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之间是否有文化界限?_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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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的产生,源于人们充分意识到政治家们所说的文明冲突这个促使全球矛盾加剧的过程。相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议将这种对立转化为比较和平的文明对话。显而易见,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我们都必须理清无疑具有深远起因的各种争论的前因后果。

东方与西方在我们的感觉中乃是这些前因后果多个世纪发展的产物。一些文化专家偏重于将这样的现象看作是原生的、独立的和彼此历史地割裂的。因此,他们或是沿着某个方向,或是沿着相反的方向寻找论据。但应该说,应用于各种割裂的因素的考察显然是比较容易的。特别是,一个如此构成的“东方”概念既适用于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又适用于神道、萨满教、“腾格里”崇拜,①等等。

由此可见,不能使用“东方文化”、“东方文明”之类的一般术语。但反过来说,“西方文化”和“西方文明”却是提供一种具体得多的涵义的术语。究其原因,就在于“西方”在我们的表述中是一个比较单纯而且在一切领域里一以贯之的概念,但并不把宗教信仰贬低到末位。

信仰与科学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源远流长,出现于文化萌芽时期,一直延续至今。

为什么各种一元神论的宗教在东方产生了遏止科学技术的效果?

伟大的中国文明可以炫耀自己孕育了世界水平的诸多宝藏,发明了玻璃、瓷器、造纸、八音盒、火药,发现了反冲运动原理等等。但所有这一切均发生在佛教传入中华帝国之前。对于科学和技术思想的同样的制动现象也产生于古印度和觅求“涅槃”的其他地区。至于伊斯兰教对于阿拉伯人、伊朗人和突厥诸国中世纪文化的影响,可以认为其结果也是如此。

那么,基督教为什么最终并未阻止科学的进步?

其原因显然在于,公元第二个千年之初,统治欧洲社会意识已达十个世纪的基督教学说遭遇了一种出乎意料的反冲。长期以来被人遗忘而突然复苏的知识遗产的第一波推力喷薄而出,穿透整个不断受到压榨的大地。文艺复兴乃是一种杂交的果实。今天,我们也许面临一场新的文艺复兴,东西方之间的一次新的杂交。

我们将回答提出的所有问题,但首先要探求这种二分法的根源,然后研讨推动一些民族向东方迁徙,寻求冉冉升起的太阳,接着又反过来走向西方的民族运动,这样的运动每一次都夹带着各民族的千年的经验与发现。这样,我们同样也能解释各种文明与各民族的彼此相互杂交,说明为什么很难再用一种与其他话语相互对立的话语,坚持把它们看作分割地形成的实体。

付诸行动的对立统一辩证法:向往日出和日落之处的冲动

从远古时代起,世界分成宇宙的两大部分:日出之处即东方国家与日落之处即西方国家。在那个时代,一年也只有一个热季和一个寒季,而没有诸如春季和秋季这样的半音。

世界现象感知中的二元性,乃是人的最伟大发现之一。我们将这一发现归功于亚里士多德。把大自然理解为一个处于对立状态的对偶体系(光明-黑暗,女人-男人,左-右等等),这导致了辩证法公式的发现和排中律理论:发展是对立统一和斗争的产物。世界分成东方和西方的划分,乃是这种理解体系的组成部分。

一些历史学家在他们的狂躁情绪控制下,在对立的两极及其相互关系中只看到斗争的一面。另一些比较严肃的历史学家则试图揭示足以证明对立统一的事实。笔者把俄罗斯历史学家列夫·古米廖夫列入后者,他是两位大诗人——尼古拉·古米廖夫和安娜·艾哈迈托娃的儿子。也许诗学的原理帮助他借助若明若暗的朦胧之光不懈攀登,终入幽幽历史迷宫之堂奥。诗歌往往比科学离真理更近。

所有的民族以往并非始终定居在他们现今居住的地方。5000年前,今天东方的许多民族的祖先生活在基本上确定为与地中海、小亚细亚和西亚邻近的地域上。他们由此出发去寻找太阳的祖国,其中包括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土耳其人、印度尼西亚人的祖先……对于旭日的崇拜(我们早已忘记)吸引着各民族迁徙向东方,那里每天清晨再生着神灯——太阳崇拜者的上帝。正是在那里太阳周而复始地再现,“百鸟在肥美的羊背上筑巢”,生长着部落更新之泉和使优秀的人们长生不老,像太阳一样永远再生的多汁水果。在许多个世纪当中,这种宗教引导人们走向东方,跋山涉水,穿越沙漠,漂洋过海。一些民族停留在太平洋沿岸。更加执著的另一些民族,则到达了日本列岛和波利尼西亚群岛,并且自豪地说他们的岛屿或者小岛名副其实是旭日之国。但最狂热的民族搏击大洋,发现了“曙光大陆”,他们就是玛雅人,印加人,阿兹特克人……他们在那里建立起像苏美尔和巴比伦一样的阶梯金字塔形庙宇,延续了象形文字,其中最重要的字符是含有古埃及、苏美尔和古中国文字变体的太阳——代表作为这个时代整个人类膜拜的神明的神灯。

前不久去世的挪威学者索尔·海尔达尔成功地破解了印加人文化与美洲以西数千公里之遥的复活岛居民的文化的重要相似之处。他提出假设认为,印加人可能用捆紧的芦苇排制成的小船从秘鲁沿海横跨大洋,直达波利尼西亚群岛。他建造了“底格里斯号”芦苇船,亲自掌舵历时52天,跨海越洋。这位伟大的学者证明了用芦苇小船航海的可能性。但他没有能解读促使印加人投身于如此浩大的探险的原因。什么样的原因能够解释如此艰难的驶向西方的航行?寻求新的领土?美洲已经有足够的土地。

笔者同索尔·海尔达尔仅有一面之缘,那是在1993年的日本的一个学术会议上。在这个会议上,产生自1992年里约热内卢会议的“绿十字”国际生态主义运动得到了承认。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当选为会议主席,而索尔·海尔达尔和笔者成为司库。会议举行了3天。笔者同海尔达尔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做报告。但他突然因故飞往秘鲁,使得笔者来不及向他请教所准备的问题。直至今天,我们毋宁相信古代向东方迁徙是具有充分理由的。对于旭日的崇拜乃是第一次民族大迁徙——从地中海和小亚细亚/西亚出发,向东方迁徙的原因。在笔者看来,这同样也锻造了东方这个概念本身。后来,人们又在这个概念上附加了某些文化和地缘政治的特性。

崇拜旭日是古代世界共同的宗教。但是,各个不同民族的司祭对于这种信仰的符号的解释并不一致。这说明为什么信仰者的态度也各不相同。一个最重要的信仰派别——其观念依然有待明确表述——把一部分部落留在东方。古代世界相当狭小,居住在那里的人口为数不多。也许不超过300万至500万。只有几十种语言。在继后的几千年里,人类将分布到全球,其影响成千倍增长。

历史学家们积累的知识使我们得以理解其他几次不很重要的迁徙的原因。公元前三千纪期间,一次“狂热的爆发”(古米廖夫语)使古闪米特人的游牧部落进入到从阿拉伯半岛南部到古代西亚的整个地区。这些新来的部落收服了苏美尔人,继承了他们的文化和文字,在美索不达米亚建立了亚述-巴比伦帝国。古闪米特人逐步分布至当时的整个古代世界,同化或者排挤当地的本土居民,这些居民的构成包括未来的印欧人、芬兰-乌戈尔人、高加索人及部分突厥人的代表。公元前二千纪期间,我们在古小亚细亚和伊朗高原再次看到这些居民向北和向西迁徙,去寻找更加肥沃和更有保障的土地。

正是这些并非精神的原因,而是完全世俗的和物质的原因促使剩余的部落跨越古代世界的疆界,向外殖民拓张。于是,形成了古代的西方,以及它的比较注重实际而不是虚幻空想的生活哲学。

丝绸之路:东西方的会合

所以,在临近公元最初几个世纪之际,出现了新的觉醒。人们已经懂得,地球不是封闭的环,而是一个圆球,即使朝东方走去,也不能看到地平线移近。崇拜旭日转变成了崇拜天,这在中国和突厥—蒙古文化中最为明显。

拙见认为,代表另一次民族大规模迁徙(这次是从东方向西方)的匈奴入侵,源于出现在某种政治基础上的经济原因。新时代的两大帝国——中华帝国和罗马帝国之间的角逐和合作,乃是“大迁徙”的第一个原因。居住在中国北部边境的游牧突厥人是骚扰帝国的经常性因素。反击这些游牧民族的战争使得中国许多省份遭受破坏。为了保护北部边界,修建长城延续了数十年,但并不能很有效地保护帝国。于是,中国的政治家们找到了一个天才的解决办法:使永久的敌人转化为忠实的奴仆。突厥人被邀请来保护从中国直抵罗马帝国疆域的漫长的丝绸之路。这个时代的成果往往都用“伟大”两字来形容。而把东方和西方联结起来的这条横贯大陆的贸易动脉,对于这个赞美词完全当之无愧。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贸易不仅限于丝绸、瓷器和香料。其他文明价值也进行着交流,其中包括那个时代的科学最新成果。在中国的诸多伟大发明中间,我们应该提到造纸和火药。

突厥人大多沿着丝绸之路一线,逐步从蒙古分布到小亚细亚。从黑海到安达卢西亚,商队由哥特人(古日耳曼战斗部落)护送。哥特人定居在从克里米亚(东哥特人)到西班牙(西哥特人)的广阔地区。古日耳曼人同中国商人和官员的密切合作也得到相关词语的辞源的印证。各种欧洲的辞源词典很难找到“丝”一词的起源:意大利语的seta这个词来自拉丁文saeta,其意思为1)鬃毛(马);2)硬鬃(猪)。②

我们认为,语义学和词汇学的发展毋宁说是反向的:“蚕丝”>“马鬃”。

事实上,对于这种语源的一种“货物”的中国名称感兴趣的,首先是语言学家和语言考古学家们。恰恰在这里语源学找到了严肃的依据。这种中国的物品是以其固有的名称提供给欧洲的。名称毋须重起:汉语中有“丝”(si>soie)和“丝的”(sidi>de soie)两个词。③“丝的”这个形容词,其谐音接近于安达卢西亚语(西班牙语)seda,其意义为“丝绸,丝织品”④(并见俄语的ida——“丝”,以及idnyj——“丝的”)。

根据这些资料,可以认为由哥特人护送的丝绸商队绕过罗马,前往西班牙。

在北方的日耳曼人中间,这种中国商品从突厥人控制的另一条支线运抵。突厥人用他们自编的形容词后缀改变了原来的中国名称:silik⑤代替了sidi——“丝的”。但在日耳曼人中间,把形容词理解为名词“丝”:英语的silk⑥及斯堪的纳维亚语的silki,传播向波罗的海沿岸居民:普鲁士语的silkas,立陶宛语的ilkas;最后传播至俄罗斯人:俄语的ъlкъ。同样,在商队习惯上由突厥人护送的丝绸之路的最南支线,波斯词sirah⑦来源于同一个辞源词silik,因为在各种伊朗语中,习惯上将l音变为r。正是通过这条南线,丝绸经过伊朗和以往作为罗马帝国领地的近东诸国,抵达亚平宁半岛。关于这一点,见拉丁词sericus,其涵义为:1)“丝的”;2)“中国的”,从其辅音来说,接近于上述伊朗词语。

缺乏文字见证的口头词语不亚于具有权威性的那个时代的某些文献,考古发现也是如此。只需正确诠释和破译这些词语中的密码信息就足够了。

由此我们眼前呈现出曾一度隐藏在我们视线之外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灿烂图景。

同样存在着足够的文字资料,来展现这种交流关系的广度。这是专家们十分清楚的,但从来没有出现在学校的教科书中,包括高等教育在内。

文艺复兴:东西方新的交流的中心

今天,你们是否会问巴黎或者巴格达的一个小学生,文艺复兴如何和为何开始?事实上是指什么样的复兴?

笔者希望21世纪的学校课本最终将以相宜的方式,谈及这个历史主题,以回答上述问题。这个题目早已有人研究,大约有十来名这方面的专家,但他们的著述从来没有得到广泛传播。

“新纪元”的第一个世纪的基督教,同其他宗教差异甚微。它毋宁说在竭力以信仰代替科学方面更加极端。它以获得天国永恒幸福的名义要求抛弃肉体的享乐。希腊和罗马的对于异教自由的一切呼吁及其对于人间生活的崇尚,无不遭受残酷镇压。随着精心策划的亚历山大图书馆纵火案的发生,最完全的古代手稿的库藏被焚之一炬,开始了第一批基督教徒对于“可诅咒的过去”的讨伐。古希腊的文字记载传统在欧洲的所有地方遭受灭顶之灾。⑧在整整一千年期间,陷入基督教原教旨主义黑暗之中的欧洲,忘记或者甚至在记忆中抹掉了古希腊的享受生活的文化。记载古希腊作者们著述的羊皮纸卷被运到那个时代的“世界”的东部边境,亦即阿拉伯哈里发国家的首都巴格达。年轻的伊斯兰教还没有封闭于一个文化语境之中。阿拉伯学者们成功地引进了新的数学学科(al-jabr),恢复了化学(al-khimiyya)和哲学。在中世纪初多种语言交杂的中亚,形成了“突厥人天生是战士,波斯人天生是诗人,阿拉伯人天生是哲学家”的说法。

突厥人穆罕默德·法拉比在公元11世纪将亚里士多德⑨和柏拉图的著作译成阿拉伯文。柏拉图在那个时代的学者圈内以“世界第二教育家”著称(第一教育家的地位属于亚里士多德)。这些书籍到达阿拉伯人居住的西班牙的科尔多瓦。这里还居住着来自天主教世界的不信奉国教者。他们把希腊大学者们的著作从阿拉伯文翻译成拉丁文。11世纪,这些书籍在整个欧洲秘密传播,促使当时依然被忽视的某些情感和态度的萌生。这样,人世生活期间及时行乐的感情开始在欧洲复活。我们所说的文艺复兴,乃是古希腊文化的复兴。这表现在文学、美术和科学之中。由此锻造了能够使人的精神深入创世的最隐蔽的奥秘的“智人”意识。

文艺复兴的精神帮助人们发现了《圣经》常用文本中所隐藏的意义。“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这个主题促使基督教的文艺复兴意识复燃伯利恒之星的光辉,照耀诞生于世的一切人。因为,每个人同造物主相像,使得人自己也就成为造物主。这样一种意识,促进了创造性的神圣人格原则的发展。

我们可以用一种表面的总结形式说,西方文化是作为基督教的禁欲道德与古希腊对于人世生存的崇尚的综合而出现的。对立面的顽强斗争与统一,影响了西方文明在公元第二个千年的发展内容和节率。

无论是佛教抑或伊斯兰教,在其形成过程中都没有经历过这些辨证矛盾。信仰所养成的对于命运的顺从,决定了文明在东方长期滞后。今天的政治家们在分析“亚洲背景”的情况时,不得不考虑这个因素。在亚洲,既存在西方的观念,又有社会主义,既存在民主,又有全球化,如此等等。

走向新的文艺复兴?

但是,基督教的经验也包括了对于圣经戒律的不服从:“我是耶和华你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象仿佛上天、地下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

《圣经》的最初的读者们违反了戒律,敢于描绘上帝、他的儿子和诸神,并且赋予他们以惟一的种族——他们自己的种族的人类特征。(皈依基督教的非裔美国人和非洲人解释他们改宗伊斯兰教是因为拒绝祈求一个“白种神”。这是这种任意妄为方式的长远产物。)

伊斯兰教没有违背所接受的戒律,因为它禁止描绘神和他的一切创造物。真主安拉没有肉眼可见的形象。他没有民族或种族的特征。他既不是人,也不是兽,而是神。这是以最极端的确定性加以确认的。

这样一个观念的优点何在?

每一个人类群体都竭力使自己接近“神的形象”,尽管并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样。事实上,这是人自我完善的最抽象的手段。这样的一种途径可能使伊斯兰教觉得自己是全人类的“真正宗教”。确实,只有这种优点得到了充分证明。

反抗、不服从精神表现在对待神创造人的基本态度的一系列发展中。

1)“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先知的时代,公元前第一千年至公元第一千年)。

2)“上帝同我相像,因为我就是造物主!”(文艺复兴时代,公元第二千年)。

这种哲学大大地加速了时间的进程:人类在未来的几个世纪中表面上比应该做的走得更远。各种政治学说和世界的自然骚动使人类染上了种种色彩,变得惶恐不安!

代替“冷战”的是“地球的回暖”!

如果东方和西方像宇宙大脑的两个半球一样调整自觉的相互作用,那么世界现在取得了为争取生存而联合起来的机遇。信仰和科学在文艺复兴时代的开明的欧洲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点。

但要这样做,我们必须认识我们自身的全部真实情况。既不是片面的,也不是一厢情愿的。东方和西方,这就是我们的地球——“人-思想家”的祖国。这个新文艺复兴时代的意识形态应该确立的正是这样的思想。

Olzhas SULEIMENOV:DES FRONTIERES CULTURELLES

EXISTENT-ELLES ENTRE ORIENT ET OCCIDENT?

(DIOGNE,No.210,2005)

注释:

①在外来的各种宗教发生影响之前,突厥-蒙古人中间对于神化的“天”的崇拜。

②特里斯塔诺·波莱利,Tristano BOLELLI,Dizionario etimologico della lingua italiana,TEA,1994。

③现在的普通话拼音为:sī——“丝”,sī de——“丝的”,有一个构成形容词的语法因素。

④意大利语的t与西班牙语的d之间的相对(法语的oi,——soie)是罗曼诸语族演变中的趋势(可以假设一个古词——猪鬃同丝毫不相干——在遇到一个新名称和新物品时,获得了另一种意义);事实上,“丝”在罗马早就是众所周知的东西,有两种称谓:seta serica,即“中国织品”,以及metaxa(希腊-东方词)。在一个贫瘠的西方,“丝”与其说是一种实物,毋宁说是一个名称。但“seta”一词可以解释西方的各种新拉丁语及德语的Seide一词;“serica”则是古法语中“丝”一词——serge,sarge的源头。相反,在拜占庭则更加接近于“丝”的来源,词汇也更加丰富,保持着东方的名称:希腊语metasi>罗马尼亚语Mǎtase,阿尔巴尼亚语Mndafsh;并见亚美尼亚语metak's。

⑤这是十分流行的突厥语后缀:llk/lik/luk/lük,意为“关于某种东西的”。

⑥英语的语源学家们认为是从serica一词派生出来的。我们要指出,商业的媒介肯定是通过威金人的途径,因为只有北斯拉夫人知道这个词;见南斯拉夫语的svila<? svinja——“猪”,斯洛伐克语hodváb——“精品织物”(这也许是哥特人的幽灵!)

⑦古波斯语,现代波斯语为abriam,经由突厥语ibriim——其他语言中的“蚕丝”(<?突厥语词根ip和结尾——中国)。随着丝绸的普及,它的名称变成“丝”的代词(突厥语ipek——“丝绸”和ip——“线、弦”,马来语sut(e)ra<Skr——“线”)。

⑧这里应该把欧洲理解为西方(在东南欧称之为“弗朗圭伊斯坦”)。俄罗斯人,突厥人,乃至希腊人本身此时成为可疑分子。毫无疑问,在拜占庭希腊文化依然富有生机,以至俄罗斯教会把柏拉图奉为神圣。就小范围的历史而言,正是在19世纪,达尔马提亚的斯拉夫人被迫恢复格拉哥里字母,因为更加适合于他们语言的希腊-基里尔字母被当作分离主义而遭禁止。

⑨西方十分明显偏爱亚里士多德(其著作被翻译得或好或坏)。即使在天文学领域里,早在哥白尼、伽利略的冒险经历之前,地心说学者托勒密取代了主张日心说的其他同事(例如:萨莫斯的阿里斯塔克)……中世纪人生活在恐惧之中,要求各种答案,只可能厌恶苏格拉底式的讽喻。直到拜占庭垮台后,Plato才取代了Aflat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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