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主户与客户的地理分布——以今湖北地区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理分布论文,湖北论文,北宋论文,为例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中唐实行“两税法”后，主户与客户的记载正式见诸国家户籍。这种户口分类的制度，至宋朝仍然沿用。就北宋来说，从宋太宗时的《太平寰宇记》到宋神宗时的《元丰九域志》，在政府的户口统计中，都有主户与客户的区别。其详参见表1、表2。
（表1）北宋初年各道主客户分布表①
道名主户数客户数主户与客户之比
河南道 662694567445
1:0.86
关西道 212259146636
1:0.69
河东道 204993560601:0.27
河北道 381385205239
1:0.54
剑南道 566739300749
1:0.53
江南道 1100115
733842
1:0.67
淮南道 161776216840
1:1.34
山南道 173131260580
1:1.51
陇右道 25204 359691:1.43
岭南道 72501 244771:0.34
总计3560797 2547838②
1:0.72
①参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35，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表中数据采自《太平寰宇记》（光绪八年金陵书局刻本），大约反映自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至端拱二年 （989）的情况。
②据梁方仲注，因部分州（如宥州、滨州、广州等）的客户数不详，故其户数未计入内。
（表2）元丰初年各路主客户分布表①
路名 主户数 客户数 主户与客户之比
夔州路76453 178908 1:2.34
荆湖北路 280000377527 1:1.35
京西南路 147871166709 1:1.13
梓州路245481229690 1:0.94
京西北路 253354233031 1:0.92
荆湖南路 475677395537 1:0.83
福建路580136463703 1:0.80
利州路185796144138 1:0.78
淮南西路 419753318746 1:0.76
京东东路 404092292364 1:0.72②
广南东路 355986223267 1:0.63③
江南西路 835266451870 1:0.54
淮南东路 409884202681 1:0.49
京东西路 385548186328 1:0.48
秦凤路345172164331 1:0.47
河北东路 371226154531 1:0.42
成都府路 620523243871 1:0.39
广南西路 17504163245
1:0.36
河北西路 417858146904 1:0.35
陕西路626372219978 1:0.35
西京 440131154346 1:0.35
两浙路1418682
349772 1:0.25④
河东路463418110790 1:0.24
江南东路 926225201086 1:0.22
总计 10859981 5673362 1:0.52
①《元丰九域志》成书于元丰三年（1080），此表反映此时情况。
②齐州户缺。
③《元丰九域志》卷九：康州，“客无。”
④《元丰九域志》卷五：秀州，“客无。”
综合表1、表2，北宋时主户与客户的比例分别是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至端拱二年（989）时的1:0.72 和神宗元丰初年（约1078 —1080）时的1:0.52，从全国范围来看，主户的比重超过客户。
但是，就今湖北来看，情况却不同。在太宗时期的各道之中，客户数量超过主户的有3道：山南道、陇右道和淮南道， 其中客户所占比例最高的是山南道，主、客户之比为1:1.51；淮南道客户数量位居第三，主、客户比为1:1.34，今湖北的大部分地区正是属于此2道。 具体说，太宗时期今湖北为14州、4军，分属于山南、淮南、江南 3道，其中有9州2军属山南道，有3州1军属淮南道。
神宗时期，全国定为23路，客户数量超过主户的路也有3 个：夔州路、荆湖北路和京西南路。其中，除夔州路客户数量最大外，荆湖北路和京西南路的主户与客户之比分别为1:1.35和1:1.13，而这两路，也正是今湖北大部地区所在。当时，今湖北地区为12州1府1军，分属于荆湖北路、京西南路、淮南西路、江南西路和夔州路，其中有9州1府属荆湖北路和京西南路，其余3州1军分属淮南等3路（其详参表4）。
由此，北宋初年的太宗时期和北宋中后期的神宗时期，今湖北地区都是全国客户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这种状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许多学者已指出，与唐相比，宋朝划分主户与客户的标准有很大的不同。唐朝的主户与客户依据籍贯来区分，主户是土著户，客户是侨寓户。宋代主户与客户的区分则以有无“常产”即有无田地、房产等作为主要的依据，籍贯下降为次要因素。宋朝的所谓主户，是“有常产之人也，客户则无产而侨寓者也”（注：《宋会要辑稿·食货》十二之十九至二十，中华书局影印本。）。在乡村中，客户基本上也就是佃户（注：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用北宋石介的话来说，“乡墅有不占田之民，借人之牛，受人之土，佣而耕者，谓之客户”（注：石介：《石徂徕集》卷下《录微言者》，丛书集成初编本。）。
乡村中没有田地、房产，靠租种他人土地为生的佃户在当地户口中所占的比重很大，数量超过拥有“常产”的主户，这显然说明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注：漆侠：《宋代经济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北宋今湖北的情况正是如此。这里“农作稍惰”（注：《宋史》卷八八《地理四》。），“是东南六路当中最落后的地区”（注：漆侠：《宋代经济史》（上册）。）。
（表3）北宋初年今湖北主客户分布表
道府州名 主户数 客户数 主户与客户之比
郢州 13082658 1:2.03
随州 31643049 1:0.96
山 襄州 11363
155291:1.37
房州 4882690 1:0.14
均州 37923827 1:1.01
南 光化军
36853345 1:0.91
归州 11271435 1:1.27
峡州 29831418 1:0.48
道 荆州 36174
272731:0.75
荆门州
17342306 1:1.33
复州 31174311 1:1.38
小计 73329
658411:0.90
江 鄂州 10470
150141:1.43
南 兴国军
12264
109961:0.90
道 施州 阙
小计 22734
260101:1.14
黄州 73423609 1:0.50
淮 蕲州 14119
148171:1.05
南 汉阳军
14392280 1:1.58
道 安州 42768312 1:1.94
小计 27176
290181:1.07
总计123239
120869
1:0.98
参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35。
（表4）元丰初年今湖北主客户分布表
路府州各主户数客户数主户与客户之比
郢州6640 24935 1:3.76
京 随州12135 25977 1:2.14
西 襄州40772 52255 1:1.28
南 房州14118 7113
1:0.50
路 均州21946 5032
1:0.23
小计95611 115312 1:1.21
峡州12609 32887 1:2.61
荆 江陵府 56314 133608 1:2.37
湖 安州25524 35220 1:1.38
北 鄂州53150 72107 1:1.36
路 归州6877 2761
1:0.40
小计154474276583 1:1.79
淮西 黄州
32933 49005 1:1.49
南路 蕲州
74017 38356 1:0.52
小计10695087361 1:0.82
路
施州
9323 9781
1:1.05
南路 兴国军 40970 12890 1:0.31
总计407328501927 1:1.23
资料来源：《元丰九域志》。
可以提供反证的是，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如两浙路，元丰初年的客户只占当地总户数的19.78%（表2）；而在同一时期的今湖北地区，客户在总户数中所占的比率则高达55.2%（表4）。可见， 就全国范围来看，经济的不发达，应是造成北宋时期今湖北地区客户数量多、比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上面以北宋今湖北境内的州（府、军）为单位来分析当时这一地区的主户与客户的分布情况。
综合表3和表4，北宋时期今湖北境内客户比例高于主户的地区主要有7个州：郢州（治今湖北钟祥市）、荆州（治今湖北荆州市）、 安州（治今湖北安陆县）、随州（治今湖北随州市）、峡州（治今湖北宜昌市）、鄂州（治今湖北武汉市）和襄州（治今湖北襄樊市），各州主户与客户的比例分别为1:2.90，1:1.74，1:1.66，1:1.55，1:1.55，1:1.40和1:1.33。主户与客户比例最低的是房州（治今湖北房县）， 北宋初年仅为1:0.14，元丰年间客户比重有所上升，但也不过1:0.50。
上述8州，按照自然地理条件，大致可分为3个不同的区域：一是江汉平原区，即郢州、荆州、鄂州，分别位于江汉平原的北缘、西缘和东缘；二是鄂中和鄂北丘陵地区，包括安州、随州、襄州；另有峡州和房州，则属于鄂西山区。北宋时期，这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很不一致。
先看江汉平原边缘区。这些地区很早就得到了开发，如郢州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即是南方大国楚国的都城所在（注：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荆州在唐代的粮食产量达到“亩收一钟”（注：《旧唐书》卷一三一《李皋传》。）；鄂州在唐人眼里是“地连大别、云梦、洞庭、穆陵，控扼胜势，号为东南巨镇”（注：《全唐文》卷七二七《鄂政记》。）；城中“货贝有山积之富”（注：《全唐文》卷七九○郑薰：《内侍省监楚国公仇士良神道碑》。）。至宋代，这些地区又有不同程度的进步，如荆州在熙宁十年（1077）仅酒课岁额就多达200余万贯（注：《文献通考》卷一七《征榷考四》。 ），反映当地的农业和酿造业具有相当水平，属于北宋时期今湖北境内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鄂州在南宋时被称为“今之巨镇，王师所屯，通阓大衢，商贾之会，物货之交也”（注：叶适：《水心先生文集》卷九《汉阳军新修学记》。），享有“虽钱塘、建康不能过，隐然一大都会”（注：陆游：《人蜀记》卷四，四部丛刊初编《渭南文集》本。）的盛名，北宋时这里的情况当相差不远。
再看鄂中和鄂北丘陵地区。在宋代以前，这里的经济发展程度甚至高于江汉平原边缘地带。如襄阳，在魏晋南北朝时即号称“土沃田良”，“田土肥良，桑梓野泽，处处而有”（注：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八二《京西南路·襄阳府》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道光二十九年惧盈斋本。）。北宋时，襄阳旧有的荒田进一步得到垦辟，“至治平、熙宁间相继开垦”，“环数千里并为良田”（注：《宋会要辑稿·食货》九之十三。）。
只有鄂西山区至宋代仍属于全国经济最为落后的地区之一。欧阳修称峡州“地僻而贫”，甚至感叹“闻说夷陵人为愁，共言迁客不堪游”（注：《舆地纪胜》卷七三《荆湖北路·峡州》引欧阳修语。）。而恰恰是在这一地区，既有客户与主户的比例从北宋初年0.48:1猛增到元丰初年2.61:1的峡州，也有客户的比重最高时也不过主户之半的房州。
由此可见，就北宋时期今湖北境内的情况来看，仅用经济的不发达不足以说明这一地区客户数量大、比重高的原因。
那么，除了经济发展的水平之外，还有哪些因素影响到客户的数量与比重呢？
考察一下上述8州的地理位置， 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现象：客户数量大、比重高的7个州，基本都处在重要的水运或陆路交通线上， 有的是重要的交通枢纽；而客户数量小、比重低的房州，则位于交通不便、环境闭塞的地区。
今湖北地区自古号称“九省通衢”，境内交通线路纵横交错，最主要的交通枢纽有3：一是荆州，二是襄阳，三是鄂州。 荆州既是陆路入川的门户，又是长江水路的中转站，还是荆襄走廊的南端枢纽，无论是南北向或是东西向的交通干线，都贯穿此地。唐颜真卿称荆州“荆南巨镇，江汉上游。右控巴蜀，左联吴越，南通五岭，北走上都”（注：《全唐文》卷三三六颜真卿：《谢荆南节度使》。）。北宋时仍然是“凡浮江下于黔蜀，与夫陆驿自二广、湖湘以往来京师者，此为咽喉”（注：刘挚：《忠肃集》卷十《荆南府图序》，丛书集成初编本。）。襄阳位于荆襄走廊的北端，是控扼南北交通干线的咽喉，于此既可由陆路南通北达，又可沿汉水上溯下流，因而襄阳自古以来便是南北、东西交通的枢纽，唐代人称之为“天下喉襟”（注：《新唐书》卷二○二《萧颖士传》。），北宋时仍是“西极梁州，南包临沮，北接阴邓”的枢要之地（注：《舆地纪胜》卷八二《襄阳府》引晏殊《类要》。）。鄂州“地势要重，实荆襄之肘腋，吴蜀之腰膂，淮南江西，为其腹背，四通五达，古来用武之地”（注：罗愿：《鄂州小集》卷五《鄂州到任五事札子》。），在唐代已是漕运与人口南迁干路的双重枢纽（注：郑学檬：《试论唐五代长江中游经济发展的动向》，载黄惠贤、李文澜主编：《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武汉出版社，1988年版。），北宋时进一步成为长江中上游的交通和商业中心，至南宋初年更发展为“贾船客舫，不可胜计，衔尾不绝者数里”的重要港口（注：陆游：《人蜀记》卷四，四部丛刊初编《渭南文集》本。）。
三大交通枢纽以外其他诸州，也都不同程度地拥有地利之便：随州和安州，位于著名的随枣走廊交通线上，两端分别与襄阳、鄂州相连；郢州，境内汉江纵贯南北，地扼汉江中游，实为荆襄纽带；峡州，虽地处鄂西山区，但境内大江斜穿，是由水路出入四川的必经之地。
交通的状况，对人口的流动与布局有着直接的影响。众所周知，人口的流动与布局，是政治、经济、地理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注：参见张国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唐宋时期，迁入今湖北地区的移民主要来自北方，他们或是经南阳盆地南下，可到荆州一带；或是顺汉水而下长江，可到鄂州一带，两条线路都在襄阳中转、交汇；也有部分移民来自人稠地狭的两浙地区，他们多半是溯江而上，散布到鄂州、荆州，或是转入汉水边的襄阳。襄阳、荆州和鄂州因此而成为移民的主要分布区。移民中的一部分，定居下来后，逐渐通过开垦、购置或巧取豪夺而拥有土地，成为主户；一部分则成为“佣而耕”的客户。苏辙的《襄阳乐》诗描写的就是由两浙迁到襄阳一带的“越人”租种当地人田地的情景：“里人种麦满高原，长使越人耕大泽，泽中多水原上干，越人为种楚人食。”（注：苏辙：《栾城集》卷一《襄阳乐》。）两宋时期，从法律上说，客户是有迁徙的自由的，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王岩叟在一道奏疏中就说到：“富民召客为佃户，每岁未收获间，借贷周给，无所不至，一失抚存，明年必去而之他。”（注：《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三之二一。）不少客户“往来不常”（注：宋高宗时，洪适说：“今荆门两县之民，其客户往来不常外，主户才及三千，坊郭不满五百家。”（《盘洲文集》卷四九《荆门军奏便民五事状》）洪适所说虽是南宋初年的情况，北宋时期当相差不远。），处于迁徙不定的状态。为便于移徙，他们自然倾向于聚散在交通线附近，或是交通较为便利之处。神宗时曾存曾经说到：
近世之民，离乡轻家，东西南北转徙而之四方，固不以为患，而居作一年，即听附籍。（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四，熙宁三年八月戊寅条。）
离乡之民在某地居住一年后，便可编入当地客户户籍。于是，在移民较多、交通便利的地方，自然会出现客户数量多、比重大的现象。
交通的状况还影响到人口的职业构成。苏轼《荆州诗》称荆州“北客随南贾，吴樯间蜀船”；罗愿说“鄂州当走集之地，兵民错居，商旅辐凑”（注：罗愿：《鄂州小集》卷五《鄂州到任五事札子》。）；陆游也说鄂州“四方商贾所集，而蜀人为多”（注：《入蜀记》卷五。）。范成大则看到与峡州相邻、同处于长江两岸的归州（治今湖北秭归县）新滩，“两岸多居民，号滩子，专以盘滩为业”（注：范成大：《吴船录》卷下，丛书集成初编本。）。罗、陆、范三人所说虽是南宋时的情形，但从中也可窥见北宋时期这些地区的人口职业构成：处于水运交通要道上的这些地区，商贸交通比较繁盛，人口中的许多人从事运输或贩卖，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或是城镇中没有房产的坊廓客户，或是乡村中没有田地的客户，后者在租种土地没有保障的情况下，往往不得不从事“盘滩”之类与交通运输有关的职业。
客户的数量多、比重大，构成北宋今湖北有别于其他地区的一道特殊的风景线，它反映出当时今湖北省境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这样的特点：不同区域的开发层次有差别，以荆州、襄州、鄂州等几大交通枢纽为辐射源，由北、南而向东、西渐次扩展；同时也说明历史上今湖北地区的开发是湖北本土和来自各地的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