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研究中国化的一个硕果——《华夏传播论》评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华夏论文,传播学论文,硕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本由台湾海峡两岸学者共同完成的专著《华夏传播论》，即将与读者见面。作为主编，笔者拟介绍这本著作的产生背景，并简介其内容，评述其意义。
传播学在中国大陆进行较为系统的介绍和研究，是1978年以后的事。台湾和香港的学者对传播学的研究起步早得多。海峡两岸的学者在各自的研究过程中，都有一些人认为，不能仅仅依赖于引进西方学者总结出原理和方法，中国学者要做出自己的特殊的贡献，必须研究中国传播的历史和实践。于是提出了“传播学研究中国化”的主张。
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中，有极其丰富的传播思想和智慧，有不计其数的传播现象和事件，这些宝藏在召唤着人们去发掘。1978年在香港和台北，1993年在厦门，分别举行了研讨会，讨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
在厦门会议上，香港余也鲁教授、台北徐佳士教授、厦门郑学檬教授和北京孙旭培研究员，共同组建一个组织委员会，部署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的研究。此次会议以后，拟出了一批选题，进行招标。第一项工程就是完成一本概论性著作，后来定名为《华夏传播论》。这本著作由海峡两岸28位学者、学子参加撰稿，于今年6月完成，交付出版。
这本37万多字的著作分6编，共26章。6编分别是绪论、传播与媒介、各领域的传播、传播主体是人、传播体制、中外传播交流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它包括了古代中国传播的各个主要方面。
该书“绪论”，从岩画所表现的洞穴文化讲起，揭示了人类传播的悠久历史。“传播”、“传通”、“宣传”等词语都已有一千几百年的历史。“传播”一词，用于表示言辞的广泛散布，较早见于唐代李延寿《北史·突厥传》：“宜传播天下，咸使知闻。”“传通”则见于《后汉书》，“宣传”《三国志》中已多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表现了以下几个特性：一是传播体制上的“定于一尊”的一元格局。由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宗法制度，皇帝以“一言九鼎”确定了在传播体制中的主宰地位，同时，“独尊儒术”造成儒家思想的“一元”统治地位。文化传播的一元，维持着政治上的大一统，在此体制下，纵向传播强劲有力，社会横向传播受到轻视和抑制。二是传播取向上的道德化的追求。儒家理论，主张家国一体，这既使伦理政治化，也使政治伦理化。在这种背景下，传播活动以道德为起点和归宿，传播活动的独立性、信息价值中的中立性显得异常微弱。三是传播机巧十分讲究，凝结着“东方智慧”，四是由于作为传播媒体的汉语十分独特，因此传播具有与西方颇为不同的特色。
在“传播与媒介”一编中，研究了中国的语言、文字等媒介，包括谚语、歌谣。中国有大量与传播有关的谚语和格言。许多谚语概括了传播的一些原理，如“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说明坏事最容易传播；“百闻不如一见”，说明视觉信息比听觉信息可靠（或者直接信息比间接信息可靠）；“先人之见”、“先声夺人”、“恶人先告状”，说明先获得的信息容易占据传播的主导地位，“言教不如身教”、“说一尺不如行一寸”，说明行为是最有说服力的传播。古代中国人善于使用韵文、利用寓言、运用比喻，对需要传播的内容进行加工，以取得更佳的传播效果。
中国古代把书籍分成经、史、子、集四种，实际上是两大类：一类是以思想为主体的著作，如经、子、集中的各种著作；一类是以知识为主体的著作，以史部著述为代表。方志和谱谍分别从地方社会的文化传播和地方家族社会组织两个方面，对史书系统起着辅助作用，加强其传播知识的功能。中国各省、府、县，每隔一定时期就修志，以反映各地的地域分野、风土人情、物产名胜等情况。中国古代地方宗族组织发达，宗族、家庭修谱盛行，目的在于敬宗收族、团结族人，修志、修谱是中国历史上很独特的传播现象。史志谱谍实现的传播具有非即时性、非即地性、单向性、接力性，可传久远，让后人“不见古人面，可知古人心”。古人在修史中，体现了对信息制作的求真、求实精神。十分重视考辨资料的真伪曲直，做到据实直书。
本书通过服饰、礼仪、建筑、声音与传播的关系，研究了古代的非语文传播。中国古代用服饰、礼仪传播了各种观念，其中最突出的是等级观念。中国古代的建筑，也成为观念传播的符号，如官式建筑传达皇权观念，民居建筑传达伦理秩序，文人园林传达“天人合一”的思想。
环境与传播的关系密切。“环境与传播”一章指出，地理环境对中国古代文化传播活动的影响是明显而深刻的。中国位居欧亚大陆的东部，地形由西向东倾斜，西部高山、东部大洋，形成地理上的“孤岛”，从中国文化的发源地黄河、长江流域向西数去，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巴比伦文明、亚述文明、犹太文明、阿拉伯文明、埃及文明、希腊罗马文明、一个比一个离得遥远，在交通艰难的古代，很难产生碰撞与交流，同时，中国境内，从黄河和长江到珠江流域，都没有巨大的自然屏障，不至于对各地区的交往形成极大的障碍，这就使得中国的文化传播，一方面对外封闭，另一方面在境内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地传播，终至无所不届。人类支配自然的结果是在自然环境之外，又创造出一个属于人类社会的物质环境，如道路、房屋、园林、城镇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工程。这些物质环境也影响着人类的传播，我国古代对环境的改造莫过于筑长城、修运河。运河无疑有利于传播，而长城对传播则有正负两个方面的作用。
社会环境与传播的关系，这在传播学研究中算是一个很有难度的题目。“社会环境与传播”一章，从“社会环境”一词的狭义（指社会风俗和风气）的角度进行研究。从“盂母三迁”，到“楚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说明古人充分意识到社会环境对传播的影响。个体与社会环境不断进行信息传播与交流的过程，也就是个体社会化的过程。中国古代社会人文环境的重要特征是宗族聚居和崇尚儒学，而这两点在明清时期的徽州表现得十分突出。该章于是以徽州为例，从徽商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取向上，来考察社会环境影响和制约人们的传播行为的具体过程。徽商们“贾而好儒”，或“由贾入儒”或“由贾入仕”，“行商取厚利，业儒求名高”。而这些都是与他们所受的家族、学校和社会文化的影响密切相关的。
第三编逐一分析了政治、思想、文化、科学、经济、军事各个不同领域的传播。
“政治传播”一章阐明了政治信息的享有在政治权力运用与政治斗争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中国封建社会，既创造了朝议、廷争这样有特色的政治信息和意见的交流传播方式，也创造了世界少有的完备的监督体系，以向朝廷传达监督信息。但由于皇权至上，法制不足以制约皇权，国家政治是否清明，最终取决于皇上的贤明与昏庸。信息圈与决策圈相一致时，政治就清明；信息圈与决策圈不一致时，政治就腐败。经常出现少数人垄断某些重要信息，不应由他们，或不应只由他们进行的重大决策。这就是阴谋政治的特点。
“文化传播”一章指出，不同的国家、民族、地区的文化水平的差异，为文化交流提供了可能性。中国古代的文化传播，主要是借助使节往来、宗教、贸易、战争、手工工匠流动、接受留学生、和亲、移民等途径进行的。文化发展水平越悬殊，低水平文化吸收高水平文化越自觉、越迅速，这不但表现在物质文化方面，即使在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深层次文化方面也是如此。蒙古人、满族人入主中原，其文化却融合于或者同化于汉族文化，北魏孝文帝（鲜卑族）为了让北方各族人民接受汉族文化。把都城迁到中原文化的中心点洛阳，袭用汉族的职官制度、礼乐制度和刑法制度，甚至让官民说汉语、着汉装、改用汉姓。当然，从物质文化方面，汉族也吸收了许多北方民族的东西，如“胡床”（演变为唐朝的椅子，改变了汉民族长期以来席地而坐的习惯）、胡食（烧饼、饺子等面食）、胡服（小袖、束腰的短衣、长裤和靴）。该章论述了古代文化传播发生的条件、途径和运作机制（文化的冲突、评价、选择、调适、融和等环节）。
“科学传播”一章既分析了中国古代科学的几个支柱，如医学、数学和天文学曾经达到的世界领先的水平，也讨论了中国古代科学长期停滞不前的原因。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中国历史上很少有学术思想的自由传播的时期，中国的医学、数学虽然一两千年前就达到《黄帝内经》、《 九章算术》的高度，但一代一代的后人，只是为它们作注，别开生面的学术探索太少，中国的天文学长期是皇家科学，只为历法和预卜吉凶服务，后来者极少有勇气突破前人。此外，中国古代科学只是一味地用文字说明道理，缺少定量化的描述，缺少对各种符号的运用，也是使科学无法向前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第四编“传播的主体是人”中，讨论了中国人际传播特点，以及说服传播、民间传播和组织传播。中国人际传播特点被归纳成下列九点：强调观人；强调伦常；强调缘；强调君子之交；强调知心；强调人情；强调面子；强调防人之心；强调谦逊忍让。说服传播是希望对方接受自己的意见，并改变对方的态度与行为，包括劝说、游说、谏诤、辩论、谈判等。该章先介绍了孔子提出的忠臣谏君的五种方式：谲谏、戆谏、直谏、风谏等，以及宋朝名臣吕祖谦等的谏诤方法（选择进谏时机、言谏身谏并用、说以利害吉凶、不可强谏、骇世之论不可为等），然后介绍了韩非子、荀子的谈说之术。该章还介绍了《鬼谷子》这本中国古代讨论说服理论最完整的书，这本书的许多论述涉及如何针对不同的受播着，以及信息分类传播技巧、传播效果等。
第五编“传播体制”，分析了信息的贮存（涉及档案收藏、藏书、刻书、编书）、信息的传播（包括官方文书与民间信件的传递），以及传播的控制三个环节。“传播的控制”一章谈到，君主们对传播的控制，常采取“堵”或“导”的方针。春秋时，郑国子产上承召穆公“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的方针，妥善地处理国人的言论，对于乡校议论执政，采取容忍的态度。但从历史上看，“决之使导”没能发展下去，控制宽松的时期比较少；“钳口”之术倒是发明了不少。孔子的“正名”和“非礼勿言”，成了古代中国人传播的准则。“不在其位，不媒其政”则是把自己的言论限定在本职之内，当然就不容老百姓越职言事。商鞅提出的“壹言”，即统一舆论，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影响。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清朝雍正、乾隆年间大兴“文字狱”，从“独尊儒术”到设定八股文体，全都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为了控制意识形态，强化封建专制统治。
在全书最后一编中，分析了中外传播交流的运作过程中所表现的特点，及其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其中阐述了明朝太监郑和下西洋，认为这是有组织的政治传播活动。明成祖朱棣担心其前任惠帝还在海外活着，让郑和出海搜寻，以除后患，同时借机“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丝绸之路上实现了文化大传播，沟通了中国文明、印度文明和伊朗文明。本篇还用相当多的篇幅分析了中外宗教传播，包括佛数、景教（基督教）、牟尼教等。从佛教、牟尼教的传播可以看出，外来宗教要在中国立足必须具备两点，一是必须取得中国当权者的支持，才能在中国大一统的政治、文化氛围中落下脚，二是必须主动融入中国文化，依附和适应中国文化，使之“汉化”。而基督教在传播的过程中，不肯适应中国文化的特点，比如不准其信徒崇拜祖先，这违背了中国人的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因此基督教在清朝康熙年间遭到朝廷的禁止。
澳洲传播学者奥斯邦说：“对于一个没有特殊传播理论的国家来说，一个最有效的、有力的开端是认真研究本国的传播史，尤其是本国传播政策形成的过程，从中发掘本国传播的目的、目标和原则。”毫无疑问，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传播的研究，既有助理解中国传播特色的形成的背景，又有助于促进传播学的世界性发展。笔者在序言中认为。此书的目的不是为了创立一门完全不同于西方传播学的中国传播学，而是为了通过大量挖掘中国文化中关于传播方面的财富，促进传播学的发展，最终创造出集东西方文化精华之大成的传播学。
《华夏传播论》是一本熔学术性、知识性与趣味性于一炉的著作，适合从事新闻与传播的教学和研究人员使用，也适合一切对中国传播文化有兴趣的人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