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律空间中的权力表演——基于行政服务中心的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纪律论文,行政服务中心论文,权力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5)02-0019-06 人们或是从创新的视角阐述了行政服务中心的结构特征、功能创新和运行机制，或者是对其建设和发展中的缺陷和弊病等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等。从目前来看，“已有的研究大多带有强烈的‘非时间性’特征，是对地方行政服务机构建设实践抽离了环境、行动者和过程后的静态解读。”[1]相关研究“对行政服务中心这种新兴服务模式赞美者多，反思不足者少”。也忽略了行政服务中心的“符号化”问题。[2]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究也具有严重的“非空间性”特征，研究者关注的是“空间中的生产(production in space)”，但却忽略了“空间(本身)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忽略了行政服务中心的空间性质，以及在这个特殊空间中的人们的活动及其互动关系。 一、一种形式新颖的社会空间 行政服务中心是当代中国行政改革实践长期孕育而生成的新事物，有“政务大厅”、“办事大厅”、“市民中心”、“政务超市”、“便民服务中心”、“行政审批中心”等不同的称谓。总的来说，行政服务中心就是泛指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设立的具有“一站式”服务特征的综合性公共服务平台。其中，政府或者是其职能部门(比如税务部门或工商管理部门等)作为组织者，把隶属于不同机构或部门的审批或许可等职能，从原有的办公场所中剥离并迁移出来，整合归并到一个新的地点，进行公开和集约化的办理。 根据行政服务中心的建构逻辑，各种具有相同性质或特征的业务在纵向上仍然隶属于原有的政府部门，但其办公地点和场所却与其所属政府部门(有限度地)分离开来，形成了所属政府部门的“飞地”。各个政府部门对行政服务中心的业务仍然具有控制权，“遥控”着行政服务中心的业务。行政服务中心的公务员是各个政府部门分派或任命的，他们离开了本部门核心的办公地点，进驻到行政服务中心来，同时也接受行政服务中心(横向的)领导和管理，在这里处理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内的相关事务。 空间是人类活动的场所，为社会互动提供了地点和场景。行政服务中心由政府(部门)投资建设和管理。政府公务员与社会民众在行政服务中心会合，处理各种涉及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问题。在这里，对于政府公务员来说，开展工作的主要方式就是同社会民众打交道。区别于“管理官僚可以在公民缺席的场合下进行工作”，行政服务中心的工作“必须以公民的在场为前提”，要与社会民众进行零距离的面对面互动。[3]因此，行政服务中心就像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结合部，为政府与公民的互动提供了固定的场所。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国家、政府及其权力很多时候都是抽象而遥远的概念，而行政服务中心让这些成为有形、具体而真切的“符号化”存在。 行政服务中心通常位于城市的中心地带或繁华地段。“行政服务中心的空间分布特征是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环状展开”，正好对应于行政区划的地域分布。[2]一般来说，地址的选择也会考虑到交通是否便利，管辖区内的民众是不是能方便地来这里办事，因此这些有某种关照和体恤民众需要和利益的含义。由于“年龄”还比较小，行政服务中心通常拥有新建的大楼，其内部装修和设备也都比较新。这也正符合其“新生事物”的特点，向社会展示出某种积极革新的社会形象。在行政服务中心的楼座上或正门前，矗立、悬挂或张贴着非常醒目的标识，人们很远就可以看到它。 进入行政服务中心，里面窗明几净，温度适宜，声音嘈杂，还有叫号的广播声不时响起。人们进进出出，来往穿梭，或者走向不同的办事窗口，或者找个空位坐下来。其中有咨询服务台，有专门人员给办事者提供咨询服务；有纸质的或电子的导航图或流程图、公告栏或告示栏等，列出基本的业务流程、相关要求和注意事项等；公告栏或告示栏里张贴着工作人员的照片、工号和姓名等；有标准化或格式化的文本样表，以便办事者照着来填写；触摸排队机，用于取号排队，也可用于在网络上办理部分流程；在等候区的报刊架或办公桌上摆放诸如《办事指南》、《服务手册》和表格等材料，供人们阅读和参考。 根据业务性质的不同，行政服务中心内部进行了分区。分区使各部门及其成员都有各自的“专门位置”。对身体的安排与生产或服务的技术要求相对应，就像工厂中的流水线一样，保证组织获得最大的产出，也提供了实施纪律的基础。[4]为了让功能分区一目了然，或者在对应的台面上放置部门的铭牌，或者是在其上方依次张贴或悬挂不同业务的名称，或者是在电子显示屏上标出各部门或业务的位置。部门如公安、税务、工商、交通、民政等，业务如缴费、复核、打表、拍照、领证等。通常具有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的政府部门都设置了自己的窗口，以办理审批、登记、税费和证照等业务。 要顺利地进行办公，还需要将公民与公务员区分开来，将他们各自限定在某个明确的位置上，并使双方的交流和互动按照严格的流程来进行。而这主要是由办事的柜台来实现的。柜台大多是一道一米多高的砖墙，两侧贴上浅色的瓷砖，上面铺上深色的大理石桌面。公务员坐在柜台的里面，由各种围挡给隔离出一个大小不一的办公间，上面放置有电脑、打印机、扫描仪和文件柜等。柜台的另一侧对应放着一张简易的凳子，办事的公民就依次坐在这里。通常，汽车站或火车站的售票口以及银行的柜台等都安装了玻璃的或不锈钢的栅栏，留下一个很小的孔道供服务人员和办事者接触，但行政服务中心取消了这些生硬的隔离物，避免了由此而产生的隔膜感和排斥感。 随着行政服务中心业务的扩张，业务窗口越来越分化，来办事的人也越来越多。这就顺理成章地提出了维持现场秩序的需要，其核心是对人的安排和管理，主要做法就是区分出等候区和工作区，将正在办事的人与其他等候者隔离开来，并且利用警戒带等办法让人们排队等候。为此，行政服务中心设置了一块很大的等候区，以安置等候办事的人群。如果让进来的人一直站着排队，也会让人们辛苦和疲惫，进而导致不满或抱怨。通常，等候区摆放了很多连排的塑料或钢质的座椅，够数十上百人就座。一些有条件的地方，在等候区配备了液晶电视，还提供免费的纯净水等。 作为表达性装置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服务中心使用了大量的标语。典型的如：“为人民服务”、“小事不出窗，一般事不出门”、“办事面对面，服务心贴心”、“等群众找我们办事，不让办事群众等我们”。①作为中国特色的治理手段，“标语是一种官方题写”，“在本质上是关于权力的题写。”[5]这些标语或是贴在墙上，显示在电子屏上，或是做成条幅悬挂在大厅里或大楼前。标语表达了行政服务中心的追求和承诺，传播了基本的服务规范，带来了积极而正面的暗示。 二、纪律空间中的人、活动及其情境 公共服务是人对人的服务，人们的活动及其关系是服务过程的核心。在一个有限而规范的空间中互动，服务者与被服务者之间是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因此不仅服务者是必须要给予关注的，而且接受服务的人也是关注的焦点。从在场的角度看，行政服务中心的活动者主要有三种类型的人：基层公务员、来办事的公民和工勤人员。 1.提供服务的街头官僚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其潜台词似乎是，空间比人更加重要，但“营盘”和“兵”也是相互匹配的。行政服务中心是一个舞台，基层公务员是这个舞台上的“演员”，他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照章办事，按规矩办事，根据法律法规的“脚本”来提供服务。作为“街头官僚”(Street-level Bureaucracy)，他们处于官僚体制金字塔的底层，主要是科员身份，没有职务，工资收入不高，以中青年人为主，他们主要是大学专科或本科毕业。在较高级别的行政服务中心，他们通常身穿统一的制服，个人形象也相对较好，能说一口较为标准的普通话，特殊岗位根据需要会有较好的外语水平。 为了让工作过程“看得见，管得住”，行政服务中心越来越多地采用了现代信息技术，最典型的就是利用“电子眼”对工作过程进行全程监控。对公务员监控的重点是防范各种违规行为的发生，比如迟到、早退、上班时间做与工作不相关的事情(如上网聊天、打游戏或炒股等)、态度生硬、办事拖拉、刁难群众等。这些也有可能受到公民的检举或投诉。但技术是中性的，监控是全方位的，指向所有在行政服务中心活动的人，因此监控也可以记录下公民的寻衅滋事或无理取闹等，从而避免不必要的纠纷。 与银行或电信公司等企业一样，行政服务中心也建立了顾客评议机制，比如发送服务评价短信和使用电子“评议器”等，即在业务办理完毕后，工作人员就提醒“顾客”——公民——就其服务进行评价，并将其作为工作人员绩效评价的重要依据。评议器设置了“满意”、“一般”或“不满意”等选项，人们根据自己的判断来选择相应的按钮做出评价。同“电子眼”的全程监控一样，这也是行政服务中现场控制的重要机制。②当然，大多行政服务中心也设置了投诉或监督窗口，将监控机制建立在现场，以随时处理各种矛盾纠纷。 行政服务中心也利用“不在场”的监控来强化管理，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民众对服务不满意，现场表达不满和要求，要求不在场的较高层级的管理官僚来解决现场的过错或纠纷等；二是公布申诉、投诉或举报电话，以便民众借助权力监督机构甚至新闻媒体的力量来制约公务员的过程行为。 2.来办事的社会民众 行政服务中心里最多的人无疑是来办事的民众，他们人数众多，职业各不相同，身份也复杂多样，包括社会的各个阶层，甚至是每一个人。比如办理各种证件——身份证、户口本、驾驶证或护照等，是每个公民都可能需要的，因此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到行政服务中心去办事。正所谓，“无事不登三宝殿”，来行政服务中心的，都是需要办事的人。因此，区别于街头或广场中闲逛或漫步的人群，这里的人们很少有悠闲自得或闲庭信步的姿态，而更多地表现出某种急迫、焦虑和紧张的神情。 有学者指出：“官僚制被视为本质上中产阶级拥有的制度，它无力应付所谓的‘下层阶级’。”[6]就服务对象或顾客群体而言，来行政服务中心办事的人基本上是普通民众。对于有权力或有地位的人来说，除非是必须要其本人到场的事务(如办理结婚证或驾驶证等)，他们总是有办法不用过来的。特别是对于大多数公共服务，比如养老保险或社会救助等，需要这些的人都是社会地位不高的人，而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往往则不需要这些服务。 民众来自社会的各个角落，相互之间素不相识，只是偶然和随机地同时出现在行政服务中心而已。即便是申请补贴或福利等，他们之间并不存在竞争关系，相互之间既没有导致冲突的诱因，也几乎不需要什么合作。因为任何人得到了来自政府的服务，并不会减少其他人获得这些服务的机会。人们就像是到超市里购物一样，各取所需，互不干扰。也许只有在排着长队等候“交易”的时候，才因为拥挤而成为彼此的(轻微的)妨碍。在等候区的座椅上，人们不经意地攀谈起来，相互请教问题，交流各自的经验，包括发点牢骚，表达怨言，提供简单的相互帮助等。 3.少数的工勤人员 行政服务中心里最不起眼的人是工勤人员。工勤人员并不是行政服务中心的功能性装置，因为他们并不直接参与公共服务的过程和结果。但如同行政服务中心的电子屏幕或者等候区的座椅一样，他们也是这个空间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 一般来说，由于各行政服务中心的规模不同，在大厅服务的工勤人员少则1-2人，多则3-5人，负责保洁、门卫、保安和信件收发等工作。他们保持着拘谨而谦逊的姿态，或者是安静地站在某个偏僻的角落，或者是在大厅中持续而缓慢地移动，小心地观察和处理各种情况，比如有人随地扔下了垃圾、不明白电子屏的操作、不按规定排队等。他们的年龄大多是四五十岁左右，其中打扫清洁卫生的多以女性为主，负责保安的则多以男性为主。他们是社会的下层人群，对他们来说，在这里工作就算得上是不错的美差了。 为了树立良好的形象，工勤人员上班期间要穿制服。随着许多行政服务中心通过委托或外包的方式来进行物业管理，负责保洁的人穿的就是所属物业公司的制服，而保安人员则穿着类似警服的保安制服。典型的职业着装使他们与公务员和公民区分开来。保持清洁卫生，维持现场秩序等，是需要工勤人员的理由。但除此之外，工勤人员则不属于行政服务中心。他们维护着空间及其运行，但他们对于这个特殊空间的权力关系及其活动和结果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影响力，也不能利用和享用其中的东西。 不过，工勤人员的某些活动也关乎公共服务的品质。例如，工勤人员较为熟悉这里的情况，也积累了某些关于业务工作的知识，比如什么窗口办什么业务，因此能给求助者某些简单的帮助。工勤人员的言行举止，或是拾金不昧，助人为乐，或是态度冷漠，是民众体验行政服务中心的重要素材，影响着人们对于行政服务中心的感知和评价。 三、行政服务中心的技术与冲突 社会空间是建构起来的，也是需要管理的。通过运用多种管理技术，空间不仅维持其应有的秩序，为公民与政府及其官员的表演提供舞台，也持续地、动态地实现其预设的目标和功能。相关的技术影响了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及其关系，建构并维持着空间的秩序，表达着行政服务中心的立场和取向，但也带来了许多矛盾和冲突。 1.透明化技术 公开透明是行政服务中心运行的原则和目标，也是行政服务中心空间管理的重要技术。透明化技术包括各种着眼于实现公开和透明的措施、规章和制度，具体包括政府信息公开、办事员信息公开、办事流程公开、办事标准公开、收费标准公开和办事结果公开等操作性规定。与此相对应，作为管理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种规章制度也对公民提出广泛的信息要求——主要是提供各种资格文件或权威证书，以保证管理与服务的精确性和有效性。透明化使互动双方建立起明确的预期，降低了权力运用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及其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因而也有助于减少矛盾。而且，作为政府的“前台”，透明化技术也是与行政服务中心整洁干净的外部形象是高度匹配的。 2.排队的技术 排队是一种具有平等内涵的文明状态，也是一种得到广泛应用的支配和管理的技术。区别于根据权力、金钱、暴力、血统、知识等标准实施的排序，随机地排序具有强烈的自然正义的色彩。排队技术通过对“流动的身体”的安排来实现空间的秩序。比如，如同银行等企业所做的那样，行政服务中心也大量使用取号机或警戒带等对来办事的人进行先后排序。排队技术与等候区的结合，避免了人们站立等候的辛苦，也让公务员不用面对长长的排队所产生的压力。排队是一种简单而易于操作的技术，先来后到，人人平等。人们根据序号依次办事，可以避免关系、人情以及其他因素的干扰，也能减少任意插队带来的冲突、混乱和不公平。这样的排队不仅让人们感受到一视同仁的对待，也使公共服务沾染上平等的色彩。 3.在场控制技术 区别于个人在办公室中独立工作的情景，行政服务中心多方共同在场的事实构成了多方位的现场监控机制。首先，在业务同质性程度较高的地方，公务员的工作相互形成某种参照、竞争、检验和监督体系，有利于督促各自按照法律规范或制度标准去处理业务；其次，服务者与被服务者之间面对面的互动，迫使参与者动态地调整其态度和行为，从而形成了权力与权利的互为控制机制；最后，电子化设备对工作过程进行全程监控，并有监督者随时接受举报或投诉，建立起有效的现场纠错机制。总之，在一个身体并置的开放空间中，公民与公务员的行为相互作用，理性的个人成为对方任意行为的尺度和限制。在此情形下，无论是非对错，满意与否，都能得到现场的反馈，并可以适时进行变化和调整。 4.标准化技术 如果是基层官员进行街头巡逻或深入社区上门服务，由于交往对象和具体情境千差万别，他们所遇到的是非常规化的决策情境，因此需要采取不同的行为和措施。但行政服务中心处理的不是个别的和零散的案例，而是大数量的、具有同质性和常规性等特点的业务，因此必须要依靠标准化的技术来进行工作。标准化技术以专业分工和科学技术为基础，致力于实现平等、精确和有效率的服务。工作的过程是由标准化的流程和方法所定义的，工作的绩效主要体现为所处理业务的数量的多寡，形式上是否合乎规范等。标准化技术集中体现在环环相扣的流程、格式化的表格和数量化的操作要求上。作为行政服务中心的核心技术，标准化是高效完成工作任务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显现出平等、精确和效率等品质。 正是通过上述技术，行政服务中心获得了应有的秩序，实现了其预设的功能和目标。但成百上千人在这里汇集，普通公民与公务员之间面对面地互动，每天办理数百上千件业务，而且涉及的都是与个人权益息息相关的问题，差错和纰漏是在所难免的，矛盾和冲突也是经常出现的情况。 5.身份冲突 身份冲突是公共服务过程中的家常便饭。在面对面的互动过程中，公民和公务员都需要按照既定的情境来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以求顺利地完成各自的表演。行政服务中心虽然被“定位”成是公共服务的平台，但这些只是“降尊纡贵”的策略而已，是权力自定义的典型的表演剧目，双方之间的互动并没有改变公民与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官与民的身份差异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政府与公民之间管理(支配)与被管理(支配)的关系更是不容回避的。事实上，在行政服务中心刻意营造的“服务”氛围中，官民关系只是暂时性地被“掩藏”或“冰冻”起来，只要公务员出现了差错和不适当，有“演砸了”的地方，公民遇到了不满意的问题，身份的对立就会被瞬间激活，演变成激烈的冲突。很多时候，这些冲突可能与具体的物质利益没有关系，而只是从简单的言语不和而开始升级的，其内容无足轻重，却很容易激发人们的社会情感，大有“一触即发”或“一点就燃”的意味。 6.知识的冲突 行政服务中心的工作是由庞杂的规则、繁多的表格和复杂的流程所建构起来的，而且它们主要是以“便于管理”而不是“方便民众”的目的而建立起来的。对于公务员来说，这些当然是很简单的东西。因为这就是他们必须要精通的业务，要掌握的技能。但普通公民并不熟悉这些东西，也没有兴趣去了解这些东西。在陌生的程序和表格面前，他们往往会显得非常无知和笨拙，也很少能顺利走完相关的流程。常见的情况或者是政府需要的文件、资料或证件缺东少西，或者是基本的办事程序前后颠倒，或者是简单的电脑操作却不得其法……公民不仅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还有可能招致公务员的冷眼、呵斥和指责，形成沮丧或挫败的心理，引发各种牢骚、抱怨和愤怒。当然，聪敏而机灵的办事者也会小心翼翼地陪着笑脸，表现出谦卑和恭顺的姿态，以获得公务员的指导、帮助和理解。 7.文化的冲突 官僚体制有自己的文化精神，尤其是理性精神；也形成了独特的办事风格，主要就是照章办事。在权力分明的等级制中，处于金字塔底层的基层公务员既不同程度地受到管理官僚及其权力的压制，也常常因为遇到蛮不讲理的公民而不得不忍气吞声。如此一来，为了补偿个人遭受的委屈和不满，“他们冠冕堂皇地指责比他们地位还要低的公民，不顾人们真实的需要而随便解释法律条文，对待那些服务对象时，官僚也从不根据良好的愿望出发，而是用独断的不可理喻的口吻，平白僵硬地故作权威。”这些情况加剧了公民与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而且，由于官僚体制的中产阶级性质，社会的下层阶级很难理解官僚制的文化体系。“在接待处的前台和机构的等候室以及办公室里往往会爆发‘文化战争’。”[6]对于少数民族或社会弱势群体，异质性的文化摩擦尤其容易酿成严重的社会冲突。 总之，空间是建构权力的重要媒介，具有“强化”或“软化”权力的功能。这些是通过具体的空间技术来实现的。行政服务中心中的基本关系是基层公务员与普通公民之间的关系。这是国家、政府与公民关系的集中体现，也落实、再现并再生产了这些关系。在这种面对面的情境中，两种典型社会身份的人群的紧密互动，主要的、经常的和普遍的是合作的关系，但也蕴含了冲突的可能性。当破坏性的情况或问题发生时，双边的互动就可能陷入混乱之中，作为服务平台的情境定义也就暂时性地崩溃了。只有了解了行政服务中的人，考察了行政服务中心的技术，才能更好地理解其中的冲突。 四、空间的再生产及其权力关系 一切社会活动都是在特定的空间中进行的，空间是人们活动的场所、地点和背景。“空间是带有意图和目的地被生产出来，是一个产品，空间生产就如任何商品生产一样，它是被策略性和政治性地生产出来的。”“空间不是自然性的，而是政治性的，空间乃是各种利益奋然角逐的产物”。[7]社会和空间存在着一种基本的辩证关系，“空间和空间的政治组织表现了各种社会关系，但反过来也作用于这些关系。”[8]社会创造出了空间，但又受到空间的限制，并且空间也具有能动性，反过来形塑着社会构型。[7]因此，考察人们的活动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不仅要了解参与者本身的状况，而且也要理解这些活动得以发生或进行的空间。 首先，“空间的组织和意义”是“社会变化、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物。”[8]行政服务中心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是权力转型与社会需要汇流的结果。政府部门以专业或业务为基础进行划分，造成了条块分割的权力体制以及相应的利益结构，这产生并固化了各自为政的本位主义，导致了权力打架，增加了行政成本，降低了行政效率，民众的要求也得不到满足。因此，建立集中办公的行政服务中心，打破政府部门的边界，提供“一站式”的服务，是对于既有权力体制和利益结构的巨大拆解。这些抽离出来的权力将不只是服从职能部门的单边性规范，而且也要接受更具透明性、标准化和合理性的行政服务中心的规则体系的约束，从而也再生产了新的权力及其技术，并拓展了权力的范围，提高了其适应能力。 通常，与民众打交道的“对外的”政府机构或部门通常被称之为是“窗口单位”。“窗口”隐喻指出了组织体系中一个特别的方位和场所。这同时也就意味着，政府既有人们看得见的“前台”，也有深藏不露的“后台”。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行政服务中心及其背后的职能部门，构成了“前店后厂”的职权结构。两者的权力量级、工作对象以及工作内容也有很大的差异。作为“前台”，行政服务中心是开放的和透明的，是行动者以“一般的和固定的方式有规律地”进行表演的情境。[9]而“后台”是神秘的和不可知的，也是封闭的和排外的。“前台”是“后台”的延伸，代表和表达着“后台”的意志，也受到“后台”的控制。但作为一个独立的空间，“前台”在承载和表达权力意志的同时，也向社会传递着与具有封闭性、保密性、权力本位等特点的政府“后台”不一样的形象。 在异质化的社会空间中，只有参照其他的类似空间，一种空间才能恰当地定位自己，获得意义。行政服务中心对应的参照物是政府大楼。一般而言，政府大楼是高大的、威严的和庄重的，有着高高在上或居高临下的神态，透露出权力的傲慢和审视。政府大楼由荷枪实弹的警卫看守着大门，有严格的门卫制度，要想进到里面去，必须要经受严格的审查，包括登记个人信息、扣押身份证或填写接待单等。人们“仰视”着政府大楼，不自觉地产生出敬畏感、压迫感、距离感和隔膜感。相对于“等级主义”主导的政府大楼，行政服务中心则具有“平等主义”的气质，它向所有的办事者敞开大门，尽力为人们提供有效率的服务。人们不但可以“平视”那些为自己“服务”的政府公务员，还可以审视、监督和问责他们。 应当承认，行政服务中心带来了全新的空间经验，比如，“记者走进这个中心，扑面而来的是走进商店、银行、民航和铁路售票的感觉”[10]；到行政服务中心去办事，“就像逛超市一样方便”[11]；以前找政府办事要四处去“跑审批”。“一个‘跑’字，道出了办事人曾经穿行在各职能部门间的尴尬。行政服务中心的出现，使审批大印不再旅行。”[12]这些感觉是真实的，至少相对于政府大楼长期以来“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印象，行政服务中心带来的是亲切、温暖而平等的感觉。但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顾客”和“消费者”之间的自由交易关系。人们能够自由地选择超市，也可以在超市里面随意选择自己需要的商品，但却不可能选择行政服务中心，也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订购或选择想要的服务。 必须要看到的是，空间是文化现象、政治现象和心理现象的化身。“空间总是社会性的空间。空间的构造，以及体验空间、形成空间概念的方式，极大地塑造了个人生活和社会关系。”[13]行政服务中心的业务都是从其所在的政府部门中抽取出来的，但行政服务中心绝不是简单的数量上“加减式”的改革，而是以理性规则建构起来的权力关系为基础的质的变革，其核心就是以透明化的空间为基础，在基层公务员和社会民众的在场互动的情境中，提供基于平等化理念和标准化技术的公共服务。说到底，这是一个实施支配和控制的纪律空间，它通过复杂、严格而明确的规则，限定公民和公务员的行为标准，并根据这些标准来认可或赋予个人以许可、批准、资格或惩戒等，从而将公民和社会纳入到权力的监控和裁决之中。 行政服务中心披着服务的面纱：整洁的环境、友善的表情、统一的制服、标准化的服务、流水线的操作，所有的一切仿佛都得到了精确的控制，具有专业主义的气质，消除了个人的专断和随意，没有了支配和强制。但这些归根结底是政府“自导自演”的权力剧目。“行政流程中的岗位(人员)、活动、次序、时限的设定仍然由相应的政府部门负责。”“行政流程的规则设定权仍由‘后台’部门掌握，公众和服务对象不具备‘议价’能力，只能被动应对复杂的行政流程，并且不得不支付额外的‘隐性’成本。”[2]对于提供什么服务，向谁提供服务，服务的时间、程序、方式以及成本(费用)等，民众是没有发言权的。最关键的是，服务的前提实质上是“服从”：只有你(公民)符合了我(政府)设定的规则、标准和要求，我(政府)才能为你(公民)服务!这样行政服务中心经由服务的话语而实现对民众的干预和支配，也反映出国家治理技术的精密化和隐蔽化。 此外，虽然行政服务中心“并没有打破原有行政资源配置格局，更未触及行政机构利益分配的核心”。[2]也“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传统政府部门之间的‘条块分割’、‘部门分割’的体制格局和相对垄断、封闭的利益格局”。[1]但作为现代行政改革的代表性成果之一，行政服务中心是由政府主动建立起来的新型权力空间，是对于政府既有权力结构及其空间逻辑的超越，也被寄予了许多良好的期望，比如规范政府行为，推行政务公开，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工作效率，加强监督力度，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虽然“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是有限的，政府只能提供公众所需服务中的部分服务，而不能提供所有的服务”，[14]但随着行政服务中心的发展，各种公共服务的目标正在不同程度地得到实现。良好的绩效不仅支持了建立行政服务中心的理由，证明了行政服务中心的价值和意义，也带来了行政服务中心的扩散和再生产。 注释： ①有的地方政府还专门为行政服务中心谱写了《行政服务之歌》，让所有工作人员集体合唱，在每次例会之前播放，在电梯口或服务大厅的LED电子视屏中滚动播出。 ②类似的措施还包括设立评议箱，发放评议表，以及定期对服务对象等进行电话或邮件回访，以接受群众的监督。标签：行政服务中心论文; 公民权利论文; 社会互动论文; 社会管理论文; 冲突管理论文; 政府服务论文; 工作管理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