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中的宏观调控问题研究（下）——1990～1995年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文,宏观调控论文,年中论文,经济分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对影响宏观经济政策运作成效的若干因素分析（Ⅱ）
（四）关于“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
货币政策无疑是宏观经济调控中至关重要的政策工具，这一工具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是否准确，而且取决于实施手段的选择和运用是否得当，即究竟是采用“数量控制”，还是“利率调节”以及两者之间如何搭配。
就目前货币政策的实施手段而言，基本上是倚重于信贷规模控制，这种货币政策的实施手段曾被90年代以前的宏观调控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然而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直接融资市场的发育和发展，这一手段开始变得越来越力不从心。之所以会出现贷款规模控制这一传统调控手段效能递减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
第一，是因为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了金融“脱媒”现象，即资金被大量从存款机构中提出，并转移到直接货币融资市场的现象。如前所述，90年代我国经济的一个新特征是生产要素的市场化。从一定意义上讲，市场化就是货币化，而生产要素的货币化在很大程度上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对应着消费品需求的货币化，而是对应着投资品需求的货币化，而对这种生产需求的要素货币化的主要支撑力来源于银行的“金融脱媒”现象。1993年，我国市场货币流通量增长率为35.3%，但同期财政赤字和贷款规模却并无较大的增长。1993年，财政赤字为205.0亿元，分别相当于当年财政支出总额和当年贷款增加额的4.0%和4.5%，与前几年相比没有明显变化；国家银行贷款余额的增长率为19.8%，还低于1984～1992年年均增长20.8%的水平。但同时，银行以非贷款方式流出的资金则高达1500亿元左右，且居民储蓄增长率在1992年下降6.7个百分点后，在1993年1～4月份，又继续滑坡，全年的居民储蓄增长率仅比上年增长1个百分点，企事业单位在国家银行存款增加额也有大幅度的下降。上述数字表明：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金融脱媒”现象，并且这种现象是造成非银行系统信贷膨胀，进而造成经济过热的原因。
第二，是因为近年来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首先，金融“脱媒”现象的存在，使信贷的流动速度不像以往那样容易控制。在非银行金融机构及直接融资市场出现之后，货币流通速度便成了一个不稳定的经济变量，通常的情况是：在信贷规模松时，流通速度加快；信贷规模紧时，流通速度减缓。其次，由于居民货币收入的增加，金融创新和融资手段的多元化，使居民的货币需求由以往单一的交易需求转化为交易需求和投机需求并存的两种需求，而这两种需求的构成比例决定了居民货币需求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以中国经济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来看，居民货币需求中投机需求的比例将不断地增加，因此，投机需求对居民持有货币的流通速度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大。其特点是经济过热时，居民投机需求增大，货币流通速度加快；经济紧缩时，居民投机需求相对稳定，货币流通速度减缓。
第三，从企业的情况看，中国更有其特殊性，即信贷的松紧与企业间债务链有着直接的相关性：信贷松时，债务链缩短甚至消失；信贷紧时，债务链出现并且延长。债务链的延长意味着银行信用转化为商业信用，货币流通速度会减缓，但这并不意味着货币流通量的减少。同时，商业信用所产生的信用系数显然不以货币形式反映，但它却是货币化通货膨胀的潜在因素。
正是由于上述情况的存在，当前，以信贷规模控制为主要特征的金融政策的操作上面临着两个困难：一是全面的信贷规模紧缩继续实施，在债务链延长和企业流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必然会加剧经济中的不稳定因素，如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亏损面增大，待业人数增加等。同时，在货币流通速度不稳定时，全面的信贷规模紧缩也未见得能对通货膨胀起到抑制作用。而如果我们放松信贷规模，债务链减小，流通速度加快，非货币化的通胀因素即刻会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使原本已经不低的通胀率进一步提高，这同样会引起社会经济的不稳定。二是信贷规模控制会进一步加剧“脱媒”现象。根据国家信息中心所提供的资料分析，1994年上半年我国企业资金是由国有企业向非国有企业、大中型企业向中小型企业流动的，其方式是通过债务拖欠。而今年以来国有大中型企业流动资金的贷款高于去年同期，这也就是说，银行贷入国有企业的资金仍通过债务链流向了其他资金渠道。
规模控制的上述局面表明，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控制方法已使我国经济堕入“凯恩斯流动陷阱”中。在这个陷阱里，再用数量调节已无太大作用。这一判断的宏观经济政策含义是：有必要将我国实施货币政策的手段由数量控制（即信贷规模控制）改为利率控制。这样做的好处至少有如下三点：其一，以利于形成全国统一的利率水平，从而使所有类型的企业在资金市场上平等地竞争筹资，资金成本趋于一致，这样便会消除行政因素对资金市场的干扰。所有企业都必须根据企业的效益来决定是否争取贷款及贷款规模的大小，这样才能真正克服争投资、争资金的单纯速度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弊端，从而使我们的经济向效益增长模式方面转变。其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率是对股票市场价值、债券市场价值、耐用消费品的需求量、实物资本投资量都能起到调节作用的经济变量，因此，在我国银行金融法规尚不完善的情况下，改规模控制为利率调节，有利于中央银行纠正金融领域中的“脱媒”现象。其三，在向市场经济推进过程中，货币的供给已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交易需求，而是影响资产组合、配置的重要手段，因此，在资产的组合配置过程中，中央银行选择利率这一价格指示器显然优于数量指示器。
（五）关于“金融秩序”
如前所述，此次经济过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直接金融的畸形发展，而其中“金融脱媒”现象及由此而导致的金融秩序混乱尤为严重，因此，在宏观调控中，控制直接金融的过快发展是必要的。但问题在于控制什么及如何控制，而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不涉及对中国经济货币化趋势的分析。
在中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渐进转化中，伴随着由产品市场化逐步向生产要素市场化推进的过程，并且，在改革的头13年（1979～1992年），产品市场化速度要远高于生产要素市场化的速度，与此相对应，我国金融体系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集中在M[,0]——M[,2]的变化上，而金融工具的创新和金融资产的多元化却相对缓慢。一方面，自1985年以来，我国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已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国民经济发展与银行负债及银行贷款之间有着高度的相关性（见表8）；另一方面，建国45年来，通过高水平的资本积累形成了巨大的实物资本（据统计，目前，我国国有资产总量已超过4万亿元，并且与巨额资本投入和积累过程相伴生的是对国土资源的大规模开发以及持续推进的城市化进程，从而使国土资源，特别是城市国土资源的使用价值得到迅速积累和增值。
表8 货币化指数的国际比较
资料来源：谢平：《经济研究》1992年11月。
在上述经济急速货币化过程中形成了巨额货币资产以及在资本高积累和高增值过程中形成了巨额实物资产的背景下，一旦出现生产要素市场化倾向，则必然会使实物资产取得金融资产的形式，其后果使金融资产结构发生较大变化，直接金融形成大发展，金融“脱媒”现象产生和迅速蔓延，进而出现秩序混乱。这便是我国金融领域1992年以来发生的变化。
应该指出的是：首先，在存在巨额实物资产的前提下，随着货币化进程的推进，实物资产取得金融形式是迟早要发生的事，而其之所以能成为本次景气周期中最为鲜明的特点，是由于90年代初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所导致的要素市场化进程的骤然加速；其次，实物资产取得金融形式必然会伴随着“金融脱媒”现象的出现，只不过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货币化进程是与实物资产取得金融形式的过程相伴发生的，它是一个漫长而自然的渐变过程。而在我国，则是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和体制环境，在改革的前10多年里实物资产取得金融形式的过程（即要素市场化进程）始终滞后于产品市场化、经济货币进程。而在1992年后，实物资产取得金融形式的进程骤然加速，导致“金融脱媒”现象爆发；再次，所谓金融秩序混乱，实质是金融“脱媒”过快的表现，这种过快的“脱媒”过程，无疑会伤害金融体系的正常发育和经济的正常发育，因而，必须加以控制，但关键在于如何理解这种脱媒现象和如何恰当地控制其速度。
上述分析的宏观经济政策含义是：第一，就控制的方向而言，既然存在着巨额实物资产与经济迅速货币化的不对应，实物资产取得金融形式则是必然的事，问题的核心在于使这一必然要发生的事情展现为一个过程，而非一个爆发点，因此，树立长期观点，从全社会的角度出发规划资金的流动和使用，采取多种金融形式，结合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及资产重组，逐步消除货币化程度与巨额实物资产的不对应性，是至关重要的。其中，对于直接融资市场，应取因势利导，耐心培育的基本态度，切忌忽冷忽热型的政策波动。第二，就控制的条件而言，此次“金融脱媒”现象爆发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银行体制改革滞后。由于国有专业银行尚不具有商业银行功能，其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从而导致直接融资的片面发展，不仅出现了非银行金融机构，而且，更为严重的是还出现了银行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化倾向。因此，坚决有力地推进国有专业银行商业化是从根本上治理金融秩序的前提。第三，就控制手段而言，应尽快变规模控制为利率控制，利率的市场化不仅较其他控制手段更能引导直接金融的健康发展，而且也更有利于抑制“金融脱媒”现象的过量过速发生。
（六）关于“货币和财政政策工具的有效性”
宏观调控的作用对象是企业，企业对宏观政策工具作何反应直接影响到宏观调控的质量和效果，因此，有必要从企业层面来分析评价此次宏观调控手段的有效性。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几乎全部是国有的，其资金来源的渠道也几乎是单一的依靠财政拨款，在这种情况下，采取以行政协调为基本特征的计划手段实施宏观调控是有效的。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企业的资金来源逐步由拨款改为贷款，从而银行的调控作用加强。而对银行而言，最直接、最有力的调控工具是贷款规模控制，因而在80年代，这一工具的调控作用也曾经是十分奏效的。但进入90年代后，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企业的资金来源也进一步发生变化。最新的调查表明，目前企业资金的来源有数十种之多，其中最主要的，除传统的财政拨款、银行贷款和信用社贷款三大类外，还增加了证券公司贷款，国外金融机构转贷款，内部集资，发行股票（包括法人股、国家股、外方股），企业债券，相互拆借，企业垫付等新形式。与上述企业资金来源多样化的这种变化相适应，反映在宏观层次上的一个重要表现，则是国家银行贷款占M[,2]的比重持续下降。在80年代中期，这一比重为80～90%，然而到90年代，这一比重仅为50%左右。这意味着依靠传统的贷款规模控制来调控总需求的有效性在下降。由于那些依靠传统资金来源渠道的企业，绝大部分是国有企业，故贷款规模控制这一政策手段使国有企业的资金十分紧张，而那些不太依赖传统资金渠道的企业（主要是非国有企业），其资金状况却并无太大变化。由于贷款规模仅对部分企业的部分资金来源有影响，因此，一则该调控手段的有效性正在递减，如果认为需要用此杠杆继续加大紧缩力度，则会促使贷款规模占M[,2]比重更急剧下降（事实上1994年此比重已下滑到46%）。这意味着贷款规模对全部资金的影响力进一步下降，从而不仅其有效性将进一步递减，而且还不利于银行的正常操作；二则，此种控制办法给国有企业，特别是那些效益较好的国有企业的资金运作带来困难，不利于国有企业的发展。
与此同时，还应指出的是，银行的调控只作用于企业的负债，而我国企业的负债状况却极不令人乐观。在本次调查中，有72.5%的国有企业、59.8%的集体企业、38.5%的股份制企业，其资产负债率已超过0.6，即已成为风险企业。另须特别指出的是，由于企业都有自己的所有者权益，其资产负债率理应小于1，但本次调查中却发现有11.6%的国有企业、7.9%的集体企业、6.3%的股份制企业，其资产负债率大于1，意味着这些企业已无任何净资产可言了。对于这类企业而言，实际上已不用承担任何风险，即使倒闭破产也只是对债权人的损失。因此，企业往往采取赖债行为，甚至以倒闭破产相威胁，要求银行继续贷款。上述情况表明：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过度负债，扭曲了其行为，从而限制了金融控制功能的发挥，在这种情况下，无论用贷款规模控制还是用利率水平控制都仅能对新增贷款有效，而对已沉淀贷款的效果就不大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由于企业资金来源的多元化和企业负债水平过高，使我国银行的常规调控杠杆——贷款规模控制乃至银行调控的本身都存在着极大的局限性。换言之，单一利用银行作为调控主体以及单一启用某一杠杆都会出现调控的盲点。在现行条件下，必须综合运用各种调控手段以达到宏观调控运作得以覆盖全社会的目的。这里，除了以一般性的直接调控手段作为辅助措施外，需要强调的是财政政策的作用。只是在现实条件下，财政政策的功能将超出无论是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政策功能的传统范畴，即其介入企业资本重组的作用应该获得充分的重视。因为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覆盖全社会，反映在价值量的控制上便是统收统支的财政计划：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依靠财政收入政策和支出政策，即扩大或缩小收入和支出来影响宏观经济总量，但作为政府弥补经济外部性和维护社会公正的工具，财政政策也具有影响经济结构调整的作用。而在我国目前条件下，以财政介入企业资本重组，实际上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的第二种功能的体现。按照上述思路，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的搭配应该是：金融政策着力于总量控制；财政政策着力于辅助金融政策调节总量功能的发挥。当前的着力点就是帮助企业实行资本结构的重组。
（七）关于“对外经济活动的新作用”
一般而言，在开放经济中，一国国际收支状况的变化是影响国内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换言之，处于开放经济环境中的国家可以利用国际收支状况的变化作为调节国内宏观经济的平衡器，而控制这一平衡器的杠杆，则是本币的利率和汇率。
如前所述，经历了10余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的国际依存度已大大加深，并且对外经济活动的内涵也已发生了深刻变化。80年代，我国对外经济活动的主要内容是对外贸易，反映在货币形态上，是经常项目下的国际收支规模远大于资本项目下的国际收支规模。对外贸易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是通过进、出口额相对量的变化对国内供求关系的影响来实现的。而到了90年代，特别是从1993年开始，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入使我国对外经济活动从传统的调剂余缺物资的阶段转入国内经济与国际金融资本逐步融合的阶段。在此背景下，国际收支状况这一平衡器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也有了新的内涵。这主要是：
第一，由于资本净流入和国际贸易顺差的大量增加，1994～1995年，我国国际收支顺差大幅度增长。在我国现行的结售汇制下，国际收支顺差的大幅度增长，意味着一方面国家外汇储备会大量增加；但另一方面，人民银行为收购外汇，也要增加大量的基础货币投放。据统计，1994年基础货币增加了4586亿元，比上年增长34%，但发放渠道却与上年大不一样。1993年银行贷款占基础货币投放的78%，外汇收购仅占7%；而1994年，外汇占款比重由7%增至75%，而银行贷款比重却减少到只占总额的20%。换言之，1994年中央银行投放了3400亿元的基础货币来收购外汇[①c]。而1995年1～7月份，外汇占款余额更高达5000余亿元。外汇占款的剧增使央行控制货币投放量的努力受到冲击。
第二，由于外汇占款的大量增加，拉动人民币汇率上升，从而使人民币币值出现对内大幅度贬值，对外却稳中有升的不均衡状态。这一方面扭曲了汇率的真实水平，给人民币币值带来了不稳定因素；另一方面增加了出口换汇成本（据有关调查，1994年换汇成本较1993年上升16～20%），部分抵消了汇率并轨对出口的刺激作用和对进口的抑制作用。
第三，更为重要的是，以获取高额利润为目的的国际游资的大量流入。据中国人民银行行政研究室谢平先生的估计，1994年各种渠道的外资流入约为150亿美元左右。这增加了我国金融运行的风险，因为它所造成的外汇储备激增是很不稳定的，一旦使其获利的条件消失，资本也会集中而大量地流出，这将会严重影响我国的金融稳定。
近两年之所以会有大量的国际游资流入我国，是因为有利于国际游资套利套汇的基本环境已经形成。构成这一基本环境的条件是：第一，流入国能获得高额利润。由于我国银行的存款利率自1990年以来，就一直高于国际金融市场水平，且我国的债券利率和股票年收益率也比其他国家高出一倍，因此，国际游资流入能达到套利的目的。第二，本币汇率在国内外的非均衡性。1994年1月人民币汇率并轨，人民币对美元一次性贬值50%，造成内外汇率的不均衡性，为外汇投机者提供了套汇的机会。第三，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且与其国内币值的大幅度贬值形成鲜明对照，由于我国汇率的形成机制基本上还是处于政策当局的控制之中，因此币值的内外反差在某种程度上暗示了政府维持汇率稳定的意图，从而使投机者有此预期。第四，国内目前的投机机会较多，无论是证券市场、期货市场还是房地产市场都如此，特别是在政策变数较多、法规不严、体制变化较快的情况下，更有游资投机的可乘之机。第五，我国目前的资本项目下资金流动管制的有效性较低，资金的境内外流动可以通过各种正常和非正常途径实现。以上五个条件构成了国际游资为获利大量流入的基本环境。
上述分析说明：第一，在开放经济中，利率与汇率应该是保持平衡的，利率高的国家，其本币必然是要贬值的，像目前这样一方面人民币利率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其汇率又不断上升的非正常情况必然会给宏观经济稳定带来如上所述的负面影响。因此，在我国对外经济活动逐步转入使本国经济与国际金融相融合阶段的背景下，慎重考虑各种经济杠杆对国际收支状况这个经济平衡器的综合效应，从而使多元化的经济杠杆取得最佳搭配是十分重要的。第二，应该尽快放开利率，使之市场化。采取这一步骤不仅有利于货币政策的实施，而且有利于国际收支状况的改善。第三，应该适当调整利用外资及对外开放政策，一是金融市场的开放要循序渐进，特别是要慎重对待货币自由兑换问题；二是要采取措施严格控制外债规模；三是要积极引导和控制外资的流量和流向；第四，要采取某些针对外资流入引起的通货膨胀的对策，如发行金融债券、利用公开市场业务等手段来收回外汇占款等。
（八）小结
通过上述对本次景气周期内影响宏观经济政策运作成效的若干因素的分析，我们可以对过渡时期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增长环境和体制背景有一个清醒的判断，并在此基础上勾勒宏观调控的政策框架。
四、过渡时期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
（一）过渡时期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体制背景和增长环境
1.体制背景
“传统的计划体制已基本解体，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正在形成”。这两句话可以概括90年代以来我国宏观调控运作所处体制背景的基本特征，这一基本特征将延续于整个体制变革的过渡时期。而在现阶段，由此基本特征衍生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特点。
（1）利益主体及其经济行为多元化的格局已形成。以财政包干体制为内容的改革使原来以中央政府为唯一代表的政府利益主体分化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二个层次的利益主体，而地区发展政策的差别及由此而产生的发展速度差异，又强化了各地方政府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国有企业的一统天下已被包括集体企业、乡镇企业、股份企业、私营企业、三资企业在内的非国有企业夺去了半壁江山，从而形成目标和行为方式都不尽相同的利益主体；农村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使农民家庭及个人成为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重要的利益主体；收入分配格局的向个人倾斜以及经济的日益市场化使城市居民作为利益主体的作用日益突出。
上述不同层次的利益主体按照一定的规则和方式组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而这些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所构成的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结构将极大地增加同为利益主体的中央政府宏观经济决策的难度。但问题还远不止于此，关键还在于一方面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所形成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在体制转轨时期因改革的不断深化将必然面临激烈的分化和重组；而另一方面，利益集团的成长已使其利益关系结构具有极大的刚性，调整这种刚性极大的结构所需支付的交易成本又因受到经济发展的制约而难有较大的回旋空间。这不但会使改革面临较大的困难，进而也使宏观调控体制基础的建立面临较大的困难，甚至还会因矛盾激化而影响短期均衡，这是宏观调控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必须面对的体制因素。
（2）体制的“双轨特征”趋于深化。双轨特征是过渡型体制的基本特征，在改革之初这种特征已经显现。80年代，我国的经济体制在计划和市场的此消彼长中逐步演化，到80年代末期，市场机制已在调节经济运行方面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在此大前提下，体制的双轨特征趋于深化，主要表现在：
体制的双轨格局向多重格局演化。首先，是体制的真空地带，即传统体制被打破后，现行体制又无法发挥调控作用的领域；其次，传统体制还固守的领域；再次，基本实行市场经济的领域。上述多重体制格局，既并行不悖，也相互摩擦、碰撞，更有各种体制弊端相互结合产生的负效应。近年来经济增长出现的某些问题，其深层原因就是在这种复合体制下，各种弊端结合、碰撞的结果。
双轨特征所在领域的扩大和转移。随着改革的深化，双轨特征由原来的计划、价格、物资分配和产品销售领域向金融、土地使用、劳动就业等领域延伸和转移，双轨特征由产品领域向要素领域的转移意味着体制改革的深化，也意味着其本身的深化。
双轨矛盾激化。这突出表现在由于国有企业的改革滞后，其行为规范迄今为止还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而另一方面，以适应市场规律为行为准则的非国有企业日臻壮大，已能与国有企业平分秋色。两种行为规范完全相悖的企业势均力敌地并存必然导致双轨矛盾的激化和宏观调控政策的两难选择。
（3）转轨时期，制度变更中的不确定因素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将会增加。由于目前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正从浅层次改革向深层次改革推进，产权制度的改革、价格体系的大步调整、政府行政管理职能和资产运营职能的分离、新型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等等更为艰难的改革措施的逐步推出，必然使中央、地方、各种经济组织、居民等不同经济利益主体之间及其内部不断出现新的摩擦和碰撞，因而各种不确定因素将进一步增加，并从积极或消极两个不同方向影响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的运作。
2.增长环境
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环境呈现以下特征。
（1）结构矛盾加剧促使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转变，即从70年代末期、80年代的轻型化发展战略再次转向倚重重工业。这是因为：
第一，以1990年以来消费品市场持续疲软为标志，我国的轻工业和一般加工工业的发展已经达到基本饱和的程度：一方面城乡收入的巨大差别使得农民对现有较高生产能力的消费品需求存在着收入门槛，从而使巨大的潜在市场短期内无望转为现实的巨大市场；另一方面，城市居民对现有较高生产能力的消费品的需求方式已由新添转为更新，因此不可能再出现以往那种排浪式消费，并且由于其收入分配格局的多层次化使其消费需求也趋于多元化，因此，现有消费品市场的疲软状况在今后一段时间里将是难以改变的。
第二，随着城市居民收入的提高，其消费需求将向住宅、汽车等高层次发展，即向以重工业为发展基础的消费品转换（这种消费倾向也包括农民，因为有钱先盖房是我国农民的传统，而汽车对于农民而言，生产资料的属性将远大于消费，因此，其需求是现实的，特别是各种客货两用车、农用车）。
第三，多年以来经济的实践已经证明，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瓶颈”制约着经济的高速增长，特别是当前我国正处于由低收入阶段向中等收入阶段全面跃升的时期，基础产业的薄弱更成为严重的制约。
因此，无论从需求方面考虑，还是从供给方面考虑，存在于现阶段经济增长中的结构矛盾都要求我们再次转换发展战略和增长方式，即再次将重型基础产业作为经济增长的内涵和依托，而事实上，这样的转化业已开始。
（2）经济具有强烈的内生性扩张冲动。这种冲动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来自于人口增长的压力。据有关方面预测，按目前的人口增长率，到2010年，我国人口将增至14亿。巨大的人口负担迫使经济必须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更何况，到下世纪初我国将很快进入人口老龄化时期，届时，社会保障支出的压力也将会对经济增长形成巨大的压力。
来自于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压力。能否尽快实现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尽快消除“二元结构”现象，将是我国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关键。而农村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必然伴随着农业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转移，进而也必将带来以就业为中心的一系列难题，这一难题的解决也必将以经济的较高增长为条件。
来自于对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需求激增的压力。9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转向重型基础产业，由于这些产业都是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而且对于技术的大量需求必将要求对科技的大量投入（包括本国的基础科学研究和科技开发及高素质人员的培养，也包括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和消化），所以，归根结底还是资金需求激增的压力，这同样形成对经济扩张的需求。
来自于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扩张冲动。改革以来，一则由于地方政府虽已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但其预算却并不具有很强的刚性；二则由于历史的和现实政策的原因，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日臻扩大，从而使地方政府在地区利益的驱动下，争项目、争投资、相互攀比，造成地方经济发展的盲目扩张，并且，这种扩张既有收益为动力又无预算作约束，因此很难抑制。
除上述4个内生性的经济扩张因素外，还有一个外在的因素，即国际竞争的压力。目前，国际上东、西方对峙局面已经结束，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和平与发展将是国际社会的主旋律，这种形势使我国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一则由于与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工业国家的经济差距还相当大，所以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将始终面临“赶超”的压力；二则继亚洲出现“四小龙”之后，泰国、文莱、马来西亚、印尼、越南等国也实现了十分迅速的增长，这些国家与我国的比较优势相似，且同处于亚洲“成长三角”之中，因此，周边国家的迅速发展将使我国面临着日益剧烈的竞争；三则，原先的中央计划型国家在经历了痛苦的震荡之后，经济已开始复苏，波、匈、捷等国，经济情况已明显好转，俄罗斯经济也有步出低谷的苗头，这些国家脱胎于与我国相同的体制，不言而喻，它们的经济正常化，会形成对我国的不仅是局限于经济方面的压力。
（3）经济的国际依存度将进一步加深。改革开放15年，使我国经济已经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今后，其国际依存度将进一步加深：一是国内外产品和资源以及技术等的交流将进一步扩大；二是国际资本的流动趋势和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变化趋势将对我国经济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因此，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国际市场的动向以及我国国际收支的状况将成为我国经济短期均衡乃至长期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二）过渡时期我国宏观调控的政策框架
鉴于目前所处的发展背景和体制环境，我国现阶段宏观调控的基本构想应立足于如下原则：宏观调控的目标以长期经济增长为核心，寓短期均衡于长期增长之中，因此，宏观调控的基本内容应该是在综合运用总量政策和结构政策的基础上，把政策的重心放在结构政策上，从而着重解决我国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和稳定问题。从此原则出发，现阶段我国宏观调控的政策组合应该是：第一，以需求管理为基本内容的经济稳定政策；第二，以供给管理为基本内容的经济长期发展政策；第三，以分配管理为基本内容的利益调整政策。在实施这一政策组合时，一方面可仍保留一部分传统的直接调控的手段和方法，另一方面要逐步采用间接调控的手段和方法，实行直接控制与间接控制相结合，并随着改革的深化，逐步向间接控制为主，直接控制为辅过渡。在此宏观调控政策组合中，需要特别考虑的问题是：
1.货币控制的难度与对策
（1）过渡时期随着经济货币化的进程，货币超量供应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转型经济中非国有经济的增加值在GNP比重中的迅速上升，市场定价的商品和劳务在商品总量中的比重迅速上升，货币交易逐步取代实物的计划分配以及国际收支比重的日益加大，使货币需求压力逐年增加，从而使货币控制难度提高。
（2）随着改革的深化，超量货币发行难以弥补日益扩大的利益冲突。改革初期，各利益集团由于获利水平不等而产生的矛盾冲突往往通过货币的超量发行所产生的乘数效应并借助直接调控手段予以弥补。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化，一方面利益冲突日渐公开且加剧，而另一方面弥补机制却随市场化进程而逐步消失。因此，货币调控的难度加大。
（3）货币控制的可能对策是：
第一，与财政政策相互协调，用一部分财政补偿手段代替信贷补偿手段，以缓解改革中利益冲突的压力，同时，要建立和完善贷款的商业性原则和信用原则，特别是要形成对企业贷款的硬约束机制。
第二，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近期可先考虑扩大银行利率浮动的幅度。
第三，进一步增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在货币政策制定、实施方面的自主性，使其有能力抵制地方政府和中央各部委的贷款需求压力。也可通过成立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形式，吸收综合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参加，共同负责货币政策的制定。
第四，作为一种向公开市场业务的过渡，贷款限额管理可再保留一定时期，以控制贷款规模的直接工具的身份在短期货币控制中再发挥一些作用。
2.财政政策的调控难度及对策
（1）改革的压力使经济增长逐年加速并导致财政赤字规模的逐年扩大。
（2）由于税制改革的不完善使财政收入增长仍有可能继续滞后于经济的增长。去年实施的税制改革虽然建立了税制的弹性功能，但还未建立企业所得税的累进机制，并且主要税源仍在企业，个人所得税制尚未完善，因而税法刚性不够，而财政支出的刚性机制却在需求压力下不断增强。因而人们通常所说的财政的“内在稳定器作用”很难正常发挥。
（3）实施财政政策的关键是压缩财政需求并增加财政收入。转型经济中财政能压缩的最大需求是把过去完全由财政包下来的行政、事业开支甩一部分给市场，这既是市场改革的取向，也是财政在需求压力下的现实选择。此外，还可以把一些不必须由政府承担的支出逐步从财政预算中剔除。同时加快国有企业的改制，以减少财政对国有企业的补贴数额，将预算赤字规模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并通过国债形式予以弥补。而财政收入的增加则在于税收征管体系的建立健全、税制的进一步完善，以及国有经济退出或部分退出竞争性行业所获得的经济补偿。
（4）当前财政政策的着力点是：第一，以财政政策作为实施产业政策的主要手段，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改善供给。即财政预算内投资集中解决经济中的“瓶颈”问题及高新技术产业的资金不足和有市场有效益的产品的生产。第二，运用财政手段进行现有存量资产结构的调整，介入企业资产重组，其短期效应是有利于改善宏观调控的微观基础，其长期效应则是改善财政收支状况，且增加供给。
（5）搞好与货币政策的协调。过渡时期可采取松紧适度的财政政策与偏紧的货币政策相结合的宏观调控政策，这样既可控制过度的货币需求，又可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从而为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创造较为宽松的经济环境。
3.转轨时期政府有必要保留投资规模控制职能
现阶段，政府仍应保留对投资进行宏观控制的职能，只不过控制的范围和手段都可以更灵活、更间接一些。以下几项工作应是首要担负的职责。
（1）把全社会资金流量统一纳入宏观调控之中。这主要是指对资金来源的管理，其中包括企业自筹投资资金、财政资金、信贷资金、证券筹集资金和社会集资、个人投资资金等，可以分别运用信贷规模控制和利率调节两种手段对不同的资金来源进行控制。
（2）通过调控资金流向来控制投资总规模。可以利用财政、金融政策扶持，使“瓶颈”部门和支柱产业能得到较多的发展资金；且通过政策调控加大一般加工工业和非重点行业投资的成本和风险，以抑制这些部门的投资扩张冲动。
（3）让企业而不是让地方政府或部门成为投资主体。在这方面宏观调控手段和体制改革措施应相互配合，共同作用。通过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财政的分税制改革，市场主体的培育等方面的措施使具有强烈的成本意识和市场观念的企业成为投资主体，这样会大大改善投资效益。
4.短期稳定中的间接调控政策与直接调控政策相协调
目前我国经济中经济主体多元化的格局对单一的调控手段的适应性较差，一方面，目前国有经济仍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格局，使间接调控手段难以奏效，例如利率的调整并不能有效地抑制仍处于软预算约束下的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投资扩张行为；另一方面，对于产值已占GNP60%以上的非国有经济，用直接的行政控制则会限制其发展。目前非国有经济的投资活动已占全部投资活动的三分之一以上，而这一部分投资活动完全是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如对其实施直接的行政控制，势必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使市场行为受到干扰，从而阻碍市场体系的建设。因此，在经济转型和体制转轨时期，针对不同的微观经济主体和不同的经济部门及地区，可采取不同的宏观调控手段，使两者相互补充配合以获取较好的效果。
五、简短的结论
其一，我国正处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和经济体制模式转轨的双重变革时期。在这一特定时期，无论是在经济生活中，还是在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乃至在人们的思想观念方面都存在着诸多矛盾，这些矛盾交错存在，交互作用，从而形成了错综复杂且不断变化着的利益格局和经济格局。在此背景下，宏观经济的运行规律，既有别于传统计划体制下的经济运行规律，又不同于成熟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运行规律。反映在景气波动的形成原因上，在总量失衡的表像下，隐含着更深层次的结构矛盾，并且随着双重变革的推进，深层次的结构矛盾日益加剧且不断演化出新的特征，双重变革时期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上述特征制约了仅从调节短期总量平衡考虑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因此，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应更多地考虑到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宏观问题结构化，短期问题长期化”特征，寓短期均衡于长期稳定增长之中，通过结构调整来达到总量调节的目的。
其二，正是由于双重变革时期，影响宏观经济稳定的因素错综复杂，因此，任何只倚重于某个单一政策手段的调控思路都是难以奏效的。只有在充分分析各种政策手段及其经济杠杆对宏观经济变量的综合效应的前提下，谨慎选择并合理搭配，使之形成协调的、多元化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才能有效地避免和减少使用单一政策手段或经济杠杆所产生的负效应，使调控运作的整体效果达到最大化。
其三，从根本上说，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还有赖于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改革以来的历次经济波动和宏观调控实践曾昭示过这一规律，而1990～1995年的经济波动和宏观调控实践再一次向人们昭示了这一规律。因此，必须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所指引的方向稳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以加速新旧体制的接轨，为建立有效而灵活的宏观调控体系奠定体制基础。
注释：
①a《中华工商时报》1995.9.15
①b参见国家体改委宏观司和国家体改委研究所联合课题组1994年就金融和财政体制改革后的企业行为所作的专题调查报告，该调查涉及10个城市298家企业。
①c参见仲大军：《人民币汇率并轨与中国经济震荡》载于《中国证券报》1995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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