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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们是在一种理论准备相对不足的情况下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领域的。到底什么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都需要一些什么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法律的和道德的条件，人们并不是十分清楚。从道德领域来说，有一段时间代价论和自发论比较时髦，似乎市场经济天生就是以牺牲道德为代价，似乎市场经济又同时会在付出代价之后，自发地将社会道德提到一个新的高度。这样的理论在现实中碰壁即与社会实际的道德状况相矛盾，当然是情理之中的事。人们已经尝到了这样的理论的苦头，社会也真正为这样的理论付出了原本不必付出的道德滑坡的代价。因此，人们现在在呼喊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的同时，已开始呼喊市场经济是“道德经济”。现在确实大有必要强化人们的市场经济是道德经济的意识。
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道德经济，对我们而言，实际意味着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不需要道德；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什么样的道德。
有一种观点认为，市场经济在历史上是与个人主义相结合的，因而现在搞市场经济，就算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也必须引进个人主义。这种观点是难以成立的。
个人主义由于同社会主义的不相容性，也由于自我中心、瓦解社会等严重弊端，使得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不但不可能选择个人主义作为基本道德原则，而且为了建设好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必须反对个人主义道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只能选择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作为道德基本原则。承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道德经济，其中心含义，就是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集体主义的道德经济。
毋庸讳言，无论是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还是道德原则层面上的集体主义，现在都面临着挑战，而且是严峻的挑战。从总的方面说，这与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的大环境直接相关。一些人对集体主义的现实和未来产生疑惑，本质上是由对社会主义的现实和未来产生疑惑引发的。如同个人主义与资本主义是血肉相连的一样，集体主义与社会主义也是血肉相连的。这一点决定了集体主义与社会主义休戚与共的命运。
集体主义面临的挑战，还可以从集体主义本身来分析。
首先，以往集体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确实存在着弊端，这些弊端造成了人们的一些逆反心理，从而使集体主义面临挑战。概括起来说，以往的弊端主要表现在“统得过死”方面，即对集体利益强调过多，对个人正当利益讲的过少，未能很好地理解和实践集体利益与个人正当利益统筹兼顾、相得益彰的原则，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个人正当利益和个人的积极性，压抑了个人的个性，等等。
其次，改革开放的新形势，特别是市场经济的新形势，引发出不少新情况和新问题，而现有的集体主义道德理论，还不能圆满地解释这些新情况，不能较好地解决这些新问题，从而使集体主义道德面临挑战。就新情况而言，比如，以往集体主义道德面对的是单一公有制和单一按劳分配制度的局面，那时调节个人、集体、国家三者利益的思路和办法比较简单明了。而现在集体主义道德面临的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格局，这样的格局无疑给调节个人、集体、国家三者的利益关系增加了很大的难度，需要进行新探索，得出新结论，拿出新办法。就新问题而言，比如，现在社会风气不好，社会道德呈滑坡状态，这样的问题显然不是由集体主义道德造成的。这种局面也给集体主义道德调节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反省过去的弊端和正视现在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是我们目前从集体主义道德本身来分析其面临的挑战所应当遵循的基本思路。从一定意义上说，研究新情况，拿出新办法，解决新问题，应当成为当前道德建设的重点。
现在一些人在批评集体主义道德时，只强调集体主义道德以往的一些弊端，绝口不谈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好象现在的一切道德问题都出在集体主义道德身上，集体主义道德几乎成了“万恶之源”。这种对待集体主义道德的态度，是不公平的、荒唐的。邓小平同志在谈存在的问题时，总是讲两方面，一是讲原有体制的弊端及其后果，二是讲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比如，他说：“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必然会出现许多我们不熟悉的、预想不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尤其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涉及的面很广，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和问题，一定会遇到重重障碍。”（《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2页）他还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极其艰巨复杂的任务摆在我们的面前。很多旧问题需要继续解决，新问题更是层出不穷。”（同上书，第342页）邓小平同志还对旧问题和新问题的具体表现，作了许多详细的分析。这种对待当前存在的各种问题的态度，是我们应当采取的。
二
以往集体主义道德的弊端，人们是在道德实践中感受到并总结出来的，因此，我们今天也必须将集体主义道德放入实践中去进行新的审视，进行新的修正，而不是采取一种简单否定和骂倒一切的办法。
第一，应当实事求是地评价集体主义道德实践的巨大成就，而不能将它说得一无是处。
事实上，数十年来，集体主义道德在社会主义中国发挥了巨大的教育和感化功用，对净化社会风气，调节人际关系，培育先进典范，推动国家进步，以及对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都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集体主义道德的成就是主要的，是主流。这是我们今天重新审视和修正集体主义道德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第二，应当完整、准确、全面地看待集体主义的道德理论，充分肯定集体主义道德的基本理论即使是在今天的形势下，总体上仍然还是正确的、科学的，没有过时。
这一基本理论是什么？邓小平同志在这方面有许多重要的论述。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或者叫做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我们提倡和实行这些原则，决不是说可以不注意个人利益，不注意局部利益，不注意暂时利益，而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归根到底，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统一的，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是统一的，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是统一的。我们必须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如果相反，违反集体利益而追求个人利益，违反整体利益而追求局部利益，违反长远利益而追求暂时利益，那末，结果势必两头都受损失。”（《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5-176页）他还说：“我们从来主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如果有矛盾，个人的利益要服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一切有革命觉悟的先进分子必要时都应当牺牲自己的利益。”（《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7页）邓小平同志的这些思想，确实是对集体主义道德的基本理论所作的非常好的概括，而这些思想，又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的集体主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集体主义的一贯思想的延伸。
实际上，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大量道德实践证明，如果人们真正是按照这些思想去指导道德实践的，就不会出现所谓的集体主义道德的“弊端”，不会出现压抑个人个性的发挥、贬损个人正当利益的实现之类的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说，集体主义道德以往的“弊端”，与其说是基本理论本身造成的，不如说是对基本理论本身的理解失误造成的，甚至不如说是将理解错了的理论付诸实践造成的。
第三，应当把握修正集体主义道德理论的方向。
不是要修正集体主义道德的基本理论，更不是要从根本上抛弃集体主义道德的基本理论，而是修正那些被道德实践证明是不切实际的理论，是恢复那些原本正确但被人们理解和实践错了的理论，是补充那些在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面前需要充实的理论。因此，正确的修正，是在坚持的基础上发展、在发展的基础上坚持，是自我完善，而不是推倒“重建”。
集体主义道德的基本理论是不能“重建”的，比如“个人服从集体”这一条，就是集体主义的理论基石，抽掉了这一条，也就否定了集体主义。现在有的人虽然也讲要坚持集体主义，但就是不讲个人服从集体，认为一这么讲，集体主义的弊端又显现出来了，个人又要受到压抑了，所以要否定掉这一条。其实，如果不讲个人服从集体，还有什么集体主义可言呢？这就如同不讲社会服从个人，还有什么个人主义可言一样。集体主义讲个人服从集体，并非要否定个人利益，反对个人自由，压抑个人个性，而是强调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以使二者在集体利益的基础上，统筹兼顾，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上面所引述的邓小平同志的那两段话，其实已把这类问题阐述得清清楚楚了。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在我们自己对集体、对社会越来越有一种疏远的意识、淡漠的意识的今天，西方一些有识之士反倒日益强调个人对集体、对社会的责任感，甚至有的西方人士还反过来告诫我们中国人不要淡忘了对集体和社会的忠诚。例如，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西蒙前不久曾这样对采访他的中国记者说：“我的某些朋友告诉我，文化大革命固然很可怕，但是现在的人们都变得十分贪婪，一切朝钱看。这倒使得我缅怀起中国以前的那种价值观。这当然不是要回到‘文革’时那种悲惨状况中去，但希望不至于出现人们的脑子总是在打转：‘我能赚多少钱？我怎么才能赚到这么多钱？’不过我不认为这是市场经济的主流部分。人类有许多自私的方面，他们力求保护自己的利益。但人类的天性还包含着个人对集体的强烈忠诚感，中国目前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与腐败有关），当出现各种各样的社会变化时，人们开始‘松懈’了那种‘群体忠诚感’。没有这种对集体的忠诚，我很难想象会有任何形式的社会可以存在下去。现在中国的首要任务不但是集中注意力在市场改革上——它会自然而然地到来，还要集中在组织机构的重建上，从而使得人们的忠诚感得以复活，而不仅仅是为了几元钱而‘折腰’。”西蒙这样一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这样一个在个人主义的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并信奉个人主义价值观的经济学家，却如此看重对集体的忠诚感，这对我们来说，真不知是鼓舞还是讽刺。恐怕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提醒我们：对什么是集体主义，甚至对什么是个人主义，都需要我们进行重新认识。公开否定个人对集体、对社会的忠诚和责任，这不仅在集体主义者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就是西方典型的个人主义的坚持者，恐怕也会觉得不可思议。
第四，应当在道德实践中，将集体主义道德真正落到实处。
前些年在实践集体主义道德时，确实存在未能将其真正落到每一个践履者的具体道德境遇中去的问题。常见的情况是，一般性的全局性的大道理讲得多，具体的一事一物的小道理讲得少；国家、社会的道理讲得多，家庭、单位的道理讲得少；阶级性的道德讲得多，公共性的道德讲得少，等等。这不是说这些内容不该讲，相反，这些内容也有一个必须长期坚持讲下去的问题；而是说，如果只讲大的、抽象的方面，忽略小的、具体的方面，就容易造成一种理论脱离实际的情况。有些人对集体主义的大道理并不陌生，但在具体的一事一物上，却不知道怎样贯彻集体主义道德的基本理论。正因为这样的原因，连一些理论工作者都认为集体主义道德只能调节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而不能调节个人与集体、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问题的严重性。其实，集体主义道德原则应当贯穿于社会的基本道德关系之中，应当成为处理基本道德关系包括个人与个人的道德关系的一种方法论。任何道德体系中的基本道德原则，起到的都是方法论的作用。而方法论不运用到解决具体问题的场合中去，就常常是空洞的。方法是分析和解决问题用的，不是问题解决的本身。因此，问题不在于集体主义道德的基本理论“不管用”、“不灵验”，而在于这些理论未能真正得以具体化，未能真正与每个人的生活和工作处境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的古人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其方法可以借鉴。比如古人讲忠孝统一，就是把在家对父母尽孝，在外为国家尽忠统一起来，二者都遵循同一个道德原则，都讲究“修、齐、治、平”，所以古人认为不孝的人不会有忠，不忠的人也不会有孝（忠孝不能两全的特殊情况例外）。这是封建道德的整体主义原则落到实处的优点。今天我们讲坚持和发展集体主义道德理论，恐怕也要吸取古人的这类经验。一个不遵守公共道德的人，能说他有集体主义道德觉悟？一个有集体主义道德觉悟的人，能够斤斤计较于个人的些微得失吗？这些小的道德问题，不起眼的“小善”、“小恶”，其实是很能衡量一个人的道德水平高低的。从大善着眼，从小善着手；勿以小善而不为，勿以小恶而为之，这，大概应是我们今天坚持和发展集体主义道德的一个方向。
第五，应当准确把握集体主义道德调节的道德关系领域，客观分析集体主义道德面临的特殊环境。
现在有些问题确实比较特殊，比如私有经济领域的道德关系和道德调节问题就很特殊，不是简单靠集体主义道德所能解决的。但这并不能表明集体主义道德“普遍失范”，更不能表明集体主义道德“无能”。因为集体主义道德本质上只适用于调节公有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道德关系，而调节不了私有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道德关系。那么我们应当怎样理解当前出现的这些新情况呢？
一方面，公有制在我国仍然居于主导地位，因此我国社会主义的道德关系，仍然是建立在公有制的基础之上的，这就决定了集体主义道德仍然拥有发挥作用的强大、深厚的经济基础。这也是我们今天弘扬集体主义主旋律的物质基础，也是集体主义价值导向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导向的根本原因。这是集体主义道德的天然优势。
另一方面，私有制在我国仍然处于补充地位。尽管这几年私有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尽管私有经济今后还会有更大的发展，但只要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性质不变，私有制经济起到的就只会是补充作用，因而不会从根本上动摇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也不会从根本上导致集体主义道德的普遍失范。私有经济一段时期的发展，必然会使集体主义道德损失一部分调节领域，在这些局部领域中，集体主义道德真有可能“失范”。但从长远来看，现在适当发展私有经济，最终还是为了更好地巩固和发展公有经济；而只要公有制真正巩固了，集体主义道德也就真正巩固了，集体主义道德就可能逐渐“收复失地”，在中国社会发挥更强大的价值导向作用。
而且还必须认识到，即便是现在，集体主义道德对发生在私有经济领域内的道德关系，也会产生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影响；只要集体主义还是我国社会的主旋律，私有经济基础上的道德关系，就必定会受到集体主义道德的一定程度上的制约和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