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旅游资源保护制度体系建设的研究

可持续旅游资源保护制度体系建设的研究

李雄华[1]2003年在《可持续旅游资源保护制度体系建设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世界旅游业发展十分迅速,呈现出国际化、需求多元化、生态化的新特征。我国是一个旅游资源大国,类型多样、层次丰富、品位突出的旅游资源为我国发展旅游业创造了良好条件。由于我国旅游业发展一直存在重开发、轻保护的思想,旅游资源保护的四大体系:科研体系、法律体系、制度体系和管理体制都存在着不足。尽管以旅游资源与环境为依托的旅游业,与环境保护目标具有很大的一致性。但是,发展旅游在给社会带来经济收益的同时,旅游活动也对旅游资源具有负面影响。近年来蓬勃发展的旅游业给旅游资源保护带来了巨大压力,并在一定范围内造成了较为严重的旅游资源破坏与环境污染,威胁到旅游资源的永续利用和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根据可持续发展学说、生态学与景观生态学、资源经济学、制度与法律控制论等理论,运用科学抽象法、逻辑分析法和数学方法等研究方法,从旅游资源保护的科学研究体系、法律体系、制度体系和管理体制等四个层面对现行我国旅游资源保护体系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提出应该将可持续旅游作为我国旅游资源保护制度体系建设的总体目标,并从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现实性、全面性和稳定性叁个子目标对可持续旅游的涵义进行了详细分析。同时,提出了建设可持续旅游的资源保护制度体系应当遵循的四个基本原则:优先原则、科学性原则、效益原则和系统原则。通过对旅游资源永续利用过程的系统分析,确定了可持续旅游资源保护制度体系的主要内容为:旅游资源调查评价制度体系、旅游资源开发规划制度体系、旅游资源管理保护制度体系、旅游资源经营管理制度体系和旅游资源环境保护制度体系等五个制度子体系。这五个制度子体系各由部分一些具体制度组成,且彼此之间相互补充、相互配合,形成了一个协调一致的整体。

尤海涛[2]2015年在《基于城乡统筹视角的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文中认为近些年,乡村旅游已成为国内一种新兴的旅游发展模式,得以快速发展。因其与乡村紧密的关联性,以及良好的经济、社会与生态功能,乡村旅游被广泛地认为可以成为拯救中国日益凋敝乡村的一种重要内生力量,特别是在促进传统乡村变革与发展,缩小城乡差距等方面被寄予了更多的期冀。因而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成为关注的热点,而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必须落实到与之紧密关联的具体的乡村地域空间中,分析与解决影响其可持续发展的当前乡村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如“叁农问题”、新型城镇化发展等问题,以起到良好的践行效果,促进乡村的可持续发展,进而为乡村旅游本身塑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空间与环境。而这些问题的研究与解决需要跨越单纯的旅游研究范畴,以获取相关领域的理论整合与支撑,城乡统筹则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研究视角与发展契机。城乡统筹思想的提出是基于我国日渐拉大的城乡差距现状,出于发展公平的需要而提出的一种城乡协调发展思想,其统筹的目标重在乡村,即通过以城带乡,以工促农来推进乡村的快速发展,达到缩小城乡差距、城乡协调发展的目标。传统的城乡统筹力量主要以城镇化与工业化等外力为主,在促进乡村发展的同时,给乡村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如生态退化、环境污染、传统文化遗失、村落空心化加剧等问题,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乡村问题。因而城乡统筹除了需要工业化与城镇化等外部力量对乡村施加正的影响外,更需要来自乡村内部的力量以刺激乡村经济的复苏与文化的觉醒,但传统粗放式的内生力量农业又不足以改变乡村的现状,而以“农”为本的乡村旅游可为乡村发展提供一种新的内生动力,促进乡村的全面发展。因而乡村旅游与城乡统筹在发展目标上存在着一致性,乡村旅游可作为城乡统筹体系中的一种力量存在。通过对城乡统筹与乡村旅游互映关系的分析可知,城乡统筹为乡村旅游的实践提供了必要的政策、法理以及资金的支持,为乡村旅游跨越单纯的旅游范畴,解决其发展中的瓶颈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与研究视角,进而可实现乡村旅游的升级发展。而乡村旅游为城乡统筹提供了新的着力点,其一在于可有效地解决“叁农问题”:①为乡村居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②乡村居民通过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旅游经营与管理增加了收益;③通过乡村旅游与叁次产业的融合发展推动传统农业的结构调整,促进传统低效农业向规模化、产业化的高效生态农业转变,而规模化的高效农业又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了新的资源吸引物;④乡村旅游对乡村经济、社会与环境良好的示范作用进一步带动了新农村的建设。第二个着力点在于,随着乡村旅游的升级发展,加剧了乡村旅游各要素的空间集聚,催生了旅游小城镇的快速发展。旅游小城镇是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载体,不仅为乡村游客提供相对集中且高效的服务,也能有效地解决当地的民生问题,提高当地乡村居民的公共服务水准。更为重要的是乡村旅游为我国小城镇发展提供了新的模式,这种模式由于在发展中格外关注乡村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而区别于过度追逐经济利益、忽视生态环境的传统城镇化发展模式,并为之提供了一个反思的视角。因而旅游小城镇符合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要求,将成为传统工业为主导的城镇化发展模式的一种替代与新型城镇化的一种选择。因此,城乡统筹为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与理论支撑,乡村旅游也可作为一支重要的统筹力量,丰富了城乡统筹理论。但由于我国乡村旅游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在其可持续发展进程中依然存在大量的问题,影响着城乡统筹的深度与效果。通过对案例的深度分析可知,目前影响我国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对乡村旅游的认知不足、社区参与失败、土地流转的法律障碍以及乡村旅游的产业化发育不足等问题,并以城乡统筹的视角对乡村旅游发展进行反思,认为欲保障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应建立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并需明确可持续发展中的几个核心问题,即乡村旅游的本源主体应是乡村居民,乡村旅游的核心吸引物是乡村性及其决定的乡村意象,而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则是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据此,提出未来我国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在于:①城乡统筹规划。注重统筹规划中的乡村规划,并为乡村旅游预留发展空间;②乡村旅游规划。注重规划对旅游发展的引领作用,突出人文关怀规划理念与地方特色,尊重乡村社区居民关于旅游开发的意见;③社区参与及保障。凸显乡村社区居民的主体地位,通过社区增权、乡村资源资本化等途径保障社区居民全过程的旅游参与权与旅游收益权;④政府主导、规制与角色渐变。通过自我规制,政府的角色应由现阶段的主导型向推动型转变,回归政府本位,以更好地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公共产品、政策、资金及技术支持等服务;⑤乡村旅游驱动下的产业融合。通过乡村旅游产业升级,促进其与乡村叁次产业的融合,以放大乡村旅游的综合功效;⑥土地流转。乡村旅游产业升级的必由之路,通过合理的土地流转及配套制度建设为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提供必要的用地保障。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乡村旅游必将成为国内城市居民一种常态型的休闲方式,这符合我国旅游发展的趋向,即由传统观光旅游向深度休闲旅游渐变。未来乡村旅游的发展不应仅仅局限于项目规划与建设,应与传统村落的保护、新农村的建设发展融为一体,由单纯的项目建设向大的基质环境优化转变,即通过乡村旅游促进乡村基质环境的美化,使整个乡村环境成为一种重要的乡村旅游休闲吸引物;其次,由乡村景区建设向社区建设转变,以突出乡村社区主导地位,将社区建设成为具有特色的开放式的大景区;另外,在乡村旅游发展中,旅游小城镇将成为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载体与方向,以体现规模效应与集聚效应,使旅游小城镇成为带动乡村经济全面发展的重要地域综合体。如此,实现乡村旅游与乡村建设的融合发展,真正实现美丽乡村之梦想,反之,美丽乡村方能为乡村旅游提供永恒的吸引环境。

朱本利[3]2008年在《新兴旅游区可持续旅游业发展模式研究》文中指出随着国内旅游业的高速发展和旅游需求的迅速增长,旅游业在我国很多地区被看作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得到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扶持。近年来,国内出现了以“焦作现象”、“栾川模式”、“沂水现象”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新兴旅游区,这些地区旅游业大多是从几年前的一片空白到目前的“声名鹊起”,发展迅猛,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探索出了一条以旅游产业为主导带动区域发展的新路子,引起了广泛关注。但是,在新兴旅游区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很多不可持续的因素,尤其是快速的旅游开发对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的冲击和破坏日益严重,成为新兴旅游区可持续旅游业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本论文站在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审视“沂水现象”、“焦作现象”等新兴旅游区的发展问题,从保护资源环境、转变发展方式这一全新的视角,研究新兴旅游区的界定与特征,构建新兴旅游区可持续旅游业发展模式,并以山东省沂水县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提出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切实可行的对策与建议,注重研究的超前性、动态性和可操作性,为制定正确的旅游产业政策和发展规划提供决策依据,也为区域发展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和发展方向。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新兴旅游区可持续旅游业发展的理论研究。对本文的研究对象——新兴旅游区进行界定,并分析其特征;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新兴旅游区可持续旅游业发展的内涵及相关理论。2.新兴旅游区可持续旅游业发展模式研究。从产生背景、发展的动力因素和旅游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叁方面剖析了我国“新兴旅游区现象”,阐述了新兴旅游区可持续旅游业发展模式的内涵和构建原则,从旅游资源可持续利用、可持续旅游的产品开发、可持续旅游的市场开发、可持续旅游管理四个方面构建了新兴旅游区可持续旅游业发展模式,并对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和具体要求作了深入分析,指出新兴旅游区如果能够做到这四方面的具体要求,那么其旅游业发展就是可持续的,否则,就是不可持续的。3.以山东省沂水县为例的新兴旅游区可持续旅游业发展的实证研究。在阐述沂水县旅游资源特点和旅游业发展状况的基础上,从资源利用、产品开发、市场开拓和管理四个方面对沂水旅游业发展模式进行分析评价,指出沂水旅游业发展模式既有成功之处,也面临着挑战。它成功地探索了一种以旅游促发展的区域发展新模式,同时也面临着向现代旅游产业体系、复合型旅游产品体系、持续增长的市场体系和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转变的挑战。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沂水旅游业发展的唯一正确选择。4.基于实证分析的新兴旅游区可持续旅游业发展的策略研究。在对沂水旅游业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政府有限主导,确立可持续旅游业发展战略;整合资源并进行资源储备;通过市场化运作,形成多元化融资格局;健全现代旅游产业体系;提高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能力;建立完善的旅游预警系统等旅游业发展对策。本论文的创新之处主要在于:一是本论文把新兴旅游区界定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将新兴旅游区作为区域发展新模式来研究,跳出旅游看旅游,探讨了以旅游为主导,发挥后发优势,带动区域发展的基本规律,构建出新兴旅游区可持续旅游业发展模式,具有较大的开拓性。二是站在可持续发展高度审视“沂水现象”,采用模式评价方法对沂水旅游业发展模式进行评价,尽管是定性分析,但扩展了模式的意义,从机制、相互作用等过程来评价,可找出发展中的不足,为新兴旅游区制定正确的旅游产业政策、发展方针和发展规划提供决策依据。

余欢[4]2010年在《贵州省旅游资源保护法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旅游资源保护需要法制的有力保障。旅游业是前景广阔的国际化产业,目前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中发展最快、最具生机活力的新兴产业之一。就贵州省而言,其旅游业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势头。贵州旅游资源数量多、种类全、品位高、分布广,旅游业发展潜力巨大,越来越受到国内外的关注。然而随着旅游资源的加速开发和旅游业的迅速发展,一些地区急功近利、急于求成地发展旅游业,在旅游开发建设中旅游资源受到破坏,生态环境质量下降。如何解决旅游资源被破坏的问题,本文认为最有效和最根本的手段就是加强旅游资源保护的法制建设,从法制层面来保护旅游资源,这样才能扭转旅游资源不断被破坏的趋势。贵州省旅游资源的价值分析。本文从厘清旅游、资源以及旅游资源的概念入手,对贵州的旅游资源进行了阐述,概括出其具有自然生态奇特性、民族文化原生性、历史文化厚重性、气候环境宜人性、“红色”资源显赫性、生态环境脆弱性等6大特点,并从旅游资源的社会价值、经济价值、历史文化价值、科学研究价值、艺术观赏价值等5个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贵州省旅游资源保护的影响因素解析。本文从贵州旅游资源的宏观保护、法律保护、微观保护、特殊区域保护、少数民族传统生态理念保护等5个方面阐述了贵州旅游资源保护的现状,指出了贵州旅游资源保护中所面临的问题:旅游资源保护理念滞后、旅游资源保护的“原动力”不足、对民族文化的认识和定位存在偏差、“伪民俗”现象严重、旅游资源破坏性建设问题突出等,并从意识、法律、体制、管理、规划、资金等6个方面深入剖析了旅游资源保护的影响因素。贵州省旅游资源保护的法制状况。法制保护是贵州要实现旅游业又好又快发展的有力保障。本文从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等方面总结了贵州旅游资源保护法律制度建设取得的成果,从动态法制的角度深入剖析贵州旅游资源保护法制建设方面存在的缺陷,力图通过对国外旅游资源法律保护的比较研究,为实现贵州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持。贵州省旅游资源的立法保护。立法保护是旅游资源保护的关键。本文提出了旅游资源保护的立法价值在于明确旅游资源保护的理念,解决旅游资源保护立法中存在的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本文运用博弈论对旅游资源保护中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针对旅游资源保护立法中存在的缺陷提出了立法保护构想:对有关旅游资源保护的法律、法规、规章进行系统的清理和修订;制定统一的旅游资源保护规范,明确立法目的——保护为主,构建旅游资源保护制度,确立旅游资源保护绩效评估体系;加强民族自治地方的旅游资源保护立法;建立贵州与周边地区的旅游资源保护法律协调机制。贵州省旅游资源的执法保护。本文把系统整合原理和权变管理理论作为旅游资源保护执法完善的基本理念,认为完善旅游资源保护执法要坚持协调原则和效率原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和创新旅游资源执法保护的构想:更新执法理念,建立旅游资源综合管理体制,建立行政执法的内部监督机制,实行旅游资源保护行政执法责任制,加强旅游资源保护执法能力建设,建立信息管理系统。贵州省旅游资源的司法保护。司法保护是旅游资源保护的有力保障,是旅游资源保护法制建设的重要环节。由于目前没有专门的处理旅游资源破坏案件的法律规定,旅游资源保护所产生的案件很多是以环境案件出现的。本文从环境案件的角度入手,就旅游资源保护中环境犯罪适用刑法的问题提出了环境案件罪与非罪的界定应当坚持差异性原则和有限制的因果关系推定原则,由此提出建立以检察机关为主体的旅游资源公益诉讼制度的构想。

周军[5]2007年在《可持续旅游规划的理论研究》文中提出目前,中国旅游规划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尺度上都缺乏对旅游规划科学理论模式的研究。源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可持续旅游发展理论为旅游规划的研究指明了方向。本文将可持续旅游发展理论与旅游规划理论有机结合,提出了“可持续旅游规划”的新思路。可持续旅游规划是以实现可持续旅游发展为目标,应用旅游承载力分析、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等可持续旅游理论方法对旅游目的地系统进行的结构优化和要素安排。可持续旅游规划有一套完整的理论支撑体系,包括叁个层面:一是哲学理论层面,包括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系统科学理论等;二是可持续旅游规划的背景学科理论,包括旅游经济学、旅游社会学、旅游心理学、旅游生态学、区域经济学等背景学科理论和规划编制的相关政策法规;叁是可持续旅游规划本身的应用技术理论方法,包括可持续旅游规划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及相关理论、旅游承载力及相关理论、环境影响评价方法、旅游系统规划方法和旅游生态规划方法等。基于可持续旅游规划理论,在旅游区总体规划层面上,依照规划从编制到实施的一般过程,对规划过程和内容进行有序调整,构建“可持续旅游(区)规划概念模型”。这一新的旅游规划模型着重要求:(1)旅游规划目标的可持续性:以提高游客满意度、改善企业状况、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社区整合为综合目标,而非简单的经济效益目标;(2)旅游规划过程的可持续性:规划准备阶段首先进行旅游开发的可行性论证,旅游业并非是任何地方社区发展的最佳选择;规划编制方的确定要经过规范的公开市场选择过程:规划过程始终需要广泛的公众参与,要建立有效的公众参与机制、居民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等;旅游规划实施阶段要有明确的规划实施与调控机构,要对规划实施影响进行及时监测,对规划实施的效果定期进行评估,规划反馈调整与修编要有规范的程序和制度保障。(3)旅游规划内容的可持续性:规划调查分析阶段除了进行严谨科学的资源分析、区位市场分析之外还要进行规划衔接性分析、环境分析、地方性分析和规划区竞合关系分析,全面把握规划区的现状和特性;规划内容上要注重旅游经济、资源生态环境、社会文化的协调持续发展,特别要重视环境容量和游人控制规划、环境保护与建设规划、功能分区与空间布局规划、景观游赏规划、旅游区形象策划、社区参与规划、游客管理规划、居民社会调控规划、经济发展引导规划和灾害防治和危机处理规划等规划内容;(4)可持续旅游规划需要制度保障:旅游规划的委托编制过程要公开公平透明,编制实施中要有公众参与机制和监督机制,旅游规划评审过程要严格控制,旅游规划委托方、编制方、实施方等的责权利要明晰等,这些都要求有配套的法律法规、规范标准等制度体系来进行有效保障。和过分追求经济目标的传统旅游规划相比,可持续旅游规划更强调在旅游地经济发展的同时,追求社会有序、文化传承、生态平衡与环境保护的和谐统一。本文最后根据旅游区规划编制过程和内容要求,给出了评价旅游区规划可持续性的标准。

孙浩捷[6]2006年在《丝绸之路旅游可持续性研究》文中指出丝绸之路是一条历经了两千多年沧桑而漫长的通商及文化交流之路。西部为陆上丝路,始于西汉武帝时期。它东起长安,穿河西走廊到敦煌后,翻越帕米尔,抵地中海东岸。19世纪70年代,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中国》一书中把这条古道称为“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本文主要是指西北丝绸之路国内段)旅游长期以来作为中国旅游业的旅游热点目的地,倍受国内外旅游者的青睐,为中国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 丝绸之路旅游资源得天独厚,旅游也逐渐成为丝绸之路西北五省的重点特色经济。经过20多年的发展,旅游业在各省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产业形象日益明显。在倡导可持续发展的今天,如何保证丝绸之路旅游朝着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如何判断其发展是否可持续?如何维系其可持续性?这些问题是摆在学术界和管理层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十分现实的问题。本文针对上述问题,通过理论思辨和具体研究,主要对丝绸之路旅游可持续性等问题进行了论述。 全文共分为五章。 第一章 论述了本文的选题背景、理论基础和研究设计。本文题目的选择是作者个人研究工作经历和旅游研究大趋势相结合的结果。在旅游地理学研究的方法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础上,采用由浅入深,逐层深入的研究设计是本文的研究思路。 第二章 从旅游目的地的概念入手,主要对旅游目的地的可持续发展,旅游目的地可持续指标体系,可持续旅游目的地的管理进行了理论研究。 第叁章 分析丝绸之路旅游发展态势,深入的研究了丝绸之路旅游发展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并用“钻石模型”对丝绸之路旅游进行了竞争力分析。 第四章 构建了丝绸之路旅游目的地可持续性指标体系,并进行了评价,提出了维系丝绸之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第五章 就本文的研究作了总结,并对今后的研究提出了建议。

李雄华, 何平[7]2004年在《可持续旅游资源与环境保护制度体系的设计》文中提出旅游活动对资源与环境具有负面影响,可能会导致旅游资源的破坏与环境的污染,威胁旅游业的健康发展。为了实现可持续旅游,系统分析了旅游资源永续利用的过程,从而建立了旅游资源与环境保护制度的综合体系。这个体系由旅游资源调查评价制度体系、旅游资源开发规划制度体系、旅游资源管理保护制度体系、旅游资源经营管理制度体系和旅游资源环境保护制度体系等5个子体系构成,每个制度子体系又包含了一些具体的制度。这些具体制度相互补充、相互配合,形成了较为科学而和谐的整体系统。

周琳[8]2014年在《中国旅游业的制度创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论文的研究目的主要是以制度经济学为视角,从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传统出发、从中国旅游业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从旅游经济学的理论建构出发,侧重研究中国提出建设世界旅游强国的目标以来,尤其是当前中国旅游业的制度创新问题,为寻求中国旅游业全面发展的制度支撑和科学道路提供基础性支持。在对研究文献和基本理论进行梳理和评估的基础上,对中国旅游业面临的制度创新问题进行现状与问题分析、实证分析、比较分析、结构与过程分析,从多维度、多向度全面而深入地对中国旅游业制度创新问题进行分析,最后系统地、有针对性地思考战略应对举措。本论文共包括八部分内容:第一章导论;第二章中国旅游业制度创新的相关基本理论梳理;第叁章现状与问题分析;第四章实证分析;第五章世界旅游强国旅游制度的比较分析;第六章制度创新的结构与过程分析;第七章制度创新的对策分析;结论。这八部分之间的基本逻辑关系是:以文献梳理和基本理论梳理为基础,进行现状与问题分析、实证分析、比较分析、结构与过程分析,再以上述分析为依据,提出对策选择,最后做出结论。本论文提出一些新见解:1.中国建设世界旅游强国所需要的旅游创新包括产品创新、过程创新、管理创新、市场创新、组织创新、制度创新等重要方面。其中,旅游制度创新是基础性的、根本性的,也是旅游发展中最迫切需要的,更是最困难的、尚未得到足够重视的,必须切实加快推进解决。2.中国不同于美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必须走出中国特色的旅游强国之路,通过提供高效有用的相关制度安排来加快旅游发展的制度环境创新,加快形成世界旅游强国的中国特色。3.要真正从世界旅游大国发展成为世界旅游强国,必须是从粗放性的量到内涵性的质的转换,必须是发展方式与发展模式的根本性转换,必须从面向供给的管理转向需求管理,管理的重点从强调规模扩张转向管理制度的建设。4.在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基础上,重视诱致性制度变迁催发的制度创新。通过金融支持制度、旅游企业集团化、专门化、市场化制度、技术创新激励制度、人才引进和培养制度等的创新来回应诱致性制度变迁需求。5.要高度重视旅游多元主体的制度建设。把政府旅游管理的体制创新、旅游产业有序有效运行的制度创新、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制度创新、旅游者吸引、引导、管理、教育的制度创新等结合起来,形成与世界旅游强国相匹配、也切实能够支撑世界旅游强国发展的旅游制度体系。本论文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主要在于:1.切中紧迫而又长远的实践发展的需要。目前中国旅游业发展面临的制度问题很多,尤其是建设世界旅游强国的体制基础和制度支撑依然明显不足。因此,迫切需要对中国旅游业的制度创新问题进行专门研究。2.推进深入而又系统的理论研究与学术构建的需要。中国旅游业发展必须使自身的理论研究跟上实践需要,必须克服单纯功利驱动,使自身的学术研究具有前瞻性。本论文选题正为此而立,也试图在理论与学术上有所突破。

徐福英[9]2015年在《滨海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框架与典型类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滨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程度高,旅游吸引物丰富多样,产业要素齐全,一直是中国旅游业发展最活跃的地区。但过分追求经济效益的高频度、高强度和高密度旅游开发以及滨海地区的多产业集聚,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生态问题,危及滨海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山东滨海地区是山东省主要的旅游目的地和产业要素聚集区,且在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中,滨海旅游业也被确立为八大优势产业之一,发展前景广阔。但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山东滨海旅游业也凸显出诸多生态问题,影响其可持续发展。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发现,与国外相比,国内滨海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一般性对策探讨上,缺乏对基础理论框架的探讨,更鲜见对不同滨海旅游类型可持续发展特殊性的研究。基于此,本文运用逻辑推理法,从滨海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共性出发,构建了滨海旅游生态系统(CTES)的基本框架,并以此为基础,重点分析滨海自然保护区、海岛、城市岸线叁种典型类型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特殊机理与关键技术,具体如下:首先,通过对中国旅游业、滨海旅游业及山东沿海地区旅游业发展中生态问题的观察与反思以及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与评价,界定了滨海自然生态系统(CNES)、滨海旅游基础生态系统(CTFES)和滨海旅游生态系统(CTES)叁个重要概念。在此基础上,从系统要素及要素间的关系出发,构建了滨海旅游生态系统(CTES)的一般框架,阐述了其运行机制,从而建立了滨海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框架。其次,在基本框架的基础上,依据中国滨海旅游发展热点和山东滨海旅游发展实践,归纳出滨海旅游发展中的叁种典型地域类型——滨海自然保护区、海岛和城市岸线,并对每种类型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特殊性进行了深入研究:滨海自然保护区的自然性特征最为显着,资源稀缺程度高,保护对象多样,在维护物种多样性、维持区域生态平衡等方面意义重大,其存在体现国家意志和人类社会公共福利。上述CTFES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旅游需求的自然性、专项性、高品位性和对接待要素的低要求,旅游供给的生态性,且旅游开发不居于主位、供给量主要取决于自然环境承载力。基于此,论文从滨海自然保护区的功能演变出发,在阐释其旅游发展动力的基础上,从内、外两个层面分析旅游发展给保护区带来的具体增量及其对CTFES的影响:内部增量主要是旅游者及围绕旅游者建设的少量旅游设施,对保护区CNES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两方面;外部增量主要是保护区外围的周边社区由于接待旅游者而增加的要素,包括旅游产业要素、外来文化与观念以及排放的各类污染物,对CTFES的经济、生态、社会文化产生正负两方面的影响。cnes是滨海自然保护区旅游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故其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维持保护区内部的自然生态平衡,而要实现这种平衡,必须关注保护区内部的功能分区、环境容量测算与管理。在此基础上,论文进一步探讨了滨海自然保护区具体的功能分区模式和环境容量测算与管理方法。海岛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滨海地域类型,其地理位置独特、自然环境优越、生态系统脆弱、社会文化落后、经济结构单一,且淡水、土地资源极其匮乏,基础设施条件落后。这些ctfes的特殊性决定了海岛旅游需求的季节性、空间的完整性、产品的专项性与高端性,也导致旅游供给的外部依赖程度高、投资成本高、经济风险大,且面临更大范围和更广程度的社区参与要求。基于这种判断,论文从海岛人地关系的演进过程和旅游发展动因出发,以旅游者的多元身份为主线,从产业要素、资源消耗、污染物排放和外来文化引入四个方面分析了旅游发展给海岛ctfes带来的各项具体增量及其对海岛环境、资源、经济和社会文化子系统的影响。海岛旅游需求与供给的特殊性及其影响分析表明,实现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保证旅游业的劳动生产率高于海岛其它产业,即塑造和提升海岛旅游的产业竞争优势。而这种优势的获得,一方面要维持和提升海岛旅游环境条件,另一方面要确保旅游业对海岛的经济贡献度。因此,论文认为严格的评估与监控是海岛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技术,并对其评估与监控的范围、思路、内容及数据采集方法等进行了针对性探讨。城市岸线的人工性特征最为突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程度高,生产与生活功能的复合性强,承载力水平高。这种ctfes的特殊性决定了岸线旅游需求的大众性与多元性明显,且需求主体的二元性特征突出,旅游供给具有产品多样化、供给主体多元化和多产业相融合的“全域”性特征。以此为基础,论文从城市岸线的功能转变出发,阐述旅游业发展的动因,并从真正增量(增加的外来旅游者和新建的旅游接待设施)和名义增量(对原有岸线资源、要素、产业的旅游新利用)两个方面分析其对ctfes的影响。分析表明,岸线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除考虑生态问题外,还需要考虑岸线整体社会经济系统的优化,其中如何实现旅游业与其它产业的协同是关键所在。而产业协同发展的前提在于实现旅游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与嵌入,并在其他产业中增添旅游新功能,从而创造新的产业体系。因此,论文认为产业融合是城市岸线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技术,并对具体的融合模式进行了探讨。结合上述理论分析,依据山东滨海旅游业发展的实际情况,论文选取了黄河叁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烟台长岛和青岛西海岸经济新区叁个代表性滨海旅游目的地进行案例研究,分别对滨海自然保护区、海岛、城市岸线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机理与关键技术进行验证,并根据各自旅游业发展中存在的具体问题提出了针对性建议。最后,论文从总体策略、地域类型策略和技术策略叁方面对山东滨海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实现进行了对策研究。从系统论的角度看,滨海旅游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共性,即CTES都是在CTFES的基础上添加了旅游者和旅游业而构成的社会经济复合大系统。要实现该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就要充分发挥“旅游”要素对系统内其他要素的正反馈作用,这就需要找到系统运行的动力,构建和谐的合作模式,并实施严格的监控、科学的评价以及建立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同时,由于不同滨海地区的CTFES不同,功能定位各异,必然导致其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机理和关键技术的特殊性:对于以保护为主要功能的滨海自然保护区,要实施“深绿”发展战略,发展生态旅游,实施保护性开发,维持保护区的自然生态平衡;在空间相对独立、资源匮乏、社会经济相对落后的海岛地区,则要以“中绿”发展战略为指导,发展高端、专项的度假旅游,提高旅游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对人工化特征明显的广大城市岸线地区,则可以实施“浅绿”式的发展,适度提高开发强度,加强旅游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与嵌入,实现岸线产业的协同发展。只有将共性与特殊性内在地统一起来,才能真正实现不同滨海旅游类型的可持续发展。

宋瑞[10]2018年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背景下的可持续旅游发展研究》文中提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已步入制度化阶段,并形成了"1+6"的制度体系。在旅游大众化趋势不断提高,旅游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应正确理解可持续旅游的含义,并充分认识我国可持续旅游发展所面临的各种挑战。文章根据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和相关制度安排,从制定可持续旅游发展条例,推进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并推动立法研究,探索建立旅游主体功能区制度,建立可持续旅游发展账户系统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参考文献:

[1]. 可持续旅游资源保护制度体系建设的研究[D]. 李雄华. 中南林学院. 2003

[2]. 基于城乡统筹视角的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D]. 尤海涛. 青岛大学. 2015

[3]. 新兴旅游区可持续旅游业发展模式研究[D]. 朱本利. 山东师范大学. 2008

[4]. 贵州省旅游资源保护法制研究[D]. 余欢. 中央民族大学. 2010

[5]. 可持续旅游规划的理论研究[D]. 周军. 华中师范大学. 2007

[6]. 丝绸之路旅游可持续性研究[D]. 孙浩捷. 华东师范大学. 2006

[7]. 可持续旅游资源与环境保护制度体系的设计[J]. 李雄华, 何平. 中南林学院学报.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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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背景下的可持续旅游发展研究[J]. 宋瑞. 生态经济.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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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旅游资源保护制度体系建设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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