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工科”视域下民族院校学科专业内涵发展路径探析
额尔敦布和1，代征远2，其其格3
（1.呼和浩特民族学院数学系，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51；2.内蒙古财经大学商务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70；3.呼和浩特民族学院教育系，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51）
［摘 要］ 在“新工科”视域下探析民族院校学科专业“内部装修”、应用型转型“外延绣花”、协同育人“内外融通”等内涵发展路径，阐述发展“新工科”对民族院校老旧专业转型升级、开发新兴学科专业、开放办学、行业学院建设、产教融合、校地“同频共振”方面的重要功能，力图对民族院校学科专业内涵发展路径的选择提出具有借鉴意义的建议。
［关键词］ “新工科”；民族院校；学科专业；内涵发展；协同育人
“新工科”的率先提出，为高等工程教育的改革探索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和“中国方案”［1］。2017年2月，教育部在复旦大学召开高等工程教育发展战略研讨会，达成了关于新工科的内涵特征、建设与发展路径选择的“复旦共识”。2017年4月，工科优势高校新工科建设研讨会在天津大学召开，形成了《新工科建设行动路线》，即“天大行动”。2017年6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新工科研究与实践专家组会议，形成了新工科建设指导意见，即“北京指南”。2017年7月，地方高校转型发展与新工科建设研讨会在江苏省召开，提出了包括“以新工科建设为契机建设一批贴近地方产业需求的高水平创新型理工科大学”在内的九条“新工科”建设“江苏举措”。至此，“复旦共识”“天大行动”“北京指南”“江苏举措”已然构成了“新工科”建设的“四部曲”。2017年6月，中国工程教育成功加入《华盛顿协议》，我国高等工程教育从此真正融入世界工程教育行列。截至2017年底，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和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对全国198所高校的864个工科专业进行国际实质等效认证后，这些专业成功进入全球工程教育的“第一方阵”。
门急诊处方质量关系到患者的用药安全性和合理性，体现医院的合理用药水平[1]。《三级肿瘤医院评审标准实施细则（2011年版）》明确规定药品不合理处方≤1%。现对江苏省肿瘤医院2016～2017年门急诊药房成功干预的不合理处方进行回顾性分析，了解不合理处方状况，为临床合理用药及处方质量持续改进提供参考。
2016年，教育部首次发布《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报告》。该报告反映了学科专业设置和优化中存在的诸多短板，同样戳到民族院校的痛点，特别是我国高等工程教育学科专业建设中的理念滞后、人才结构不适、调整设置不灵、培养模式不佳等缺点显露无遗。由于受自然环境、历史条件、办学定位与类型层次、区域位置等因素的影响，民族院校的内涵式发展的确面临着诸如理工类等普适性学科缺乏学科特色等问题。
2017年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参评的民族院校六种八个理工类学科的最好结果为“C+”，由此可以看出，民族院校学科专业整体发展水平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另外，地方民族院校的工科类学科专业建设与民族地区产业发展之间未能充分衔接、贯通、融合，自我封闭严重、设置同质化、高层次人才匮乏和特色不凸显等问题日渐突出，盲目随大流的做法使工科类学科专业的发展思路受到多重阻碍，导致想要“根植、依靠、服务、引领”民族地区时“内功”严重不足。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明确指出的“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提法相比变化了两个字，我们可以领会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国家意志和顶层规划。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在2018年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对接会上指出：“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他还强调，我们的质量要有灵魂，高等教育要超前谋划、先导发展，领跑更快一点、公平更高一点、内涵更深一点、变轨超车更坚定一点、高教创新更精准一点。响应“一带一路”“创新驱动发展”“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人工智能2.0”战略的实施，尽快突破学科壁垒、专业藩篱、培养断裂、校企隔阂等诸多瓶颈，并且在“新工科”视域下推动学科专业内涵式发展，是民族院校对接新时代、新经济、新科技发展要求的正确选择。
连接式合建方案(见图5)：即下部车站钢管柱与上部桥梁承台固结，由桥梁桩基及承台、地铁车站钢管柱、桥梁墩柱组成“桩-柱-墩全固结联合体”结构，通过在地铁顶板处设置承台，从而连接上部桥梁桩基和下部地铁车站钢管桩，传递由上部桥梁荷载而产生的轴力、弯矩以及剪力。
简言之，全国民族院校只有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思想，紧紧围绕“立德树人”的理念培育和发展“新工科”，才有机会完成民族院校学科专业的“内部装修”，从而实现应用转型的“外延绣花”和协同育人的“内外融通”。
一、民族院校学科专业“内部装修”迫切需要“新工科”建设
2015年8月，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指出：“积极支持有条件的民族地区设置工科类、应用型本科院校。……重点提高工、农、医、管理等学科比例……”。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期间，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表示，我国教育体制“四梁八柱”的改革方案基本建立，教育改革进入“全面施工内部装修”阶段。目前，在全国二十一所本科民族院校中，除了右江民族医学院和大连民族大学的工科类专业（包括医学）比重分别达到60.00%和51.92%之外，其余院校的理工类专业（包括医学）数量在本科专业总数中的比重依然偏低。2018年全国二十一所民族院校理工类（包括医学类）专业分布及比重汇总，见表1。因此，在民族院校学科专业建设中，实现转型升级老旧专业和开发新兴学科专业的“内部装修”，成为当务之急。
表1 2018年全国二十一所民族院校理工类（包括医学类）专业分布及比重
（一）发展“新工科”是老旧专业转型升级的加速器
“新工科”含有跨学科的意蕴，凸显学科交叉与综合的特点［2］。中国科学院包信和院士认为：“新工科需要科学与工程和人文的交叉融合。”强大的理科是“新工科”的坚实基础，“新工科”更加强调以应用为导向，推动应用理科向工科延伸［3］。大部分民族院校分布在祖国西部或者边疆地区，应用型学科专业的交叉融合和跨界整合严重不足，尚未形成现有工科之间的交叉融合，达不到工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渗透交融以及应用理科向工科的延伸融入。因此，只有跨越学科界限和专业藩篱，培育特色学科、优势学科、重点学科，确定其研究方向，摸索“学科特区”机制［4］、“知识与能力结合、理论与实践并重、理工与人文交融”的人才培养模式，鼓励学科专业之间的竞争、协同、交叉、融合，打通老旧理科、工科与其他专业之间融通的经络，才能够贯通民族院校老旧专业之间的“静脉”和“动脉”，促进老旧专业的更新、改造、转型、升级，从而使学科专业建设达到“内部装修”的目的。
1.2.5 统计学分析 所有资料均采用SPSS 13.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显著性。
民族院校破除老旧专业堆积、学科胡同窄化、卓越人才培养滞后等壁垒，坚持调整库存，积极推动传统老旧专业的转型升级迫在眉睫。当前，民族院校应该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与“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全过程育人”导向为引领，探索符合新时代高等工科教育规律和要求的人才培养模式，以国家特色专业建设、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特色专业建设、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建设、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为驱动，加速推进“新工科”的发展，积极与时代需求、国家需求、产业需求、市场需求、地方需求衔接，采取“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多元协同”的融合机制，精准对接区域新旧动能转换，以此促进民族院校“理工”“工工”的结合与“工医”“工农”“工文”的交叉，不断加速拓展、调整老旧传统理工类专业的转型升级和内涵建设。
科技与法律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二者之间关系密切。理论上，法律对科技具有规范、促进和保障的作用，而科技反过来也对法律具有促进作用。当然，科技的两面性决定了其一方面对法律具有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也给法律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从现实来看，我国科技立法以及科技领域的规范存在较多的问题，因而要实现科技与法律之间的良性互动需要各方共同努力。
（二）发展“新工科”是开发新兴学科专业的助推器
我国开设工科专业的院校所占比例达到普通高校总数的90%，地方本科院校（含民办院校）所占比例为全国普通高校总数的90.8%［4］。截至2018年4月，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新设工科本科专业22种［5］，累计布点1954个，其中民族院校拥有7种专业28个布点（2010年后新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工科本科专业全国布点及民族院校布点，见表2），折射出民族院校在对接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缺乏活力。另外，教育部2010年启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以来，民族院校的参与度并不乐观，仅有6所民族院校成立卓越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改革试点项目或者基地建设项目。为了对接国家对新工科教育的发展意志和《华盛顿协议》国际标准，民族院校应该瞄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制造强国目标以及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态势，大力推进培养“大国工匠”和工科高端新人才的重要举措，须从未来发展、交叉融合、工程师地位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审视，积极挖掘、开发、推进高精尖的新工科专业建设，构建理论与实践螺旋对接、实践能力不断线的“新工科”人才培养体系。
表2 2010年后新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工科本科专业全国布点及民族院校布点（单位：个）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国际工程科技大会上指出，我们将加强工程科技人才培养，把国际交流合作作为聚集一流学者的重要平台，联合培养拔尖创新型工程科技人才。这表明“新工科”人才的培养已经被提升到国家意志的高度，开发以新兴学科专业建设为牵导的“新工科”发展已经成为新时代改变世界的重要驱动力之一。专业建设是高校内涵式发展的重要主题，也是“新工科”新结构的主要内容，我们要敢于直面“学科陷阱”“专业堆积”“路径依赖”等问题，勇于促进“理工”“工工”“工医”“工农”“工文”“工管”多学科交叉与深度融合，特别是围绕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智能制造、机器人、区块链、微电子、网络空间安全、虚拟现实十个方向为主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协同育人，培养具有跨学科、跨产业、跨界别整合能力的复合型“新工科”人才［6］。民族院校要加快推进“人才强校”策略和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对接机制，着眼于互联网革命、新技术发展、制造业升级等时代需求，极力储备人工智能、纳米技术、智能装备、新能源、大数据技术、基因技术、空间科学等方面的人才和协同创新的成果，坚持“科研反哺教育”理念和新兴工科专业动态机制，在新经济的催生下因地制宜开发高质量的“新工科”专业，促进具有跨界特征的新兴学科专业的振兴。
二、民族院校应用型转型“外延绣花”急切需要“新工科”建设
近几年，湖北民族学院推进多项卓越人才培养和多方“协同育人”的培养机制，实施“校企协同”计划之后，提出基于“工程实现”理念的培养新模式，成功构建了TPP校企双向对接的培养体系。
（一）发展“新工科”是内外开放办学的传导器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国家“双一流”建设开始实施后，民族院校不能守株待兔，亦不能坐井观天，而应该以更宽阔的视野和更高的战略格局加快推进既适合自身情况又能够对接“双一流”建设的开放办学模式。“新工科”建设是更高层次的开放式工程教育，它的发展必将突破掣肘，打造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两个大维度框架的同时，构建校内衍生、校外拓展、内外兼容三个小维度体系。对内应秉承“兴学强国”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责任和使命，必须坚持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国民经济主战场，形成专业嵌入产业链、产业哺育新工科专业群的格局；对外瞄准“一带一路”，构建覆盖办学活动全维度的国际化办学生态，在《华盛顿协议》框架下与国际衔接，吸收、整合优质的国际高等工程教育资源，加强国际工程科技合作，以“新工科”国际合作办学途径提升学校全球竞争力和声誉，进而构筑学校开放办学战略体系，促进构建以内涵建设为核心的应用型转型外延发展框架。
民族院校推进开放办学，就要以“新工科观”为引领，坚持国内与国际兼收并蓄，探索工科教育的内部造血、区域整合、跨界融合机制，在“新工科”专业办学渠道上凝练内外传导的形态。在学校范围内，民族院校需要科学的顶层设计和精准的谋划部署，推倒工科学科专业的围墙，推进局部协同育人策略，搭建为“新工科”造血的新工厂；在区域范围内，民族院校用工科教育的开放战略打开校际、校地、校企、校政之间的多向通道，以“新工科”合作模式激活区域产业发展的新形态；在国际上，民族院校用国际化视野推动专业交流与学科互动模式，吸纳国际工科教育办学理念和成功经验，开创“新工科”跨界融合的新天地。
（二）发展“新工科”是行业学院建设的新引擎
介入职业教育基因是学科专业应用型转型的助推剂，“与职业院校合作是学科专业应用型转型的纽带”［8］，也是民族院校建设相关行业学院的重要依据。新兴行业学院建设是破除办学同质化、解开发展思路困惑、解决理工科学科专业结构单一等弊端的重要途径。民族院校想要完成行业特色学院建设，实现内涵发展、领跑发展、创新发展，便需以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为引领，以“新工科”建设发展为动力，以聚焦方向、服务需求、注重创新为发力点，借鉴国内大学行业学院的发展历程和成功经验，“立新工科理念根子，定新工科主题调子、搭新工科体系架子、探新工科发展路子、亮新工科创新牌子”，紧紧抓住信息技术变革带来的历史性机遇，极力挖掘智能时代、大数据时代蕴含的潜在能量和需求，建设一批应用型、创新型、区域化、国际化、多元化、高质量的人工智能学院、大数据学院、数字媒体学院或者数字艺术创意学院等新兴行业学院，培养具有双创意识、大数据理念、数字化思维和跨界整合能力的“新工科”人才，为实现民族高等教育质量的“变轨超车”提供强劲动力。
大部分民族院校坐落于民族地区，民族地区支柱产业又具有地域性、民族性、多样性，民族院校应该在融合学科优势、地方产业优势、“新工科”发展需求方面有所建树。国内其他民族院校可以借鉴全国率先探索行业学院建设的“常熟理工学院模式”。常熟理工学院瞄准地方新兴产业，在课程建设中引入行业标准，主动对接长三角区域内光伏科技、服务外包、电梯和汽车制造等新兴产业优势和核心产业群，致力打造阿特斯光伏科技学院、国际服务工程学院、康力电梯学院、汽车工程学院以及沙家浜行政管理学院、旅游学院等行业学院，谱写了常熟理工学院应用型转型的华丽篇章。常熟理工学院的成功案例告诉我们，民族院校以责任驱动、价值驱动、内涵驱动、愿景驱动为内容的四个驱动模式为推力，发展以“新工科”为牵引的行业学院，的确是一个应用型转型的突破口。
曼飞龙塔属金刚宝座式塔群。塔座为圆形，基座高3.9米，直径14.25米，中心主塔高16.29米，四方四维砌出八角，内含8个佛龛，龛作圆券门，内供佛像，佛龛上有莲花形装饰。佛龛后都各建有一座8.1米高的小塔，共计8座。
三、民族院校协同育人“内外融通”急迫需要“新工科”建设
The typ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in and out of a single sensor can be expressed with the transfer function below,
“新工科”建设主动应对新一轮产业变革与科技革命的战略部署，以新技术、新思路、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新轨迹为特征的新经济召唤“新工科”，国家一系列重大战略深入实施召唤“新工科”，产业转型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召唤“新工科”，提升国家硬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召唤“新工科”。
呼和浩特民族学院与中软国际建立了校企产学合作协同育人的关系，依托该校的“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在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人才培养、动态建设、实验平台建设、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研究等方面形成了全方位、全过程的深度合作伙伴关系。
“新工科”建设是重塑人才培养质量观、重构人才知识体系的一项系统工程，主要以“培养多元化、创新型卓越工程人才，为未来提供智力和人才支撑”为建设目标。开展“新工科”建设既是民族院校打好提升质量、推进公平、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攻坚战的重要举措，又是民族院校以多主体协同育人为发力点的新兴学科专业的内外双向融通的立交桥，也是共建、共管、共育高校端、校企之间、企业端三级人才培养体系的催化剂。近年来，结合中国科学院、教育部在2012年联合制定《科教结合协同育人行动计划》的成功经验，教育部牵头实施相关企业支持的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并且设立了若干个“新工科建设专题”子项目（2018年获批首批“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的民族院校名称及立项数量，见表3），民族院校共获立项16个，得到了政策性支持。与此同时，“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围绕工程教育改革的新理念、新结构、新模式、新质量、新体系，开展研究和实践工作，也为促进协同育人和“新工科”建设的多元并进与相互渗透，尤其是对民族院校的“新工科”建设与实践送来一场及时雨。
（一）发展“新工科”是推进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重要形式
协同育人策略能够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衔接和完美叠加，“新工科”建设是跨学科协同探索工程，发展“新工科”是民族院校产教融合、校地共振、协同育人“内外融通”的关键渠道。
产教融合发展要以市场导向，以创新需求为驱动，学校、企业、培训机构（或者专业镇、行业协会、产业基地）均是产教融合多元化生态和“上下贯通、左右融通、内外互通”格局的共建者，各方携手推进教学融合、师资融合、教管融合、场景融合和责权融合，必然会打出协同育人的“组合拳”。其中，民族院校工科专业建设不再仅仅扮演一站式人才教育供应商的角色，转而发挥一站式人才输送提供商的功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卓越拔尖人才培养、“新工科”建设、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高水平本科教育建设等议题，已经成为我国近段时间内高等教育发展的主线，“新工科”发展需要在更开放、更广阔的平台上相互激励，相互弥补，实现协同创新、共赢共荣。
表3 2018年获批首批“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的民族院校名称及立项数量
高校应用型转型既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支撑，又是高等教育核心价值的重构，也是高等教育体系的重构和治理方式的重要转变［7］。民族院校应用型转型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通过思想观念转型、办学定位转型、学科专业转型、培养模式转型、课程体系转型来实现。这些因素相互制约、相互渗透，而学科专业转型是整个应用型转型的主轴。对于民族院校学科专业应用型转型而言，“人才方阵”战略是推进学科专业群应用型转型的制高点，“专业集群”规划是推动专业群应用型转型的切入点，“学科共舞”渠道是促使学科应用型转型的凝聚点，“职业教育”模式是促进学科专业应用型转型的发力点［8］。在民族院校转型发展过程中，推进专业集群建设和学科共舞模式，借助对外开放办学和行业学院建设等措施发展“新工科”，是对外开放办学和行业学院建设的外延发展和推出成果求发展的主要路径。
在“新工科”背景下，工程教育的发展具有跨界渗透性，高校若以单个主体的教育模式培养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会出现诸多弊端。民族院校在工程教育合作办学方面缺少创新意识、合作平台、合作机制，无法形成“新工科”教育的高质量闭环式教育体系。就目前“新工科”专业建设而言，在新兴工程人才培养方面弱化了供需错位和服务能力，导致校企合作周旋在表面上，并未缩短心理距离和空间距离，校企协同技术创新和协同育人都难以达成。为了推进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和产教融合，国务院先后出台《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等指导性文件，引导高校深化创新发展、产教融合、产学合作、协同育人，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东莞理工学院坚持需求导向，主动融入广深科技创新走廊、珠三角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瞄准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及新材料等区域产业集群布局，推进与龙头骨干企业及专业镇、行业协会、产业基地之间的三方合作模式，扎实推进产教融合、协同育人，以智能制造产业链为驱动优化专业结构，新增网络安全、机器人、智能控制等十四个专业，改造九个传统工科专业，促进多学科交叉渗透融合的“新工科”专业建设，着力培养知行合一的实干型人才，铺平了毕业生实践能力与企业需求之间的“最后一公里”。
根据要求及现场情况，经过上人梯架体整体性验算，立杆底座和地基承载力计算，连墙件计算等验算，搭设方案满足要求。
“东莞理工学院模式”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成功案例。民族院校实现协同育人“内外融通”，就要在三方合作产教深度融合多边共赢机制下创建紧密对接行业企业的“新工科”人才培养体系，创建“新工科”人才培养供给侧与行业企业需求适应的专业综合改革模式，推进“新工科”发展与协同育人之间的无缝对接和有机渗透。
在美国，美国学作为一个学科概念的出现晚于一般意义上的美国研究。张涛（2004：29）认为，“20世纪初期之前的美国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研究者分散的学术行为的话，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美国研究则有意识地将自己的研究系统化、规范化和集中化。因此而产生的现代美国研究促成了美国学运动的出现”。美国学运动正是美国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开始，它意味着特定时期开始的美国研究出现了。从现代学科意义上说，美国学是一个与中文语境下的美国研究完全不同的概念，美国学概念可以更好地阐释它的学科价值和特征，倡导这一概念也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美国研究。
（二）发展“新工科”是推进校地“同频共振”的重要靶向
“民族院校是民族地区区域智慧的心脏，区域经济发展的映射，区域文化发展的窗口。”［8］在二十一所本科层次民族院校中，除去六所部属院校，其余十五所均为地方政府主办的高校，这十五所本科层次民族院校需要通过与地方之间的互动融合、合作共赢，构建校地“同频共振”和“内外融通”叠加效应，提升自身内涵发展的契合度、依存度、贡献度、满意度、美誉度。地方高校传统工科教育模式无法适应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的发展要求，新经济呼唤地方高校实施以“新工科”为愿景的工程教育变革［9］。
“新工科”既是民族地区新工业、新经济发展的水源地，又是民族院校提炼学科专业内功的催化剂，也是民族院校与所处地区之间交融互惠的加速器。民族院校修炼内功，增强内涵发展，就要狠抓专业建设。“新工科”能够引领民族院校理工教育改革的主方向，民族院校只有以“新工科”发展理念和区域新经济推进战略为指向，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企业新技术创新道路上实现良性互动和协同创新，瞄准区域支柱产业发展需求，寻找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点”，参照学科与区域经济产业结构的依赖度，才能成为推进民族地区“新工科”当之无愧的主力军，在“点、线、面、体”上与地方政府构建稳固而多维度的伙伴关系。民族院校与地方政府巩固相互之间的“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建设、合作发展”的协同关系，把发展“新工科”逐步转换为“公共资源”，形成校地全方位参与的“新工科”建设模式，能够对区域经济发展和主导产业转型升级发挥支撑作用，进而带动应用型学科专业建设的层次和质量。
工程教育与产业发展联系紧密、相互支撑，新产业的发展依靠工程教育提供人才支撑［10］。我们的理想是：地方产业随高水平大学“升级”，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创新驱动发展在“新工科”建设上形成校地双向输血格局，地方政府为“新工科”营造人才磁场和特色兴校环境。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以国务院下达的《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教育部、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以及教育部出台的《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推进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Pv6）规模部署行动计划》为政策引领，引导并扶持民族院校推动“双一流”和“新工科”融合健康发展，为实现民族院校成为区域乃至国内一流大学发挥决定性的支撑作用。
“新工科”建设既是民族院校在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以及改变供给侧结构性调整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也是当前解决民族地区工程技术人才创新能力培养问题的有效途径。民族院校学科专业的“内部装修”、应用型转型的“外延绣花”、协同育人的“内外融通”均需要“新工科”及其新理念、新结构、新模式、新质量、新体系的鼎力支持。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提出，教育结构决定教育功能，教育功能决定教育标准，教育标准决定教育质量，教育质量决定核心竞争力。“新工科”建设就要以“新工科”教育理念为牵引，旨在打造对标国际标准、跨界交叉融合的工科教育的新结构和新格局，最终决定工科教育的质量和核心竞争力。
“新工科”建设不仅能够聚焦于技术范式、科学范式、工程范式，也能够孕育民族院校的“新工科”教育范式。民族院校要敢于主动作为，汇聚力量，抓机遇、强内涵、提质量、创品牌、出特色，“提升办学质量和促进内涵发展”［11］，尽早进入工科教育改革“特区”的朋友圈，为民族院校学科专业内涵式发展开辟崭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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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Paths for Disciplines and Specialties of Ethnic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Horizon of“Emerging Engineering”
Eerdun Buhe1，DAIZheng-yuan2，Qiqige3
（1.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Hohho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Hohhot 010051，China；2.Business School，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for Finance and Economics，Hohhot010070，China；3.Department of Educations，Hohho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Hohhot 010051，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we were analyzed the paths for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of ethnic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cluding“interior fittings”for the disciplines and specialties，“epitaxial embroiders”for the applica-tion-oriented transition and“accommodation between internal with external”for th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s under the horizon of“emerging engineering”.And we were expounded the significant functions of developing“emerging engineering”for transition and upgrade of old specialties，exploitation for new branch of disciplines and specialties，open educations，construction of industrial schools，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and same frequency vibration of universities and local regions.We were presented some reference significance suggestions for the path selection of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for disciplines and specialties of ethnic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tentatively.
Key words： Emerging engineering；Ethnic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Disciplines and specialties；Connotative development；Collaborative educations
［中图分类号］ G75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4336（2019）03-0046-08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民族教育发展中心全国民族教育研究合作课题“民族院校应用型学科专业群建设理论探索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MJZXHZ15004）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额尔敦布和，呼和浩特民族学院数学系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民族高等教育；代征远，内蒙古财经大学商务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其其格，呼和浩特民族学院教育系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民族教育研究。
［责任编辑 高 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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