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层制组织的理性与非理性——兼论中国组织体制改革的理性化趋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性论文,组织论文,理性化论文,体制改革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层制理论在韦伯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韦伯看来，理性的科层制组织是现代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条件之一，也是世界理性化进程中的重要内容之一。然而，理性的科层制组织在其发展过程中却出现了诸多方面的非理性因素。深入分析科层制组织中的理性精神与非理性因素，对于检讨科层制理论的得失、推动我国组织管理活动的理性化，都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一、科层制组织的理性基础
科层制是一种理性的组织管理制度，其理性基础来源于现代法理权威。韦伯认为，建立在法理型统治之上的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国家是一种“理性国家”，“它的基础是有技术专长的官吏阶级和合理性的法律。”有训练的官吏作出判断的依据正是现代西方的理性的、“像机器一样靠得住的法律”。罗马法，尤其是罗马法中的形式法律原则在近代欧洲的复兴，是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和发展的基础，也为科层制的产生创造了法律上的条件。形式法律原则排除了司法实践中功利主义的实质原则和古代中国法律中的伦理原则，使社会生活的运行成为可以计算的和可以控制的。
在科层制组织中，人们的各种行动都以理性的规则为依据。日常事务的解决是“不看人办事”的，而是根据理性的规则来处理的。这种理性的规则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可预计性。“韦伯之所以称规章为‘理性的’，在于其意图是完成目标（就技术规章而言）或实现价值（就规范而言）。但‘理性的’这一术语，并不仅仅适用于规章，因为在其后还有目的的存在。它也可以用来指称把规章用于特定情况的程度。对韦伯来说，这样一个程序，其本质是理性的。在现代社会，它的理性程度确实在不断增加。”
科层组织的等级原则严格，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明确，各级组织都有严格的权限范围，各级官员都有明确的职责和等级的从属关系。细致的分工和明确的职责有利于减少摩擦，提高组织的工作效率。在科层制组织内部是由经过训练的、掌握专门行政与技术知识的人来行使职权的，这种职权的行使具有清晰的可计算性，而这种可计算性正是行政理性化的重要表现。
科层组织中的每个人，无论是职员还是官员，都必须秉公办事，保持情感中立，所有组织成员在法律法规、组织制度面前都具有形式上的平等地位。形式化的、非个人性的、普遍主义精神成了科层制组织的主导。科层组织严格按照已有的程序和规则处理公务，在处理事务时，要按照统一的标准，不得掺入个人因素。忠实于非私人规则和正当程序是科层组织的标志，它区别于传统组织的私人性特点，即对统治者个人的忠实。“它越是‘脱离人性’，发展就更充分。”所以，科层制的非人格化的原则也是它的合理性的一个重要方面。科层制越是发展，它的非人格化的特征就越是明显，它在执行公务中就越少纯粹的个人好恶，纯粹的个人性、非理性、情感性的因素。
现代市场经济要求公共行政部门处理事务时更准确、明晰、连续、快捷。只有科层制适应了市场经济发展的这种需要，因而，它的发展成为最理性的形式。
作为传统行政体制的对照物，科层制优越于历史上其它各种传统组织制度。韦伯认为，从纯粹技术的观点来看，科层制乃是已知的人类组织形式中的最理性的一种。在明确性、稳定性、纪律的严格性以及可靠性诸方面，科层组织都比其他形式的组织优越。科层制还特别注重管理的功能和效率，与任何形式的传统组织相比，科层组织可能获得最高的效率。这也是科层制组织广泛传播的决定性的原因。
二、科层制组织的非理性因素
科层制代替家长制是社会精细分工和密切协作不断深入的结果，是日趋复杂的组织活动和日趋庞大的组织规模的必然要求，是人类不断追求理性的产物，也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科层制是组织管理正规化、科学化的表现，它能使组织以协调一致的步调而行动，是大规模计划和资源利用不可或缺的条件。因而，韦伯认为，科层化是现代人不可避免的命运。然而，科层制并非完美无缺的，它的局限性是客观存在的。
1.科层制与官僚主义。科层制组织内部等级森严、权力集中，上下级之间缺乏有效的相互沟通，特别是缺少自下而上的监督，而缺乏制衡的权力极可能导致上层的专断和下层的逢迎，进而导致官僚主义的产生。由科层制产生的官僚主义主要表现为：
第一，形式主义。科层组织内部各级结构、各种人员的职责、权限、活动方式等都是由一套严格的规则和章程来限定的，组织成员在组织内部的一切行动均需严格按照组织的规章制度来进行。由于过分强调照章办事，使组织成员的行动长期受到规则的限制，久而久之，组织成员就变得墨守成规。组织规则这一实现组织目标的手段变成组织成员工作的目的。这既会妨碍组织成员创造性和自主性的发挥，又会使组织事务的处理变得呆板、繁琐并进而导致形式主义。形式主义使科层组织中的许多活动失去了理性基础，并影响组织工作效率的进一步发挥和提高。正如韦伯本人所一再指出的，“形式合理性并不能保证所谓的实质合理性。最完美的形式制度，也可能在运作中挫伤赋予其生气的目的与价值……。尽管形式合理性可以在规范或技术方面加以体现，但即使是技术的形式合理性，也并不能达到效率。
第二，本位主义。分工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科层组织形成的重要原因。科层组织强调分工的明确性，每个岗位上的官员、职员都有按法律及行政法规所确立的固定的职责和权限。管理权限的明确分工虽然有利于各司其职，但是也会造成彼此协作上的欠缺，出现“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现象，形式本位主义和宗派主义，并影响组织内部成员的凝聚力和组织效率的提高。美国社会学家彼得·布劳通过研究发现，在科层组织中，较多竞争性的群体成果较少，而在群体中较有竞争性的个人则相对较多成果。因为对成就的焦虑和随之而来的各个竞争活动会干扰群体作为整体的工作效率。相反，在有内聚力的群体中，由于建立了合作规范，抑制了竞争倾向，密切了友好的个人关系，进而减轻了焦虑，提高了群体的工作效率。可见，在科层组织中，有效的分工合作是实现组织目标的理性要求，而本位主义则违背了这一理性原则，因而它必然降低组织的工作效率。
第三，文牍主义。科层组织是建立在一系列规则基础之上的，是依规则而运行的。对组织内部的各级机构设置，各类成员的职责、权限、活动方式都有一整套严格而具体的成文规则。然而，任何规则都有例外，为了应付例外情况，就需要制定新的附加规则，而新规则还会有例外，还须制定规则。如此下去，规则就会越来越多，就会出现文牍主义、繁文缛节等弊病。“科层组织不仅记录人们所采取的行动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果，而且也记录已有的政策和方针，还仔细保存构成经济制度的规章和条例。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档案’。这些档案记录并正式表达了每个职务所规定的合法定义，它们也把某种无人格和僵死的成分带进了办公室的管理。”由于文牍主义和繁文缛节对规则、条例和政策框框的过分强调，束缚了人们的手脚，限制了组织成员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窒息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第四，繁琐主义。科层组织中因公设职，专职专人。由于科室设置过多，造成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职责权限不明，手续繁杂。同时，由于科层组织中的每个成员只能对他从事的局部工作承担有限责任，也造成了科室之间、部门之间和组织成员之间的相互扯皮，并最终导致组织效率难以发挥。
此外，科层制还窒息了人的创新精神，同时也限制了竞争，保护了不称职的人。
2.科层制与非人化。韦伯认为，理想型的科层制能够极大地提高组织的活动效率，科层组织方式正以其技术优势而蓬勃发展。正如工业机械一样，“人的机械”扩大了人的能力；它增加了人在逐渐复杂的社会中达到其目的的可能性。但是，现代世界的科层化已经导致了它的非人化，一切行为和计划都具有可计算性及可预测性。在谈到欧洲大陆的司法制度时，韦伯说：“现代的法官是自动售货机，投进去的是诉状和诉讼费，吐出来的是判决和从法典上抄下的理由。”计划的可预测性及其对资本主义的适应性越是得到充分的实现，科层制就越是使自己“非人化”。它从公务中排除爱、恨和各种纯个人的感情，尤其是那些非理性的、难以预测的感情。科层制是世界理性化的必然结果，但通过理性化，人们追求可控制的外部环境，增进自己的自由，同时也就助长了束缚自己的力量。韦伯关于世界的理性化和科层化不可避免的观点与马克思的异化思想有明显的相似，“他们两人都认为现代的组织方式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的效益，使人对自己的支配能力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他们也都认为合理化的新世界已经变成了一个怪物，它要把自己的制造物非人化。但是马克思认为异化只是人的解放道路上的一个过渡阶段，是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特别联系在一起的，韦伯则对此持有异议。韦伯不相信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尽管他有时也盼望能有某个个人魅力统治者将人类从自己制造的困境中解救出去，但他认为等待着人类的是樊笼，而不是天堂。”
3.科层制与反民主。科层制是西方社会理性化、民主化的产物。然而，科层制的发展却又产生和加强了反民主的趋势。严格的权威分层体系使得科层组织内部等级森严，很容易出现官僚化，即权力被少数人所垄断的现象。波普诺认为，科层制“会导致寡头政治——由极少数人统辖这个组织。这样的危险总是存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力将高度集中于那些最重要组织中处于最高位置的少数人手中”。实际上，科层组织的权力是操纵在极少数高层决策者手中的，广大组织成员却缺少参与。由于组织中的上层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缺乏来自下层的监督，使得权力上层有可能利用职权，压制民主。韦伯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他认为，官僚阶层是掌握着社会公共权力的社会集团，他们可以为社会的目的使用这一权力，也可以为了他们私人的目的使用他们手中的权力。也就是说，官僚阶层会破坏科层组织中的民主原则。
总之，在理性的科层组织中，有它的非理性的因素。科层组织的发展就必须要克服其非理性的方面，同时也要正确认识理性发挥作用的条件。我们认识理性的科层组织的局限性，认识理性发挥作用的条件，目的是为了克服其局限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积极作用，使科层制朝着更加合理、更加科学的方向发展。
三、我国组织体制的理性化建设
我国现行的组织管理结构还很不完善，组织管理体制中存在着许多弊端。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权力过于集中。有些组织的领导不重视组织管理工作，凭经验进行所谓“具体指挥”、“现场领导”，把组织丢在一边，凡事都要亲自过问。由于权力过分集中，容易造成个人独断和决策失误，不能充分调动和保护下级的积极性，产生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也造成了组织领导者高高在上、脱离群众、滥用职权、欺上瞒下、压制民主、打击报复；有的领导者利用职权安插亲信、走后门、拉关系、大搞不正之风，甚至营私舞弊、行贿受贿、贪赃枉法。
二是机构重叠，权责不清。有些社会组织机构因人设职、因人设岗，造成组织机构臃肿、层次重叠、人浮于事、手续繁杂、效率低下。另外，我国目前还存在着用政治组织——国家代替社会组织，单位所有制阻滞社会组织的形成和完善等现象。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政社不分，权责不清，党政干预过多，影响了各类社会组织自主性和积极性的发挥。工作中相互扯皮，相互推诿，不负责任。
三是组织行为缺乏理性。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自然经济一直占据着国家经济生活的主导地位，进而在整个社会中形成了浓厚的小农意识和家族观念。社会的经济文化活动也长期局限在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群体之中，如家族、宗族等。费孝通教授把中国传统社会称为“乡土社会”，他认为“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这样就在中国传统的各类社会组织中逐渐形成了家长制的管理作风，实行的是人治而非法治，讲的是人情而非理性。
鉴于上述，必须加快组织体制改革的步伐，加强组织的理性化建设，清除家长制管理方式的残余，实现组织管理的理性化和科学化。
1.进一步简政放权。社会组织是为实现特定的目标、完成特定的任务而设立的。组织机构的设置和职务的划分必须依照组织目标和任务的实际需要，根据“依事寻人”的原则，仅仅设立必需的机构，并选择合适的人选来主持各机构部门，担任所确定的各项任务。而且，组织的机构设置和职务的划分还要随着组织目标和任务的变更而及时调整。同时，权力的授予要依据“责权相称”的原则，既要授予权力，又要明确责任。
2.加强组织内部的民主化建设。只有实行民主管理，才能有效防止少数人权力过分集中，防止官僚主义的滋生和泛滥。达尔指出：“民主有助于避免独裁者暴虐、邪恶的统治。避免独裁统治，……专制统治使人类付出的代价，比起疾病、饥荒和战争毫不逊色。”然而在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社会中，民主意识是非常缺乏的，正如小平同志所说的：“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比较少。”
在组织的理性化建设过程中，必须要加强民主化建设。加强民主化建设首先是要使组织活动保持一定的透明度，即组织活动的信息要公开，要让组织成员及时了解组织活动的有关情况，如决策过程、人事变更、未来发展方向等。同时要使组织内部保持良好的沟通，领导者通过有效的组织沟通，可以使组织内部分工合作更为协调一致，保证整个组织统一步伐、协调行动，实现更高效率的组织管理；也可以使组织成员加深相互了解，增进友谊，激发斗志，从而使组织更加充满活力。此外，还要动员广大组织成员积极参与组织决策与组织管理，采用集体讨论和民主协商的形式解决组织的重大问题。这样既可以保证管理决策的科学性，又使组织决策反映组织成员的意见或建议，另外也增强了组织成员的主人翁意识。
3.增强法制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专业化分工程度日益提高，人们在经济活动和其他社会活动中的关系也越来越复杂。离开理性的法律，现代组织活动是无法顺利开展的。因此，要使政府等组织能够理性行政，社会经济能够有效运转，人民生活能够得到保障，就必须要加快法制建设，加强法制观念，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以法治克服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人治的影响，在社会中实行真正的法治。“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只有法治才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理性之治。因此，在组织的理性化建设过程中，必须要强化法制观念，增强人们的法律意识。
在我国目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应大力加强科层制组织建设，弘扬现代理性精神和科学精神。在我们的经济管理、社会管理和日常生活中，理性精神不是“泛滥”，而是缺乏。非理性因素在社会管理和社会生活中的积极作用要予以充分肯定，但是，我们认为，大力弘扬理性精神、加强理性的科层组织建设，更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迫切要求的。理性化的负面影响以及非理性的消极因素只有通过组织自身的理性化建设途径才能得到抑制和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