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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奕炘，自号乐道主人。生于道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33年1月11日）。为道光帝的第6子。生母为静妃。奕炘9岁时， 皇四子奕詝的生母病死，奕詝归静贵妃抚育。奕炘与奕詝同读书、同习武，关系亲密。奕詝即咸丰帝，封奕炘为恭亲王。咸丰三年正月，奕炘管理中正殿、武英殿事务。二月，太平军攻克南京，定为首都，改称天京，分兵北伐、西征。太平军逼近北京，咸丰帝派惠亲王绵愉总理北京巡防事宜。又添派奕炘办理巡防事宜，署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率侍卫亲军，翊卫扈从，极为显赫。十月，奕炘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也是咸丰帝打破“祖制”之举。四年，奕炘升为领班军机大臣。当时，他只有23岁。接着，又补授镶红旗蒙古都统、宗人府宗令、阅兵大臣。五年，总理行营行务，赏穿黄马褂。奕炘生母病死，在追封其生母为康慈皇太后的问题上，与咸丰帝发生冲突，被罢去一切要职，在上书房读书。从颠峰陷入低谷，受到沉重打击。
七年，奕炘与咸丰帝关系大为改善，被任命为镶红旗蒙古都统。八年，英法侵略军炮击大沽口，大敌当前，兄弟关系更加亲密。奕炘被任命为阅兵大臣。九年，为内大臣。十年，英、法军逼近北京，为“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督办和局。”咸丰帝等逃往热河。协助奕炘办理对外交涉的有桂良、文祥、宝鋆、恒祺、崇厚、朱学勤等数十人。在签订《北京条约》前后，留京大臣贾桢，翁心存、周祖培、僧格林沁、胜保、赵光等也纷纷向奕炘靠拢。工作关系，加上这些人对肃顺集团的不满，迅速地形成了奕炘集团。其主要成员如下：
桂良（1785——1862），字燕山，瓜尔佳氏，满洲正红旗人。为奕欣之岳父。在道光朝，历任礼部主事、成都知府、建昌道、河南按察使、四川布政使、河南巡抚、湖广总督、热河都统。咸丰朝，历任兵部尚书、直隶总督、东阁大学士、内大臣。
文祥（1818——1876），字博川，号文山，瓜尔佳氏，满洲正红旗人。进士出身。历任工部主事、郎中、太仆寺少卿、军机大臣、工部侍郎、副都统、左翼总兵、署步军统领、镶黄旗满洲都统。
宝鋆（1807——1891），字佩蘅，索绰络氏，满洲镶白旗人。进士出身。历任礼部主事、侍读学士、内阁学士、礼部侍郎、总管内务府大臣、左翼前锋统领。与奕炘“姻连至好”。
胜保（？——1873），字克斋，苏完瓜尔佳氏。满洲镶白旗人。举人出身。历任顺天府教授、光禄寺卿、内阁学士、钦差大臣、镶黄旗蒙古都统。英法联军侵及北京，经奕炘推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总统各路援兵，听候恭亲王等知照。
僧格林沁（1811——1865），博尔济吉特氏，科尔沁旗人。袭封科尔沁札萨克多罗郡王爵。历任御前大臣、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正蓝旗蒙古都统、镶白旗满洲都统。为奕炘的表兄。
贾桢（1797——1874），字筠堂，山东黄县人。为奕炘的师傅。出身进士。历任编修、侍讲、内阁学士、工部侍郎、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
翁心存（1791——1862），字二铭，江苏常熟人。为奕炘的师傅。进士出身。历任编修、大理寺少卿、工部侍郎、工部尚书、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
周祖培（1792——1867），学芝台，河南商城人。进士出身。历任编修、侍讲学士、礼部侍郎、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
沈兆霖（1801——1862），字尺生，又字朗亭，号雨亭。浙江钱塘人。出身进士。历任编修、侍讲、吏部侍郎、兵部尚书、户部尚书。
曹毓瑛（1812——1866），字子瑜，号琢如，江苏江阴人。出身拔贡。历任兵部七品京官、主事、军机章京、鸿胪寺少卿。
赵光（1797——1865），字蓉舫，号退庵，云南昆明人。进士出身。历任编修、御史、光禄寺卿、礼部侍郎、工部尚书、刑部尚书。
潘祖荫（1830——1890），字伯寅，江苏吴县人。为大学士潘世恩之孙。出身进士。历任编修、侍读，入值南书房，又任大理寺少卿。
董恂（1807——1892），字韫卿，江苏甘泉人。出身进士。历任户部主事、浙江司郎中、湖南粮储道、直隶清河道、顺天府尹。
绵森，字竹坡，历任内务府大臣、工部尚书、刑部尚书。
崇厚（1826——1893），字地山，完颜氏。内务府镶黄旗人。出身举人。历任阶州知州、长芦盐运使、三品通商大臣。
许庚身（1825——1893），字星叔，又字吉珊，浙江仁和人。出身举人，历任内阁中书、军机章京。
恒祺（约1802——1866），字子久，伊尔根觉罗氏，内务府满洲正白旗人。由官学生挑补奉宸苑拜唐阿，历任苑副、苑丞、署奉宸苑卿、粤海关监督、武备院卿。
崇纶（1792——1875），姓许氏，字沛如，内务府汉军正白旗人。由武举考取笔帖式，历任主事、杀虎口监督、江宁织造、长芦盐政使、两淮盐运使、仓场侍郎。
朱学勤（1822——1875），字修伯，顺天府顺义人。出身进士。以翰林庶吉士改户部，入值军机处。历任户部湖广司主事、陕西贵州司郎中、总理衙门总办。
朱梦元，字贞起、又字锦堂，江西贵溪人。曾任大理寺少卿。
朱智，字敏生，浙江仁和人，曾任工部员外郎。
《北京条约》签订后，奕炘与桂良、文祥联衔递上《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提出了他们的施政纲领，结论是：“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腑之忧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注：《第二次鸦片战争》第 5册，第340页。）
咸丰帝批准在京师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即派奕炘、桂良、文祥管理。（注：《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册，第2691页。 ）不久之后，又任命崇纶、恒祺为帮办大臣。再派宝鋆、董恂在该衙门办事。（注：钱实甫：《清代的外交机关》第165页。）使该衙门成了奕炘集团的大本营。
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咸丰帝病危，决定立载淳为皇太子，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赞襄政务。次日，咸丰帝病死于承德。（注：吴相湘：《晚清宫廷实纪》第53页。）由于肃顺等人反对皇太后“垂帘听政”，排斥奕炘等人参与最高决策，奕炘集团即高举“垂帘听政”大旗，结纳后党，与赞襄政务王大臣决斗。
两位皇太后为了和肃顺等人对抗，首先召道光帝第七子醇郡王奕譞与此密谋。因为奕譞夫人为叶赫那拉氏皇太后之胞妹。奕譞又推荐其兄奕炘。奕炘于八月初一日至承德。两位皇太后即行召见，决定发动祺祥政变。初六日，山东道监察御史董元醇递上《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并另简亲王辅政折》。初七日，肃顺等不得不批准胜保到承德吊丧，特意致函僧格林沁，请他也请求吊丧，对胜保等进行制约。僧格林沁不但不请求吊丧，还在另一折上故意写上“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肃顺等致函僧格林沁，指出“内外臣工折报，均系奏闻皇上，不宜书写‘皇太后’字样。”（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 1辑，第99页。）僧格林沁居然声称：“此后奏报，仍不敢不如此缮写，尚望深思！海量是荷。”（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辑，第105页。）
八月初十日，董元醇请求垂帘听政的奏折到了承德。次日，皇太后召见赞襄政务王大臣会议，双方忿争，拟圣旨痛斥董元醇“是诚何心？”未发出。十二日，皇太后被迫将该《上谕》发出。（注：《近代史资料》。）
先已准备奏请垂帘听政的周祖培、贾桢等见董元醇受到严厉斥责，即“噤不敢复言。”（注：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补》，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一日。）与周祖培等不同，已经带兵到达京畿的钦差大臣兵部侍郎胜保却兼程前往承德，企图进行兵谏，先发制人。被人劝止。
九月初一日，钮祜禄氏被尊称“慈安皇太后”，叶赫那拉氏被尊称“慈禧皇太后”，二十三日，皇太后等由承德返京。二十八日，胜保再奏请垂帘听政。二十九日，皇太后等抵京。在奕炘“风示”之下，贾桢、周祖培、沈兆霖、赵光等也联衔奏请垂帘听政。皇太后下诏，命王大臣等妥议以闻。命将载垣、端华、肃顺解任，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退出军机处。接着，又命将载垣、端华、肃顺革去爵职拿问，严行议罪。十月初一日，任命奕炘为议政王、军机大臣、宗人府宗令。桂良、沈兆霖、宝鋆、曹毓瑛、文祥为军机大臣。奕炘集团通过这次祺祥政变，全面控制了中央政权。奕炘当时30岁。十一月初一日，慈安太后、慈禧太后正式垂帘听政。以明年为同治元年。桂良、沈兆霖于同治元年死亡。
慈禧太后依靠奕炘集团的支持，击败了赞襄政务王大臣，实现了垂帘听政。不久之后，她又认为奕炘党羽众多，终将尾大不掉，一直设法削弱奕炘的权势。为了巩固和加强自己的最高权威，就拉拢妹夫奕譞为得力助手。慈禧与奕譞和奕炘争权，最优先考虑的是剪除拥有兵权的胜保。慈禧调胜保赴陕西镇压回民起义，胜保奏请特简大臣专办安徽“抚苗剿捻事宜”，安徽巡抚李续宜不得过问。慈禧指使李续宜将安徽情形“并胜保办理是否妥协之处迅速密陈。……若因胜保身为统帅，意多迁就，不据实陈奏，转失委任之意，咎有悠归矣。”（注：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李续宜折》同治元年五月初二。）于是，袁甲三、潘祖荫、卞宝第、丁绍周、华祝三、严树森交章参劾胜保。慈禧下密诏命多隆阿即将胜保传旨拿问。胜保解送至京，即入刑部监狱，“闻恭邸面奏：‘胜保罪固可杀，而才实可爱’二语，大于严诘。”（注：《吴煦档案选编》第3辑，第80页。）“胜保之诛， 恭邸屡祐之。一日，帘内传无事，各值员皆散。恭邸甫出而赐胜死之旨从中降。以是恭、醇益切齿。”（注：《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第429页。）
太平天国失败以后，慈禧认为进一步削弱奕炘权威的条件已经具备。为了再次对奕炘发难，她物色到了一个“醇邸之党”蔡寿祺。同治四年二月二十四日，蔡寿祺递奏折参劾曾国藩、曾国荃、刘蓉、薛焕、蒋益澧、杨昌浚、李鸿章等。折留中未发。三月初四日，蔡寿祺直接参劾奕欣贪墨、骄盈、徇私、揽权，请他“归政朝廷，退居藩邸，请别择懿亲议政。”（注：《晚清宫廷实纪》第99页。）认为总理衙门官员为奕炘私党，以曾国藩为首的“军营骤进”群体，也是奕炘私党。奕炘应由奕譞取而代之。次日，奕炘进见，慈禧对他说：“有人劾汝！”示以蔡寿祺奏折，奕炘不谢罪，并固问：“何人？”慈禧答：“蔡寿祺”。奕欣说：“蔡寿祺非好人！”欲加以逮问（注：王闿运：《祺祥故事》。）。慈禧大怒，即召见大学士周祖培等，垂泪说：“王植党擅政，渐不能堪，欲重治王罪。”诸臣莫敢对。慈禧又反复说：“诸臣当念先帝，无畏王，王罪不可逭，宜速议。”周祖培顿首曰：“此惟两宫乾断，非臣等所敢知。“慈禧曰：“若然，何用汝曹为？异日皇帝长成，汝等独无咎乎？”周祖培曰：“此事须有实据，容臣等退后详察以闻。……请与倭仁共治之。”慈禧始命周祖培等退下。（注：《越缦堂日记补》。）
初七日，倭仁等奏称：“伏思黜陟大权操之自上，应如何将恭亲王裁减事权以示保全懿亲之处，恭候宸断。”此时，慈禧立即将亲笔书写错别字连篇的朱谕拿出，指责奕炘妄自尊大，目无君上，革去一切差使。（注：《晚清宫廷实纪》，图片10。）
不料，道光帝第五子奕詝于初八日挺身而出，为其弟奕炘申辩，认为奕炘被参各款查无实据，应饬下王大臣集议，请旨施行。慈禧对奕誴不敢等闲视之，以至连她自己也动摇了起来，即召见军机大臣文祥、李棠阶、曹毓瑛，“历数恭王之失，以为皆出有心。”文祥等亦历数奕欣语言之过，认为是“由于习气太深，不知检点，非必有心。……反复开陈，”慈禧乃准按奕誴的奏请，饬下王公大臣详议奕炘之罪。李棠阶感到奕炘被罢官一案，“似有转机。”（注：李棠阶：《李文清公日记》同治四年三月初八日。）
初九日，慈禧召见倭仁等，说“恭王恣肆已甚，必不可复用。”“汝曹为我平决之。”又召见文祥等，说“君等固谓国家非王不治，但与外廷共议之，合疏请复任王，我听许焉可也。”倭仁、文祥参加会议，双方所述慈禧旨意大相迳庭。不成议而退。（注：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下，第657页。）
解铃还需系铃人，奕譞于十三日由东陵工程处回到京师，看风转舵，居然他也为奕炘说起情来，请“宽其既往，将恭亲王面加申饬，令其改过自新，以观后效”。降调通政使王拯，御史孙翼谋亦言容其前惩，责其后效。十四日，王大臣复会议，肃王华丰等70余人，支持奕譞的意见。倭仁等也认为奕炘深自敛抑，“未必不复蒙恩眷。”十五日，慈禧召见军机大臣，“文博翁奏对恳切周至，”使奕炘案“大有转机。”（注：《李文清公日记》。）十六日，命奕炘仍管理总理衙门，已无议政王、军机大臣之职位。十八日，李棠阶在日记中写道：“文博翁能顾大局，敷奏恳到。诚能格天，忠能信友，社稷之臣，吾师乎，吾师乎！”（注：《李文清公日记》。）四月十三日，李棠阶记载：初九日以来，连日有人奏：“恭王宜仍值军机”，十二日，慈禧“忽又不悦”。十三日，宝鋆监试出闱，被召见，宝鋆“工于奏对，遂全蒙俞允。先命恭王仍总理工程。明日拟降旨，命仍入军机。”李棠阶感概系之，认为“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诚使能言者皆如是之正用之，其裨益岂有涯耶？”（注：《李文清公日记》。）十四日，果然颁诏，称：“本日恭亲王因谢恩召见，伏地痛哭，无以自容。当经面加训诫，该王深自引咎，颇知愧悔，……恭亲王著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无庸复议政名目，以示裁抑。”（注：《清实录》（穆宗朝）卷136，第197页。）
同治九年，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因教民与非教民互殴，向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开枪未中。又向天津知县开枪，打伤其家人，百姓大怒，将丰大业殴毙，焚毁教堂。在如何处理天津教案问题上，以奕炘为首的“论势者”一派，与以奕譞为首的“论理者”一派，又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六月，奕譞奏称外国无非剥削中国，惑人心而侵土地，“此次该酋被戮，教堂被焚，有不自讳其曲，极力与我为难者乎？”津民宜加拊循，勿加诛戮，地方官勿轻更动，“不能遏彼欲战，要在虽战而无虞，然后再讲和约。”清廷命总理衙门妥议具奏。（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2，第34页。）奕炘等奏称：“如无知愚民，无端召衅，理宜惩处，以儆凶顽，地方官未能先事预防，亦有应得之咎。”现在英、法等国军舰陆续到达天津，能否不借端用兵，殊无把握。（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3，第13页。）二十五日，慈禧、慈安召开御前会议，奕譞强调民心宜顺，天津知府、知县无罪，陈国瑞忠勇，宝鋆、董恂进行反驳，与奕譞语言相侵，慈禧、慈安为之排解。奕譞说：“素日无备，临事以“无可如何”塞责，自签订《北京条约》至今，又已10年，试问所备何事？结果，仍然照奕炘等人的意见办理（注：翁同和：《翁文恭公日记》。）。
二十七日，奕譞奏称：“现在夷船已陆续来津，……所求不遂，倏起兵端，所求果遂，国体荡然矣。臣有鉴于庚申，故自去岁至今，疏三上皆论及之，无如在事诸臣偏恃讲和，总未举办。”（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3，第32页。）
奕譞等与奕炘等屡次忿争，未能争得上风，耿耿于怀，奕譞就一再请假、续假。十一月十八日，奏称：“屡次续假，惟粗陈伤疾，实非由衷之言也。第日前文祥至臣家视疾，谈次曾向臣云：如借病冀卸职守，是谓之负气，此言臣万不敢当，亦不甘当，且莫知其解，”他说他身疾缘心病而起，天津教民，正可复庚申深仇，结果遣戌贤员、杀戮义民、赔银偿楼，远递国书而已，“乃文祥未察臣疾原委，辄以负气责之，彼固言出无心，臣则不寒而憟矣。”（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9。）二十日，奕譞又奏“严饬秉政诸臣，尽除积习之因循，”不然的话，自己“即使勉强视事，依旧随波逐流，悠忽玩愒，负高厚而虚此生，既可耻亦可惜也。”（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9。）二十二日，奕譞奏称：“所谓积习者，徇夷心之积习，所谓大局者，驱夷人之大局。”（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9。）十二月十三日，奕炘等对奕譞进行反驳，奏称他们无时不以卧薪尝胆为怀，奕譞所称“驱夷”，“凡属臣工，孰不抱此积愤，……惟望中与外饷需十分充裕，兵力十分精强，制器、造船，在在权操必胜，正气足则邪气自不能干，届此确有把握之时，朝廷驭夷之策既可操纵得宜，臣衙门亦可借免指摘之加。”（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9。）十八日，奕譞又有奏折，慈禧等召见奕炘等军机大臣，时间极长。又召见了惇亲王奕誴。奕譞请求罢免他所担任的一切职务，慈禧等“温旨慰留。”十年正月二十六日，奕譞销假（注：《翁文恭公日记》。）。接着，即手缮密折递上，奏称他恭绎慈禧太后等不允许他退休之深意，在于时事艰难，同治帝尚未亲政，不愿使他置身事外，期望他有所补益。“苟非积弊太牢，争之数次，决难挽回，欲尽君臣大义，每伤兄弟私情，欲循兄弟私情，又昧君臣太义，亦何敢遽求拜退？”“若一旦皇上亲政，臣下积弊已深，一味朋比蒙蔽要务夷务，更不可问矣。推原其故，委因办夷之臣，即秉政之臣，诸事有可无否所致。此格不破，将来皇上之前，忠谏不闻，闻亦不行，甚可畏也！”“今夷务内常有万不可行之事，诸臣先向夷人商妥，然后请旨集议，迫朝廷以不能不允之势，杜极谏力诤之口。如此要挟，可谓奇绝！去岁崇厚出使，以及惩处天津府县，其明证也。”董恂一味媚外，若将董恂罢斥，不惟目前有益，将来皇上亲政之后，亦可少一壅蔽圣聪之臣，奕譞认为这些内容，皆不可使外人知者，建议存在宫中，随时查核，为日后证据。（注：《清代通史》卷下，第864页。）
十二年正月，同治帝亲政。六月十一日，奕譞在份奏折中称：“去年系军机大臣拟旨，现在乃天子当阳，迥不相侔。”（注：《晚清宫廷实纪》第126页。）奕炘阅后，不胜震悚，令章京办奏折辩明其事。朱学勤加以劝阻，奕炘不答应。李鸿藻又力加劝阻，奕炘仍不答应。（注：吴底坻：《蕉廊脞录》卷1，第25页。）仍然递了自辩奏折，认为奕譞系未悉当时办理情形，奕譞既有此奏，他不得不再渎天听。（注：《清代通史》下册，第867页。）
同年九月，同治帝秉承慈禧的意旨，下令重修圆明园。十三年七月十六日，由奕炘领衔，有10馀人连署，递上《敬陈先烈请皇上及时定志用济艰危折》。十八日，同治帝召见奕炘等，阅奏折未数行，便曰：“我停工何如！尔等尚有可（何？）哓舌？”奕炘曰：“不止停工一事，容臣宣诵！”遂将折逐条讲读，同治帝大怒曰：“此位让尔何如？”文祥闻之，伏地一恸，喘息几绝，乃先命扶出。二十七日，同治帝召见奕炘，询微行一事，闻之何人？奕炘说“臣子载澄”对。同治帝又怒及载澄。（注：吴汝纶：《桐城吴先生日记》，《时政》6，第12页。 ）二十九日，同治帝召见奕炘等，与奕炘等往复辩难，指责奕炘离间母子、把持政事，决定停园工，修三海。将朱谕一道，历数奕炘过失，革去亲王世袭及载澄之贝勒，交文祥等。文祥等请见，同治帝不许。文祥等递奏片请改动，同治帝亦不许。（注：《翁文恭公日记》。）八月初一日，又有朱谕：尽革奕誴、奕炘、奕譞、文祥、宝鋆、沈桂芬、李鸿藻等之职，称其“朋比谋为不轨。”（注：《越缦堂日记》。）慈禧和慈安闻讯赶至宏德殿，对群臣说：“念恭亲王有任事之勤，一切赏还。（注：《翁文恭公日记》。）形成了“两宫垂涕于上，皇上长跪于下”的局面。（注：《桐城吴先生日记》，《时政》6，第12页。）奕炘、载澄的爵秩都赏还了， 奕誴、奕譞、文祥、宝鋆、沈桂芬、李鸿藻等当然也就不用罢官了。
同年十二月初五日，同治帝病死。慈禧决定由奕譞之子载湉继承皇位。慈禧与慈安再度垂帘听政，为光绪朝之始。二年五月初四日，文祥病死。年59岁。清廷派奕炘之子载澄奠醊，谥以“文忠”。次日，奕炘又亲临哭祭。婉惜失去了最重要的助手。在此前后，僧格林沁、贾桢、翁心存、周祖培、曹毓瑛、赵光、恒祺、崇纶、朱学勤等均先后死亡。军机处增加了沈桂芬、王文韶，为奕炘集团的新成员。四年二月二十九日，黄体芬奏参尚书董恂，指责他在总理衙门语言举止为众论诋訾，目为奸邪。清廷诏旨，斥黄体芳措词过当，交部议处。（注：《翁文恭公日记》。）五年，崇厚贸然与俄国订和约，朝野哗然，被罢官羁禁。（注：《清史稿》第41册，第12477页。）六年，董恂已74岁，清廷命户部尚书董恂毋庸在总理衙门行走。（注：董恂：《还读我书室年谱》卷2，第47页。）十二月三十日，沈桂芬病死。 （注：《翁文恭公日记》。）奕炘又失去了一个重要助手。八年正月二十四日，察典懿旨下：户部尚书董恂，年力就衰，著开缺。（注：《还读我书室年谱》卷2，第55页。）十一月，王文韶乞养，罢官。（注：《清史稿》第21册，第6304页。）奕炘又失去了一个重要助手。九年二月二十四日，奕炘已经患病7个多月，今日销假，受到慈禧太后的召见，并且对他“抚慰甚至，仍赏假一个月。”此后，也经常请假不能办公。（注：《翁文恭公日记》。）七月二十三日，法国迫使越南签订《顺化条约》，明白宣布：“越南认依大法国保护越南及东京。”（注：李鸿章：《李文忠公电稿》卷1，第33页。）八月十七日，奕譞至军机处商议对抗法国办法。事前，他已写信给奕炘，主张向法国新任公使言明：“彼若开衅，偿款即由彼认。”意在大张声势，其言甚壮，但是，军机处工作人员无赞成者，不但不赞成，并从而疵议之。奕譞因无支持者，只得略坐而去。八月二十二日，清廷命彭玉麟往广东会同督抚办理海防。左宗棠、李鸿章办理南、北洋防务。吴大澄带吉勇3000人来天津，以防法国军舰寻衅。（注：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十月，奕譞致函翁同龠，对奕炘领导的总理衙门发动攻势，他写道：“夷怕民，民怕官，官怕总（总理衙门），总怕夷，……此关打破，百事可成！我之不振，在乎悠乎于平日，仓卒于临时，以俯就为妙策，以发愤为盲谈，二十载驹光，因循浪掷，实为可惜！谈舍炮台而讲清野，舍船费（此指铁甲）而练民团，彼以整，我以散，头头设伏，处处邀截，彼之火药有尽，我之刀矛无穷，加以炸器惊其马，水军抢其船，进无所获，退无所归，似乎一两仗后，彼气自馁矣。”（注：《奕譞致翁同龠函稿》，《近代史资料》，总87号。）十月二十六日，奕譞致书奕炘，提供海防3条办法：1.炮台用土兼避开花炮法；2.沿海买地一条，挖坑设伏与陆战；3.津郡乡团。奕炘以廷寄的形式寄给北洋大臣李章，令其赶办，没有说明这是奕譞提供的办法。（注：《翁文恭公日记》。）二十九日，御史吴峋指责军机大臣皆疾老瘦累，请派醇王奕譞赴军机处稽核，别简公忠正大，智略果敢之大臣出任军机大臣。奕炘、翁同龠等皆自责奉职无状。慈禧称：当此时，汝等不忍辞，亦不敢辞。（注：《翁文恭公日记》。）
十年正月初九日，法国占越南建昌府。（注：《近代中国史事日志》。）正月十八日，有奏折，又言奕炘等军机大臣不能称职，应当别简。二十日，翁同拜访奕譞，奕譞总以未能对法国大举为恨，但是，“语亦无归宿。”二月初三日，请奕譞至军机处，商京防事。二十一日，有电报，言北宁失守，不战而遁。光熙条陈，有责军机大臣语。三月初四日，因为本年十月初十是慈禧50岁生辰，奕炘提前几个月，述奕誴语，为十月进献请旨，极琐细不得体。慈禧说本不可进献，何用请旨？且边事如是，尚顾此耶？意在责备。奕炘犹刺刺不已，竟跪至一个半钟头，几乎站不起来了。次日，慈禧重申昨天说过的话，奕炘。誴对答的话皆浅俗语，总求赏收礼物。慈禧说心好则可对天，不在此末节，以为尽心，责备中有沉重语。翁同龠忍无可忍，越次言道：惇亲王、恭亲王宜遵圣谕，勿再琐屑。这样，两王才叩头之后，匆匆退出。翁同龠认为“天潢贵胄，亲藩重臣，识量如此，”实在可叹。初八日，慈禧召见军机大臣，称边防不靖，疆臣因循，国用空虚，海防粉饰，不可以对祖宗！初九日，慈禧至寿庄公主府第祭奠，与奕譞商量罢斥奕炘等军机大臣事。又连日召奕譞商量。（注：《翁文恭公日记》。）十三日，公布慈禧懿旨：“恭亲王等，始尚小心匡弼，继则委蛇保荣，近年爵禄日崇，因循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屡经言者论列，或目为壅蔽，或劾其委靡，或谓簋不饬，或谓昧于知人。”（注：《晚清宫廷实纪》第134页。）朱谕称：“恭亲王奕炘，大学士宝鋆入值最久，责备宜严，姑念一系多病，一系年老，兹特录其前劳，全其末路，奕炘着加恩仍留世袭罔替亲王，赏食亲王全俸，开去一切差使，并撤去恩加双俸，家居养病。宝鋆着原品休致。”其他军机大臣李鸿章、景廉、翁同龠均退出军机处。任命世铎、额勒和布、阎敬铭、张之万、孙毓汶为新的军机大臣。当时，奕炘是53岁。宝鋆为78岁。接着，慈禧又命新任军机大臣遇有紧要事件，会同醇亲王商办。（注：《晚清宫廷实纪》第132页。）奕炘集团正式结束。 由奕譞集团取而代之。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侵及北京，咸丰帝率亲信大臣逃往承德，将奕炘留下，与侵略者办理交涉，不料，这样一来，却给奕炘创造了机会，迅速形成了奕炘集团。咸丰十一年，咸丰帝病死。赞襄政务大臣要垄断政权，排挤皇太后和奕炘，奕炘集团高举“垂帘听政”大旗，发动祺祥政变，一举击败赞襄政务大臣，掌握了内政、外交大权。慈禧太后、醇王奕炘等认为奕炘集团朋比蒙蔽，尾大不掉，一心要设法予以削弱，屡次发难，虽然也大大地震撼了奕炘集团，却未能从根本上改变由奕炘集团掌握内政、外交大权的格局。随着时间的推移，奕炘集团重要成员频频死亡，也有的因年老休致。直至光绪十年（1884年），在中法战争期间，慈禧太后才决心罢去奕炘的一切职务、令宝鋆休致，使奕炘集团宣告结束。奕炘集团主持清朝中央政府达24年之久。最后由奕譞集团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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