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金融突发事件的“非主流”视角——兼论国家经济安全需要理论基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石论文,突发事件论文,视角论文,非主流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自由主义的话语霸权与政治纲领
20世纪70年代，浮动汇率制带来了世界性的金融创新，金融衍生工具创造了数百倍于实体交换需求的金融交易额，这个过程被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定义为“金融深化”，成为世界经济学主流话语的重要概念。按照这个定义，虚拟资本规模扩张，它对于民族国家利益的吞噬，反映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民族国家限制其流动，是反历史，反自然，反进步，反市场，反全球化规律的。
如果扩大一些，可以看到作为经济学主流话语的“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所树立的话语霸权，通过无数传媒、论坛，评奖、课题、评估报告，控制舆论和学术界。作为政治理念和政策体系的“新自由主义”，则通过“哈佛大学——IMF所支持的国际著名评估机构”这一“休克轴心”，专门向全世界推销或强制贯彻“休克疗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界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转向，从克林顿智囊班子提出“超越左右翼”，到欧洲社会民主主义，从马克思主义复兴到“新左派”崛起，印度的草根派经济学家和美国斯蒂格里兹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都表现出这种趋势。
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国际经济学界在主流思维范围内反思，承认市场经济具有内在矛盾的不可克服性，“理性人”假设出现了自我矛盾，在金融领域，个人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信息不对称产生金融噪音，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然出现金融崩溃。最为著名的是主流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里兹，他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克林顿经济顾问团主席，公开指责IMF强制推行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的“四步曲”。第一步是私有化，准确说是腐败化。削价出售国有资产的回扣率达到10%，受美国支持的俄罗斯政府的腐败计划剥夺了俄罗斯的工业财富。第二步是“拯救经济计划”。资本市场自由化导致资本外逃，然后是高利率扭曲资本价值，打击工业生产并耗光国家财富。第三步是：价格市场化。粮食、水、燃气价格飞涨，削减对穷人的食品和燃料补贴后，引发骚乱。外国公司可以“跳楼价”买到那些价值连城的东西，比如矿山开采权或港口。无数人利益受到损害，赢家只有发达国家银行业和美国财政部。第四步是“消灭贫困计划”。“四步曲”失败会引起危机。作为“新自由主义”样板的阿根廷已爆发全面危机。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所所长江时学总结其教训是：过度私有化导致国家安全丧失，人民不满情绪爆发。
真正的“历史规律”是存在的，它的实现是各个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如恩格斯所说，历史发展是无数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是各种利益斗争和平衡的结果，而不是少数强势集团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全世界的。当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不提主体博弈和国家利益，只提“全球化是客观经济规律”的时候，他们实际是宣传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唯上帝论”，上帝就是他们所鼓吹的“生产力和先进制度”，他们就是“上帝”的代言人，他们代表的是国际资本和发展中国家官僚买办资本的利益。
不能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制造两极分化直至社会瓦解，把非西方文明贬为野蛮，强制或者诱导实行“休克疗法”，就符合生产力规律。让人民为规律而牺牲，绝对是违反基本人性和自由的。自由主义者近20年来极力诋毁和批判“革命”，指责极左派以革命名义毁灭社会和人的生命，难道极右派就不能以“自由”的名义这样做吗？青面獠牙的土匪可以抢劫，温文尔雅的博士教授就不会吗？——他们正在做，“休克疗法”就是。所以说，“极左”和“极右”表面上势不两立，在深层思维方式上是一致的，不仅违反社会主义原则，也违反真正的自由主义和人权原则。
美国的拉鲁什学派一直揭露包括暗杀在内的国际金融资本的阴谋，但是被长期排斥于“非主流地位”，虽然他早就预言了金融崩溃，但人们不愿相信他的理论，这是由于教育和长期习惯于主流话语的结果。因此，我们需要找到新的思维方式和话语，超越“阴谋论”和“自然规律论”两极对抗，把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斗争，统一地表达出来，为全球化和金融深化条件下的国家经济安全，提供理论基础。
虚拟空间的经济斗争
美国对于虚拟空间的首创，第一应用是军方把海陆空三军扩展为五军，加上了航天和电子司令部。在数控机床和F-16战斗机中，电子部分已占有70%的价值。未来战争的主要部分可能就在虚拟空间进行。
第二应用就是美国所推动的金融创新。金融的实质内容不是实物，而是信心，而国际金融市场所创造的虚拟空间，将金融的本性发挥无遗。虚拟资本与实物资本有密切的关系，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不可能分开。美国那斯达克泡沫成功地完成了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的利益转移，300名年轻人通过上市获得了300亿美元的风险投资。不能以其后的崩盘否定一切。
金融战，就是虚拟空间的经济战，在和平时期，是国家之间“超限战”的主要部分。以美国政府主导的国际金融战，已经形成了一整套规则：政府的作用是通过影响国际货币组织和其他国际协调渠道，以“自由贸易”为旗帜，推进“国际规则”的建立，吸引或者强迫各国加入；以金融资本为中心，推动金融衍生工具的创新，特别是组织庞大的基金，按照“规则”进行操作。政府与资本的“共谋”，主要是通过“制定与执行规则”达成的。
高度发达的国际资本市场，已经把商品、股票、外汇，期货、石油、黄金、银行拆借、国债等市场联系在一起，联系的渠道，一方面是高度复杂的金融衍生工具，一方面是最主要的宏观经济参数——利率和汇率。各种私人基金已经把零星社会资金组织为规模巨大的国际资本，可以在“规则”的范围内，突然打破一个市场的平衡，而在另外一个市场上牟利。这种垄断可能只有几天，但虚拟资本是以光速，24小时全天候运动的，其垄断程度和作用力度，还是比其他垄断要大得多。
虚拟资本的无限度衍生，使微小的增量可以改变巨大的存量，所谓“四两拨千斤”。在金融市场的关键点位，1亿资金的抛压可以造成股市1000亿资金的损失，1亿资金的救市可以挽救1000亿资金的损失。舆论政策导向可以通过影响信心在关键时刻左右股市走向。如果国际资本——萨克斯类国际专家——发展中国家中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社会舆论，在某种特殊条件下形成默契，并在决策系统的斗争中获得主导地位，那么发展中国家就很危险了。
即使没有什么“政治阴谋”，国际资本以盈利为目的的操作，也会造成冲击民族国家的政治后果。金融资本会寻找民族国家宏观经济的“失衡点”，进一步扩大这种失衡，使“正常投机”转变为操纵和破坏性的投机。当民族国家的宏观经济在国际资本的冲击下瓦解或者瘫痪以后，IMF则以附加条件的援助，控制其宏观经济决策权。专门制造“休克疗法”方案的，是哈佛大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教授们，他们通过影响领导层的办法，已成功地在前苏联制造了休克和崩溃。拉丁美洲国家包括阿根廷，从来就是新自由主义的样板，已连续爆发金融和社会政治危机，这些国家的出路是依靠美国，破产农民大批去美国打工，直至通过美元化交出经济主权。
美国搞垮日本，是1985年强迫日元升值开始，亚洲金融危机，是美国基金利用有关国家的宏观经济失衡，以巨大资金量打垮其经济系统，然后以附加条件的援助，控制其经济命脉和宏观经济决策权。中国幸免于难，是因为人民币没有自由兑换，人民币不贬值，并且在香港坚决托市，这在当时被国内外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大肆攻击为“反对市场经济和全球化”。不要以为虚拟空间的斗争无关紧要，日本金融战失败的损失，远远超过其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虚拟经济膨胀如股市走牛，会造成社会财富的连锁性增加与超前消费，特别是房地产泡沫。房地产本质是地产而不是房产。建筑物的价值是按照折旧年限递减的，而地价则随经济增长变化而大幅度波动。一旦股市崩盘，虚拟经济大幅度萎缩，必将导致房地产泡沫同时破灭，连带银行出现危机。企业信用链条发生断裂时，有形资产过度贬值，国际资本以非常低的价格将设备地皮买去，叫做“吃死尸”，资本无情，不把你变成死尸，他绝不来吃。然后补充少量贷款，就可以恢复信用和有形资产价值，把死尸变活。这比通过战争和贸易，获得的利益更大更容易。
日元贬值：将美日危机向中国转移
2001年底至2002年1月份，“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余音未绝，两件金融突发事件震动中国：一是股票市场暴跌近崩盘边缘，二是日元贬值。事件之突然、严峻，趋势之不确定，使我们尝到加入WTO和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的滋味。
第一件是日元急剧贬值，目前维持在1:135，估计会继续贬值，引起亚洲各国和地区的连锁贬值，而把压力全部压到人民币和港币。
1998年我们之所以能够支持人民币和港币不贬值，是因为美国经济好，美元持续坚挺，中国只不过配合美国稳定世界货币而已。这次形势显然要严峻得多，美国经济的衰退带动欧洲日本经济全面疲软。人民币如果继续坚挺，将承担净出口严重下降的压力。当然中国可以扩大内需加以弥补，中国是亚洲各国最不怕日元贬值的国家。但日本政府的经济政策，每每在世界经济和亚洲经济不稳定的时候，不但不能主动进行国际协调，发挥经济大国的稳定作用，反而火上加油，加剧经济不稳定，甚至要把整个亚洲经济推向连锁贬值，贸易保护战加剧的边缘，有专家估计，日元每贬值1%，中国对日本的出口下降0.7个百分点。
日本政府有一个巧妙的托词：“汇率由市场决定；政府不能干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已提供确切数字，证明日元贬值属于日本政府蓄意所为。
1998年日本政府曾经努力干预日元贬值，一周之内外汇储备下降200亿美元，就是说，日本政府曾经抛出200亿美元收购日元，只是在干预失效以后才宣布放弃干预。但是，在日元跌破148以后，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压力下，还是出现了美国日本联合干预。
这次情况恰恰相反：“9·11”事件之后，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一度上升到115日元兑换1美元，日本政府立即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两周内日本政府买进价值3.1万亿日元的美元资产。日本政府的外汇储备急剧上升到4050亿美元，5个月增长420亿美元。就是说，日本政府抛出天文数字的日元收购美元，支持着美元坚挺，而把压力向亚洲国家转嫁。美元坚挺，采取了其他货币主动贬值的形式。
什么“市场决定”？说是“美日合谋”还差不多。如果世界霸主的美国一意孤行政治单边主义，亚洲经济大国日本一意孤行经济单边主义，迫使人民币和港币最终贬值，那么下一个贬值的就是美元。国际货币体制的崩溃指日可待了，最终吃亏的，肯定不是中国，因为中国有启动内需的潜力，中国也不是国际货币体制的设计者和维护者。
日本政府“以市场的名义”行经济单边主义之自私政策，给我们什么警告？——“市场经济”这个被新自由主义吹捧为“最符合人性，最美好”的制度，原来也可以被任意利用，作为许多坏事的借口。即使真是市场决定的什么东西，影响了大多数人的利益，破坏了基本稳定和国际关系，难道政府和国际社会不应该出面干预吗？某些自由主义者曾经大批特批社会主义者“以革命的名义”干了多少坏事，决心把“革命”彻底妖魔化。但是，难道同样的坏事，甚至更坏的事，不能“以市场的名义”做出来吗？这次，是日本人开了恶劣的先例。
在新形势下，中国政府应该放弃“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可以考虑改变货币定值基础，由盯住美元改变为盯住“货币篮子”，这个货币篮子以中国贸易结构为权数，以主要贸易伙伴汇率水平的加权平均数决定，日元在其中占20%左右，因为中国与日本的贸易额占中国总贸易额的20%左右。如果日元变动10%，人民币将同方向变动2%-5%。
另一个措施就是，在日元贬值超过145，并且引起亚洲其他国家货币连锁贬值的时候，发起亚洲国家经济协调会议，与亚洲各国一起对日本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日本干预外汇市场，稳定日元在120左右。如果日本政府继续放任日元贬值，亚洲各国则应该联合起来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
中国股市危机：未完成的休克疗法
中国股市从持续3年的大牛市，突然在2001年6月14日反转，半年之中跌到崩盘边缘，而且还有进一步崩盘的可能。究其原因，非常复杂，后果非常严重。
1.人为“休克”使股市突然反转并濒于崩盘
2001年6月14日，上证指数创历史最高记录2245.43点，到2002年1月29日，最低点1339.20点，跌幅40.36%。股票总市值在2200点时为46000亿，1340点时为28000亿；把流通股市值从最高点的18161亿跌到9000亿，中国股民损失9000亿财富，特别是中小股民，80%以上亏损，一般都亏损50%以上，许多人亏损70%-80%。这个过程可以分为3个阶段来理解：
第一个阶段，起因2001年6月14日推出的《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到9月底以1760点收盘，股市下跌的主要原因是监管层面的加强整顿。管理层把2001年定为“监管年”，引起股市大跌的是7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开发布查处信贷资金违规流入股市情况的通告。9月6日，证监会对银广夏利润造假立案稽查，该股连续15个交易日跌停。
与加强监管相配合，《财经杂志》揭发基金黑幕。坚决主张整顿股市，反对某些经济学家成为投机资本代言人和违规行为的辩护者。但是，我一直坚持在牛市中整顿。总体来说，这一阶段的下跌，理由比较充分，总指数跌去400多点，属于正常调整。关于以净资产为标准减持国有股的方案，在证券界基本达成共识，大家是作为利好来等候的。
第二个阶段，10月4日以后，仍按原办法市场价减持22亿国有股。股指迅速下跌300点，至1514点的“政策底”。10月23日，证监会宣布暂停执行国有股减持有关规定，股市反弹，至年底盘整在1560点以上。这一阶段下跌原因是减持价格太高，特别是政策突然改变，严重打击投资者信心。舆论导向不仅不鼓励信心，反而继续“唱空”：“千点论”、“推倒重来论”出笼。
第三个阶段，2001年1月份，股市暴跌至1340点附近，第一次反弹以后，决策层坚持不救市并且按照高价格减持国有股，造成第二次暴跌。
与股市暴跌相配合的舆论，一是“赌场论”的影响，二是“国有股全民有份”，不顾股民已经以数倍高价购买了流通股的事实，反对在国有股减持时给股民补偿。估计4000份国有股减持方案中，很少有直接提出补偿股民损失的，反映在《阶段性方案》中，必然损害股民利益，造成股市暴跌。
使股市得以稳定的因素，是面临春节。证监会在1月31日正式发表意见，强调保护投资者利益，股市才初步稳定下来。
突然出现的中国股市危机，与“9·11”以后美国股市恢复形成鲜明对比，局势一下子从不利于美国变成不利于中国。有理由假设，国际资本及其代理人在利用中国股市改革的机会，一方面以特殊的身份和关系影响决策者，一方面通过传媒界追捧所获得的特殊话语权，制造崩盘的社会预期。熊市预期会转变成为金融市场的暴跌。胡祖六反对补偿投资者的观点，则非常明确地带有利益动机，因为中国股民的巨大损失，将在一定时机和条件下转化成为国际资本的利润和对中国金融的控制。
2.“新自由主义”思想与政策的恶果
目前局势究其指导思想，源于新自由主义”。
第一，这是在中国加入WTO，与国际接轨背景下发生的。国内舆论导向出现巨大偏差，过分强调“双赢”而忽视冲击，特别是那种金融崩溃式的突然冲击；所谓“融入国际社会”的提法更为不妥。决策的主导思想不是抵御亚洲金融危机时的“金融战”思维，而是接受新自由主义思维。
第二，盲目追求与国际接轨，不顾国情强行打压股市，一方面忽视通货紧缩而强化整顿，一方面不予补偿强行转轨，忽视股民基本利益，则是造成崩盘趋势的主要原因。
第三，迷信外国专家和评估机构。即使外国基金没有政治目的，单纯的盈利动机，也需要把中国股市打到800点甚至500点以下。我不相信外国资本会在1000时大量进入中国股市。H股、B股价格那么低，他们也没有进。中国大多数股民的持仓成本是1800-2000点，机构的持仓成本是1600-1700点，抄底的外国资本，绝对不会给中国股民解套。他们只有在800点以下抄底，才能够有足够的炒作空间。他们将把中国的股市控制在800-1500点之间。或者更狠一点，300-1000点之间，才符合他们的“理性回归”，“市盈率”标准。我们如果纵容股市跌到1000点，可能就意味着进一步崩盘。
第四，低估股市突然崩盘的可能。半年以来股民及社会的信心已经受到沉重打击，不是轻易可以恢复的。国际资本看到我们崩盘的可能性，就不会轻易进入中国，他们也是买涨不买落。当年苏联自我瓦解，并没有换来国际资本的进入，反而因为丧失了社会稳定，破坏了投资环境。阿根廷的金融崩溃正在发生。所谓“转轨”过程中，失败者多，成功者少。
第五，低估股市崩盘的影响。
在联合国工作的朱嘉明认为：中国股民的主体与发达国家，甚至港台地区股民的主体，在资产构成上是有相当差异的。在成熟市场经济下，股民的财产首先体现在诸如房屋这样的不动产，诸如汽车这样高价值的耐用消费品，在金融资产方面，有政府债券、公司债券和股票。而且，他们从有就业机会开始，就开始积累着各类保险、退休基金、子女的教育基金。此外，还拥有一定数额的储蓄。特别是在欧洲福利国家，居民从事股票投资，其生活质量与安全的底线就更高了。而在中国，股民中拥有房屋、汽车、各种保险基金、退休金的比例是相当低下的。其中，有相当比例的股民，用工资和有限储蓄购买股票，更有甚者，举债投资。简言之，发达国家股民的股票仅仅是他们金融资产的一部分，而他们的金融资产则又是他们全部财富的一部分。中国股民的主体则是在没有完整的金融资产、不动产，高价值耐用消费品，甚至在没有退休基金、医疗保险、生命保险、教育基金的前提下，进入股市的。那么，在不可避免的股市波动前，两类股民的承受力与社会后果是根本不同的。
在中国，股市的供求双方的均衡是脆弱的。其一，在开放B股之前，作为相对封闭的中国股市，供方就是国内资源，而且上市公司的股票分割为流通和非流通股，因而“供”大于“求”本身含有相当的局限性和虚假性，仅仅是在总量大体不变，资本流向结构的调整。其二，中国的股市已经十年，却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篮筹股。常常出现各种股票价格上升与下降的趋同现象。亚洲金融危机的重灾区提供的教训是，由于股市的“求”方没有中坚力量，一旦发生股灾，就会发生“自由落体”现象，对于这种可能性，要高度重视。其三，亚洲金融风暴提供的教训表明，非发达国家股市一旦发生危机，扩散方式如同多米诺骨牌，自愈能力差，利息作用微弱，恢复周期长。简言之，以上三个方面要求每一个有历史责任感的中国经济学家，都需要对中国股市可能的危机持有必要的忧患意识。现在的重点应该是建立中国股市的坚实的微观基础，改善上市公司的真实业绩。
在中国，既要看到股市处于初级阶段，更要看到历史进步，国际和国内环境变化的作用。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股票市场仅有十年历史。但是，这决不是说，因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股票市场还处于初级阶段，中国股票市场就必须经历西方国家股票市场所经历的黑暗时期。那种过份强调不可避免性，而忘记了历史已经进步了，忘记了人类已经付出了那么多教训，有了那么多的现成经验，是相当幼稚的观念。英国工业革命与原始资本积累阶段，曾经伴随着惊人的黑暗与罪恶。这决不是说，中国要工业化，要进步、要发展，就要在一定程度上重复与承受这样一个过程的代价。因为历史进步了，人类的文明程度提高了，许多经济发展史，包括股市历史的教训是可以避免的。中国的沪深股票市场，一开始就是电脑化，并没有经过“黑板”阶段，硬件如此，很多“软件”方面同样是可以“跨跃”的。中国股市的发展只要充分吸收西方国家几百年的经验教训，并立足于中国的国情，才可能有光明前途。
中国股市如果崩盘，其结果将极为严重。人民当中最有购买力的富裕阶层将受严重损失，影响住宅，汽车和旅游业；股民将丧失信心而挤兑保证金，银行保险房地产可能发生连锁崩溃；特别是证券公司将陷入破产而被外国资本轻易收购，这可能就是国际资本在抄底赚钱之外，更直接的目的。
对策、理论与立场
1.重返牛市的基本措施
如何度过这次股市危机，造成“多赢”？必须首先恢复牛市。中国具有牛市潜力，关键在于政策能够真正“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
第一，股市改革的损失应由政府承担，不能侵害股民利益。中国股市流通盘价格高的主要原因是2/3的股票没有流通。如把国有股上市，股票市场肯定会出现“理性回归”，从2000点下降到1000点甚至更低。如果政府不承担转轨成本侵害股民利益，就会造成崩盘。政府决策层如果急于把股市结构与国际接轨，就应下决心补偿现有流通股的股东。
10年以来国有企业上市融资达7000亿，国家征收印花税2000亿左右，股市中黑幕重重攫取大量财富，中小股民的投资回报大多数是股票而不是现金，所得利润分红不过90亿元。一级市场对他们发行的股票，已经有30-40倍的市盈率，他们比国有股东多花数倍的钱，才获得同样的股份，股市分裂下的“圈钱机制”，实际上把流通股股民应得的股份，暗中转移给了国有股股东。如果与国际接轨，实现全流通，统一股票市场，就必然把国有股和流通股在价格上拉平，流通股价格暴跌。于是，谁来承担流通股股东的损失就成为关键问题。
“股市投资风险自担”指的是非系统风险，即选错股票的风险；由政府政策造成的系统风险，应该由政府承担，特别象国有股流通这样的制度性重大变革。公平的办法是无偿返还一部分国有股给流通股股东，做到同钱同股，这就会把减持国有股的政策从利空变为特大利好，恢复牛市。另一部分国有股直接划归社会保障基金，作为股市平准基金使用。政府可以同时开征股票所得税，企业和银行上市可以加速进行，政府收入反而可以增加。
第二，最紧迫的任务是稳定人心，恢复信心。应批判妨碍股市发展的观点。一是“推倒重来论”。否定中国股市10年的艰苦历程，是文化革命中所盛行的“不破不立”和萨克斯“休克疗法”的翻版。二是“千点论”。所谓“市盈率”标准是一种洋教条，中国的股市是分割的，不能以流通股的市盈率代表全部股市的市盈率。三是“赌场论”。把3000万股民家庭划为“不劳而获的赌徒，投机不成蚀把米”，造成社会对股民的道德歧视，否认中国6000万股民做出的巨大贡献，成为剥夺股民的理论基础。许多经济学家极力为民营企业争取利益，但对于股民的合法炒股行为，却认为可以由政策随意损害。
第三，发挥牛市潜力的关键在于强有力的减持方案。所谓“强有力”，首先是政府承担大部分转轨成本，标准就是能够吸引大量场外资金进入，重归牛市轨道。具体方案有张卫星的扩张流通股方案，缩小国有股方案，回购并注销国有股方案。国有股的比重会因此而降低，政府可以根据安全需要，有意识地购买战略产业的股票保证控股权，在其他企业可以退出。这是一次大规模产权调整。
第四，必须一次性解决。如果政府采取按净资产分期解决，甚至延长到10年。股市仍旧有崩盘可能。任何熊市预期都会造成崩盘，尤其在社会信心不足时是如此。许多种延期解决的方案，都主张“搁置存量”。这样滥用渐进改革原则，又犯了不懂“虚拟”的错误。股市是虚拟的资金流，存量和增量是分不开的，只要增量有变化，比如实行新股全流通，开辟创业板，允许外国企业到A股上市，都会引起资金撤离主板市场直至崩盘，把新股和创业板炒成更大的泡沫。任何“拖”的方案都是变相的“推倒重来”。如果主张“拖”，上述改革就要全部停止。
第五，加强监管，在原则是永远没有错误的，但是在具体实行时，应该考虑大环境。目前，凡是不利于股市稳定，影响牛市形成，加剧通货紧缩的整顿和监管，都应暂缓。对于“银行违规资金”和“大户操纵”，应该有明确和比较宽松的规则，以利于牛市的形成。不能在加强监管以后，把中国股市搞成一个“成熟的死市”，从而丧失了中国股市的特殊功能。中国本来就不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股市也不可能先于整个社会而自己成熟。对于中国股市的问题，应该在发展和利用中逐步完善。
第六，这次股市突发事件，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就是中小股民以撤资形式，维护自己的合法合理利益，反对转轨和改革过程中的剥夺。但是，股民毕竟是我国社会中有购买力，有社会能量的利益群体，他们从事虚拟资本运作，有电脑连网，可以通过“用脚投票”表达意志，股票指数就是数千万股民意志最迅速最集中的表达。比起工人农民，股民的组织程度高，组织成本低，利益密度大，如果出现系统性剥夺，他们保护自己利益的方式就是抛股票。股市崩盘，股民受到巨大损失，政府任何利益也得不到。在股民和政府之间的博弈中，如果政府坚持执行休克疗法，不惜“多输”，那么剥夺股民并且自我损失全部国有股之后，必定有更大的剥夺出现——国际资本的目标将是居民存款和农民承包的土地。
2.必须中止“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误导
中国能否克服金融突发事件的影响，在世界经济衰退中发掘牛市的潜力，内部需求的潜力，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至今仍未有答案，关键是能否克服“市场教条主义”的影响。如果完全按照被发达国家所定义的“全球化”，“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民族国家就谈不上任何“国家经济安全”，因此，本文以“超限战”为基本方法的分析，或者就是为建立我国“经济安全战略”提供初步理论基石的尝试。
新自由主义者标榜“经济学不讲道德只讲实证”，实际上他们从来没有实证过中国渐进改革中的利益分配。只有站在大多数人民和国家长远利益的立场上，才能够进行真正的实证。
为什么我不得不采取“金融战，超限战”的思维去分析金融突发事件，是因为不如此，在逻辑上就无法论证国家经济安全的必要性；所有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和政策，在理论上就会成为反对全球化，市场化，阻碍历史进步的落后制度和措施。只要接受新自由主义的假设，就一定是这个结论。中国的国家安全，就永远无法“正名”。
无论政府、体制、社会和人民有多少缺点，国家安全是不能不要的，在人均资源极端短缺的中国，休克疗法是不可实施的，因为我们休克不起。希望这次反对休克疗法能够成功，并且成为中国改革和发展新的转折点，成为中国国家经济安全新的出发点。
标签：股票论文; 国有股论文; 股民论文; 中国股市论文; 金融论文; 股市崩盘论文; 经济论文; 美国金融论文; 汇率贬值论文; 新自由主义论文; 经济学论文; 美元日元论文; 休克疗法论文; 流通股论文; 证券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