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的政治控制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政治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529（1999）06-0001-06
邓小平是我国党和人民公认的卓越的政治家。在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长期工作实践中，邓小平以其超群的智慧，运用政治手段，在国家面临严重危机时，领导国家战胜困难；在改革开放面临阻碍时，邓小平巧妙地化解党内外的各种矛盾，不失时机地将改革推向深入，其高超的政治控制艺术，非凡的政治魅力，令人叹为观止。今天，我们肩负着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重任，学习并深刻领会邓小平政治控制思想，无疑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政治控制，广义地说，是指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发展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所采取的措施、方法及手段的总和。政治控制强调整体性、全局性，要求用发展的、战略的眼光来处理各种问题。政治控制必须坚持有向、有序、有效三个原则。为实现社会稳定而牺牲社会发展所采取的强制性政治控制往往会导致政治专制，从而最终破坏社会稳定。政治控制的不足也会导致社会不稳定，从而破坏社会发展。如何把握政治控制的度是一门高超的领导艺术，分寸恰当，既可保证社会稳定，又能实现社会发展。在我们这样一个正处于向现代化转型的发展中国家里，政治中心在领导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中作用极大，政治中心对社会的整合效用也非常显著，因此，政治控制艺术对国家四化建设的作用自然就显得非常重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党领导全国人民克服重重困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上了两个台阶，政通人和，基本上保证了社会稳定，实现了社会高速发展，巨大成就举世瞩目。在这场波澜壮阔的“第二次革命”中，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政治控制艺术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下面分别从组织控制、制度控制、思想控制三个方面来进行论述。
一、组织控制是邓小平政治控制思想的核心
各级组织是推动国家和社会运行的主要动力，对社会组织的控制是实现政治控制目标的关键一环。如何处理社会上各组织间、组织内部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是组织控制的重要内容。
（一）党和政府。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在国家事务和社会生活中居于领导地位。政府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工作，党的领导应该是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它应通过自身的模范带头作用，通过群众的拥护化为政府的决策和行动。1941年，邓小平在论述党与抗日民主政权关系时说：“党对抗日民主政权的领导优势，一是从组织成份上去取得，但更基本的应是从民主政治斗争中取得，即主要依靠党主张的正确，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所拥护、所信赖的政治声望中取得”[1]。
但是如何既实现党的领导，又让政府能独立处理各项事务？这是社会主义国家一直没有妥善解决的难题。列宁提出：必须十分明确地划分党（及其中央）和苏维埃机关的职权，党的任务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而不应进行过分频繁的、不正常的，往往是对细节的干涉[2]。1980年，就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 邓小平说：“中央一部分主要领导同志不兼任政府职务，可以集中精力管党、管路线、方针、政策。”[3]1986年，邓小平说：“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 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领导的问题。”[4] 党的领导应体现在路线、方针、政策的制订上，政府是执行机关，是将党的指导化为具体行动的机关，党不应该过问具体的行政事务。“以党治国”的国民党遗毒，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5]
在处理党和政府关系上，必须坚决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将党的领导绝对化，认为党应该包揽一切、统管一切，以党的领导取代政府、社会团体的管理职能；二是认为党只须管党内的事务，政府和社团应脱离党的领导独立地处理各项事务，方才是真正的党政分开。其实，党政分开不是不要党的领导，而是为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让党集中力量管好党，大力抓党的思想建设、理论建设和组织建设，更好地实现党的政治领导，在国家和社会建设中指引方向，统领全局。“政府工作当然是在党的政治领导下进行，政府工作加强了，党的领导也加强了”。[6]
（二）政府与社会。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体制和管理体制，社会缺乏自主性，内部流动性差，各社会组织无法得到正常发育；政府权力无限扩张，整个社会从微观到宏观，从个人到组织，几乎都成了政府权力的附属物。这种体制，虽然可提高政府的组织动员能力，在特定的情况下可推动经济在短期内的高速增长，但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动力和协调问题，不可能创造一个充满活力和创造性的现代社会。改革开放后，在强化市场和社会自我调节作用时，我国在管理体制上实行政企分开和转变政府职能的改革。1980年，邓小平说：“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7]1986年，邓小平明确要求：“企业下放、 政企分开”，“用多种形式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调动企业积极性。”[8] 政府不再直接管理企业，让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主体，将其推向市场，政府对社会的控制不再以强制性行政指令和计划为主，而是以法律和经济手段为主来调节和控制社会的运行。政府的职能主要是“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提供服务和检查监督。”
（三）中央与地方。随着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经济规模的扩大，高度中央集权体制的弊端日益暴露，地方的自主性、独立性要求不断增强。毛泽东曾作过中央向地方分权的尝试，但这种分权是在政治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是在遵守和执行全国统一的指令性计划的前提下的地方分权，结果出现了“一放就乱，一统就死”的局面。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提出：“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9]， “中央说话，中央行使权利，是在大的问题上，在方向问题上”[10]，“调动积极性，权力下放是最主要的内容。”[11]为调动地方积极性，从1980年起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此外，在计划投资、进出口、税收、价格、外汇、引进外资、预算外资金等方面，先后给予了地方政府更多的自主权。沿海开放城市的崛起，中央大幅度下放权力是一个重要原因。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更为科学界定中央与地方权力分配，实现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动态协调指明了方向，针对市场发展的需求，在国家与社会相对分离的大背景下，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职责权限，充分发挥两个积极性。
（四）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各族人民公认的领导核心，要实现对政府、民主党派、社会团体的领导，必须加强对组织自身内部的控制，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首先是大力加强党的思想建设。“要人的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12]要重视党的理论学习，提高党的理论水平，加强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和创造性，只有这样，才能既把我们的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推向前进，也防止一些同志，特别是一些新上来的中青年同志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其次，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最根本制度。即“四个服从”：“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几条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全党服从中央。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全党从而保证全国有统一的意志和行动。再次，要大力培养锻炼中青年干部。“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13]，邓小平提出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目标，并说“老干部第一位的任务是选拔中青年干部”[14]。培养合格的中青年干部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意义重大而深远。最后，邓小平大力强调党风建设。执政党的党风是关系到党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反腐败斗争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15]，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一个腐败的党是无法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它只能成为改革开放的阻碍。邓小平要求“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16]只有把党建设好了，才能更好地发挥其领导核心的作用。
二、制度控制是邓小平政治控制思想的重要内容
制度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群体中要求全体成员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和行为准则，它往往以成文的形式表现出来，并具有相当的强制性和相对的稳定性。没有完善的具体制度，就不可能实现切实有效的控制。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指出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面性、稳定性、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17]要维持国家政治稳定，单靠数个贤明领袖、“青天”不可能实现。“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是很不健康的，很危险的”[18]，必须有完备的制度作保障。
（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文革结束后，针对党内党外政治思想上的混乱状况，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认为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是立国之本。“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19]他还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其他三个坚持都必须通过党的领导才能实现。对于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条不低于其他三条，这是因为“历史经验证明，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来说，总是弱于敌对阶级的力量，因此要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这是正义的事，没什么输理的地方。”[20]邓小平认为，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保证有一个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保证有一个团结稳定的政治环境，才能保证有统一的意志和行动。
（二）坚持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根本政治路线。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十月革命后，列宁在不得不与帝国主义及白匪斗争中，仍然认为：一旦战争使我们有可能不把重心放在同资产阶级、弗兰格尔、白卫分子的斗争上，我们就将转向经济方面的政治。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正式确立后，党的八大确立了战略重点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的目标，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战略重心转移的目标并未实现，还搞了近20年的阶级斗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针对国际国内严峻形势，邓小平率领全党果断地把国家战略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认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21]邓小平要求全党集中力量“一心一意搞建设”[22]，不为国际国内的问题所干扰，即使发生了世界大战，战争打完了仍然搞建设。1980年，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提出80年代要做的三件事：反霸权、台湾回归、经济建设。他指出三件事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这是解决前两件事的最主要的条件。“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上面[23]。在与稳定的关系上，邓小平认为稳定压倒一切，没有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什么也搞不成，在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大国，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发展，但不能绝对化，“发展才是硬道理”，稳定必须是发展中的稳定，是动态的稳定，只有健康发展下的稳定才是真正的稳定，才能促进经济的更快发展。邓小平从战略的高度为我国经济建设作了总体规划，提出了“三步走”战略目标，并推动了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体制到政治体制的全面改革，形成了从沿海到内地，从沿江、沿边到内地中心城市的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的开放格局。
（三）坚持依法治国。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是真正的多数人统治少数人的国家，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然而我国又是一个拥有数千年封建历史的文明古国，封建遗毒影响甚深。邓小平总结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教训，尤其是文革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教训，提出必须按照民主化和法制化紧密结合的要求，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24]加强法制建设，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其次，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邓小平认为，任何国家的民主，都离不开那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经济发展状况和社会制度。资本主义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分立、两院制，这不符合中国的实际，邓小平始终一贯地肯定中国实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全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符合中国的实际，为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好的政治制度。最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邓小平指出：“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必须集中全民的意志为党的意志，并把党的意志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依法治国。在中国这样的大国，离开党的领导建设民主政治，只能使我们的国家陷入无政府主义状态，使国家更难民主化。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邓小平的宿愿。
三、思想控制是邓小平政治控制的重要手段
思想文化观念是指人们对世界、社会、人及它们之间关系的看法和观点。人的思想文化观念是在后天成长的过程中，在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影响下逐步形成的，它往往能间接决定一个人的性格、道德及行为方式，社会的总体思想文化取向往往能决定社会成员的总体素质和社会的内聚程度。为了维持国家和社会的稳定，调动全国人民的力量投入现代化建设，坚持用先进的思想来武装全国人民就显得极为重要。邓小平始终毫不动摇地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在加快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大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正是其政治家远见卓识的重要体现。
（一）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采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全党同志必须从这个战略布局的高度，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
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相辅相成，不可偏废，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邓小平说：“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革命和建设不可能胜利。”[25]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搞好了，可以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物质文明搞好了，可以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精神文明建设要协调发展。邓小平科学地将精神文明建设分为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方面。他说：“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指教育、科学、文化，而且指共产主义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关系等等。”[26]在思想建设上，应该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抵制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在文化建设上，应坚持“两为”、“双百”方针，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全面发展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等各项事业。
（二）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开明的政治，发达的经济，也应该有繁荣的文化。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可以最大限度地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力量，万众一心地投入到现代化事业的建设中去。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首先，“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必须高度重视，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27]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但是，只有先进的政党，科学的理论才能将亿万群众的利益和智慧集中起来，形成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江泽民要求在县以上领导干部中深入进行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在全党形成认真学习的风气，民主讨论的风气，积极探索的风气，求真务实的风气，充分发挥党的思想政治优势。其次，要始终不渝地加强对群众特别是青年的教育工作。1989年，邓小平痛切地指出：“十年来我们的最大失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教育发展不够。”[28]必须深入持久地开展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加强民主法制教育和纪律教育，近现代史和国情教育，引导人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艰苦创业精神、防止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有文化的“四有”新人。江泽民要求宣传部门做到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以高尚的情操塑造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正是实现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实行思想控制的重要手段。
（三）加强党对新闻媒体的领导。新闻带有一定的阶级性，新闻媒体都是统治阶级的宣传工具，为统治阶级服务。我国新闻机构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方针，邓小平说：“要大力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宣传党的领导，党和人民群众团结一致的威力、宣传社会主义中国的巨大成就和无限前途，宣传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而奋斗是当代青年的最崇高的使命和荣誉。总之，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29]党报党刊是党的喉舌，是党领导全国工作的一种有效工具。邓小平要求“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30]江泽民要求新闻机构要讲党性、讲政治，以国家大局为重。十五大报告指出：新闻宣传要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实事求是，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对新闻出版业要加强管理、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落实和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这些方面的工作搞好了，可以在保证、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方面起非常大的作用。”[31]
邓小平政治控制思想以组织控制和制度控制为主要内容，以思想控制为不可缺少的辅助手段，其中组织控制是邓小平政治控制思想的核心，重中之重；制度控制则为实现组织控制提供坚实保障；思想控制为实现组织控制和制度控制提供精神力量和舆论支持，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邓小平的政治控制思想是其长期治国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政治控制理论在新时期的发展，它以国家的经济建设为服务中心，以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为目标，以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手段，把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提到重要地位，解决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手段和领导力量等诸多问题。几十年的实践证明，邓小平的政治控制思想，治国目标符合党心民心，是激励民族斗志的巨大力量，遵循这一思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将推动我国包括富裕、民主、文明在内的社会全面进步。
收稿日期：1999—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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