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事功思想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孟子论文,事功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期以来，人们多将“事功”与“功利”混为一谈，以为“事功之学”就是“功利之学”，并由此推出孟子是一个反事功论者。其实不然，孟子具有强烈的事功意识，可以说是一个事功论者。即使将孟子视为反功利论者也不确切，因为孟子并不反对功利，只不过他强调要由仁义以达功利之目的。正因为孟子颇有英雄气概，好事功，所以后来遭到反功利论者的批评，但对功利学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事功之学”与“功利之学”的异同
在揭示孟子是事功论者还是反事功论者之前，我们有必要搞清“事功”与“功利”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按照通行的解释，“事功”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作事的功劳；二是指事业、功绩。所谓“事功之学”，是讲如何建功立业、施展抱负、实现理想。“功利”亦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功名利欲；二是指功效利益。所谓“功利之学”，是讲如何满足利欲，建立功名，体现功效。相比之下，“功利”的内容比“事功”广，它不仅包括“事功”，还可指追求利欲，讲求功效。因此，“功利之学”包含了“事功之学”，又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事功之学”。“事功之学”表达了事功主体有着强烈的功名意识和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以至于给反事功论者以“好事功”、“专事功”的感觉。“功利之学”表达了功利主体讲求利益、注重实效的务实精神和要求事功的强烈愿望，以至于给反功利论者以“专是功利”、“利欲心重”的感觉。我们说李觏是功利论者，是因为他主张“人非利不生”，“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注：《杂文·原文》。）。若说他仅是事功论者就不大妥当。我们说叶适既是事功论者又是功利论者，因为他既主张“立志不存于忧世，虽仁无益”（注：《叶适集·赠薛子长》。），又主张“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注：《习学记言》卷二十三。）我们说颜元是功利论者，是因为他主张“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注：《四书正误》卷一。）这些功利论者都承认利欲的合理性，都注重实际效果，反对不求功效而空谈道义。他们的功利思想主要是针对董仲舒以来的反功利论者所提出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偏动机论而发的。
功利论者也时有对孟子的“何必曰利”之论提出批评，但不能由此推出孟子是反功利的。孟子反对的是“利国”、“利己”的私利，提倡的是“惠民”、“利天下”的公利。说孟子是反事功论者更不确切，孟子的思想充满着事功精神，且有自己的事功目标和事功方法。
二、孟子的事功思想
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既是天下大乱、列强争雄的时代，又是呼唤英雄、造就英雄的时代。各大国的统治者所致力的事功，是希望能称霸诸侯或统一天下，小国希望能在各国兼并战争中保全自己。各国的学者所致力的事功，在于游说诸侯，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可以说当时的学者无不具有事功意识，只不过在事功目标和手段上存在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说，孟子无疑是一个事功论者。孟子的事功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学术事功。
孟子的学术事功，表现为辟杨墨，卫孔道，正人心。儒家极力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然而在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人心不古，天下大乱。在孟子看来，春秋时期，世衰道微，邪说流行，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有惧于此，故作《春秋》，以寓王法。至战国时期，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朱为我，不复顾君；墨翟兼爱，不分亲疏。这与儒家所提倡的人伦道德关系背道而驰。故孟子指责“杨墨之道”是无父无君，“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注：《孟子·滕文公下》。）。若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以邪说诬民，就会妨害仁义，导致“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严重后果。杨墨之道，“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注：《孟子·滕文公下》。）。有惧于此，孟子自觉担负起了“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的使命，以使“邪说者不得作”（注：《孟子·滕文公下》。）。孟子特别强调“距杨墨”的重要性，认为“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他甚至把自己的批判使命与禹、周公和孔子“三圣”的事功相比拟，指出“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注：《孟子·滕文公下》。）。
孟子“卫道辟邪”的学术事功，深得正统儒家的赞同。韩愈认为，“杨墨行，正道废。……孟子虽贤圣，不得位，空言无施，虽切何补？然赖其言，而今学者尚知崇孔氏，崇仁义，贵王贱霸而已。……向无孟子，则皆服左衽而言侏离矣。”故他非常推尊孟子，称其“功不在禹下”（注：《与孟尚书书》。）。二程指出：“孟子者，禹稷之事功也。昔者禹以其身拯天下之溺，而孟轲以其道拯人心之溺，其事虽异，其于救世则同”（注：引自张伯行：《学统》卷五。）。孟子的学术事功，在当时表现为卫孔道、辟异端、正人心，而对于后世来说，使儒家道统得以传承下去。故后儒对他在承继儒家道统方面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第二，人格事功。
孟子的人格事功，表现为通过济世救民，树立功名，实现圣贤人格。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他认为，人皆有善端，圣人与我同类，扩而充之，则可以成圣成贤。尧舜虽为圣人，但“尧舜之道”亦不过是人皆可行的“仁义孝悌”而已。一个人只要以尧舜的言行为榜样，孜孜为善，奋发有为，同样可以成为圣人。故他说：“人皆可以为尧舜”（注：《孟子·告子下》。）。
孟子把成圣成贤与行道救民的事功联系在一起，主张人在通达得志的时候，应该兼善天下，泽加于民。行道救民是一项迫切的任务，应像禹稷一样，急民之所急，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他说：“禹思天下有溺者犹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犹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注：《孟子·离娄下》。）。他很欣赏伊尹的事功精神。伊尹乐“尧舜之道”，欲使其君为“尧舜之君”，其民为“尧舜之民”，指出“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也，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注：《孟子·万章上》。）孟子赞叹说：“（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注：《孟子·万章上》。）。孟子把伊尹说成是“圣之任者”（注：《孟子·万章下》。）。孟子也希望自己和古代圣贤一样，能为当权者所重用，以施展自己的抱负。根据他自己的推测：“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那么由周而来，已过去了七百余年，按理据时，该有命世之臣出现了。由此他自信地说：“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也？”（注：《孟子·公孙丑下》。）而要行道济世，平治天下，就必须选择当官这条路。孟子把士之出仕比作农夫之耕田，把士之失位比作诸侯之失国家，并以“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和公明仪言“古之人三月无君则吊”（注：《孟子·滕文公下》。）为例，说明当官对于事功的重要性。但孟子主张出仕必须合乎道义，若不合道义，禄以天下而不为。当官的目的在于行道救世，而不是贪图富贵。他说：“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注：《孟子·万章下》。）。也就是说，既然自己所信仰的“道”不能被统治者所采纳，却继续留任，这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当孟子辞去齐国卿位时，淳于髡对他说：“先名实者为人也，后名实者自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实未加于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则认为，这样做正是“仁”的表现。（注：《孟子·告子下》。）
孟子主张一个人只有经受艰苦的磨炼，才能成圣成贤。舜耕历山，三十登庸；傅说筑墙，武丁举之；胶鬲贩鱼盐，文王举之；管仲为囚犯，齐桓公相之；孙叔敖隐处海滨，楚庄王举为令尹；百里奚为人所执，秦穆公赎为大夫。故孟子得出结论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注：《孟子·告子下》。）。
要实现理想人格，不仅要磨炼意志，还要有献身精神。孟子说：“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注：《孟子·滕文公下》。）。在生与义的两难选择中，应该舍生取义，以身殉道。
第三，政治事功。
孟子的政治事功，表现为施行仁政，以德服人，建立王道政治。
孟子分别以三代圣王的政治为原型，将政治上的事功分为两种境界：王道和霸道。他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注：《孟子·公孙丑上》。）。孟子的这段话，实际上将王道与霸道作了四点区分：一是建立的基础不同。王道政治的创始阶段范围是非常小的，汤为七十里，文王为百里；霸道政治的创始阶段范围非常大，它是一个地广民众的诸侯国。二是实现的手段不同。王道是统治者通过“以德行仁”实现的，即以德服人；霸道是统治者通过“以力假仁”实现的，即以力服人。三是百姓的拥护度不同。百姓对王道政治下的统治者心悦诚服，衷心拥护；而对霸道政治下的统治者迫于威力而不得不服从，但内心不服。四是最终的结果不同。实行王道的统治者最终称王天下，拥有天下；实行霸道的统治者只能以强国的姿态称霸诸侯，但不能拥有天下。
孟子主张以“仁义”治国，反对以“利”治国。他不同意梁惠王“何以利吾国”的说法，认为这样会导致君臣上下“交征利而国危”，故他指出“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注：《孟子·梁惠王上》。）。他也不赞成宋
以“利”说秦楚交战双方罢兵，认为这会使双方皆因“悦于利”才罢兵，从而引起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导致亡国。不如以“仁义”说服秦王和楚王，使双方皆“悦于仁义”而罢兵，使君臣父子兄弟皆“去利怀仁义以相接”，这样做一定能称王天下。（注：《孟子·告子下》。）因此，以“利”治国，最终会导致国家危亡，以“仁义”治国，最终会赢得天下。以“仁义”治国，表面看来，是重义轻利，但实际上所追求的是“利民”、“王天下”之大功利。在孟子看来，“仁义”必须通过“保民”和“富民”表现出来。要实行仁政，就必须采取富民政策，制民恒产，使百姓生活“不饥不寒”，“养生丧死无憾”。这是“王道之始”（注：《孟子·梁惠王上》。）。“保民”、“富民”，既是仁义之举，又是功利之表现。
如何实现“王天下”的大事功呢？孟子提出了两种方法：一是统治者施行仁政，以吸引邻国和天下之民前来归附。孟子对此提出了以下构想：“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如此，则无敌于天下。无敌于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注：《孟子·公孙丑上》。）。他用这一设想劝说梁惠王，希望梁惠王“发政施仁”（注：《孟子·梁惠王上》。），使天下归顺。二是通过征伐，铲除暴君，拯救斯民进而赢得天下。孟子认为，汤和武王就是以征伐而赢得民心，获取天下的。汤征伐自残暴的葛君始，出征十一次，战无不胜。东面征伐西夷怨，南面征伐北狄怨，都说“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雨。所到之处，生意照常营业，农民照旧芸田，除暴君，吊其民，如时雨降临，民心大悦。武王东征，安定男男女女。人们用筐子盛玄黄之币，来迎接武王的到来。官员们盛玄黄之币以迎接武王的官员，百姓箪食壶浆以迎接武王的士兵。所到之处，除暴安良，天下归顺。孟子时，齐伐燕，齐王问孟子夺取燕国可否。孟子回答说：“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注：《孟子·梁惠王下》。）。在孟子看来，燕虐其民，理当征伐，但只能由顺应民心的“天吏”去征伐。而齐王自己不能行仁政，却贸然征伐，从而引起诸侯国的不满。此是“动天下之兵”。故他劝齐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则犹可及止也”（注：《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把“强国”、“利国”之事功视为微不足道，只有“王天下”的事功才是最高的事功，他之所以看不起管仲，是因为管仲之功只在辅君称霸，像齐国这样一个地广民众的大国，称霸诸侯易如反掌。而孟子所追求的功业是佐君王天下。他当时特别看重齐国，认为齐国有实现王道的基础，对于齐国来说，“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注：《孟子·公孙丑上》。）。为此，他不远千里来见齐王，却因不遇而被迫离去。他在离开齐国时，仍对齐王抱有一线希望。他说：“予虽然，岂舍王哉？王由足用为善。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注：《孟子·公孙丑下》。）。足见孟子的政治事功多么强烈，多么执著！
当然，孟子也有他的功利思想，孟子的功利思想，表现为对“功”（效果）和“利”（利益）的重视。
孟子根据社会分工的观点，指出每一个人都可按照自己对社会的贡献而获取生活必需品。孟子重功效的思想，可以通过他与彭更的一段对话反映出来：（彭更）曰：“梓匠轮舆，其志将以求食也。君子之为道也，其志亦将以求食与？”（孟子）曰：“子何以其志为哉？其有功于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彭更）曰：“食志”。（孟子）曰：“有人于此，毁瓦画墁，其志将以求食也，则子食之乎？”（彭更）曰：“否”。（孟子）曰：“然则子非食志也，食功也。”（注：《孟子·滕文公下》。）彭更认为，读书人不干事，白吃饭是不可以的。孟子则认为，读书人入孝出悌，守先王之道，以教育后代，对社会同样作出了贡献，理当给他饭吃。而且给一个人饭吃，不在于这个人的动机如何，而在于这个人的功绩如何，有功绩才给饭吃，没有功绩就不给他饭吃。这显然是“效果论”的一种表现。
孟子也不笼统地反对“为我”和“利天下”，主张既要执“中”，又要用“权”。他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注：《孟子·尽心上》。）。为我害仁，兼爱害义，执中害时中，皆是举一而废百，故孟子都不赞成。只有“中”而有“权”，“权”而有“中”，才是正道。从“权”的角度来说，“为我”和“利天下”皆有其合理性。
所以，孟子虽有重义轻利的倾向，但不能由此得出孟子是反功利论者。恰恰相反，孟子在一定意义上承认了功利的合理性。
三、孟子事功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反功利论是董仲舒首先提倡的。董仲舒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思想后来为程朱学派所继承。由于孟子既有其一整套的事功思想，又有“何必曰利”的说法，程朱学派对后者非常感兴趣，甚至把它作为其反功利论的重要根据；而对前者则采取批评态度。二程指出：“孟子有功于道，为万世之师，其才雄。只见雄才，便是不及孔子处。人须学颜子，便入圣人气象”（注：《二程遗书》卷五。）；又说：“仲尼无迹，颜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注：《二程遗书》卷五。）；又说：“孟子却宽舒，只是中间有些英气。才有英气，便有圭角。英气甚害事。如颜子便浑厚不同，颜子去圣人，只是毫发之间。孟子大贤，亚圣之次也”（注：《二程遗书》卷十八。）；又说：“人须学颜子。有颜子之德，则孟子之事功自有”（注：《二程遗书》卷十一。）。程朱学派追求的是孔颜乐处及其含而不露的品德。而孟子一任“英气雄才”，好事功，锋芒太露，因而遭到程朱学派的批评。在程朱学派看来，先立道德，后立功业，事功必须合乎道德。而孟子过于强调事功，容易陷入功利论。从程朱学派崇颜贬孟的倾向，也说明了孟子是个事功论者。当然，程朱学派对孟子事功论的批评，从一定意义上说，为了适应现实中反对功利学派的需要。
孟子的事功思想对后世的功利学派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在孟子看来，圣贤同道而异事，异事而同功。南宋功利学家陈亮也说：“古今异宜，圣贤之事，何尽以为法。但有救时之志，除乱之功，则其所为虽不尽合义理，亦不自妨为一世英雄”（注：朱熹：《答陈同甫书》八。）。这一思想显然与孟子除暴救民的事功观是一致的，显示了陈亮的“英气雄才”。孟子主张“自任天下之重”，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说：“天生豪杰，必有所任。……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注：《亭林文集》卷三。）；王夫之提出“以身任天下”（注：《读通鉴论》。）；唐甄说：“身为圣人之徒，志任天下之重”（注：《思愤》）。这些思想也与孟子的事功观念相一致。因此，我们在研究孟子的思想时，不能不注意他的事功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今天，我们研究孟子的事功思想，从理论上来说，是要还孟子思想的本来面目，从现实来说，就是要弘扬孟子的事功精神，树立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积极对社会作贡献。同时要敢于面对困难，勇于战胜困难，实现人生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