐步形成初等、中等、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共同发展，相互衔接，比例合理的教育体系。
高等教育中的专业结构和层次结构是否合理是影响高等教育系统整体功能能否较好发挥的大问题。邓小平同志指出：“要研究发展什么样的高等学校，怎样调整专业设置……”[22]几年来高等教育专业、层次结构的改革已取得不少成绩。今后应进一步调整、优化专业结构，改革现有专业设置体制，使专业结构能与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相协调。在层次结构方面，今后一个时期应重点发展专科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同时注意提高本科教育质量，扩大研究生的培养数量，以便使专科生、本科生、研究生的比例趋于合理。
邓小平同志还要求高等学校处理好教育与科研的关系，高等学校特别是重点院校不仅应做好教育、教学工作，而且“应当是科研的一个重要方面军”。[23]
对于教育工作的其他重要问题如体制、机构、学制、学风等，邓小平同志都有重要论述，都给予充分的注意。这表明邓小平同志是全面地把握教育工作的各个方面，各个要素，注意它们的相互关系。
我们是穷国办大教育，教育的整体效益还不高，因此在教育改革中一定要有结构意识，要认真研究教育系统中各部分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努力找出其中合理的“度”，探明在教育领域中合理结构导致最优功能的内在机制。优化教育结构对于提高教育的整体效益，把我国教育办成高效益的教育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三、坚持系统的开放性，把系统的开放与发展密切联系起来。
一般系统论认为，凡系统都必须是开放的。一个系统只有与外部环境进行信息、能量和物质的交换，才能使自身趋于有序化，才能保证系统结构的稳定性。这种同环境进行交换以保持自身活力的性能，叫做系统的开放性。
邓小平同志考察事物总是把事物看成一个开放系统。他提出了“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这一著名论断。[24]由于当代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国际性的经济技术联系非常密切。一个国家不发展国际经济技术交流，闭关自守是不能实现现代化的。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开放。”[25]
对外开放思想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列宁就主张，只有继承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技术和组织社会化大生产的手段和方法，社会主义才能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生产力和更高的文明。邓小平同志根据中国国情，提出“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26]邓小平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我国国情、时代特点相结合，深刻揭示了在科技迅速发展的今天，对外开放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社会主义制度是开放的制度。
根据他的对外开放思想，“对外开放的政策，不仅适用于物质文明建设，而且适用于精神文明建设。”[27]邓小平同志不仅主张利用外资，引进技术，而且主张利用外国智力，吸收国际的经验。他说：“开放不仅是发展国际间的交往，而且要吸收国际的经验。”[28]“要利用外国智力，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设。”[29]
邓小平同志不仅主张对外开放，而且主张对内搞活。他说：“改革就是搞活，对内搞活也就是对内开放，实际上都叫开放政策。”[30]他就是这样紧密结合时代特点和我国实际情况，把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密切联系起来，把改革与开放，开放与发展密切联系起来，从而论证了社会系统的开放性是必然的、永恒的，与环境密切联系，与世界加强交流，整合互动，吸收世界文明成果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
邓小平同志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思想是深化教育改革的理论指南。要建立社会主义教育新体系就应当把教育看成一个开放的体系，深入进行教育改革。第一，在教育改革中要正确对待外国文化，包括资本主义文化。对资本主义文化中的腐朽没落的消极因素，应坚决批判和抵制。对其在哲学、文化学、经济学、文学艺术等领域中获得的科学研究新成果，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有批判、有选择地吸收和借鉴。应根据中国国情，积极介绍、评价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思想理论，借鉴他们的教育经验，积极开拓对外交流渠道，进一步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第二，进一步发展社会教育，建立和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克服教育的自我封闭状态，促进教育系统与社会大系统的融合。在城市要加强产学合作，加强学校与企业、科研机构的联系，积极开展多层次的培训和继续教育。在农村要实行“三教统筹”，农科教三结合。第三，改变目前高等学校封闭办学的状况，提倡校与校之间的相互交流，进一步提高学校仪器设备、图书资料和校舍的利用率。高等学校要在联合上下功夫，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不同形式的“共建”、“联办”，达到优势互补。院校内部的系、专业之间也要加强协作，对内搞活，以便发挥整体效益。
四、把教育置于纵横联系的系统网络中，进行宏观性战略性全方位的考察。
一般系统论的产生，促使人们从“实物中心论”向“系统中心论”转变。“系统中心论”是把具有整体性特征的复杂事物作为研究对象，是从多质、多层次、多维、多变量和复杂因果关系的思维视角来认识对象。[31]邓小平同志的系统观是把对象置于有复杂结构的系统网络中，既注意从空间上进行横向考察，又注意从时间上进行纵向考察。“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是他运用系统观考察教育问题的精华所在，是他关于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总体战略指导思想的集中体现。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是“三个面向”的基础和核心，它揭示了教育与中国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从系统分析的观点看，教育与现代化的关系是系统的第一层次，它要求教育适应现代化的需要，为现代化服务。只有面向现代化来改革教育，才能使教育观念、教育体制、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纳入现代化轨道。为了使整个教育事业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自身必须同步现代化，并适当超前。也只有实现教育现代化，才能充分发挥教育为现代化服务的功能。
“教育要面向世界”揭示了教育与整个世界的关系，这是系统的第二层次。它不仅要求以中国现代化为参照系来考察教育，而且要以世界为参照系来考察教育。这里邓小平同志是把教育放到它所隶属的更大的系统中加以研究，以便全面把握教育系统。中国与世界是系统的不同层次。这两个层次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面向世界是“面向现代化”在空间上的延伸，即在空间上立足本国，走向世界。只有面向世界，与世界进行信息、物资、人才诸方面的交流，才能使我国教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中国现代化服务。
“教育要面向未来”是以21世纪甚至更长的历史时期为时间坐标来考察教育。教育应当立足现在，着眼未来。邓小平同志说，“要总结现在，看到未来”，[32]“我们不但要看到近期的需要，而且必须预见到远期的需要；不但要依据生产建设发展的要求，而且必须充分估计到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33]也就是说不仅应根据当前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来考察教育，而且要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国家民族的未来和共产主义伟大理想来考察教育，培养人才。这样才能取得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主动权。面向未来是面向现代化在时间上的延伸。提出“教育要面向未来”表明邓小平同志是把教育放到更长的社会历史过程中加以考察，从历史的发展趋势来把握教育的发展趋势。这样教育的超前性、先导性就更加突出了。
“三个面向”是一个整体，它表明邓小平同志全面地把握了教育在社会系统中的立体层次和总体功能，在研究教育系统的空间位置时，同时注意考察其时间序列；在研究教育发展的时间关系时，同时注意考察其空间位置。“三个面向”是根据教育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全面联系把教育放在世界大背景上，放到历史的长河中进行宏观性战略性的考察。教育要“三个面向”不但反映了教育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关系，反映了教育与世界经济、科技的关系，反映了我国教育与世界教育的关系，也反映了教育与未来的科技、生产和社会发展的关系，因而全面而深刻地把握教育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为教育改革和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
对教育要“三个面向”的精神实质要放到邓小平同志的整个教育思想体系中去把握。当我们把教育要“三个面向”的指示与他关于教育的战略地位的思想，关于培养目标的思想，关于教育体制、结构改革的思想，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等密切联系起来时，就能够深切体会到教育要“三个面向”这个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思想已经贯彻到邓小平同志的整个教育思想体系中。他在解决重大教育问题时总是紧紧把握教育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关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现在与未来的关系，因而能够做到既实事求是，又高瞻远瞩。
邓小平同志的系统观是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继承和发展。综观中外教育史，方法论的突破对教育研究的进展往往有决定性意义。因此，学习和运用邓小平同志的系统观，对于社会主义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发展，特别是把教育改革看作一项系统工程来研究和实施具有深远的意义。
注释：
[1][8][9][12][14][16][17][24][25][26][28][29][30][32]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00、9、120、252、377、122、377、64、266、373、266、32、98、308页。
[2][3][13]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82、107—108、40页。
[4][5][6][7][11][15][18][19][21][22][23][33] 《邓小平同志论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8月版，第145、152、108、32、64、92、60、34、64、64、33、63—64页。
[10] 《人民教育》1994年第7—8期第4页。
[20]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第6条。
[27] 《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
[31] 解恩泽等主编：《交叉科学概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11月第1版，第1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