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孟姜女研究看顾颉刚的学术品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品格论文,学术论文,孟姜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07)01-0034-04
一、顾颉刚孟姜女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钟敬文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顾先生在我们近代民间文艺学上的重要贡献中首屈一指的，还是他那著名的孟姜女故事的研究。”[1](P2)顾颉刚在民俗学领域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顾颉刚孟姜女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在于：
第一，对新学科建立的开创意义。顾颉刚对孟姜女传说的研究及其所取得的成果，开拓了传说学研究的领域。顾颉刚在《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第一册的自序中说：“民间故事无论哪一件，从来不曾在学术界上整个的露过脸；等到它在天日之下漏出一丝一发的时候，一般学者早已不当它是传说而错认为史实了。我们立志打倒这种学者的假史实，表彰民众的真传说；我们深信在这个目的之下一定可以开出一个新局面。”[2](P163)民间传说在多数文人眼里，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鄙俗的作品。而顾颉刚却把它作为一种学术，用认真严肃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来进行研究，最终使传说得以进入学术的殿堂，受到越来越多文人的关注。这为民间文艺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钟先生说：“他把这种过去不为一般学者士大夫所重视的街头巷尾的口头传说，当成庄严的学术对象，用狮子搏兔的劲头去对付它，并取得炫眼的成绩。”[1](P2)
顾颉刚研究孟姜女传说是很偶然的，“我原来单想用了民俗学的材料去印证古史，并不希望即向这一方面着手研究。”[3](P64)可以说，最初对孟姜女传说的研究是他研究古史的副产品。1921年冬，他在《通志·乐略》里读到郑樵论《琴操》的一段话后，开始注意孟姜女传说。郑樵说：“杞梁之妻，于经传所言者不过数十言耳，彼则演成万千言。”到1923年，在他点读姚际恒的《诗经通论》时，一段注释又引起了他对这个传说的好奇心，于是下定决心要搜辑有关这个传说的资料。1924年，他在《歌谣周刊》第69和第73期上发表了第一篇研究文章《孟姜女故事的转变》。此文一出，即受到很多学者的支持和赞扬。刘复在看了第69期上的前半篇文章后，从海外来信表示“佩服得五体投地”，并且说，“你用第一等史学家的眼光与手段来研究这故事；这故事是二千五百年来一个有价值的故事，你那文章也是二千五百年来一篇有价值的文章。”[1](P4)后来，他又在《吴歌甲集·序》中说：“颉刚做出孟姜女考证来，我就羡慕得眼睛喷火，写信给他说：‘中国民俗学上的第一把交椅，给你抱去坐稳了。’”[2](P461)其后，顾颉刚又在《歌谣周刊》上出了9次“孟姜女故事专号”，引起学术界极大的兴趣，并展开热烈的讨论。有很多学者都以此为课题，既收集有关孟姜女的歌谣、唱本、宝卷和图画等，还对传说内容进行分析讨论。各地学者与顾颉刚讨论的通信达38篇之多。同时，顾颉刚的研究也从未停止。他发表了不少文章，其中1927年在《现代评论》第二周年的增刊上发表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尤其有学术价值。此外，他主编的《孟姜女故事歌曲集》于1926年出版，《孟姜女故事研究集》1-3集于1928、1929年出版。这些文章和编著成为后代研究孟姜女传说的宝贵资料。
顾颉刚对孟姜女传说的研究，促使传说、故事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和重视。在孟姜女研究之后，很多学者开始着手搜集和研究其它的民间口承故事，例如钟敬文的《陆安传说》、钱南扬的《梁祝故事》等。从1924年开始，民间故事的出版物开始慢慢多起来，这是一个学科得以发展的重要条件。顾颉刚对孟姜女传说的关注是受了时代的影响，而他的研究无疑对社会观念（尤其是学术研究的观念）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正如钟敬文先生所说：“顾先生这个研究成果，不但本身为我们学界建立了一种崭新的传说科学，而且给从长期封建社会的古旧学术传统中开始醒觉过来的青年学者，开辟了一条新的学术道路，形成了一种新的学术风气。”[1](P3)
第二，研究结果的学术价值。顾颉刚在孟姜女传说的研究中，主要的贡献在于考证和材料的搜集、整理方面。他最主要的两篇文章《孟姜女故事的转变》和《孟姜女故事研究》，收录了春秋以来的古籍中记载的有关材料，非常详尽。尤其是前一篇，将春秋至北宋的史籍上的直接材料进行了梳理，对孟姜女故事的起源和发展做了历史的描述。直至今天，研究孟姜女的学者所运用的有关这一段的材料，大都是顾颉刚的成果。在这一点上，他的研究的价值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在后一篇文章中，顾颉刚不仅对材料进行了补充，还开创了从地理的角度来研究该传说的方法，使研究更加深入。在他之前，清代已经有学者注意到了孟姜女传说的演变踪迹，但是，他们把传说与历史事实混同，从历史的角度来进行考证。而顾颉刚则是对这个传说本身进行研究，总结出它变化的规律和原因，看到它作为民间传说的特色和意义。
当然，从现在的研究水平、方法来看，顾颉刚的孟姜女研究有一定的缺陷，例如：他对这个传说的“反对暴政、反对徭役”的主题认识不够，没有揭示出它的更为深刻的社会意义和历史价值。但这是很正常的，正如现代人不能用现代的眼光来要求古代人一样。顾颉刚在他的那个年代达到了顶峰，这就是他的贡献。
第三，方法论的意义。顾颉刚的方法论是在他研究古史的过程中形成的。从远的来看，他继承了清代的学风，敢于疑古，重视考据；从近的来说，他所受的是胡适、钱玄同的影响。其中又以胡适对他的影响最深。“适之先生带了西洋的史学方法回来，把传说中的古代制度和小说中的故事举了几个演变的例，使人读了不但要去辨伪，要去研究伪史的背景，而且要去寻出它的渐渐演变的线索，就从演变的线索上去研究，……。我固然说不上有什么学问，但我敢说我有了新方法了。在这新方法支配之下的材料，陡然呈露了一种新样子，使得我又欣快，又诧异，终至放大了胆子而叫喊出来，成就了两年前的古史讨论。”[3](P76-77)
顾颉刚的方法论与胡适如出一辙，都是将西方的实证主义与中国传统的考据学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方法论。有研究者认为顾颉刚所使用的这种实证主义是错误的。实际上，如果将民俗学、史学等学科中的研究方法一一列举，会发现许多与实验主义并不冲突。“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就不见得与辩证唯物的方法论根本对立，民俗学上的田野工作方法和文献学方法，甚至比较法、心理法、统计或计量的方法等，都可以归结为实证主义方法论指导下的具体方法。”[5](P209)
胡适将实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归纳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这种方法有唯心的成分，但是，从科学的研究实践来分析，它强调创造性，是有一定作用的。在顾颉刚之前，没有人对孟姜女传说做过全面的调查和认真的分析。他面对的只是古籍上的只言片语。在这种情况下，他采用这种先假设后证明的方法应该说是可取的。当然，毋庸讳言，他的结论中，有一些是个人的主观揣测，没有事实依据。即使是这样，顾颉刚用这种方法，使一个源远流长的古老传说得以重见天日，仅从这方面来说，也不应该将实证主义方法论完全否定。“至于‘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简单地以‘唯心主义’加以否定，也不甚妥当。其实，这种方法，并非是文史学者所创，数学上早就有演绎、反证两种演算和论证方法，其中反证法就是先假设命题，然后论证，或否定、或肯定，所以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笼统地全盘否定显然是不科学的。”[6](P82)
二、顾颉刚的研究方法
众所周知，顾颉刚是专攻古代史的，因此对文献非常熟悉，使用起来得心应手。他擅长从繁琐的历史文献中挖掘出有用的材料，再将其按照历史的顺序进行排列，使得这些材料有条不紊。孟姜女传说发展演变的清晰脉络就得力于这种方法。这也就是胡适从西方带回来的史学方法：先找出演变的线索，然后从这个线索上去研究。从顾颉刚的两篇重要文章可以看出，他采取的主要是历史、地理的研究法。这两种方法都是以材料为基础的，所以他所利用的还是史学领域常用的文献方法。顾颉刚说：“学问必须在繁乱中求得的简单才是真实的纲领；若没有许多繁乱的材料作基本，所定的简单的纲领便终是靠不住的东西。”[3](P290)他对材料的重视可见一斑。实证主义的“小心求证”的理论，关键也在于对材料的掌握。在孟姜女研究中，顾颉刚通常是列出文献中的材料，然后做解释，对材料进行严谨的考证、分析、比较等。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搜集材料时，不仅尽力搜罗古籍上的材料，还采纳了各地的热心人从民间获取的传说材料，使他的研究更具有说服力。也因为有了这些活在当代的民间传说，他才会发现不同地区的异文情况，从而开创了孟姜女研究中的地理方法。
在对有关孟姜女传说的材料进行归纳、分类时，顾颉刚还注意到纵、横的区别。他最初是从纵的角度，将该传说整理出一个历史的系统：从春秋时杞粱妻拒绝郊吊的故事，经过战国时杞粱妻善哭的变化，到汉代哭崩城，而南北朝则演变为哭崩长城，至唐开始与秦始皇相联系，而杞粱妻也更名为孟姜女，这个传说得以定型。虽然后来又加入了其他的情节，但最主要的元素在此时已经具备。在其后的研究中，随着材料的增多，他发现不同的地区流传的孟姜女传说有区别，才意识到还应该从横的方面来加以研究，所以便有了这个传说的地理的系统。
这种历史、地理的方法，在当时的民俗学研究中影响是很大的，应用也相当普遍。由于顾颉刚的孟姜女研究的成绩骄人，也使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普及。时至今日，历史、地理的方法仍然是民俗学研究中用来搜集、整理材料的重要方法之一。历史的方法更偏重文献，而地理的方法离不开实地调查。研究孟姜女传说时，顾颉刚已经注意到活在民间的口头文学的重要性。《孟姜女故事研究》就是采纳了大量在各地流传的材料而形成的。在民俗学研究中，既要重视共时的田野的调查工作，也不能忽视对历时的文献的爬梳。只有将共时和历时的方法结合起来，才能使研究结果更有科学性。
从《孟姜女故事的转变》到《孟姜女故事研究》，顾颉刚的研究方法更加丰富了。他对散布在各地的材料的重视，说明他对田野调查方法的认同。遗憾的是，由于经济等各方面的原因，顾颉刚在研究孟姜女传说的过程中，没能亲自到民间去做过实地调查。在发表《孟姜女故事研究》之前，顾颉刚曾到北京的东岳庙和妙峰山进行实地调查，并发表了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文章。其中，妙峰山香会调查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25年4月30日，顾颉刚、容庚、容肇祖等人到北京西郊的妙峰山调查进香习俗。三天后，他们满载而归。后来，这些调查结果在《京报副刊》上，以《妙峰山进香专号》为题刊出六期。在所有的调查报告中，顾颉刚的《妙峰山的香会》一文，由于它的详尽而最为引人注目。这篇调查报告被江绍原称为“是绝无仅有的”[7](P29)。这次调查，是中国第一次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民俗学田野作业。何思敬说：“（妙峰山专号）不特关于民间宗教，科学的调查是第一次，并且这第一次的调查已经得到很好的成绩。这全靠此专号作者们的同心协力，尤其颉刚先生的精敏周到。他在专号中确是一个最忠实的调查者。”[7](P29)
三、顾颉刚的治学精神
顾颉刚在孟姜女研究上所取得的成就，同他的治学精神是完全分不开的。顾颉刚的治学精神主要表现在积极创新、认真求实和坚持不懈三个方面。
（一）积极创新
顾颉刚反对在学术上迷信传统、权威，鼓励青年人要敢于创新，有自己的思想和观点。而他本人更是身体力行。从孟姜女研究可以看出他的这种创造精神。在对孟姜女传说的研究还是一片空白的时候，他独具慧眼，发现了这个传说的独特之处，并以此为课题，见人之所未见，言人之所未言。在解释传说的材料时，也显示出他极具创造性的观点。例如，他认为孟姜女传说最初并非民众创造的，而是起源于贵族的杞粱妻的故事。这一观点后来引起很多争论。尽管如此，顾颉刚的这种创新精神仍然是非常可贵的。由于这种精神，使他“敢于推翻数千年的偶像而不稍吝惜，敢于在向来不发生问题的地方发生出问题而不丧气于他人的攻击。”[3](P77)
在顾颉刚其他的民俗学研究中，也处处表现出他的这种创新意识。在研究神道的时候，他把近代人心目中的神话，作了一个简明的历史解释。这种方法与他研究孟姜女传说的方法是一致的，他的这一见解在神道研究领域也是具有开创性的。
（二）认真求实
顾颉刚所提倡的创新，并不是毫无根据的空穴来风。他在学术上摒除偶像，以事实为准。他说，只要有足够的证据可以变更他的主张，决不勉强回护。
在研究孟姜女的过程中，他对有用的主张和材料采取的就是开放的态度。他积极呼吁更多的人参与搜集和讨论，鼓励众人对他的研究提出批评。在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孟姜女故事的转变》后，顾颉刚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各地的民间文艺材料纷至沓来，使他认识到研究的局限：“书本虽博涉，总是士大夫们的‘孟姜女’。”然后才得出结论：“孟姜女的故事，本不是士大夫们造成的，乃是民众们一层一层地造成之后而给士大夫们借去使用的。”[2](P1660)
可见，在学问上顾颉刚是一个有错即改的人。在初涉学术领域时，他就提出了—个大胆的假设：禹不是历史人物，而是一条虫。他的这一创见掀起了轩然大波，褒贬不一。在钱玄同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后，他立即更正了这个结论。正是这种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才使顾颉刚的研究，时至今日仍然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
（三）坚持不懈
顾颉刚所拟定的孟姜女传说的两个系统，今天看来似乎很简单，但是，要在纷繁复杂的文史书籍中找出这些材料，却是一件工程浩大、非常艰难的事情。面对浩如烟海的书籍，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心和万分的耐心，这项工作可能很难完成。然而，顾颉刚凭着自己对学问孜孜以求的精神，凭着坚定的志愿和不畏难的勇气，终于将历代关于孟姜女的材料搜罗殆尽，这确实是了不起的功绩。
顾颉刚收集孟姜女传说的材料长达五十年之久，整理出的材料有一百万字之巨。可惜这些珍贵的资料在十年动乱中散失。到晚年，顾先生仍然笔耕不辍，坚持搜集、整理有关资料。这种持之以恒的治学精神，是他取得显著的学术成就的重要条件。
坚持不懈，不仅仅是研究的时候对待问题的态度，还是生活与学问冲突时所做的选择。顾颉刚在研究孟姜女传说时，也曾受到别人的责难，认为他的研究毫无用处，但是，他并不气馁，一如既往。当他陷入生活困境时，也没有因此放弃研究。在他就任北大预科国文讲师时，由于时局不稳，学校时常欠薪，数月不发。顾颉刚甚至到了只能靠借钱度日的境地，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依然坚守着学问这块阵地。在这期间，他完成了妙峰山的调查，并一直在搜集、整理孟姜女传说的材料。这份对学术的执著，体现了一个伟大学者的崇高精神。
四、顾颉刚学术品格的形成和启示
顾颉刚学术品格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1、环境。顾颉刚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自幼接受严格的诗书训练，因此酷爱读书。他幼年读书就已经不肯盲从，喜欢在书上批抹，自出己意。在求学之时，又继承了清代学者的疑古之风，他的创造性因而得以加强。后来，他师从胡适、钱玄同，大胆创新的精神得到肯定。这种精神是他做学问的动力，也是他获得成功的重要条件。2、时世。顾颉刚所处的是一个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时代。一方面，政府的无能、民族的危机，使很多学者对正统的历史产生了怀疑；另一方面，西方新思潮的涌入，又给了学者新的希望。五四时期，民主、科学和自由成了时代的精神。民间文化开始受到重视。顾颉刚读了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以后，开始对上古的传说人物产生怀疑。其后又因为听戏的缘故，在思想上更加接近民众。这些都成了他日后致力于民俗研究的部分原因。3、性格。顾颉刚是一个富有好奇心和热情，而且非常认真、顽强的人。“到了研究学问的时候，我的人格便非常强固，有兴趣，有宗旨，有鉴别力，有自信力，有镇定力，有虚心和忍耐：所以我为发展我的特长计，愿意把我的全生命倾注于学问生活之内，不再旁及它种事务。”[3](P80)1918年，他因妻子病故而染疾，在家养病的时候开始致力于搜集吴歌，进而扩大到搜集方言、谚语、谜语等民俗材料，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无论是家庭变故还是社会的责难，无论是贫困还是病痛，都不能削弱他对学问的热情。这种性格一直陪伴他走到生命的尽头，并照亮了他的整个学术生涯。有学者评价顾颉刚说：“从更长的观点看，最值得人怀念的，恐怕还是他那嗜学如命的性格，探索真理的豪情和开拓门径的兴味。”[7](P57)
顾颉刚在学术上的成就是有口皆碑的，而他的治学态度和精神对当代的民俗学研究者更有启发意义。他做学问不仅是因为兴趣，还有一种责任感。他总是希望以一己之力唤起众人对学术的关注。他做研究也不是为了沽名钓誉或者谋取利益。这种态度对当代急功近利的学人来说，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他说：“在应用上虽是该作有用与无用的区别，但在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的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时的目的。”[3](P25)顾颉刚认为做学问的目的在于“求真”，而不是应用。“致用”和“求真”是自清代以来的两种学术思想。究竟做学问是为了“经世致用”还是“实事求是”，很多学者在这两条路之间犹豫。顾颉刚的意见是：学术研究不应该追求直接的应用价值，但是，以长远的眼光来看，这些表面上无用的研究却对社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这就是“无用之用”。“顾颉刚在此问题上的贡献在于，他异常明确地将‘求知’与‘应用’分属于两类不同的社会角色，并为‘求知’中隐含的‘无用之用’作了精致的描述（这一点实际上很重要，如果真的将求知说成一无所用，相信大多数人是难以接受的），从而将科学、求真树立为学术研究最高的也是唯一的目标，这也就从根本上宣告了学术研究的独立地位。”[8](P110)顾颐刚是一个以学术为生命的人，他对待学问的严肃认真、持之以恒的精神，确实值得当代青年学者好好学习。
收稿日期：2006-05-10；修订日期：2007-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