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阶级逻辑：当代生命政治的范式转换及其建构性意义
李爱龙
摘要 ：奈格里对马克思《大纲》“机器论片断”的激进政治解读直接改写了由福柯所开创的生命政治话语范式。在奈格里看来，生命政治与生命权力并不是同一的，而是处于相互对抗之中，生命政治作为一种反抗力量形塑了生命权力。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奈格里确立起劳动与资本的对抗逻辑，由此，展开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概念——剥削、共产主义和危机的生命政治阐释，从而开辟了生命政治批判空间。撇开其学理上的不足，奈格里的生命政治的范式转换具有不容忽视的建构性意义，它不仅深化了对危机的理解，而且指出了反抗资本逻辑的新道路——出走，在当代视域中建立起危机与解放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重新塑造了马克思主义话语中久被遮蔽的阶级逻辑。
关键词 ：阶级逻辑；生命政治；生命权力；范式转换
在福柯和阿甘本那里，生命政治都是作为一个消极概念出现的，它表征的是这样一种社会现实，即个体生命成为权力运作的直接对象，而其昭示出来的解放道路却是向柏拉图主义的回归，即通过某种神秘化的精神修炼实现个体的生命救赎。无疑，福柯和阿甘本的生命政治是资本逻辑蹂躏下的浪漫主义式的叹息，它直接取消了革命话语的历史正当性。但是，意大利自治主义者奈格里却从根本上变革了生命政治的解读范式，他将生命政治从社会治理领域转移到物质生产领域，从而翻转了生命政治的主流研究范式，赋予生命政治革命潜能。在生命政治的视域下，奈格里首先提出了“劳动的技术构成”，并指出，“确立劳动的技术构成，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基础，不仅能够让我们认识到当下资本主义的剥削和管控形式，同时也可以为我们提供从资本中得到解放的工具”。[注] ①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99页。 由此可见，他不仅把生命政治当作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钥匙，而且还试图挖掘出其中潜在的解放意义。
试验结果表明，3种护色剂的护色效果为D-异抗坏血酸钠>L-半胱氨酸>VC；3种护色剂的最佳复配比例为：D-异抗坏血酸钠添加量0.5%、L-半胱氨酸添加量0.6%、VC添加量0.7%。
应用能力培养也离不开知识迁移能力的培养，教师在教学过程当中应选择一些重要的概念形成、发展、完善的过程来讲。由此通过数学家思维的发展过程体现知识由特殊至一般、再由一般到特殊的过程。由特殊到一般是知识体系形成的过程，体现了数学家的思维过程，而一般到特殊的过程是知识应用的过程，即如何将一般的知识用于特殊的问题解决中。通过这一过程的讲解帮助学生从广度、深度上思考问题，拓展学生的思维空间。
然而，研究者们并未足够重视奈格里的生命政治的范式转型，将之片面理解为人本主义的乌托邦幻想。大卫·哈维指出奈格里的生命政治批判有余而行动不足，缺少实证性的客观维度，极易把人引向神秘主义的方向。“我个人希望，作品中少一点斯宾诺莎，多一点马克思，少一点关联性(relationalities)和非物质性(虽然论述得非常美丽诗意)；多一点对表征、客观性(对象化)和物化的物质方面的论述。关联性和非物质性够多了！来点具体的提议、现实的政治组织和真正的行动可好？”[注] ②大卫·哈维：《解释世界还是改造世界——评哈特、奈格里的〈大同世界〉》，《上海文化》2016年第2期。 相对奈格里徒具空洞姿态的激进性，齐泽克则主张“回到列宁”，“既反对经济决定论，同时又反对纯政治的态度”。[注] ③许纪霖：《帝国、都市与现代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8页。 有鉴于此，本文的目的就在于正面阐释奈格里的剥削理论及其所蕴涵着的对于重塑阶级逻辑的建构性意义，彰显其反抗资本逻辑的革命本性。
一、生命政治与生命权力的二元对抗
寻找革命主体，重塑阶级逻辑，成为全球化视域下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普遍关注的核心话题。在这一致思取向之中，尤以意大利自治主义者奈格里的“诸众”最为激进。但是，批评者就“诸众”的政治能力提出质疑，认为“诸众”缺乏“人民”所具有的组织性和统一性，难以展开自觉的政治行动，其行动的解放旨趣也难以得到保障。其实，这种质疑是西方思想传统的一大偏见，这一偏见在阿伦特那里表现得最为明显。在她看来，“按照古代思想，‘政治经济学’本身就是个语词的矛盾，因为任何‘经济的’事情，即与个人生命和种族延续有关的一切，按定义都是非政治的家庭事务”。[注] 阿伦特：《人的境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页。 换句话说，劳动者只关注自然必然性的生存问题，难以形成自觉的政治诉求，从根本上缺失政治行动的能力。笔者认为，奈格里的“诸众”作为革命主体，深层地植根于其生命权力与生命政治之二元对抗的理论逻辑之中。
奈格里对“机器论片断”的政治化解读成为其生命政治思想的理论地坪，或者说，资本与劳动的二元对抗关系不过是权力与反抗相互关系的一个缩影或一次应用。在奈格里看来，反抗先于权力，“权力只能施加在自由主体身上”。[注] 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5页。 在福柯那里，主体自由构成了权力自身的运行机制，它使得权力不再是一种非法性的暴力，而成为一种合理化的治理技艺。与之相反，在奈格里这里，主体自由不再是权力的合理性外衣，而是权力机制得以生成的深层源动力，是不妥协的反抗形塑了权力，在二者的对抗性关系中反抗占据着支配性地位，它迫使权力不断地解构反抗的新态势。“分析是立足于对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斗争的分析，认识到这是每一种制度性关系和每一个社会组织图式的根源所在。”[注] 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第15页。
如此一来，以生命政治与生命权力的二元对抗关系为认知框架，奈格里在机器体系中看到的不是革命主体性的退却，而是一种以“诸众”为中心的全新革命情势。在奈格里那里，生命政治并非是一种权力机制，而是一种面对权力机制所形成的反抗性的协同行动。“帝国采用‘生命权力(biopower)’方式统治，劳动者以‘生命政治生产’对抗。”[注] 张早林：《从“诸众”到“共有者”——哈特与奈格里激进政治主体的逻辑转换及当代意义》，《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7期。 机器体系作为资本权力的布展形式，消解了劳动者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支配性地位。但与此同时，活劳动的外化实现了一次存在论意义上的转移，即由产品的物质形式转移到了产品的非物质形式或生命形式，从物质劳动转向了非物质劳动或生命政治劳动。产品的物质形式具有易逝性，是不可通约的，很容易被完全圈定为私有财产；而产品的非物质性则具有共有性，是可以被共享的，不能完全被资本所独占，总是存在着某种剩余。因此，它打破了工厂与社会、劳动时间与非劳动时间、生产主体与生产客体之间的界限，内涵着一种新型的社会联合。
在奈格里看来，《大纲》尤其是“机器论片断”具有更为激进的政治阐释空间，因而是超越资本逻辑之绝对统治地位的一个理论抓手。在“机器论片断”中，马克思指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经济事实”，那就是，机器体系的应用颠倒了生产过程中劳动者与劳动工具之间的关系。在机器体系应用之前，劳动工具是劳动者的延长器官，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居于中心地位。但是，机器体系的应用全面消解了劳动者的支配地位，使其日益成为劳动工具的附属物和看管者。“机器则代替工人而具有技能和力量，它本身就是能工巧匠，它通过在自身中发生作用的力学规律而具有自己的灵魂。”[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1页。 由此，劳动者的活劳动日益贬值，相反，固定资本以及相对剩余价值的创造日益构成资本增值的主要方面。质言之，社会一般智力而不是活劳动的能动性成为创造剩余价值的源泉。正如阿尔都塞所指出的那样，“劳动力技能的再生产(作为大趋势)倾向于越来越少地(通过生产内部的学徒期)‘当场’获得，而是越来越多地在生产之外，通过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以及其他场合和机构来完成”。[注] 陈越：《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24页。
8月15日，亲土种植状元选拔赛启动会暨凉州蔬菜产业发展农民培训会在甘肃省武威市举行。来自武威凉州区3000多位蔬菜种植户来到了现场，共同见证亲土种植在武威的落地。
对于这一“经济事实”，如果依照福柯-阿甘本的生命政治话语范式来解读的话，其结论必然是，资本权力已经布展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这一认知型的引导下，人类性的解放事业必将在严密的权力之网中日益变得萎缩，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个体性的精神修炼，其实质上是柏拉图主义式的哲学对政治的僭越。奈格里当然不认同这种美学救赎，他所着眼的是一种现实的政治筹划。这样的话，他就不得不从马克思的有关阶级斗争的论述出发，对这一“经济事实”做出不同于客体逻辑的主体性解读。马克思曾指出，“自从工人阶级逐渐增长的反抗迫使国家强制缩短劳动时间，并且首先为真正的工厂强行规定正常工作日以来”，[注]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471页。 机器体系的构建以及相对剩余价值的创造就成为资本增值的重心。从中可以看到，机器体系以及相对剩余价值是为了应对工人的反抗，即劳动阶级的反抗催生了资本权力的新机制，权力只是对反抗的管控。这就构造了一种资本与劳动二元主体的对抗性结构，“如果一方面资本是主体，那么在另一方面，劳动一定也是主体”。[注] 安东尼奥·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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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政治滥觞于福柯，并在阿甘本那里得到充分的发展，进而成为当代激进政治话语的一大显学。然而，在福柯-阿甘本的思想图景之中，生命权力和生命政治是同一的。所谓政治就是一种权力运行机制，二者共同揭示的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制是如何沦为集权专制的。但是，在奈格里的思想图景之中，生命政治与生命权力是截然相反的，二者处于一种对抗关系之中。可以说，奈格里实现了某种形式的“术语革命”，赋予了生命政治与生命权力全新的规定性。“生命权力作为一个最高主权权威高高凌驾于社会之上，强行推行自己的规定与秩序。而生命政治生产则内在于社会之中并通过劳动的合作性的形式创生着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形式。”[注]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Multitude.New York：The Penguin Press，2004，pp.94-95. 那么，生命政治和生命权力相互之间的对抗关系表现为何种模式呢？在这种对抗关系之中，哪一方具备逻辑上的先在性呢？为了更好地回答这个问题，不得不将理论视角转移到奈格里对马克思《大纲》“机器论片断”的激进政治解读上来。可以说，这构成了奈格里生命政治的主要理论支援背景。
相较于一般马克思主义者着眼于马克思的《资本论》，奈格里更为看重的是马克思的《大纲》。在奈格里看来，马克思的《资本论》宣告的是资本逻辑的绝对统治地位，“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注]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页。 在这样的思想前提之下，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体性得不到足够的重视，解放事业只能寄希望于资本逻辑的自我崩溃。而关键的问题在于，如果缺失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体性，资本逻辑的崩溃是否会自动带来解放。
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资本论”从客体逻辑的层面上揭示出资本权力铁一般的运行规律，倒不如说，“劳动论”从主体逻辑的层面上揭示出资本权力的深层缘由，其表征的是劳动主体创构性的历史作用。由此，奈格里创造性地阐释了马克思的作为社会关系的资本概念。西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远离工人阶级的实际斗争而堕入意识形态批判，就在于他们不是从相互关系的角度来理解资本，仅仅将资本看作是自我封闭和自我形塑的绝对客体。在奈格里看来，资本与劳动双方处于对抗性关系之中，正是它们的对抗才促使二者处于相互规定之中，形成一个“建构-解构”的双螺旋结构。“这一被资本支配的客体化过程，开始揭示出一个新的工人阶级主体性水平。”[注] 安东尼奥·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第162页。 这样的话，奈格里就避免陷入一种还原论的思维窠臼，即片面拒斥客观性的主观主义倾向。这才是奈格里所强调的政治化解读的真实涵义。
奈格里的生命政治思想所要构建的就是一种不同于“资本论”的且作为“资本论”内在源动力的“劳动论”。这种“劳动论”确证了“诸众”作为革命主体的合法性。由此，奈格里才能构建生命政治的批判空间。在笔者看来，这种批判空间实际上就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概念进行生命政治阐释，在资本全球化时代赋予其新内涵。在笔者看来，在构建生命政治批判空间的过程中，剥削、共产主义以及危机这三个概念最具脚手架的意义，它们分别回答了重塑阶级逻辑的可能性、现实性以及必要性。
判决书下来了，那枚钻戒也还店里了，玉敏不那么焚心了。偷梁换柱归还钻戒后，老总和店员们都没看出破绽。老总看玉敏的眼光温和了，脸色也回暖些。不过老总常拿这事当反面教材说事，令玉敏很尴尬。玉敏把头埋得低低的，双手绞在一起，像一个得不到佛陀宽恕的信徒。李琳安慰她，说就说吧，他爱咋说咋说，咱这耳听那耳出。玉敏失神地点点头。雨落却赞同老总的做法，说我们必须引以为戒，再发生这样的事，怕没这么好的运气追回了。
二、生命政治批判空间的构建
生命政治劳动可以说表征着“诸众”的存在方式，即“诸众”的联合是在非物质生产过程之中自发地形成的，而不像“人民”那样需要一个外在的组织或领导。由此，传统的产业工人从满足自然需要的必然性和孤立性之中解放出来，成为自主的社会工人。奈格里断言，“马克思所视为未来的正是我们的时代”，[注] 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50页。 在其中，整个劳动的现象学和全世界的生产景象将被重新定义。非物质生产日益取代物质生产，在生产过程中占据支配地位。这并不仅仅是一个生产范式的转换，而是从根本上表征着一种劳动者的全新存在方式，预示着突破资本权力以及变革人类文明的全新可能性。
奈格里指出，“确立劳动的技术构成，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基础，不仅能够让我们认识到当下资本主义的剥削和管控形式，同时也可以为我们提供从资本中得到解放的工具。”[注] 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第99页。 很显然，奈格里的“劳动的技术构成”是与马克思的“资本的技术构成”相对应的，是生命政治与生命权力二元对抗关系的具体再现。如果说资本构成自身的逻辑在于从自身外部榨取剩余价值，那么劳动构成自身的逻辑就在于维持自身价值稳定。在奈格里看来，所谓“劳动的技术构成”聚焦于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以及劳动者自身的主体性因素，其核心要义在于“谁在生产、生产了什么以及如何生产的问题”。[注] 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第99页。
剥削，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处于核心地位，它被用于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非正义性。但是，人们对剥削的研究一般聚焦于对剥削性质的界定，即剥削是一个可被精确计算的事实性概念，还是一个存在论意义上的道德性概念。这种研究路径不自觉地分享了如下思想前提，即剥削表征的是资本权力的绝对统治，劳动者的主体性在剥削体系中日益萎缩。依据奈格里的生命政治思想，这种研究路径势必要被翻转的。因此，重新阐释生命政治剥削，构成了奈格里生命政治批判空间的重要基础。
在生命政治生产的时代境遇下，“劳动的技术构成”呈现出三大趋势——“非物质生产的霸权或主导地位”“工作的女性化”“移民与社会和种族混合过程的新模式”。这三大趋势共同表征的是非物质劳动的协作具有自主性，“合作是非物质性生产劳动的内在的一部分，劳动本身生产出社会合作，而且就是对社会本身的生产”。[注] 许纪霖：《帝国、都市与现代性》，第62页。 换句话说，非物质生产活动不再以物质生产资料为中心，而是以劳动者的智力、情感等主体性因素为核心，协作内涵在劳动过程之中。由此，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就带有了生命政治色彩，资本不再直接干涉劳动过程，而是直接剥夺非物质劳动的成果(以劳动者的情感、智识等来表现自身的“人造共同性”)，“当下的资本主义积累更多地在劳动过程之外实现，如剥削就以剥夺共同性的形式得以实现”。[注] 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第102页。 在奈格里看来，这种直接剥夺共同性的剥削，具有两方面的特质。一方面，它是对马克思异化概念的回溯，它使得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体验不到自身的生命活动和主体性。另一方面，它是对资本主义地租的回溯，因为利润产生于资本对生产协作的直接参与，而地租则是对劳动成果的直接私有化。
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一种设想。遗憾的是，马克思并未对其实现方式和表现形式做出明确的界定，只是在原则高度上指出要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这就给后来的理论家敞开了阐释空间，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立足于资本逻辑的客体化的阐释路径。这种阐释路径的核心观念在于，将共产主义内嵌于资本的必然逻辑环节之中，认为共产主义会在资本逻辑的自我崩溃中自行到来。但是，在奈格里看来，这种阐释路径根本上是对资本逻辑的认同，是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放逐，将共产主义当作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它不仅“完全遮蔽了始终伴随资本主义危机趋势的革命主体性模式及其深层转型后具备的全球性和对抗性特征”，而且无视“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完全从属于工人阶级的自主性和自我决定”这一社会现实。[注] 宋晓杰：《共产主义：革命主体性话语与替代性政治想象——奈格里对共产主义思想的重构》，《广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 因此，这种客体逻辑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势必要被解构和颠覆。
奈格里指出，共产主义不是资本逻辑的必然产物，其在根本上依赖于劳动者的革命主体性，劳动者的革命主体性才能保证共产主义的解放走向。据此，奈格里认为，社会主义并不必然过渡到共产主义，其实质上是资本逻辑的新形式，“国有资产理论、计划理论、剥削关系中的不平等，都是从资本的不断革命中产生的”。[注] 安东尼奥·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第200页。 奈格里区分了私有、公有和共有。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私有和社会主义的公有都表征着一种排他性的产权制度，也就是说，财产并不是共有共享的，而是被划归到某一利益集团内部。而共产主义的共有则是一种财产的共同占有模式，它并不以某种合理性标准将财产划归给一部分人。因此，共产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绝对颠覆，“是对价值规律、对价值本身，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变异体的摧毁”。[注] 安东尼奥·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第113页。 共产主义彰显的是一种不断革命的对抗逻辑，它是劳动者不断谋求奇异性的政治实践以及自由的不断生成。由此，共产主义并不仅仅意味着客体意义上资本主义及其变异体的灭亡，更为本质的是它表征着一种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以及人类存在的新境界，而唯有劳动者的革命主体性方能代表这种新形态和新境界的前进方向。
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危机内在联结着革命。但是，历史实践证明，危机并不一定导致革命及其成功，相反，危机却成了资本主义价值累积自我修复的内在环节。如何重新建立危机与革命之间的内在关联，成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重大课题。在传统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物质生产占据着支配性地位，因此，社会基本矛盾只能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在奈格里看来，这是一个客体化的矛盾，其引发的危机必将是客体化的危机。这种客体化危机促使资本主义改变生产组织形式，应用机器体系，切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之间的直接关联，从而使生产的支配形式过渡到生命政治生产，也使剥削发生了历史性转变。奈格里就此指出，虽然客体化的危机没有葬送资本主义，但是其催生出的生命政治生产却隐匿着对资本主义更具破坏力的主体性危机(生命政治危机)。
在非物质劳动的条件下，社会基本矛盾转变为生命政治生产的共同性与资本对共同性的私有化之间的矛盾，其引发的危机是主体性的危机。首先，由于共同性作为一种人类共有和共享的主体性因素，布满于整个社会生活空间，无处不在且无时不有，因此，这种主体性危机将是全局性的。其次，由于生命政治作为生命权力管控机制的内在源动力，资本对共同性的私有化严重降低了生命政治生产的效率，阻碍了生命政治生产的可持续性，因此，生命权力必将成为无源之水。最后，生命政治生产打破了工厂与社会、劳动时间与非劳动时间的界限，使工人走出工厂而成为社会工人，由此，革命主体将不再仅仅是工人阶级，而是更具普遍性的“诸众”。质言之，物质劳动向非物质劳动的转变从根本上昭示着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新形式以及挣脱资本权力的新道路。
综上，奈格里通过对剥削、共产主义以及危机的生命政治阐释，以之为脚手架，搭建起了生命政治批判空间。第一，对剥削的关注是奈格里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一大特色。在他看来，不仅在过去，而且在当下，剥削都是揭示社会生活中隐匿着的奴役与支配进而确立斗争之不可消除性的概念工具。唯有确立起当代社会中的剥削新范式，重塑阶级逻辑才有可能。第二，共产主义表征着人类社会的理想，而对共产主义的理解直接决定着当下采取何种政治策略。奈格里看到，客体主义的阐释路径不会导向解放，反而会钝化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因此，唯有对共产主义的主体性阐释，方能保障运动的解放旨趣，使重塑阶级逻辑具备现实性。第三，危机往往被视为革命契机，在奈格里看来，客体化的危机成了资本逻辑自我修复的内在机制。因此，唯有对危机的主体性阐释，才能重新建立起危机与解放之间的内在关联。
三、重塑危机和解放的内在关联
毋庸置疑，本文开篇所谈及的国内外研究者对奈格里所提出的批评意见不是无的放矢，而是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学理之中的，而无需讳言奈格里的理论演进中存在着明显的学理不足。然而，笔者以为，考虑到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考虑到其推翻资本权力的理论旨趣，奈格里的理论探索有其建构性意义——它立足于当代资本主义实践，建构自主的、抵抗的政治主体，重塑阶级逻辑。正是通过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剥削新形式的关注，才使得奈格里将危机的新形式和解放的新道路联结起来。
如上所述，危机理论是传统马克思主义解放叙事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由社会基本矛盾所引发的经济危机往往是激起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原因。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本点，即革命不是一种偶然的恐怖活动，而是植根于社会历史运动规律之中的。因此，传统马克思主义在危机与解放之间建立一种直接性的关系。但是，历史表明，经济危机并不能够引发革命。相反，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外在展现，是其生理过程的一个必经阶段，它对于改善资本主义积累机制具有一定的作用。立足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转变，奈格里洞见到传统危机理论的不足，将这种危机界定为“客观性的经济危机”，并指出，“资本就是通过崩溃，或者说通过危机所导致的创造性破坏而得以运作的”。[注] 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第106页。 那么，奈格里是如何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重塑危机与解放之间的内在关联的呢？
这就必须回到奈格里生命政治的话语范式。根据这一话语范式，奈格里在两个方面重新阐释了危机与解放之间的内在关联。首先，危机的爆发导源于劳动者的主体性，而不是资本积累链条的断裂。传统的危机理论仅仅注重劳动对资本的实质性从属，而忽视了其中内在隐含着的权力机制，“权力只能运用于自由的主体之上”。在非物质劳动的条件下，资本权力对劳动的剥削，实际上是对劳动者以创造性和主体性来表现自身的人造共同性的褫夺。而正是由于人造共同性无时不有且无处不在的特质，资本权力所引发的自由主体的反抗必然渗透进社会交往网络的每一个环节，其所带来的危机必将是全面而深刻的。
其次，由于人造共同性的非稀缺性，那些不能被资本完全私有化的剩余共同性本身就构成了反抗资本权力的强有力阵地。传统危机理论囿于物质生产的狭隘眼界，仅仅看到资本对全部剩余产品的独占，从而片面夸大资本权力的绝对性。而在非物质劳动的条件下，资本已然难以实现对共同性的完全独占，那些剩余共同性包含着革命和解放的潜能，是将情感性的对抗转化成策略性的反叛的坚实基础。正因此，资本对劳动的每一次剥夺，不是意味着资本的胜利，而是意味着资本为自己树立起了坚定的反叛者。“虽然客观性的经济危机对资本主义积累来说有一定作用，但是主观性和政治性的危机对资本却是一种实在的威胁。”[注] 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第106页。
由此，笔者发现，传统“客观性的经济危机”或许还能成为资本积累的生理过程，是其有机体内部的良性癌细胞，是其发展过程中的“历险”，那么，非物质劳动条件下的“主观性的和政治性的危机”则成为埋葬资本的坟墓，成为激起“诸众”(即革命主体)革命和解放潜能的历史契机。
既然危机已经从客体性质转变为主体性质，那么，与之相关联的解放道路是否也发生着相应的转变呢？答案是肯定的。奈格里的逻辑是，与危机相伴生的革命必然需要革命的承担者即革命主体，而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我们不应该将诸众理解为一种存在，而应该理解为一种制造”。[注] 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第125页。 换句话说，革命主体并非是现成的存在者，而是需要被建构的。这种建构方式就是“出走”，通过“出走”以来获得人造共同性。“果真如此的话，也许摧毁权力结构的起义事件就足够了，压迫枷锁下的完美人类社会就会自动繁荣地生长出来。”[注] 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第254页。 由是观之，只要作为革命主体的诸众是现成在手的，那么，革命及其所带来的解放就是水到渠成的。因此，非物质劳动语境下的阶级斗争采取“出走”的形式，革命的关键就在于，通过“出走”而制造诸众。
但是，由于原子光谱的波长太短，又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因此复现的精度仍受限制。科学家发现，用激光代替氪（86Kr）谱线可进一步提高长度测量的精度。1983年10月，第十七届国际计量大会通过了“米”的新定义：米是光在真空中1/299792458秒的时间间隔内所经路程的长度。
奈格里在《大同世界》中对“出走”作了一番界定：“我们所谓的出走，是通过实现劳动力潜在自主性的方式从与资本的关系中退出的过程。因此，出走不是拒绝生命政治劳动力的生产力，而是拒绝资本对生产能力日益强加的制约因素”。[注] 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第112页。 从这一界定中，我们必须把握三个要点。
综上，在概念教学中，课程内容是发展学生生物学核心素养的重要载体，是实现“立德树人”的重要抓手。教师可以概念教学为重要载体，在满足面向全体学生、提高生物科学素养、倡导探究性学习、注重与现实生活的联系的课程目标的前提下，促进学生理解生命观念、提升探究能力、发展理性思维、增强社会责任，进而实现核心素养的提升。
首先，“出走”的真实意义就是“实现劳动力潜在自主性”，也就是将劳动力的潜在自主性具体化，从根本上终结资本对非物质劳动的管控。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如何实现劳动力潜在自主性？在非物质劳动条件下，劳动者所从事的劳动在形式上已经实现了自主协作，资本在生产协作中已经不发挥实质性的作用。但奈格里指出，实际上，资本权力布展于整个社会，以至于其权力触角遍及家庭、企业乃至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关系变成一种腐化的单向度的秩序体制。在这种腐化的社会关系中，资本终将剥夺劳动者的自主性。由此，所谓“出走”就是逃离腐化的社会关系，赋予形式化的自主协作以实质性意义。
其次，“出走”既不是回归生产力不发展的落后状态，也不是无中生有地创造未来，只有以共同性为基础，能够创造和利用共同性的“出走”才是可能的。共同性，尤其是以语言、文字、符号为典型代表的人造共同性，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蓄水池，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阶梯和支撑点，深层次地表征着客观的社会历史进程。因此，“出走”就是对共同性的占有。与黑奴赤裸裸地走向别处的逃亡不同，“出走”是这样一种抵抗策略，即停留在原有处所，改造社会关系和生产模式。奈格里强调，在从资本制约关系中退出的同时，生命政治劳动力必须找到能够实现其潜在自主性的全新的社会关系和生命形式。这就从另一个侧面凸显出奈格里并非仅仅关注主体性维度，而罔顾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维度。
综上所述，腹腔镜术后联合GnRH-α治疗较单纯腹腔镜术治疗更能有效提升子宫内膜异位症合并不孕患者的组织ILKAP表达及EFI，提高盆腔疼痛缓解率，降低复发率及不良妊娠结局。
第三，作为一种主体自我建构的方式，“出走”的目标是一种在社会关系之中展现自主性、创造和分享共同性的社会主体。这就有力地回应了后现代主义纯粹个体的致思路向。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口号就是消解包括形而上学在内的一切宏大叙事，力图将个体从其封闭之中解救出来，但其拯救的方式无非是具有神秘意味的个体自我修炼，就像福柯那样诉诸一种“生存美学”，以此来创建一种唯一的、风格化的、不可还原(不可换算)的审美主体。在奈格里看来，反抗并没有被资本权力消解，而是被培育起来，被布展到社会网络的每一个环节，被转型到社会生活的每一时刻，因而只有处于关系网络中的社会主体才能肩负起反抗资本权力的使命。因此，后现代主义只是渲染了资本权力的绝对权威，把问题引向了神秘主义方向，实际上是放弃了对资本的反抗。
综上可知，奈格里生命政治范式转换的建构性意义并没有因其学理上的不足而被遮蔽起来，相反，却因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特点以及现实需要对理论探索的新要求而被昭显出来。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奈格里重新建立起危机与解放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重塑了阶级斗争逻辑。这一理论探索不仅重新发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久被忽视的阶级话语范式，对于片面强调资本权力进而退化为意识形态批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来说，无疑是一种解毒剂，而且在新的时代语境中，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工具，思考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新问题，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以及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期待。
中图分类号 ：B08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8691(2019)01—0063—07
基金项目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文明形态变革的哲学理念创新”(项目号：18ZDA015)的阶段性效果。
作者简介 ：李爱龙，男，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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