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述帝国的“拉科苏”士兵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帝国论文,探析论文,士兵论文,拉科论文,亚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公元前1000年代前期，亚述从两河流域北部的区域性国家发展成囊括西亚大部分地区和北非一部分地区的大帝国，其政治、经济和军事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亚述帝国时期(公元前934—前612年)，又称为新亚述时期，亚述出现了一批被称为“拉科苏”的士兵，他们隶属于宦官长，并且被免除了赋役。然而，“拉科苏”士兵似乎并未引起亚述学界的足够重视，有关学者在整理亚述帝国文献或编撰相关的辞书时对该词的解释五花八门。1913年，J.科勒和A.翁格纳德编译了亚述帝国的部分法律文献，他们把其中一篇文献提到的raksu译为“看门人、门房”①。1972年，布鲁诺·迈斯纳和沃尔夫拉姆·冯·佐登编撰的《阿卡德语词典》第2卷出版，新亚述时期的“拉科苏”士兵被解释为一种由俘虏组成的士兵。②1973年，J.N.波斯特盖特整理了尼穆鲁德出土的文献，他并没有解释raksu的含义，而是仅仅给出了该词的拉丁化形式。③1974年，J.N.波斯特盖特在研究亚述帝国的税收与征发时指出学界对raksu的认识还不够充分，因此他只给出了该词的拉丁化形式。④1987年，西莫·帕尔波拉编辑了萨尔贡二世(Sargon Ⅱ，公元前721—前705年在位)的部分王室书信，他将一封书信中提到的raksu译为“雇佣兵”⑤；但是，帕尔波拉似乎对他的翻译不太有把握：一方面，他把“雇佣兵”一词用斜体来表示；另一方面，他把同期其他书信中提到的raksu译为“新兵”⑥。1988年，特奥多雷·克瓦斯曼编辑了大英博物馆藏亚述帝国的部分法律文献，她将一篇文献提到的raksu译为“骑马者”⑦。1999年，《芝加哥亚述语词典》R卷出版，raksu被解释为一种被豁免了税收和其他公民义务的职业军人，特指隶属于宦官长(rab 
)、⑧能够全天候作战的骑兵或车兵；raksu一词的意思可能是“用租约雇佣的(士兵)”⑨。2007年，西莫·帕尔波拉出版了《亚述语—英语—亚述语词典》，重申了他对raksu的看法，仍然将其解释为“新兵”或“雇佣兵”，不过，他在第二个义项后打了一个问号。⑨鉴于学界对raksu的解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拟依据亚述帝国时期的书信、法律文书和王室铭文等文本文献，从辨析“拉科苏”士兵的身份入手，追溯其出现的历史背景，并尝试分析这类士兵在亚述帝国扮演的角色。
一、“拉科苏”士兵的身份辨析
亚述帝国涉及“拉科苏”士兵的文献主要分为两类：一是记载各类交易的法律文书，二是国王与行省官员之间的书信。在有关的法律文书中，“拉科苏”士兵多为各类交易活动的证人，但相关文献包含的“拉科苏”士兵的信息非常有限，仅仅提到了其名字、隶属关系和出现的时间。相关的书信材料提供的“拉科苏”士兵的信息相对较为丰富，介绍了他们的活动等有关情况，因而成为我们研究“拉科苏”士兵最重要的材料。因此，我们将从解读有关的书信入手，并结合其他相关材料，来分析“拉科苏”士兵的身份。
阿淑尔总督塔伯－西尔－埃莎拉(Tab-
)在一封信中，向国王解释了送信到比拉提的“拉科苏”士兵哈尔迪－乌粟尔(Haldi-
)没有及时回到国王身边的原因：“哈尔迪－乌粟尔——那名送信到比拉提(Birati)的‘拉科苏’士兵——已经带着一封信回来了。(我现在就派他)到国王，我的主人，那里。［我问他］：‘你为什么耽搁了？’他说：‘他扣留我12天，马尔都克－舒姆－伊丁(Marduk-
umu-iddin)将尾随我而来。’”(11)比拉提是亚述北部边境图什罕省(Tuhan)的一个军事要塞，离乌拉尔图非常近。(12)奇怪的是，哈尔迪－乌粟尔的名字中竟然有乌拉尔图的主神“哈尔迪”的名字，(13)其意思是“哈尔迪庇护我”(14)。两河流域的人名中往往含有所在的城市或国家保护神的名字，以突出他们与相关神灵的密切关系，因此人名是我们判断相关人员的家乡或国家的重要依据。哈尔迪－乌粟尔祈求乌拉尔图保护神哈尔迪的保护，这表明他是一个乌拉尔图人。在亚述与乌拉尔图对峙期间，两国曾互派间谍(daiālu)刺探对方的情报，(15)阻止乌拉尔图间谍的渗透是亚述军事要塞的重要职责。(16)比拉提要塞的指挥官马尔都克一舒姆－伊丁大概怀疑“拉科苏”哈尔迪－乌粟尔是乌拉尔图的间谍，于是将其扣留进行审查。经过12天的审查，马尔都克－舒姆－伊丁排除了哈尔迪－乌粟尔的间谍嫌疑，于是将其放回。
亚述帝国中乌拉尔图人的出现与其对乌拉尔图的侵略有直接的关系。乌拉尔图位于亚述的北面，从公元前13世纪起，亚述频繁地入侵该地区索取马匹等牲畜。(17)从沙尔马纳沙尔三世(shalmaneser Ⅲ，公元前858—前824年在位)末年起，乌拉尔图与亚述帝国形成了对峙局面。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Tiglathpileser Ⅲ，公元前745—前727年在位)对乌拉尔图实施反击，他占领了乌拉尔图的许多军事要塞。(18)公元前714年，萨尔贡二世亲自率军远征乌拉尔图，亚述军队洗劫了所到之处，并摧毁了乌拉尔图的田园及其相关水利设施，彻底解除了来自北部的威胁。在遭受亚述侵略的过程中，乌拉尔图人逐渐熟悉了两河流域文化，一部分乌拉尔图人模仿两河流域的方式起名，于是一些乌拉尔图人的名字中出现了其主神“哈尔迪”(19)。在侵略乌拉尔图的过程中，亚述俘获了不少俘虏，其中部分俘虏可能被编进了军队。(20)随着乌拉尔图的部分领土被亚述兼并，一部分乌拉尔图人成了亚述的臣民。(21)亚述帝国军队中出现乌拉尔图士兵并不意外，“拉科苏”士兵哈尔迪－乌粟尔可能是一名俘虏，也可能是归顺亚述的乌拉尔图人。
萨尔贡二世在致一名叫曼奴－启－阿达德(Mannu-ki-Adad)的高官的信中指责他擅自把委托给他管理的人员变成了自己的“拉科苏”士兵、车兵和骑兵：“国王对曼奴－启－阿达德说的话：1119名身强体壮的人交给了皇家的‘扎库’(
)，委托给你统辖。(他们属于)一个总数为5000人的群体，包括那些死去的和那些还活着的。你为什么擅自使用他们，把一部分人变成了你军中的‘拉科苏’士兵，把一部分人变成了你的车兵，而把另一部分变成了你的骑兵？”(22)这批人原来的总数是5000人，而被这位官员变成各种士兵的只有1119人，原因在于一部分人死去了。车兵和骑兵属于技术兵种，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胜任的，曼奴－启－阿达德轻易地将这批人变成了军中的“拉科苏”士兵、车兵和骑兵，可见他们可能是一支战斗部队。直接管理这批人的亚述官员是“扎库”，他们是亚述的一种低级军官，主要负责巴比伦尼亚直接占领地区的治安。(23)因此，被曼奴－启－阿达德变成军中的“拉科苏”士兵的人很可能属于一批流放到巴比伦尼亚地区的战俘。
拉萨帕
省总督泽茹－伊伯尼(Zeru-ibni)在致国王的信中澄清了“拉科苏”士兵马尔都克－埃里巴被其逮捕入狱的谣言：“致国王，我的主人：(我是)您的仆人泽茹－伊伯尼。祝国王，我的主人，身体健康！关于国王我的主人，在给我的信中提到的马尔都克－埃里巴(Marduk-eriba)，如果我给马尔都克－埃里巴戴上了镣铐，让他们卸下他的镣铐，然后把它们加到我的脚上。如果(事实)不是这样，让他们把那个对国王我的主人撒谎的人的舌头扯出来！马尔都克－埃里巴的哥哥是一名皇家车兵，他本人是一名和我在一起的‘拉科苏’士兵。拉伯－穆吉(ra6 mūgi)的副官把他的哥哥调到了阿拉泊哈Arrapha)，去年他征调马尔都克－埃里巴服‘巴提曲’(batiqu)。请国王我的主人，询问送这封信的信使，他是戴着镣铐还是在他的父亲家里。现在我送马尔都克－埃里巴和他的哥哥到国王我的主人那里。让取悦于国王我的主人的人服侍国王，我的主人让他们给我次优秀的人。我的骑兵被调走已有三年了，国王我的主人知道河边的那些人都在干自己的活，没有一个是免赋役的。马尔都克－埃里巴去看他哥哥的女仆了，在杜尔－沙鲁金(
)住了三天就回到他父亲家了。”(24)拉伯－穆吉是亚述的一种高级军官，(25)“巴提曲”是亚述在人力和物力资源不足时实施的一种国家征发，(26)泽茹－伊伯尼辖区连续三年没有骑兵可以征调，因此拉伯－穆吉的副官征调马尔都克－埃里巴兄弟服役。但是，马尔都克－埃里巴是国王喜欢的人，可能因为见不到马尔都克－埃里巴，国王误以为泽茹－伊伯尼把他逮捕入狱了。“拉科苏”士兵马尔都克－埃里巴的名字里有马尔都克神的名字，其意思是“马尔都克替换了”(27)。马尔都克是巴比伦城和巴比伦尼亚的保护神，(28)马尔都克－埃里巴无疑是一个巴比伦人。拉萨帕总督泽茹－伊伯尼不仅了解马尔都克－埃里巴本人的情况，而且提到了其父兄的情况，因此马尔都克－埃里巴一家可能居住在拉萨帕省，并受到该省总督的约束。一个巴比伦人怎么生活在亚述行省呢？亚述帝国时期，为了消泯被征服地区人民的反抗，亚述往往把他们迁移出他们的故乡，其中一部分人被安置到亚述行省以增加可资利用的人力资源。(29)拉萨帕省也安置了被征服地区的人口，(30)马尔都克－埃里巴一家可能是被国王安置到拉萨帕省并受该省总督监督的巴比伦战俘或流放者。
我们上面提到的“拉科苏”士兵的共同之处，是他们均来自被征服地区，或者是俘虏，或者是流放民。除此之外，他们的另一个共同点是他们均隶属于宦官长。萨尔贡二世曾命令阿拉泊哈总督伊萨尔－杜里(Issār－dūrī)豁免宦官长的“拉科苏”士兵的税赋。(31)在一所房屋交易中充当证人的“拉科苏”士兵曼努－启－阿比(Mannu-ki-abi)的长官也是宦官长。(32)购买奴隶的“拉科苏”士兵曼努－启－阿拉雅(Mannu-ki-allaya)也隶属于宦官长。(33)一封解送马匹的信中提到“来自宦官长的‘拉科苏’士兵的3匹库什马”(34)。尼尼微的一份债务清单写道：“……银子，曼努－启－萨贝
，宦官长官署总管的‘拉科苏’士兵。”(35)亚述帝国的军队大致分为“国王的人”
)和“国王的分队”
两类：前者主要由履行伊尔库义务的人员组成，隶属于国王或图尔塔努(turtānu)；(36)后者主要由被征服地区居民组成，隶属于宦官长。(37)“拉科苏”士兵的来源及其隶属关系表明他们可能也是宦官长麾下的“国王的分队”。一般情况下，亚述人只是笼统地提“国王的分队”，而“拉科苏”士兵却从“国王的分队”中挑出来，显示他们是“国王的分队”中的一种特殊士兵。
“拉科苏”士兵最突出的特殊之处在于士兵本人及其家属享有免税赋的特权。阿拉泊哈总督伊萨尔－杜里回复国王萨尔贡二世的一封信谈到了“拉科苏”士兵税赋豁免的情况：“关于宦官长的［‘拉科苏’士兵］，［国王我的主人］写信说：‘他们都是免赋役的；任何人都不得对他们提起诉讼，任何人都不许征收［他们的谷物税……队官］和‘拉科苏’士兵［……］他的儿子［……］……他们的［……］；他们的儿子［……］也是免赋役的。’”(38)由于书信的破损，豁免的全部内容已不可尽知，但是，谷物税肯定在豁免之列，他们的家属也享受免赋役的特权。我们在上文提到的“拉科苏”士兵马尔都克－埃里巴可能也享有类似的特权。拉萨帕省的骑兵都被调走了，穆吉的副官无兵可调，违例征调马尔都克－埃里巴兄弟服“巴提曲”，结果致使国王误以为他们受到了拉萨帕省总督的虐待，于是写信谴责该总督。泽茹－伊伯尼提到河边没有免赋役的人，可能意在向国王解释其辖区再没有其他“拉科苏”士兵。亚述帝国豁免赋役必须由国王本人批准，(39)曼奴－启－阿达德可能效法国王豁免了部分俘虏的赋役，这一僭越行为自然要遭到国王的严厉斥责。
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亚述帝国豁免“拉科苏”士兵赋役的诏令文本，不过，国王豁免其他人员赋役的诏书却不在少数，其中部分文件讲述了豁免赋役的缘由。公元前657年，亚述国王阿淑尔拔尼拔(Ashurbanipal，公元前668—前631年在位？)在豁免宦官长纳布－沙茹－乌粟尔(
)地产的赋役敕令中写道：“纳布－沙茹－乌粟尔，亚述国王阿淑尔拔尼拔的宦官长，(是)一个值得善待和施恩惠的人。从我登极到我行使王权，他献身于国王他的主人，他忠诚地在我面前服务，稳健地奔走。他在我的宫廷中名声极佳，维护了我的王权。我发自内心，根据我的考虑，我打算厚待他，赐给他一件礼物：他在我的庇护下获得了耕地、果园和人口，建立了自己的地产，我豁免了它们(的赋役)。我颁布敕令，并且盖上了我的印玺，赐给了我的宦官长纳布－沙茹－乌粟尔，一个恭敬我的王权的人。那些耕地和果园的谷物税不得征收，秸秆税也不得征收，他们的牛群和羊群不得课税。那些耕地和果园里的人口不得征召履行伊尔库义务、(40)劳役和‘国家的迪库图’(
)义务，(41)他们可以自由地出入港口……”(42)阿淑尔拔尼拔之所以豁免宦官长纳布－沙茹－乌粟尔地产的赋役，是因为他长期尽心尽力地服侍国王，赢得了国王的欢心；国王决定厚待他，具体措施就是豁免其地产的赋役。值得注意的是，纳布－沙茹－乌粟尔耕地和果园的谷物税被豁免了，其地产的依附人口也在豁免之列，这与“拉科苏”士兵已知的豁免内容基本相同。亚述国王豁免“拉科苏”士兵的赋役，大概也是出于相似的目的。因此，亚述帝国的“拉科苏”士兵可能是“国王的分队”中忠心护主、赢得国王青睐的人。“拉科苏”士兵之所以能获得国王的厚爱，不仅仅因为他们对国王忠心耿耿，而且由于他们具有超群的军事素养。上文提到，国王委托给曼努－启－阿达德的人是“身强体壮的人(
)”(43)，这是优秀士兵必备的基本条件，因此一部分人被总督变成了其麾下的“拉科苏”士兵。拉萨帕省总督泽茹－伊伯尼称马尔都克－埃里巴兄弟为“取悦于国王的人”，并提出愿意用次优秀的人交换他们，可见马尔都克－埃里巴兄弟很受国王的青睐。作为士兵，马尔都克－埃里巴兄弟取悦国王的重要手段很可能在于其英勇善战。
不仅如此，“拉科苏”士兵还可能属于亚述军队的精锐兵种。从中亚述(约公元前1365—前935年)起，战车是冲击敌阵、取得胜利的决定力量。在提到他们的军队时，亚述国王最常用的词语是“我的战车和我的勇士/军队”；在法律文献中，表示“国王管辖到的地区”的套话通常是“国王的战车经过的地方”(44)。亚述帝国时期，亚述军队中就出现了骑兵，但是早期的骑兵十分笨拙，需要成对地出战，难以发挥机动灵活的特点。萨尔贡二世在远征乌拉尔图的过程中学到了该国精湛的骑术，骑兵才逐渐成为克敌制胜的法宝。(45)在上文提到的“拉科苏”士兵哈尔迪－乌粟尔是一名信使，信件的及时传递要求信使必须骑马完成任务，因此哈尔迪－乌粟尔可能是一名骑兵。在上文提到的萨尔贡二世致曼奴－启－阿达德的信中，国王指责该官员把交由他管理的1119人变成了其军中的“拉科苏”士兵、车兵和骑兵，可见这批“拉科苏”士兵与车兵和骑兵有密切的关系。拉萨帕省总督泽茹－伊伯尼谈到的“拉科苏”士兵马尔都克－埃里克的哥哥是一个皇家的车兵，而其弟弟可能也是一名车兵。纳布－舒穆－伊狄纳(
)在致国王的信中提到“宦官长的‘拉科苏’士兵的3匹库什马”(46)。亚述帝国的“拉科苏”士兵可能属于亚述军队的精锐。
那么，“拉科苏”士兵何以得名呢？raksu来源于动词rakāsu，该词的本义是“捆绑”，引申为“同某人签订契约或使某人履行义务”(47)。“拉科苏”士兵不但对国王忠心耿耿，而且是“国王分队”中的精锐，因此成为国王非常倚重的力量。(48)身处异国他乡的俘虏或流放者受到国王免赋役的殊遇，自然会对国王感激涕零，他们将誓死效忠国王。国王把自己的安危寄托在“拉科苏”士兵身上，“拉科苏”士兵把他们的前途和希望寄托在国王身上，这样二者的利益就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了。二者休戚相关大概是相关士兵被称为raksu的重要原因。
二、“拉科苏”士兵出现的历史背景
最早提到“拉科苏”士兵的文献是一份法律文书残片。该士兵是一个见证一桩交易的证人，契约签订的时间为卡拉赫(Calah)省总督贝尔－塔尔西－伊鲁马(
)任名年官(49)之年。(50)与该名年官对应的公历是公元前797年，当时在位的亚述国王是阿达德－尼拉里三世(Adad-nirari Ⅲ，公元前811—前782年在位)。(51)此后，亚述法律文书时常提到作为证人的“拉科苏”士兵，王室书信也不时提到“拉科苏”士兵的情况。阿达德－尼拉里三世时期，效忠国王的“拉科苏”士兵的出现可能与亚述国内的政局有关。
阿达德－尼拉里三世生不逢时，他登极时亚述恰处于一个衰落时期。阿淑尔纳色尔帕二世(Ashurnasirpal Ⅱ，公元前883—前859年在位)和沙尔马纳沙尔三世不但征服了整个两河流域，而且使两河流域周边的众多国家和民族臣服。这两位国王戎马一生，扩大了亚述的声威，但是他们忽视了国内日益严重的矛盾，终于导致了公元前826年席卷尼尼微、阿淑尔、阿拉泊哈和阿尔白尔等27个重要城市和行省的叛乱。(52)尽管沙马什－阿达德五世(
-Adad V，公元前823—前811年在位)历经7年平定了内乱，但是，亚述元气大伤，许多附属国乘机摆脱了亚述的羁绊。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叙利亚地区的附属国独立后，亚述通往地中海沿岸的商路被切断了，黎巴嫩山的贵重木材也得不到了，这直接导致沙马什－阿达德五世在尼尼微修建的宫殿无法完工。(53)阿达德－尼拉里三世不得不收拾父亲留下的烂摊子。
亚述国王往往把其南征北战的功绩镌刻在宫殿的墙壁和纪念碑上，(54)因此王室铭文成为我们研究其扩张历史的重要史料。阿达德－尼拉里三世在位长达28年，不可谓不长，但是，其铭文反复宣扬的军事成就无外乎对叙利亚地区的远征。(55)然而，同期的名年官表表明，亚述军队曾频繁地在叙利亚地区以外的许多地区作战：公元前809年、公元前793年、公元前792年、公元前789年、公元前788年和公元前787年，亚述军队在米底(Media)作战；公元前807年、公元前806年、公元前800年和公元前799年，亚述军队到曼纳(Manna)作战；公元前801年、公元前791年、公元前785年和公元前784年，亚述军队到胡布什齐亚(
)作战；公元前795年和公元前794年，亚述军队到德尔(Der)作战；公元前808年，亚述人在古扎纳(Guzana)作战；公元前797年，亚述军队与纳姆里(Namri)部落作战。(56)此外，公元前790年，公元前783年和公元前782年，亚述军队与伊图(Itu)部落作战。(57)阿达德－尼拉里三世的铭文却只字未提上述军事行动，这大概因为它们不是由国王本人指挥的。
与先王相比，阿达德－尼拉里三世的军事成就无足轻重，但是他在取悦神灵方面的行动异常引人注目。公元前788年，阿达德－尼拉里三世献给阿淑尔神约1000公顷的土地(58)。另外，他还扩建了阿淑尔的神庙，(59)并豁免了高级祭司阿比－乌尔－伊迪(Abi-ul-idi)地产的各种赋役。(60)阿达德－尼拉里三世还修复了尼尼微的伊什塔尔神(61)和纳布神的神庙，(62)并向女神贝拉特－帕尔斯(Belat－
)奉献了贵重的宝石。(63)阿达德－尼拉里三世频频向诸神及其祭司示好表明他可能有求于他们。在亚述的传统中，国王是神选定的，代表阿淑尔等神统治世界。(64)阿达德－尼拉里三世曾自称：“伊吉吉诸神之王阿淑尔选中的王，(阿淑尔)委托给他无可争议的统治权，使他对亚述人的领导权像疗伤的药物一样受欢迎，确立了他的王位。”(65)阿达德－尼拉里三世的以上行为可能暗示其权威受到了挑战，因此需要神灵确保其王位的合法性。
除了神灵的支持外，亚述王位的合法性还需要具有皇家血统、无与伦比的财富的支持和庞大军队的拥戴。(66)尽管亚述帝国不止一次地发生篡位事件，然而，在他们编订的“亚述王表”中，王位好像都在一个家庭中世袭的。(67)此外，亚述国王还拥有“监管人”(uklu)的头衔，掌管着全国的土地，(68)因此具备了支配全国财富的条件。亚述国王亲自率军南征北战，因此控制了全国军队。阿达德－尼拉里三世的图尔塔努沙马什－伊鲁(
)似乎也具备了上述条件。沙马什－伊鲁的最大优势在于其军事成就远超国王。沙马什－伊鲁曾模仿国王撰写铭文，宣扬自己的功绩：“西部群山的征服者，他蹂躏了……击败了穆斯库(Musku)和乌拉尔图，洗劫了它的人民；他摧毁了乌图(Ut
)、茹布(Rub)、哈达鲁(Hadalu)和拉伯杜杜(Labdudu)等部落。”(69)在亚述文献中，西部最著名的山脉是黎巴嫩山，沙马什－伊鲁征服西部群山表明他曾远征叙利亚地区。穆斯库是亚述西北方面的国家，而乌拉尔图位于亚述北部，沙马什－伊鲁击败两国表明他曾在这两个方向作战。亚述与乌拉尔图中间有曼纳和胡布什齐亚等多个缓冲国，它们摇摆在两大国之间。乌拉尔图崛起后，曼纳、胡布什齐亚和米底等国相继归附了乌拉尔图。沙马什－伊鲁同乌拉尔图作战，其附属国自然也是打击对象。名年官表中提到亚述军队赴米底、曼纳和胡布什齐亚作战，可能属于沙马什－伊鲁与乌拉尔图战斗的一部分。沙马什－伊鲁还曾“摧毁了乌图(Ut)、茹布(Rub)、哈达鲁(Hadalu)和拉伯杜杜(Labdudu)”(70)。乌图是伊图部落的别名，由于沙马什－伊鲁曾摧毁乌图，因此名年官表提到的与伊图人作战也应与他有关。拉伯杜杜是扎格罗斯山脉中段西麓的部落或国家，距巴比伦尼亚的德尔城不远。由于沙马什－伊鲁曾摧毁拉伯杜杜，名年官表提到的进军德尔大概也是沙马什－伊鲁指挥的。茹布和哈达鲁的具体位置不详，大概是拉伯杜杜以东或以南的部落或国家，沙马什－伊鲁摧毁了它们表明他还曾到更远的地区作战。沙马什－伊鲁的战绩表明，名年官表列举的许多战斗很可能是其指挥的，同时，他还组织了许多名年官表没有提到的战役。
沙马什－伊鲁的赫赫战功为其赢得了崇高的地位。沙马什－伊鲁在其铭文中自称是“大纳吉尔(rab nāgir)，神庙的管理者，庞大军队的首领，哈梯(Hatti)、古提(Guti)和整个纳姆里的总督”(71)。亚述帝国时期，宫廷共有图尔塔努、纳吉尔－埃卡里(nāgir ekalli)、拉伯－沙克(rab 
)、马辛努(Masennu)、萨尔汀努(sartinnu)、苏卡鲁(sukkallu)和宦官长七位高官，他们协助国王处理军政事务。(72)其中，图尔塔努一般位列宫廷七大高官之首；大纳吉尔是纳吉尔－埃卡里的简称，居于宫廷七大高官的第二位或第三位。宫廷的两大高官由一人兼任在亚述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阿达德－尼拉里三世的宫廷很可能被沙马什－伊鲁操控。由于沙马什－伊鲁兼任“神庙的管理者”，他还可以操纵祭司利用神的意旨。(73)沙马什－伊鲁频繁地领兵征战，作为“庞大军队的首领”，他掌控了国家的兵权。此外，沙马什－伊鲁还兼任“哈梯(Hatti)、古提(Guti)和整个纳姆里的总督”，其辖区从亚述西部，经东北部，并延伸到亚述东部，他几乎控制了亚述的半壁江山。最后，沙马什－伊鲁还可能出身于皇家。(74)
随着权势的增强，沙马什－伊鲁的野心逐渐膨胀，其僭越行为已现端倪。上文提到，国王往往把其征战的功绩镌刻在宫殿的墙壁和纪念碑上，沙马什－伊鲁模仿国王撰写铭文描述其战功，通篇铭文都是宣扬自己的军功，却只字不提国王的名字，(75)这显然是对国王权威的蔑视。不仅如此，沙马什－伊鲁还建造了一座城市，并撰写铭文记述其建城经过：“［沙马什－伊鲁］，庞大军队的首领。那时，我在底格里斯河畔的埃比赫山(Ebih)毗邻巴尔提尔(Baltil)的地方建造了一座城市，用城墙把它全部围了起来。我把它彻底建成了，我把这座城市命名为‘沙茹－伊狄纳’(
-idinna)。我撰写了我的纪念铭文，使我的名字万古流芳。愿后来的人观看我的纪念铭文，愿他们关注我的名字……”(76)巴尔提尔是亚述旧都阿淑尔城的别名，阿淑尔纳色尔帕二世迁都卡拉赫后，阿淑尔城变成了帝国的宗教中心。古代两河流域的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保护神，营建新城意味着筑城者有了新的崇拜对象，被抛弃的神灵往往对筑城者进行严厉的报复。(77)沙马什－伊鲁公然在阿淑尔城附近建造自己的新城本身就是对阿淑尔神的亵渎，对作为阿淑尔神的代理人的国王的蔑视。沙马什－伊鲁还希望自己的名字能万古流芳，其不臣野心昭然若揭。
野心勃勃的沙马什－伊鲁觊觎王位，阿达德－尼拉里三世的王位似乎已岌岌可危；然而，这位“平庸”的国王在位却长达28年，这似乎是个悖论。事实上，面对具有狼子野心的大臣咄咄逼人的进攻，阿达德－尼拉里三世也不甘束手待毙，取悦于神灵只是其维护王位的措施之一。除此之外，阿达德－尼拉里三世还重用宦官长及其指挥的国王卫队来制衡势力庞大的图尔塔努。沙马什－伊鲁频繁地率军远征，逐渐掌控了所率领的部队；而阿达德－尼拉里三世由于长期不率兵出征，则失去对军队的控制，不得不倚重宦官长指挥的国王卫队。宦官长和“国王的分队”的忠心护主可能是阿达德－尼拉里三世保住王位的重要原因，作为回报，国王也设法酬谢他们。公元前798年，阿达德－尼拉里三世任命宦官长穆塔启尔－马尔都克(Mutakkil-Marduk)为当年的名年官，这是宦官长在亚述历史上首次被任命为名年官。(78)此后，宦官长开始进入朝堂，成为国王制衡图尔塔努的重要力量。亚述帝国时期，豁免赋役成为国王奖赏忠诚赋予臣僚的重要方式。(79)阿达德－尼拉里三世大概也采用这种方式来酬谢“国王的分队”中表现突出的士兵。国王依靠“国王的分队”的士兵等维护自身的安全，而出身俘虏的士兵依靠国王的厚爱享受国王的恩赐，二者相互利用、相互依赖，“拉科苏”士兵于是应运而生。
三、“拉科苏”士兵在亚述帝国的作用
亚述帝国的“拉科苏”士兵不是一支独立的部队，作为“国王的分队”的精锐，他们在国家扮演的角色与“国王的分队”在国家军事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有直接的关系。阿达德－尼拉里三世时期，权臣觊觎王位，国王依靠宦官长率领的国王卫队力保王位不失，其中“拉科苏”士兵功不可没。
阿达德－尼拉里三世去世后，沙马什－伊鲁更加跋扈，宦官长和“国王的分队”无足轻重，“拉科苏”士兵更是无从谈起。沙马什－伊鲁于公元前780年、公元前770年和公元前752年三次荣任名年官，(80)这在亚述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阿达德－尼拉里三世左支右绌，依靠宦官长及国王近卫军的支持勉强保住了王位。但是，他以后的三位国王沙尔马纳沙尔四世(Shalmaneser IV，公元前781—前772年在位)、阿淑尔－丹三世(
-dan Ⅲ，公元前771—前754年在位)和阿淑尔－尼拉里五世(-nirari V，公元前753—前744年在位)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在位时间均不过十余年。阿淑尔－丹三世时期，国王阿淑尔－丹三世和图尔塔努沙马什－伊鲁分别担任其第一年与第二年的名年官，但是，拉伯－沙克、纳吉尔－埃卡里、马辛努等朝廷重臣不再出现在名年官表中。(81)图尔塔努沙马什－伊鲁很可能把持了朝政，把其他朝臣排除在亚述权力圈子之外了。(82)如果不是公元前775年的一份土地买卖文书提到了一个宦官长的厨师，(83)我们几乎不知道亚述此时是否还存在这个官职。亚述国王频繁的更换，可能与宦官长地位的下降、“国王的分队”的削弱以及“拉科苏”士兵的消失有关。
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宦官长重回亚述权力中枢，其麾下的“国王的分队”也随之活跃在政治舞台上，“拉科苏”士兵再次被提起。通过平叛而荣登国王宝座的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深知图尔塔努尾大不掉的危害，因此也借助其他高官制衡图尔塔努的权力，拉伯－沙克、纳吉尔－埃卡里、马辛努等朝廷重臣又按惯例出现名年官表中。(85)尽管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派遣图尔塔努追捕入侵亚述的阿拉伯人，(85)镇压巴比伦城的反亚述起义，(86)但是，他派宦官长赴塔巴尔(Tabal)和推罗(Tyre)索取贡赋。(87)此外，国王还派宦官长负责伯拉赫(Riblah)与卡德什(Qadesh)两要塞的防御。(88)公元前742年，宦官长的庄园管家购买奴隶时作证的是宦官长的9个仆人，其中包括宦官长的战车驭手和战车上的“第三人”。(89)随着宦官长到征服地区索贡，其所率领的“国王的分队”可能成为威慑被征服地区的重要力量，国王青睐的“拉科苏”士兵可能又大显身手了。
萨尔贡二世不断用俘虏扩充“国王的分队”，国王的卫队开始转变为国家的常备军，“拉科苏”士兵在对外扩张战争中建立新功。公元前721年，平定撒玛利亚的反叛后，萨尔贡二世把200名车兵添加到“国王的分队”中。(90)公元前717年，在击败卡尔赫米什(Carchemish)后，他从俘虏中间挑选了50名车兵、200名骑兵和3000名步兵，并把他们添加到“国王分队”中。(91)公元前710年，在远征底格里斯河东部的部落时，萨尔贡二世又收编了400名骑兵和600名步兵。(92)公元前707年，在征服哈马(Hamath)后，他把200名车兵和600名骑兵添加到“国王的分队”中。(93)萨尔贡二世时期，亚述最重要的军事行动是远征乌拉尔图，萨尔贡二世在行军途中遇到了严重困难：“(他们)爬过了无数上山和下山都很困难的高山，经过长途跋涉，他们十分疲倦，(因此)军纪涣散。我(既)无法解除他们的疲劳，(也)没法给他们饮水解渴。我既无法安营扎寨，又没法加固营地的围墙。我无法把我的士兵派到前线，也无法把我的军队召集我的身边。”(94)但是，萨尔贡二世不畏惧困难向敌人发起了冲锋，他说：“我乘着我的一辆单人的战车和我的骑兵——他们无论在敌对地区还是在友好国家都没有离开我——像飞快的投枪一样冲了过去。”(95)值得注意的是，随国王发起冲锋的仅有一辆战车和骑兵，他们应该是一群对国王异常忠勇的士兵。
马辛努塔伯－沙尔－阿淑尔(
)致萨尔贡二世的一封信透漏了这群士兵的身份：“致国王，我的主人！(我是)您的仆人塔伯－沙尔－阿淑尔。愿国王，我的主人，身体健康！27日，宦官长的一位队官在阿尼苏(Anisu)向我传达了国王的密旨。队官的一名信使来到我面前，我向他打听消息，他告诉我：‘比拉提城和哈伯胡(Habhu)地区(的情况)非常好，所有的人都在做他们的工作。’一切均好，国王，我的主人，可以放心了。我将在28日到达耶里(Ieri)城。”(96)阿尼苏和耶里都是扎格罗斯山区的城市。萨尔贡二世远征乌拉尔图期间，作为“大司库”(97)的马辛努塔伯－沙尔－阿淑尔可能负责督运粮草。国王传密旨告诉塔伯－沙尔－阿淑尔其行军路线。值得注意的是，向塔伯－沙尔－阿淑尔传达国王密旨的是宦官长的一位队官。“国王的分队”只有紧跟国王，国王才可能差遣其传达密旨，因此“国王的分队”随国王参加乌拉尔图战役是没有疑问的。“拉科苏”士兵深受国王的厚恩，关键时刻奋勇杀敌是他们报答国王殊遇的最佳方式。萨尔贡二世在书信中不时提到的“拉科苏”士兵，(98)可能是“国王的分队”在战斗中建立功勋的人员。
辛纳赫里布(Sennacherib，公元前704—前681年在位)时期，规模持续扩大的“国王的分队”已成为亚述军队的中坚力量，“拉科苏”士兵成为亚述东征西讨的急先锋。公元前695年，辛纳赫里布把提尔－伽里穆(Til－Garimmu)战役中缴获的30000张弓和数目不详的盾牌补充到“国王的分队”。(99)第3次战役后，辛纳赫里布把10000张弓和10000块盾牌补充到“国王的分队”中；(100)征服比特－雅金部落以后，辛纳赫里布又把30500张弓和35000块盾牌补充到“国王的分队”中。(101)数量如此大的弓和盾牌被国王补充到“国王的分队”中，这表明这支部队的规模急剧扩大。随着“国王的分队”规模的扩大，它逐渐变成了亚述平定叛乱和对付外敌入侵的重要力量。公元前702年，巴比伦尼亚的美罗达克－巴拉丹(Merodach-Baladan)发动了叛乱，辛纳赫里布决定亲自率军征讨，率领多位行省总督在前面开路的是宦官长。(102)在平定提尔－伽里穆城叛乱的战斗中，“国王的分队”大展神威。(103)在第7次战役中，亚述面临巴比伦与埃兰联军的夹击，辛纳赫里布派“国王的分队”迎击埃兰的军队。(104)辛纳赫里布时期，“拉科苏”士兵逐渐增多，(105)这显然跟国王奖赏“国王的分队”中立功的士兵有关。
埃萨尔哈东(Esarhaddon，公元前680—前668年在位)时期，不断扩编的“国王的分队”已彻底变成亚述的主力部队，“拉科苏”士兵成为亚述对外战争的精干力量。国王多次命占星师询问太阳神沙马什宦官长在各地的战斗情况。公元前675年，占星师贝尔－乌舍兹伯(Bel-
)在致国王的信中提到宦官长出现在曼纳战役中。(106)公元前671年，埃萨尔哈东命占卜师询问太阳神沙马什宦官长沙－纳布－舒(
)在埃及的战斗中是否会受到敌军的袭击。(107)埃萨尔哈东命占卜师询问太阳神沙马什宦官长能否把麦利德(Melid)国王穆伽鲁(Mugallu)从要塞中驱逐出去。(108)埃萨尔哈东命占卜师询问太阳神沙马什宦官长沙－纳布－舒能否夺取米底的城市阿穆尔(Amul)。(109)埃萨尔哈东命占卜师询问太阳神沙马什是否该派宦官长沙－纳布－舒去占领埃兰的斯斯尔图城(
)。(110)作为太子，阿淑尔拔尼拔命占卜师询问太阳神沙马什是否该派宦官长沙－纳布－舒占领埃利皮(Ellipi)。(111)埃萨尔哈东时期，亚述的“拉科苏”士兵又多了起来，(112)他们的出现跟他们参与宦官长指挥的战斗立功有直接的关系。
宦官长在频繁的征战过程中逐渐掌控了“国王的分队”，成为亚述举足轻重的官员。随着实力的增长，宦官长的野心也逐渐膨胀，重蹈图尔塔努的覆辙。公元前671年，埃萨尔哈东晚年曾身患重病，(113)一些人以为有机可乘，密谋篡权。占卜师库杜鲁(Kudurru)在一封信中提到了叛乱分子给他的命令：“去太阳神面前进行占卜：宦官长将接掌王权吗？”(114)宦官长显然是篡权的主角。根据占卜师的报告，埃萨尔哈东采取果断措施粉碎了他们的阴谋，其编年史写道：“第11年：亚述国王处死了许多权臣。”(115)两个宦官出逃巴比伦寻求庇护，(116)他们显然卷入了篡位阴谋。“拉科苏”士兵似乎没有受到牵连，一些人又出现在次年，即公元前669年的交易文书中。(117)宦官长等人的阴谋没有得到“拉科苏”士兵的支持，他们在关键时刻表现了对国王的忠诚，保卫了国王的安全。
阿淑尔拔尼拔时期，“国王的分队”不但在宦官长的率领下南征北战，而且还驻屯被征服地区，他们已彻底变成了正规的常备军，“拉科苏”士兵可以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大展身手。公元前667年，臣服亚述的埃及王公勾结库什(Kush)国王塔尔库(Tarku)进攻亚述驻埃及的军队，阿淑尔拔尼拔派宦官长、行省总督和附属国的国王率军驰援驻埃及的军队。(118)阿淑尔拔尼拔驱逐塔尔库以后，埃及的王公们臣服于亚述，应他们的要求国王命“国王的分队”驻扎在埃及。(119)公元前660年，阿淑尔拔尼拔命占卜师询问太阳神是否该派宦官长纳布－沙茹－乌粟尔收复被曼纳侵占的要塞。(120)公元前648年前后，宦官长率军攻占埃兰的边境要塞比特－伊姆比亚(Bit-imbia)。(121)宦官长纳布－沙茹－乌粟尔的功绩感动了国王阿淑尔拔尼拔，他豁免了纳布－沙茹－乌粟尔的地产的赋役，(122)其麾下部分表现卓异的士兵也被赐予免赋役的特权成为“拉科苏”士兵。(123)
阿淑尔－埃特尔－伊拉尼(
-etel-ilani，约公元前632—前627年在位)时期，“国王的分队”已完全被宦官长操控，“拉科苏”士兵恐难例外。阿淑尔－埃特尔－伊拉尼即位时尚未成年，他在宦官长辛－舒穆－里什尔(
)和“国王的分队”拥戴下登极。(124)纳布－热赫图－乌粟尔(
-
)勾结辛－沙茹－伊伯尼(
)发动叛乱后，宦官长辛－舒穆－里什尔率所部的官兵平定了叛乱。国王阿淑尔－埃特尔－伊拉尼论功行赏，其中宦官长的队官塔伯－沙尔－帕帕希
)的耕地、果园及其依附人口被豁免了赋役。(125)然而，巴比伦、尼普尔和乌鲁克等地出土的文献表明，公元前626年3月12日至12月21日，宦官长辛－舒穆－里什尔竟然在巴比伦尼亚地区称王，(126)其麾下的“国王的分队”可能是其谋逆的主要力量，“拉科苏”士兵也可能被裹挟其中。国王的卫队可能已走到了它的反面，从维护王权的重要支柱变成了宦官长发动叛乱的帮凶。
亚述帝国的“拉科苏”士兵指国王卫队中由征服地区的人员组成却享受免赋役特权的部分士兵。“拉科苏”士兵产生于王权衰落时期，是国王同权臣斗争的核心力量；随着王权的加强和国王卫队规模的扩大，他们成为亚述对外扩张的重要力量；然而，在亚述帝国末期他们可能受到宦官长的裹挟，他们变成了犯上作乱的帮凶。“拉科苏”士兵的出现及其作用的异化反映了亚述帝国政局的变化。
注释：
①J.科勒、A.翁格纳德：《亚述的法律文献》(J.Kohler and A.Ungnad,Assyrische Rechtsurkunden)，莱比锡1913年版，195:28;195:33。本文所引的一手文本文献均按亚述学惯例只注其文献编号及其行数。
②布鲁诺·迈斯纳、沃尔夫拉姆·冯·佐登：《阿卡德语字典》(Bruno Meissner and Wolfram von Soden,Akkadisches Handw
rterbuch)第2卷，维兹巴登1972年版，第948页。
③J.N.波斯特盖特：《总督府的档案》(J.N.Postgate,The Governor's Palace Archive)，伦敦1973年版，18:25;51:11。
④J.N.波斯特盖特：《亚述帝国的课税与征发》(J.N.Postgate,Taxation and Conscription in the Assyrian Empire)，罗马1974年版，第8、16、145、229页。
⑤西莫·帕尔波拉：《萨尔贡二世的书信第1分册：来自亚述和西部的书信》(Simo Parpola,The Correspondence of Sargon Ⅱ,Part Ⅰ:Letter from Assyria and the West)，赫尔辛基1987年版，85:6。
⑥西莫·帕尔波拉：《萨尔贡二世的书信第1分册：来自亚述和西部的书信》，11:9;205:14;235:7。
⑦特奥多雷·克瓦斯曼：《大英博物馆库云基克藏品中的新亚述法律文件》(Theodore Kwasman,Neo-Assyrian Legal Documents in the Kouyunjik Collection of the British Museum)，罗马1988年版，149:8。
⑧亚述的宦官长原本是照料国王及后宫人员生活的宦官头目，并兼管国王的卫队，即“国王的分队”。随着“国王的分队”规模的扩大和作用的增大，宦官长成为亚述举足轻重的官员，因此跻身于朝廷七大高官之列。哈伊姆·塔德摩尔：《亚述帝国宦官长的作用和宦官的地位》(Hayim Tadmor,“The Role of the chief Eunuch and the Place of Eunuchs in the Assyrian Empire”)，西莫·帕尔波拉、罗伯特M.怀廷编：《古代近东的性和性别：第47届国际亚述学大会论文集》(Simo Parpola and Robert M.Whiting,eds.,Sex and Gender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Proceedings of the 47th Recontre Assyrioloque Internationale)，赫尔辛基2002年版，第607页；赖亚·马蒂拉：《国王的权臣：新亚述帝国的高级官吏》(Raija Mattila,The King's Magnates:A Study of the Highest Officials of the Neo-Assyrian Empire)，赫尔辛基2000年版，第61—76页。
⑨罗伯特D.比格斯等主编：《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的亚述语字典》(Robert D.Biggs et al.,eds.,The Assyrian Dictionary of the Oriental l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R卷，芝加哥1999年版，第109—110页。
⑩西莫·帕尔波拉：《亚述语-英语-亚述语字典》(Simo Parpola,Assyrian-English-Assyrian Dictionary)，赫尔辛基2007年版，第92页。
(11)西莫·帕尔波拉：《萨尔贡二世的书信第1分册：来自亚述和西部的书信》，85:6—r.8。
(12)西莫·帕尔波拉、米切尔·波特：《赫尔辛基的新亚述近东的地图集》(Simo Parpola and Michael Porter,The Helsinki Atlas of the Near East in the Neo-Assyrian Period)，赫尔辛基2001年版，第3页。
(13)查尔斯·伯尼：《哈尔迪神与乌拉尔图国家》(Charles Burney,“The God Haldi and the Uranian State”)，马切尔·J.梅林克、伊迪丝·波拉达、塔赫辛·厄扎居奇编：《艺术与肖像画的方方面面：安纳托利亚与它的邻居们——纪念尼梅特·厄扎居奇论文集》(Matcheld J.Mellink,Edith Porada and Tahsin 
,eds.,Aspects of Arts and Iconography:Anatolia and Neighours:Studies in Honour of 
)，安卡拉1993年版，第107—110页；阿林娜·艾瓦齐安：《哈尔迪神与乌拉尔图的国家地位》(Alina Ayvazian,“The God Haldi and Urartian Statehood”)，曼弗雷德·胡特尔、西希尔维娅·胡特尔布劳恩萨尔编：《官方宗教、地方崇拜与个人的宗教信仰：宗教史文献论文集》(Manfred Hutter und Sylvia Hutter-Braunsar,hrsg.,Offizielle Religion,locale Kulte und individuelle Religiosit～t:Akten des religionsgeschichtlichen Symposiums)，明斯特2004年版，第27—30页。
(14)哈尔迪－乌粟尔的名字后半部分的语义符“PAB”，既可以转写为“
”，也可以转写为“
”，二者的意思均为“庇护”。A.富克斯把哈尔迪－乌粟尔的名字的后半部分转写为“”，A.福克斯：《哈尔迪－纳西尔》(A.Fuchs,“Haldi-”)，希瑟D.贝克编：《新亚述帝国的人名》(Heather D.Baker,ed.,The Prosopography of the Neo-Assyrian Empire)第2卷第1分册，赫尔辛基2000年版，第442页。
(15)国洪更：《亚述帝国时期亚述的情报活动》(Guo Honggeng,“The Assyrian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during the Assyrian Empire”)，《亚述学术研究杂志》(Journal of Assyrian Academic Studies)第18卷，2004年第2期，第59—71页。
(16)阿米底总督里普胡尔—贝尔曾在一封信中提到：“关于国王我的主人信中提到的乌拉尔图间谍：‘要塞指挥官没有阻止住他们吗？’”乔瓦尼B.兰弗兰基、西莫·帕尔波拉：《萨尔贡二世的书信第2分册：来自北部和东北部行省的书信》(Giovanni B.Lanfranchi and Simo Parpola,The Correspondence of Sargon Ⅱ,Part Ⅱ:Letters from the Northen and Northeastenrn Provinces)，赫尔辛基1990年版，12:r.6—8。
(17)N.B.扬科夫斯卡：《亚述帝国经济的一些问题》(N.B.Jankowska,“Some Problems of the Economy of the Assyrian Empire”)，I.M.季亚科诺夫编：《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社会经济史——苏联学者论文集》(I.M.Diakonoff,ed.,Ancient Mesopotamian Socio-economic History:A Collection of Studies by Soviet Scholars)，莫斯科1969年版，第267—269页。
(18)哈伊姆·塔德摩尔：《亚述国王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的铭文》(Hayim Tadmor,The Inscriptions of Tiglath-pileser Ⅲ King of Assyria)，耶路撒冷1994年版，1:9—36。
(19)如哈尔迪－阿布－乌粟尔(Haldi－abu－
)、哈尔迪－阿胡－乌粟尔(Haldi－ahu－)、哈尔迪亚尤(Haldiāiu)、哈尔迪－阿普鲁－伊迪纳(Haldi－aplu－iddina)、哈尔迪－贝尔(Haldi－bēl)、哈尔迪－达伊南尼(Haidi－da’’inanni)、哈尔迪－杜尔(Haidi－dūri)、哈尔迪－埃莱什(Haldi－
)、哈尔迪－埃提尔(Haidi－
)、哈尔迪－伊伯尼(Haldi－ibni)、哈尔迪－伊拉伊(Haldi－
)、哈尔迪－莱曼尼(Haldi－rēmanni)、哈尔迪－塔亚(Haldi－
)等，希瑟D.贝克编：《新亚述帝国的人名》，第441—442页；S.戴蕾称这批名字中“哈尔迪”的乌拉尔图人为“半乌拉尔图人”(Semi－Urartian)，S.戴蕾：《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和萨尔贡二世军队中的外国战车兵和骑兵》(S.Dalley,“Foreign Chariotry and Cavalry in the Armies of Tiglath－pileser Ⅲ and Sargon Ⅱ”)，《伊拉克》(Iraq)第47卷，1985年，第42页；兰·扎多克称之为“阿卡德－乌拉尔图人”(Akko－Urartian)，兰·扎多克：《公元前9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亚述本土的民族语言的构成》(Ran Zadok,“The Ethnolinguistic Composition of Assyria Proper in the 9th-7th Centuries BC”)，H.韦措尔特、H.豪普特曼编：《时代转换中的亚述人：第39届国际亚述学大会》(H.Waetzoldt and H.Hauptmann,eds.,Assyrien im Wandel der Zeiten.XXXIXe Rencontre Assyriologique Internationale)，海德堡1997年版，第212页。
(20)沙尔马纳沙尔一世曾宣称：“我用3天时间让乌鲁阿特里(
，乌拉尔图旧名)臣服于我的主人阿淑尔。我挑选了他们的年轻人，我选拔他们为我服务。”A.柯克·格雷森：《美索不达米亚的王室铭文：亚述时期第1卷——公元前3000年代和公元前2000年代的亚述统治者(至公元前1115年)》(A.Kirk Grayson,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Mesopotamia:Assyrian Period Volume I—Assyrian Rulers of the Third and Second Millenn ia BC To 1115 BC)，多伦多布法罗和伦敦1987年版，A.0.77.1:40－44。萨尔贡二世在公元前714年的战斗中俘获了260名乌拉尔图皇家骑兵，D.D.卢肯贝尔：《亚述与巴比伦尼亚的古代记录》(D.D.Luckenbill,Ancient Records of Assyria and Babylonia)第2卷，芝加哥1927年版，20。在给一个名叫纳布－杜茹－乌粟尔的官员的敕令中，萨尔贡二世责令该官员照料乌拉尔图俘虏的生活。西莫·帕尔波拉：《萨尔贡二世的书信第1分册：来自亚述和西部的书信》，11。
(21)在返回途中，萨尔贡二世途经乌拉尔图的宗教中心穆萨斯尔(
)，并把当地居民看做亚述人，亚述人承担的税赋也被加到他们身上。D.D.卢肯贝尔：《亚述与巴比伦尼亚的古代记录》，173。
(22)西莫·帕尔波拉：《萨尔贡二世的书信第1分册：来自亚述和西部的书信》，11:1—12。
(23)I.J.盖尔布等主编：《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的亚述语字典》(I.J.Gelb et al.eds,The Assyrian Dictionary of the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Z卷，芝加哥1961年版，第22—23页。
(24)西莫·帕尔波拉：《萨尔贡二世的书信第1分册：来自亚述和西部的书信》，205。
(25)M.西维尔等主编：《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的亚述语字典》(M.Civil et al.eds.,The Assyrian Dictionary of the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M卷，芝加哥1977年版，第171页。
(26)J.N.波斯特盖特：《亚述帝国的课税与征发》，第62页。不过，西莫·帕尔波拉将batiqu译为“替代者”(replacement)。
(27)希瑟D.贝克：《马尔都克－埃里巴》(Heather D.Baker,“Marduk－eriba”)，希瑟D.贝克编：《新亚述帝国的人名》第2卷第2分册，第175页。
(28)国洪更：《古代两河流域的创世神话与历史》，《世界历史》2006年第4期。
(29)B.奥德德：《新亚述帝国的大规模放逐与被放逐者》(B.Oded,Mass Deportation and Deportees in the Neo-Assyrian Empire)，维兹巴登1979年版，第41—74页。
(30)B.奥德德：《新亚述帝国的大规模放逐与被放逐者》，第28页注释55。
(31)A.福克斯、西莫·帕尔波拉：《萨尔贡二世的书信第3分册：来自巴比伦尼亚和东北行省的书信》(A.Fuchs and Simo Parpola,The Correspondence of Sargon Ⅱ,Part Ⅲ:Letters form Babylonia and Northeastern Provinces)，赫尔辛基2001年版，15:3。
(32)特奥多雷·克瓦斯曼、西莫·帕尔波拉：《尼尼微宫廷的法律文书第1分册：提格拉皮拉沙尔三世到埃萨尔哈东》，210:15。
(33)赖亚·马蒂拉：《尼尼微宫廷的法律文书第2分册：阿淑尔拔尼拔到辛－沙尔－伊什昆》(Raija Mattila,Leg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Court of Nineveh,Part Ⅱ:Ashurbanipal through 
)，赫尔辛基2002年版，64:8。
(34)史蒂文·科尔、皮特·马赫尼斯特：《祭司给国王埃萨尔哈东和阿淑尔拔尼拔的书信》，96:8—10。
(35)F.M.费尔斯、J.N.波斯特盖特：《帝国管理档案第1分册：宫廷与神庙的管理》(F.M.Fales and J.N.Postgate,Imperial Administrative Records,Part Ⅰ:Palace and Temple Administration)，赫尔辛基1992年版，35:1—2。
(36)图尔塔努是亚述宫廷七大高官之一。亚述帝国时期，有进取心的国王往往亲自率军出征，图尔塔努在军中的地位仅次于国王；国王不亲征时，图尔塔努担任“国王的人”的总指挥。赖亚·马蒂拉：《国王的权臣：新亚述帝国的高官研究》，第153页。
(37)赖亚·马蒂拉：《国王的权臣：新亚述帝国的高官研究》，第149—153页。
(38)A.福克斯、西莫·帕尔波拉：《萨尔贡二世的书信第3分册：来自巴比伦尼亚和东北行省的书信》，15:1—6。
(39)伊萨纳(Isana)副总督沙茹－埃穆拉尼(
arru-emurrani)在致国王的信中说：“国王，我的主人，会说：‘那个库尔布图官员不是免赋役的人，(只有)那些在皇家敕令里(提到)的人才是免赋役者。’”H.W.F.萨格斯：《尼布鲁德的书信，1952》(H.W.F.Saggs,The Nimrud Letters,1952)，威尔特2001年版，74.9—10。国王豁免赋役的敕令一般盖上了国王的印玺。L.卡塔亚、罗伯特M.怀廷：《新亚述时期的赏赐、敕令和礼物》(L.Kataja and R.Whiting,Grants,Decrees and Gifts of the Neo-Assyrian Period)，赫尔辛基1995年版，25:r.7;26:27;29:27;30:17。
(40)伊尔库义务是古代两河流域土地保有者对国家应尽的一种义务。亚述帝国时期，伊尔库义务既可以是兵役义务，也可以是劳役义务，还可以缴纳实物代替义务。J.N.波斯特盖特：《亚述帝国的课税与征发》，第63—93页。
(41)“迪库图”指参加战斗。I.J.盖尔布等主编：《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的亚述语字典》D卷，第141页。
(42)L.卡塔亚、罗伯特M.怀廷：《新亚述时期的赏赐、敕令和礼物》，26:11—r.3。
(43)西莫·帕尔波拉：《萨尔贡二世的书信第1分册：来自亚述和西部的书信》，1:2。
(44)J.N.波斯特盖特：《扎穆阿的亚述军队》(J.N.Postgate,“The Assyrian Army in Zamua”)，《伊拉克》(Iraq)第62卷，2000年，第95页。
(45)邓肯·诺布尔：《亚述的战车兵和骑兵》(Duncan Noble,“Assyrian Chariotry and Cavalry”)，《亚述国家档案通报》(State Archives of Assyria Bulletin)第4卷，1990年第1期，第64页。
(46)史蒂文·科尔、皮特·马赫尼斯特：《祭司给国王埃萨尔哈东和阿淑尔拔尼拔的书信》，96:8—10。
(47)罗伯特D.比格斯等主编：《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亚述语字典》R卷，第91页。
(48)比拉提要塞的指挥官马尔都克－舒姆－伊丁扣留了哈尔迪－乌粟尔12天，可能怕国王的责罚，于是亲自来解释其中的缘由。一封破损的信件证实了马尔都克－舒姆－伊丁的到来。西莫·帕尔波拉：《萨尔贡二世的书信第1分册：来自亚述和西部的书信》，86。
(49)名年官纪年是亚述特有的纪年方法。亚述每年选出一个人担任本年的名年官，任期为一年，这个人的名字及其官职即是当年的年名。最初，名年官通过抓阄的方式从贵族中选出；帝国时期，国王、宫廷高官和重要行省的总督依据地位高低分别担任名年官成为惯例。艾伦·米勒德：《亚述帝国的名年官表：公元前910—前612年》(Alan Millard,The Eponyms of the Assyrian Empire:910-612 B C)，赫尔辛基1994年版，第7—9页。
(50)J.N.波斯特盖特：《总督府的档案》，51:r.11—14。
(51)艾伦·米勒德：《亚述帝国的名年官表：公元前910—前612年》，第57页。
(52)A.柯克·格雷森：《美索不达米亚的王室铭文：亚述时期第3卷——公元前1000年代早期的亚述统治者(公元前858—前745年)》(A.Kirk Grayson,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Mesopotamia:Assyrian Period Volume Ⅲ——Assyrian Rulers of the Early First Millennium B.C.Ⅱ,858-745B.C.)，多伦多、布法罗和伦敦1996年版，A.0.103.1.i:9—52。
(53)A.柯克·格雷森：《美索不达米亚的王室铭文：亚述时期第3卷——公元前1000年代早期的亚述统治者(公元前858—前745年)》，A.0.104.13。
(54)A.柯克·格雷森：《亚述与巴比伦尼亚》(A.K.Grayson,“Assyria and Babylonia”)，《东方》(Orientalia)第49卷，1980年，第141页；马克·范·德·梅鲁普：《楔形文字文献与历史的编撰》(Marc Van de Mieroop，Cuneiform Texts and the Writing of History)，伦敦与纽约1999年版，第41页。
(55)A.柯克·格雷森：《美索不达米亚的王室铭文：亚述时期第3卷——公元前1000年代早期的亚述统治者(公元前858—前745年)》，A.0.104.3:11—15; A.0.104.5:3—10; A.0.104.6:11—20; A.0.104.7:4—8; A.O.104.8:15—21。
(56)艾伦·米勒德：《亚述帝国的名年官表：公元前910—前612年》，第57—58页。
(57)艾伦·米勒德：《亚述帝国的名年官表：公元前910—前612年》，第58页。
(58)L.卡塔亚、罗伯特M.怀廷：《新亚述时期的赏赐、敕令和礼物》，1。
(59)A.柯克·格雷森：《美索不达米亚的王室铭文：亚述时期第3卷——公元前1000年代早期的亚述统治者(公元前858—前745年)》，A.0.104.12。
(60)L.卡塔亚、罗伯特M.怀廷：《新亚述时期的赏赐、敕令和礼物》，9。
(61)A.柯克·格雷森：《美索不达米亚的王室铭文：亚述时期第3卷——公元前1000年代早期的亚述统治者(公元前858—前745年)》，A.0.104.1002。
(62)A.柯克·格雷森：《美索不达米亚的王室铭文：亚述时期第3卷——公元前1000年代早期的亚述统治者(公元前858—前745年)》，A.0.104.14。
(63)A.柯克·格雷森：《美索不达米亚的王室铭文：亚述时期第3卷——公元前1000年代早期的亚述统治者(公元前858—前745年)》，A.0.104.10;A.0.104.11。
(64)B.奥德德：《亚述王室铭文中“神的命令”作为参战的理由》(B.Oded,“‘The Command of the God'as a Reason for Going to War in the Assyrian Royal Inscriptions”)，莫迪凯·科根、伊斯拉埃尔·埃菲尔编：《啊、亚述……献给哈伊姆·塔德摩尔的亚述历史与古代近东历史编撰论文集》(Mordechai Cogan and Israel Eph'al,eds.,Ah,Assyria...Studies in Assyrian History and Ancient Near Eastern Historiography Presented to Hayim Tamdor)，耶路撒冷1994年版，第226—227页。
(65)A.柯克·格雷森：《美索不达米亚的王室铭文：亚述时期第3卷——公元前1000年代早期的亚述统治者(公元前858—前745年)》，A.0.104,8:2—4。
(66)A.柯克·格雷森：《亚述的权力争夺》(A.Kirk Grayrson,“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Assyria”)，K.渡边编：《古代近东的祭司与官吏》(K.Watanabe,ed.,Priests and Officials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海德堡1999年版，第257—258页。
(67)A.K.格雷森：《王表与年代记》(A.K.Grayson,“K
nigslisten und Chronicken”)，迪兹·奥托·埃扎德主编：《亚述名物词典》(Dietz Otto Edzard,hrsg.,Reallexikon der Assyriologie)第6卷，柏林、纽约1980—1983年版，第101—115页。
(68)L.卡塔亚、罗伯特M.怀廷：《新亚述时期的赏赐、敕令和礼物》，序言第XV页。
(69)A.柯克·格雷森：《美索不达米亚的王室铭文：亚述时期第3卷——公元前1000年代早期的亚述统治者(公元前858—前745年)》，A.0.104.2010:8—11。
(70)A.柯克·格雷森：《美索不达米亚的王室铭文：亚述时期第3卷——公元前1000年代早期的亚述统治者(公元前858—前745年)》，A.0.104.2010:10—11。
(71)A.柯克·格雷森：《美索不达米亚的王室铭文：亚述时期第3卷——公元前1000年代早期的亚述统治者(公元前858—前745年)》，A.104.2010:8—9。
(72)赖亚·马蒂拉：《国王的权臣：新亚述帝国的高级官吏》，第161—168页。西莫·帕尔波拉认为他们组成了亚述国王的御前会议，因此又称之为“亚述的内阁”。西莫·帕尔波拉：《亚述的内阁》(Simo Parpola,“The Assyrian Cabinet”)，M.迪特里克罗伦斯、O.劳伦斯编：《从古代近东到旧约：1993年6月19日纪念沃尔夫拉姆·冯·佐登85岁生日》(M.Dietrich and O.Lorenz,hrsg.,Vom alten Orient zum alten Testament.Festschrift für Wolfram Freiherrn von Soden zum 85.Geburtstag am 19.Juni 1993)，诺伊基尔辛－伏伦1995年版，第379—401页。
(73)阿淑尔神庙的一颗珠子上的铭文写道：“为了他的生命，图尔塔努沙马什－伊鲁把(它)献给他的主人阿淑尔神。”A.柯克·格雷森：《美索不达米亚的王室铭文：亚述时期第3卷——公元前1000年代早期的亚述统治者(公元前858—前745年)》，A.104.2013。
(74)王后穆里苏－穆坎尼莎特－尼努阿(Mulissu－mukanni
at－Ninua)的陵墓中出土了沙马什－伊鲁献给王后的金碗，有关学者认为这是他出身皇家的证据。A.柯克·格雷森：《公元前9世纪和公元前8世纪亚述的官吏与权力》(A.Kirk Grayson,“Assyrian Officials and Power in the Ninth and Eighth Centuries”)，《亚述国家档案通报》(State Archives of Assyria Bulletin)第7卷，1993年第1期，第30页。
(75)A.柯克·格雷森：《美索不达米亚的王室铭文：亚述时期第3卷——公元前1000年代早期的亚述统治者(公元前858—前745年)》，第231页。
(76)A.柯克·格雷森：《美索不达米亚的王室铭文：亚述时期第3卷——公元前1000年代早期的亚述统治者(公元前858—前745年)》，A.0.104.2012。
(77)马克·范·德·梅鲁普：《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Marc Van de Mieroop,The Ancient Mesopotamian City)，牛津1999年版，第59页。阿卡德国王萨尔贡曾因筑城而遭到马尔都克神惩罚：“他(萨尔贡)从巴比伦的泥坑中挖出泥土，在阿卡德城建造了一个与巴比伦城一模一样的新城。由于他的错误行为，伟大的主马尔都克愤怒了，他用饥荒除去了他的人口。从东到西都爆发了反对他的叛乱，马尔都克让他夜不能寐。”让－雅克·格莱斯纳：《美索不达米亚的年代记》(Jean－Jacques Glassner,Mesopotamian Chronicles)，莱顿与波士顿2005年版，第271页。中亚述国王图库尔提－尼努尔塔在阿淑尔城附近建造了新城“卡尔－图库尔提－尼努尔塔”，结果也遭到了严厉的惩罚：“他的儿子阿淑尔纳色尔帕和阿淑尔的官员们发动了反对他的叛乱，把他赶下了他的王位，把他囚禁在卡尔－图库尔提－尼努尔塔的一个房间里，然后处死了他。”让－雅克·格莱斯纳：《美索不达米亚的年代记》，第281页。
(78)艾伦·米勒德：《亚述帝国的名年官表：公元前910—前612年》，第57页。
(79)J.N.波斯特盖特：《亚述帝国的课税与征发》第240页。
(80)艾伦·米勒德：《亚述帝国的名年官表：公元前910—前612年》，第57—59页。
(81)艾伦·米勒德：《亚述帝国的名年官表：公元前910—前612年》，第58页。
(82)斯特凡·扎瓦德斯基：《公元前746年的叛乱与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的登基》(Stefan Zawadzki,“The Revolt of 746 B.C.and the Coming of Tiglathpileser Ⅲ to the Throne”)，《亚述国家档案通报》(State Archives of Assyria Bulletin)第8卷，1994年第1期，第53页。
(83)赖亚·马蒂拉：《尼尼微宫廷的法律文书第2分册：阿淑尔拔尼拔到辛－沙尔－伊什昆》，第169号背面第2行。
(84)艾伦·米勒德：《亚述帝国的名年官表：公元前910—前612年》，第59页。
(85)H.W.F.萨格斯：《尼布鲁德的书信，1952》，70。但H.W.F.萨格斯误把宦官长译为“将军”。
(86)H.W.F.萨格斯：《尼布鲁德的书信，1952》，65。
(87)哈伊姆·塔德摩尔：《亚述国王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的铭文》，7:14—16。
(88)H.W.F.萨格斯：《尼布鲁德的书信，1952》，70。
(89)特奥多雷·克瓦斯曼、西莫·帕尔波拉：《尼尼微宫廷的法律文书第1分册：提格拉皮拉沙尔三世到埃萨尔哈东》，1。
(90)D.D.卢肯贝尔：《亚述与巴比伦尼亚的古代记录》第2卷，4。
(91)D.D.卢肯贝尔：《亚述与巴比伦尼亚的古代记录》第2卷，8。
(92)D.D.卢肯贝尔：《亚述与巴比伦尼亚的古代记录》第2卷，32。
(93)D.D.卢肯贝尔：《亚述与巴比伦尼亚的古代记录》第2卷，55。
(94)D.D.卢肯贝尔：《亚述与巴比伦尼亚的古代记录》第2卷，154。
(95)D.D.卢肯贝尔：《亚述与巴比伦尼亚的古代记录》第2卷，154。
(96)西莫·帕尔波拉：《萨尔贡二世的书信第1分册：来自亚述和西部的书信》，45。
(97)赖亚·马蒂拉：《国王的权臣：新亚述帝国的高级官吏》，第26页。
(98)西莫·帕尔波拉：《萨尔贡二世的书信第1分册：来自亚述和西部的书信》，11:9;205:14;235:r.7;A.福克斯、西莫·帕尔波拉：《萨尔贡二世的书信第3分册：来自巴比伦尼亚和东北行省的书信》，15:3;60:12。
(99)D.D.卢肯贝尔：《亚述与巴比伦尼亚的古代记录》第2卷，292。
(100)D.D.卢肯贝尔：《亚述与巴比伦尼亚的古代记录》第2卷，284a。
(101)D.D.卢肯贝尔：《亚述与巴比伦尼亚的古代记录》第2卷，322。D.D.卢肯贝尔：《辛纳赫里布的编年史》(D.D.Luckenbill,The Annals of Sennacherib)，芝加哥1924年版，76:103。
(102)D.D.卢肯贝尔：《辛纳赫里布的编年史》，50:20。
(103)D.D.卢肯贝尔：《亚述与巴比伦尼亚的古代记录》第2卷，290。
(104)D.D.卢肯贝尔：《亚述与巴比伦尼亚的古代记录》第2卷，354。
(105)特奥多雷·克瓦斯曼、西莫·帕尔波拉：《尼尼微宫廷的法律文书第1分册：提格拉皮拉沙尔三世到埃萨尔哈东》，100：r.10;193：r.5。
(106)西莫·帕尔波拉：《来自亚述和巴比伦学者的书信》(Simo Parpola,Letters from Assyrian and Babylonian Scholars)，赫尔辛基1993年版，113：r.9。
(107)伊万·斯塔尔：《询问太阳神：萨尔贡王朝时期亚述的占h与政治》(Ivan Starr,Queries to the Sungod:Divination and Politics in Sargonid Assyria)，赫尔辛基1990年版，88。
(108)伊万·斯塔尔：《询问太阳神：萨尔贡王朝时期亚述的占卜与政治》，3。
(109)伊万·斯塔尔：《询问太阳神：萨尔贡王朝时期亚述的占卜与政治》，63。
(110)伊万·斯塔尔：《询问太阳神：萨尔贡王朝时期亚述的占卜与政治》，78。
(111)伊万·斯塔尔：《询问太阳神：萨尔贡王朝时期亚述的占卜与政治》，79。
(112)特奥多雷·克瓦斯曼、西莫·帕尔波拉：《尼尼微宫廷的法律文书第1分册：提格拉皮拉沙尔三世到埃萨尔哈东》，210:r.15;212:r.2-3:318:r.3。
(113)两位占卜师在致国王的信中提到：“国王没有进食已有三天了。”西莫·帕尔波拉：《来自亚述和巴比伦学者的书信》，第43号第12—14行。埃萨尔哈东的编年史写道：“第12年：亚述国王朝埃及进发，但他在行军途中生病了，8月10日死了。”A.柯克·格雷森：《亚述与巴比伦年代记》(A.K.Grayson,Assyrian and Babylonian Chronicles)，纽约1975年版，1.Col.4:30—31;14:28—29。
(114)西莫·帕尔波拉：《来自亚述和巴比伦学者的书信》，179:r.4—5。
(115)A.柯克·格雷森：《亚述与巴比伦年代记》，1.4:29;14:27。
(116)马尔蒂·尼西宁：《新亚述资料提到的预言》(Martti Nissinen,References to Prophecy in Neo-Assyrian Sources)，赫尔辛基1998年版，第131—132页。
(117)赖亚·马蒂拉：《尼尼微宫廷的法律文书第2分册：阿淑尔拔尼拔到辛－沙尔－伊什昆》，64:8。
(118)阿瑟·卡尔·皮埃珀尔恩：《阿淑尔拔尼拔的历史棱柱铭文》(Arthur Carl Pieporn,Historical Prism,Inscriptions of Ashurbanipal)，芝加哥1933年版，E.2:9—15。早期的亚述王室铭文翻译者往往误把宦官长当做拉伯－沙克，哈伊姆·塔德摩尔：《亚述帝国宦官长的作用和宦官的地位》，西莫·帕尔波拉、罗伯特M.怀廷编：《古代近东的性和性别：第47届国际亚述学大会论文集》，第603页。
(119)D.D.卢肯贝尔：《亚述与巴比伦尼亚的古代记录》第2卷，773。
(120)伊万·斯塔尔：《询问太阳神：萨尔贡王朝时期亚述的占卜与政治》，271。
(121)赖亚·马蒂拉：《国王的权臣：新亚述帝国的高级官吏》，第76页。
(122)L.卡塔亚、罗伯特M.怀廷：《新亚述时期的赏赐、敕令和礼物》，26。
(123)特奥多雷·克瓦斯曼、西莫·帕尔波拉：《尼尼微宫廷的法律文书第1分册：提格拉皮拉沙尔三世到埃萨尔哈东》，318：r.3;赖亚·马蒂拉：《尼尼微宫廷的法律文书第2分册：阿淑尔拔尼拔到辛－沙尔－伊什昆》，477:r.4。
(124)L.卡塔亚、罗伯特M.怀廷：《新亚述时期的赏赐、敕令和礼物》，36。
(125)L.卡塔亚、罗伯特M.怀廷：《新亚述时期的赏赐、敕令和礼物》，35:13—r.18。
(126)J.E.里德：《亚述的名年官、国王与觊觎王位者：公元前648—前605年》(J.E.Reade，“Assyrian Eponyms,Kings,and Pretenders,648-605BC”)，《东方》(Orientalia)第67卷，1998年，第2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