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转型与政策选择
新常态下，经济增长未来走势充满不确定性，以稳定经济为目标的宏观政策如何选择，是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点之一。上海交通大学许志伟、刘建丰构建考虑异质性收入、流动性约束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收入不确定性的宏观效应。理论分析表明，收入不确定性上升，由于预防性动机，家庭会增加流动性资产，从而对生产性风险资本产生挤出效应，导致总需求变弱、经济下滑。不确定性冲击对产出具有明显的负向效应，而金融危机期间这种负面效果更加明显，这说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高企可能是金融危机期间经济增速严重下滑和近年来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重要原因。
我国经济转型的重点在于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如何处理好“调结构、稳物价和保增长”的关系是长久以来的热点问题。随着产业分工的深入，经济中的外生冲击对于产出、通货膨胀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冲击效果愈发平滑。国内技术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是造成我国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未来我国货币政策应建立明确的货币政策规则。此外，来自国外的冲击对国内通货膨胀、进出口和实际汇率的影响不可小觑。华侨大学赵林海和徐海东研究货币政策规则类型与经济行为主体学习策略的各种组合对通胀预期和通货膨胀的影响。结果发现，通货膨胀水平不仅受到货币当局货币政策规则的影响，还受到经济行为主体通胀预期的理性程度的影响。数值模拟还显示，宽松货币政策条件下模拟的通货膨胀水平与理性预期均衡水平的偏离程度最小。
二、城乡发展与绿色经济
我国经济开放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在全国及区域范围内仍十分突出。华侨大学王健康应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分析经济开放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分析本地经济开放水平对周边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总体呈现倒“U”型且自东向西逐渐递增的演变趋势;经济开放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空间相关性均比较明显;对外开放及对内开放的人口流动与所有制结构总体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
推动城乡发展，改善居民生活和增加农民收入，一直是中央农村政策的核心。北京师范大学张昭、杨澄宇和袁强在多维视角下研究农村的收入问题。他们首先提出结合收入及健康、教育、生活状况等五个非收入指标“收入导向型”多维贫困指数测算方法，通过中国家庭追踪调查调查数据，对农村“收入导向型”多维贫困指数测算。研究发现，“收入导向型”多维贫困视角下更有利于识别出整体福利水平较低的收入贫困家庭，并可以对持续贫困家庭进行有效追踪。农村家庭在收入上的流动性在减弱，处于多维贫困下的家庭更难跳出贫困陷阱，贫困家庭所遭受的平均剥夺比例差距越小则其跳出贫困的可能性越大。他们建议现阶段农村扶贫工作要注重两个问题:一是扶贫政策应当在减少收入贫困的基础上更多地关注多重剥夺对农村家庭整体福利水平的影响。二是扶贫政策应当注重提升贫困家庭的持续脱贫能力，而不只是提高其收入水平。
三、自贸区建设与贸易转型升级
“一带一路”战略和自贸区建设是我国对外开放的一体两翼，共同构成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内容，自贸区建设与“一带一路”如何对接问题，是时下关注的热点。华侨大学许培源认为，自贸区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国内重要支点，在功能上承接着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等“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任务，各个自贸区的区位、港口、产业等条件不同，差异化地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上海自贸区以制度创新为核心，推动以服务贸易、投资、知识产权、金融规则等为主的国际经贸规则的融合和重构，是“一带一路”经贸合作规则的先行先试。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天津自贸区发挥天津港的优势，打造“一带”和“一路”双向开放新平台、新通道，一方面建设联通中亚、蒙俄、欧洲的陆路通道，同时又加强与日韩的海上互联互通。福建自贸区对接台湾自由经济示范区，携手两岸共建“海上丝路”，同时依托东南国际航运中心，拓展海洋合作，打造海上战略支点。广东自贸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依托港口和机场群及香港金融服务优势，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金融和航运中心。“科技兴贸”战略实施十多年来，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存在一些不足。东北财经大学徐元认为进入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外贸发展的转型升级首先必须实现外贸发展战略的转型升级实现从“科技兴贸”战略向“创新强贸”战略转变。从“科技兴贸”向“创新强贸”转变，必须明确制定和实施“创新强贸”战略、完善组织机构、加强制度创新、重视与知识产权战略的融合、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创新的国际合作。
有关服务业在国际贸易中的贡献一直受到忽视。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夏杰长和倪红福基于全球价值链分析视角，基于贸易增加值出口测算和分解方法的结果表明，相当大部分的服务业增加值是隐含在其他部门而间接出口，服务业在国际贸易中发挥的作用，远比传统总值贸易统计方法计算的比重高和作用大。不管是按传统总值贸易统计方法还是增加值测算方法，中国服务业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相对较低，甚至比印度服务业出口的比重还要低。他们由此建议:要充分认识到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服务业是全球价值链体系正常和有效率运行的关键因素。其次，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实行更加主动的开放战略。最后，提高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助推制造业的价值链升级，进而促进我国产业升级，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在我国大力提升服务业价值链地位，积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背景下，研究服务外包网络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四、金融运行风险与应对策略
金融危机之后，宏观审慎政策逐渐引起重视，存款准备金政策作为一种重要的宏观审慎政策，在学术界和政策当局都引起了广泛的讨论。研究发现，与提高存款利率相比，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对本币升值和通货膨胀的影响较弱，而且提高存款利率对贷款影响不明确。存款准备金政策在稳定金融市场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而存款利率政策在稳定物价方面效果更好，两种货币政策具有一定的互补性。
流动性风险是现代商业银行所面临的最重要风险。在风险承担能力越小、风险越大的银行中，竞争对流动性的影响越大，这一结论支持了“竞争—脆弱”假说。他们认为不仅要减少不同银行间的不当竞争，保证银行的流动性水平;而且要关注不良贷款率较高的银行流动性，提高流动性风险管理能力，防患于未然。
越发复杂的金融网络是引发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的重要原因。华侨大学吴宜勇和胡日东基于无标度网络建立银行间的债务关联，采用数值模拟方法分别从网络直接连接效应，资产廉价销售的价格效应及变现费用三个渠道对银行系统的风险传染机制进行研究，并分析资产注入和非流动资产直接购买这两种救助方法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网络平均度的提高银行违约率随之增大，达到一定程度时银行违约会有爆发性增长;变现费用的增加导致违约损失率非线性增长;资本缓冲率的提高可以有效延缓违约损失的传染效应;资产销售的级联效应远远大于网络连接的直接效应;资产注入和非流动资产直接购买的救助方法对于防范风险传染都是有效的，但前者侧重于缓解网络连接的直接效应，后者侧重于资产销售的级联效应。
五、人口问题与收入分配
基础设施建设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增进国民幸福的关键举措。华南理工大学卢扬帆首先基于生产性、服务性和保障性三个维度，构建基础设施综合供给测量体系，然后运用有序 Logistic模型，实证检验政府基础设施供给影响居民幸福感的效果。他们发现，基础设施供给水平显著提升了居民幸福感，且促增效果要大于收入因素，但对高收入和外地户籍者的影响并不明显。他们建议实行以居民幸福为导向的基础设施供给政策，未来主要着力点应是创造和完善一个科学的基础设施供给模式和产权制度。
参考文献：
[1]林重庚.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和转型[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125-132.
论文作者:崔军
论文发表刊物:《建筑学研究前沿》2018年第19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8/11/15
标签：服务业论文; 效应论文; 收入论文; 多维论文; 流动性论文; 水平论文; 战略论文; 《建筑学研究前沿》2018年第19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