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跃进的历史原因_中国模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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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大跃进”的历史成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跃进论文,成因论文,历史论文,再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跃进”运动是我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一次严重失误,对当代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其成因,中外学者著书立说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过有益的探讨。本文力图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全方位、多层次地对“大跃进”产生的诸种因素作一剖析,以求更合理地解释论题。

一、国际环境压力和国内形势的变化是“大跃进”产生的政治心理原因

自朝鲜战争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更加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方面极力阻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企图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另一方面在经济上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全面封锁。这就给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一个特殊的全新课题,即如何在帝国主义国家封锁困压中生存和发展下去,如何在一个贫穷落后的东方大国尽快地巩固、建设与发展社会主义,以争取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动权。与此同时,社会主义阵营也呈现勃勃生机。苏共二十大后,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摆脱苏联模式,在本国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掀起了一股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加速经济建设的热潮,使人民生活水平逐步上升;而苏联则宣称已建成了社会主义,苏联政府的任务就是领导全体人民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并且苏联还成功地发射了人造卫星。这一切“把整个世界形势的面貌改变了”,使“社会主义事业展现着无限美好的前景”。(注:《人民日报》1958年1月1日。)这也给毛泽东很大压力,表示要加快发展中国经济建设的步伐。毛泽东认为,苏联只用了两个五年计划就完成了工业化,六年左右时间实现农业集体化,中国也应该在三个五年计划内实现工业化。这样,“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和超过英国”(注: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91页。)。随后,刘少奇在代表中共中央向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致祝词时,正式宣布了这个目标,成为全党行动的纲领。总之,国际环境的压力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心理上产生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感,促使急躁冒进的社会心理的形成。正如毛泽东所说:“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大块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注:毛泽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96页。)显然,要实现这个伟大的抱负,没有超乎寻常的调整度是难以办到的。这为“大跃进”的发生埋下了伏笔。从国内来说,自建国以来我国在各个方面成绩斐然。在重重困难面前,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在朝鲜战场上打出了国威军威,把不可一世的美国逼到谈判桌旁,并在这过程中完成了土改和“镇反”,到1957年又在完成“三大改造”的基础上全面超额完成了

第一个五年计划,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使我国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巨变激励着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加速发展经济的决心和信心。但事情的另一面是,虽然新中国经过七年的艰苦创业,社会经济面貌有了较大变化,但这毕竟是在经济文化极端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要在短时期内完全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落后状况,困难重重。就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我国生产力水平仍十分低下,基本处于农业文明阶段。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国民收入都远远超过我们,并赁借其经济实力在国际市场上要挟我们。落后就要挨打。这种客观现实无疑会使从屡遭欺凌的近代中国中走过来的新中国第一代领袖们产生一种巨大的忧患意识,并且寻找改变这种局面的良策。毛泽东等认为,在近代以来特定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下,必须实行赶超型发展战略,用比较快的速度来发展经济,把常规的现代化进程大大缩短,用跃进的步伐追赶英美等现代化的先行者,以彻底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正如当时《人民日报》在社论中所指出的:“我国是一个人口多,耕地少,经济文化落后,底子很薄的国家。要在这样一个国家建立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物质基础,使我国的经济水平在几十年内赶上世界上的先进国家,使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改善,建设的步子就必须迈得比较快、比较大。”(注:《人民日报》1957年12月12日。)“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注:《人民日报》1958年6月21日。)毛泽东还认为,我国经济建设不仅需要高速度,而且能够高速度发展,“觉醒了的群众可以干出前无古人的、过去谁也不敢想的奇迹来”(注:《人民日报》1958年2月3日。)。在这种急于求成的政治心理影响下,我国经济赶超目标的时间一再提前。毛泽东先是在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期间明确提出“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注: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96页。)的口号。不久,又提出“赶超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注: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99页。)。随着赶超时间的不断缩短,国家的经济发展指标也越来越高。以钢为例,八大二次会议确定1958年的钢产量是710万吨,而8月的北戴河会议则要求达到1070万吨,比1957年535万吨翻一番;1959年再努力一*

,达到2700万吨到3000万吨,两年超过英国。为了实现这些严重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只能促进经济以超乎寻常速度发展的“大跃进”。

另外从1957年开始,随着国内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毛泽东把当时对党内外一些干部群众实事求是地批评或纠正经济工作中确已存在的急躁冒进偏向的做法,说成是“右”倾,“促退”,当作“右派进攻”。这给广大干部群众造成很大压力,“左”是方法问题,右是思想问题;“左”出了错误可以原谅,右出了错误就要批评、检讨,从而普遍形成一种宁“左”勿右的政治心理。这种心理表现在工作中,就是用过高过急的计划和预算指标向下部署,而且层层加压,层层拔高,最后不得不采用“跃进”方式来完成上级下达的指标。

二、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多种发展模式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客观选择是“大跃进”产生的经济原因

恩格斯曾经说过:“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7页。)因此,我们在探讨“大跃进”的历史成因时,不能不把视角放在当时现存的客观的社会经济领域。事实上,“大跃进”产生的深层原因是同中国走怎样的一条工业化道路分不开的。而各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又取决于该国客观存在的社会历史条件。历史表明,一国所采取的发展模式,既受客观条件对它的限定,又反过来对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行产生重要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模式,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模式,以美、英、法为代表,实行私有制和完全的市场经济;二是发达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模式,以苏联为代表,实行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并根据当时严峻的国际环境,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发展战略;三是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发展模式,这些新独立的国族国家大多是接近西方核心世界的同一文化圈的后进国,独立后大都实行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以私有制和市场为主导,同时由于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经济薄弱,发展较慢;四是阶级矛盾解决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模式,它与第二种模式具有相同性质,一般为革命取得胜利的国家所实行。对于第四类型国家而言,由于这些国家长期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战争频繁,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革命胜利后又面临严峻的外部世界的挑战,因此在强烈民族主义意识与时代紧迫感的催动下,只能把工业化、现代化作为国家重建的全民任务。这样,就需要国家利用权威政治等强有力的手段来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充分调动全国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以加速推进工业化和经济建设的进程,这实质上是实行的一种赶超型发展战略模式。

比照上述四种发展模式,我们可以看到,当年中国唯一能选择的是第四种发展模式。这不仅是因为意识形态的限制,中国共产党人信仰马克思主义,自觉地运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来建设新中国,采用最能保证社会公正的公有制度,最有可能加快生产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而且因为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在本质上是与资本主义市场相对立的,因而它不只是纯经济范畴的东西,更是一种社会主义的政治象征。同时,搞计划经济苏联成功的榜样又摆在那里,因此,在我们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初始阶段只能学习苏联,并把苏联模式当作一种经验肯定下来。另外,越是经济欠发达的国家,其所面临内外部压力也越大,国际上要同帝国主义斗争,国内又要为提高全体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努力,所以到50年代中期中国在即将展开大规模建设社会主义时,内外压力都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尽可能追求高速度,促使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一种赶超发展模式,要求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一快再快,甚至当这种“快”超过了物质条件的许可和经济限度时,也被认为是合理的,结果必然引起冒进,酿成头脑发热的“大跃进”。

由此可见,由于客观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50年代的中国选择了赶超型发展战略模式,它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对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度,尽快建成社会主义的愿望和坚强决心,但在这一发展模式中却隐含着严重弱点,如高度计划体制所产生的弊端;“加速”需求对经济协调和现有基础条件的忽略等等。这些弱点又必将对日后经济进程产生消极作用,“大跃进”就是这种消极作用的酸果。

三、摆脱苏联束缚、走自己的路与自身建设经验的不足是“大跃进”产生的认识原因

如前所述,由于特定历史条件和时空视野的限制,建国之初我们客观地选择了一种欠发达社会主义国家赶超型的发展模式,而当时选择这一模式时,我们唯一能依靠的是苏联,这固然因为中苏两国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在50年代又是最亲密的盟友,但更主要的是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已有30多年的建设经验,而与此相比,当时中国缺乏必要的组织和管理现代化工业及国民经济的经验,所以照搬苏联经验模式,的确是当年中国一种最现实的选择,况且这种选择又确实促进了我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另一面也形成了我国经济过分依赖苏联的弊端,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作为政治上独立的大国,不得不开始重新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以求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以免受制于人。同时,自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大国沙文主义不断膨胀,并想利用我国经济上的弱点,从军事上控制我们,这对从战争年代中走过来具有深切体验的毛泽东等领导人来说,是难以容忍的。所以从50年代中期开始,毛泽东就特别强调经济建设的独立性问题,其《论十大关系》的发表便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寻找一条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工业化道路的标志。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寻找自己特色的建设方法,以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后来发动“大跃进”的原始动机。

这是因为刚进入社会主义的中国,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还缺乏清醒的认识,正如毛泽东所说:“经济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因为才进行七年。”(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57页。)这主要表现在:从理论上看,由于三大改造的提前完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势发展异常迅猛,这就使党没有足够时间对面临的新任务新问题进行深入的理性思考和研究,也没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可供总结,尽管1956年毛泽东针对苏联建设模式中的严重缺陷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用辩证的观点阐述经济建设中的诸多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但由于缺少严格的定性定量分析,在实践工作中很难操作,很难照顾到这一面又不丢掉另一面。因此,就当时情况来说,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人还缺乏理论准备。

从实践上看,当时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如从“一五”算起也只有短短几年功夫,因此,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还没有比较深刻的和正确的认识,从实践上积累的经济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直接经验几乎没有。正是由于全党在理论上、实践上、经验上准备不足,尤其是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所以在经济建设中时常带有很大的盲目性。这种盲目性从原始动机来看确是“以苏为戒”,摆脱斯大林时期经济发展战略存在的严重缺陷,希望从中国情况出发,在建设方面走出自己独特的道路。但从后来的实际效果来看,我们不但未能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而且继续维持过高积累,片面追求以钢为纲的发展战略,严重违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造成经济的严重失衡,最后“创造”出“大跃进”这种荒唐运动。

四、毛泽东过分强调主体能动性的发挥是“大跃进”产生的思想原因

人民战争要依靠群众,最大限度地动员群众投身革命,使革命源源不断地获得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正是通过充分发动人民群众迎来了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

建设年代当然也要依靠群众,因为社会主义的事业是人民的事业,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对于其解放与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而是最宝贵的财富。但这并不是说经济建设可以全部照搬战争年代的经验,可以把经济建设事业归结为群众运动,把群众路线等同于群众运动,并把群众运动强调到不适当的地步。如果这样,必然导致我们忽视客观经济规律,忽视现有的物质条件,忘却理智的科学精神,过分夸大人的主体能动性,认为只要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激发他们生产建设热情,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没有办不成的事。然而,当我们真实地回顾“大跃进”这段历史时,的确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的一切都充满了“革命的浪漫主义”气息,群众热情无限高涨,无论是大炼钢铁,还是兴办人民公社无不以群众运动推行之。人们对整个社会的构想,都是一派浪漫、一派想象、一派诗意,一派意气风发。可以说,以诗情来推动“大跃进”,把未来社会诗意化,已成为当时的普遍心态,这也是充满诗情画意的毛泽东乐于看到的景象。因此,当1958年11月毛泽东看到《山东范县提出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材料后,欣然批示说:“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注:参见陈晋:《毛泽东与文艺传统》,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16页。)

然而,人们的想象无论怎样幻化万千,也都不能超越时代条件的束缚。“大跃进”中由于毛泽东过分强调主体能动性的发挥,使诗情压倒了理性,想象淹没了现实,结果把亿万群众的建设热情异化为不顾起码常识的狂热运动,出现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准备进入共产主义”等远离实际的行动口号,使出于真诚情怀的“大跃进”最后实实在在地造成了一场巨大灾难。

五、国家政治体制中存在的某些弊端和毛泽东个人专断作风的形成是“大跃进”产生的体制原因

“大跃进”之所以能够发动起来,还与当时国家政治体制中存在的某些弊端有关。从某种意义上说,“大跃进”运动是决策者对5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存在的“左”倾错误没有清醒认识,反而推波助澜的结果。本来,随着社会主义改造进程的急速前进,到1956年在经济建设中已普遍存在急躁冒进倾向和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问题。对这股急于求成、盲目冒进的情绪,党的八大确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但正如前述,由于受历史条件和经济建设经验的局限,加之在巨大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情绪,这就使党内特别是党的领导核心对八大上述经济建设方针不可能有正确的统一认识。当时,毛泽东对反冒进就持不同意见,尽管他在八大上还是服从了政治局大多数人的意见。因此,在八大后不久,毛泽东就开始对中央集体决定的反冒进提出批评。1957年10月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以所谓右派攻击1956年全面冒进为由,重新提出社会主义建设速度问题,认为反冒进为右派提供了口实,要求恢复“多、快、好、省”和“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等。随后,毛泽东又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和3月的成都会议上更加严厉地批评反冒进,指责纠正1956年经济工作的急躁冒进倾向是“右倾”,是“促退”,还说反冒进也是政治问题,是方针性错误。在毛泽东看来,在经济建设中只有右倾,没有“左”倾,即使“左”,也是有益无害的,因此,在党的指导思想上不应该反“左”倾,而只能不断地反右倾保守。正是由于八大以后毛泽东对反冒进的反复严厉的指责和批评,不断助长了“左”倾冒进思想的发展、泛滥,最终导致了“大跃进”运动的错误发动。

为什么党中央集体作出的经济建设的正确决策,会因毛泽东一个人的反对而造成中断执行的局面呢?这主要是当时国家政治体制还存在一些弊端。一是权力过分集中。当时,毛泽东在全党处于绝对主导和支配地位,其个人决策可以排斥集体领导,这使领导体制不得不蒙上浓厚的“人治”色彩,并产生了个人专断现象。二是领导体制缺乏必要的可行的监督机制,党内民主作风遭到破坏,难以提出不同意见,因而一旦党的领导人在决策方面发生失误甚至严重错误,领导体制本身无力纠正。所以说“大跃进”能够发动起来也是毛泽东以个人领导取代中央集体领导而独断专行的结果。当然毛泽东个人专断又是与个人崇拜分不开的。本来八大根据党执政后的新情况,提出了加强执政党建设的任务,特别要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要扩大党内民主,反对个人崇拜,而且就毛泽东个人来说,是坚决反对搞个人崇拜的。但由于当时反对个人崇拜是根据斯大林犯错误的教训提出来的,因此,全党对个人崇拜的危害性认识并不深刻,因而也就没有提出具体的制度和措施来防止个人崇拜的发生。所以,当苏共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而引起国际共运发生混乱,帝国主义乘机掀起反共高潮时,毛泽东便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开始批评八大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思想,认为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恩列斯正确的东西必须崇拜,因为真理在他们手里;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毛泽东的这一关于正确的个人崇拜的观点错误地把崇拜真理与崇拜个人等同起来,从而为我们党内搞个人崇拜提供了依据。从此个人崇拜得以在党内盛行,形成了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一言堂、家长制作风,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使党失去了纠正领袖错误的能力。因此,当毛泽东违背经济规律,错误地发动“大跃进”时,已无法用集体领导的力量来纠正其错误了。

综上所述,“大跃进”运动的错误发动表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既有建设社会主义的满腔热情,又有教条主义地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去构想规划社会主义的理想蓝图,并且在现实国情与经典描述明显不符的情况下去进行属于自己的有特色的“创造”;既有善于总结经验、不断创新的一面,又有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准备不足、急于求成的一面。因此,科学地认识和阐释“大跃进”的历史成因和经验教训,对于我们今天正确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形成健康的社会心理,以便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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