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科学的社会形态学说与“开放性社会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形态学论文,开放性论文,说与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开放性”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特征和最根本的质的规定性之一。为此，相对“地域性社会主义”而言，他把自己的这一理论视作“开放性社会主义”。早在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深刻地指出，共产主义的实现应“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不这样，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它们会依然处于家庭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境地’”；“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9页。）。
马克思的“开放性社会主义”思想与其科学的社会形态说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后者为前者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作为唯物史观最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形态理论，是马克思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运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深刻揭示，它最集中、最典型地展现了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按照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原则，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相继递进的理论，作为理想化的一般模式，既不是单个具体的民族、国家社会形态独立发展过程的再现，也不是各个民族、国家社会形态历史发展机械相加的结果，而是对被同时加以综合把握的一切民族、国家社会形态历史发展最一般规律的理论概括及其结晶，具有无可置疑的真理性，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任何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进程都不能不受到它的制约。另一方面，一般和个别又是辩证的统一，一般只能大致地包括个别，因而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演进，并不能代替每个民族、国家生动具体的发展进程，它并不排斥其发展过程中的具体性、个别性和偶然性，反而是以其为前提和通过其为自己开辟道路并实现自身的。如果将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理论凝固化和绝对化，就会扼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性、生动性、复杂性和矛盾性，陷入历史宿命论。实际上，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理论是一种包含着统一性和多样性辩证统一的完整的科学理论，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马克思有不同的研究重点：40-60年代，他主要致力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研究，而晚年他则将注意力集中于各个国家和民族特别是东方社会落后国家特殊发展道路的考察，进而把二者辩证地结合起来。
在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首次提出了世界历史思想，对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理论作了初步探索。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社会形态学说作了经典性的概括，并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遍意义。他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这就表明，人类社会只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才能创造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的必要条件，这一过程对于一切民族、国家都是不可避免的，具有必然性。
虽然从马克思的思想进程看，他在19世纪50年代下半叶和60年AI写作作《资本论》及其手稿时，已认识到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特殊性的问题，看到了东方社会在历史上走着与西方社会完全不同的道路，这就是当时马克思所理解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两条路线，即西方“自由的小土地所有制解体，以及以东方社会为基础的公共土地所有制解体”（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71页。），但由于这时历史只为东方落后国家提供了西方资本主义这样一条道路，因而他又认为当历史的车轮驶入资本主义时代后，东方社会的特殊性将不复存在，它只有纳入世界的统一框架，经过西方式资本主义的发展，才能通向共产主义。
重大的突破出现于马克思的晚年。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历史发展，为马克思深化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特殊性的研究提供了可能，从而使他有可能反思自己以往的理论，把对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理论的研究，由“类”推进到“个体”和由抽象上升到具体，进而提出东方落后国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新设想。这一设想虽然包含着社会历史发展的某些阶段可以跨越的思想，但并不是否定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理论，而是进一步揭示了这一规律所蕴涵的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辩证关系的实质，进而把自己对之的研究引向了更深的层次。在致查苏利奇的复信中，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东方社会在现有基础上存在着向社会主义或向资本主义发展的两种可能性，“农业公社天生的二重性使得它只可能是下面两种情况之一：或者是私有原则在公社中战胜集体原则，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50-451页。）
综上所述，马克思在晚年和晚年之前是从两个方面来论述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和各个民族、国家的特殊道路的关系的。当他在晚年之前侧重于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统一性和普遍性时，他并没有将各个民族和国家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弃之不论，而是在世界历史的有机整体中来把握这种特殊性；当他晚年侧重于研究单个民族和国家发展的特殊道路时，他也没有脱离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统一性和普遍性对其的制约和影响。所以，只有把马克思晚年和晚年之前的有关论述综合起来作总体考察，才能科学地完整地把握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理论和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的巨大理论意义和方法论价值，以及蕴含其中的深刻的“开放性社会主义”思想。
第一，马克思晚年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新设想，初步概括了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及其实现的必要条件，因而是对他创立的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理论的重大发展。这就是说，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统一性和多样性辩证综合的过程，这不仅表现在前资本主义时期东方与西方历史发展道路各有其特点，而且也体现在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中，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道路与西方在发达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也迥然有别。
按照马克思原先的设想，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产物，一切民族和国家只有经历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后，才有可能走向社会主义，东方落后国家也不例外。晚年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新设想，突破了这种原先的设想，表明了马克思思想的前进性。正如东方社会历史上没有经历过西方式的社会形态演进一样，它的未来也未必非得经过资本主义，在东方社会被强行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时代前提下，在它特殊的村社土地公有制基础上，也有可能直接过渡到到共产主义。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亚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证明了马克思晚年设想的重大的方法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证明了马克思完整的社会形态学说的真理性。虽然上述东方落后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并不完全取决于这些国家的特殊性质，被马克思作为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现成基础的农村公社及其土地公有制，并未发挥预期的决定性作用，同时，这些国家由于被强行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资本主义或多或少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不能据此否认马克思晚年新设想的方法论意义。因为东方落后国家是在世界历史中经过了资本主义时代，从而使其固有的特殊性质分化出许多尖锐的矛盾，而这些矛盾的激化，使这些国家有可能通过社会革命夺取政权，中断尚未充分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过程，而直接向社会主义发展。不过，这并非是东方落后国家历史发展的唯一途径，有些国家由于“所处的历史环境”（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51页。）不同，仍然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成为近代资本主义经济上的附庸。可见，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一幅既呈现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普遍必然性，又闪烁着多姿多彩的特殊性光辉的完整的辩证图景。
第二，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可以超越，但资本主义所达到的生产力水平不能超越。
从人类社会总体上看，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理论的核心在于揭示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说明了历史的发展虽然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决定的，但在这一过程中，生产力较生产关系更为根本。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也必然随之改变，并最终导致一种社会形态被另一种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取代。生产力作为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77页。），它的发展是一个承前启后、因果转换、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拾级而上”的自然历史过程，其中任何一个阶段都是不可缺少的，也是人类所无法更改和超越的。
然而，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前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各有其特点和不同的表现形式。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之前的前资本主义时期，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和分工相当落后，世界的普遍交往不可能产生，各个民族和国家基本上是在各自封闭、狭隘的地域中，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缓慢地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也几乎都是在各个民族或国家的狭小范围内“单独进行”，因而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演进，不仅在人类社会历史总体上，而且在各个民族或国家中，通常都只能是一步步单线递进、“拾级而上”。
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之后，生产力和分工的水平大大提高，资本主义生产的“普照的光”，使“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9页。），整个世界出现了以往从未有过的部分与整体的新格局，形成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各国性与世界性的辩证统一。在这里，所谓各国性，是指从横向上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各个民族或国家内具有不同的性质、水平、结构和运行机制；所谓世界性，是指整个世界经济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各个民族或国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越出地域、民族和国家的狭隘界限，在世界的宏大背景下进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各国性与世界性的辩证统一，使整个世界在经济上成为一个部分与整体相统一的有机整体。整体以部分为前提，大于部分之和并规定、制约着部分的质和发展趋势。马克思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对于某一国家内冲突的发生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等这种矛盾在这个国家本身中发展到极端的地步。由于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的国家交往所引起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3页。）因此，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规律，使被强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东方落后国家产生了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这时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虽然在总体上依然是“拾级而上”，但东方落后国家作为世界历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发展中却有可能出现“跳跃”，不必一切“从头开始”。这一点正是马克思晚年提出东方社会发展道路新设想的理论依据。
由上可见，东方社会落后国家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超越，归根到底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在世界范围发展的结果，是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全球展开的结果，它没有也不可能否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据此，东方社会落后国家虽然有可能在不长的时间内，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变革生产关系，但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却不可能随着这种跨越而自动实现，落后的小生产也不可能在短期内迅速过渡到先进的社会化大生产。从人类社会历史的整体来看，某一个国家之所以能实现这种跨越，恰恰是以整个世界、以整个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发展不能跨越为前提的；而资本主义创造的生产力又是迄今为止的全部人类文明史上最发达的生产力，所以资本主义生产力是不能跨越的。
第三，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并不意味着可以跨越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商品经济，因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
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必然规律，体现在两种不同的进化变革序列之中。除了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演进，马克思还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以人——这一历史活动的主体——之间关系的演变和个性的发展为尺度，将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划分为三大经济形态：“人的依赖关系”是第一大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自由个性”、“自由人的联合体”是第三大形态，“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这三大形态，虽然是以人的发展作为综合指示器，但由于它们的基础和根本内涵是社会经济的不同性质和发展形式，因而可以被相应地看作社会的自然经济形态、商品经济形态和未来产品经济（计划经济）形态。三大经济形态依次发展，其中任何一个阶段都是不可逾越的。
在第一大经济形态（包括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中，生产力和分工极为落后，人们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相当低下。为了生存，人们只有联合起来，结成某种共同体，向自然界作斗争。马克思说，“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个人“表现为不独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1页。），任何人都不具有独立的人格，还没有形成普遍的联系和普遍的交往。因此，居于统治地位的自然经济和人对人的直接依赖关系（自然、血缘联系和直接的统治服从关系），就成为第一大经济形态的特征。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分工与交换逐渐渗入共同体内部，构成共同体基础的生产方式逐渐瓦解，自然经济逐渐被作为分工与交换两过程相统一的商品经济所取代。商品经济又造成了人们之间普遍的物化关系，使自然经济下人对人的依赖关系被人对物的依赖关系所取代，从而使第一大经济形态不得不让位于第二大经济形态。
商品经济形态之所以能取代自然经济形态，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创造出了比自然经济更高的生产力，极大地扩大了人们的交往，拓宽了人们的视野，满足了人们多方面的需要，“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0页。）。资本主义的发展正是受益于此。
然而，第二大经济形态又具有严重异化的历史局限，因此，随着未来共产主义资料公有制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取代，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产品极大丰富，生产力的发展、财富的发展必将与人的全面发展相一致，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将成为目的本身。与此相应，产品经济也必将取代商品经济。这是一种以“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为特征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
马克思的三大经济形态学说深刻地表明，人类的历史首先是经济的发展史，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未来的产品经济缺一不可、依次更替的三大阶段，这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及其客观进程决定的。社会化大生产是在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和确立的，没有发达的商品经济就不可能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就不可能造成“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9页。），从而也就不可能为第三阶段的产品经济和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因此，虽然在五种社会形态的演进变革序列中，东方落后国家有可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不经过完整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直接走向社会主义社会，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是不可跨越的。商品经济作为三种经济形态中的一种独特类型，起着承上启下的中介作用，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
第四，资本主义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不可跨越，决定了东方落后国家必须以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作为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必要条件。
马克思晚年关于东方落后国家发展道路的新设想，并没有离开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积极成果。在他看来，仅仅从村社土地公有制——它只是共产主义制度在农村和农业生产中的所有制基础——出发，而不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要想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在村社的基础上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是根本不可能的。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复信的草稿中这样写道：完善俄国农村公社所需要的“设备、肥料、农艺上的各种方法等等集体劳动所必需的一切资料，到哪里去找呢”？答案是：“和它同时并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在给它提供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1页。），它“恰好又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处在文化较高的时代，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44页。），这就决定了“客观存在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1页。）。可见，马克思这时对作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思考，其视野已从一国扩大到全世界，这是由“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和东方落后国家成为国际资本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决定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再三指出，俄国缺少机器生产不应成为反对村社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由。他针对“俄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崇拜者”否认村社制度与资本主义发达的生产力相结合的可能性，反问道：“俄国为了采用机器、轮船、铁路等等，难道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生产发展的孕育期吗？也请他们给我说明：他们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的发展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在自己这里建立起来呢？”（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1页。）因此，东方落后国家只有站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商品经济、科学文化的基础上，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现代商品经济，才可能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才可能从根本上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
第五，在资本主义生产还是世界有机整体“普照的光”的情况下，东方落后国家要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就不能不对外开放，进入世界普遍交往的体系之中。
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4页。）根据这一思想和方法，马克思在研究世界历史的性质时，认为从16世纪时人类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虽然这时西方以外的广大地区、民族、国家还处于前资本主义状态，但由于资本不仅“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5页。），而且资本主义生产在整个世界占据着决定性的地位，因而它作为一种“普照的光”支配着整个世界。这就决定了在资本主义世界有机整体中的东方落后国家，虽然在资本主义生产“普照的光”的照耀下，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但这一跨越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力和商品经济不能跨越为必要条件的，因为社会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的扬弃者，其胜利必须“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9页。）。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外开放，进入世界普遍交往的体系。
这是因为，就社会发展的总体而言，民族或国家之间的交往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各个民族或国家所继承的“前一代人已经取得而被他们当做原料来为新生产服务”（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78页。）的生产力不同，实践能力不同，因而它们各自生产力的水平高低也就不同。另一方面，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为了生存和发展都必须进行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因此它们之间又有共同性。差异性构成了各个民族或国家之间生产力横向流动的必要性，共同性又构成了这种横向流动的可能性，而交往的深度和广度则决定了这种差异性消除的深度和广度，决定了生产力的发展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指出：“某一个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方都必须重新开始；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蛮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都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国家处于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1-62页。）因此，闭关自守的民族或国家，其生产力的发展必定会受到阻碍或延缓，因为交往关系的不发达、交往范围的狭隘会阻止已经创造出来的生产力传播、继承和发展。这些民族或国家往往陷入一切“从头开始”的困境，其所谓“创新”也常常是重走一遍别人走过的艰辛之路，仍是历史的落伍者。相反，如果一个民族或国家通过各种渠道、各种形式对外交往，就能吸取已经创造出来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等先进成果，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同时，较为落后的民族或国家藉此还不必一切“从头开始”，而可以用人类的最新成果去创造更新的成就，“跳跃式”地进入世界历史发的前列。
随着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各民族或国家之间的交往对其生产力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大。特别是资产阶级开创了世界历史，使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都与世界有机整体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深刻地指出：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每一个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9页。）马克思之后，列宁提出的“一国胜利论”，在实质上并没有改变共产主义革命的“世界历史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因为一个或几个国家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乃至开始社会主义建设，所改变的仅仅是马克思所设想的这种“世界历史性”的表现形式（同时发生和取得胜利）。从本质上讲，资本是一种国际力量，因此，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必然是世界性的胜利，而一国或几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虽然为这种最终胜利不断创造着条件，但它（们）决不可能单独建成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事业的“世界历史性”和它的实现必须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决定了它不维护反而要消除地域的狭隘性和民族的狭隘性。所以，从本质上说，社会主义必然是开放性的，社会主义制度必然是开放的制度。据此，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和文化水平还相当落后，商品经济还没有达到世界普遍交往的程度，那么它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只能是地域性的。这样的国家如果不主动进行对外交往，突破国际资本的封锁包围而进入世界历史体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商品经济和科技文化事业，那么，失败的厄运是难以避免的。这一点对于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东方国家而言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是由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特定情况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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