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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历史性课题是指在执政的条件下，如何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党的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解决这两大历史性课题是一项复杂的伟大的工程，也是国际共运史上未解决好的课题。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把党风建设作为解决两大历史性课题的切入点。这表明，我们党已经摆脱了单纯就党风谈党风的思路，从解决影响党风建设的多种因素入手，推动党的建设自身的改革，探索解决这两大历史性课题的途径。
一、执政党的党风集中体现在治理国家与社会中
党风是通过外在的行为体现出来的，是党的建设状况的综合反映，因此党风与党的建设的方方面面都是内在地联系着的。作为执政党，党风状况不仅取决于党内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等等，还取决于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道理其实十分明了：执政党的党风集中体现在治理国家与社会中，换一个角度说，就是公共权力的良好运作是保持高水平党风建设的基础。这主要是因为：
首先，党风问题的核心是党群关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是维系良好的党群关系的基本条件。然而，怎样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意志，保持政策的正确性并使广大群众执行决策？这就需要群众的参与。群众的参与、认同，是党执政的基础，是维系整个政治系统健康发展的基础。党群关系其实是互动的，没有群众的介入，单方面认定自己是群众的代表并不一定能长久地保持良好的党群关系。而群众能否参与到政策过程中来？有什么利益表达的渠道？以什么机制沟通党与群众的联系？这实质上就是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问题，是治理模式的问题。民主的方式有利于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而专治的方式把人民群众排斥在政治过程之外。有什么样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就需要有什么样的行为风格。可以说，以什么模式来治理国家与社会，典型地代表了执政党的行为，是衡量执政党与群众关系的重要参数。
其次，执政党是与国家政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权力能否用来为最大多数人服务，能否保持廉洁、高效率的运转，是人民对执政党是否满意的重要因素，也是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高低的表现。综观当今世界，因人民群众的不满而导致执政党下台的事例不在少数。而科学的权力运作机制，合理有效的监督制约体制，可以其特有的长处，获取群众对政治体系的认同，赢得群众对执政党的拥护。而不良运作则可以使执政党陷入权力的陷阱，导致最终违背人民群众的利益而被人民所抛弃的结局。权力的运作，说到底，还是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问题。
再次，执政党的作风是顺应治理模式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时代是不断发展的，相应地，治理模式也要求顺应时势而变化。在计划经济时代，在社会结构简单、所有制单一的情况下，执政党利益综合的复杂程度也相对较低，其治理模式的突出特点就是事无巨细，均由政府包下来，而党与政府的职能又往往是混同的，在某些情况下党组织甚至替代了政府的部分功能。党和政府重视群众的参与，但这种参与往往以群众运动的形态而不是以制度化的形态出现。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多种所有制成份、多元利益群体以及社会中介组织的不断出现，原有的治理模式在许多方面不能适应这种新的情况。在政府的职能尚且要实行转变的背景下，党的执政方式必然要有大的改进。能否顺应时代的变化，形成新的治理模式，与党风是联系在一起的：第一，敢不敢、能不能转变执政方式是一次自我革命，可以测试出党是否有与时俱进的精神和应变能力，测试出一个党的成熟度；第二，在形成新的治理模式的同时，可以为党的作风建设注入新的活力，形成新的作风。
由此可见，党风与领导方式、执政方式是紧密相连的。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党中央所强调的改革开放以来为作风建设注入的新的活力，如解放思想、锐意改革、发扬民主、依法办事等等，与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这一历史性课题能否结合起来？这里的关键在于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向着什么方向发展。近些年来，国内外对于善治的研究，给我们一定的启示。
所谓善治并非传统的善政。有学者介绍说：善政的基本要素是严明的法度、清廉的官员、很高的行政效率、良好的行政服务，这是传统的善政的概念。而善治则不同，“善治的过程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过程。”其基本要素一是合法性，即社会秩序被自觉认可和服从的性质和状态，取得和增大合法性的主要途径是尽可能增加公民的共识和政治认同感，要求有关的管理机构和管理者最大限度地协调各种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利益矛盾。二是透明性，指的是政治信息的公开性。透明性的目的在于使公民能够有效地参与公共政策过程，并对公共管理过程实施有效的监督。三是责任性，即人们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管理者及管理机构由于其承担的职务而必须履行一定的职能和义务。四是法治，即法律是公共管理的最高准则，任何官员和公民都必须依法行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五是回应，即公共管理人员和管理机构必须对公民的要求做出及时的和负责的反应，不得无故拖延或没有下文。六是效率，指管理的效率。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的一种新型关系。善治的基础与其说是国家或政府，还不如说是公民或民间组织。（上述观点均引自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
当然，善治作为一种理想的治理模式，还处在探索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政府达到了它所蕴含的种种标准。但是，作为一种治理模式，它对我们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出了一种挑战，即作为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者的共产党，在治理模式上本应走在时代前列，应当做得更好。如果我们在治理模式上不能顺应时代的发展，就不能真正解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这一历史课题。
这种新型的治理模式有利于我们党的作风建设的发展，有利于密切党群关系。善治离不开公民的参与，离不开政府与公民的良好合作，处处体现着民主与法制的精神，“专制政治在其最佳状态下可以有善政，但不会有善治，善治只有在民主政治的条件下才能真正实现，没有民主，善治便不可能存在。”（《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这里，这种治理模式需要执政党有什么作风便一目了然。从这一点上讲，我们在改革开放以来为作风建设注入的发扬民主、依法办事等新的活力，恰恰与治理模式的发展趋向是一致的。实际上，我们党强调依法治国，强调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等等，也都是治理模式转变的重要条件，或者说善治的要素中就包含有这些内容。就此，我们可以说，发扬优良传统，树立新的作风，都是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内在要求，是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逻辑的发展。执政党的行为风格与其采用的治理模式是一致的。
二、党风是提高党的拒腐防变、抵御风险能力的重要因素
执政党拒腐防变、抵御风险的能力如何，是能否取得民心的直接因素。如果执政党、政权乃至整个政治体系腐败、低效，人民便会对党和整个政治体系失去信心、失去认同，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便丧失了。所以，提高党的拒腐防变、抵御风险能力对于任何一个执政党来说都是永恒的课题。
党风建设与拒腐防变并不是同一层次的问题。腐败从字面含义来看，更多地指党内权力运作的腐败、性质的蜕化等现象，这样的党当然无法抵御各种风险。这一问题更多的是与党的纯洁性相联系的。而党风则不同。这里有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党风的涵盖面甚广，包含有思想作风、学风、领导作风、工作作风、生活作风等方面，这里既有属于纯洁性的问题，也有属于先进性的问题。二是重视党风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特有的现象，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重要贡献，这主要是因为共产党是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奋斗的党，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的党风可以吸引更多的人为党的纲领目标而奋斗。三是党风建设是无止境的，并不是说只是在党风建设水平较低时才强调党风建设，而是在任何时候都要强调党风建设。四是加强党风建设不仅仅是为了防止腐败——虽然搞好党风建设有利于防止腐败，但这只是党风建设的功能、效力之一。举例说，一个思想上有点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人，并不一定是工作上和生活上腐败、蜕化变质的人；但一个工作上以权谋私、生活上腐败的人，思想上必定是丧失政治理想、信念的人。因此党风建设的功能、效力在范围上和程度上都是超出拒腐防变等问题的，加强党风建设不但可以解决拒腐防变等属于党的纯洁性的问题，还可以解决如何紧跟世界潮流、站在时代前列等与党的先进性紧密相关的问题。
党风建设与拒腐防变、抵御风险又是紧密相连、在一定范围内有交叉的，把党风建设作为解决拒腐防变、抵御风险的切入点，也是由此决定的。
首先，党风建设是提高拒腐防变、抵御风险能力的基础。思想、工作、生活等方面风气不好，抵御风险的能力必然下降。当不良行为、不良风气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腐化变质就是必然的了。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不良的党风如工作上以权谋私、生活上奢侈铺张等等，是产生腐败的先导。即使从单纯的思想作风来看，思想僵化、不思进取，虽并不与生活腐败等问题必然挂钩，但如果一个党的大多数人都处于这样一种思想状态中，那么，这个党就不能伴随时代的步伐前进。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先进性是其特有的品质，从丧失先进性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一种变质，一旦遇到风险就会失去战斗力、生命力，谈不上抵御风险。而良好的党风可以减少腐败的机会，增强党的肌体的抵抗力，并使党保持青春活力。因此，党风建设的水平决定了党拒腐防变、抵御风险能力的强弱。
第二，加强党风建设与拒腐防变、抵御风险的基本措施、基本思路是相通的。二者的基本思路都围绕着这样几点展开：一是把思想教育作为基本的工作。这里所说的思想教育，主要为了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想、信念，这可以使党员、干部保持基本的政治方向；另一方面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善于把其基本原理运用于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并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勇于创新，这可以使全党与时俱进，保持先进性。二是把制度建设作为基本的保障。制度建设包含有体制、具体制度、行为规范等内容。如果说思想教育解决的是党员干部的政治素质问题，那么制度建设所解决的是体制的科学设置、对人的行为的制约问题，是不以人的素质的变化为转移的制度环境问题。如果制度上有缺陷，可以在一定时间内凭借着党员的党性、思想觉悟而保持党风的良性发展，但无法在长时间内、在党员思想发生变化了的条件下保证党风不发生逆转。某些不良风气的形成，某些腐败现象的出现，与制度上的不健全有关。比如，跑官要官，能够跑成功、要成功，还是因为制度上有漏洞。倘使制度上无缝隙可钻，跑不成官，便无人去跑了。因此，制度建设贯穿于党风建设之中。三是把监督作为关键性的环节。监督是一种外在的制约，有效的监督体系对于不良风气起一种震慑作用，对于腐败行为是一种遏制力量。尽管现有的监督体系还有许多需要改进之处，但在遏制腐败现象、查处大案要案等方面已经体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监督体系成为加强党风建设、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的不可缺少的环节。除了在宏观上的思路相通外，在微观层面上，二者的具体措施也有相通之处，如防止以权谋私的措施，既是形成良好工作作风的措施，也是防止腐败的措施，其他诸如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措施、思想教育的手段等等，都是如此。
第三，党风建设对整个政治体系抵御风险的能力有显著影响。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现阶段中国的政治体系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执政党拒腐防变、抵御风险的能力，直接影响着整个国家政治体系的稳定与发展。这已是被前苏联、东欧某些国家的历史事变所证实的道理。当然，一般说来，党风与国家政治体系的廉洁政治、高效运作并不直接联系，但对于执政党来说，二者就是直接相关的。尤其是在中国，党是领导核心，党的政纲可以经过一定的程序转化为国家的法令；各级政府、机关、团体、学校、国营企业的负责人主要由共产党员担任，国家公务员大多是共产党员；在国家的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不同工作中，党组织分别起着决策、保证、监督等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党的蜕变，可以引起整个政治体系的崩溃。执政党拒腐防变、抵御风险的能力，就是整个政治体系拒腐防变、抵御风险能力的象征。因此，树立良好的党风，通过提高党的拒腐防变抵御风险能力，能够使整个政治体系处于健康发展状态。这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也是十分必要的。
把党风建设作为提高党的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的切入点，是基于对党风建设的特点的深刻理解，基于对执政党的特点的深刻理解，反映了党在认识上的巨大进步。但是，认识上的进步转化为行动上的进步，还须有大量工作去做。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提高拒腐防变、抵御风险的能力既然是执政党永恒的课题，也就注定了它是一项无止境的工作，惟有把立足点放在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之上，才能以无私的、创新的精神做好这项2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