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马克思主义是超越马克思主义的激进的政治理论和实践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激进论文,政治论文,理论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什么是后马克思主义?它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治的批判如何经得起详细审查?它在 什么程度上为21世纪提供了一种超越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政治理论和实践?存在于这些直 截了当的问题背后的，是内容广泛、多种多样的文献，这些文献或者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对于激进的解放派政治所作的贡献，或者对这种贡献提出挑战，或者根本拒斥这种贡献 。其中，许多论著标示出当今世界在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所发生的变迁，这 些变迁既使当今世界远离了马克思的经验，也使它远离了作为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 的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特征。这些文献对那些为了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观念和分析 构架具有持续不断的有效性和适用性而追随马克思的人们，提出了挑战(注：此类观点 参见如下文本。西德曼(S.Seidman)主编：《现代性转向：社会理论的新趋势》，剑桥 ，剑桥大学出版社，1994年(它摘选了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思想的许多经典文本)；克鲁 克(S.Crook)、帕库尔斯基(J.Pakulski)、沃特斯(M.Waters)著：《后现代化》(Postmo dernisation,Sage,1992)；伯顿斯(H.Bertens)：《后现代思想：一种历史》。)。有些 文献集中论述社会分工(如性别、性特征、种族性)或政治关注(生态学)等问题，马克思 对这些问题很少论及，或者只是通过话语稍加论述，或者只是使之从属和决定于阶级斗 争(注：具有代表性的有：哈特曼(H.Hartmann)：《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的不幸婚姻 ：走向一种更为进步的联合》，该文收入萨根特(I.Sargent)主编：《马克思主义与女 权主义的不幸婚姻：关于阶级与父权制的一种争论》；柯沃德(R.Coward)：《父权制的 先例：性特征与社会关系》；伽伯里亚尔(J.Gabriel)、本·图卫姆(G.Ben Tovim)：《 马克思主义与种族主义观念》，载《经济与社会》，7/2，1978年。)。有些文献把马克 思的分析的方法论基础和认识论基础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治之组成部分来攻击的， 要求人们识别马克思主义在提供真知灼见方面所具有的严重缺陷(注：具有代表性的有 ：西德曼(S.Seidman)：《争辩的知识：后现代时代的社会理论》；巴雷特(M.Barrett) ：《关于真理的政治：从马克思到福柯》。)。有些文献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严厉批评 ，指责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存在根本缺陷的纲领，当它作为政治蓝图被采纳时，曾经导致 过暴虐的共产主义政权(注：例如，费米亚(J.Femia)：《马克思主义与民主》。)。本 文将简要地集中讨论后马克思主义的女性前辈，即E.拉克劳(Ernesto Laclau)和C.墨菲 (Chantal Mouffe)，她们借助于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系统，论述了她们的激进 唯物主义，对存在于激进民主思想内部的解放派政治(emancipatory politics)重新进 行定义。不过，她们并不排除或排斥其他那些认为自己就是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思想变 体(注：本文主要关注那些明确主张自己的观点是后马克思主义的人们，但这并不是说 ，其他理论家就不能被视为后马克思主义者。此类等同的可能性是令人困惑的：马克思 是最早的后马克思主义者吗?伯恩斯坦(Bernstein)有着强有力事实(strong case)根据 信奉议会社会主义!这个术语与拉克劳和墨菲的作品有着极其显著的联系。参见：拉克 劳、墨菲：《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一种激进的民主政治》；拉克劳、墨菲：《没 有道歉的后马克思主义》，载《新左派评论》166，11—12月，1987年，第79—106页； 拉克劳：《关于我们的时代之革命的新思考》；墨菲：《政治的回归》；拉克劳、扎克 (L.Zac)：《注意隔阂：政治的主题》，该文收入E.拉克劳主编：《政治认同的制造》 ，第11—39页；拉克劳：《解放》。)。
对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特征进行鉴别，把它的理论价值和政治价值作为一种候补的(al ternate)激进主义进行评价的任务，都是具有复杂性和欺骗性的。后马克思主义把从语 言学和符号学、哲学、文学、文化研究以及社会科学这一系列领域中汲取的，既冗长又 深奥难解的话语集中在一起了。的确，这个标签出现在极其多样的语境中，遮蔽了它所 采取的各种论断的异质性。也许把它看作是一出有关斗争的戏剧、或者看作是某种理论 运动更好，其中，一些互不相同的批判性挑战以更好地解释社会变迁这一共同主张为由 ，同时围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政治。
换一种角度看，如果人们集中注意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对话者，对它的理解就可能相 当简单了。它是一组特殊的学术语境和政治环境的产物：共产主义的崩溃、全球化进程 、社会民主政体和新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各自的实现、以及片断化、异化和已经改变的 20世纪晚斯知识分子与政治行动相交叉的条件等。它的特征是：悲观、自恋和屈服，还 有一种可以追溯到黑格尔思想的“精神政治”。这种批判性评价虽然承认由一些(在后 马克思主义的全部著作内部出现的)认识论问题、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所提出的挑战， 但是，它也对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矛盾和被错误地昭示出来的欺骗性建构过程作了探 讨。真正重要并且从论辩的角度来看富有辩证性的是，无论在马克思主义的著述中、还 是在后马克思主义的著述中，都应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通过批判性分析使其中 有用的东西获得尊荣，并把其余的东西扔到垃圾箱里去。
是后马克思主义，还是认定它为皇帝的衣服
后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保护伞，它保护着一系列主张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主要特征进行 挑战、重新解释或加以拒斥的立场，这个保护伞从术语上看并不精确。西姆(Sim)通过 利用来源于拉克劳和墨菲的《霸权与社会策略》(Hegemony and Social Strategy)的线 索，区分出两种形式的后马克思主义：
成为后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是要背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例如让-弗朗索瓦·利奥 塔或让·博德里拉(Baudrillard)……就是如此]；而就拉克劳和墨菲的风格而言，成为 后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是尝试把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女权主义之中新 近的理论发展嫁接在一起，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与新的文化氛围具有相关性……通过判断 哪些人……会认为自己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或者通过判断哪些人的思想历程曾经是由经 典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塑造而成的，人们就可以把后马克思主义概括为一系列与经典的马 克思主义相敌对，以及/或者对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的反应。(注：S.西姆：《后 马克思主义：一个读本》，第2页。)
这种简单化把拒斥马克思主义的“后马克思主义者”与那些以下列信念违反马克思主 义的基本范畴的人区别开来了，即这种违反会走向马克思主义事业(一种对于人的解放 的激进的规划)的精神。它也标示出杰拉斯(Geras)针对后马克思主义所作出的、关于后 马克思主义已断言被“超越”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的重要批判(注：N.格 拉斯：《后马克思主义吗?》，载《新左派评论》163，5—6月，1987年；《没有主旨的 前马克思主义》(Ex-Marxism Without Substance)，载《新左派评论》169，5—6月，1 988年。这些文章后被收入N.格拉斯：《极端话语：激进伦理与后马克思主义的放纵言 行》。本文的页码参阅1990年的出版物。)。杰拉斯指责拉克劳和墨菲的工作呈现出了 “……一种有关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拙劣漫画……这两位作者以她们所习惯的、使马克思 主义面对各种具有欺骗性和荒谬呆板的对立的程序，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讽刺，……她们 对一些主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所作的解释，是对这种传统的拙劣模仿和歪曲，它简化 和贬低这种传统，并对它的许多观念加以歪曲”。(注：N.格拉斯：《没有主旨的前马 克思主义》(Ex-Marxism Without Substance)，载《新左派评论》169，5—6月，1988 年，第128页。)
关于马克思的著述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著述，后马克思主义者作出了三个非常成问 题的假定。第一，他们把诸如唯物史观和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辩证的方法论这样一 些核心信条当作严格的、武断的和还原论的信条提出。就这个方面而言，后马克思主义 者流行的对存在于社会批判的形成过程之中的话语性的集中关注，却奇怪地在他们自己 的分析之中消失了。他们对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现代性语境中存在的，由启蒙运动的价 值观推动，并且仅仅关注科学及其真理所具有的力量的语言、意义和科学的本体论，并 没有表现出敏感性(注：这并不是对马克思的科学分析的拒斥，不过，它确实指向19世 纪晚期中间的社会科学的语境和意义。)。同样，他们对建立(比如说)以共产党为核心 的工人组织的政治背景也缺乏敏感性，而正像《共产党宣言》所表明的那样，这种政治 背景曾经促使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了有关赤裸裸的阶级分裂和通向无阶级社会的不屈不 挠之路的论述。此外，他们加以特别解读的似乎是马克思晚期未完成的政治经济学和以 之为基础的俄国式马克思主义传统及德国式马克思主义传统，而不是马克思的信件、报 章杂志以及更早的富有更多哲学色彩的著述。
第二，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分析中的理论结论和还原性分析，当作始终是严格的、独断 的和站不住脚的，对于拒斥有关“真理”的“宏大叙事”断言的认识论立场来说是稀奇 古怪的东西，来加以解读。他们因此并未挖掘这些有争论的结论背后的东西(注：对于 还原主义、本质主义、普遍主义以及功能主义的粗俗的辩护(robust defence)，参见麦 克伦南(G.Mclennan)：《后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性理论的四个过失》，载《新左派评论》 218，7—8月，1996年，第53—74页。)，因而也未能觉察存在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 义社会和阶级社会变迁的性质的分析(如围绕相对自治与国家的争论)之中的，相当多的 偶然性和矛盾(注：这种争论与这篇文章并没有多少关系，但它对于国家相对自治的讨 论却关系密切。参见杰索普(B.Jessop)：《资本主义国家》。)。
最后，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作为一种同质的和单一的现代社会批判而发展的。马克思主 义理论和政治在19世纪后期及20世纪的发展的特点，是由围绕马克思著作的分界及对马 克思著作的最好解释的争论和冲突表现出来的。显而易见，马克思著作是不完全的、前 后不一致的和矛盾的，这本身就容易导致这样的争论，而且尤其与马克思本人的愿望相 反的是，人们把对他的著作的解释具体化，变成了社会主义者在分析资本主义的过程中 坚持崇高立场的同义语。因此，人们可以看到诸如批判理论、托洛茨基分子的分析、列 宁主义者的民主主义的中央集权制，以及欧洲共产主义者对葛兰西著作的解读这些不同 的传统，还可以发现它们对马克思思想的背离和与马克思思想一致的连续性。关于某种 特定的理论说明何时不再保持与马克思的核心范畴和分析相一致的连续性的平衡，而是 走向超越它们的多样性的问题，一直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后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 思主义”著作所作的批判的一个普遍特征。
因此，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任意歪曲和检验既不新颖，也不新奇，它本 身是由于那些为了在马克思理论与当代激进政治学之间划定界线，而乐于采用后马克思 主义这一标签的人所具有的意向，而突出表现出来的。其后果之一是，在后马克思主义 者对其马克思主义根源的尊崇(拉克劳和墨菲对葛兰西的尊崇，后结构主义者对霍克海 默、阿多诺及马尔库塞的批判理论所做贡献的尊崇)，与他们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理 论和政治的整体而严加指责之间，存在着各种没有解决的矛盾(注：关于葛兰西马克思 主义与被视为取代它们的理论和思想之间关系的各种不同的和有趣的讨论，参见：霍鲁 伯(R.Holub)：《安东尼奥·葛兰西：超越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哈里斯(D.Harr is)：《从阶级斗争到快乐政治：葛兰西主义文化研究的影响》。我们没有必要同意双 方的任一作者，以至接受在承认马克思主义先辈与同时把他们作为不同政治和文化工程 的出发点之间存在紧张关系这种观点。)。他们对马克思的著述、列宁和卢森堡的马克 思主义传统等进行的有选择的和独特的解读，造成了一种容易使人误解的、暧昧不明的 马克思主义“模型”，并且根据这种模型为解放派政治的精神进行辩护。这种背离马克 思主义的起源和出发点的暧昧不明和多样性，只能使后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更加难以界 定的构想。然而，为了鉴别研究的“主题”，可以说后马克思主义是激进多元论政治、 民主政治以及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社会分工政治的异质扩散和传播，而不 是阶级、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对宏大理论和社会规划的拒斥。后马克思主义的共同 点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某一个或更多主要特征的习惯性拒斥，这些特征包括：唯 物史观，作为社会动力和方法的辩证法，作为人类社会的主要组织特征的阶级与生产方 式，作为现代社会发展中的宏大叙事的资本主义和阶级政治，以及可以产生超越主观立 场的真知灼见的单一的科学分析的概念(注：格拉斯：《后马克思主义》，载《新左派 评论》163，5—6月，1987年；《没有主旨的前马克思主义》(Ex-Marxism Without Sub stance)，载《新左派评论》169，5—6月，1988年。这些文章后被收入N.格拉斯：《极 端话语：激进伦理与后马克思主义的放纵言行》。本文的页码参阅1990年的出版物，提 出了一个类似的观点，第66页。)。
后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主要方面
后马克思主义发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和文化变迁，但它继而从战后社会民主制的 确立过程中发现了它的语境(注：在下文中，进一步的读物提供于卡林尼科斯(A.Callin icos)的《反对后现代主义：一种马克思主义批判》。特别是该书的第5章。西瓦南丹(A .Sivanandan)：《融入空气的一切都是固体：新时代的废话》，载《种族与阶级》，31 /3，1990年，第1—30页；西恩菲亚德(A.Sinfield)：《战后英国的文学政治和文化》 ；马丁(B.Martin)：《当代文化变革之社会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25年间 ，社会民主主义展现了一种介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具有可行性的选择。它认为 对于西方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来说，民主代议、自我决定、国家干预和(在 福利和经济方面的)公共责任，以及多元论政治和社会整合，都是至关重要的。它在与 军事和“冷战”消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相对快速的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环境中得到 了发展。它导致了两种矛盾，导致了公共责任的扩展与私人利润回报率之间方兴未艾的 冲突(“民主在经济方面的矛盾”)，导致了对社会民主制的社会价值观进行批判的社会 和文化的多元论形式的扩展(注：这典型地体现在：布里坦(S.Brittan)：《民主的经济 矛盾》。不过，奥菲(C.Offe)在《福利国家的矛盾》中也探究了同样的思想。)。20世 纪60年代后期，后者在构成消费的身份和亚文化的发展的驱动下，通过对主导价值观的 “反文化”挑战和对流行的意识形态、政治正统和政治制度的政治挑战，达到了最高潮 。这种趋势特别集中地关注越南战争、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和在西方蔓延的资本主义， 关注不同形式的社会偏见、种族歧视和社会压迫。1968年，随着大规模的学生和工人示 威遍及西方的主要工业国，以及东方“布拉格之春(它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主义短期的自由化，终结于前苏联的入侵)”的出现，这些挑战达到了高潮(注：具有代表性的有 ：考特(D.Caute)：《1968：路障之年》；哈曼(C.Harman)：《最后的激情：1968年及 其之后》。)。
对于任何一种流行的、对以自下而上策略为根据所进行的社会改革，或者对由代议制 民主政体之中的劳动者利益集团加以扶持的、温和的改革持乐观态度的人来说，没能在 这个重要时刻实现社会和政治转型，都是一个转折点。在20世纪70年代，随后便爆发了 长达十年的全球性经济和政治危机，而“右派”也在西方民族国家得到复兴。在20世纪 80年代，有关广泛的保守统治(撒切尔、里根、科尔)或者社会主义者向保守政策的回归 (密特朗)的经验，加重了表面看来的“马克思主义危机”，同时也似乎把改良主义拒之 门外了。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经济自由主义和市场力量对保守派的支持，存在于 不断丧失合法性的工人阶级代表和参加工会的劳动者方面的独裁主义领导，以及关于全 球政治和经济结构的保守主义议程的提出，曾经导致过凯旋而归的自由民主主义者的豪 言壮语(注：代表性的观点，体现在福山(F.Fukuyama)：《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 。
与西方的这些发展形成对照的是，“实际存在的”前苏联共产主义却走向了衰落。在 赫鲁晓夫把斯大林主义的暴行加以曝光，以及随后前苏联对匈牙利(1956年)和捷克斯洛 伐克(1968年)的不同政见进行军事干涉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变得具有批判性并脱离 了共产主义。他们对共产主义的错误的指责，涉及从具有官僚制变形的“工人”国家到 “国家资本主义”的广泛范围(注：例如，参见克利夫(T.Cliff)：《俄国的国家资本主 义》；曼德尔(E.Mandel)：《今日之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西尔弗曼(R.Silverman)： 《官僚主义或者工人权力?》。)。不过，前苏联共产主义的崩溃，以及同时发生的古巴 的贫困以及市场力量和价值观对中国的侵入，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政治也产生了剧烈 影响。鲍曼(Bauman)指出，共产主义失势在政治上的意义在于，它代表着创造一个合理 的社会(或社会主义)秩序的现代主义方案的失败(注：鲍曼(Z.Bauman)：《后现代性的 暗示》，第175—186页：“没有选择余地的生活”。)。同时，这种失败是作为意见分 歧的私人化过程而发生的，而这个过程则重新界定了人们对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的抵制— 这种市场远离政治领域、国家领域和公共等领域，而走向个人、公民、共同体、文化， 以及私人领域。这种反思得到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一些发展的证实。这些发展包 括：高等教育的市场化，利用媒体为中产阶级观众服务的文化知识界的发展和职业化， 以及寻求在选举上满足“主流”政治话语的各政党和组织(如工会)，在政治上从工人阶 级政治退却等，所有这些方面都抑制了反对派。这些因素无疑影响了某种后马克思主义 的、已经由于阶级政治“方案”所具有的前景而醒悟过来的左派的发展，促使它面向更 受欢迎的、新兴的身份政治和生态政治观点，并从事一种尚处于萌芽状态的、对当代政 治的后唯物主义和后现代的分析。
杰拉斯(注：格拉斯：《后马克思主义》，载《新左派评论》163，5—6月，1987年； 《没有主旨的前马克思主义》(Ex-Marxism Without Substance)，载《新左派评论》16 9，5—6月，1988年。这些文章后被收入N.格拉斯：《极端话语：激进伦理与后马克思 主义的放纵言行》。本文的页码参阅1990年的出版物。)认为，对于理解(作为对拉克劳 和墨菲(注：克拉劳、墨菲：《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一种激进的民主政治》；拉 克劳、墨菲：《没有道歉的后马克思主义》，载《新左派评论》166，11—12月，1987 年，第79—106页；拉克劳：《关于我们的时代之革命的新思考》；墨菲：《政治的回 归》；拉克劳、扎克(L.Zac)：《注意隔阂：政治的主题》，该文收入E.拉克劳主编： 《政治认同的制造》，第11—39页；拉克劳：《解放》。)进行批判的序幕的)后马克思 主义的发展来说，语境是至关重要的；这也使他通过人们的回应而以某种方式受到了不 公正的批评(注：克拉劳、墨菲：《没有道歉的后马克思主义》，本文主要关注那些明 确主张自己的观点是后马克思主义的人们，但这并不是说，其他理论家就不能被视为后 马克思主义者。此类等同的可能性是令人困惑的：马克思是最早的后马克思主义者吗? 伯恩斯坦(Bernstein)有着强有力事实(strong case)根据信奉议会社会主义!这个术语 与拉克劳和墨菲的作品有着极其显著的联系。参见：拉克劳、墨菲：《霸权与社会主义 策略：走向一种激进的民主政治》；拉克劳、墨菲：《没有道歉的后马克思主义》，载 《新左派评论》166，11—12月，1987年，第79—106页；拉克劳：《关于我们的时代之 革命的新思考》；墨菲：《政治的回归》；拉克劳、扎克(L.Zac)：《注意隔阂：政治 的主题》，该文收入E.拉克劳主编：《政治认同的制造》，第11—39页；拉克劳：《解 放》。)。
虽然语境并不决定思想，但是，对有关社会的理论说明的任何唯物主义分析都承认： 语境会对思维过程和话语产生剧烈的影响。这并不必然意味着有人已经“出卖”、或者 已经试图通过阴谋而反对以前的同盟者。它所断定的是，除非人们能够与某种政治的或 意识形态的(或反霸权的)抵抗方案结盟，否则，他们的行动和言词就总是要受到他们那 与生存和历史关头有关的物质条件的制约。此外，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阶级利益将试图破 坏和废弃这一方案。语境之所以是破解理论方案或政治方案的一个如此重要的因素，之 所以对于理解(导致后马克思主义者拒斥和替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治的)条件具有特别 重要意义，原因就在于此。
后马克思主义的旗手：拉克劳和墨菲
E.拉克劳和C.墨菲的研究工作之所以对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和政治的发展至关重要 ，主要是因为她们明确地自称为后马克思主义者(注：克拉劳、墨菲：《霸权与社会主 义策略》，本文主要关注那些明确主张自己的观点是后马克思主义的人们，但这并不是 说，其他理论家就不能被视为后马克思主义者。此类等同的可能性是令人困惑的：马克 思是最早的后马克思主义者吗?伯恩斯坦(Bernstein)有着强有力事实(strong case)根 据信奉议会社会主义!这个术语与拉克劳和墨菲的作品有着极其显著的联系。参见：拉 克劳、墨菲：《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一种激进的民主政治》；拉克劳、墨菲：《 没有道歉的后马克思主义》，载《新左派评论》166，11—12月，1987年，第79—106页 ；拉克劳：《关于我们的时代之革命的新思考》；墨菲：《政治的回归》；拉克劳、扎 克(L.Zac)：《注意隔阂：政治的主题》，该文收入E.拉克劳主编：《政治认同的制造 》，第11—39页；拉克劳：《解放》；关于详细阐述并推进激进民主思想的一系列文章 ，参见特伦德(D.Trend)：《激进民主：认同、公民身份与国家》。)。她们把马克思主 义与不断集权的政治和本质主义、还原主义理论联系起来，而后者无法避开前苏联共产 主义实际的退化过程所出现的各种异常行为，并且已经耗尽了这种共产主义的激进潜能 。由于来源于后结构主义，所以她们的冲动是一种“解构冲动”——她们为了把一种激 进的、参与式民主，作为超越马克思主义传统制约的解放和转型的基础来唤起，试图通 过这种冲动把多元的、各种各样的、异质的社会身份从阶级霸权中解放出来。
这种对超阶级的解放的要求，就是她们为被她们视为马克思著作中愚蠢可笑的矛盾提 供的解决方案。历史的永恒不变的客观规律，预示了通过揭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 矛盾，就可以解决阶级对立，而各种阶级力量对斗争的偶然参与，似乎也是提高革命觉 悟和夺取政权的一个必要前提。对于拉克劳和墨菲来说，前者可以决定后者，并否定了 阶级力量所隐含的主观性和能动作用。其后果之一在于，人们总是把激进的政治与(在 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具有本体论优先地位的)物质条件(可以粗暴地还原为经济条件)紧密 地联系在一起。她们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否定“永恒不变的客观规律”的决定作用，并 把以身份为中心的激进主义当作不断进行自我创造的主体性加以理论说明。身份变成了 各种对立的社会关系的基础，而这些对立的社会关系则是从对身份在(由各种压迫话语 建构的)社会之中的实现过程的制约中产生出来的。身份既构成了人们在不同的社会能 动者之间划定的“边界”，也构成了一种“开放的”社会模型。权力、压迫和反抗都不 是人们从基本的、具有特权的结构定位出发加以构想的，而是通过持续不断地重新制定 偶然的、可能是相互依存的(而不是决定性的、支配和反支配的)方案而构想出来的。激 进的政治变成了一种支配性的“棋类游戏”，在这里，身份的形成过程试图通过限制其 解放的各种对立而得以实现。这提出了一种肯定穷困的、反对偏见的、有原则的人们的 关注的政治，它为女权主义、反种族主义、生态主义、性别主义、残疾以及其他一些“ 新社会运动”形式和身份政治，提供了支持。可以适当地说，如果剥去了有关物质生存 的客观条件的所有各种断言，并且因此而剥去了阶级身份作为一个范畴所具有的、首要 的分析价值，那么，阶级身份就会变成一种碎成片段和矛盾的身份。
推动解放和实现所需要的是某种代替阶级的组织原则，而这个原则就是激进的民主制 ，这个概念反映了一种承诺，即多元的、各种各样的不同身份，对强调平等和社会公正 的、无所不包的民主政治的进入、支持、参与和捐助的承诺。在20世纪末期，激进民主 制既提供了一种统一的原则、一种围绕某种发挥特定的组织作用的政治集中各种差异的 框架，也提供了一种与不断扩散的、多元的和各种各样的运动政治学的描述相一致的政 治模型。
由于构成拉克劳和墨菲的基础的认识论方案，是从宏大阶级叙事出发进行解构的方案 ，她们是把身份范畴和激进民主制范畴当作话语的主题来加以建构的。这种对于话语的 集中关注，重新把分析的焦点从各种整体主义的社会分析，转向了存在于不同和特定的 社会系统和社会子系统、亚文化脉络，以及存在于各种制度和过程内部的、不同身份之 间的关系分析。话语分析所集中关注的是语言和意义，这就把社会的权力中心转移到权 力和知识之轴，而不是转移到权力和生产之轴上来了(注：参见福柯(M.Foucault)：《 真理与权力》，该文收入拉宾鲁伍(P.Rabinow)主编：《福柯读本：福柯思想导论》。) 。这样一来，各种身份就是在一定的社会脉络内部，以各种特定的主观特征和觉悟由社 会构成的。这些身份构成自身、构成它们与其他身份之间的关系所利用的意义，都在持 续不断地转变，而不同身份之间的边界也总是不断地革新。正是这种不断的流动既保证 了由各种身份构成的等级体系永远不可能固定不变，保证了解放不是对重新安排有关压 迫的各种等级体系的伪装，也突出了人们为了促进正在重新安排而对激进民主制的需要 。此外，激进民主制的意义本身就是从论证的角度构想出来的，它处于不断的流动过程 之中，不断地为它的组成部分加以重新安排和争论。因此，民主政治不存在任何稳定和 固定不变的、通过它那些制度和过程方面的僵化刻板之处对它施加的限制，而解放也只 有在所有身份都能享有同样的自由条件并参与“重新塑造”民主制的情况下，才能得到 实现。
对于拉克劳和墨菲来说，只要激进民主制起源于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对文化研究 发展的剧烈影响，它就是后马克思主义的。而对于其他人如西姆来说(注：西姆：《后 马克思主义：一个读本》，第2页。)，这与怀旧之情无异，因为激进民主制表明，它对 马克思主义的背离要远甚于它对马克思主义遗产的继承。无论这些概念之中的哪一种观 念，都已经影响了社会运动理论的发展(注：参见帕库尔斯基(J.Pakulski)：《社会运 动：道德抗议之政治》；戴尔顿(R.Dalton)、库切尔(M.Kuechler)主编：《挑战政治秩 序：西方民主国家的新社会和政治运动》；克雷格·詹金斯(J.Craig Jenkins)、克兰 德曼斯(B.Klandermans)主编：《社会抗议政治学》；桑戴尔(T.Sandler)：《集体行动 ：理论与应用》。)。它对于作为一个统一概念的民主制(这个概念为多元性和多样性留 下了余地)的关键性承诺，是英国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特征。在诸如吉登斯和赫斯 特(Hirst)这样一些背离马克思主义分析的社会理论家和政治理论家那里，也可以看到 这个概念的痕迹(注：豪尔(S.Hall)、杰奎斯(M.Jacques)主编：《新时代：20世纪90年 代变革的政治面貌》；韦克斯(S.Wilks)主编：《谈论明天》；米利班德(D.Miliband) 主编：《改头换面的左派》；穆尔干(G.Mulgan)：《反政治时代的政治》；穆尔干：《 政治之后的生活》，1997年；吉登斯(A.Giddens)：《超越左派和右派：激进政治的未 来》(这是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的第三卷)；赫斯特(P.Hirst)：《从中央 集权制到多元主义》。)。他们反映了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理论在为21世纪建构一种激 进政治的过程中，在拒斥本质主义、还原论、决定论以及功能主义方面的真知灼见。同 时，这里还有一种通过承认后现代有关(从独特的制度形态、历史形态和社会形态，以 及各种关头之中产生出来的)权力—知识关系的本性的真知灼见，对单纯的相对主义的 拒斥。
拉克劳和墨菲的观念陷入了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思想更加广泛的范围之中。在考察社 会现象的过程中，这类思想否定“宏大”叙事和社会变迁，而青睐解构性和话语性的方 法论。它因此也拒斥社会理论的基本或者决定性的前提，拒斥任何与“真理”有关的政 治，拒斥任何把与“主观”叙事有关的客观关系，当作原因和决定性因素加以详细说明 的做法(注：详细阐述于M.巴雷特：《关于真理的政治：从马克思到福柯》。)。这种方 法论基础为一种多元的、多种多样的、具有暂时性的身份政治(为对身份范畴的各种违 反)做了准备，认为身份、价值立场和信仰的独特性，就是对推翻等级权力的新政治的 特征进行界定、使这些特征变得崇高，并且拒斥压迫和剥削。政治是在文化、消费和环 境的领域之中构成的，而不是在正式的政治话语中形成的。
后结构主义不仅部分地起源于导致了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学术氛围，而且部分地起源 于法国在20世纪50、60及70年代的哲学和政治辩论。同情马克思的知识分子(梅洛-庞蒂 、萨特和阿尔都塞)与反对马克思的知识分子(德里达、利奥塔，也可证明包括福柯)之 间的学术对抗，在法国“学术界”内部的批判性交锋中得以形成，并进而渗透到巴黎的 文化生活之中(注：例如，参见D.西亚尔弗曼(D.Silverman)：《面对后现代性：当代法 国思想》；米勒(J.Miller)：《米歇尔·福柯的激情》。)。随着对结构主义(列维-斯 特劳斯)和阿尔都塞对结构主义进行的马克思主义挪用，以及对萨特把存在主义人道主 义与马克思主义嫁接的企图的幻想的破灭，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提供的可能性引起了 后结构主义者们的注意。例如，米勒(Miller)就非常明确地在法国知识分子进行的、追 求名望的、方兴未艾的公开竞争脉络之中，通过批判地涉及萨特、胡塞尔及法国马克思 主义，追溯了福柯的学术努力的发展(注：J.米勒：《米歇尔·福柯的激情》。很显然 ，福柯思想中的其它因素，例如，福柯个人对于痛苦、性特征以及死亡的专注(这部分 地通过其性施虐—受虐狂而得到表达)，与他对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批判， 其影响几乎差不多。)。这种学术脉络得到了有关法国共产党就保卫前苏联而言所发挥 的作用、对1968年的工人行动只给予有限支持，以及介入议会政治的政治争论的强化。
就其探讨而言，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针对马克思主义的干涉是多种多样的。例如 ，利奥塔所攻击的，就是他认为潜在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之中的、单向度的理性主义 ，就是存在于马克思在其作品的形成和传播中具有的“不合理性”(irrationality)， 与他的理论说明的“合理性”，以及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本性之间的矛盾(注：J-F .利奥塔：《利比多经济》。利奥塔的分析受到削弱，因为他对马克思的劳动实践过多 地使用了“主观话语”，而不是对马克思的思想，特别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思想作更 有思想性的和更少刻板的批判。)。这些方面都是人们背离马克思主义而走向后马克思 主义依据的根据。德里达则提出了另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他重新评估马克思著作的 遗产、质疑人们自马克思去世以来解读马克思的方法、特别是质疑马克思主义者解读马 克思的方法，同时声称马克思的遗产仍然持续有效，它是当代政治思想挥之不去的幽灵 ，人们不应当在对社会进行理论说明的过程中驱除和忘却它(注：德里达(J.Derrida)： 《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与新国际》；詹姆森(F.Jameson)在《马克思的 被窃之信》(载《新左派评论》，1995年)中，对德里达如何与马克思主义进行一种建设 性、批判性的对话，作了更具思想性和批判性的评论。)。对于德里达来说，马克思主 义为不能还原为单一决定的、有关斗争的不同文化定位提供了多种后裔，因此，与利奥 塔或者列宁所理解的马克思相比，德里达呈现了人们所不熟悉的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之间的差别，是“第一层级”的方法论和认识论的关注，并 且隐含着一种基本的不可通约性，然而，对于不断进行沉思的德里达来说，它并不能保 证人们经常进行的、一律把后结构主义思想家当作“反马克思主义者”来曲解具有充分 根据。贝斯特(Best)和凯尔纳(Kellner)在提出下列评论时，就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学 术(其中包括后马克思主义)的演变轨迹，提出了一种有益的澄清性讨论：
……后现代理论可以区分为相互冲突的两翼。博德里拉、克洛克(Kroker)等人信奉一 种极端的后现代主义，它拒斥现代理论和现代政治，同时为历史上的后现代断裂而欢呼 。相形之下，拉克劳、墨菲、詹姆森(Jameson)、弗雷泽(Fraser)和尼科尔森(Nicholso n)，以及其他女权主义者则在采纳后现代立场的同时，强调了当前时代和现代性之间的 连续性。对于这些辩证的思想家来说，后现代话语乃现代和后现代之间的分界话语，它 使人们对现代理论和现代政治的创造性的重建成为可能。
从某种程度上讲，可以认为这两翼都是人们对20世纪60年代激进政治的失败所做出的 不同反应。有些理论家[福柯、德勒兹和加塔利(Guattari)、拉克劳和墨菲、詹姆森， 以及许多女权主义者]力图发展新型的激进政治；另外一些理论家(利奥塔)回到旧的、 用新标签重新装饰过的自由主义政治上去；而还有一些人(博德里拉)则最终完全放弃了 政治，并且声称社会、政治、大众以及历史均已终结了(注：S.贝斯特、D.凯尔纳：《 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第181页。)。
后马克思主义的公认的名言是：马克思主义的缺陷已经不可挽回了：它那作为一种现 代解放规划的精神值得赞美，但是它的方法论、理论和政治，却从根本上受到了那些有 缺陷的关于科学方法的主张、理论上超决定论，以及共产主义政治实际上的失败的削弱 。正如西姆的如下结论所指出的那样：
现在也许是承认已经不能再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的时候了……所剩下的只是对马克 思主义过去似乎有可能提供的理想的怀旧之情……后马克思主义既不标志着一种新的开 端，也没有指明某种走出理论死胡同的出路，而只是表明对失败的一种承认……这是马 克思主义传统的悲剧的一部分(它的理想辉煌灿烂，但这些理想的实现一般说来却是可 怕的)……(注：S.西姆：《后马克思主义：一个读本》，第9—10页。)
走向对后马克思主义批判
正如上文所概述的那样，译解后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简单地复述语境就理解对马 克思主义各种背离而言的重要性。从杰拉斯对人类对于社会思想和政治思想的限制的承 认，到那些认为后马克思主义者的思维具有缺陷或者阴险狡诈而进行的更激进的辩驳， 都属于人们在这个方面作出的反应。西瓦南丹(Sivanandan)写道：
这是一种集市(bazaar)的社会主义，奇形怪状的社会主义，享乐主义的社会主义：是 一种吃、喝和欢乐的社会主义，因为明天我们还能够吃、喝和欢乐……，一种已经等待 革命很久、已经醒悟过来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把所有转瞬即逝 的东西都当作有价值的至关重要的东西、把所有过眼烟云都当作永恒加以维持的社会主 义……(注：A.西瓦南丹：《融入空气的一切都是固体：新时代的废话》，载《种族与 阶级》，31/3，1990年，第23页。)
卡林尼科斯(Callinicos)在识别“1968年的一代人在政治上的长期探索历程”，以及 在进行下列分析时，以一种对后现代主义的更广泛的拒斥反映了这种批判：
最好认为后现代主义话语是生活在[受西方工人运动衰退和资本主义的里根—撒切尔时 代“过度消费主义(overconsumptionist)”的动力支配的]氛围之中的、不断进行社会 流动的知识界的产物。从这种视角来看，“后现代主义”一词似乎……是这个知识界试 图(用来)明确表示其政治觉醒和渴望取向消费的生活方式的工具……事实证明，与其说 谈论后现代主义就是谈论世界，还不如说是表达特定的一代人所具有的某种终结感。( 注：A.卡林尼科斯：《反对的后现代主义》，该文收入鲍依纳(R.Boyne)、拉坦西(A.R attansi)主编：《后现代主义与社会》，1990年，第97—118页，引文见115页。)
这种对后现代主义者的批判同样也适用于后马克思主义者，除非人们有可能认为后者 是通过与自由民主制必胜论者的交锋表达了其悲观主义、悲观失望和虚假的乐观主义( 注：这种凯旋论的代表性例子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这典型地体现在 ：布里坦(S.Brittan)：《民主的经济矛盾》。不过，奥菲(C.Offe)在《福利国家的矛 盾》中也探究了同样的思想。)。克劳德(Cloud)通过承认激进的民主方案与20世纪60年 代出现的“新时代”政治之间的联系，通过把后马克思主义的特征描绘成一种进行精神 治疗的“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分析(注：D.克劳德：《心灵的社会主义：新 时代的后马克思主义》，该文收入比尔里格(M.Billig)、西蒙斯(H.Simons)主编：《后 现代主义之后：重建意识形态批判》，第222—251页。)。
对于某些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参与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自由民主政治的选举成功的 需要，无疑是一种关键性的动力。西瓦南丹对霍尔(Hall)和雅克(Jacques)的批判部分 地承认这一点，而且弗兰克尔(Frankel)通过《泰勒斯》和《经济与社会》杂志对美国 和英国的后马克思主义学术进行的观察，也参与了这些动机形成过程(注：B.弗兰克尔 ：《面对新自由主义政体：后马克思主义信奉民粹主义和实力政策》，载《新左派评论 》226，11—12月，1997年，第57—92页。)。弗兰克尔的分析批判了一种对民粹主义的 粗略的参与，因为它以牺牲对于(造成它的)政治经济策略和利益的更加深刻的分析为代 价，并且没有说明自由民主的民粹主义内在固有的保守性。
当拉克劳和墨菲作出如下评论时，她们自己指出了这个问题：“因此，左派的任务不 可能是与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断绝关系，恰恰相反，而是沿着一种激进和多元的民主制 的方向深化和扩展这种意识形态”(黑体是原有的)(注：拉克劳、墨菲：《霸权与社会 主义策略：走向一种激进的民主政治》；拉克劳、墨菲：《没有道歉的后马克思主义》 ，载《新左派评论》166，11—12月，1987年，第176页。)。
墨菲还非常清楚地断言：
……在强调民粹主义思想对于现代民主制具有中心地位的过程中，我认识到后者应当 归功于自由主义传统……为了充分开发有关个体自由和个人自主的自由主义理想所具有 的潜能，我们有必要把它们和一直与它们联系在一起的其他话语分离开来，并把政治自 由主义从它与经济自由主义的联系中营救出来。
……为了使多元论观念更加激进，以便使之成为深化民主主义革命的工具，我们必须 摆脱理性主义、个人主义以及普遍主义(注：墨菲：《政治的回归》；拉克劳、扎克(L.Zac)：《注意隔阂：政治的主题》，该文收入E.拉克劳主编：《政治认同的制造》，第 7页；拉克劳：《解放》。)。
他们的问题在于，就这种激进的民主规划而言，他们应当归功于自由主义的地方实在 太明显了。他们对能动性、自主性和偶然性的集中关注，是以牺牲结构和约束为代价的 。他们集中关注各种选择和可能性，却没有考虑各种权力结构和过程引导和容纳选择的 范围和程度。此外，他们对这些概念特征的说明是自我指认性的(self-referential)， 是一种运用概念进行的封闭的语言游戏，只有人们接受了后结构主义和激进民主派思想 的预设(pregivens)，这些概念才具有意义。而在这个语言游戏掩盖下，后结构主义的 预设是否被抛弃了呢?由于知识界而兴旺的自由主义多元论，是不是完全退回到“结构 化和受到压制的异议”的对立的阶级定位上去了?
构成这个话语游戏的后结构主义预设，都被人们以假乱真地加以应用。他们在留心反 基础主义(anti-foundationism)的同时，以民主这种概念的共相代替了阶级“共相”。 他们否认理性主义，但却使激进的民主制渗透着某种目的论的、依赖理性主义的人民概 念的逻辑，而这种概念则是在构想民主制的霸权性(hegemonic)政治的语境中，逐渐超 越各种利益集团和身份的。然而，任何地方的人都不清楚，这种政治将如何拆除反对它 并构成现行的制度和正统派学说整体的国家和政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考虑到《霸权 与社会主义策略》一书的主题和注意中心，拉克劳和墨菲在三条阵线上遇上了真正的麻 烦。
首先，他们进行的使霸权这个概念从唯物主义的话语语境向后结构主义话语语境的转 变，剥夺了这个概念的解释力和动员力量。霸权从一个具有非常特定意义、植根于(在 处于特定的历史关头的一定政治领域内部的)各阶级力量的决定性冲突之中的概念，走 向变成一个有关(在以多样性为特征的社会里)有权有势与无权无势的平衡的隐喻。他们 通过这样做表明，他们自己无法对构成各种制度和正统派学说、保卫受到侵犯的各种政 治立场的社会势力进行策略性分析，因而需要各种反霸权的抵抗策略。他们无法说明， 假如不认可民主制的进程，怎样形成团结、怎样形成各种暂时的联盟、怎样按照一定的 次序选择策略性斗争，以及怎样利用各种特定的政治手段。与进行这样的说明不同的是 ，在没有把结构力量、意识形态力量和国家权力当作对各种身份群体进行调节(并且把 它们结合到政体的政治过程和政策过程之中)的机制进行清晰批判的情况下，包含在文 化实践和身份政治之中的霸权就变成各种话语的主题。霸权成了一个空洞的概念，它既 失去了特异性，也失去了提供一种组织框架的意思——在这种框架之中，人们是为了进 行抵制而集中注意和发展各种策略的。它所剩下的，只是通过一种抽象的民主概念简单 地明确表达身份和自我解放过程。
其次，这种关于霸权的话语性建构的失败，揭示了拉克劳和墨菲对社会关系的说明中 存在的一种矛盾。当讨论没有实现的身份对另一种身份的利益和决策的服从，以及这种 服从向某种对立关系转换时，他们把“附属关系”与“压迫关系”区别开来了。这里的 问题在于，除了有关话语实践的理论之外，他们没有任何关于权力或者意识形态的、可 以用来说明这种转化如何发生或者怎样遭到挫败的理论。为什么一种关系会变成另一种 关系?除非解放存在某种目的论基础，否则在没有所有权，没有策略，也没有对压迫话 语的延续和对维持支配的适应过程的说明的情况下，这种权力的转变和使用就是暂时的 (contingent)。
最后，由于在这种话语之外没有任何权力概念、因而没有任何意识形态批判，他们无 法解释可以使话语对抗(在构成一种政治空间，即构成国家和政体的各种制度和正统派 学说的全体的)语境中得到解决的手段。话语实践能够在各种政治身份之间构成各种政 治关系和政治斡旋，话语分析也能够解释不同程度的话语权力，但它们无法对解放派的 转化进行理论说明。激进民主制是如何从自由的民主国家中突现出来的?它如何致力于 那些遍布在国家、官僚制和司法制度之中的、受到保护的保守利益和话语呢?话语是否 强大得自己就足以改变社会关系?无疑，要使改变话语权力的平衡得以发生，或者的确 从国家和受到保护的利益出发颠覆话语权力，就必须有存在于话语之外的变量。
对身份的集中关注，也提出了几个有关后马克思主义规划的问题。它完全忽视了下列 可能性，即虽然后现代学术探究不需要什么预设的特征描述或者决定性特征，但各种共 同体和社会在抵消多元性和多样性时，可能需要某些共有的特征。一个抽象的过程概念 就足以促成团结和共同体吗?请记住，概念本身具有话语性，并且是由反复重新协商(无 疑也是由反复的重新质询)决定的。社会的多样性和多元性是否有限度呢?福加斯(Forga cs)认为，激进的民主多元政治，就是对(走向实现社会主义者对它的表面渴望的)策略 运动的暗中破坏(注：D.弗伽克斯：《废黜工人阶级》，载《今日马克思主义》，1985 年5月，第43页。)。难道预期人们将不得不对某些运动的利益加以限制、只不过这种限 制要通过优先考虑激进的变化来施加，这不就是唯心主义吗?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对有关 必须排斥那些反民主的身份的问题、或者对说明各种自己创造的身份(在这些身份看来 ，民主是一种权力载体，而并非一种治理原则)的问题，几乎都未置一辞。正如阿隆洛 维奇(Aronowitz)所评论的那样，他们在证明其多元论承诺的过程中，未能把道德权威 与权威政治区别开来，或者确切地说，未能把集中关注(某种产生于社会关系的社会分 析的)道德权威的霸权规划区别开来(注：S.阿隆洛维奇：《理论与社会主义策略》，载 《社会文本》(Social Text)，1986—1987年，第1—16页。)。
他们的政治模型把各种激进的斗争片断化、个体化，把一种具有相当多的目的论色彩 的民主概念当作追求变化的霸权性动力提出来——既当作变化的载体提出来，也当作有 关这种激进的社会看上去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核心概念说明提出来。这个霸权模型并没有 把注重追求民主的不同斗争有效地区别开来，因而使下列可能性处于悬而未决状态，即 民主作为一个话语概念是随时可以重新解释，而且会变成那些追求自己进行定义的斗争 的目标。更简单地说，认为民主就是话语性的，并没有最终避免下列问题，即霸权的部 分策略就是从意识形态角度掌握民主的“主要”概念“基础”。那么，我们怎样区别和 评价不同的运动及其政治呢?关于话语性的动态概念位于政治策略核心这个观念的吸引 力在于，它避免了“激进分子”之间的冲突，但是就它选择的不加以定义的各种界限而 言，它又是不明确的。它避免在民主和不民主之间、在我们应当同情和不应同情的运动 之间、以及在关于策略的有效争论与边际争论之间划界。
通过为追求一种话语性的、从语言角度构想出来的激进主义，而拒斥社会过程的物质 脉络，因而拒斥某种意识形态分析，他们陷入了一种仅仅指涉自身的语言游戏的陷阱之 中。对他们关于话语的激进民主的各种断言的检验在于，就各种特定的政治状况和发展 来说，这些断言是不是能够加以面对、说明并且提供策略性指导。他们对于共相的拒斥 ——特别是对唯物主义共相的拒斥，是对可以把话语整合到政治策略的制定过程之中的 手段的拒斥。贝斯特和凯尔纳通过安德森(Anderson)、杰拉斯(Geras)和穆泽利斯(Mouz elis)在对这个政治世界的不确定性和随机性加以描绘时提出的真知灼见，对这种立场 的后果作了概括(注：贝斯特、凯尔纳：《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第200—205 页。)。无论就哪些激进的斗争(在任何具有战略意义的时刻)具有或多或少的重要性而 言，还是就破坏压迫、权力和不平等在一定社会里具有的本性而言，激进的民主主义者 都缺乏作出定性区分的工具。他们都没有评估特定的政治斗争、评估这些政治斗争的有 差别的含义、重要性和价值，从而在政治斗争领域中把秩序感赋予它们的概念工具。形 式击败质料，作为击败存在，过程击败意义。富有讽刺意味的是，一种被认为崇尚多样 性的政治竟无法提供手段，使人们可以用来对它进行评估和鉴别，或者使它与其他身份 、与它所从属的那些压迫性话语模式、以及与流行的政治制度和正统派学说的全体的关 系兴衰沉浮。
这就是它的唯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本质。如果我们假定社会中缺乏冲突、以至激进民 主制会变成目的论过程的终点，或者如果我们不把对抗解释为地方性冲突、而是解释为 竞争的表现，那么，一种总的说来更加自由的主张就行之有效了。我们也许可以认为， 这种虽然隐藏在话语背后、但却名副其实是“看不见的手”的目的论手法，是一个向黑 格尔后退的步骤，而不是一个走向新激进主义的步骤。
就它呼吁民主制把多种多样的运动统一起来的做法而言，它也是机会主义的，这显然 与它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相矛盾。就像在庸俗马克思主义分析中那样，民主变成了一种 灵丹妙药。同时，激进民主制却令人奇怪地忽视了通过A.M.伍德(Allen Meiksins Wood )的观点表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与民主之间强烈的内在联系，这特别体现在《民主反 对资本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复兴》中(注：E.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历史唯物 主义的复兴》，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5年。伍德对拉克劳和墨菲以及激进民主方 案的批判，首先展开于《从阶级退却》。)。伍德断言了民主制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具 有的核心地位，而民主制的必要性则既应该与政体问题、也应该与经济问题相协调：“ ……不仅需要把民主制作为一个政治范畴加以重新设想，而且需要作为一个经济范畴加 以重新设想。我指的并不仅仅是作为更大的分配平等的‘经济民主制’。我认为，民主 是一种经济调节器，是推动经济的机制。”(注：E.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历史 唯物主义的复兴》，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5年。伍德对拉克劳和墨菲以及激进民 主方案的批判，首先展开于《从阶级退却》，第290页。)
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对话语的过度泛滥和后结构主义理论的批判得到了充 分发展，这既体现在进行批判的拒斥方面，也体现在吸收批判性的洞见的方面。迪尤斯 (Dews)已经指出了人们对解构逻辑的崇拜，它超越了旨在进行理论建构的批判性的方法 论检验，走向拆毁所有企图表达某种有意义东西的理论立场(注：P.迪尤斯：《瓦解的 逻辑》。)。哈贝马斯拒斥这种轻而易举的、认为现代性启蒙事业已经终结的假定，而 主张在现代性哲学话语内部而不是外部，就可以对晚期现代性作出回应(注：J.哈贝马 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麦克伦南(McLennan)以对“现代主义者理论说明之罪 ”周密漂亮的驳斥表明，由于各种基础性断言都具有还原论或者决定论色彩，它们并不 天生就是坏东西，它们毕竟都支持通过详细阐述“第一原理”使社会有意义的各种尝试 (注：G.麦克伦南：《后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性理论的四个过失》，载《新左派评论》218 ，7—8月，1996年，第53—74页。)。正是在这里，马克思主义者对后马克思主义的驳 斥从承认后结构主义告诫的方法论价值，发展到拒斥后结构主义思想提出的“对宏大叙 事的怀疑”。卡林尼科斯(Callinicos)的批判以这种倾向，广泛驳斥了后结构主义和后 现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注：卡林尼科斯：《反对后现代主义：一种马克思主义 批判》。)。他认为，诸如杰拉斯这样的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著述的关键性弱点， 就是一种走向对现代性进行滑稽的、非常容易受到拒斥的表现的趋势，无法为他们的社 会批判提供恰当的哲学基础或者政治基础：“……他们否认话语具有任何客观性，无法 为他们宣称要明确说明的对权力的抵制提供基础，并且否认任何与人的问题有关的一致 性或首创性。”(注：卡林尼科斯：《反对后现代主义：一种马克思主义批判》，第6页 。)
21世纪的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激进政治
无论人们对激进政治在“寒冷气候”中复兴怀有什么样的意向、动机，或者承诺，与 米利班德(Miliband)争论都是困难的：
每一种思潮都各行其道……后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相关思潮， 不论其倡导者持有什么样的意向，都有助于强化从人的解放的一般观念、特别是从马克 思主义的后退。就后现代主义的先知之一让—弗朗西斯·利奥塔所作的轻蔑的系统表述 而言，任何此类“元—传奇”(meta-saga)都被视为危险的错觉。然而，任何关于社会 复兴的大规划，也都被视为谨慎的和有保留的怀疑、敌意和谴责。(注：R.米利班德： 《怀疑时代的社会主义》，第69页。)
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者与那些宣称是后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认为他们自己贴着后马 克思主义标签的人们之间的交锋都不具有建设性。麦克伦南指出了拉克劳和墨菲在批判 地面对马克思主义和政治斗争的多元性和多样性时所没有做到的事情(注：G.麦克伦南 ：《马克思主义、多元论与超越》。)。埃德(Eder)为了重建阶级和社会运动的激进主 义之间的联系，试图发展一种关于阶级的文化观念(注：K.埃德：《新阶级政治》。)。 准确地说，运用后马克思主义的洞见构成创造性辩论的，与其说是后马克思主义者本身 ，还不如说是一些批评者。不过，回顾一下后马克思主义思想过程，马克思主义者可以 采取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其中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的某些问题是：
多元主义政治在阶级策略内部的调和；
政治斗争的特殊性在阶级策略内部的调和；
民主、差异和自主这样一些核心政治概念在某种阶级分析内部的并列；
根据解构方法论的洞见对理论确定性的检验。
如果撇开这些洞见，我们将用什么来构造后马克思主义呢?唯心主义知识分子的花言巧 语所昭示的苍白浅薄的折衷主义和相对主义，知识分子来源于学院之外的政治的自我专 注和屈服，以及知识界丰富的不义之财，只能是一种关于精神的政治——它把政治斗争 的各种表现限制在复杂和具有审美魅力的语言游戏之中，拒绝承认大多数人的体验。只 能是一种接受——把社会民主制和新右派的策略收益，当作对多元论政治和新自由主义 意识形态的证明来接受，而不认为这些收益是政治斗争、是关于反对解放的剥削压迫的 唯物主义政治学兴衰沉浮的产物。
也许与21世纪相关的是，无产阶级应当比在19世纪变得更多才多艺，并且以实现更加 广泛的解放规划为目标。更明确地说，也许对无产阶级的任何一种重新的理论说明，都 不得不集中关注私人领域对变化的需要，关注人们对公共领域的斗争和煽动进行的在性 别/性行为/种族/残疾方面更加开明的探讨。但是，也存在一种强有力的论断，认为无 产阶级作为激进思想和变化的核心部分的重要性仍然存在。它仍然是特殊的，因为它处 于社会力量、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生产的中心，也是产生这些力量的手段。因而，抵制 它就要把它放在独特的位置上(或者对它进行独特的安置)。它仍然具有转化性，因为它 具有破坏资本主义社会权力基础的策略手段。它仍然具有代表性，因为它需要代表资本 主义制度下所有被压迫者以便完成革命，而走向革命的运动则包含着工人和社会其他成 员的激进化，这些成员不仅包括农民，而且包括私人领域的妇女，或者处于公共领域边 缘和遭受歧视的男性同性恋者和女性同性恋者，他们为着共同的事业走到一起来了。
这种立场主张，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识别和表现在设想社会主义斗争方面仍然具有价 值。无产阶级仍然既是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的核心部分，也是颠覆资本 主义的策略的核心部分。这种论断驳斥了后结构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对决定论的批判 ，主张阶级关系都是客观存在的、决定论的，可以还原为社会动因和社会关系。它为了 进行解放斗争，确实强调了彻底纠正无产阶级、驳斥对无产阶级的重要性的批判的必要 性，这将涉及对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进行的讨论的某些发展。不过，它保持着 对《共产党宣言》对于无产阶级的特征描述、对工人斗争的特征描述的重要性的信仰。
诸如葛兰西、普兰察斯(Poulantzas)和塞伯恩(Therborn)这样的20世纪思想家们，使 我们能够把无产阶级与制造业中的众多工人的刻板形象区别开来。无产阶级仍然是由有 关我们在工作中做什么与我们渴望什么之间的矛盾，以及有关报酬和生产的本性被盗用 而远离我们的方式的日常经验构成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规模失业、工人阶级多样 化和大众传媒，都通过媒体和大众沟通，使那些存在于工作、广泛的政治争论以及文化 和艺术中的矛盾变成永恒的了。现存的无产阶级仍然处于这种矛盾的中心——这种地位 会在人们经验它、或者受到某种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反复灌输它的时候，使人们变得激进 ，促使他们在具有霸权色彩、反对资本主义压迫的斗争中变成一个革命阶级。作为一种 使这种无产阶级针对资本主义的反复无常而武装起来的号召，《共产党宣言》仍然是一 份有影响的文献。我们在泼去19世纪大规模政治斗争的“过时”之水时，不应当把这个 无产阶级婴儿一起抛弃。我们所需要做的，是既以这后一部分、也以对这些争论点的概 括，为今天重新设想这一号召(注：最后三段是以雷诺兹的下列文章为基础的。P.雷诺 兹：《工人怎么样了?无产阶级与共产党宣言的政治》，载《马克思主义研究》1998年 第4期，第111—137页。)
我将第一个承认这种分析是可以批评的。不过，在我看来，这种对后马克思主义的概 览所提出的东西极其有限，因而不可能取代这样一种有关激进的政治成为一种切实可行 的方案之诸需要的观点。后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超越马克思主义。毋宁说，无论凭借学术 手法，还是凭借误入歧途的、对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歪曲表达的失败的夸张，后马克思主 义没能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任何严肃的理论挑战或政治挑战。
Paul Reynolds,“Post-Marxism:Radical Political Theory and Practice Beyond M arxism”，原载：Marxism,the Millennium and Beyond,ed.Mark Cowling,Palgrave。
标签：马克思主义论文; 政治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政治学论文; 解放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