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政文献民族语文翻译70年
⊙ 李佳凝
(中国民族语文翻译中心，北京 100080)
[摘 要] 党政文献的民族语文翻译，主要是指马恩列斯等革命导师论著、党和国家领导人论著以及党和政府文件文献的民族语文翻译。本文把我国党政文献民族语文翻译工作的历史分为：方兴未艾的起步期(1949—1956年)、探索前进的发展期(1957—1966年)、集中力量的文革期(1966—1976年)、承前启后的调整期(1978—2000年)、继往开来的新时期(2000年至今)5个时期，对各时期党政文献民族语文翻译工作的时代特征和主要成果进行了梳理，以期对今后的民族语文翻译工作提供参考。
[关键词] 党政文献；民族语文翻译；70年
前言
党政文献的民族语文翻译，主要是指马恩列斯等革命导师论著、党和国家领导人论著以及党和政府文件文献的民族语文翻译。党政文献的民族语文翻译机构，中央层面上，有国家级专业民族语文翻译机构——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北京民族出版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涉及民族语文翻译工作。地方层面上，部分民族自治地方的省区、州盟、县旗党政部门设有民族语文翻译机构，还有一些具有民族语文编译职责的新闻媒体单位等。他们承担或者负责组织完成党政文献的民族语文翻译工作，为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干部群众宣传党政思想，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作出了巨大贡献。
本文把党政文献民族语文翻译的历史分为：方兴未艾的起步期(1949—1956年)、探索前进的发展期(1957—1966年)、集中力量的文革期(1966—1976年)、承前启后的调整期(1978—2000年)、继往开来的新时期(2000年至今)5个时期，对各时期党政文献翻译工作的时代特征和主要成果进行了梳理，以期对我国今后的民族语文翻译工作提供一些参考。
一、方兴未艾的起步期(1949—1956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中央和各级政府即着手制定完整的民族政策体系。20世纪50年代初是党政文献民族语文翻译的起步期。鉴于民族工作的重要性，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就支持并创建了少数民族出版机构和翻译机构；民族语文翻译工作开始进入国家的重要会议；出版了重要政治文件及文献的少数民族文字单行本和马恩列斯、我国老一辈革命家、党和国家领导人著作的少数民族文字单行本。这些都为帮助民族地区干部群众更好地了解国家政策和发展方向，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创建少数民族出版机构和翻译机构
少数民族新闻出版机构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理论和传播各民族文化的主要媒介。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十分关心少数民族新闻出版工作。1950年11月24日，李维汉在政务院第六十次政务会议上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多用各民族的文字出版书报和翻译著作”。[1]1951年10月23日，周恩来在《民族关系》的讲话中提出：“要有计划有重点地建立和发展有关少数民族的新闻事业和出版事业”。[2]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各地区开始组建专门的少数民族新闻出版机构。1951年到1953年间，新疆人民出版社、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广西人民出版社、民族出版社相继成立。这一时期，民族文报纸和杂志也陆续创办起来。如1949年，《新疆日报》开始用汉、维吾尔、哈萨克、蒙古4种民族文字出版；1951年，第一份藏文报纸《青海藏文报》创刊；1955年，《民族画报》以汉、蒙古、藏、维吾尔、朝鲜、哈萨克6种文字创刊出版。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给予了民族文字图书出版经费补贴，民族图书、杂志和报纸的数量显著增长。据统计，仅1955年，我国用民族文字出版的报纸就有21种，杂志32种，书籍1011种，共734.3万册。[3]72
1）温湿度、氧气传感器的通信方式为单线通信，分时完成要求时间足够精确，准确读写时序，以免影响测量结果。通信操作协议初始化发复位脉冲。发送存储器操作命令处理数据，CO2传感器为I2C通信协议。图7为CO2传感器的流程。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被迫休会。“文化大革命”后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1975年召开了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这也是本届人民代表大会唯一的一次会议，大会的主要文件由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等5个民族语言翻译专家组成的大会民族语文翻译组翻译。会议结束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文件》及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文版出版。[9]
(二)国家重要文件文献翻译工作拉开序幕
1949年10月22日，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在成立大会上提出，用各民族文字翻译政治协商会议三大文件，由此拉开了新中国党政文献民族语文翻译的序幕。[5]801950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及有关重要政策文献的民文版(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5种民族文字)由中央民委参事室翻译出版，这可以看作是新中国民族翻译出版工作的开端。1953年，全国工会代表大会、中国民主青年联合会、中国佛教协会、全国工商联等有关会议的民族语文翻译以及会议主要文件的民文版出版工作正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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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9月，鉴于民族语文翻译对民族工作的重要性，全国两会上第一次设立了民族语文翻译组。这届全国两会民族语文翻译组主要由来自全国各民族地区的专家组成，会议结束后他们还翻译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5个组织法、《政府工作报告》等重要文件的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5种民族文字单行本。从此，在党和国家的重要会议中，民族语文翻译工作成为了必不可少的一项政治任务。
DBT对非致密型腺体的检查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阴性预测值与FFDM相比，差异不显著（P＞0.05）；对于致密型腺体良恶性的判断，DBT特异性较FFDM高，比较差异显著（P＜0.05），但敏感性、阳性/阴性预测值相比，两者差异均不显著（P＞0.05）。见表3。
(三)党政著作以单行本的翻译出版为主
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版的马恩列斯著作民文版，大部分是根据汉文版翻译而成，但也有一少部分是根据进口的外文版进行转写校订后出版。例如，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出版的马列著作蒙古文版均为再版蒙古国的传统蒙古文版，或转写蒙古国出版的基里尔蒙古文[6]；20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出版的马恩列斯著作维吾尔文版中，一部分转写出版原苏联维吾尔文版。[5]81另外，还出版了斯大林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列宁主义问题》(上)、恩格斯著《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列宁著《社会民主党在社会革命中的两个策略》等的蒙古文单行本和《列宁斯大林关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理论》的维吾尔文单行本。
这一时期翻译出版了大量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革命家著作的民族文字单行本。毛泽东同志的有《论人民民主专政》维吾尔文版和藏文版、《新民主主义论》维吾尔文版、《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朝鲜文版等。周恩来著作的民文版大多为报告单行本和讲话单行本。如，《政府工作报告》《政治报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等。20世纪50年代初，还翻译出版了刘少奇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著《关于粮食的统购统销问题》等著作的民文版。董必武、陈毅、叶剑英、贺龙、李先念等我国著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讲话、报告以及著作也翻译出版了民文版。
1989年11月，中央民族语文翻译局更名为中央民族语文翻译中心。1991年，中央民族语文翻译中心再次更名为中国民族语文翻译中心。1991年1月，根据人民出版社修订出版的汉文版《毛泽东选集》(第1-4卷)，民族出版社和中国民族语文翻译中心组织翻译专家对民族出版社在1965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版进行了集体审定，并于1992年8月全部出版。至1998年9月，我国陆续组织翻译出版了彝、壮文版。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其著作在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之后大量出版发行。20世纪80年代，主要以邓小平重要讲话、谈话、报告单篇本的翻译出版为主，也翻译发行了少量民文版汇编本和文选等。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工作重点放到了《邓小平文选》的翻译出版上。至1998年10月，《邓小平文选》(1-3卷)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彝、壮文版全部翻译出版。其中维吾尔文版的印数在10万册以上，创下了新时期维吾尔文版文献印数的最高纪录。[5]83八九十年代，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董必武等党中央重要革命家和领导人的选集、文选的民文版也相继翻译出版，并发行到各民族地区。
二、探索前进的发展期(1957—1966年)
“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我国经历了“反右派斗争”“大跃进运动”“精简机构”等特殊时期，民族语文翻译工作在探索中前进。根据中央精简机构的精神，国家对翻译出版机构进行了调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语文翻译局与民族出版社合并后，翻译出版了数量庞大的党政书籍与文献，向各民族地区的干部群众宣传和推广了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介绍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方面的先进经验，促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民族地区进一步扎根实践。这一时期，《毛泽东选集》的民族语文翻译是党政文献民族语文翻译工作中的重要大事，民族出版社完成了《毛泽东选集》(1-4卷)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文版的出版工作，这个版本至今被誉为“少数民族语文翻译的经典”。
(一)国家级翻译与出版机构调整，翻译出版书籍、文献数量庞大
1957年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事务委员会翻译局与民族出版社按文种合署办公。民族出版社开始以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5种民族文字翻译出版中央政府的重要政策法令、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还有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和重要言论、全国性政治运动的学习文件以及宣传我国民族政策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观的图书。同时也翻译出版了阐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和各项政策、爱国主义思想和伟大祖国建设的图书。这一时期，民族出版社发挥了民族语文翻译的重要阵地和桥梁作用，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等先进思想和精髓以及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和策略传播到各民族地区方面起到了先驱作用。
民族出版社1953—1963年10年间，以汉、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壮文7种文字出版的书刊，共2910多种，发行3930多万册。[4]85这些书刊在民族地区被广泛普及和使用，为民族地区提供了肥沃的文化土壤，扩大了党在民族地区的影响力，使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得以顺利地贯彻执行，大大提高了广大少数民族干部和劳动人民的政治觉悟，为进一步巩固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繁荣和发展少数民族的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马克思列宁著作、毛泽东著作民文版的大量翻译出版具有深远的意义，也为以后我国党政文献全集、选集的翻译出版活动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出版
《毛泽东选集》收录了毛泽东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主要、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因此，《毛泽东选集》民文版的翻译出版，成为了党政文献民族语文翻译工作中的一件大事。1951年10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并向全国发行。至1960年9月，《毛泽东选集》第二、三、四卷相继出版发行。为了向各民族地区传播毛泽东思想，让少数民族干部群众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学习和研究毛泽东著作，汉文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后，有关部门随即组织了民文版的翻译出版工作。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根据中央的指示和在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与中央民委的直接领导下，新疆、内蒙、延边等地区成立《毛泽东选集》翻译出版委员会，负责翻译出版《毛泽东选集》维吾尔、哈萨克、蒙古、朝鲜文等民族文字版。
2000年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开始以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等民族文字翻译出版，规模数量庞大。如：江泽民的《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胡锦涛的《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在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纪念周恩来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重要讲话的一系列单行本翻译成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文版，由民族出版社出版。仅胡锦涛同志讲话的民文版就有40余篇。2014年至今，我国相继组织翻译出版了《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之江新语》《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二卷)《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读本》《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伟大胜利》《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等习近平总书记著作及系列讲话的民文版。
文化大革命时期，很多民族工作部门被撤销，不少少数民族干部被迫害，许多翻译工作者也被下放劳动。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除毛泽东著作、毛泽东像的出版、印刷和发行工作外，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及所属单位的其他出版业务基本停顿。1966年8月8日，全国报纸都在头版头条发表《中共中央决定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的新华社消息，把出版和发行毛主席著作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周恩来总理在1971年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党的出版工作，必须坚持把出版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放在首位。[7]100这一时期，民族语文翻译事业的重要力量集中在马恩列斯著作与毛泽东著作的翻译出版，出版发行的作品印有强烈的时代烙印，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农林间作是根据社会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应用生态学原理，将农业和林业两种产业的主要栽培物种有机排列进行间作而组成的一种农林复合模式[1]。农林间作不仅能够减少水土流失，降低风速，改善小气候，提高水分利用率，提高生产力，还能够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2-3]。
1953年至1965年9月，由于没有统一的出版规划，各民族语言文字翻译情况不一，出版时间相差较大，翻译出版的顺序甚至卷集数量也有所不同①，因此，1965年至1968年，在第一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至第四卷即将出齐的时候，民族出版社就开始组织和动员各界力量对其进行修订再版，并将其称之为“第二版”，至今被誉为“少数民族语文翻译的经典”。《毛泽东选集》民文版的翻译出版，掀起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干部群众系统地学习和宣传共产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热潮，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开始翻译出版法律、民族、经济等领域重要文献的民文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民族政策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等。国家重要文件文献的民族语文翻译工作为民族地区干部群众了解新中国大政方针起到了积极作用。
对汾河流域节水灌溉发展水平的准确评价，是正确认识汾河流域节水灌溉发展水平、推动本区域节水灌溉发展的基础，是制定区域节水政策、方案和措施的科学依据。近年来，节水灌溉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已经由最初的定性描述分析或定量数据比较发展到定性与定量相结合[1]，由依靠主要指标构建简单的评价体系发展到利用多指标或多目标构建综合评价体系。
三、集中力量的文革期(1966—1976年)
1964年10月，民族出版社在《毛主席诗词》民文版的翻译过程中遇到困难，还特意呈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审阅批改。郭沫若同志在百忙中就柳亚子《感事呈毛主席一首》的白话译文作了修改并加注。
(一)集中力量翻译马恩列斯著作与毛泽东著作
1966年，毛泽东著作各种专集、汇编本、单篇本共计出版74814.8万册。[7]103“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版的图书总数和期刊种类锐减。1969年全年出版的图书种数，仅占“文革”前1965年出版种数(20143种)的20%。出版的期刊种类只有20种，“文革”前出版的790种期刊大部分均停刊。1969年出版期刊的种数为中国近百年期刊年出版总数的最低数。[7]119据毛泽东著作出版办公室统计，1966年至1970年底，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毛泽东著作，包含8种民文版和36种外文版，共计42.06亿册。[7]128
1970年，毛泽东在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提出“干部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并提出学习马列主义6本书，即《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1971年，马恩列斯著作的印数有较大增长，全年共出版30种，印数1.01亿册，仅《共产党宣言》等6本书的印数就达7949.5万册，占全年马恩列斯著作总印数的78.4%。[7]136马恩列斯著作的民族语文翻译工作也呈逐年上升趋势。1971年《共产党宣言》等13种马恩列斯著作出版了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文版。随后《哥达纲领批判》等26种著作(1972年)、《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21种著作(1973年)、《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42种著作(1974年)、《伟大的创举》等95种著作以及《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61种马恩列斯著作单篇本(1976年)的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文版相继出版。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多次印刷发行《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诗词》《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乙种本)、《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等汇编本的少数民族文版，在民族地区进行了广泛的思想宣传。根据中央民委的指示，从1969年至1972年，民族出版社在第二版的基础上再次对《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进行修订，这一版被称之为“文革版”。蒙、藏、维、哈、朝5种民族文字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也于1977年出版发行，因书中有些提法不符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六中全会精神，于1982年4月10日停售。[8]在其他出版业务基本停顿的大环境下，我国集全国力量翻译出版和发行马恩列斯著作与毛泽东著作，促使民族语文翻译团队迅速成长。这一时期涌现了一批经典著作的民文版，为之后的民族语文翻译事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二)党和国家重要文件文献的翻译出版
1955年12月12日，经周恩来总理批示，我国唯一的国家级民族语文翻译机构——国家民委民族语文翻译局成立，其主要担负以下几个任务：第一、全国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其他全国性重要会议的翻译工作；第二、中央各部门必要的翻译工作；第三、民族工作相关政策法令的翻译工作；第四、经典著作和其他政治书籍的翻译工作。1956年6月27日，文化部通知：关于党和国家的政策文件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报告，其民族文字(当时只包括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文5种民族文字)译本，统一由民族出版社根据人民出版社的汉文版本翻译出版。[4]68少数民族新闻出版机构和翻译机构的建立，贯彻了党的民族语言文字平等政策，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
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国法制建设遭到严重破坏，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才得以恢复正常。因此，法律文献的民族语文翻译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民族宗教文献的翻译出版几乎是空白，党和国家重要文件、文献的翻译出版数量也很少。如：1966年7月至8月，翻译出版了《毛泽东思想万岁：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五周年》的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文版；1968年11月至12月翻译出版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公报》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文版；1969年6月翻译出版了《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文版等。
由“你的”到“你打的”，这不是一般的代词所指的转移，正是正义良知战胜骨肉亲情，其间感情的波澜何等汹涌：愤怒中含有痛心，失望中见坚强、坚韧。
四、承前启后的调整期(1978—2000年)
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工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启新征程，民族语文翻译工作进入新的历史时期。1981年3月14日，国务院转批了《国家民委、国家出版局关于大力加强少数民族文字图书出版工作的报告》，民族出版行业迎来又一个春天。据统计，仅1990年，全国共有用20多种民族文字出版的图书3250余种，印数近3900万册；用17种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的77种报纸，总发行量约为1亿5000万份。[3]105民族语文工作机构得以恢复，民族语文工作者纷纷返回原岗位，民族语文翻译工作也开始循序渐进地进行。1978年11月9日，中央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民族语文翻译局在北京恢复成立，党政文献民族语文翻译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国家重要会议、法律法规、时政文献等的民族语文翻译工作走上正轨，开始注重规模化、系列化，翻译出版了一批党政经典著作。
从最终的施工效果来分析，重锤击实处理之后，路基的承载性能得到了非常大的提升，路基沉降的问题也得到了控制。在该高速公路建设完成投入使用的多年时间内，并未出现路基明显沉降的问题，且路面的平整性非常高，行驶安全性也得到了保证。因为该工程地处于我国的北方地区，存在大量的湿陷性黄土的路基形式，在填筑施工完成之后，要检查排水防护工程是否满足了工程的要求，从而可以确保其施工工程的路基稳定性达到了要求。
(一)民族语文翻译工作走上正轨
1978年11月9日，中央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民族语文翻译局(以下简称中央民族语文翻译局)在北京成立，并设立了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5个翻译室和若干职能部门，主要承担原来由民族出版社承担的马恩列斯著作、毛泽东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党和国家重要文件文献的翻译任务，以及党代会、人大、政协等全国性大会的民族语文翻译任务。这些著作和文献民文版的正式出版仍由民族出版社负责。1983年，中央民族语文翻译局迎来建局5周年，5个文种共翻译发稿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及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计200册，4026.45万字，已出书160册，2737.45万字。经国家民委党组批准，1984年8月，彝语文翻译室在四川省成都市恢复建立，次年6月，壮语文翻译室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正式成立。自此，翻译局少数民族语文翻译室增加到7个。中央民族语文翻译局作为民族语文翻译界的“国家队”，积极开展民族语文翻译活动，并出版一系列经典著作的民文版，使得我国党政文献民族语文翻译水平和质量得到进一步提高，及时将国家重要政策和法律法规传达给各民族地区，让党和政府的声音深入到广大少数民族干部群众之中。
1981年11月起，中央民族语文翻译局组建全国“两会”民族语文翻译组，开始承担全国“两会”的民族语文翻译及同声传译，并延续至今。1982年11月，顺利完成了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民族语文翻译任务，这是中央民族语文翻译局首次承担全国代表大会民族语文翻译工作。此后，中央民族语文翻译局又圆满完成了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至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民族语文翻译服务工作。党和国家历届重大会议的大部分相关文件，都被翻译出版了民文版单行本、汇编本或选编本。如：1982—1983年翻译出版了《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民文版，1984年翻译出版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简编》少数民族文字版。
法律文献的民族语文翻译工作也于1978年重新开始。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民文版正式出版。1985年，中央民族语文翻译局翻译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汇编》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文版，此项工作一直延续到现在。至今中央民族语文翻译局共翻译出版了几十部法律法规的少数民族文版。为了结合全民普法教育，积极推进民族地区的普法进程，一些法制建设相关的重要文献，如《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论社会主义民族与法治》等也被翻译成民文版出版发行。
另外，为了配合国家重大事件，国家及时组织翻译出版了一些时政文献。如：1979年10月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为拨乱反正、恢复被“四人帮”破坏的民族政策，编写《民族政策讲话》一书，并翻译出版了汉、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文版。此书的出版，密切配合了全国范围的民族政策再教育。另外，1989年7月，面对动乱暴乱风波，翻译出版了《坚决拥护党中央决策，坚决平息反革命暴乱》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文版。1997年7月出版的《欢庆香港回归》记载了香港回归举国欢腾的历史盛事。该书的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5种民族文字版也相继出版。有关国家重要事件的时政文献翻译活动，把维护祖国和平统一和全民族团结的国家意志和决心及时传达到每个少数民族干部群众心中，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繁荣，具有重要意义。
(二)党政领导著作翻译注重规模化、系列化
中央民族语文翻译局在成立初期，根据讨论研究和到内蒙古、新疆等民族地区进行的调研结果，决定将所有的马列经典著作汉译本用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和朝鲜5种民族文字进行翻译。由此，奠定了中央民族语文翻译局马恩列斯著作翻译业务的主线，同时满足了少数民族干部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著作民族语文翻译的实际需求。[10]为实践“先译选集，后译全集，先译国内革命领袖人物著作，后译马恩列斯著作”的指导方针，还确立了“1990年之前完成选集的翻译，1990年以后开展全集翻译”的工作计划，并将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辑的国内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著作民文版的翻译出版工作作为首要工作任务。1981年至1990年，我国陆续组织翻译出版了《斯大林选集》《列宁选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马列著作选读》的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5种民族文版。
可见，中国农村宅基地制度作为由历史形成的集体化产物，承载了亿万农民的安居和保障功能，发挥了巨大的制度效应。虽然近年来国家选择部分地区开展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但笔者认为农村宅基地制度变迁的“内卷化”现象愈发明显。从现阶段来看，农村宅基地制度的改革只是对已有制度和有关政策的延续，而在新时代背景下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创新真正需要指向的目标应该是突破城乡二元土地制度构架，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振兴乡村发展，真正实现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笔者认为，现阶段中国农村宅基地制度变迁的“内卷化”突出表现为两个维度的内卷化效应。
以北京城市副中心《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为基础，各镇的有条件建设区与允许建设区的比例代表城市增长与生态考虑下镇区的发展可能拓展空间，即镇区发展弹性系数。规划中，将北京城市副中心各镇的有条件建设区与允许建设区比例进行计算，得出各镇区的现状发展弹性系数。
以上民族语文翻译出版活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国传播和发展的重要成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国的本土化以及共产主义思想在民族地区的传播和普及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其主业为玉米深加工和特钢，投资运动营养、物流、金融、国际贸易等产业，控股西王食品、西王特钢、西王置业三家上市公司和西王集团财务公司，位列2017中国企业500强第416位、中国制造业500强第193位。
五、继往开来的新时期(2000年至今)
新时期我国党政文献的民族语文翻译工作，在总结了过去的翻译内容与翻译经验的基础上，加强了翻译队伍建设，提升了翻译能力和水平，扩大了全球受众群。特别是国家领导人讲话民文版的翻译出版，顺应了时代要求，向国内外传递着新时代的中国声音。为了帮助民族地区的广大干部群众更精准地了解和把握中央精神、更迅速地接触到国家重要政策文件的内容，翻译出版重要文件、文献的同时，还配以读本、教材等辅助类图书。民族出版业凝聚社会各界的智慧和力量，并得到了国家出版基金的支持，出版发行了党政相关的大型系列图书，为不同的阅读人群提供了不同版本的精品书籍。
(一)国家领导人讲话大量翻译出版
1961年9月至1962年1月，我国先后举行了9次“《毛泽东选集》民文版翻译工作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民族文化工作指导委员会、中国文改会、中科院语言研究所、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毛泽东选集》俄文版、英文版、法文版、西班牙文版、日文版翻译组，北大中国语文系、东方语文系、中央民族学院、中央高级党校新疆班、地图出版社、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光明日报社等单位的有关同志，以及《毛泽东选集》民文版(蒙古文、维吾尔文、朝鲜文)各翻译组的同志也出席了会议。[4]85会议涉及内容较广，主要包括翻译原则问题、翻译工作者对两种不同民族语言文字特点的掌握问题、词汇处理问题、语言发展规律的某些问题等几个方面。这些问题的讨论和研究，对提高《毛泽东选集》民文版各翻译组工作人员的思想认识和改进工作方法均有很大帮助。会议还提出了“忠实与群众化相结合”的翻译原则，该原则为之后《毛泽东选集》(1-4卷)民文版的翻译和修订出齐、译文质量的有效提高、原文思想内容的准确表达、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传播，都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
新时期的党政文献民族语文翻译活动紧跟新时代的步伐，不仅面向国内的少数民族群众，而且还发挥我国跨境少数民族语言的优势，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声音，尤其是传播了中国发展理念、发展道路、对内及对外政策的核心思想，成为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有力途径之一。
(二)配合重要政策文件和中央精神，翻译出版辅助类图书
为了帮助民族地区的广大干部群众更快、更准确地了解和把握国家重要政策文件的内容和中央精神，我国出版发行了很多政策解读类读本。2002年，5种民文版的《十六大文件汇编》陆续出版，《十六大文件辅导读本》的民文版马上投入到紧张的翻译工作中，并于2003年出版。此后，每一届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及辅导读物的民文版都会向全国人民公开发行。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民文版的出版发行，也推出了《宪法和宪法修正案辅导读本》的民文版。之后又陆续出版发行了《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释义》《党和国家民族政策宣传教育提纲》的汉、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等6种文字版单行本。
1.着重学习过程当中的评价。在学习过程中，学生的各方面能力都会得到不同程度的锻炼，学生的创新意识也会展现，所以对过程的评价很重要。
教育类读本是少数民族干部群众和青年学生进行理论学习和接受形势政策教育的重要辅助材料。2009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读本》及《民族团结教育通俗读本》《民族团结十知道》的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文版出版发行。《中国民族政策普及读本》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文版入选迎接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出版工程项目，并获得了国家出版基金资助。《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读本》民文版、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七个“怎么看”——理论热点面对面2010》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文版开始面向少数民族地区公开发行。2012年，《北疆基层党建实践与创新》蒙古文、汉文版入围由中央委员会组织部、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图书馆联合评选的全国党员教育培训创新教材备选教材目录。
新时期，面对每一个民族地区的情况和需求，有针对性地翻译出版了一些民族文字图书。政府为了大力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全面介绍了新疆社会历史、宗教、民族、文化、经济等基本情况，并相继出版了《新疆分裂与反分裂》《当代伊斯兰问题》《中国边疆民族史简论》《新疆宗教知识读本》《新疆民族知识读本》等系列图书的维吾尔文版。同时，为提高藏族基层干部的整体素质，实现藏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还编辑出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读本》《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坚持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干部法律知识读本》《党和国家民族政策宣传教育提纲》等文献的藏文版及《民族地区基层干部培训教材》藏汉对照版等藏族干部系列培训教材，免费提供给藏族干部赠阅，其反响热烈，得到了他们的积极响应。
(三)翻译出版党政相关大型系列图书
随着少数民族语文翻译队伍的逐渐成熟与壮大，马恩列斯经典著作与中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经典著作选集、全集民文版的翻译任务基本完成。党政相关内容的大型系列图书，被列为国家重点出版基金项目，在国家出版总署的支持下陆续出版发行。
2011年，为迎接建党90周年，出版发行了《中共党史少数民族人物传》汉、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文版。这是我国首部专门介绍少数民族党史人物的系列丛书，与《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一起被列为“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2012年10月起，《中共党史少数民族人物传》等少数民族文字版图书通过移动媒体运营平台，供读者们在线阅读。2011年4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民文版翻译出版领导小组成立，组织北京及内蒙古、西藏、青海、甘肃、新疆、延边等地区的100多位专家学者，分别成立了编译委员会。编译委员会参照以往的成功经验，采取在民族地区开展样章试读活动、对译文进行抽查等办法，确保了翻译出版的质量。
2012年11月，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个系统、多层次、有针对性的大型民文版普法出版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民族文版普法书系》结项验收。《民族文版普法书系》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单行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汇编》《百姓常用法律注释》《百姓权益十万个怎么办》《以案学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法律指导丛书》《看图学法》《青少年法制道德教育读本》八个系列，包括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5种民文版图书共520种，总字数达71280千字。《民族文版普法书系》向一般大众、农牧民、青少年等不同的少数民族读者群提供了不同版本的图书，对培养少数民族群众的公民意识、维护民族地区稳定和祖国统一意义重大。
结语
本文根据时代特征，把新中国成立后70年间的党政文献民族语文翻译活动分为5个时期进行了系统梳理，总结了每个时期特点和收获的主要成果。面向国内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干部群众的党政文献民族语文翻译促进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和各民族共同繁荣，向民族地区传播和宣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时加强了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增强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随着时代的变迁，借助跨境少数民族语言的传播优势，我国党政文献的民族语文翻译活动也开始向国际社会输出“中国声音”，参与到中国国际话语权体系的建构中，为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加强国际传播贡献出一份力量。
注 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一版有的语种把1卷分成2卷出版，造成第一版的蒙文《毛泽东选集》有两个第4卷，第一版维吾尔文版《毛泽东选集》有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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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280X(2019)03-0034-10
作者简介：
李佳凝，女，汉族，中国民族语文翻译中心研究室编辑，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韩国语言学。
积极发动群众，对安全施药技术进行集中培训学习，掌握病虫害发生规律，在关键时期及时施药，有效减少农药施药次数，杜绝重复施药及乱施药现象，并做好对农药包装袋的统一回收工作，在每个乡镇办事处的作物集中区通过设立农药使用宣传专栏及设立农用物资垃圾回收箱、垃圾池等方式，减少本区农药施用总量，使本区农业向生态、无公害、环保的方向健康发展。在新农药的筛选方面，通过田间药效试验，针对本区病虫害发生种类筛选出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并搞好宣传指导工作，使农户掌握合理的施药技术，降低农残及农药施用量。
(责任编辑：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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