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女性主义与生态女性文学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论文,文学批评论文,女性主义论文,女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104(2009)05-0067-05
女性主义是滥觞于19世纪80年代、以欧陆妇女解放为其内涵的文化思潮。它的第一次浪潮以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为其时段，以争取妇女的权利为其目标；而第二次浪潮则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以反对性别歧视为其内涵；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则以与其它各种文化理论交流对话为其特点，衍生出后结构主义女性理论、精神分析女性理论、后殖民女性理论以及生态女性主义等等，成为“后现代”语境下的女性主义理论。1974年，法国女性主义者奥波尼(Franoised Eaubonne)首次提出“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术语，目的是将女性运动与生态运动相结合，推动两者的深入发展。1980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环境哲学与环境伦理学教授卡洛林·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博士出版《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以下简称为《自然之死》)一书，试图从妇女与生态的双重视角来评介科学革命，成为生态女性主义的重要著作之一。
一、有机论与自然作为母亲
生态女性主义的基本内涵是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与男权中心主义。在这里，男权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是紧密相连的，男权中心主义可以说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派生物。它们的哲学基础都是以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身与心、感性与理性二分对立为其特点的机械论哲学以及与之有关的僵化的思维方式。而与之相反的生态整体论与生态女性主义则是以消解以上各种二分的有机论为其哲学基础。因此，有机论就是生态女性主义的最基本的理论根基。麦茜特在《自然之死》中非常集中地论述了有机论哲学与自然生态的关系，包括人类早期朦胧的有机论所导致的人与自然的血肉相连、启蒙主义时期有机论的失落以及在当代的回归等等，其最基本的就是有机论所必然导致“自然作为人类母亲”的观点。
首先，麦茜特认为，人类早期为了生存一直生活在与自然秩序的直接的有机关联中。
人类来自自然并与自然紧密相连，这是最基本的事实，因此有机论是人与自然最本真的现实关系。麦茜特说，“从我们这个物种的朦胧起源时代开始，人类为了生存，就一直生活在与自然秩序的日常的、直接的有机关联中”①。麦茜特记述了西方古代许多哲人对有机论的相关论述。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赋予整个世界以生命，并将这个世界比作一个动物，认为“神构造了一个看得见的动物，它包罗了具有相似本性的所有其它动物”。亚里斯多德也是以有机理论为基础强调自然的内在生长和发育的首要性。他在《形而上学》中将自然定义为“自然物体运动的源泉，或者潜存于这些物体之中，或者在一个整体的实在之中”。普罗提诺的新柏拉图主义则是综合了基督教哲学与柏拉图主义，将女性灵魂划分成两个组成部分，其中较高级的部分由神的思想所形成，较低级的部分[自然]则产生现象世界。②
其次，自然作为女性与母亲。
事实证明，有机论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是将自然比喻为女性与母亲，因为，有机论总是与自然所具有的诞育万物与哺育人类的特点相伴。正如麦茜特所说，“有机理论的核心是将自然，尤其是地球与一位养育众生的母亲相等同：她是一位仁慈、善良的女性，在一个设计好了的有序宇宙中提供人类所需的一切”③。麦茜特举了一系列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艺术作品来加以说明。在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乔叟等作家的笔下，“自然是母性供养者形象，是把预定秩序赋予世界的上帝的化身”；在莎士比亚的悲剧《李尔王》中李尔王的女儿柯黛里亚“代表着乌托邦的自然，也代表着作为对立面的理想统一的自然”；而文艺复兴时期的田园诗“代表着作为女性的另一类形象，即对过去时代母亲般仁慈怀抱的向往”；在德国画家卢卡斯·克拉那赫所作的绘画《春天女神》中则有“代表着女性地球的女神躺在花床上，象征着和平的鸽子正在附近的涓涓溪流边吃食，小鹿在它远处的岸边饮水”。④麦茜特还举了著名的拉夫洛克将地球比喻为“该亚”的例子。她说，人类对自然的污染扰乱了地球母亲该亚的生活、破坏了她的身体。⑤
“该亚假说”是1970年由泽尔(Timothy Zell)首次提出，并由大气化学家詹姆斯·拉夫洛克(James E.lovelock)于1972年加以完善并进行深入阐述的。主要将地球比喻为希腊神话中的大地女神“该亚”——她不仅诞育了大地以其乳汁哺育万物而且是活的有生命的。这是一种形象而崭新的生态观念，成为当代生态理论特别是生态女性主义的重要理论资源，后来也有人将其称为“该亚定则”。“该亚定则”有力地说明了大地与自然的母性品格，特别是其内在的有机性与生命力。
最后是召唤一种新的有机生态世界观的产生并力图使该亚将被治愈。
麦茜特在《自然之死》中有力地批判了机械论世界观所造成的严重生态破坏与自然之死，同时也预见了一种新的有机论的生态世界观的产生。她认为，相对论、量子论、过程物理学、新热力学以及混沌理论都是对机械论的挑战与突破，并预示着一种新的有机世界观的产生。她说，“支配着西方文化过去300年的机械形象，看起来正在被某种新的东西所替代。有些人称这种转型为一个‘新范式’；另一些人称它做‘深生态学’；还有一些人召唤一个后现代的生态世界观”⑥。这个新的生态世界观是“一个非机械的科学和一个生态伦理学”，也是一种经受过新时代科技革命洗礼的有机世界观。这个新的有机世界观既保留了前现代时期有机世界观中人与自然血肉联系的价值内涵，同时又充实了现代科学技术内容，具有了前所未有的价值，起到前所未有的作用。麦茜特认为，它“必定支持一个新的经济秩序，这个新秩序建基于可再生资源的回收、不可再生资源的保护以及可持续的生态系统的恢复之上，这个生态系统将满足基本的人类物理和精神需要。也许，该亚将被治愈”⑦。
二、机械论与自然之死
17世纪中期以降，有机论世界观逐步让位于机械论世界观，其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自然之死”与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这正是麦茜特在《自然之死》一书中的重点论述之处。诚如她在书中所说，“而且‘科学革命’的新概念框架——机械主义——也一起引起了不同于有机论准则的新准则”⑧。新的机械主义的秩序，以及与它相联系的权力和控制的价值，将把自然交给死亡。
首先，她认为在16、17世纪之际，一个以有生命的、女性的大地作为其中心的有机宇宙形象，让位于一个机械的世界观。⑨
众所周知，16、17世纪之际，欧洲发生了波澜壮阔的科技革命与工业革命，而其重要标志就是传统的有机论世界观让位于机械论世界观。这是哲学与思想领域发生的巨大变革，其代表人物就是英国的培根、霍布斯与法国的笛卡尔等人。麦茜特在《自然之死》中详细地论述了他们的机械论哲学观念。她称培根是公认的现代研究所概念的首倡者、工业科学与皇家学会内在精神的哲学家以及归纳方法的奠基人。⑩培根在当时的英国皇室具有重要地位，先后担任法律顾问、总检查官、枢密官、掌玺大臣、大法官与维鲁兰公爵等。他将科学方法与机械技术相结合，创造出一种“新工具”，也就是一种立足于主客二分的、以具体的科学实验为主的机械论方法。培根认为自然处于自由、错误与束缚三种状态，其中第三种“束缚”的状态就是“被置于限制、制作和塑造中，被技艺和人手做成新东西，像人工制品所表现出的那样”(11)。在这里，自然成为被人限制、制作和塑造的完全被动之物。培根的机械论世界观集中地体现在他于1624年所写的乌托邦著作《新大西岛》之中。他在这个乌托邦社会中虚构了一个“本森岛”，一个“等级化的、家长制的，仿照现代早期父权制家庭的模式”建构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这个乌托邦社会的最高统治机构是叫做“所罗门宫”的科研机构，掌管所罗门宫的科学家成为统治者，推行一种“支持对自然的进攻态度，鼓吹‘掌握’和‘管理’大地”的培根式纲领。按照这个纲领，人类开始对自然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和破坏。麦茜特指出，“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后期技术统治主义运动中肇始的现代设计环境(planned environments)的思想，其起源还是在《新大西岛》中，在那里可以看到由人且为人而产生的完全人工的环境。这类环境一直不断地被机械主义的问题解决方式所产生，此种方式以基本不考虑人只是其中一部分的生态系统为特征。机械主义作为整体论思想的对立面忽视化工合成产品的环境后果，忽视人工环境对人的后果”(12)。麦茜特对这个本森岛模式进行了自己的分析。她说，“培根机械主义的乌托邦完全与在17世纪发展起来的自然哲学相协调。机械主义把自然分成原子粒子，它就像本森岛的居民一样是被动的、惰性的。运动与变化由外部来推动：在自然中，最终的动因是上帝，17世纪的神圣天父、钟表匠和工程师；在本森岛，它就是家长下的所罗门宫的科学机构”(13)。在法国，机械论哲学的推动者则是著名哲学家笛卡尔，他提出著名的“我思故我在”，将理性与感性加以两分对立。他在自己的《方法谈》中表示自己要“掌握和拥有自然”。他在1622年的《论人》中把人体明确地描述为机器，而在1644年的《哲学原理》中则把宇宙重构为一个机械的装置，“这个装置依靠把运动通过有效的因果过程连续地从一个部分传到另一个部分，使惰性粒子移位”(14)。另一位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则将这种机械论哲学运用到社会领域，认为“政治实体由平等的原子式的存在所组成，它根据由共同的担忧而成的契约而统一到一起，并被来自上面的有力的君主所控制”(15)。总之，麦茜特在《自然之死》中为我们勾画了16、17世纪以来，机械论哲学观的大体面貌及其内在的僵化与荒谬。
其次，麦茜特较为全面地论述了机械论哲学观所造成的全球化的生态危机及其对地球母亲健康的严重威胁。
麦茜特在《自然之死》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主义的观点，那就是一切的观念都不是抽象的、先验的，而是在一定的历史中形成的，包括自然与妇女的概念。她说，“自然的概念和妇女的概念都是历史和社会的建构”(16)。这是非常重要而有价值的理论观点，说明一切的理论观念都是生存于一定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的背景之上，只有从这样的角度才能正确理解这些观念的内涵。这恰恰说明麦茜特女性主义生态观的科学性，她正是从这样的视角来确立自己的生态观与女性观的。她认为，正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机械论哲学观的经济文化背景下自然才沦为人类的奴隶并遭到蹂躏，因为市场经济打着进步的旗号，通过剥夺和改变自然，使更多的财富集中于商人、服装商、企业冒险家和自耕农场主手里，倾向于扩大社会上层与下层之间的鸿沟，最后导致严重的生态危机。她说，“今天，一个超出了70年代环境危机的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威胁着整个星球的健康。臭氧的消耗、二氧化碳的增多、氯氟烃的排放和酸雨，扰乱了地球母亲的呼吸，阻塞了她的毛孔和肺。大气化学家詹姆斯·拉夫洛克将这位母亲命名为‘该亚’。有毒的废弃物、杀虫剂和除草剂，渗透到地下水、沼泽地、港湾和海洋里，污染着该亚的循环系统。伐木者修剪该亚的头发，于是热带雨林和北部古老的原始森林以惊人的速度在消失，植物和动物的物种每天都在灭绝。人类与地球之间迫切需要一种新的伙伴关系”(17)。她从多个层面揭示了人类蹂躏地球母亲的现实。从农业的角度，她说“虽然农业改良原本有益于土地，但一旦纳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逻辑运行之中，成为其积累和膨胀的加速器，久而久之，作为自然和人类资源基础的环境和村庄公社便成了其牺牲品”(18)。化肥和农药造成难以遇见的副作用；单一的耕作导致病虫害的肆虐；新处女地的不断开垦破坏了整个的生态平衡。从沼泽的角度，她揭示了因为草场沼泽而被抽干，因为疾病而被诅咒，因为有野鸟而受剥削，在资本主义的价值观下不可挽回地改变了英法等国的沼泽地。从森林的角度，她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森林的影响，远远超过了纯粹的人口压力所产生的影响”(19)。总之，麦茜特在《自然之死》中向我们全面地展示了一幅地球母亲惨遭蹂躏的画面。
另外，麦茜特还揭示了资本主义在压榨自然的同时也拼命地压榨妇女，力主妇女应该驯服并老老实实地待在被驱使的位置上。
事实证明，机械论所导致的人类中心主义也同时导致了男权中心主义，资本主义在压榨自然的同时也压榨妇女。她说，“与难以驾驭的自然相联系的象征是妇女的阴暗面。虽然文艺复兴时期柏拉图式的情人体现真、善、美，贞女玛丽被崇拜为救世之母，但妇女也被看作更接近自然、在社会等级中从属于男人的阶级、有着强得多的性欲。……和混沌的荒蛮自然一样，妇女需要驯服以便使之呆在她们的位置上”(20)。在当时的文艺作品与思想观念中也充斥着将女性妖魔化的内容。在艺术作品中，当时的许多作品将妇女描写成任性傲慢、殴打欺骗丈夫、酗酒淫荡之人。医生约翰·韦尔在《争论论题的历史》一书中认为，女人心智和精神脆弱，很容易被负担她们头脑的黑胆汁恶化她们的理性。当时的人类学家则认为，自然和妇女都处于比文化低的层次。苏格兰新教改革家约翰·诺克斯则认为，既然肉体服从于精神，那么妇女的地位就在男人之下，自然规律决定男人应命令女人。当时的医学专家甚至荒唐地认为，在生殖中女人只提供质料，而运动的本原则来自男性的精子，灵魂通过男性系统传递等等。麦茜特在总结资本主义时代的以机械论为标志的“科学革命”所导致的妇女的被压迫时写道，“对妇女来说，‘科学革命’的这一方面并没有带来人们以为会带来的精神启蒙、客观性，也没有从古代的假定中解放出来，倒是与之在传统上是一致的”(21)。
三、生态社会建设的理想——自然权利与妇女权利的同时实现
麦茜特在《自然之死》中不仅表达了自己对于现实社会压榨自然与妇女的深刻批判，而且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建设自然权利与妇女权利同时实现的生态理想社会的构想。
她首先在很大的程度上肯定了17世纪早期产生的两个生态乌托邦社会形态及其留给我们的有关思想财富。
这两个社会形态她将其命名为“有机乌托邦”。这两个乌托邦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康帕内拉的《太阳城》(Tommaso Campanella's City of the Sun,1602)和安德烈的《基督徒城》(Johann Valentin Andrea's Christianopoli's,1619)。他们两人都曾试图将这种乌托邦理想国付诸现实，康帕内拉曾经组织过反对西班牙统治的起义，但最后以失败告终。《太阳城》即是他在狱中的作品。而安德烈则组织过这种乌托邦计划的实施，当然最后也失败了。但这种生态乌托邦理想及其实践却为人类今后的建设发展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理论智慧与启示。这两个乌托邦都力倡有机论思想。麦茜特认为都“表达了一种公社共享的哲学，反映了工匠和穷人基于人与自然的原始和谐，要求更平等地分配财富的利益”(22)，也就是说这两个乌托邦社会都继承原始的人与自然有机和谐的有机论思想，以之为社会建设的指导。而且，这两个乌托邦的“建造者”又是文艺复兴时期自然主义哲学的追随者，在其信仰里，上帝存在于万物之中，因此任何物质都有生命。
正是在有机论的指导下，这两个乌托邦都坚持整体论，而这种整体论实际上也是有机论的具体表现。麦茜特在论述这种整体论时指出，“它成长于农民经验和村庄文化，以差异性层次为基础，却强调共同体的首位性、人民的集体意志和内部同意与自我管理的理想。这里，公共整体仍然大于和更重要于部分之和，但部分之间没有或几乎没有高低贵贱之分”(23)。这个与有机论紧密相关的整体论生态观成为当代生态哲学与美学的最基本的理论支撑之一，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正如麦茜特所说，“今天已经认识到，自然界中生态系统生存的关键是系统各部分的有机统一性和相互依存关系，以及维持生态多样性”(24)。由此说明，生态的有机整体性是生态系统最重要的特性。再一个就是妇女的解放及其权利的实现。麦茜特认为，“乌托邦共同体是以男女之间、工匠与主人之间的更加平等为出发点的”(25)。并说，“在基督徒城和太阳城里，妇女的解放程度高于现实中的16世纪社会”(26)。
她还介绍了当代其他生态理论家提出的生态乌托邦构想。
她认为前述17世纪早期的两个生态乌托邦仅仅代表了“社会革命的前工业形式”，也就是说还是未经过工业革命的思想成果。于是，在面对当代严重的生态危机时，一些生态理论家提出了自己的生态乌托邦。这种生态乌托邦出现了两个新的特点：一个是试图将“是”与“应该”即道德与科学加以统一；再就是试图将继续享受现代科技与人同环境的和谐相处加以统一。她提到卡伦巴赫的《生态乌托邦》，这个当代的生态乌托邦描写了美国的北加州、俄勒冈和华盛顿于1980年脱离联邦政府后所构成的一个与世隔绝的乌托邦社会。在这个静止的生态乌托邦中，社会以自然生态哲学为基础与指导，妇女成为社会的领导与主要党派的领袖，废除了私有制，人们生活在小型的乡村共同体或微型城市里，现代生活与生态保护高度一致。但麦茜特认为这还只不过是“对当代社会的一种极端理想主义的愿望”(27)。
最后，麦茜特认为面对愈来愈加严重的生态危机，惟有对主流价值观进行逆转，对经济优先进行革命，才有可能最后恢复健康，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必须再次倒转”(28)。
麦茜特认为，在当代社会自然生态的污染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特别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哈里斯堡附近的三里岛核反应堆事件，更加说明由放射性废料、杀虫剂、塑料、光化学烟雾和碳氟化合物所导致的地球疾病，乃至自然之死。但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机械论世界观已经占据压倒地位，在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然与妇女被压榨的情形根本无法改变。她说，“由17世纪自然哲学家发展出来的机械自然观，基于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西方数学传统，至今仍然在科学中占据支配地位”(29)。又说，“关于自然的机械论假定，迫使我们日益增长地走向人工环境，对人类生活的越来越多的方面施行机械控制，而且丢失了生命本身的质量”(30)。更为重要的是现行的资本主义体系限制了自然与妇女的解放。麦茜特是历史论者，力主一切的观念都是历史与社会的建构，因此，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下自然与妇女的解放都是不现实的。事实上，自然保护和生态运动争取妇女权利和自由的结合，已经走到了相反的方向，“既是对自然也是对妇女的压制”(31)。为此，这个“世界必须再次倒转”不仅对主流价值观进行逆转，而且要“改革在消耗自然和劳动人民中创造利润的资本主义体系”，建立“适应性的新的社会模式”。(32)这就将社会革命的问题提到了生态运动与生态女权运动面前，具有相当的革命色彩，正是麦茜特《自然之死》一书及其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特色所在。
在生态女性主义之后，出现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1996年，美国生态批评家格洛特·费尔蒂在她主编的第一本《生态批评读本》的导言中概括了女性生态批评发展的三阶段：第一阶段，发掘女性主义文学的主题与作品；第二阶段，追溯女性主义文学传统，发掘其内涵；第三阶段，考察包括经典文本在内的生态女性文学的内在结构。(33)
当代生态女性文学批评内涵丰富，目前看来，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首先应该将生态女性主义的诸多观点，如上所说的对有机论与自然母亲观点以及生态理想社会建设的倡导，对机械论与自然之死的批判等等运用于文学艺术的批评之中。同时还有如下一些内容：
第一，借鉴生态文学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有力地批判了男性中心主义。恰如鲁克尔特在分析艾德里安·里奇的《潜入残骸》一文时所说：“男性对待与摧毁女性的方法与男性对待与摧毁自然的方法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联系。”(34)
第二，发掘文学作品与其它作品中有关大地母亲形象的丰富内容。例如英国科学家接任洛克对于大地母亲该亚的发掘与阐释，发展出十分重要的生态定律——《该亚定则》。
第三，对妇女特有的生存场所的描写与阐释。例如威廉·霍沃斯在《生态批评的一些原则》中所说：“今天，生态文学批评在女权主义批评家与性别批评家当中找到了最有力的支持者，因为他们关注位置观念(the idea of place)，这种位置观念起到了界定社会地位的作用。具有特殊意义的一个观念是‘一个女性的位置’(a woman's place)，这个位置通常被描述成阁楼或储物间，在个体寻找到合适的环境之前，这个位置就是容纳并且扶养这些个体的地方。”(35)
第四，对女性文学与女性作家的重新评价。这也有价值重建的性质，因为在文学史上，女性文学与女性作家很容易被忽视与曲解，需要站到正确的女性立场上来给予重评。
第五，鼓励广大女性积极参与生态女性文学创作，参与其它生态运动，真正成为保护女性权益、保护地球、保护孩子的主力。生态女性批评家们认为，由于女性天然地与自然的接近，由于她们是哺育子女的母亲，所以，可以说，她们具有关爱地球，关爱自然，关爱人类未来的天性。
注释：
①[美]卡洛琳·麦茜特(著)，吴国盛等(译)《自然之死》，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②同①，第11-15页。
③同①，第2页。
④同①，第6-10页。
⑤[美]卡洛琳·麦茜特(著)，吴国盛等(译)《自然之死》(前言)，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⑥同⑤，第3页。
⑦同⑤，第5页。
⑧同①，第210页。
⑨同⑤，第3页。
⑩同①，第181页。
(11)同①，第188页。
(12)同①，第205页。
(13)同①，第204页。
(14)同①，第224页。
(15)同①，第229-230页。
(16)同⑤，第3页。
(17)同⑤，第1页。
(18)同①，第60页。
(19)同①，第70页。
(20)同①，第146页。
(21)同①，第180页。
(22)同①，第89页。
(26)同①，第85页。
(24)同①，第93页。
(25)同①，第89页。
(26)同①，第101页。
(27)同①，第109页。
(28)同①，第327页。
(29)同①，第322页。
(30)同①，第323页。
(31)同①，第326页。
(32)同①，第327页。
(33)[美]切瑞尔·格罗费尔蒂(著)《前言：环境危机时代的文学研究》，《生态批评读本》，美国乔治亚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15页。
(34)[美]威廉·鲁克特(著)《文学与生态学：一项生态批评的实验》，《生态批评读本》，美国乔治亚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7页。
(35)[美]威廉·霍沃斯(著)《生态批评的一些原则》，《生态批评读本》，美国乔治亚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