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性、风险承担网络与农村贫困研究——基于湖南10村调查的数据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湖南论文,贫困论文,风险论文,农村论文,脆弱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变迁中的乡村社会问题仍然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焦点问题，乡村社会和三农问题，仍然是现代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所不得不面对的“瓶颈”，而在乡村众多问题当中最核心的、对其他问题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的，就是贫困问题。当前的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数量依然很大；贫富差距扩大，相对贫困人口逐年增长，相对贫困程度加深：贫困农户和低收入群体的现状与小康水平差距甚远；随着中国现代化战略的推进，农村贫困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而且出现了高返贫率。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农村不仅为国家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生活资料、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同时也是哺育中华文化深厚精髓的源泉。因此，妥善解决农村贫困问题不仅是关系到广大农村居民生活安定的大问题，也是关系到整个国家和谐发展的大问题。 面对农村贫困问题，学术界已经展开了大量的研究，以往研究往往强调农村教育不发达、经济不发达、自然条件差、基础设施差等原因，这些客观条件的确制约着农村经济发展与贫困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贫困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由狭义逐渐转变为广义的过程，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贫困的解释变成一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元的视角，这些变化反映了人类对于贫困和社会发展逐渐形成的许多新的共识。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对于农村贫困地区和人口的扶持力度加大，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必将进一步减少，但是贫困人口减少的速度，归根到底还是要追溯到贫困人口是否已经具备了摆脱贫困的能力以及是否脱离了贫困产生的内部外部环境。近几年，人们在认识贫困问题的认识上取得了重要的学术进展，贫困与脆弱性、贫困与风险承担网络问题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从农村贫困人口自身的脆弱性，以及风险承担网络，来研究农村贫困问题，有利于重新认识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农村贫困问题，也有利于为推动政府制定农村减贫政策的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贫困问题与人的脆弱性以及相对应的风险承担网络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即脆弱性高低与其风险承担网络的强弱，对贫困群体的贫困产生以及贫困生活状态有着极大影响。 二、理论解释与实证研究 在国外，贫困问题一直是学术界所关注的热点问题。其理论关注的重点和诠释方式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从20世纪50年代的收入贫困到80、90年代的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的多维视野，到21世纪以来国际社会和学术界将贫困人口遭遇未来风险冲击的生存脆弱性和风险承担网络纳入到贫困的内涵。与静态、被动的“事后评价方法”以及“问题应对式”的扶贫策略不同，脆弱性和风险承担网络这种动态性的、前瞻性的分析理念，更加关注贫困的长期性、动态性、减贫的稳定性、返贫的可能性以及贫困人群的风险分担网络问题。 (一)传统的农村贫困发生学的理论假设与解释范式 传统的农村贫困发生学的解释主要集中在三个维度：1、结构/制度取向解释的贫困，即贫困问题的结构性/制度性动因。其理论假设在于：贫困结构和活动与更大的社会结构和制度上的不平等相平行，包括基本机会和资源的严重缺乏、不合理的社会控制和社会隔离程度、不公正或者错误的社会政策、权力和占有资源的严重不平等、集团之间的利益分配、利益争夺和利益偏好、社会交往、社会歧视和社会排斥等[1-2]。2、经济/市场取向的贫困，即贫困问题的经济性/市场性动因。其理论假设在于：贫困的根源在于经济要素的配置不合理、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分布、不平衡的信息经济、经济互动中的空间隔离和空间分配、穷人在市场竞争中的弱势地位和非理性的行为、市场供需关系变动等[3-4]。3、文化/素质取向解释的贫困，即贫困问题的文化动因[5-6]。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有学者开始从固有文化对结构变化的阻碍的角度来解释贫困问题。该观点强调文化价值的中心地位、社会亚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文化的代际传承、利己、家庭本位、排斥集体合作的观念和行为、内化了的价值观念等。 在国内，学术界在农村贫困问题根源的讨论中存在“主流模式”和“另类模式”两种话语形式。“主流模式”存在两种设问形式，即发展性问题和体制性问题。发展性问题认为国家工业化与现代化必然带来农村的衰退现象，是一个不可规避的问题。主张把城市化、工业化作为帮助农村脱离贫困的一种手段，即城市和工业的发展带动了大批劳动力的转移，同时也带动了农产品的销售和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客观上也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和提高了农民的综合素质，在解决农村贫困的过程中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用这种方法帮助农民脱贫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的，由于城市和工业对农村和农业的扩张，大量的耕地被侵占、森林被砍伐、河流被污染，严重地破坏了农村的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所谓“竭泽而渔反不得鱼”，这种掠夺性的发展方式实质上影响了农村的长远利益和综合发展，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不利于农村贫困问题的解决。体制性问题认为贫困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原因主要在于计划经济的城乡二元分治制度，长期的城乡二元分割导致了农村的城市化缓慢和环境恶化，同时也造成了社会各界对农村的忽视，主张破除城乡二元分割的制度性壁垒[7-8]。“另类模式”主张借鉴韩国经验提出“新村运动”，即运用意识形态动员，改变以往政府选择的牺牲农民利益的经济现代化战略模式，在国家经济现代化基本完成后，应回馈农村，通过“以工哺农”支持乡村发展[9]。 (二)脆弱性风险与贫困发生的可能性假设(VRP假设) 脆弱性风险与贫困(Vulnerability Risk and Poverty)问题最近几年引起学术界关注，尤其是在社会学和发展经济学领域。脆弱性是对社区或家庭一种状态的描述，即对于各种冲击发生的可能、发生的时间和程度以及冲击的结果等。脆弱性实际上是一个前瞻性的概念，它着眼于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冲击，结合社区或家庭应对冲击的能力做出预测，是一种防患于未然的思维起点。艾吉尔(Adger)对脆弱性(vulnerability)指出，贫困研究领域中的脆弱性研究，主要是在个体和家庭的尺度上，从人的谋生能力和消除贫困的角度进行分析。他认为脆弱性是谋生能力对环境变化的敏感性以及不能维持生计，生计能力取决于人的谋生技能、资产状况、生态风险和生态服务功能等多方面[10]。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00年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报告也对脆弱性进行过科学界定，即脆弱性是指人们处于粮食不安全或营养不良的各种风险，包括影响其应对能力的各种因素。个人、家庭或人群的脆弱程度取决于其遇到的风险因素及其应付或承受压力的能力。脆弱性是人们风险暴露程度和承受压力下的弹性函数，这种系统弹性取决于在维持人群达到最低福利标准或阻止情况恶化而导致陷入更深的不安全状况时，灾害风险管理策略的可能效果[11]。 伯特·钱伯斯(Robert Chambers)指出脆弱性包括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两个方面，外部因素是指一个人可能遇到的风险、冲击和压力等；内部因素是指没有防御能力，即缺乏应对外部因素带来损失的能力和机制，即脆弱性分析的内部—外部分析框架[12]。后来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发展了脆弱性分析框架，马丁·普劳斯(Martin Prowse)将脆弱性分析框架重新进行整合，形成了更加完善和具体的暴露、能力和后果三维框架[12]。在该框架中，对于暴露的分析更加细致和具体，主要包括风险或者外部冲击的规模、频率、周期、强度、预警、集体行动和不可预见性程度；在对脆弱主体的能力的分析中也将其分解成风险应对机制、资产、权利和能力等四个要素；在暴露风险和应对能力的综合作用下，其产生的后果则包括生计策略改变和贫困加剧。海尼格(Henninger)提出脆弱性风险主要包括环境风险、市场风险、政治风险、社会风险和健康风险[13]。世界银行在此基础上将不同类型的风险事件又具体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即个人或居民、多个居民或社区、地区或国家。作为以消除贫困为宗旨的发展机构，世界银行更侧重的是如何应对风险，即化解风险的机制，世界银行提出了化解风险的四个层次：应付风险、保险、减轻风险多样化、消除风险，对于这四个层次分别从非正规机制和正规机制两个维度提出不同的行动措施。 (三)风险承担网络与贫困发生的可能性假设(RTNP假设) 风险承担网络与贫困(Risk Taking Network and Poverty)同样在贫困问题研究中引起关注。在近几年的贫困问题研究中，学术界开始重点关注贫困中的风险承担网络，尤其是非正式的风险分担网络研究。事实上，在正规保险市场尚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广袤的农村贫困地区，贫困人口抵御风险冲击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依赖相互搀扶式的民间社会网络，它是抵御风险、减轻冲击伤害的最后屏障。非正式风险分担网络属于社会资本的范畴，对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都相当匮乏的穷人来说，社会资本在生产和生活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与其他人建立风险分担关系，穷人可以获得非正式信贷、馈赠等形式的资源，并运用于生产或生活，从而带来各种收益以应对面临的贫困问题。非正式风险分担一般呈现出网络结构形态，非正式信贷、现金或礼物的馈赠通常在亲朋好友等“熟人社会”网络转移。事实上，农户倾向于与那些有共同生活经历，或曾经共同分担风险的农户分担风险，这意味着地理距离和社会距离较近的家庭之间更易形成风险分担网络，也意味着这种风险承担网络能随时有效应对面临的贫困问题[14]。 风险承担网络的研究主要体现为社会支持和社会关系网络研究。社会支持网络指人们从社会中所得到的、来自他人的各种帮助，财务支持和精神支持同样是个人社会支持的两个重要方面。在学术界，一般将社会支持分为两大类：客观上的支持，包括物质上的直接援助和社会网络、团体关系的存在与参与，是人们赖以满足他们社会、生理和心理需求的家庭、朋友和社会机构的汇总；主观上的支持，即个人所体验到情感上的支持[15]。 经由国外关于脆弱性风险、风险承担网络与贫困问题的话语实践和理论视点，可以发现，国外关于脆弱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发展经济学领域，其关注的焦点也集中在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脆弱性，涉及健康脆弱性、健康风险的研究相对较少。本研究从健康脆弱性，财产保障脆弱性，环境脆弱性三个层面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分析框架，并在此分析框架下分析农村贫困问题，为研究农村贫困问题提供一种新的问题意识与解释框架。同时，通过以往的研究发现，在农村贫困和扶贫研究中，社会支持网络的研究不多，更多的是集中在国家政策层面，即正式风险承担网络，而对非正式风险承担网络的研究较少，本研究试图超越这一局限，从正式风和非正式风险承担网络的双重解释框构来解释农村贫困问题。 三、研究问题与研究设计 (一)研究问题 基于VRP假设、RTNP假设和中国农村的实践场域，本研究的研究议题首先体现为脆弱性风险与贫困出现的可能性问题研究，体现在人们在遇到风险、冲击和压力境遇中的风险应对机制、资产、权利和能力，具体的问题包括贫困与环境风险(可持续生态环境或资源破坏)、贫困市场风险(收入、财产保障、劳动力保障和可持续生计框架)、政治风险(社会政策、政府的贫困治理与社会保障)、社会风险(互惠性社会支持网络的破坏、人口流动与家庭结构变迁等)和健康风险(所面临的重大治病和死亡)；其次是风险承担网络与农村贫困发生的可能性问题研究，风险承担网络体现在两个方面，即正式的风险承担网络和非正式的风险承担网络，具体的问题包括：社会资本与贫困发生、社会关系网络与共同的风险承担机制。 (二)研究假设 本研究主要分析农村居民脆弱性风险因素以及风险承担网络与贫困的相关性、贫困出现的可能性，并具体分析脆弱性因素与风险承担网络对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的解释力。本文通过对调查统计数据，先进行交叉分析，对其进行显著性检验进行推断统计，计算脆弱性风险因素与贫困，风险承担网络与贫困的卡方值，以及对应的相关系数统计量，来判断变量间的关联程度。然后建立一组Logistic Regression(LR)模型，逐步将脆弱性因素，风险承担网络因素纳入到模型中，通过观察计算出的模型参数，就农村贫困发生的可能性做出解释。 第一组假设是脆弱性风险与贫困发生的可能性假设(VRP假设)，如果假设成立，即得出农村的居民所面临的脆弱性程度越高，其贫困发生的可能性越大。具体的假设是： 假设1：农村家庭的脆弱性风险越大，农村贫困发生的可能性越大。 假设1可以进一步分解为三个子假设： 假设1a：健康脆弱性风险越高，贫困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 假设1b：财产保障脆弱性风险越高，贫困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 假设1c：环境生态脆弱性风险越高，贫困发生可能性越大。 第二组假设是风险承担网络与农村贫困发生的可能性假设(RTNP假设)，如果假设成立，即说明农村居民的正式支持网络或者非正式支持网络规模越小，说明农村贫困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具体的假设是： 假设2：农村家庭的风险承担网络越强，农村贫困发生的可能性越少，反之亦然。 假设2可以进一步分解为两个子假设： 假设2a：正式风险承担网络越强，贫困发生的可能性越小。 假设2b：非正式风险承担网络越强，贫困发生的可能性越小。 (三)数据、变量与模型 1、因变量 我们用“是否贫困”指标来衡量农村贫困发生。本研究考察的是脆弱性、风险承担网络与贫困发生问题，根据国际通用的标准，衡量贫困的标准采用收入法，收入法则是从收入的角度出发，首先确定必需品的数量，以及根据这些必需品的市场价格计算出一个人或家庭维持最基本生存所需的预算开支或收入，直接用人均收入界定是否贫困，最直接，也最有效。采用2011年11月中央扶贫办工作会议决定的扶贫标准，年收入2300元作为贫困人口的识别与划分，本次研究采用的数据来源于课题组于2012年6月在湖南省10村所做的实地调查数据，我们用计算机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将其重新编码为不同变量，符合扶贫标准(即低于2300元的)，编码为0，表示个样本数属于贫困人口，高于2300元的编码为1，表示该样本属于非贫困人口。 2、自变量 本次研究的自变量一共两组，即本研究所对应的脆弱性，以及风险承担网络。 1)脆弱性风险 首先脆弱性有三个维度，即健康脆弱性风险、财产保障脆弱性风险、以环境生态脆弱性风险。对于健康的脆弱性风险指的是健康风险与应对健康风险的能力的综合影响，制度性的患病后的治疗保障，以及自身健康状况。我们用三个二级指标来衡量：健康保障(新农合参与行为发生)，疾病风险(重大治病发生可能性)，以及健康风险状况自评。我们将健康保障用新农合的参与行为发生来测量，选取问卷中“是否参与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健康保障)”将其答案赋值为“0=参与了，1=没有参与”。疾病风险采用“您是否生过大病？(疾病风险)”将其答案赋值为“0=没有，1=有过”。健康状况自评“总的来说，您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怎么样？(健康状况自评)”其答案赋值为“1=很好，2=好，3=一般，4=不好，5=很不好”，数值越大表明其个案健康脆弱性程度越高。 财产保障脆弱性风险指的是财产风险以及与之相对应抗冲击的能力的综合影响。同样选取三个二级指标，一是稳定性财产收入保障，二是政府财产保障行为，三是财产安全性自评。我们分别选取问卷中“除了农业收入，您是否有其他稳定收入来源？”将答案赋值为“0=有，1=没有”。“您家里过去一年有没有收到过下列政府补助？”，凡是有填写了政府补助的数字金额的个案，将其重新编码为0，即“0=获得过政府补助”。没有填写的都编码为1。“你觉得你的生存环境总体评价怎么样？”答案赋值为“1=很好，2=好，3=一般，4=不太好，5=不好”。以及“你对于你的财产的安全性有何评价(财产安全自评)”答案赋值为“1=安全，2=比较安全，3=一般安全，4=不太安全，5=很不安全。”数值越大表明其健康脆弱性程度越高。 环境生态的脆弱性风险指的是外部生活环境，主要指自然条件方面对人的影响。在环境脆弱性的衡量上，采用两个指标，一是环境生态影响发生经历，二是生活环境脆弱性自评。分别选取问卷中相关的问题，“您是否遭受到自然灾害或受到环境污染的影响？”答案赋值为“0=没有影响，1=受到了影响”。“您觉得你们村的环境状况如何？”答案赋值为“1=很好，2=好，3=一般，4=不太好，5=不好”。数值越大表明其脆弱性程度越高。 2)风险承担网络 风险承担网络有两个维度，正式承担网络以及非正式承担网络。 正式承担网络是指政府以及市场参与过程中面对风险发生时的制度化的风险承担网络与承担机制，在本研究中，选取新农保参与行为发生以及其他市场化的商业保险参与行为发生来度量，具体来说，本研究选用问卷中问题“你的家庭参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情况”答案赋值为“1=不知道，或者没人参加，2=部分人参加，3=全部都参加了”，对于市场提供的风险承担，我们选取问卷中：“你过去一年是花在商业保险上有多少钱？”通过数据转换，将该变量不为缺省值的变量转换为1，表示该个体参与了商业保险，而缺省值的转化为0，表示该个体并没有参与商业保险。 非正式风险承担网络，是指民间的靠本身，从家庭、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对农村家庭的经济风险承担，自身家庭是风险承担网络中最直接的一环，本文采用农村家庭劳动力保障、亲属支持、邻里援助来衡量。具体在问卷中，我们选取“家庭男性劳力有几人？(劳动力保障)”答案赋值“1=1～2人，2=3～4人，3=5～6人，4=7人及以上”。问卷中“如需要借钱，是否有亲戚能借给你？(亲属支持)”来衡量家庭的亲缘支持，赋值“1=不知道，或不能，2=能，但较困难，3=能”，选取问卷中“如果外出，是否能找到邻居替你看房子？(邻里援助)”来度量作为地缘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环邻里援助。 3、控制变量 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党员身份和文化程度，参照以往的研究成果，并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特别是中共党员身份，在中国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性，故应加上“是否有党员身份”这一变量，赋值“0=非中共党员，1=中共党员”。 由于因变量，是否贫困只有两个取值的变量，所以本研究采用二元逻辑斯蒂回归统计模型作为分析工具。
4、分析模型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考察农村居民的脆弱性风险，以及风险承担网络是否对其贫困有影响，因此建立一组模型采取逐步回归的方式来考察。首先将可能影响是否贫困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变量纳入模型，建立模型A，然后再将衡量脆弱性的变量纳入到模型之内，建立模型
；最后再将衡量风险承担网络的变量纳入模型，建立模型
。 模型A(基准模型/Benchmark Model)
其中P代表的是没有发生贫困的概率，1-p表示发生了贫困的概率。在基准模型A中，
是没有加入脆弱性以及风险承担因素之前，个人特征
的影响，
分别代表性别、年龄、党员身份、文化水平四个人口统计学特征变量。 模型
中，
加入了脆弱性影响因素之后，人口统计学特征变量的主效应，
是脆弱性影响因素的主效应，分别代表健康脆弱性，财产保障脆弱性，以及环境的脆弱性。模型
中，
是加入了脆弱性影响因素以及风险承担网络因素之后，人口学统计特征变量的主效应，
代表脆弱性与风险承担网络因素加入之后，脆弱性因素的主效应，
代表风险承担网络因素的主效应。 (四)研究地点与样本选取 本次调研采用等距和判断抽样，选取了湖南10村进行入户调查，每个村发放100份调查问卷，共发放问卷1500份，回收1356份，剔除关键信息缺失的无效问卷139份，得到有效问卷1217份，问卷有效率为81％。在调查中，由于被调查者的戒备心理、文化程度、理解能力有所不同，问卷中可能会存在一定误差，但这种误差在实际统计中可以被忽略，数据具有较强的信度和效度。
表2体现了调查对象的一些基本数据对比。在先赋特征方面，从性别比例来看，贫困人口中男性占样本的比例约为60％，女性为40％，相对于非贫困人口男女52％比48％，性别比例有较明显差异。年龄方面，本次调查显示，相对于非贫困人口，贫困人口大于45岁人口比例比为76.6％，青壮年比例明显偏低，非贫困人口年龄比例基本呈纺锤状。 在自致特征方面，从婚姻状况来看，贫困人口与非贫困人口有较大差异，贫困人口丧偶比例达到9.2％，而非贫困样仅为3.8％。从政治面貌来看，90.8％的贫困人口是一般群众，共产党员占6.9％，没有民主党派人员，相较于非贫困人口的党员比例(11.6％)，相对偏低。文化程度方面，贫困人口整体偏低。调查样本中，贫困人口小学文化程度所占比例最大(45.4％)，非贫困人口中文化程度为初中的人数比例最大(35.9％)；贫困人口未上学人数比例(15.6％)远远高于非贫困人口(6.6％)；贫困人口中专高中及以上的比例(9.6％)也低于非贫困人口(23.1％)。 四、数据分析结果 在数据分析过程中，我们首先对10村农村居民的部分人口统计学变量进行了描述性分析，从而得到贫困人口与非贫困人口总体上的差异。然后，利用卡方检验对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和各变量进行了显著性检验，同时根据变量性质不同选取了Spearman等级相关检验和Gamma系数检验对人均收入与各变量进行了相关检验，用来测算脆弱性因素、风险承担网络因素与农村居民经济收入之间的相关性。最后将影响因素纳入二元逻辑斯蒂模型进行了逐步回归分析，根据模型结果来判断脆弱性与农村家庭风险承担网络的各种因素对于农村贫困的影响程度。
(一)脆弱性风险因素与农村贫困(人均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首先我们遵循着脆弱性从自身个体向外扩展的路径：即身体健康脆弱性风险—财产保障脆弱性风险—环境生态的脆弱性风险，我们选取相关变量来分析。为了更精确的研究，我们将样本中农村居民收入进行重新编码，将连续变量转化为定序变量，进行交叉分析和定序变量的斯皮尔曼相关系数计算。 1、健康脆弱性与农村贫困的相关分析 新农合参与行为发生与农村贫困相关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从卡方检测结果看，人均收入与新农合的参与是显著相关的，P值(Sig.)=0.016＜0.05。但是通过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检测，我们发现，其值为0.18，且显著性水平远大于0.05，这表明这两个变量间不存在有序的关联。研究结果同时发现，农村贫困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与行为并没有显著的相关性。由于农村合作医疗的普及和推广，让农村居民得到实惠，参与农村合作医疗的成本不高，所以与经济收入之间并没有直接关系。 疾病发生风险与农村贫困的相关分析。通过卡方检验以及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我们可以得出，经济收入与其健康脆弱性的重要指标重大疾病史有相关性。卡方值为23.873，自由度为5，显著性水平为0.009，小于0.05，有理由拒绝原假设，接受备择假设，即其收入水平与是否有重大疾病史是显著相关性的。继续通过计算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可知，其值为-0.25，说明没有重大疾病史的个案其对应的收入相对高一些，其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就低一些。 健康风险状况自评与贫困的相关分析。居民对自身的健康现状进行自评，虽然带有主观色彩，但自我健康的感知，显然依然是衡量农村居民健康的重要指标。通过交叉分析以及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我们可以得出，人均经济收入与居民的健康状况自身感知是相关的。在自由度为20的水平下，卡方值为188.523，显著性水平为0.000，小于0.05，有理由拒绝原假设，接受备择假设，即人均收入水平与对于健康状况的自我评价是显著相关的。继续通过计算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可知，其值为-0.349，说明了健康自我评价越糟糕，其经济收入越低，其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就越大。 2、财产保障脆弱性与农村贫困的相关分析 稳定性收入来源保障与农村贫困的相关分析。收入渠道的多寡对财产保障有着重要意义，从具体的分析结果上来看。通过交叉分析以及伽马等级相关系数我们可以得出，人均经济收入与居民的收入来源渠道保障是相关的。在自由度为5的水平下，卡方值为86.969，显著性水平为0.000，小于0.05，有理由拒绝原假设，接受备择假设，即人均收入水平与农村居民收入渠道的多样性是著相关性的。继续通过计算伽马等级相关系数可知，其值为-0.439，显著性水平为0.000，说明农村居民如果缺乏农业以外的收入来源，其对应的人均经济收入是不如有其他经济来源的，其财产保障的脆弱性就越高。 政府补贴享受行为发生与农村贫困的相关分析。通过卡方检验以及伽马等级相关系数我们可以发现，人均经济收入与居民是否从政府获得补贴是相关的。在自由度为5的水平下，卡方值为22.266，显著性水平为0.000，小于0.05，有理由拒绝原假设，接受备择假设，即人均收入水平与农村居民获得补贴与否著相关性的。继续通过计算伽马等级相关系数可知，其值为-0.154，显著性水平为0.000，如果没有补贴，其对应的收入水平是低于有从政府得到补贴的居民的。这表明补贴的发放上并不是平均主义的福利，或者对是穷人的帮助。 财产安全性自评与农村贫困的相关分析。统计数据说明，农村居民的健康与财产安全大致成负向相关，在20个自由度下，卡方值为95.827显著性水平为0.000，说明其财产安全评价与其是否贫困是相关的，其Gamma系数为-0.204，则说明了越是贫困的人，其回答财产安全这一问题上心里越不放心，相反，越不贫困的人表现出对外部环境对自身财产不会产生风险越是自信。 3、环境生态脆弱性与农村贫困的相关分析 在环境脆弱性的衡量上，笔者采用两个指标，一是环境影响，二是生活环境自评。分别从宏观自然灾害和环境污染和微观的生活环环境来进行研究其脆弱性程度。 环境生态影响与贫困的相关分析。在环境影响中我们选取问卷中”您是否遭受到自然灾害或受到环境污染的困扰？”作为测量变量。结果显示，人们在回答自然灾害与环境污染和人均收入的答案之间并没有相关性，在自由度为5的条件下，显著性水平0.117，大于0.05，故不能推翻原假设，其伽马系数为负，但伽马系数的显著性水平0.133同样大于0.05，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这与很多学者的研究并不一致，这可能是由于本研究所选取的研究地点和采用的因变量以及研究视角有关。 生活环境脆弱性自评与农村贫困的相关分析。对于自身生活环境的自我评价，虽然有一些主观性，但在人们交往频繁，媒体发达的今天，居民对自身的生活环境所处的位置是有较清晰的认识的，故对生活环境的自我评价有较强的客观性。通过观察图表看到，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与其居住地的环境的评价也大致成负向相关，在20个自由度下，卡方值为77.702显著性水平为0.000，说明其财产安全评价与其是否贫困是相关的，其Gamma系数为-0.058，虽然数值较小，但仍可说明越是贫困的人，其回答自然环境评价问题上给出了越负面的答案，相反，越不贫困的人表现出对自身是否面临环境风险越是自信，与前面假设基本吻合。 (二)风险承担网络与农村贫困的相关分析 风险承担网络指的是当风险发生时，可以给农村居民提供支持的各种来源。社会学视角中，个人并不是单独存在，任何人都是生社会关系中，社会个体成员因为交往互动形成的社会关系体系综合起来就是个人的社会网络，这些社会网络有一部分可以转化为个体承担风险的部分。我们把政府以及市场参与的制度化下来的承担机制称为正式承担网络，把靠本身家庭、亲缘关系以及地缘关系对农村家庭的风险承担的网络叫非正式承担网络。 1、正式风险承担网络与农村贫困的相关研究 在本研究中，选取新农保参与行为以及其他市场化的商业保险参与行为二级指标与农村人均收入进行交互分析。 新农保参与行为发生与农村贫困的相关分析。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简称新农保)是以保障农村居民年老时的基本生活为目的，由政府组织实施的一项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国家社会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数据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新农保的覆盖率与其人均收入呈正向相关性，即收入越高，其新农保的参与度就越高。说明贫困的家庭对于正式的风险承担网络的利用行为发生可能性明显低于非贫困家庭。 商业保险参与行为发生与农村贫困的相关分析。对于正式的风险承担网络，市场的参与不可缺少，商业保险便是市场所提供的重要风险承担网络机制之一。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是否买了商业保险与农村居民收入的是相关的，通过顺序测量我们可以看到其Gamma系数达到了0.579，显著性低于0.000，这明显的说明收入越高，农村居民能够从不同的地方取得风险承担的保障，如各种商业保险。 2、非正式承担网络与农村贫困的关系 非正式风险承担网络，是指民间的靠本身家庭，到亲缘关系的，以及地缘关系对农村家庭的风险承担，自身家庭是风险承担网络中最直接的一环，本文采用农村家庭劳动力保障、亲属支持、邻里援助来衡量。 家庭劳动力保障供给与贫困的相关分析。传统意义上，家庭男性劳动力人数是自身家庭是否经得起抗击风险的因素之一，而家庭自身作为抗击风险网络中最中心的节点，显得尤为重要。在中国中部农业还没有完全机械化的农村，家里男丁多寡对于其经济收入有着重要的影响，更进一步的家庭是否贫穷应当有明显影响，故将问卷中对应的问题与经济收入做交叉分析。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与家庭的风险承担网络的家庭男劳动力个数，家庭最重要的人力资源资本相关，在30个自由度下，卡方值为260.547显著性水平为0.000，说明其男丁个数对于其是否贫困是相关的，但需要注意的是有13个单元格小于期望值，最大容许18，其Gamma系数为0.108，且其近似显著性水平为0.004，故说明相关性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强，但任然可以用家庭男丁个数来衡量其自身家庭的风险承担能力。其家庭的男性劳动力人数相较于非贫困的人是要少的。 亲属支持行为发生与农村贫困的相关分析。对于亲属支持与农村居民收入之间的相关，从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在自由度为10的条件下，卡方值达到297.417，显著水平小于0.001，伽马系数为0.322，表明在亲属关系的疏密与农村居民的经济收入之间有关，血缘关系是最重要的人际关系，血缘关系对于中国乡土社会的结构至关重要，亲属的支持，亲属之间是否和睦，家族是否团结，对于个体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在风险发生时，来自于亲属的支持，往往是除开家庭自身最先抵达的救助。 邻里援助行为发生与农村贫困的相关分析。在度量与邻里关系中，农村家庭平均收入与邻里援助行为存在着一定相关性，卡方检测显著性为0.017，小于0.05，但是通过顺序测量，我们发现，其伽马系数为0.007且不显著，所以并不能说经济收入与邻里关系存在着相关性。 (三)Logistic Regression(LR)模型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考察农村居民的脆弱性风险，以及风险承担网络与其贫困发生的可能性分析，因此建立一组模型采取逐步回归的方式来考察。首先将可能影响是否贫困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变量纳入模型，建立模型A，然后再将衡量脆弱性风险的变量纳入到模型之内，建立模型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最后再将衡量风险承担网络的变量纳入模型，建立模型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模型统计检验显示，模型A的显著性水平为0.013，模型
的显著性水平为0.007，模型
的显著性水平为0.003，表明两模型显著性水平较好，并且随着新变量的加入模型的显著性水平逐步提高。 基准回归模型A中对数似然-2LogLikelihood值为1059.861，模型
中对数似然-2LogLikelihood值为960.147，在加入了表示脆弱性因素的变量之后，似然卡方值减少了99.714，模型的解释力提高，模型
的对数似然-2LogLikelihood值为778.989，相对于模型
，模型
的似然卡方值减少了181.158，解释力显著提高。观察三个模型的Cox & Snell R方与Nagelkerke R方，我们可以得知，在连续引入新变量后，模型的Cox & Snell R方与Nagelkerke R方逐步提升。说明了在加入脆弱性变量与风险承担网络变量之后。提高了模型的解释力。 A是基准模型代表人口统计学基本变量对是否贫穷的影响，从结果上看，年龄和性别对于其是否贫穷的影响不强，并且是不显著的。 而教育水平与党员身份对是否贫穷有显著性的影响，这两个变量对应的系数显著性均低于0.05，且党员身份对农村贫困的影响程度比教育水平对农村贫困的影响程度更高。就教育水平而言，受教育程度越低，贫困的可能性就越高，具体表现为教育水平每下降一个层次，其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增加43.2％(
-1)。此外，相对于党员，农村非党员发生贫穷现象的概率更高，具体表现为非党员贫困的可能性比党员高54.2％(
-1)。 模型
是在基础模型A上加入了脆弱性相关变量后的logistic回归模型，由模型结果可知，衡量脆弱性的各变量中，除了新农合参与行为以及环境生态影响发生的系数不显著之外，其余变量的系数均有较强显著性。 假设1得到部分证实，财产保障脆弱性风险越高，贫困发生的可能性越大，健康风险脆弱性及环境生态脆弱性与贫困可能性的关系不能充分确定。其中财产保障脆弱性风险下面的两个变量对应的系数均显著，且为负值，表明其脆弱性越高，农村居民陷入贫困的可能性越大。衡量健康脆弱性风险和环境脆弱性风险的变量中，均有一个变量系数不显著，因此不能充分确定其与贫困可能性之间的关系。 模型
是模型
的基础上加入了风险承担网络因素相关变量的模型，由分析结果可知，输入模型的自身劳动力保障，亲属支持，新农保覆盖，商业保险参与显著性水平均为0.05以下，但是邻里援助对于农村贫困的影响显著性水平高于0.05，按照统计学惯例，不能拒绝原假设。 部分证实假设二，风险承担网络因素对于农村贫困有影响。具体来看，正式风险承担网络对农村贫困有显著影响，新农保参与行为、商业保险参与行为这两个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且为正值，表明新农保参与行为和商业保险参与程度越高，贫困的可能性越小。非正式风险承担网络与农村贫困的关系不能充分确定，不能确定的原因在于邻里援助这个变量所对应的系数不显著，从而其对于农村贫困的影响不能确定。而家庭劳动力保障和亲属支持这两个变量对应的系数均显著，且为正值，表明家庭劳动力保障和亲属支持力度越强，贫困的可能性越小。 六、结论与讨论 (一)假设检验结果 数据分析结果与前面提出的假设相对照，我们得出下述结论。 本文主要通过Logistic Regressio(LR)模型，对2012年中国中部10村居民是否贫困与其不同类型的脆弱性、风险承担网络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定量研究。虽然样本存在一定局限性，但文章是在对前人研究成果吸收和借鉴的基础上，通过入户调查和科学的定量分析进行的研究，实证分析的结果能较好的说明中国农村脆弱性风险、风险承担网络与贫困发生可能性之间的关系，通过研究我们发现： 1、从人口统计学基本变量来看，农村居民贫困问题主要是受其教育水平和是否有党员身份影响，性别和年龄这两个因素对是否贫困没有显著性的影响。从样本描述性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相对于农村非贫困人口，农村贫困人口的文化素质偏低，小学以下文化水平占本次调查样本的60％。，其中党员人数所占比例也比非贫困人口低近5个百分点。此外，三个Logistic回归模型的结果均表明教育水平及是否有党员身份对农村居民是否贫困有显著影响，而性别和年龄这两个变量对应的系数均不显著。加入脆弱性因素和风险承担网络因素后，教育水平和是否有党员身份对是否贫困的影响程度都相应增加，且是否有党员身份这个变量的影响更大。模型结果表明，非党员农民贫困的可能性比党员农民贫困的可能性要高74.4％(
)，而教育水平每下降一个层级，农民陷入贫困的可能性会增加44.3％(
)。文化素质整体偏低，加上所占政治资源较少，这也印证了贫困人口在与其自身命运相关的决策上没有发言权的普遍结论。 2、健康脆弱性风险各维度对农村贫困的可能性影响虽然不完全显著，但依然能较好的说明中国农村贫困的现实。假设一的分假设1a没有得到充分证实。我们在健康脆弱性方面确立了三个二级指标，包括健康保障(新农合参与行为)、疾病风险(重大治病发生)以及健康风险状况自评。从模型结果来看，健康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农村贫困的影响不显著，疾病风险及健康风险状况自评均对是否贫困有显著的影响，而且影响较大。对于农村居民而言，健康风险状况自评每下降一个等级，其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增加68.0％(
)，有过重大疾病史的农村居民比没有重大疾病史的居民陷入贫困的概率要高51.3％(
)，表明自身健康程度及是否有重大疾病史对收入较少的农村居民影响较大。 模型得出健康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农村贫困的影响不显著，主要原因在于样本选取的缺陷，即样本集中在中国中部10村，同一区域农村居民普遍都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中国农村的已经基本普及。事实上，我们通过实地调研发现，基于健康脆弱性风险的中国农村贫困问题更多的来自重大疾病，因病致贫在中国农村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家里一旦有人生病，尤其是重要劳动力，就意味着家里重要劳动力的损失，也就意味着家庭可持续生计遭到破坏，稳定的收入保障失去，而国家没有完善的农村大病医疗救助制度，对因患重大疾病而不能维持基本生活的农村困难家庭难以给予适当补助和社会救助，以缓解其因病致贫的矛盾。事实上，随着我国农村扶贫战略的推行，农村贫困人口不断减少，剩下的农村贫困人口主要是五保户、残疾人口、患有长期慢性疾病或体弱多病、丧失或部分丧失正常劳动能力的人群，这些农村贫困人口已经严重边缘化，是开发扶贫政策解决不了的难题。 3、统计模型说明，财产保障脆弱性风险越高，贫困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假设1的分假设1b得到充分证明。模型结果表明，稳定收入性来源保障、政府保障(政府补贴享受行为)及财产安全性自评这三个衡量财产保障脆弱性风险的指标均与农村居民贫困可能性显著的关系，尤其是财产安全性自评对其影响最大，稳定收入性来源保障的影响居中，政府保障对其影响最小。具体表现为财产安全每降低一个档次，农村居民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增加54.5％(
)，在收入保障方面，没有非农业收入来源的居民比有农业收入来源的居民陷入贫困的概率要大33.3％(
)。表明财产安全程度及稳定性收入保障程度越高，农村居民陷入贫困的可能性越小。 模型得出的结果在中国农村有很好的解释效度和信度。稳定性收入来源是可持续生计获得的基本条件，包括可持续生计政策和规划所投入的资源，来自可持续生计政策和规划的实物产品和服务的稳定性的产出，生态环境的恶化、气候条件的变化、农村资源的过度开发(如煤矿)、农村劳动力的流失、农村征地和拆迁所带来的可持续生计的破坏，同样是当前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的重要的原因，在财产保障脆弱性风险中，财产安全性、稳定的收入和可持续生计，是解决中国贫困问题必须着力解决的问题。 4、环境脆弱性与贫困可能性之间的关系不是很显著，假设一的分假设1c没有得到充分证实。对于环境脆弱性，我们选取了环境生态影响和生活环境脆弱性自评这两个二级指标，研究结果表明，这两个指标与农村贫困的相关性不强。模型中，环境影响变量对应的系数不显著，不能确定其是否对贫困有影响。而生活环境自评所对应的系数虽然显著，但是系数值较小，仅为0.022，表明其对农村居民是否贫困的影响程度较小。因此，不能确定环境脆弱性与贫困可能性之间的关系，这与本研究所选取的研究地点、样本选取的范围和采用的因变量以及理论视角有关，即样本集中在中国中部10村，同一区域农村居民所面临的环境是一致的，共同面临环境生态破坏带来的耕地的破坏和减少、自然灾害发生对农村生态的整体的破坏，国家征地所带来的共同依赖耕地的减少等。 5、统计模型说明，正式风险承担网络越强，贫困可能性越小，假设2的分假设2a得到充分证实。对于正式风险承担网络，我们同时选取了以政府为主导的风险承担机制——新农保参与为指标，及以市场主导的风险承担机制——商业保险为指标进行了分析。模型结果表明，新农保覆盖与商业保险参与均对农村居民是否贫困存在显著影响，且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程度更大。具体表现为新农保参与度提升一个单位，其贫困的可能性会降低37.4％(
)，且参与了商业保险的农村居民贫困的概率比没有参与的低49％(
)，表明新农保和商业保险参与程度越高，农村居民贫困的可能性越小。 6、统计模型说明，非正式风险承担网络与贫困可能性之间的关系不能完全确定，假设2的分假设2b没有得到充分证实。对于非正式风险承担网络，我们选取了劳动力保障，亲属支持与邻里援助三个二级指标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邻里援助与是否贫困并没有相关性，但亲属支持与家庭自身的劳动力保障对是否贫困存在显著的影响，其中，亲属支持的影响程度较自身劳动力保障的影响程度大。亲属支持程度每提高一个等级，其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则会降低62％(
)，家庭劳动力保障每增加一个层级，其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则会降低42.2％(
)。即非正式承担网络中，劳动力保障与亲属支持的其是否贫困有较强影响，其保障和支持力度越强，贫困的可能性越小，而邻里援助对于农村居民的是否贫困的可能性影响尚不清楚。 (二)中国社会的特殊性、理论含义及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在以往研究中，国际社会反贫困战略的焦点在于增加贫困人口的收入，而对风险冲击关注不够，分担风险的社会安全网络破损或缺失严重。21世纪以来，在发展经济学、环境生态学以及贫困问题研究领域，开始关注非正式的风险分担网络。VRP假设在于：越是贫困的人群，越容易受到风险冲击，在风险面前也越是无能为力，即脆弱性程度越高；反过来，脆弱性越高，抵御风险的能力也就越弱，遇到的风险就越多，受到的风险打击也越大，因而也就越容易陷入贫困。基于非正式的风险分担网络的RTNP假设在于：在正规保险市场尚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广袤的中国农村地区，贫困人口抵御风险冲击可以通过依赖相互搀扶式的民间社会网络作为抵御风险、减轻冲击伤害的最佳途径，非正式风险承担网络越是缺乏的群体，面对贫困的时候，越是无能为力。 中国社会是一个关系取向的社会，在中国人的行为中，体现了非正式的风险承担网络与熟人社会的行动逻辑。中国人人际关系意涵不同于西方，不是独立个体之间通过交往而建立的可选择关系，更多的是有选择倾向性且相对固化的关系；其逻辑起点，与其说是“己”，不如说是家庭、家族、亲缘和血缘关系。家族、血缘思维是“己”的思维定势。“关系”实质是先赋性的，而且这种先赋性关系已被泛化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基于熟人社会的中国社会，经济行为总是嵌入在社会结构之中，一定经济行为与一定社会结构相对应。应对在面对可能发生贫困过程中的求助行为，更多的依赖这种基于熟人社会的非正式的风险承担网络。 前面的Logistic Regression(LR)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倾向于与那些有共同生活经历，或曾经共同分担风险的农户分担风险，这意味着地理距离和社会距离较近的家庭之间更易形成风险分担网络。存在于特殊信任中的亲缘、地缘认同的“情感资源”促生了中国乡村村民在面对脆弱性风险所引发的贫困现实中，通过基于熟人社会的风险分担网络来增强家户抵御贫困风险的能力。 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全面渗透到乡村，中国农村社会开始摆脱孤立、封闭的状态，小农自身也开始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逐步脱离传统小农经济状态，进入到市场化、社会化的过程中。社会分工、市场化和国家的推动下，小农的生活逐步由自给自足的状态转变为市场化、社会化供给，实现了由传统小农向社会化小农的转变，农户生活的社会化和对市场的高度依赖，增加了农民生存的风险[16]。我国处于城市化进程加速时期，人口流动的规模和频繁程度都是空前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会瓦解农村非正式风险分担网络。因此，如何避免原有社会资本流失，如何让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与非正式风险分担网络互补融合，是解决农村贫困问题所必须面对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收稿日期]2014-07-20
标签：贫困人口论文; 中国贫困标准论文; 贫困问题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风险社会论文; 社会网络论文; 农民论文; 风险模型论文; 经济学论文; 湖南发展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