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于开拓的力作——读《伊斯兰教与经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斯兰论文,力作论文,经济论文,教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探讨宗教和经济的关系，是一个新领域。进入这个领域，须有知识的积累和学术上的勇气；探讨伊斯兰教和经济的关系尤其如此，因为还有现实的敏感性。张永庆、马平、刘天明著《伊斯兰教与经济》是这个领域中新出现的一部力作，全书资料丰富、内容宏阔，涉及古今中外，不仅扩大了伊斯兰教研究的范围，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还有现实的社会效益；作为一部学术性理论著作，书中对诸多问题进行了颇有见地的论述，突出表现在3个方面：
1.宗教存在的基础是经济 作者说“宗教本身的生存、延续和发展，须臾离不开宗教经济的支撑”（168页）。宗教所以有力量，一是有信仰众多的群众，“构成其重要的社会基础；二是掌握实力雄厚的宗教经济，构成其重要的经济基础”（395页）。还说“世界上任何一种宗教的传播、发展，如果没有宗教经济的支持，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149页）。这些都是对的，是唯物主义的。中世纪的欧洲天主教所以有那样大的力量，被恩格斯称为“基督教的中世纪”，就是因为它占有当时欧洲全部土地的三分之一；阿拉伯帝国的伊斯兰教所以那样强大，除了官方支持、群众普遍信仰外，还因占有大量的“瓦克夫”。作者还说“经济实力是穆罕默德创建伊斯兰教、巩固信仰、扩大队伍的坚实基础”（190页）。了解这段历史的人，都会同意作者的说法。在谈到中国伊斯兰教的时候，作者说：“西道堂建立了自己强大的经济基础”（174页），“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上的教派矛盾和纷争，固然由于在一些对教义的理解、遵行上认识不尽一致。但从经济方面考察，人们会发现教派纷争中经济因素也相当明显”（360页），这是深刻的阐明，甚至可以说掌握了了解教派纷争的钥匙。作者还说，在当代，“石油经济为伊斯兰教的传播提供了雄厚基础”（237页）。这些正确论断，显示了作者丰厚的知识及理论素养。
作者不仅着眼于经济的分析，还由经济分析导向政治分析，“伊斯兰教一贯倡导不分贫贱富贵，穆斯林皆兄弟，这种命诫、训条迄今对虔诚的穆斯林的行为产生作用。然而，在早已完成了阶级分化的中国穆斯林社会里，这类教义不免会蒙上灰尘和污垢。当宗教经济的生产资料经营管理权掌握在那些富有阶层人们的手中时，这种经济上的利益便难免不对富有阶层发生倾斜”（179页）。接着又说“其实，这还是次要的，重要的是那些掌握了生产资料的富有阶层，也同时掌握了精神生产资料。而丧失了物质手段的那些贫困阶层的人们也同时丧失了精神手段。他们在经济地位、社会地位低下的同时，也决定了他们在宗教内部地位的低下。”这种精辟地、字斟句酌地说明，把分析引向更深层次。
2.宗教经济随社会的变化而变化 宗教存在的基础是经济，而这个基础又是不断变化的。在谈及中国穆斯林经济演变过程时，作者说“明朝是中国穆斯林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由于元代以来大批西来穆斯林的落籍中国各地，穆斯林社会经济已由唐宋时期的单一商业经济类型，过渡到商农结合经济类型；而到明代则发展为以农为主、兼事商业的经济类型”（156页）。“进入本世纪以来，不少地方（主要是大中城市、沿海地区），许多伊斯兰教宗教团体纷纷成立，引进现代方式管理宗教经济”（160页）。“民国期间，中国伊斯兰教的宗教经济来源更加广泛多样，不少地方或兴办实业，或集资建立基金会，作为宗教经济支出所需”（161页）。这说明，中国伊斯兰教经济的发展和演变，是和中国经济整体的发展演变、和信仰伊斯兰教民族（这里主要指回族）的经济发展演变相一致的。没有什么孤立的宗教经济，有什么样类型的社会经济，大体就有什么样的宗教经济。作者立足于这样广阔的社会背景分析中国的伊斯兰教经济，所以立论是正确的、坚实的。作者总结说“从中国伊斯兰教宗教经济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可以看出。中国伊斯兰教的兴旺或衰微，都与当时中国国内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宗教经济的发展变化，便成为中国伊斯兰教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晴雨表和温度计”（163页）。看宗教能看到社会，看社会不能离开对宗教的观察；宗教里的风雨就是人世间的风雨。
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为了现实，如潜水员是为了水面上的事潜入海底观察一样。研究历史上中国伊斯兰教经济的目的，是为了现实的中国穆斯林经济的发展，回族经济的发展，本书第六章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同时提出了又一个重要理论问题；伊斯兰教和社会主义适应、协调问题，也是作者在书内论述的诸问题中颇有见地的一类。
3.伊斯兰教和中国社会适应、协调问题 这是个老问题，也是新问题。伊斯兰教自传入中国后就不断和中国社会适应、协调，明末清初出现的汉文伊斯兰教译著，并形成一种“宗教学术运动”，就是和当时的中国社会进行的一次最突出的适应、协调。大体可以这样说，伊斯兰教在中国立足、传播、发展的过程，就是和中国社会协调、适应的过程；在每个地区、每个民族中的传播、发展，也是和那个地区、民族协调、适应的过程，这就是伊斯兰教在中国所带上的地区化和民族化特征，而地区化又和民族化紧密联系。本书作者说“伊斯兰教是一个适应能力很强的宗教，一千多年来伊斯兰教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在不同国度和社会制度下都能存在和发展，就生动地说明……它的广泛适应能力”（383页）。伊斯兰教的“广泛适应能力”表现在什么地方？作者认为是它的“两世吉庆”说，是“出世兼入世的宗教”（386页），以及它“强烈的商业竞争意识”（349页），这是很对的。我们知道，伊斯兰教是崇尚商业的宗教，伊斯兰教的经典《古兰经》中有许多商业立法，我国穆斯林民族善于经商，回族也是善于经商的民族，不能说和伊斯兰教的信仰没关系，受教律影响又形成“鲜明的民族传统经济”，“在某些领域占据垄断或特别优势的地位”（350页）。这就是说，伊斯兰教不仅能和社会主义相协调，还有促进经济发展的一面，有“推动中国社会经济进步的作用”（349页），“其社会影响特别是在穆斯林聚居地区的社会影响无疑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会起重大作用”，“有积极作用”（425页）。
这就使得我们思路放开，敢于发挥伊斯兰教优势，为穆斯林聚居地区、穆斯林民族的经济发展服务。
与此同时，作者也指出了伊斯兰教的“两重作用”，“消极作用”（425页），“伊斯兰教义在穆斯林经济生活中的正负效应”（362页），即本书中所提到的“伊斯兰教的金融原则在穆斯林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缺憾”（367页），“门宦经济对西北穆斯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滞缓”（368页），“伊斯兰教的宗教消费在某一时期某一地区可能成为信教群众的经济负担，有碍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426页）等。这种实事求是的、全面的分析，使我们能全面地看到伊斯兰教的作用，保持冷静头脑，不顾此失彼。其中还提到，有些穆斯林采取“变通的办法”（368页）或寻找“结合点”（384页），协调伊斯兰教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以有利于穆斯林经济的发展。这是一项困难的工作，必须细致地进行。
关于伊斯兰教的积极作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如何发挥，作者提出了下列办法和途径：“（一）继续兴办伊斯兰教的宗教经济和穆斯林经济实体”；“（二）发展宗教文化事业，兴办社会公益事业”；“（三）筹集闲散资金，发展伊斯兰金融事业”；以及“建立有利于发挥伊斯兰教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积极作用的运行机制”等（428～434页）。笔者对这些重要实践活动缺乏知识，不敢发一言，但相信作者是在总结前段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较全面的行之有效的办法。
谈及本书的不足，笔者是学历史的，愿就历史资料的引用方面多挑剔一些。115页1行的《萍州可谈》应为《萍洲可谈》。同页末段引阿位伯人索里曼关于广州之记载，已有中华书局出版的新译文（《中国印度见闻录》卷一，穆根来译，纳忠校），此引文陈旧且不确。117页注③“《史集》多桑书二卷二章所记，转引白寿彝：《元代回教人与回教》，见《伊斯兰教参考资料选编》……”。此注第一句不知所云。查白寿彝原文为“多桑书二卷二章所记”，并没说引自《史集》，且《史集》已有商务印书馆1980年出版之全译本，可以查阅；“多桑书”为《多桑蒙古史》，亦有中华书局出版的冯承钧译本，查阅亦不难；注末的《伊斯兰教参考资料选编》应为《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150页引《诸蕃志》文中的“跻居”应为“
寓”“气息”应为“气习”。《诸蕃志》在252页注③误写为《诸番志》。还有，书中第一、二章大量引用《圣训经》的资料。我国最早、最忠实的“圣训”译本是马宏毅译之《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1950年黎明学社、1954年回民大众书社版），而布哈里圣训又居六大圣训之首；关于“圣训”的使用，还可参阅纳忠译《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一册中“圣训学”部分。其次，本书是三人合作，在统稿、全书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方面还欠火候，内容有重叠，有些注释前后不一，如11页注①的“杨曼苏”，54、55、61页的注中误写为“杨曼殊”。第三，校对不严。150页的《泉州东坂葬蕃商记》应为《泉州东坡葬蕃商记》，154页《云南道志》应为《云南通志》，284页注①、②的《清世宗宪录》应为《清世宗实录》等。出好一本书是一项综合工作，要靠多人努力，而校对是保证书的内容的最后一道关。
去年和前年先后读了张永庆先生主编的《伊斯兰教与经济研究文集》，马平同志著的《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今年又读到二位作者和刘天明同志合著的这本大作，说明作者们“笔耕不辍”，在学术研究方面又取得新进展、登上新台阶；祝作者们继续有力作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