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合作安全”问题论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结束后，东盟面临全新的安全环境。一方面传统的军事、政治等安全因素影响下降；另一方面，诸如海盗、走私、贩毒以及恐怖主义等新的安全影响因素和经济安全等 问题日益突出。如何认识、应对这些全新的挑战，创造稳定和平的地区安全环境，日益 成为东盟地区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课题。在具体实践中，东盟基于其先前倡导的“综合 安全”观，提出了以平等和对话为特征的“合作安全”这一全新的安全模式。本文试对 东盟“合作安全”的概念、法律制度保障机制、形成原因、具体实践以及面临的主要问 题等进行简要论析。
一、东盟的“合作安全”及其保障机制
安全系指免除“存在性威胁”(注：巴瑞·布赞等：《新安全论》，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9页。)。对于“存在性威胁”的不同判断，就形成了不同的安全观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安全战略和政策。在冷战时期，各个国家关注的主要是军事和政治安全。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军事、政治等传统安全因素影响下降，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存在性威胁”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安全战略中的位置日益突出。就东盟而言，它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名为“综合安全”的安全观。这种安全观在强调传统安全的同时，适应时代发展需求，开始应对非传统威胁的挑战。东盟认为“安全并不仅限于军事能力，国家安全与政治稳定、经济成就及社会和谐密不可分”(注：David B.Dewitt,Common,Comprehensive and Cooperative Security,The Pacific Review,Vol.7,No.1,1994,p.4。)。东盟的这种“综合安全”观适应了冷战后国际和东 南亚区域形势的变化，为其“合作安全”模式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创造了必要条件 。
“合作安全”是一种全新的获取安全的模式。如果将“综合安全”看成是一种安全战略或者目标，那么“合作安全”就是实现这种战略或目标的途径和方式。“合作安全” 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就其基本点来看，它 主要指的是国际社会或一个特定区域中所有成员以共同努力的方式来防止任何使用武力 或军事威胁的可能。“合作安全”的中心目标是避免战争，它强调缓进的机制建立过程 ，并强调行为方式的非正式性(注：参见谢福进：《后冷战时期中共与东协安全战略关 系之研究》，台湾研究大学东亚研究所博士论文，2000年，第126页。)。“合作安全” 不针对第三国，主要是借助安全机制的构建来获取安全，具有平等性和包容性等特点。 “合作安全”与“集体防务”并不是相同的概念，后者主要是指针对第三国而形成的军 事同盟。冷战时期，军事同盟曾经盛行一时，成为一些国家实现其安全的主要途径。但 是，这种军事同盟实际上成为国家集团对抗的工具，不但不能真正保证一国的安全，往 往适得其反诱发国家之间的冲突，甚至战争。“合作安全”与“集体安全”的概念也互 不相同，后者是指“经所有国家或大多数国家一致同意，对任何非法破坏和平的国家采 取共同行动的一种全球性的安全体系。”(注：苏浩：《从哑铃到橄榄：亚太合作安全 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页。)就现实情况来看，“集体安全”还是一 种较为理想的状态，无论是国际联盟还是今天的联合国都没有实现这一理念。“合作安 全”是适应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出现的一种全新的安全模式。它以国家之间的相互 依存而非对抗作为其政策的基点，彻底摈弃了冷战思维，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已经为 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国家集团所接受。
冷战后，东盟基本上接受了“合作安全”这一模式，并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对其概念进行了新的界定。东盟认为“合作安全”就是“通过进行地区合作，以和平方式防止、遏制和处理各种差异和争端，推进地区抗御力”(注：J.Soedjati Djiwondono,Cooperative Securit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An ASEAN Perspective,The In donesian Quarterly,XXII/3,1994,p208。)，最终实现地区和平。深入剖析这一概念， 可以发现其深刻内涵。首先，这一概念表明东盟逐步意识到要想在冷战后主导东南亚地 区事务，成为亚太一极必须在地区安全问题上有所作为。而如果将自身的安危系于某一 大国身上，东盟必将受制于他国，并且可能成为大国冲突的牺牲品。在各成员国实力较 弱的情况下，进行地区安全合作，对本地区各国的力量进行有效整合是东盟唯一可行的 道路。其次，东盟还意识到虽然其内部存在诸多“差异和争端”，但这些因素不能成为 地区合作的障碍。冷战后欧盟和北美区域一体化加速发展的现实，要求东盟各国为了地 区的整体利益，必须以和平的方式来处理这些“差异和争端”，消除彼此之间的障碍， 这样才能够增强整个地区的“抗御力”。此外，还应该看到，这一概念强调“推进地区 抗御力”，实际上将区域外国家的影响充分考虑进去。1992年1月，东盟第四次首脑会 议在新加坡召开，将地区安全问题列入会议讨论议程，强调在地区安全问题上要加强同 区域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对话，并且宣布将促进“东南亚无核区”的建立。1992年7月 ，东盟第25届外长会议上，“东南亚安全问题首次被列入东盟外长会议年会重要议程， 标志着东盟的区域安全合作迈入了一个新阶段。”(注：王士录、王国平：《走向21世 纪的东盟与亚太——东盟的发展趋势以及其对亚太的影响》，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版 ，第323页。)从此，冷战后东盟国家的“合作安全”得以深入展开。
东盟的“合作安全”模式，是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和东盟的独特组织方式——“东盟方式”为支柱的。其中《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为它提供了法律保障，而“东盟方式”则为其提供制度上的保障。这两者相结合，就形成了东盟“合作安全”的保障机制，从而使东盟的“合作安全”能够平稳运行。
《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是1976年东盟第一次首脑会议上签署的有关加强东盟地区合作的纲领性文件。该条约第九条规定：“缔约国应当努力加强合作以推进本地区的和平、和睦和稳定的事业。为此，缔约国彼此间应当对国际和地区性的问题保持定期的接触 和磋商，以求协调自己的看法、行动和政策。”该条约还强调“和平解决争端”(注： 托马斯·艾伦：《东南亚国家联盟》，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第412～416页。)。从《 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有关条文可以看出，这一条约实际上是东盟实现内部安全的一 种约束机制，东盟意在借此在组织内部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避免冲突和对抗。接受 《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是加入东盟组织的一个必要条件，这就从法律上保障了东盟内 部各国“合作安全”的实行。1998年7月，东盟第31次外长会议上签署了《东南亚友好 合作条约》第二项议定书，据此，非东盟国家今后也可以加入这一条约。这一议定书表 明东盟开始将这种内部约束机制向外扩展，日益重视同区域外部大国的政治和安全合作 。
东盟“合作安全”模式的运行还有赖于东盟创造的独特组织决策原则与方式——“东盟方式”。“东盟方式”是东盟自创立之初就加以贯彻执行，并在其后发展中不断充实完善而形成的。这种“东盟方式”强调“要在所有东盟成员国之间创造和谐关系、尊重各国的领土与主权、不干涉他国内部事务、坚持一致同意而非多数同意原则、实行鼓励性的而非惩罚性的政策、渐进性合作、避免排他性的和孤立他国的战略以及以渐进的方式来进行合作等。(注：Paul M.Evans,Cooperative Security and Its Discontents in Asia Pacific:The ASEAN Connection,American Asian Review,Summer 2001,p104 。)。这种“东盟方式”适应了东南亚地区多样性的特点，兼顾了各成员国的利益，使 东盟各国得以联合起来，为实现其“合作安全”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二、东盟“合作安全”模式产生的原因
“合作安全”是冷战后东盟为适应变化了的国际和区域形势而采取的一种全新的安全模式。东盟之所以采取这种模式，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冷战后东盟面临的全新安全环境为其“合作安全”的实施提供了可能。随着冷战的终结，东盟地区的安全形势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原有的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对抗，以苏联的解体而告终。作为苏联的继承国，俄罗斯为国内事务所困，对外采取收缩战略，从东南亚撤出其全部军事力量。而美国也于1992年11月被迫关闭了它在菲律宾的最后一个军事基地，结束了它在这一地区长达44年的驻军历史。由于 美国和俄罗斯先后从这一地区撤出军事力量，东南亚出现了所谓“力量真空”。“传统 上，东南亚的国际关系主要由外部大国所决定。而从这一时期开始，东盟相对而言摆脱 了对外部大国的依赖”(注：Ganesan N.,ASEAN's Relations with Major External Powers,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 Strategy Affairs,Vol.22 Issue2,Aug2000,p267。)。美苏力量的撤出，一方面为东盟主导自己 的安全事务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也使东南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和平局面，有利于东 盟“合作安全”的展开。
与此同时，东南亚内部国家集团之间的对抗和困扰东盟国家的内部安全问题也迅速消除。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柬埔寨问题得以和平解决，原有的印支集团与东盟的对抗不复存在。而且，印支国家还调整了对外战略，迅速向东盟靠拢，先后加入东盟组织。缅甸也于1997年7月加入东盟。此外，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困扰东南亚多年的共产党活动偃旗息鼓，其内部的安全隐患最终消除。”(注：王士录、王国平：《走向21世纪的东盟与亚太——东盟的发展趋势以及其对亚太的影响》，第315页。)东南亚区域内部集团对抗因素的消失以及各国国内安全环境的根本改善，促使东盟各国在关心本国安全的同时，将区域安全问题提上日程。这种新的安全形势，使意识形态不再成为东南亚国家合作的障碍，为东盟进行地区安全合作提供可能。
其次，东盟内部各国实力较弱的现实，要求它通过“合作安全”的方式来获得地区安全。东盟是由中小国家组成的一个区域组织。在东盟诸国中，印尼的面积最大、人口最多，但是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军事实力并不强。其他国家如新加坡、文莱，虽然经济发展程度较高，人民生活富足，但是国家规模太小。而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总体来说实力也不强。越南，虽然曾经号称“世界第三军事强国”，但冷战后由于内部经济困顿，不得不大量裁军并实际上一度停止了武器进口(注：Sheldon Simon,Vietnam's Security:Between China and ASEAN,Asian Affairs,an American Review,Vol.20,No.4,Winter 1994,p.188。)。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国则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 家。相对实力较弱的现实，使东盟内部的每个国家都深刻体会到，在亚太地区存在美国 、日本和中国等大国的情况下，单靠一个国家的实力是不能保障各自的国家安全以及整 个东南亚的区域安全的。现实的实力状况表明东盟只有走“合作安全”的道路，通过对 地区内各国军事力量的有效整合，并借助对主要大国的平衡，才能增强各自的安全系数 ，从而保证整个东南亚地区的稳定与和平。
再次，东盟这一组织本身成员差异大、结构较为松散的特点，要求东盟在寻求地区安全途径的时候必须采取“合作安全”这种模式。“东南亚无论在自然地理方面还是在人文地理方面都明显地交织着多样性和同一性的矛盾”(注：托马斯·艾伦：《东南亚国家联盟》，第1页。)。现在的大东盟是由10国组成，这些国家社会制度各异，经济发展处于不同水平，种族、宗教、文化上也互不相同，而且许多国家之间还存在领土、领海争端等问题。而东盟作为一个区域组织，只有在这种多样性中寻求同一性，才能真正发挥功用。为寻求同一性，东盟在组织结构的设计上强调东盟各国在东盟组织决策上一律平等，互不干涉内政，以协商的方式来寻求一致(注：Jurgen Harrcke,ASEAN's Diplomatic and Security Culture:Origins,Development and Prospect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Curzon,2003,pp.49—50。)。这种独特的结构和决策模式——“ 东盟方式”决定了，只有采取“合作安全”才能使东盟各国在安全问题上达成共识，并 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
第四，由于集团对抗等内部安全问题基本消除，东盟国家对于区域外部大国对本地区安全的影响越来越重视，这为东盟各国的“安全合作”提供了凝固剂。东盟认为，冷战后由于美俄先后从这一地区撤出军事力量而形成的“力量真空”，一方面为东盟主导地区安全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也为其他地区大国介入东南亚地区事务创造了时机。在东盟看来，大国的潜在威胁往往会同本地区各种争端结合起来，危及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并且，冷战后由于南海地区拥有重要的战略位置和丰富的石油及其他海洋资源，相关的东盟国家对这一地区越来越重视，以致引发同中国的争端(注：Lee Lai To,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Dialogues,Westport,Conn:praeger,1999,pp.9～15 。)。东盟认为，在各自实力较弱的情况下，要应对区域外部大国现实和未来的挑战， 必须加强各成员国的安全合作。
最后，只有通过“合作安全”这种模式，东盟才能够真正有效地应对冷战后凸显的非 传统安全的挑战。如同其他地区一样，冷战结束后，在安全问题上东盟也面临日益增多 的贩毒、走私、跨国犯罪、非法移民以及恐怖主义等新挑战。诸如马六甲海峡附近的海 盗问题、泰国缅甸和老挝3国毗邻的东南亚“金三角”地区的毒品问题以及菲律宾和印 尼等国的恐怖主义问题，长期困扰着相关国家，日益引起东南亚地区各国的重视。在一 定意义上，东盟“综合安全”概念的提出本身就是对这种新挑战的回应。由于这种非传 统安全因素具有跨国性、隐蔽性和扩散性等特点，其危害常常超越一国国界，仅仅依靠 一国的力量以及传统的安全模式是无法将之根除，因而“合作安全”成为东盟必然的选 择。
三、东盟“合作安全”的具体实践
东盟不但在观念上和理论上倡导“合作安全”，而且在具体政策和实践中对这种安全模式加以贯彻实施。这主要体现在东盟内部各国的安全合作以及东盟与区域外部国家多边安全机制的构建等方面。
冷战后，意识形态障碍的消除和全新安全环境的挑战，促成了东盟内部各成员国之间的安全合作。东盟认为，在全新环境下，其“内部成员间必须加强安全交流与合作，建立信任，消除猜疑，才能维持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注：陆建人主编：《东盟的今天与明天——东盟的发展趋势及其在亚太的地位》，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年版，第202页。) 。由于东盟基本上是一个政治经济组织，而非军事组织，并且东盟也极力避免给外界以 军事组织的印象，因而其成员国的安全合作往往是通过双边的形式出现的，而没有形成 象北约那样的军事集团。早在冷战时期，东盟成员国之间就开始了较为广泛的双边军事 合作。例如印尼和马来西亚、印尼和新加坡、菲律宾与新加坡、文莱和新加坡、马来西 亚与新加坡等国之间都有军事合作项目。冷战结束后，东盟在1992年举行了新加坡首脑 会议。这次会议“鼓励东盟国家在安全问题上进行合作”(注：Nischalke,Tobias Ingo ,Insights from ASEAN'S Foreign Policy Cooperation:the “ASEAN Way”,a Real Spirit or a Phantom?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 Strategic Affairs,Vol.22,Issuel,Apr2000,p.8。)。这使东盟原有的双边军事合作 又有了新的发展，并且为适应新形势需要进行了必要的调整。例如，印尼和马来西亚将 双边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海空军事演习发展成为90年代的海陆空军事演习。印尼与新 加坡海军于1992年签署《联合巡逻协定》，共同维护海上安全。此外，东盟的新老成员 国之间还进行了积极的军事以及其他方面的安全合作。例如，越南加入东盟以后，同东 盟的老成员国如菲律宾、马来西亚以及新加坡等国频繁举行各种有针对性的军事演习， 加强彼此间的军事情报交流以及国防工业的合作，以增强军事透明度。通过这种双边以 及个别三边的安全合作机制，东盟国家间消除了彼此的疑虑，建立了信任关系。除此以 外，东盟国家还与区域外部国家进行了广泛的安全合作。目前，东盟国家间已经建立起 有效的合作安全网络，基本上维护了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近两年来东盟内部的安全合作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2000年11月20日、21日，东盟各国的军事首脑举行了第一次会晤(注：ASEAN Secretariat,Annual Report/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2001—2002),Jakarta:ASEAN Secretariat,2002,p.15。)。这是东盟为适应新的安全形势需要而采取的全新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突 破了原有的框架。此外，东盟各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如环境保护、跨国犯罪和恐怖主 义以及毒品控制和非法移民等方面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注：有关东盟各国这两年 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情况参见ASEAN Secretariat,Annual Report/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2001—2002),Jakarta:ASEAN Secretariat,2002,pp.102～1 04以及ASEAN Secretariat,Annual Report/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2002—2003)，Jakarta:ASEAN Secretariat,2003,pp.97～109。)。所有这些将成为东 盟未来安全合作的重点努力方向。
构建多边安全机制是冷战后东盟“合作安全”的一项重要内容。东盟意识到，在亚太背景下，只有将有关大国纳入到某种安全机制中去，以对话和协商的方式就有关安全问题进行探讨才能真正确保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东盟首先从第二轨道外交开始了有关多边安全机制的构建。1987年在东盟主导成立了“亚太圆桌会议”，它主要是由学者、专家和以私人身份出席的官员参加，就亚太地区安全问题进行探讨。冷战结束后，“亚太圆桌会议”仍然召开年度会议。1990年1月，在印尼外交部发展署的主办下，东盟成员国的一些学者和官员以个人身份，出席了“管 理南中国海问题潜在冲突研讨会”，这是亚太地区第一次召开讨论地区领土问题的有官 方背景的研讨会。1991年，中国外交部代表以个人身份出席了这个会议。台湾方面也同 时派出学者参加(注：Rosemary Foot,China in the Regional Forum:Organization Processes and Domestic Modes of Thought,Asian Survey,Vol.XXVIII,No.5,May1998 ,p.434。)。这一探讨会就其性质而言是非官方的，它主要就海洋生物保护以及航海安 全等技术性问题进行探讨。鉴于南海问题的敏感性，这一会议为各方提供了相互接触的 机会，增进各方的了解，有利于南海局势的稳定。此外，1994年1月正式成立的“亚太 安全合作理事会”也是由东盟主导的重要的第二轨道机制。虽然这种第二轨外交主要就 一些技术性问题和学术问题进行探讨，但是它促进了与会各方的了解与信任，加强了各 方的合作，因而对于维护地区安全起到特殊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它增进了各方的交流 与接触，为第一轨外交——官方层次的外交奠定了基础，从而也为东盟地区论坛的创建 提供了可能。
东盟地区论坛是由东盟创建的，包括亚太主要国家以及欧盟在内的一个政府间的多边安全对话机制，它是东盟倡导的“合作安全”模式的最杰出的成果。1992年新加坡首脑会议上，东盟各国就地区政治与安全对话达成共识。其后，在1993年7月东盟外长后继会议举行的“非正式晚宴”上，东盟及其对话伙伴国、会议观察员国和贵宾国正式决定 在东盟对话国的基础上成立东盟地区论坛。1994年7月，第一届东盟地区论坛会议在泰 国召开，这标志着东盟所倡导的整个亚太范围内的“合作安全”模式已经进入实施阶段 。1995年8月，在文莱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第二届会议上，与会各国通过了由东盟提出 的论坛的三个发展阶段：推进建立信任措施、开展预防性外交、寻求解决冲突的方式。 其后，东盟地区论坛每年召开一次会议，就当年度亚太地区一些热点问题以及与会国关心的问题进行广泛探讨(注：关于历次东盟地区论坛会议的具体内容，可以参考苏浩： 《从哑铃到橄榄：亚太合作安全研究》，第213～289页。)。除第一轨道之外，论坛还附有地区维和研讨会等第二轨道机制，这些会议为第一轨提供了有益的建议。东盟地区论坛是目前亚太地区唯一成型的政府间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它的建立及其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成员国之间的信任与理解，为亚太地区的持久和平做出贡献。而作为亚太地区的一员，区域整体环境的改善也有利于东盟地区的安全。
东盟地区论坛是东盟倡导的“合作安全”的产物，在这一论坛中东盟居于主导地位。首先，就会议程序而言，东盟地区论坛只能在东盟各国首都轮流举行，并且其最重要的两个会议《外长会议和高官会议》完全由东盟轮值主席国负责筹办，其日常事务由东盟 秘书处处理。其次，东盟地区论坛是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为宗旨和基本原则的， 它尤其强调“平等参与、循序渐进、协商一致、求同存异”的合作精神(注：中国现代 国际关系研究所东盟课题组：《中国对东盟政策研究报告》，载《现代国际关系》2002 年第10期，第3页。)。东盟依靠自己在论坛中有力的地位，通过合作安全这种模式，施 展其“大国平衡”战略，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地区安全事务的主导权。
四、东盟“合作安全”面临的主要问题
东盟的“合作安全”模式虽然在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是由于诸多因素的限制，目前东盟内部的安全合作还十分有限。就其整体发展状况来看东盟目前的安全合作还处于增强彼此之间的信任阶段，并没有达到为实现一个共同目的而进行功能合作的目标(注：Richard Sokolsky,Angel Rabasa,C.R.Neu,The Role of Southeast Asia in U.S.Strategy Toward China,Santa Monica:RAND,2000,p.43。)。 东盟“合作安全”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东盟方式”能否延续直接影响到东盟安全合作的进行。如前所述，“东盟方式”适应了东盟内部多样性的特点，为东盟“合作安全”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但是，在具体实践中以协商一致和不干涉内政为主要原则的“东盟方式”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由于东盟国家普遍陷入经济困顿，因而要求变更“东盟方式”的呼声日益高涨。东盟中的一些国家认为正是由于“东盟方式”的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导致东盟在金融危机初期无所作为，坐视危机的蔓延。此外缅甸日益成为东盟“烫手的山芋”。为实现其囊括东南亚十国的“东南亚共同体”的梦想并且从战略上削弱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注：Jurgen Ruland,ASEAN and the Asia Crisis: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and Practical Consequences for Southeast Asian Regionalism,The Pacific Review,Vol.13,No.3,2000,p.434。)，1997年7月处于经济强劲增长中的 东盟不顾西方国家的反对，正式吸收缅甸为其成员国。但是缅甸加入东盟以后，其“人 权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而美国和欧盟借此向东盟施加压力。在东盟一些国家看 来，缅甸成为东盟与西方国家交往的障碍。为此，泰国首先提出以“灵活干预”来代替 原有的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认为如果东盟内一国的内部问题直接影响到东盟整体的切身 利益，那么就应当允许讨论这些问题。菲律宾对泰国的建议表示赞同(注：Herman Joseph S.Kraft,ASEAN and Intra—ASEAN Relations:Weathering the Storm? The Pacific Review,Vol.13 No.3 2000,pp.464—465。)。但是这一建议却遭到新加坡和马 来西亚等国的反对。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伴随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加速以及随之而来 的东盟一体化进程的推进，东盟国家的相互依赖将逐步加深。在这一背景下如何保持和 调整“东盟方式”成为东盟面临的一大难题，而这将直接影响到东盟“合作安全”的运 行。
其次，对于“存在性威胁”的不同认识和东盟内部各成员国之间的矛盾阻碍了东盟“合作安全”的发展。冷战结束后，在整体环境趋于缓和的基础上，东盟国家基于其共同利益在安全合作上取得较大进展。但是由于各国国情不同，面临的主要安全问题也各不相同。东盟中的一些国家，如菲律宾等，由于南海问题以及其他领土争端问题，将中国看成其未来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注：Richard Sokolsky,Angel Rabasa,C.R.Neu,pp.33～35。)。例如，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1995年10月在美国夏威夷大学演讲时声称：“中国军事力量是东南亚最大的威胁。”(注：《世界日报》(菲律宾)1995年10月18日，转引自张锡镇：《中国同东盟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第217页，载梁守德主编：《中国 的发展与21世纪的国际格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但是东盟内另外一些 国家如缅甸、泰国等则认同与中国的友好关系。而这一地区最大的国家印尼由于在亚洲 金融危机期间遭到严重削弱，因而在一定时期之内其安全顾虑主要集中于内部问题，特 别是分裂主义和原教旨主义问题。另外一个区域大国越南虽然近年来同美国往来日益密 切，但是对美国的“和平演变”一直存有顾虑。东盟各国在安全认识问题上的不同，反 映了其国家利益的根本差异，因而在较短时间内是无法消弭的。这种差异成为东盟“合 作安全”进一步深化的障碍。而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诸如领土、边界、意识形态以及宗教 等问题，也是重要的妨碍因素。这些问题当东盟国家都致力于经济发展，享受发展果实 的时候往往处于相对次要的位置。而一旦发生像亚洲金融危机这样的动荡时，潜在的矛 盾就会成为国家之间的争端，正如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在危机之后所表现出来的那样。这 些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也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因而也是东盟“合作安全”未来发展 的一个障碍。
最后，东盟一些国家与区域外大国的军事联系直接影响到东盟“合作安全”的运行。东盟基本上是由中小国家组成的。长期以来大国主导国际政治的现实和意识形态的分野促使一些东盟(东南亚)国家选择同大国结成军事同盟来维护自己的安全。虽然后冷战时期相对缓和的区域形势削弱了军事同盟存在的必要，并且有的军事同盟也烟消云散了(注：例如越南和苏联在1978年11月签署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条约》。随着苏联的解体，这种军事同盟也随之终结。)，但是出于自身防务力量的薄弱和某些安全顾虑，一些东盟国家仍将发展同外部大国特别是美国的军事联系作为其安全的根本保障。东盟一些国家的现实需求满足了美国全球战略的需要，经过短时间的收缩，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美国军事力量开始“重返东南亚”(注：参见夏立平：《美国重返东南亚以及其对亚太安全的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8期。)。“9·11”事件之后，美国进一步以反恐为名强化了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从1999年起，美国和菲律宾恢复了联合军事演习。2000年2月美国和菲律宾在菲律宾的苏比克和巴拉望地区进行了“肩并肩”海陆空实战演习。2000年5月，美国、泰国和新加坡三国在泰国南部举行了代号为“金色眼镜蛇”的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2000年4～5月，美国菲律宾等国在菲律宾举行了扩大范围的“协同挑战”军事演习(注：参见陈乔之：《美国重返东南亚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东南亚纵横》2003年第1期，第32页。)。除了同美国这些具有同盟性质的军事联系之外，印尼曾经和澳大利亚签署了有关防务协定，马来西亚、新加坡与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共同缔结了“五国防御协定”。从本质上看，东盟一些国家同区域外国家的军事合作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军事同盟性质。这种军事合作与东盟所倡导的“合作安全”模式从根本上是背道而驰的。它表明后冷战时期东盟一些国家仍然以冷战思维来审视地区事务，这妨碍了东盟“合作安全”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