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与“五四”新文化精神——汪曾祺小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汪曾祺论文,新文化论文,精神论文,五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汪曾祺一直被目为“最后一个士大夫文人”，但是考察他的思想和创作，起着巨大催化作用的是“五四”的新文化精神。
“五四”精神是一个博大的话语系统，包括了丰富的文化内，以文学革命开始的启蒙理想中，就囊括了对于人的发现，反对名教的思潮开辟了对平民的重视，对妇女和儿童的尊重，还有对于民间文化的发掘。文学革命一开始就包括了语言形式的革新，科学、民主的旗帜影响了东西方文化交汇时代，宏大的中国现代学术格局的建立。文学史的写作重新调整了古典文体的秩序，新的科学理念、方法与古老的学术传统相结合，大批学贯中西的学人开辟出新的学科领域，为古老的文化学术打开新的研究维度。睁眼看世界的潮流促进了西方文学典籍的翻译、西方文艺理论的介绍，域外文体与各种艺术门类的引进，都是新文化运动推动的丰富实践。在这个广大的背景中，大批的新文学作家一开始就是在世界文学的视野中活动。他们创作的新体文学随着近代兴起的报刊业迅速传播，逐渐进入新式教育体制的课本。这场思想革命的精神以语言的魅力，渗透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发生持久的影响，并且成为一代一代人思想资源的组成部分。
这一切都是汪曾祺成长时代的思想、学术与文化的背景，影响到他人格的形成，延续在他一生的艺术活动中。
一
汪曾祺生于1920年，距“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端已有三年。故乡水陆交通枢纽的高邮小城得风气之先，具有维新倾向的儒商地主家庭迅速地感染了新的文化风潮，祖父汪家勋订着《生活周刊》。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以后，他把所有学龄子女都送进了新式学校。汪曾祺的父亲毕业于南京的高等学堂，相当于现在的高中。传统文化与新文化在他的思想、性格与生活方式中融为血肉，除了江南才子一般的风雅习性之外，还是一个运动健将，是兼容新旧的人物。1925年，高邮一成立幼稚园，就让汪曾祺入学，使他一开始就受到“五四”精神之女的新式教师影响，具体地感受到师恩母爱的情感力量。读初中的时候，在新派教师的引导下，开始阅读新文学的作品，接触了从鲁迅到左翼文学的所有作家。从家庭到学校，“五四”的精神作为成长的意义空间中的组成部分，点点滴滴渗透在他的人格中。他读初中的时候，说服从祖父母把养在外面的异母弟弟接回家，并且抽空辅导他的文化课，使他可以进入学校读书。从中可以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理念，表现在他的行为实践中。随着成长过程中的自觉汲取和不断校正，他几乎是以五四的精神为灯塔，批判社会、评价文化传统、构筑自己的艺术人生理想，开拓出独特的艺术世界。晚年，他自我定位：“我大概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① 中心词是80年代的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正作为人道主义被重新阐释。同时，也可以看到“五四”以人为中心的思想理念，一脉精神潜流始终都与动荡的历史一起奔淌，直接受到浸润的一代人迅速地摘取面具，恢复本来的社会人生理想。在这个转变中，汪曾祺是最轻松的一个。原因大概是无论时间，还是空间，他都离“五四”相去不远。
1938年，日军进驻高邮之后，他避难于一个小庵，随身带的书中有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和《沈从文小说选》，都是“五四”以后的出版物。一个来自域外，一个是新文学的产儿。这两本书奠定了他当作家的人生理想。1939年，他转道越南到昆明，报考西南联大中文系，沈从文的吸引是重要的因素。他在这所教育史上奇迹一样的大学里，前后呆了五年，最后以肄业结束学生生活。五四运动发源地的北大教师，显然是新文化精神的化身。一批著名的新文学骨干作家成为他的业师，沈从文则是他终生信服的导师。言传身教与争论辩驳之中，五四的精神春风化雨，融入他年轻的头脑，使他的价值观得到构型。此外，卞之琳等正当年的翻译家们也在那里任教，他通过他们当时出版的译作，迅速了解了西方世纪之交的文学潮流，形成自己基本的美学理念，包括了自觉的文体意识。追求创造的独立人生理想，在文学形式的自觉中，也透露了五四精神的一个侧面。联大必修的大学国文课本，辑录了从鲁迅到林徽因所有著名纯文学作家的作品，这是“五四”文学革命的丰硕成果，其中包含的人道主义思想，以不同的文体孕育了他的人生观和社会伦理理想，以及个人自由创造的文体探索意识。外来暴力的蹂躏，迫使知识者重新审视自己的民族精神，寻找健康的文化源头，重铸民族的灵魂，也由此达到自我的确立。这一切都以日常生活的方式，启发着汪曾祺对于五四精神多方面的深刻理解。同一时期，他还结交了不少文学同好，多是年龄相近的青年学子。面对民族与个人的双重危机，他们以顽强的学习与创作为基本的人生价值取向，在困顿潦倒的生存处境中，以自己的方式参与民族存亡续绝的事业。这些人后来不少都成为自己领域中的大师，奠定了共和国的学术文化基石。在这样一群师友的切磋中，汪曾祺的文学创作才能得以顺利萌发生长，最初的作品就是发表在联大中文系师生的刊物《文聚》上。他在朋友的影响下，多次参与了话剧演出，包括曹禺的《雷雨》的演出，他在其中饰演鲁贵。话剧这个形式本身是外来的，剧目也是新文学的成果，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裹挟着他。加上西南联大自由、平等、博雅的风气，都使五四精神内化在他的生活方式、人格修养中。晚年他写了多篇文章，回忆西南联大的师友，总结西南联大的学风，概括西大联大的文化精神，都可以看作“五四”精神薪火相传的感性记忆。八、九十年代，整个社会弥漫着对于五四导致文化断裂的怨怒，他力排众议，认为“五四并不是什么断裂。”那些文化革命的主将都是“旧学根底很深的人”。② 他以自己的切身感受，阐释五四融汇中外古今而形成的基本精神，可谓一往情深。当然他对于五四时期一些激进的口号也提出了质疑，比如对“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不以为然。这和他幼年的儒商家庭的文化教育、祖籍安徽的乡土背景、对于中国散文文体的感悟，以及温和的性情都有或现或隐的关系，更主要的原因是痛感于当代美文的丧失，认为真正的断裂是在四十年代。这样看来，他其实是以对“五四”激进思潮的排斥，来寻觅“五四”美文的源头。在未曾流失的时代的文本中，发现民族语言的魅力，这在他对于沈从文语言文化源头的分析中体现得最清楚。
二
汪曾祺一生的艺术实践，都延续着五四新文学开辟的航道发展。他和每个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之间，有时完全游离，有时貌合神离，有时若即若离，有时甚至是公开对抗，但始终都有价值的基本坚守，五四的精神是他思想的光源。其中人道主义、民族国家、科学民主、自由平等、个性解放等理念，甚至启蒙的理想，也一再出现在他作品的主题结构中。或者说，五四精神是他的思想资源，是激发创作灵感的光源。
40年代，他的小说与散文创作主要以平民为主人公，各种小商贩，理发师、士兵、囚徒、过早承担生活重担的儿童、民间艺人、小业主，都是他表现的对象，大多是亲闻亲见。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能工巧匠，富于传奇意味的市井能人。这直接体现了“五四”“平民文学”的理念，而掺杂在白描手法中的意识流结构方式，则来自伍尔芙、阿左林等现代派作家的影响。没有后来“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框框，这样的表现手法使人物基本是知识者看见、理解的平民人物。当然他认同的基础是自己渺茫的人生，由此出发，上升到普遍的人生与人性的喟叹。而虚构的文体中，则带有诗的象征意味。《复仇》写于三四十年代之交的战争风云中，但是思想却来自超越了政治的民间立场，“雠仇和解”的主题，表达了广大人类和平的愿望，这和“救亡”的时代最强音多少有些疏离。1944年，他将钟情的这个虚构文本，又改写了一次，把为孩子们写的故事变成向成人的讲述，开篇引用了《庄子》的文辞，委婉地表达了自己对于即将开始的内战的看法，与党派间的斗争也取疏离的姿态。
50至70年代，他的创作基本是遵循主流思想的写作。其实，内容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仍然是民间的人物与故事，只是话语方式的调整，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包括美学风格的统一规范。左翼思潮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翼，掀起文学革命大潮的人们中，就有陈独秀这样的早期共产党领袖。只是当时处于弱势，而且没有成为独断的霸权话语。四五十年代之交的历史大转变，使左翼的思想成为主潮，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并且付诸于政治实践，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又是以文艺为突破口，形成一整套法典化的创作原则。而且越演越烈，成为窒息整个民族创造力的思想桎梏，彻底走向了五四精神的反面，以解放的名义实行奴役。个人的话语在这个时代是禁忌，是被压入无意识中的“恶魔”。汪曾祺就其本意来说，是想适应新的时代的。他从军南下，是希望积累生活素材、改变气质，写出风格刚健的作品。他五十年代的作品满篇套话，只有一些知识性的文字，透露出个人的趣味倾向。无论是出于生计还是创作的冲动，体制中的生存与写作处境，都使他都只有再努力地改造自己，获得合法言说的机会。他选自《儒林外史》的剧本《范进中举》，主要是以批判科举制度为主题，和五四精神一脉相承，是发自肺腑的创作。唯一一点个人的感觉，立即在深文周纳的密集文网中，招来了覆没的灾难。他发表在1957年《诗刊》6期上的《早春》，仅仅三行就成为定罪右派的证据之一。他在下放时期写了三个短篇，由于取材劳动者而获得时代的合法性得以出版，散文化的笔法对于程式化的写作模式有明显对抗的意味，体现着五四“文的自觉”。思想有形无形的约束，则以规范的话语方式对生活进行了生硬的故事整合。早年的风格有些许保留在人物心理的感觉里，外化在语言风格中，生活的场景与生产的细节则比主题和人物更有意味。只有和朋友通信交谈的时候，才会流露出自己的真性情，这一时期的通信是他最有艺术灵气的作品。经历了四年的劳改“锻炼”，汪曾祺思想并没有根本的改变，返回北京戏剧界之后，与人合作的第一个喜剧剧本《小翠》，为他在文革中招来事端，险些戴上“恶毒攻击”的帽子，也是以讽刺封建官僚的豪横腐败为主题，可以看到“五四”精神的流光浮影。
“文革”中，汪曾祺在江青的控制使用下搞了十年“革命样板戏”，还差一点掉进篡党夺权的亲信行列，立专案反复审查了两年多。这一时期，他进入了主流话语的核心地带，对于极“左”文艺的政治——美学理念与运作程序都很熟悉，压抑着“小桥流水”的艺术自我，勉强汇入“大江东去”的声嘶力竭喊叫。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他是自愿参加这狂乱时代唯一合法的表演，不仅是身家性命的考虑，也不仅是物质方面的打算，还有民族国家的耦合，他任主要编剧的《沙家浜》是以抗日战争为背景。还有对民间人物的喜爱，《沙家浜》中的主要人物都带有市井气或江湖气息，这是他非常熟悉的江南民间人物，可以调动创作的激情。一直到晚年，他都保留了对这些人物的好感，在散文和小说中反复讲述。在不得不做的妥协中，他还智慧地保留了民间生活的一些气息。《沙家帮·智斗》一场戏中，阿庆嫂著名的唱段：“垒起七星灶……”，江青以为是江湖口，“江湖口太多了！”汪曾祺居然瞒天过海，保留了下来③。这是他运用了艺术想象，从苏东坡《汲江煎茶》中的诗句：“大瓢储月归春瓮，小勺分江入夜瓶”拓展出来的。1964年，以《芦荡火种》的名字公演之后，这段唱词轰动一时，北京大街小巷到处传唱，成为脍炙人口的名句。晚年，关于《沙家浜》的官司，也以之为反复争执的焦点。得意与失意，都与文辞相关。2006年播出的电视剧《沙家浜》，这段唱词编入主题歌，可见影响深远，革命意识形态的内容被遗忘、忽略，而来自民间的文化信息与语言形式的风格则留在记忆深处。他当年违抗圣旨，居然没有罹祸，也算是那个时代的奇迹了。汪曾祺的僭越勇气，显然也有着“五四”精神中发掘民间文化的思想渊源。晚年，他写了多篇文章，在美学理念上批判样板戏“主题先行”、“三突出”等谬误模式，但是肯定艺术上“十年磨一剑”的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而且反对十年中戏剧空白的说法，可见他那个时期投入的创作激情有相当真诚的因素。
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使他迅速找回了艺术 的自我，写起自己最熟悉的生活世界，风格也回归了“小桥流水人家”。五四的文化精神以新鲜的生活气息洋溢在《受戒》、《大淖记事》等风俗画、抒情诗一样的作品中，为他迎来了巨大的声誉。而“五四”启蒙的理念，则体现在《异秉》等旧日乡土社会小市民的生活场景中。他改编的旧剧本，也以五四精神中“人的价值”为尺度，剔除旧剧本中封建性的糟粕。他大量改写了古典名著中的故事，以《聊斋新义》最为显著，多是以衔接着五四精神的“浪漫的80年代”的主流人文思想，为取舍剪裁的标准。他“追求和谐”的审美理想则融合在儒家诗教的传统中，以“有益于世道人心”为自己的创作目的，显然和新的历史转折之后，调整了的国家意识形态有交集，只是放弃了面壁多年才习得的僵死的极左话语。可惜好景不长，随着改革开放的幅度加大，他的文艺思想也急剧变化，由一开始检讨对西方现代派的认同错误，到立志衰年变法的途径主要是借鉴西方现代派的手法，几乎是返老还童式的挣扎。八九十年代的急剧历史动荡，粉碎了他回归传统的梦想，越近晚年他越激愤，在反思历史的伦理质询中经常破口叫阵。他鼓励青年不要过早归于平淡，在作品里多注入一些忧愤，这简直像他所颇为不敢苟同的鲁迅一样，也让青年们的灵魂粗糙起来。这最直接地体现了“五四”精神中批判的锋芒、反抗绝望的思想，也裸露出他思想深处最本色的部分。而他这一时期写作的美文《逝水》系列，则是“五四”美文理想在当代的成功实践。
三
“五四”精神浇灌了汪曾祺的精神家园。他唱响文化史上的《广陵散》的时候，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迷恋中，都有五四精神的折光。他和所有的近现代文人一样，直面了中国历史被撕裂的巨大痛苦。面对民族的各种灾难，他以个人微弱的声音，发出了顽强的呼喊。
他对于五四精神的接受继承显然是间接的，主要是以西南联大的风气为枢纽，以身边的师友为源泉，构筑了一生灵魂皈依的精神乐土。而西南联大的新派教授们，面对国运衰退的选择，是以文化学术的坚守，来参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并且把文化的创作当作一个民族存亡续绝的根本。其艰苦卓绝、其筚路蓝缕，都为汪曾祺作出了人格的榜样，也为他打下了学术的基础，这个时期是清华释古学派成熟发展的时期。罗常培对于汉语的研究，闻一多对《楚辞》和中国古代神话的研究，朱自清的宋词研究，王力由诗词到古汉语的研究，唐兰对于古文字的研究，还有吴宓的《红楼梦研究》等等，都是在外来学术思想的启发下，以民族文化为本位，重新发现、阐释和建构民族的伟大精神，在危亡之际，开辟出民族再造的文化源泉。沈从文开设的三门课程，几乎就是从形式角度进入时代的文化躯干，培养学生母语写作能力的同时，也达到对民族文化精神的领悟。不仅是知识，还有方法的运用，都启发着汪曾祺。他们几乎都是以学术为安身立命之本，虽然不少人也身不由己地卷入了社会派斗争的漩涡，比如沈从文出面组织湘西社会的政治活动，闻一多投身到民主运动并且献出生命，但是出发点都是救国救民的牺牲精神。这也是五四精神中民族国家话语转换在学术实践中，深深地影响了汪曾祺的思想性格。
汪曾祺一生对于政治没有兴趣，立志以写作为自己终生耕耘的园地，一再强调“干什么的吆喝什么，”却一再被卷入政治漩涡中；他不仅是在人文思想上，而且在学术思想上，全面地继承了由五四到西南联大的兼容并蓄的传统，文化史的角度使他在各个领域都以科学的态度探索，将发现的心得写入文章，为粗疏空泛的当代文风，提供了一种空灵中见扎实的文体风格。他两篇写八仙的文章，都是以自己的老师蒲江清的考证为学术依据。沈从文的文物研究，更是他写作科学小品的学术理论支撑，考辨名物是他一生的兴趣所在。他对动植物的兴趣，可以看到西南联大时期的朋友吴征谥等生物学家的知识结构的渗透，儒家格物致知、多识草木鸟兽虫鸣的诗教，天人合一的民族自然观，与现代环境保护的理念融合在他的游记、文化随笔、学术小品等文体中，成为当代作家中学理意识最强的人。五四精神中现代的科学理念，被汪曾祺吸收融化，并由此创造出自己摇曳多姿的独特文体：“不今不古，不中不西”，自成风格又各体兼备，成为当代作家中文体式样最多的一位，自己也以文体家自居。他以作品呈现了民族语言独特魅力的同时，对汉语的领悟也体现着现代语言学的学术素养，可以看出当年的同学、终身密友语言学家朱德熙的学术活动对他的影响。他的大量文论以对汉语的分析最精辟最独到，由此出发完成自己对于文学语言与各种文体的美学表述。
汪曾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儿，也是更续着它精神的卓越创造者。
注释：
① 见汪曾祺《致刘锡诚》，《汪曾祺全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8卷，第198页。
② 见汪曾祺《传统文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汪曾祺全集》，6卷，第357页。
③ 见汪曾祺《关于〈沙家浜〉》，见《汪曾祺全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5卷，第241页。
标签：汪曾祺论文; 五四精神论文; 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汪曾祺全集论文; 新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沈从文论文; 五四运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