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传统人文主义与现代人文主义的比较研究_个人主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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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哲学的奥秘,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话题。从西方哲学的开端古希腊哲学到西方现代哲学,人的问题一直作为西方哲学的主要课题。处在不同历史背景下的西方哲学家,站在不同的支点上,从不同的角度审视人的生存状况,探究人的存在意义,由此导致西方传统人学与西方现代人学既有一些共同特点,又有一些不同的特点。

在西方哲学家试图认识人类自身和实现自身的过程中,西方人的哲学理论研究有其内在的发展逻辑。西方传统人学与西方现代人学的共同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本主义特点。人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哲学理论是在近代以后出现和逐步形成的。但人本思想的确立却始于古希腊哲学家开始人类自我探索第一步过程之中。贯穿于数千年西方哲学发展之中的人本思想,构成了西方文化的基本特征。

古希腊哲学家关于“人是万物的尺度”思想的提出,冲破了传统的人与神、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束缚,把人置于历史舞台中心的地位,从而确立了人本思想。还只是处在西方哲学发展初始阶段的古希腊哲学,对人的理解受其时代的限制,其人本思想还具有素朴的特点。

在古代哲学基础上生长起来的中世纪哲学,把柏拉图关于人的灵魂和肉体的对立加以绝对化、神秘化,并把灵魂客观化为上帝,人的本质被异化,人成了上帝的罪人,哲学成了神学的婢女,哲学人本主义变为神本主义。这是西方人学发展的误区,但也是其必经阶段。

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奏响了近代人本主义的序曲。作为资产阶级哲学的近代哲学,其最高宗旨就是把神的问题还原为人的问题,恢复人的本来面目,建立一种新型的人本主义。这一时期的哲学家把人从宗教神学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使人从天上回到了人间。在文艺复兴运动的基础上,近代资产阶级哲学家通过理论来论证人的主体地位,把对象化上帝那里去的人的本质又归还给人。西方近代哲学的主要特征就是认识到了主客体的对立,然后再求统一。因此,在克服这种对立的哲学探索中,西方近代哲学的创始人之一笛卡尔用“我思故我在”这一震聋发聩之语宣布了西方哲学史上主体性哲学的开始,标志着人的主体意识的真正觉醒。以此为开端,唯心主义哲学家以理性为最高权威和主宰万物的无限力量,试图用理性、精神来克服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人的精神与肉体的对立,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最终完成了这一任务。针对人一直被割裂地加以理解的局面,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试图用人本唯物主义克服以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人的片面理解。他明确地将自己的哲学称之为“人学”或“人本学”,他要把人本学置于现实的基础上,结果,他把自己的人本学置于生物人的基础上,成为“生物人本学”。

西方现代人本主义哲学思潮发端于19世纪20年代在德国产生的唯意志主义。该学说强调人的一种非理性的盲目的生存欲望和冲动——意志,认为意志是整个世界的基础。我们可以把叔本华、尼采的唯意志主义看成是现代人本主义思潮的第一代。它的第二代是以狄尔泰、柏格森为代表的生命哲学。在生命哲学中,唯意志主义所体现的人本主义思想得到进一步理论化和系统化。生命哲学认为,宇宙的本质是非理性的生命的冲动。对于这种神秘的生命力的领悟和把握,不能靠理性思维,只能靠自我生命的内省或直觉。现代人本主义思潮的第三代是本世纪20年代以后相继在德国产生的存在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所说的“存在”是指自我意识,即自我的一种非理性的意志冲动或感情冲动。以存在主义为代表的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得到空前的发展和广泛的传播。法兰克福学派重视的是对社会哲学问题的研究和对现代社会的批判,认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把人的本能欲望解放出来。本世纪20年代以来,在西方国家出现了一些现代西方哲学流派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的思潮,其中包括“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其特点是把青年马克思说成是一个人本主义者或人道主义者,把成年马克思说成是对青年马克思的“背离”,因而主张用人本主义来补充和修改马克思主义,坚持现代人本主义的唯心主义。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60年代西方的新左派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

西方现代人本主义和以往人本主义一样,认为哲学不应当研究自然,或主要不是研究自然的,哲学的对象是人本身。由于它们都脱离社会历史条件来抽象地谈论人,或者用理性,或者用非理性的方法去研究人,因而都不能真正揭示人的本质,也不能为人的解放提供正确的途径,不可避免地带有局限性。

与近代人本主义相比,现代人本主义又有了一些新特点。近代人本主义在反对宗教神学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中曾起到积极的作用。现代人本主义却经历了一个由唯物主义到唯心主义,由抽象思辨到具体体验,由理性主义到非理性主义的转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它拓宽了哲学研究的领域,加深对人本身的认识,因而有其合理方面和积极因素。具体表现以下三个方面:

(1)现代人本主义更注重人,强调人的主体性。其基本立场是人具有最高的存在价值和尊严,要最终关心和提高人的价值与尊严,使人的生活变得丰富、充实和更有价值。近代哲学人本主义虽然重视人,但却主要把人作为客体,并且采用研究自然物质的方法来研究。或者把人视为肉体的机器或理性的动物,或者用一些抽象的普遍原则来规定人的本性,其结果,都在一定程度上贬低了人的主体性。现代人本主义反对将人视作物,强调人比物高贵,反对用研究自然物质的方法来研究人的精神世界,反对用抽象原则来规定人的本性,主张从人的现实存在出发提示人作为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2)现代人本主义注重人的个体生存状态和现实的个人体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抽象共同性。现代人本主义则强调个人存在的意义,要求从个人可以把握可以体验的东西出发,着重研究传统哲学未探讨或未着重探讨的人的意志、情感、本能、无意识等因素,以及人在痛苦、畏惧、烦恼、面临死亡等状态下的心理体验和人的自由、价值、选择、责任、人的解放等问题。现代一些哲学家极其敏锐地发现,人生的确实性问题比知识的确实性问题更为根本,人拥有了知识并不等于他拥有了生存的根基。人只有解决了生存的意义问题,他所从事的各种认识活动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否则就会形成这样一种局面:随着人的知识的日益丰富,人反而觉得没有着落,人心反而更加浮泛,更加没有依持和归宿。

(3)现代人本主义具有非理性主义或反科学主义倾向。近代哲学人本主义基本上是理性主义的,推崇理性,反对神性,相信人性中具有认识世界的理性能力,认为只要按照理性原则行事,就能保证人的自由和幸福。现代人本主义认识到了理性和科学具有局限性,并不能解决人和社会的所有问题,正是由于科学技术的统治造成了人的异化和人情关系的淡化,淹没了人的意义和价值,破坏了生态平衡,污染了人赖以生存的环境。因此把人和科学、人和理性对立起来,企图在科学方法和理性逻辑之外去研究人的问题。它认为,所谓人本身的存在既不是感性的物质存在,又不是理性的意识存在,而是人的非理性意识的存在,人正是按照其欲望、激情、意志行动的,并不能为理性所左右。现代人本主义哲学家们不同程度地反对理性和敌视科学。

第二,个人主义特点。西方人本主义和个人主义是密不可分的。在西方哲学史上,许多哲学家都是这种思潮的鼓吹者。他们把个人当作目的,强调个人至上,认为个人的价值高于社会价值,提出以个人为中心的个人本位的思想。

西方传统人的学说包含个人至上的个人主义倾向。古希腊社会通过梭伦变法和后来的一系列社会改革,建立了城邦制,其工商业的繁荣、航海贸易的频繁,几乎完全摧毁了古希腊家族社会的血亲温情和世系组织,打碎了血缘宗法关系的桎梏,因而在思想上呈现出以个人为中心的特点。古希腊社会结构所体现的民主、自由的特点首先由“智者”学派在其哲学中反映出来。他们强调个人是万物的尺度,确立了个人本位。因此,古希腊“智者”学派关于个人地位和作用的思想,奠定了西方个人主义最早的思想基础。德谟克利特的幸福论、伊壁鸠鲁的快乐论,都是以个人灵魂为基点的,要求现实生活满足个人的幸福快乐。

文艺复兴运动重新把个人从封建宗法关系中解脱出来。人文主义者反对封建王权对个人人性的扼杀,注重个人的价值。16—18世纪的个人主义只要求每个人自己对“上帝”负责,而不需要有代理者作为中介。文艺复兴运动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鲜明特征。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要求个人人身自由,强调个人利益,因而,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反映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从人的本性出发,强调社会要满足人性的要求。他们把个人物质利益看成是人的一切行动的唯一动力,认为人的本性就是自私自利的。即使他们有时强调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相结合,强调合理的利已,但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个人利益。西方哲学家强调个人是目的,不是手段,颂扬个人的价值。笛卡尔的理论为近代“个性解放”和“唯我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他的“我思故我在”的命题导致了哲学思维上的孤立化和个人化,其所强调的理性的自立,完全基于其主体的尊严。“世界之子的至高幸福只是在于人的个性”,“我”因过于强调自我价值而与“你”疏远。于是,人不再去注重他人的存在和发展,而是单独主张展开自我的各种潜能,塑造自己的主体性格,铺平自身的发展道路。其时代特色就不仅仅是绝对理性的统治,而会辅以自我中心之花,罩上个人主义的光环。资产阶级革命早期的个人主义造成了一场资产阶级的思想启蒙运动,从而为资产阶级彻底战胜封建地主阶级奠定了思想基础,并造就了资本主义的文明。唯利是图是资产阶级的本性,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具有个人主义性质,它是个人主义的温床。

西方现代人本主义哲学家把利己、自私看成是人的本性,特别注重和强调人的个体生存状态和现实的个人体验。叔本华指出:“真实的人”必定是利己了人,而传统人道主义所讲的人与人之间的自由、平等、博爱只是一种幻想。几乎所有的存在主义者都把个人的存在当作一切存在的出发点,由此推导出整个世界的存在。克尔凯郭尔提出“我在故我思”,认为个人的“存在”是哲学研究的对象,主张以“个人的存在”为哲学的起点;海德格尔认为个人存在乃一切存在的根据,从个人存在出发,就能理解一切他在,而领悟个人的存在则只靠存在本身;萨特认为个人与他人的联合妨碍了个人的自我展开和自我实现,因而提出“他人便是——地狱!”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心出现“一块具体的人学空场”的原因是不从个人出发,不强调个人出现的必然性。他指出,“现实性是以异化了的个人的实在及其分散为依据的”,因此对种种集体的研究应当从个人开始。“个人主义”和个人实践性是他人学辩证法的两个首要的规定性。实用主义把个人的主观经验和个人行动既看作个人生存的基础,也看作一切实在的基础,是一种典型的个人主义。

现代个人主义由于强调人是个别的、具体的存在,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人,因而就明确宣布: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上帝。尼采说上帝死了,因而每个人可以自行其事。无论成功与失败,责任都仅在于当事者个人。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个人意识有一种“必须我自己”的强烈观念,每个人都拼命实现自我的利益、满足自我的需要,并以此来证明个人的价值、尊严和人格。个人主义成为西方资产阶级人生价值观的核心。

西方个人主义,一方面它使人充满勇气和信心:我依赖我自己,我不需要任何外人,有利于个人的潜能发挥,并造就了资本主义文明;另一方面它则使人以自我为界,高筑院墙,与世隔绝,个人与社会对立,人被看作是超时代、超社会、超阶级的个体,这必然导致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其结果使人最终陷入无限“烦恼”、“孤寂”和“绝望”的境地。

第三,解决中心问题都是人的自由。自由是人本思想的灵魂。纵观西方哲学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哲学家所要解决的最突出的问题或中心问题是人的自由。自由成为西方人的学说的拱心石,是一条贯穿人的学说发展始终的红线。

人类在文化上的每一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人类正是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自由的。自由是人的理想,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意味着人的充分自我实现。在西方哲学家心目中,自由是人之为人的本性,只有实现了自由,人才成为真正的人;自由是如此神圣,没有什么东西比自由更珍贵。“不自由,毋宁死”成为西方人的一种信念。在西方哲学史上,所有人的问题都围绕着自由的太阳在旋转。人的价值、人的幸福、人的地位、人的发展等无不和人的自由密切相关。可以说,这些问题是人的自由问题在不同侧面的具体体现。自由的乐土就是幸福的伊甸园,人实现了自由,也就达到了幸福,达到了人的发展的终极目标,充分体现了人的价值和尊严。

人类认识真理的过程就是人类认识自由和达到自由的过程,自由成了人们内心要求,成了精神的主导趋向。论证人的自由是哲学的一个重大主题或者说中心问题,是哲学的一个重要职能。西方哲学家在哲学上反映了人类追求自由的轨迹,他们在为人类实现自由的崇高理想寻找正确的道路。他们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去探究,形成了自己的自由观。

西方传统哲学家认识到,人类实现自由的过程是漫长而曲折的,人的自由是以必然性为条件的。他们强调要实现人的自由,就必须解决人与自然、精神与肉体的矛盾,即自由与必然的矛盾。他们是否解决了这一矛盾呢?在社会领域,西方传统哲学家强调人的政治自由,主张民主、平等、竞争原则和个人本位;在自然领域,西方传统哲学家强调通过认识自然、征服自然,获得对自然的统治地位。西方传统哲学家认为,人的理性和科学是克服自由与必然对立,实现人的自由的最有效手段。因此,他们崇尚理性,相信科学万能,认为通过理性、科学认识人与自然,可以获得对世界的绝对真知,实现人的自由。在西方哲学家看来,自由就是理性自决的活动力量。理性原则成为西方传统文化的支柱。

为了实现自由,在几千年的中西哲学史上,哲学家们都在不断地思考和探索如何超出必然性的问题。必然性的领域实即知识的领域,求知也就是寻求必然性(也包括或然性)。康德“限制知识”的学说在西方哲学史上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康德打破了旧形而上学传统以知识性概念包揽天下,以理性主义统摄一切的局面,把自由从所谓对必然性的认识的老框框中提升到超必然性知识的领域。康德以前的形而上学,不懂得主体、灵魂根本不是知识对象,从而也就抹杀了主体、灵魂的自由本质。康德一反这种旧形而上学的传统观点,主张在必然性的知识领域之上,还有一个自由的本体界。黑格尔的辩证法使康德费尽气力从必然性中提升出来的纯粹自由境界又纠缠在必然性的罗网之中,使自由成了一个永远不可企及的幽灵。

西方现代哲学家们继承和发扬了康德划分必然性的知识领域与超知识领域的思想,把黑格尔的最高主客统一体——“绝对精神”推倒,从新的角度更透彻地阐发了自由的纯粹性。与传统哲学家不同,西方现代哲学家们为了阐发人的自由本性,一般都反对主体与客体分裂,主张二者统一;不承认有什么超感性的世界;自由虽然不在必然性领域之中,但也不在另一个抽象的世界和具有道德意义的世界之中,主张唯一的现实世界;自由不过是对于具有必然性的现实世界的一种态度、心境和境界。与康德不同,克尔凯郭尔、尼采、海德格尔等人的自由境界,都是非道德的,他们都反对道德原则,主张非道德意识,崇尚真诚,崇尚本真。这也是西方现代哲学不同于近代哲学的主要特征。西方现代哲学家认为,要充分阐发自由的本性,就得扬弃主客二分式,使主客合而为一,其结果就是取消主体和主体性这样的概念,贬损以至否定知识和认识。如克尔凯郭尔把人归结为行动着的、个体的、有感情、有意向的我,而非单纯在主客二分式中认识的主体;自由不是逻辑必然性所能论证的,不是知识所能解释的;自由只有在信仰中得到。尼采认为,人用一种“爱”的体验,就可以获得一种超脱必然性的自由,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酒神状态”。具有这种“爱”的主体是本能冲动和情绪冲动的主体,而不是笛卡尔的思维主体和黑格尔的精神主体。海德格尔主张人是生活在世界中的“此在”,而远非单纯外在于客体的,“此在”的“本真状态”是超出一切世俗羁绊、一切必然性的“本己”和自由状态。

西方哲学家普遍把自由看成是人的本质,与西方传统人学相比,西方现代人学对人的自由的研究更加深入和丰富了,更加强化了人的个体性和自由本性。但二者结局是一样的:都没有解决人的自由问题。

西方传统哲学家所崇尚的理性、科学并没有解决人的自由问题,反而使人的自由问题变得突出起来。这是传统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的局限性所致。

西方哲学家们对世界(包括人)的解释采取心物二元的思维模式,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在西方传统哲学中占支配地位。在这种思维方式支配下,西方哲学家把人的自由归于必然性。他们要么把人与世界(自然)统一于世界(自然),把人自然化了,看不到人的意识的能动作用,认为人的自由在于无条件地遵循大自然和理性的规律,结果把必然性绝对化了,人成了机器;要么把人与世界(自然)统一于人(精神),把自然人化了。片面夸大人的能动性,理性被夸大到可以独立于肉体而存在,理性就成了绝对理性、绝对必然。绝对的理性把人的主观和客观统一于自身,人成了空中楼阁,变成了抽象的人。高高在上的绝对理性主宰一切,人本身反倒成了哲学神坛的牺牲品。在至尊至上的理性面前,人没有自我创造、自我选择,只能听从理性的主宰,自由的实质就是服从于绝对理性、绝对必然性。

西方现代人本主义(非理性主义)在克服传统理性主义强调理性的局限性而强调人的非理性的同时,却否定了人的理性的方面,甚至进而否定认识外部世界的可能性。走向另一极端的现代哲学家,用非理性同样解决不了人的自由问题。要么走向上帝,获得无上的自由,如叔本华特别推崇佛教中的“涅槃”境界;要么主张通过自我主观努力或用爱来实现人的自由。这些非理性方法都不能为人实现自由提供真实有效的途径。

围绕人的自由这一中心问题,西方传统人学与西方现代人学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特点。

第一,实现自由的途径不同。西方传统人学与西方现代人学各自从不同的途径,试图解决人的自由问题。

具有理性主义特点的西方传统人学把理性作为他们实现自由手段。西方传统哲学把理性看作是实现自由的手段。西方传统哲学家大都认识到了人作为理性的动物是有能动性的。人之所以有能动性,在于人有理性能力,这种能力一方面使人能够认识世界,另一方面,它能使人自己决定自己的活动。人之所以与世界相对立,就在于人是有能动性,人的出现使自然作为至上唯一的主宰的地位产生了动摇。他们坚信人的理性力量,理性成了人的根本和立足点。他们认为,用理性的方法就可以获得对世界绝对真理的认识和把握,而且理性统治世界,成为人的主宰,会给人带来自由。

西方现代哲学家试图突破传统哲学的思维模式,从新的角度、更广阔的领域来克服理性主义哲学的局限性。他们认识到,克服人与自然的二元分裂是现代哲学的一个根本任务,指出人与自然发生严重分裂之后所产生的危机是人的生存危机。在现代哲学家看来,人生的确定性比知识的确定性问题更为根本。他们反对形而上学地研究理性,认为研究人是哲学的根本任务,肯定人的内在的心理体验和非理性的直觉,强调个人的独特个性、生命、本能,将人的问题本体化、个体化,突出人的非理性本质。因此,西方现代哲学家认为人的非理性因素是消除人与自然对立,实现自由的法宝。现代西方哲学家在对人作了重新认识研究之后发现,人的本质和人的认识能力都不是理性的,而是非理性的。这就是现代西方哲学家常说的在对人的本质和人的认识能力探索上所发生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他们蔑视传统哲学的抽象理性,认为理性是表面的、肤浅的,它不能决定、驱使非理性的意志、本能和生命冲动,它堵住了那通往生活情感之路。相反,意志、本能和生命冲动却能决定、驱使理性。理性只是意志、本能和生命冲动的工具,是它们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它们的外化或客观化,先有意志、本能和生命冲动,尔后才有理性出现。他们认为作为感觉和理智统称的理性,使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分离,主体对客体徒作外在的观察,主体只是在客体外面隔岸观火,因此认识不了变化不定的人和世界,静止、固定、僵死的理智概念把握不住变化无常的人和世界的本质,只有非理性直觉、灵感、顿悟能消除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的人为对立,主体深入到客体内部,与客体融为一体,能够直观到客体的本质,从而实现人的自由。人本主义哲学家叔本华、尼采、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和萨特等认为,意志自由才是人的真正的本质,要保证人自由地选择和行动,必须批判理性主义。尼采明确地提出“打倒理性”。

现代科学主义流派关于人的思想主要倾向也是非理性主义的。科学主义流派如实用主义、精神分析主义等则用经验、行为、有用性、本能和无意识来对抗传统的理性。

非理性主义哲学是对传统理性主义哲学的一种反动。西方现代哲学在非理性主义与理性主义之间变换,如非理性主义的存在主义被新的理性主义——结构主义所取代。或者是理性的或者是非理性的,或者自由的“我”或者客观结构的“有”,现代西方哲学就局限在这两极之中,走不出去。

第二,表现的基调不同。由于西方传统哲学家深信理性具有无限的力量,科学万能,即相信人类自身无穷的智慧和力量,因而,西方传统人的学说表现出积极向上、乐观进取的特点。近代早期思想家的首要任务是进行理智的启蒙,旨在唤醒人的独立精神,使人摆脱对自然的依附关系。为此,人们必须突出自己对自然的统治地位,强调人对自然的控制和利用。近代哲学家强调人的理性和科学,即人的主体性。科学为人对自然的统治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随着近现代科学的突飞猛进,自然界的面貌发生了空前的改观,人也由此获得了从未有过的福利。这一方面把人从自然中解放出来并把人确立为自然的主人,另一方面又培养了人的盲目自负和对科学的与日俱增的迷信。

与近代科学的长足发展相适应,追求知识渐渐成为西方社会的一种时尚。人们普遍认为,知识是人类的基本需要,是人的生存方式。笛卡尔的科学乐观主义精神预示:人的世界必将是科学的世界,知识的世界。当近代人不再象中世纪的人那样从宗教信条、从对上帝的信仰获得知识的确实性以及人生确实性的保证时,他们只能从他们自身中去寻找确实性的理由。从此,人必须自己证明自己的能力,自己确定自己的认识是否正确,自己决定以什么方式来设置认识的对象。

把人与自然的分裂强调到极点就会走向事物反面。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的严重后果:西方现代关于人的学说的整个基调是悲观的。

西方现代人学对人是采取失望的态度,它不再象传统西方人学那样从积极的意义上去描绘人,歌颂人,展现人们生活的幸福与创造的甜蜜,而是反过来了:人在世界面前完全丧失了勇气和信心。对自然的控制和利用正在变成对自然的盘剥和掠夺,人类将面对自然资源的匮乏和自然本身的失衡。尤其是大量工业废渣、废水和废气的排放,森林面积的日趋缩小以及随之而来的水土流失和土地的沙化(耕地减少),正使人类的生存环境日趋恶化。如不尽快加以制止这种趋势,人类终将面临灭顶之灾。于是,人不再是什么创造历史的力量,也不再是自然的主人,而是逐渐死亡,走向虚无的可怜虫。西方现代一些哲学家认为,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了灾难和毁灭,使人类充满恐惧。

而比人类生存环境危机更严重的是人的生存意义的危机——人与自然分裂之后所产生的最难克服的危机。这一危机突出表现是人与自然疏远之后“无家可归”感。生活在现代科学所营造丰富多彩的物质世界之中的人们,却有一种无根感、不真实感乃至荒诞感。现代人越来越肤浅、越来越缺乏感受性、越来越缺乏思想深度和力度。现代人失落了过去人们可以在自然中获得的温馨、亲切和充实的感觉。究其原因在于:现代人类在挖掘大地的同时也挖掉了自己生存的基础,人类失去了原始的自然家园,似乎被抛到一个荒谬的世界——一个使一切意义都化为虚无的世界,因而现代人在经历与自然的严重分裂之后找不到自己生存的根据。

哲学家对其所处的社会失望,对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失望,对人的未来的失望。如马尔库塞用“单向度的社会”和“单向度的人”的概念,来表明自己对社会和人的失望。萨特说的“他人就是地狱”,集中反映了存在主义对人与人关系失望的看法。他们得出人在本质上就是让人失望的,因为现实的人毫无幸福可言,痛苦、孤独、虚无诸种悲观情绪被看作是人的存在的基本内容,因而也就被看作是人的本质。在叔本华看来,对人痛苦本质的超越就是否定人存在的价值。海德格尔把具有生存论意义的“烦”看作是人生的本真状态。

应当说,西方现代哲学的确认识到了传统哲学忽视非理性的局限性,在某种程度上揭露了资产阶级哲学所存在的缺陷,并企图根据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或现代社会变化的现实克服这些缺陷,提出了一些发人深思的问题,包含某些片面的真理性,但从总体上却抛弃了传统哲学的唯物主义特征、崇尚科学的积极向上的东观精神,陷入更大的片面性。现代哲学必须通过克服近代哲学的二元论倾向来重新鼓起人类求知的勇气,并从中找到自己生存的根基。

纵观西方哲学家对人的理解,它是一个逐步深化、丰富和完善的过程。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哲学家对人的理解是由古代朴素、直观经中世纪神学的“洗礼”、近代人学理论形成到现代人学庞大体系构建。

从总体上说,近代西方理性主义哲学是关于人的哲学,是从人出发的。近代西方哲学家把理性当作人的本质,主张建立理性的王国,也就是建立人的王国。近代西方理性哲学实际上就是近代西方人学,虽未形成独立的理论体系,但已为现代西方人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由于时代的需要,现代西方哲学家实行了由近代哲学到现代人学的变革,把哲学的研究确定为人的研究,确定为对人的存在、人的活动、人的本质和人的认识能力的研究,同时抛弃哲学认识论关于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的形而上学,把哲学认识立足点研究确定在人的认识能力能够达到的范围和界限之内,即人的经验范围之内,完成了由本体论(形而上学)到人学本体论(形而上学)的转变。因此,孔德、穆勒、斯宾塞的实证主义开创的现代西方哲学科学主义思潮,与叔本华的意志主义开创的现代西方哲学人本主义思潮,都是在对人的本质和人的认识能力作了重新考察和研究之后形成的,从根本上说,这两大思潮的形成都与人有关,是现代西方人学不可分割的两个组成部分,一个侧重研究人的存在和本质,一个侧重研究人的认识能力。一些现代哲学家已经认识到非理性局限性,试图用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来理解人,出现了试图把现代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结合起来考察完整人的哲学人类学。哲学人类学标志着西方现代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思潮合流的趋势。

与西方传统人学对人的研究相比,西方现代人学对人的研究发生了以下变革:一是由研究一般、抽象、作为类存在物的人变为研究具体、现实、个别的人;二是由研究静态的人变为研究动态的人;三是由对人的外在观察变为对人的内在世界的探索。西方现代哲学家运用宏观社会学方法和微观心理学方法对人进行分析,以揭示人的存在及其关系、人的本质和人的认识能力。不难看出,西方现代人学,在对人的存在、人的本质和人的认识能力的研究方面,都要比西方传统人学更为深刻、具体和丰富,已经系统化。他们把对人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也把整个西方哲学发展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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