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教育现代化与道德现代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德教育论文,化与论文,道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道德现代化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体工程之一，这一点不仅是我们在经过了百多年历史徘徊反复之后取得的重大认识成果，而且也是当前我国现代化实践的现实反映。道德现代化是我们的必然选择。一方面，全面启动的现代化建设事业，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化和法制化的进一步落实等等，都需要一个逐步培育发展起来的现代道德体系的支持，现代道德体系能够为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化、社会法制化提供一个适宜的文化环境和强有力的价值精神辅助。当人们还处于新旧道德矛盾纠葛和冲突抵牾的困境，时时感受着旧道德的纠缠时，是无法顺利进行社会现代化建设的，因此就迫切需要新型道德的生成。在这里，道德现代化之“工具价值”——它对现代化整体运作的促动功用——是非常明显的。
道德现代化不仅具有“工具价值”，而且有更重要的一方面即“目的价值”。换言之，道德现代化不只是手段，同时也是目的。“现代化”就是对文明跃进的积极求取，而从文明的构成这一角度看，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三方面处于一种相互钩连的有机联系之中，“三位一体”的结构型态决定了舍弃任何一方都不能求得文明的质的跃进。在社会文明的总体架构中，伦理道德是精神文明的内核和灵魂，因而它的发展实际上直接关系到现代化完整目标的实现。没有道德的现代转换，现代化便不能称之为完整的现代化，也不会最终实现。正因为如此，早在本世纪初，陈独秀先生便提醒说，伦理道德方面的觉悟是中国“最后觉悟之觉悟”。[1]
虽然说道德现代化具有极大的功用或价值，但其实现不是自发的。
道德现代化首先依赖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以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道德和经济的关系、经济对道德所具有的决定作用早就揭诸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真理性认识。今天，只有建立起强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尽快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才能为以共产主义道德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新道德体系的建立奠定坚实的基础。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这一大背景，道德现代化既无从谈起，也不会最终完成。
其次，道德现代化还取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有效进行。建立在法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不仅是人们心中道德“法”的现实体现，而且也是道德之“法”的保护神。只有在民主和法制系统切实建立、完善并健康运行之后，我们才能破除“以君主爱憎为善恶，以君主之教训为良知”[2]的千年陋习，给现代道德提供健全的发生机制和制度保障。应该看到，过去很长一个历史时期里，社会中大量存在的“以言代法”、“以德代法”、“以政代法”现象，不仅给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造成很大破坏，而且也给道德建设造成很坏的影响。如今，我们正在进行的完善法制工作，从某种意义上也是道德建设工作。
再次，道德现代化有着对开放性社会主义大文化环境的依靠。道德伦理只是人类精神文明之一面，其创化和自新，积极发展和现代化转换必然有赖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全面启动。传统价值观念的批判性反省、外来文化的积极借鉴和汲取、代表社会发展趋向的新兴价值精神的总结和升华……这一切都有助于道德文化的现代化。反之，有一个自封性的安故守常的文化环境中，现代道德无由生成和发展。
如前所述，道德现代化之实现有着种种前提性社会条件的限制。但还应看到，经济、政治乃至文化发展对道德现代化的决定性意义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的联系只是一种机械的因果关系，也不意味着现代道德只能等待被动生成。实际上，之所以有“道德现代化”这一问题之提出，是因为在道德发展过程中，现代化主体有其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之可能和必要。换言之，现代道德不是大工业经济、民主政治等等的消极产物，而是一种积极求取主动生成的文化形态。
那么，现代道德之主动生成的基础或依托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教育无疑是最主要的一种。
二
道德教育对于道德现代化的实现有哪些价值表现呢？
第一，道德教育是现代道德进入社会化的中介或桥梁。道德的产生在根本上是源于社会经济结构和人们的利益关系的确立和改变。随着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确立和民主与法制精神规导下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新道德和新伦理必定会逐渐形成。但是，这种代表社会生活发展趋势的新道德伦理一方面可能是零散的（而不是完整的、体系化的），另一方面可能只为一部分人所遵循和掌握（他们在开始往往是被看成是“不道德的”或是社会道德的叛逆者，如康梁等人在维新变法时就曾被称为“逆贼”）。因此，新伦理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最初萌发还不能算是“道德的现代化”，正如某个人的道德问题不能被看成是社会道德问题、某些先进道德生活的实践者之道德水平不能代表社会道德之总体水平一样。新道德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说达到现代化，即它已被社会生活主体全面认同并不断拓展，逐渐取代原有的道德价值体系。
历史的发展证明，道德教育自古至今一直是道德社会化的最强有力手段。今天，道德教育仍然是新道德伦理扩大社会影响和社会占有、不断生成壮大的最有效途径。在教育普及的当代社会，这一点就更为突出。
第二，道德教育能够帮助人们完成对旧道德的彻底批判。道德都是发展着的，不存在任何普遍适用、永恒不变的道德。因此，一个时期里的新道德，随着它所适应的社会环境、社会条件的改变，会变成旧道德。但是，道德不会随社会历史条件的改变或消失立时实现自身的转换。相反，它以自己固有的历史惰性延续自己的存在，对抗社会的变迁。正因为如此，当旧道德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时，就需要人们自觉地从思想中消除它，并在此基础上培养新道德。
但是，消除旧道德从而为匡布新道德准备条件是一件困难的事，因为道德是一个文化的信仰系统、价值系统、社会习俗等等的复合组成，其社会变迁的转换较为缓慢。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必须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对旧道德实行彻底的批判，包括思想理论的批判。恩格斯在批判费尔巴哈简单地对待黑格尔哲学的态度和做法时说：“像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加以消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3]这一段话同样可以视作对待旧道德应持的态度和原则。从理论上来说，旧道德体系是道德现代化的客体，对它的非理性漠视或拒斥不仅不可能，而且这也从根本上挖掉了现代道德之发展基础。所以，只有对旧道德实行彻底的理性批判才能为新道德的发展开辟道路，也只有这样才能最终瓦解旧道德，并在其中寻找到现代道德的发展因子。
如果说社会实际的新道德生活（比如务实公正）执行的是对旧道德（比如虚妄偏私）的实践批判和现实批判，伦理学的现代发展执行着对旧道德的思想理论上的批判和哲学的批判，那么道德教育就是执行着对旧道德的理论与实际、历史与现实结合的批判，我们称之为“教育的批判”。道德教育以自觉理性为指导，以现实生活为依托，为新旧道德的交锋和对抗提供开放性环境和舞台。在教育的批判过程中，不同的道德理想、原则、规范都要受到历史与现实的交错审视；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不同思想的交锋既有对道德哲学的理论省思，又有对现实道德生活的理论抽象，而且具体的认识成果还可以在教师间、师生间、学生间的道德生活实践中得到落实和验证。所以，在教育批判的灵光之下，旧道德由于无法藏匿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而失去其社会化的思想基础，而新道德却会在与旧道德的冲突比照中得到精神的宣扬。
第三，道德教育可以保证道德现代化按照理性的轨道健康、顺利地进行。现代化理论认定“现代化”不能被视为一个社会的自然演变过程，它应该是人在认清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对社会发展进程和发展方向的理性干预的自觉创造过程。道德现代化亦是如此。在道德的理性变迁过程中，道德教育无疑应该发挥其积极的作用，道德教育是对人施加的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并且是系统的道德影响，从而形成人的道德品质的社会活动。道德教育活动的特质决定了它在实现社会道德的理性改造工程中具有其他社会活动所无法比拟的优势。道德教育者根据社会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确定培养目标，根据受教育者的成长规律和个性特点设计教育过程，根据具体的教育教学环境和条件选择教学方法，等等，都体现了道德教育理性运作的特点。据此，我们可以说，理性支配下的道德教育是道德现代化的最重要途径之一。
三
道德教育对道德现代化的价值实现是有条件的。道德教育要推动道德现代化的发展，必须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假如道德教育不能随变化了的社会生活而变化，那么它不但不会成为道德现代化的促动力量，而且可能成为社会道德进步的障碍。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本世纪初，当反对封建礼教、痛斥奴隶道德成为革命大众的一致呼声时，清政府坚持实行以“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为教育宗旨的道德教育就是显证。
道德现代化与道德教育现代化是一种互动关系，从发展的角度看，二者是一个统一的历史过程。
第一，道德教育历史使命的现代转换。
道德教育的历史使命是比道德教育的功能更高一层的范畴，它是对道德教育的社会责任和社会义务的高度概括和宏观把握，具体表现为对道德教育功能的抽象认识。传统上，我们以传继已有道德价值为道德教育的历史使命，以具体的规范教化或灌输作为培养人的优良品德的手段，而同时又把优良品德的培养作为稳定道德价值体系的工具，却根本忽视了道德价值体系的不断自新和创造性发展问题。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道德教育就执行着这样一种历史使命。这一历史使命的本质特点是将道德价值看成一个自足自封、永恒不变的系统而固守。
如果说，在缓慢进化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发展阶段，道德教育以旧有道德的传继作为自觉承负的使命尚没有脱离社会发展实际、脱离人们道德生活需求之虞的话，那么在“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4]、“革命性”成为社会总体发展特征的现代，此一使命已失去其合理性。相应地，在今天，道德教育应该自觉追求创化、培养和开发与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相契合的新型道德，并视促成新道德的社会化为自己的使命或义务。这一使命的执行同样要达到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却不是以固守现有道德原则为满足，而是要把道德作为一个开放的文化系统来培育，追求发展中的稳定。
第二，道德教育功能观的现代转换。
道德教育具有多种功能，诸如文化功能、经济功能、政治功能等等“社会性功能”，以及个体品德功能、智能发展功能等等“个体性功能”。[5]从道德教育的社会性功能看，我们认为，文化功能应置于最主要和显在地位，而相应的，经济功能、政治功能、自然性功能就是附属的或隐含的功能。道德教育主要应该是在尊重人性、弘扬人的精神、提高人的价值的基础之上进行道德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远离于此，或是将人格的培养、人的价值的倡扬置于经济的、政治的目标之下，就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假如此观点能够成立，那么道德教育功能观的现代转换就必须凸显文化功能，使文化功能占居统领地位，在此基础上实现其他社会功能。
此外，文化功能也有所区分。按照鲁洁教授的观点，从文化运行角度说，“德育”有文化维系功能和文化变异性功能之别。[6]我们再进一步分析，此两种功能可以统一实现，但不可否认它们之间又存在价值倾向性上的矛盾对立，文化维系功能的强化必然意味着文化变异性功能的削弱，反之亦然。从理论上说，社会转型期的道德教育应该强调文化创造，从而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而在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转型性变革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自己做出的理性选择，那么在追求伦理道德现代化的过程中，道德教育就不能坚持安故守常、固步自封，而需要强化其文化改造功能，破旧立新，在传统的基础上完成新型社会道德的培养或建设。
第三，道德教育内容的现代转换。
“内容系统”的变革是道德教育现代化实践的主要目标，也是和道德现代化建立互动联系的主要结合点，这是不言自明的。问题是，当道德系统尚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现代道德还是一个开放性生成形态的情况下，道德教育内容如何“现代化”呢？
首先要说明的是，提出道德教育内容的现代化这一问题并不是对我们正在进行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合理性产生了怀疑。我们认为，共产主义道德作为人类最先进的道德，其构成道德教育的内容是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和科学性的。但是，共产主义道德并不能对人所面对的各种社会关系给予全面的导引和料理。简单来说，在当代社会，每一个人起码有五种社会关系需要有道德精神的照察和规导，即人与自我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集体的关系、人与社会和国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共产主义道德所确立的“集体主义”原则能够实现对“人与集体”、“人与社会和国家”两种关系的科学而又合理的料理；相对而言，它对其他三种关系就有照顾不周的特点。“奋发向上”、“顽强拼搏”、“坚毅勇敢”等进取性道德（由人与自我的关系中导出），“平等”、“热情”、“互利互益”等协调性道德（由人与人的关系中导出），“热爱自然”、“关心生态”、“保护环境”等科学伦理（由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导出），都不是共产主义道德所能完全概括的。正因为如此，近些年来，我们在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中补加了传统美德教育的内容。可见，倡言道德教育内容的现代化不是对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否定，而是对它的增益和补充。
那么，道德教育内容的现代化有哪些具体目标呢？
首先，要求取道德教育内容的“现代性”。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就要积极关注现实的道德生活，并将现实道德生活中显现出来的新型道德提升出来，充实道德教育内容体系。同时，道德教育应该对伦理学的现代发展有及时切实的认识，及时吸纳理论研究的新成果，倡扬现代道德精神，从而达到规导道德生活发展方向的目的。
其次，要求取道德教育内容的结构化。不管是从道德生活的复杂性来看，还是从教育的可行性与效率性的要求来看，道德教育内容都还有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应该使教育内容的各组成部分之间达到有机联系，而不是只限于抽象的冷冰冰的道德律令的排列组合。至于，相对不同年龄段、有不同生活经验基础的教育对象，有不同层次的教育内容，自然也是“结构化”的内涵。
再次，要求取道德教育内容的结构性调整。这主要是指消除原来的道德政治化和政治道德化的极端倾向，使道德教育和政治教育、法制教育等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分工，从而更好地发挥各自在人格培养中的优势，避免相互的干扰。总之，道德教育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某些方面的改良或完善可以完成。但可以肯定的是，历史使命、功能观、教育内容三方面的现代化却是导引性的。解决好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可以为道德教育现代化的总体实现打下一良好的基础。相应地，只有这样，道德教育才能实现它对道德现代化的价值承诺。
注释：
[1]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即后来的《新青年》）第1卷第6号。
[2]陈独秀：《抵抗力》，《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
[3]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19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4页。
[5]参见鲁洁、五逢贤主编《德育新论》第七章，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
[6]参见鲁洁、五逢贤主编《德育新论》第七章，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