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嵩[1]2016年在《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动力转换背景下民营经济发展动力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13年以来,东北地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引起理论界与实践层的高度关注。国家提出的振兴东北“药方”是要靠改革激发东北的内生动力,尤其是切实消除民营经济发展障碍、形成民营经济发展新动力,是东北经济振兴的必然选择。本研究以我国经济新常态为背景,以东北经济下行为切入点,以区域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理论为指导,概述东北民营经济演进发展,从推动地区经济增长、增加财政收入、扩大劳动就业等方面,与国内典型发达地区和全国整体水平进行比较,分析东北民营经济发展动力作用的差异或差距；在此基础上,基于新常态对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要求,明确民营经济在东北经济增长动力转换中的目标定位,尝试构建民营经济发展动力结构模型,探讨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要素和动力机制,提出东北民营经济发展动力转换的路径与对策。本研究包括七章。第一章,导论。在概述问题的提出及意义、研究内容及方法、主要创新与不足的基础上,重点从经济增长动力、民营经济作用、民营经济发展动力、制度约束及变迁等方面对国内外研究文献进行梳理,以期对民营经济发展动力理论及其实践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第二章,相关理论分析。通过对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区域经济增长动力、民营经济发展作用、民营经济发展动力、制度变迁以及系统论和耗散结构理论等梳理分析,总结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即民营经济是区域经济增长动力结构中的重要动力要素；同时,经济发展基础、市场发育程度、制度变迁等又是民营经济自身发展的动力要素。第叁章,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分析。本章以东北振兴战略实施为时间划分基点,分析了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动力结构演变的阶段性特征及趋势,论述了新常态背景下东北对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方向,即制度和技术的创新驱动、需求结构协调拉动、产业结构升级带动、民营经济发展推动,进而提出了东北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要求。第四章,东北地区民营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动力分析。从东北民营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分析入手,采用民营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民营经济增长贡献、就业拉动贡献以及税收增加贡献等指标,比较分析东北地区与环渤海、长叁角、珠叁角等发达地区以及全国范围下民营经济发展贡献率的差异或差距,揭示民营经济在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动力结构转换中的发展潜力及动力提升空间。第五章,区域经济增长动力转换下东北民营经济发展动力选择。概述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形成要素,探讨东北经济增长动力转换中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要素及其组合形成的动力机制。基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模型,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需要制度、政策、金融、技术、人力等动力系统相互作用。笛六音.东北地区民营经济大战动力转换的障碍与对策探讨。在东北地区民营经济发展动力转换的制度约束和非制度约束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东北地区民营经济发展的现实,探讨东北地区民营经济发展动力转换、形成新动力机制的路径与对策。研究发现,“黑土地”文化、“铁饭碗”意识、“关系寻租”、市场化程度、资源环境状况、民营企业自身问题等,是障碍东北地区民营经济发展动力转换的重要因素,需要通过健全现代产权制度、推动产业结构优化、改善民营企业融资机制等途径,拓展民营经济发展空间,提升民营经济发展动力。第七章,研究结论。本研究的主要创新表现在：一是理论层面,尝试构建民营经济增长动力结构模型。民营经济发展动力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基于系统论和耗散结构理论,需要制度源动力系统、政府外生推动力系统、创新驱动力系统与资源要素承载力系统的相互作用,形成“负熵流”,进而形成民营经济发展动力机制；以此为基础,从理论上提出新常态下东北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即以产权制度、金融配置、技术创新、人力资本为动力要素的东北民营经济发展动力结构。二是实践层面,对区域经济增长与民营经济发展相关性进行了初步探讨。东北民营经济的经济增长贡献远不及发达地区显着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拉动就业的相关系数最低,税收相关系数显示其并没有成为区域税收增长中的倚重力量,揭示出民营经济制度源动力系统滞后、政府外生推动力系统动力不足、创新驱动力系统作用有限、低端生产要素提供的“负熵流”能级降低,引发系统走向无序,无法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动力。叁是对策层面,提出民营经济发展动力转换的目标及路径选择。在比较分析东北地区、环渤海地区、长叁角地区和珠叁角地区民营经济贡献率的基础上,对四大区域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因素及其结构进行比较,揭示了民营经济发展动力结构以及动力结构转换的条件和规律；基于此,提出东北民营经济发展动力转换的路径选择及对策建议,即通过规范政府行为、完善产权制度、鼓励技术创新、优化金融资源和人力资源配置,从实践层面构建民营企业发展的动力机制。同时,本研究的不足表现在：对于民营经济发展历史数据的整理和运用有待于进一步强化,经验实证研究方法特别是定量研究的方法运用不足,民营经济发展动力机制的构建和设计还有待于验证。
刘洋[2]2014年在《前苏东国家与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模式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转轨一直以来是国内外学界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特别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前苏东国家的剧变后，这些国家分别走上了不同的市场化转轨道路，由此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转轨模式与转轨绩效。对此，一些学者坚持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采取渐进式转轨的国家，因其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选择了正确的转轨方式和政策，从而实现了转轨过程中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而受“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影响，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前苏东地区的转轨国家，则多数采取了“休克疗法”的激进转轨方案，从而造成了这些国家在转轨伊始严重的经济衰退。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经济转轨的不同初始条件是引致这些国家在未来的转轨过程中具体模式和路径差异的根本原因。然而，由于“激进”或“渐进”的转轨方式所形成的经济绩效差异更直观地被中国遥遥领先的经济增速所表现出来，这使得“转轨方式决定论”的观点一度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进一步地，作为对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社会发展经验总结的“中国模式”也被认为是具有普遍适用意义的、经济转轨的最优模式和路径。尽管如此，看似盖棺定论的研究“共识”实则是基于市场化转轨以来不同国家绩效差异的表象而对经济转轨过程的一种经验论认识。它忽略了同样作为一种制度变迁过程的，经济体制转轨的初始条件，从而割裂了转轨国家在体制转型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组织与制度的演化过程。随着转轨经济市场化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基于“转轨方式决定论”思维进路的“激进”与“渐进”的两分法已经不足以独立地解释经济转轨问题的全部。而基于“中国模式”的研究视角尽管能够结合中国市场化改革与经济增长的现实场景而对渐进式的转轨过程进行较为直观的解释，但作为经济转轨的特殊性个案，“中国模式”则无法对其它转轨国家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提供一个客观全面的分析框架。本文以转轨经济学为选题语境，综合运用转轨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以及比较体制研究等相关经济学科的理论研究方法，在对前苏东国家与中国经济改革和转轨的历史主义的制度分析基础上，主要就这些国家经济体制转轨的不同模式展开比较研究。为了突破以往类似的许多研究中对相关问题形成的错误的思维定势，本文以时间为主线对不同转轨国家从计划体制的形成到现今在后危机时代的制度改革进行了大跨度的历史回顾。其中包含了对这些国家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差异性所进行的考察；市场化转轨初期不同的转轨模式与转轨政策的比较；市场化转轨与全球化接轨互动过程中的战略选择和后危机时代持续改革与转型发展的探讨；对转轨国家体制转型与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转轨模式的形成与演化的重新认识，并基于长期、动态的视角对转轨绩效进行的客观评判；以及对转轨经济的政府职能转型、腐败治理和政治发展等问题的关注。笔者希望借助对上述问题的分析，通过“转轨——接轨”与“转轨——发展”的双重视角，系统阐释转轨国家在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中转轨模式的差异性及其动态演化过程，进而更全面、清晰地理解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转轨国家在经济改革、转轨与发展中形成的特定模式和路径。笔者坚信，本文的分析将在不断丰富转轨经济问题研究的同时，也对转轨国家未来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全文一共分为七章，每章内容具体如下：第一章是导论部分。首先通过对前苏东国家与中国自转轨以来市场化改革与经济发展的简要回顾来引出本文研究的主题。其次，是对本文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探讨。最后，就本文的选题语境、研究范围与研究方法进行简要介绍。第二章是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部分。由于本文对经济转轨模式的比较研究主要基于一个历史主义的制度分析框架，所以，笔者围绕经济学研究中不同学派和代表性学者对制度问题的分析或制度理论展开概括性地回顾。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有关经济体制转轨研究的主要国内外文献分门别类地进行系统梳理，进而为后文的研究工作提供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第叁章主要对转轨前的这些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的计划体制进行深入研究。笔者围绕对不同计划体制及其改革过程的分析，指出这些国家经济转轨初始条件的差异所在，并以此为研究出发点，进一步挖掘转轨国家从“计划”到“市场”过程中不同转轨模式与转轨路径选择背后深层的制度因素。第四章围绕经济转轨的驱动机制、遗传与选择机制，以及市场化转轨初期不同国家采取的具体转轨方式和政策来综合比较经济体制转轨的不同模式。笔者根据前苏东国家与中国在市场化过程中不同的转轨方案与制度安排，结合当时转轨经济的具体情况，对激进式转轨的“休克疗法”，以及以“双轨制”为代表的渐进式改革与“中国模式”等问题进行了重新的认识与思考。第五章以“转轨——接轨”为研究视角，一方面，详细介绍市场化转轨与全球化接轨互动过程中转轨经济参与全球化进程的战略选择，并进一步阐释不同的市场化转轨模式对这些国家的全球化发展战略所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结合当前全球后危机时代的大背景，在具体介绍转轨国家应对和处理全球经济危机所采取的政策措施的同时，深入剖析这些国家在市场化改革、经济结构与发展方式上存在的各种问题。第六章以“转轨——发展”为研究视角，基于对转轨国家在体制转型与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转轨模式的动态演化分析，以及市场化以来这些国家长期转轨绩效的客观评价，深入探讨不同的转轨模式与路径对转轨经济长期增长的具体影响。此外，笔者对转轨国家的政府职能转型、腐败治理、市场化与政治发展等议题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进而寻求这些国家的经济转轨与其未来发展和现代化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七章是对本文研究的总结与评述。笔者在全文研究的基础上，详细给出了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和基本观点，并对以往研究存在的一些偏见和误解，以及有关转轨经济未来改革与发展的基础性共识或一般性的政策建议进行了评述和展望。最后是对本文可能存在的理论创新与不足之处的总结和归纳。
吴群刚[3]2002年在《制度变迁对长期经济绩效的影响机制：理论、模型及应用》文中研究表明经济增长实绩对一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影响重大。主流增长理论忽视了对制度因素的研究；而增长的制度论者又缺乏严密的数理演绎。本研对这种增长理论与制度因素事实上的相互割裂进行尝试性弥补。由于中国改革后的高速增长明显与制度转型相联系，这项工作也具有可预期的现实意义。从基本涵义界定出发，将制度及制度变迁纳入数学抽象，从模型工具上沟通了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联系。考察了制度生产性功能及其实施机制；讨论了制度变迁的定义、来源和过程，首次提出中性、劳动增进型及资本增进型制度变迁的性质划分；基于演进和设计，区分了两类制度及制度变迁，分别给出了相应的制度积累方程，并据此得到了社会总制度积累方程。从代表性家庭和企业的竞争性均衡入手，结合制度积累方程，运用连续时域动态最优化方法，构造了一类基于制度变迁的最优增长模型。考察了模型的稳态特征、增长率决定因素、比较静态性质、转移动态行为、鞍点稳定性、收敛特征、收敛速度等基本性态，得出了有意义的结论。相位图技术揭示了转移行为和鞍点路径的完整形态。模型显示，经济体系不断积累的制度存量是驱动增长的重要动因：不仅对增长具有水平效应和增长效应，而且对转移进程的收敛速率产生重要影响。为考察强制型变迁消失的后果，将最优增长模型作了拓展，分析了诱致型变迁达到其诱致因子边界值时的情形，得到了一个基于制度变迁的拓展增长模型。拓展后的模型显示，得益于制度外溢，社会水平上的递减报酬被避免；只要诱致型变迁效果足够好，即使没有强制型变迁，经济依然可维持长期增长；为使制度外溢内部化，需考虑具有帕累托改进的补偿。通过对转轨国家和东亚地区增长实践的考察，区分了“好”或“坏”的制度变迁。澄清了与促成有效率制度变迁相关的若干问题，包括判断制度绩效的标准，与制度变迁相关的协调成本，制度变迁无效率的定义、性质与来源，以及制度变迁中的囚徒困境、路径依赖与委托－代理问题。运用良治框架，从十个方面提出了促进增长的公共政策。中国的改革实践为模型提供了自然试验。依据主成分法构造了描述制度积累的市场化指数；估计了两类制度变迁时序数据；利用相关分析、因果分析和回归模型探究了制度与增长的实证关系。结果显示，制度变迁是增长的重要动力，其贡献仅次于有形资本；而TFP 经由制度与人力资本因素也可完全解释。实证结果与理论预测相吻合，证实了本研正规模型的正确性与解释力。最后并就促进增长的制度转型提出了建议。
王建康[4]2016年在《创新驱动视角下东北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经济增长方式是一个地区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途径。根据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经济发展一共可分为四个阶段,即生产要素驱动阶段、投资驱动阶段、创新驱动阶段和财富驱动阶段。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都保持高速增长,至今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伴随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各种问题也逐渐突显,诸如要素和投资驱动的边际收益开始递减、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各种压力迫使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不得不从要素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我国政府也顺应经济发展的规律,及时地提出了将创新驱动作为我国经济发展重要战略之一东北地区作为重要的老工业基地,建国以来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然而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较深,其经济发展在改革开放之后出现一系列问题。况且在2003年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东北地区的经济下行特征明显。如何使东北老工业基地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振兴一直以来都是政府和学界最关注的话题。论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经济增长理论与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综合运用区域经济学、数量经济学、经济地理学、创新经济学等多学科理论,以熵值法、空间分析法、空间计量经济学为主要研究方法,阐述对经济增长方式及其转变的内涵,测度东北地区城市的经济增长质量水平,分析经济增长质量时空演变。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和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基于不同权重矩阵,分析要素驱动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实施前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剖析了东北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特点及问题。根据创新驱动的内涵,界定创新要素的内容,基于城市空间面板数据,在空间相关性检验的基础上,从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对内开放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等几个方面,测度创新要素及其溢出效应对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随之初步构建以城市创新体系和区域创新集群为主导的东北地区区域创新体系。在借鉴典型地区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东北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实现路径及对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内容分为七章：第一章为绪论,主要阐述了研究的意义和背景、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国内外文献综述等内容;第二章为相关概念与基础理论。相关概念包括经济增长方式、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区域创新体系等；基础理论包括经典经济增长理论、区域经济增长相关理论和区域经济发展相关理论,其中经典经济增长理论主要包括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等,区域经济增长相关理论包括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均衡增长理论和非均衡增长理论等,区域经济发展相关理论的阐述包括要素禀赋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创新理论等。第叁章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特征及驱动机制。根据迈克尔·波特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和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理论,从技术进步、经济体制和开放程度叁个方面,分析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驱动机制。基于创新驱动的内涵,分析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在机制。第四章为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的要素驱动实证分析。首先从经济总量、产业结构和人口增长结构等方面,分析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的总体情况,进而通过构建相关指标体系测度了东北地区经济增长质量,选取相关指标,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传统要素对东北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程度。随后从产业结构调整、路径依赖和民营企业发展等方面分析了东北地区传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困境。第五章为对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的创新驱动方式分析。从科技创新、经济体制和经济开放程度等方面,分析了东北地区创新要素的发展历程。选取相关解释变量,分析创新要素对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而构建东北地区区域创新体系,从城市创新体系建设和区域创新集群两个角度,阐述东北地区区域创新体系的空间组织形式。第六章为典型地区经验借鉴与东北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路径选择。分别对长叁角和珠叁角两个典型地区的经济发展历程、经济发展特点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措施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找出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值得东北地区学习的宝贵经验。随之提出东北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实现路径,即以体制创新释放市场经济活力、以科技创新驱动经济持续增长、以对外开放促进经济外向延伸、以产业体系带动经济结构转型、以城市创新带动区域创新体系。第七章为论文基本结论与创新之处、不足与展望。
赵宁[5]2012年在《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制度创新研究》文中提出作为经济学的核心问题，经济增长问题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而且作为国家增加国民财富和提升发展水平的需要，经济增长又是一个重要的实际问题。一直以来，经济增长的数量问题被当做是经济增长的全部内容。然而，经济增长不仅应包括经济数量的增长，更应包括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经济增长的数量，反映经济增长的速度，经济增长的质量则反映经济增长的优劣程度或品质属性。从上世纪中叶以来，以追求速度和数量为重点的传统经济增长观念逐渐被广大发展中国家接受，高经济增长率逐渐成为经济工作的核心目标。过分追求经济增长数量而忽视经济增长质量的工作导向，虽然使部分国家经济面貌改观，但同时也带来诸多问题。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数量带来了结构失衡、分配不均、贫富差距过大、资源短缺及环境污染等问题，出现了有增长无发展的局面，于是一些经济学者开始反思增长是否有意义的命题，并逐渐成为主流观点。当代已经没有人赞成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已成为当前世界研究经济增长的主要课题。作为典型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数量迅速扩张，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但与此同时，经济增长质量问题亦日趋凸显，高投入，低产出，高排放、高污染以及经济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制约着我国经济整体增长和总体效益的提高。因此，如何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增长以带动我国经济数量的快速增长，进而提高我国居民生活水平，促使我国经济更好更快发展，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经济增长质量的概念在经济学中尚未被明确的定义。根据相关理论，经济增长质量不仅是指资源要素的投入比例、经济增长的效果以及经济增长效率，而且经济增长质量的概念与经济增长数量的概念相对，其更被解释为对经济福利、激励机制、技术创新、供求结构、增长率、利润率和稳定性的综合考量。因此，本文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概念主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从经济增长的过程方面来看，经济增长质量是指经济增长结构的不断优化以及经济运行的稳定性。二是从经济增长结果来看，经济增长质量是指经济增长带来的居民福利变化以及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的代价。根据经济增长质量的概念，进一步从五个方面概括和阐述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即经济增长的有效性、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经济增长的福利性以及经济增长的协调性。根据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及相关衡量指标，本文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从以上五个方面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分析评价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速度远远赶不上数量扩张的速度，也就是说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大没有带来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这说明，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仍是数量型增长，经济增长的质量亟待提高。根据制度经济学理论，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以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这种有效的制度变迁，影响了生产要素投入及其效率，使生产要素的有效供给及产出作用得以实现，提高了要素投入质量和生产效率；影响了社会需求，使消费、投资、出口等有效需求得以实现；影响了经济结构，推动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等方面的调整和进步；影响了科技创新与进步，促进激励结构变化，释放了经济主体的创造力，刺激科技创新，进而拉动经济增长。然而，学术界的已有研究大多也认识到制度及其所提供的激励在决定一国经济增长模式中具有关键作用。关于制度创新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将二者联系起来，学术界尚无明晰统一的考察和认识。虽然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应归结为资本、劳动和技术的进步等内生增长因素，其中，技术进步是比物质资本和劳动资本更加重要的因素。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有效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不仅具有短期水平效应，而且具有长期增长效应。通过制度创新能够释放经济主体的创造力和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优化资源配置方式，刺激科技创新；通过制度创新可以引起相对价格变化，促进产业升级，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制度可以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提供激励和约束，制度创新是促进经济增长质量不断提升的重要力量，是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原因。从我国经济增长的实际来看，制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塑造了当前我国独特的要素组合方式和制度框架。但是，由于经济情况的不断更新和变化，现实制度框架中的部分制度已不能较好的促进经济数量的增加和经济质量的提升，并逐渐形成了制度瓶颈，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进一步提升产生了负面效应。因此，必须改革现行的不合理的制度框架，以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推动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本文的研究正是基于当前我国经济增长质量亟待提高，学术界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逐渐深入的背景下，从制度创新的视角出发，并针对经济增长的有效性、稳定性、可持续性、福利性和协调性等不同方面，提出我国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可行制度路径。围绕上述构想，本文的逻辑框架由引言、七个主体章节和结束语等部分构成。引言部分，着重介绍论文的选题背景和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研究视角、研究方法、逻辑结构及基本内容、主要创新点及今后的研究方向等，对论文选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和论文架构的基本构想等作出简要交待。第一章，对经济增长质量与制度创新相关理论进行阐述。阐释经济增长质量的概念，通过经济增长质量与制度创新的相关理论梳理，为下文的分析与写作提供理论支持。第二章，构建经济增长质量评价体系。明确经济增长质量内涵，并按照其内涵，拟定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拟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产生深刻认识，也对下文评价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现状提供铺垫。第叁章，评价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现状。不仅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现状产生定性认识，也对其进行定量分析，从而认识到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特点以及经济增长中存在的问题。第四章，将制度创新与经济增长质量联系在一起。明确经济增长中的制度结构，分析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之间的相互关系，进一步理清制度创新对于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意义。第五章，介绍我国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制度现实情况。通过定量的角度，明确制度变迁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推动作用；通过定性的角度，梳理我国经济增长中的制度变迁历程，努力探寻影响我国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制度瓶颈。第六章，简要介绍国外部分国家经济增长质量现状及制度安排的经验与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介绍德国以制度创新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成功经验，以及俄罗斯经济增长中制度转型失败的惨痛教训，从而为促进我国经济增长质量提升及相关制度构建提供借鉴与启示。第七章，提出我国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制度创新重点、创新原则及可行的制度创新路径，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制度作出规范化构想和实际政策建议。结语部分，对本文初步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做出简要的归纳和总结，并对以后的研究作出设想和展望。
李中[6]2012年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制度创新》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启动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拉开了新时期制度创新的帷幕。至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已取得了丰硕成果，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综合国力显着增强，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日趋重要，这些成就的取得，制度创新的作用功不可没。客观地讲，尽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总体看是成功的，但囿于人的有限理性以及其他经济、政治、社会等因素的制约，制度变革和创新也产生了一些难以预测的结果，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和矛盾。实践表明，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更深入的制度变革和创新。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借助产权、制度变迁、国家等理论工具，以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制度变迁为主要脉络，基于制度创新的视角，运用制度分析和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研究认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效显着，但仍未达到预期目标，这除了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经济发展难以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路径依赖外，还与市场机制未能有效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有关。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迅速构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和相应的经济制度，但在实际运行中，许多制度形同虚设，“仪式化”特征显着，充分暴露了我国在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非正式制度创新方面推进滞后的问题。本文归纳和概述了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经济学关于制度及制度创新的基本原理，全面梳理了国内外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的研究理论，并结合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的制度运行情况，指出了通过制度创新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继而分析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的主要困难和制约因素。接着，本文从政府职能和市场机制两个层面深入研究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难的制度根源，指出市场主体不够健全、要素市场发育迟缓、市场竞争机制失灵以及市场经济法治建设滞后等因素影响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发挥，而现有经济体制无力解决政府追求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预算软约束和资源软约束问题，领导干部的晋升激励机制、财政分权制度改革、地方政府的横向竞争等制度、机制相互作用，加剧了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型扩张。本文还重点研究了非正式制度对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制约问题，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市场经济制度与以传统文化为核心的非正式制度的冲突与融合，分析了传统文化中的中庸思想、等级观念、服从意识、重人治、轻法治等内核对我国市场经济运行的不利影响，并认为制度创新成功的关键在于将移植来的制度进行适应性创新，实现与本土的非正式制度的融合。在实证研究方面，本文以温州模式为例，分析了非正式制度对于经济增长乃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作用，并通过对温州模式盛极而“衰”的过程研究，指出制度创新不是一劳永逸的，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制度运行环境的变化，制度创新的绩效呈衰减之势难以避免，唯有启动新一轮的制度创新方能保持已有的领先优势。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论文提出了今后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对策建议和实现途径。在政策层面上，本文认为今后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继续深化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不断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要正视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不断加强非正式制度创新，加快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市场文化建设步伐。在实现途径和推进策略层面，一是要逐渐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行为，减少行政审批，着力加强市场经济的自治能力建设。二是要加快我国自主创新战略的推进步伐，重点加强促进自主创新的动力机制、文化氛围以及制度环境建设。叁是在非正式制度创新过程中，要充分发挥社会舆论的指引导向作用，减少制度创新的意识形态成本；重点加强市场经济法治建设，充分发挥正式制度对非正式制度创新的支持促进作用。
崔鹏[7]2014年在《中俄制度创新的经济绩效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制度创新与国家的经济发展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有效率的制度可以激发人们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促进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社会财富的持续增长，并最终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中国自1949年成立至今，对制度的探索与创新就从没有停止过，尤其是改革开放的叁十多年里，中国通过在制度上的创新所取得的经济飞跃更是世界瞩目。对于中国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诸多学者持有不同的看法，但毫无疑问的，体制改革中对于制度的不断创新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可是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正在逐年减缓，如何能突破经济发展瓶颈，并保持经济的稳定快速增长，成为了现阶段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而制度上的创新将成为突破这一瓶颈的重要动力。俄罗斯与中国既是相邻的大国，又几乎是在同一时期进行了由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中国的经济制度改革是“渐进式”的，而俄罗斯的经济制度改革是“激进式”的，虽然中俄两国的经济改革模式不尽相同，但最终的制度创新目标均是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在向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型过程中，两国均实现了适应本国国情的、具有本国特色的经济制度上的不断创新，使得中俄的经济制度转型与西方国家不尽相同，中俄两国之间也存在较多差异。许多经济评论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制度转型相较俄罗斯而言是成功的，因为这一过程使中国的经济飞速增长，但现在下结论还言之过早。俄罗斯在改革之初确实出现了经济倒退的经济现象，但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作法最终也使得俄罗斯的经济起死回生。俄罗斯在“激进式”的制度创新模式下，彻底的推翻了原有经济制度，重新建立系统完整的经济制度，为俄罗斯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比俄罗斯在经济制度创新中与中国存在的差异，分析该差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将成为中国下一步的经济制度创新的重要借鉴。本文运用动态定性和静态定量以及实证检验的分析方法，通过对中俄两国经济绩效的归纳总结和比较，全面深入系统的分析了中俄两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经济制度创新历程、存在的共性和差异，为中国经济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提供参考。本文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第一章为导论。主要阐述全文的写作背景及选题意义，梳理和总结国内外关于中国和俄罗斯的经济制度创新的相关文献和研究成果，提出写作思路与框架，确定本文的研究方法。第二章是全文进行比较研究的理论基础。该部分在准确界定制度创新的含义的基础上，主要概述了在创新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制度与经济增长理论中与制度创新研究相关的理论。这些理论对研究中俄经济制度创新是至关重要的。第叁章和第四章分别对中国和俄罗斯的经济制度创新历程和内容及绩效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并利用实证检验的方法对中俄的经济制度创新进行分析。第叁章是对俄罗斯的经济制度创新历程进行了梳理，并将此历程分为了叁个阶段去阐述。其中包括对前苏联时期、“休克疗法”时期、普京时期的经济制度创新的总结和分析。并通过对这一时期的经济绩效的系统分析和实证分析，对普京时期的经济制度创新给予了肯定的评价。第四章是对中国的经济制度创新内容进行了归纳总结，将中国的经济制度创新历程分为了两个阶段，即1949年-1979年的计划经济时期和1979年至今的市场经济时期。对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制度创新进行了总体的归纳和总结并结合该时期的经济绩效对经济制度创新进行评价。对市场经济时期的分析是将该时期进行的不同领域的有代表性的创新经济制度进行分类归纳总结的，对这段时期中国的经济制度创新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运用实证检验的方式分析了中国经济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为中俄经济制度创新的比较研究提供了事实依据。第五章为全文的核心内容，是对中国和俄罗斯的经济制度创新的比较分析。该部分解析了中俄制度创新比较分析的价值，强调了对中俄两国进行经济制度创新比较的重要性。从多角度对中俄的经济制度创新进行比较研究，其中包括对中俄经济制度创新模式的比较、对中俄私有化制度创新和分税制创新的比较、对中俄在经济制度创新中取得的经济绩效的比较。第六章在可持续发展视域下对中俄经济制度创新存在的共性与差异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总结。第七章是对全文的总结和对未来的展望。
周小亮[8]2015年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理论回溯与框架设计》文中研究说明为了避免中国经济失速增长,特别是为了避免中国经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需要深入探寻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化规律。现有的各种经济增长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有关增长动力及其转换分析,主要是以资本为中心并侧重于生产要素贡献分析,难以体现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系统特征及要求。事实上,经济增长是以人的经济活动努力为中心的复杂系统过程,并具有国情和制度禀赋特征。因此,对中国新常态下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研究,有必要通过对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理论研究发展脉络的系统梳理,并结合经济新常态的基本特征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实践要求,从而构建一个具有理论创新和实践解释力的制度、行为与绩效互动演化下的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新分析框架,以此来探索并求解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特征、条件、机理、路径以及新增长点如何培育等问题。
谷国锋[9]2005年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系统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区域经济发展是大国公共政策的核心问题之一。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也是当代中国的主题。党的十六大明确指出:“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无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面临着严峻的发展问题。因此,必须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政治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础。区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国民经济区域化和区域经济国际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的两个明显趋势。然而,大量文献表明,迄今为止尚未找到适当的理论来解决各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动力,解决动力问题一直是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发展经济学和生产力布局学等学科长期研究的重点领域,发展的动力源于人的需要。实践表明,区域经济发展是多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没有任何一种要素能够独立控制经济的发展。尽管每一种要素都在经济过程中起着自己独特的作用,但由于不同要素在经济发展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也不尽相同。这种情形,即保留了各要素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价值,又为人们研究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多维视角。从国内外区域经济发展实践看,无论出现了“新经济”的美国,还是靠“技术立国”的日本,经济发展普遍存在动力不足问题,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整个经济发展过程及运行机制看,经济系统动力要素的配置,似乎存在一定问题,即各种动力要素之间没有很好地优化与协同,而这应该是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论文在国内外专家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以系统科学思想为主线,综合运用了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数量经济学、经济地理学、技术创新学、新制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从科学发展观视角出发,初步构建了区域经济发展动力系统的基本理论体系和运行模式。在透视和分析区域经济系统、动力系统及其子系统相互作用关系基础上,较深入地探讨了区域经济发展的自组织动力系统、技术创新动力系统、制度创新动力系统和文化动力系统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提出了“合动力网络”的概念,并对其进行了初步界定。论文共分八章内容:第一章,绪论,主要包括论文的研究背景及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论文的总体思路、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以及论文的创新之处与存在的不足。第二章,论文研究的相关理论部分。主要阐释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几个基本理论,即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理论和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理论;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学原理,即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动力原理、外动力原理和动力相互作用原理。介绍了系统科学理论与方法,现代系统科学的发展及主要贡献,以及系统科学与区域经济理论的融合过程;分析了现代区域经济学的几个主要流派,系统科学对区域经济理论的整合趋势。
王千[10]2002年在《中国经济增长与制度创新》文中指出中国20多年的改革开放，正是制度创新的过程。改革推动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这是20多年来最具实质性的基本经验。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和体制转轨的过程中，研究制度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显得更为必要。 制度是通过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这些环节来影响经济增长的。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投资和技术革新，而且依赖于经济活动的制度环境。制度变化改变着投资的激励机制，这种变化直接关系到投资是否有正的回报，而这种正的回报正是经济增长的源泉。社会制度与思想意识要能促进经济增长，技术才会得到运用，才能有效地正确使用人类先进知识宝库中的创造和革新。 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这一点不仅为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实践所证明，而且通过我国经济改革实践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中国20多年的经济增长的任何显着变动几乎都是经济体制的函数：已经取得的成就应归因于新经济体制促进经济系统释放出的巨大能量，而存在的问题大多或是由旧经济体制改革不彻底，或是由新旧体制摩擦所致。而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有市场化的进程，之所以为宏观调控政策目标的实现创造了不同于以往的经济运行机制基础，根本原因在于我国所有制结构上的深刻变化。可见，中国经济增长与制度创新是息息相关的。 今后要真正实现我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必须求助于进一步全面深刻的制度创新。如何进行制度创新?本文认为要做到以下几个的制度创新：依靠改革拉动投资；依靠改革创造需求；积极推动国企改革与发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按股份制的要求对国有企业进行产权改革；加快所有制结构调整和改革，建立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制度；进一步开放市场，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体系：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建立符合国际规范的经济贸易体制和灵活的宏观经济管理机制，为加入WTO做好制度准备。只有加快这些的制度创新，才能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动力转换背景下民营经济发展动力问题研究[D]. 马嵩. 东北师范大学. 2016
[2]. 前苏东国家与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模式的比较研究[D]. 刘洋. 吉林大学. 2014
[3]. 制度变迁对长期经济绩效的影响机制：理论、模型及应用[D]. 吴群刚. 清华大学. 2002
[4]. 创新驱动视角下东北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研究[D]. 王建康. 东北师范大学. 2016
[5].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制度创新研究[D]. 赵宁. 武汉大学. 2012
[6]. 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制度创新[D]. 李中. 中共中央党校. 2012
[7]. 中俄制度创新的经济绩效比较研究[D]. 崔鹏. 吉林大学. 2014
[8].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理论回溯与框架设计[J]. 周小亮. 学术月刊. 2015
[9]. 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系统研究[D]. 谷国锋. 东北师范大学. 2005
[10]. 中国经济增长与制度创新[D]. 王千. 郑州大学.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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