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发展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一直是经济学家从各个角度研究的中心问题，对这个问题可以从历史的角度进行长期分析，也可以运用数量分析方法在大量数据的基础上进行实证分析，还可以应用抽象的方法进行发展理论模型的研究。这些研究方法往往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以下对这些不同的研究方法及其研究成果做一综合评述。
一、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些基本因素——历史的研究方法
从长期的观点对经济发展的经验进行考察，可以发现一些主要的因素一直影响经济的发展。这些因素为：
（1）技术进步；（2）物质资本的积累，通常其中体现着技术进步的因素；（3）人类技能，教育和组织能力的改善；（4）通过贸易，投资和在科学，技术以及管理技能方面的相互作用导致的国家经济活动的一体化趋势。除这四个因素之外，还有其他三个因素也是值得研究的，它们是规模经济、结构变化和自然资源的多寡。以下对这些因素在经济发展史上的作用作一简单的回顾。
1、19世纪以来技术进步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技术进步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但想利用一个综合的统计指标去计量技术进步却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运用历史发展的事实则可以将技术进步说明的很清楚。尤其在通讯和运输方面更是这样。
在19世纪初叶，货物的运送主要是通过畜力的车辆，运河中的驳船和帆船，在19世纪，铁路和蒸汽船取而代之成为主要的运输工具，在20世纪，汽车与航空运输大规模地发展起来。更加迅速与廉价的货物运输导致了生产率的增加，增加了不同区域间的专业化分工，同时也减少了不同区域间的价格差异。客运运输的发展也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在19世纪初叶，利用公共运输从巴黎到里昂需要5天，绝大多数人没有马和马车，因此人们的旅行主要依靠步行，从而他们能够旅行的范围也是有限的。现在由巴黎到里昂的火车只需要两小时，在发达国家，绝大多数家庭至少有一辆汽车，而在世界上的其它地区，公共汽车和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也是比较普遍的。就通讯而言，在19世纪初叶，执笔写作的信件是政府之间和一小部分受教育阶层之间的重要交流方式。在近距离，常常用信鸽来交流信息。但在那个时候，美洲与欧洲之间，一封信要走几个星期，而在欧洲与亚洲之间，一封信往往要走几个月。现在世界范围内的电话网络、传真、计算机联网和电子通讯（E-mail）已经广泛建立起来。在那时，英国报纸销售量约为2千9百万，即每个人每年1.4份报纸，但今天在世界大多数地区，绝大多数家庭每天都通过收音机和电视获得新闻和娱乐节目。
电力的广泛应用有助于生产过程的发展。家庭中的电子设备的广泛应用，以及运输设备在家庭中的广泛持有也对生产过程中的资本积累是一个补充。这些现象的出现对零售业的发展以及零售业资本积累的特点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在19世纪初叶，大多数技术发明都是由个别人或一些小型企业完成的，但是今天的绝大多数技术发明是在大型企业中依靠大量研究与开发经费的支持才得以实现，或是由政府支持完成的。
在世界范围内，已有的发明创造或已有的科学技术都在加以吸收、消化以求适应于各国的特殊条件。在这个技术扩散的过程中，所谓技术领先国家（lead country）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在19世纪，英国居于生产率方面的最高水平，具有推进技术前沿的主要责任。由于英国的海外投资而极大的推进了这一技术扩散过程。所谓技术跟进国家（follower）的技术活动则主要是对这些先进技术的消化与模仿，而主要不是创新。但在一些技术跟进国家中，出产生了一些技术创新，例如德国在化学工业方面的发展，但是英国的经济活动一般说来始终接近于技术上的前沿水平。但是由于在生产活动中，总是有代表不同时代的技术设备在运行之中，因此平均的生产活动水平总是低于最先进的技术水平。而只有运用最新生产设备的经济活动才代表最先进的技术水平。
在整个19世纪，一直到1913年，英国的生产率水平高于所有其它欧洲国家的生产率水平，而且这种差距是十分实质性的，而当时世界上的其它国家与英国的差距则更大。
在20世纪，美国与其它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差距要大于当年英国所达到的程度。而在1913年到1973年之间，无论是用劳动生产率或全要素生产率来测量，美国的技术进步速度也高于过去英国曾经达到的水平。这是为什么世界经济在20世纪的发展速度快于19世纪的发展速度的一个主要原因。技术前沿的向外推进速度高于过去已达到的水平。
在1950年到1992年之间，美国生产率的领先地位大大地削弱了。欧洲的主要发达国家与美国的生产率水平差距大大地缩小了。日本的大多数发展较快的产业部门也出现了同样的趋势，但是日本的这种发展趋势在产业部门之间是不平衡的，而日本的平均生产率水平也明显低于欧洲的水平。由于更多国家的经济技术活动的运行接近当时的前沿水平，人们似乎有理由期望技术进步的过程可能加速，但事实上在过去的20件内，这种进步过程实际上是减慢了。
在技术进步的分析中，技术领先国家与技术跟进国家的这种划分是十分基本的研究方法。前后两个技术领先国家（英国和美国）自从1820年到现在一直十分领先于西欧的主要发达国家，同时这两个国家也大大领先于几乎所有的拉丁美洲、亚洲及非洲国家。因此详细地分析在技术领先国家中的实际发展状况就能较好地理解技术进步的变化过程。对技术跟进国家来说，如果它们能建立自己相应的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储备，介入世界贸易活动，建立一个体制结构有助于吸收外部技术知识的话，它们就能够很好地利用技术领先国家已获得的科学技术的积累。有效地利用技术领先国家的这种技术积累绝对不是无代价的。如果技术跟进国家的方式是正确的，它们或许能够付出较少的代价，但是这种较迅速的追赶（Catch-up）态势并不就是技术进步的加速。
日本是一个在技术追赶与缩短差距方面十分成功的国家，为了追赶上当时的技术领先国家的技术水平，日本在1867年改变了自己的政治、社会与经济的体制结构，在几十年间积累了雄厚的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无论是私人企业还是政府部门都在做出不懈的努力去推进技术转换与消化吸收。这一差距缩小的过程与资本积累加速的过程主要集中在1950年之后的日本与西欧的技术跟进国家之内。在这一时期，无论是日本还是西欧都在劳动生产率与全要素生产率方面达到大幅度的增长，但是这种快速增长事实上是一个技术追赶加速的过程，而不是技术进步的加速过程。只要存在一个明显的技术领先国家，那么正是这一国家的技术发展态势才能够说明技术进步的实际发展轨迹。
虽然直接衡量技术进步是十分困难的，但是增长核算方法（Growth accounting）所提供的对这两个先后的技术领先国家的分析研究结果也能提供一些大略的描述。
2、物质资本的积累
如果没有技术进步的发生，自1820年以来的物质资本的积累不会出现如此明显的增长趋势。那么投资活动的首要目的将是用完全相同的设备和建筑物替换已磨损的机器和建筑物，同时为了适应劳动力增长的需求而增加相应的资本存量。积累的主要推动因素将是由于新技术的产生带来了新的产品以及生产已有产品的新的生产技术。
自19世纪初叶，只有英国和美国一直保有资本存量的估计。利用永续盘存法（Perpetual inventory method）可以获得相对可靠的资本存量的估计，这一方法首先累积不同种类的新投资数量，然后从中减去已经报废的旧资产，对资本的使用寿命做出标准的假设，在必要的时候要估计战争对资本存量所造成的损失。根据这一方法可以获得资本存量毛值的估计。计算资本存量净值则需要减去折旧而不是报废部分。对英国而言，费恩斯坦（Feinstein）在1988年的著作“1750—1920年间英国的资本形成研究”中提供了上溯到18世纪的投资估计。对美国来说，同类的投资数据系列的起始点较晚，戈尔曼（Gallman）1986年的研究“19世纪时的美国资本存量”中的财富调查资料提供了19世纪初叶美国的资本存量估计。
在1820年到1992年内，美国的不包括住宅的建筑物存量大约增加了800倍。这其中的一部分是用于满足新增劳动力的需求，在同一时期内劳动力增加了38倍，这一部分可称之为资本扩展。但也存在着相当数量的资本深化，按照每一个就业人口的平均数量计算，不包括住宅的建筑物存量增加了21倍。在机器设备的存量方面的增长要大得多，在这一方面1992年的存量大约是1820年的5400倍，按工人人均来计算，大约增加了141倍。在1820年，机器设备的重要性仅仅体现在经济活动中的很小一部分领域，在1992年无论是工厂，工地和办公室，机器设备无处不在。在1820年，不包括住宅在内的资本存量中只有7%是机器和设备，而在1992年，这个比率是35%。
在英国，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比美国要慢，这主要是由于英国的就业人数增长也很少。即使如此，工人人均的建筑物的增长也是15倍，而工人人均机器设备的增长则为97倍。
对日本来说，自1890年以来才有资本存量估计，那时这个国家的收入水平远低于美国，工人人均的持有资本水平也很低。在对美国的追赶过程中，从1890年到1992年日本的工人人均机器设备的存量增加了207倍，而工人人均的不包括住宅在内的建筑物存量增加了62倍。目前，日本工人人均的资本存量的水平已经高于美国的水平。
毫无疑问的是，在整个资本主义发展时期，较高的资本积累率以及较高的、逐步增加的工人人均资本持有水平是生产率增加的必要条件。由上述数据可见，美国为了达到以生产率的领先水平，而在国内投资方面和增加工人人均资本持有水平提高方面都比英国投入了更大的努力。从1950年开始，为了追赶美国的生产率水平，无论是欧洲国家还是亚洲快速增长国家都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它们各自的经济活动中的资本密集程度。
3、人力资本的改善
自从19世纪初叶以来，经济发展中的另外一个显著特点是平均教育水平的极大提高。在1820年，在所有的国家中，绝大多数的人口是文盲。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内，在19世纪普及初等教育已成为强制的，在20世纪获得中级教育或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在稳步地上升。表1揭示了在15到64岁之间各主要发达国家受教育的情况。在计算这一指标时，初等教育的权数是1，中等教育的权数是1.4，高等教育的权数是2。
表1 1982—1992六个国家15到64岁人均受教育年限
根据这一计算方法，在日本和美国，在1820年到1992年，人均人力资本增加了10倍。教育程度的增加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文化原因，娱乐原因以及经济原因，但是经济因素的推动始终是最实质性的。人力资本的概念与理论最初由舒尔茨（Schultz）在1961年的研究“人力资本投资”中提出，丹尼森（Denison）在1962年的研究“美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及其我们面临的不同选择”中已将人力资本的理论与增长核算方法结合起来使用。这一概念在最近十分引人注目的新增长理论的研究中再次获得重视并从各个方面加以研究与阐述。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具体体现技术进步的成果，因为教育的内容是随着时间变化，从而将知识的增长积累体现于其中。一些特殊技术知识学科的发展与拓广将有助于通过各类研究活动来推进知识的吸收与开发。
受教育年限仅仅是人力资本变化的一个粗略的衡量指标，但这一指标比新增长理论中常用的衡量人力资本指标——注册率要好，但在计算中应该根据教育制度在传播知识和技能方面的有效程度加以适当调整，还要考虑各种不十分正规的各种工艺方面的学习。
4、国家经济活动之间的相互作用
自19世纪初叶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各种经济合作趋势出现了巨大的发展，经济的开放性也对增长的潜在趋势发生了重要的影响。在1820年，出口仅占世界产出的1%，到1913年，这一比例增加到8.7%。在那个时候，确实已经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的世界经济体系。但在1913年到1950年间，贸易的依存比例下降了，而在1950年代之后，这一比例又重新上升了，在1992年，这一比例达到了13.5%。
贸易方面的增长的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于能够使得每个国家都在该国具有最有效率的方式所生产的产品类中达到专业化。这也改善了那些在自然资源方面先天不足的国家可以摆脱这方面的不利条件。国际间的交易由于运输方面的技术进步而变得更加有利了，运输方式的改进降低了成本并使得距离的远近不再是那么重要了。贸易在扩散其产品和新技术方面也具有重要的作用。由于国际间资本的流动而加强了国际贸易在这方面的作用，而国际间资本流动的本身也常常更加有利于技术扩散与组织方面的改善。
对外贸易的相对重要性决定于经济的规模。对荷兰来说，对外贸易就远比对美国来说更加重要，而且国际贸易使得荷兰能够专业发展自己的优势，同时荷兰的生产率也因此达到了与美国相同的水平。小国在国际贸易中获得收益相对来说要比大国获得的更多。十分清楚的是，经济的对外开放一般都伴随着快速的经济增长。这从二战之后欧洲和亚洲国家的快速增长中呈现的经验可以看出，而倾向于内向经济发展类型的拉丁美洲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表现就差一些。
5、规模经济
对世界上的主要国家的考察可以发现，国家的经济规模相差十分悬殊，大约是几百倍。但并未发现经济规模和生产率发展之间具有明显的相互关系。许多小国，例如挪威和爱尔兰，具有比中国、印度和俄国这样的大国高得多的人均收入。绝大部分由于专业化和规模效应所导致的收益，小国都可以通过国际贸易获得。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内，生产单位的平均规模比通常想像的要小很多。在美国经济的私营部分，大约有600万个生产厂家，平均来说每个厂家雇佣14个人。在1990年，制造业具有最大的生产规模，平均雇佣51个人，在1980年平均是66个人。在美国中等规模的生产厂家一般是平均规模的5倍，但是并不比荷兰的中等规模的生产厂家要大。因此并没有证据表明，大国具有规模收益方面的优势，而同时小国完全可以通过国际贸易获得厂家之间专业化可能带来的优势。
然而，同样也成立的是，在1913年到1973年间的60年中，当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加速增长时，规模经济在使得美国经济呈现良好的态势方面确实是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自从1950年开始，当西欧和某些亚洲国家的消费类型与美国在此之前已创立的消费类型相似时，这些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发展态势。
6、结构变化
在发展过程中，为了适应需求，技术和国际专业分工方面的变化，经济发展也会导致在就业与产出结构方面的重大变化。
结构变化通常认为是一个独立的导致增长的因素，一些人常常乐于认为某些部门在增长的作用要比其它部门更重要。例如在18世纪，法国经济学家认为农业是导致经济繁荣的根本，在欧洲欧盟的农业部门的高度保护政策中仍然可以看到这一经济思想的反映。其它一些经济学家，例如卡尔多（Kaldor），玛哈那罗比斯（Mahalanobis）和一些对工业提供补贴的政府，认为工业是最重要的产业部门。最近，一些政府开始对一些服务业也实行这样的优惠政策，特别是对本国的航运业。
表2 1982—1992年八个国家主要经济部门的就业比例
农业、林业和渔业
矿业、制造业、建筑业和公用事业
服务业
在短期，结构上的变化可能对增长是很重要的。在二次大战之后，当欧洲大陆和日本开始经济快速增长时，当时有大量闲置的劳动力处于农业部门，因此一旦将这些劳动力转移到生产率更高的经济活动中就可能导致快速的经济增长，然而，由低生产率向高生产率部门的结构变化，通常总是伴随着物质资本存量的增加，技能、教育和组织形式方面的改善，以及更大规模的国际贸易的参与。因此在分析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时应力求将这些伴生因素的作用分离出来。
7、自然资源
经济学理论一直认为自然资源是生产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较方便的计量方法是用土地来代表自然资源。以人均自然资源的概念来衡量，国家之间在自然秉赋方面的差异是很大的。在1820年，美国人均持有土地48公顷，而到1992年人均只有3.7公顷。而日本在1820年只有12公顷，而在1992年则有0.3公顷。自然资源方面的差异使得美国的经济增长比日本要相对容易一些。这一基本差异也影响了日本与美国在农业技术应用类型方面的明显不同。在农业生产的国际比较研究中对此有过很多的阐述。以长期的观点看问题，人均资源的持有量是必然会下降的，在自然资源方面处于不利地位的国家可以通过国际贸易发展与新技术的应用来弥补这一不足，甚至可能比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发展得更好。像马尔萨斯和李嘉图这样的古典经济学家，他们对稀缺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停滞作用的看法是错误的。虽然世界人口的巨大增长以及人类对食物的需求并无明显的变化，农业产出部门的就业比例已经有了巨大的下降。在先进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农业就业人口的比例逐步少于5%。在农业和采掘业，由于技术的发展和地理勘探的进展，已使得基本上是不变的自然资源——土地的基础上的产量有了大幅度的增长，这一点马尔萨斯原来以为是完全不可能的。
二、生产率与增长核算——经济分析的研究方法
1、经济发展因素的分析方法——增长核算
在过去的60年里，经济学家已经研究出来一个方法，可称为增长核算方法。这种方法可以通过分析数据来揭示劳动和其他已讨论的影响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这种研究方法十分有力地揭示了经济发展中的动态力量，对于技术进步而言，由于该作用的特殊性质，通常不是去直接测量而是将之处理为残差。
已有许多研究通过对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利用增长核算分析方法，通过对各个相关因素的分析来试图解释为什么国家之间的GDP增长率存在差异，同时也试图解释为什么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中，GDP的增长也存在着差异。下面介绍麦迪森（Maddison）在他的OECD研究中（Monitoring the World Economy,1820—1992）对这些研究成果的概述。在计算GDP的增长率时，利用了国际比较的研究成果，GDP数字已变成相同的计量单位，即都表示为利用多边比较方法计算出的以1990年为标准的国际美元。
表3 六个主要发达国家不同时期的GDP平均增长率
增长核算的第二步是估计劳动的投入量和劳动生产率。在1930年代，美国政府的管理与统计机构以及国家经济分析局曾经做过这方面的大量研究，当时由于大萧条引起了大规模失业的存在，这一类分析可以说明如果失业现象得到改善，经济活动的潜力有多大。克拉克（Clark）和罗斯塔斯（Rostas）等人在1940年代也利用分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方法研究过国际间的经济发展的比较趋势，特别是美国与英国之间的经济水平的发展差距，这是当时最权威，最有说服力的研究，表明美国已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英国在技术经济发展方面的领先地位。由下面提供的数字可以看出，劳动投入的增长无论在国家之间或是在不同时期间都是不平衡的。而且劳动投入的发展趋势与人口发展的趋势很不相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均工作时间已经下降了一半，劳动收入的增长比人口慢，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则比人均GDP快得多。由1820年到1992年，日本的劳动生产率增长46倍，而在同期人均GDP则只增长了28倍。
劳动投入的计量至今仍然难说是很准确的，即使对发达国家来说，这方面的统计工作依然有改善的余地。对低收入国家而言，劳动投入的计量则更是粗糙，这一方面由于这一领域内的统计活动有限所致，同时也是由于在那些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活动占主体的国家中，如何来区别就业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经济学家在对劳动生产率进行计量时已经意识到在分析经济增长的内在因素时也应该对资本投入的计量进行相应的深入分析。在第二次大战之后，由于当时在资本投入的计量分析方面缺乏足够的数据，因此虽然经济学家十分重视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但是他们常常倾向于假定资本——产出比率是稳定的。在后来一段时期内，一些这方面的研究又选用了投资——产出比率的增加值来代替资本投入的计量。在新增长理论的研究中，由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缺乏可靠的资本存量统计资料，因此投资的数据往往成为替代物。
表4 六个主要发达国家不同时期的劳动时间总量平均增长率
表5 六个主要发达国家不同时期的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长率
（GDP／工作小时）
在资本存量统计方面的重大进展发生于1951年，当时雷蒙德·戈德斯密斯（Raymond Goldsmith）提出了永续盘存法（Perpetual inventory method）。这个方法的思想是利用固定价格的长期投资数据来估计资本存量的数据。约翰·肯德里克（J·Kendrick），在1961年完成了一项重要的关于美国经济增长的研究（时间跨度为1869年到1953年），在这一研究中他根据上述方法估计了相应的资本投入。这样在分析生产率时也就不只局限于劳动生产率，还采用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一些OECD国家根据永续盘存法建立了关于资本存量的官方统计，由于这些国家往往具有足够长的投资数据而使得资本存量的统计得以建立。一些学者曾经通过相应的研究使得资本存量的历史统计得以建立。
关于资本的各种统计虽然在概念上十分相似，但是也仍然不很容易直接进行国际比较，因为在建立这些资本存量统计时，曾对资产的寿命，做过不同的假设，统计的范围也不一样，所能将之转换为国际可比的共同计量标准的购买力评价系统也不一样。麦迪逊在1991年和1995年的两个研究中，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分析并加以调整，使得法国、荷兰、德国、日本、英国与美国六国的资本存量数据成为国际可比。在下表中的资本存量数据就利用这一研究的成果。这些资本存量的估计已经进行了分类，分为非住宅的结构（实际指生产用的建筑部分）和机器两部分。数据表明，机器设备部的增长要快于建筑部分的增长，因此在分析时必须进行上述的分类。而技术进步的因素通常会首先体现在机器设备投资的增长之中。
表6 六个主要发达国家不同时期的非住宅资本存量总量平均增长率
表7 六个主要发达国家不同时期的资本生产率平均增长率
（GDP／非住宅资本存量总量）
由上表可以看出，资本投入的增长与产出的增长是不同步的。例如在1820年到1913年之间，美国的资本投入增长比产出增长要快得多，而在1913年到1973年之间，这种关系正好相反，产出增长要快于资本投入的增长。由此进一步可以看出，在第一个时期资本生产率的增长是负的，而在第二个时期资本生产率的增长是正的。
如果存在关于资本存量的准确估计，全要素生产率可以计算出来，所谓全要素生产率表示为产出和劳动投入及资本投入的组合之比。下表给出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国际比较结果。
表8 六个主要发达国家不同时期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率
2、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方法的由来与发展
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在经济分析历史上具有悠久的传统，特别是二战之后，在美国的一系列的关于收入与财富的专题研究中形成了系统的研究方法以及大量的关于美国及其他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研究成果，通常这些成果都被包括在经济增长和它的因素分析这样一个主题之下。为了使读者了解这一具有巨大理论意义与应用价值的应用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发展，以下对它的方法论演变做一简单的评述。
经济增长的因素研究建立在某种总量生产函数的概念之上。这个概念在应用中由于它的高度简化具有很大的方便，但总量生产函数本身的存在在理论上需要一系列较强的假设，因此对总量生产函数本身的概念及理论研究也一直是许多经济学家争论的问题。
总量生产函数的起源是所谓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这一模型最初的目的是揭示生产中的规律并希望利用经济数据来验证这些生产中的理论模型。丁伯根首先把这一生产函数用于研究经济增长问题，他在模型中增添了一个时间趋势，并用这一项来表示效率。由于丁伯根的研究是用德文发表的，因此直到1955年才为英语国家的经济学家开始了解，但在这以前施蒂格勒的1947的研究则已独立地提出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与分析方法。
其后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支持了大规模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与测定的研究项目，在这一阶段，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是肯德里克于1961年出版的“美国生产率趋势”（Productivity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在这一研究中，国民核算生产账户成为分析和数据来源的基础，该项研究在国民经济总量和各个产业分部门中测定了产出，投入和生产率。这一研究利用了许多以前学者的研究成果，例如戈德史密斯所建立的国家财富账户系统和所估计的资本存量数据。
索罗（Solow）在1957年的著名文章“技术进步和总量生产函数”（Technical Change and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里将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综合起来，特别是把生产的经济理论，拟合生产函数的经济计量方法和国民核算账户中的生产账户结合起来，进一步提出了与经济计量模型方法相对应的指数分析方法。索罗的研究有助于CES生产函数的提出，在这一函数中替换弹性是利用经济计量方法估计的。
在这里有必要进一步讨论一下索罗的分析结果，因为这一结果对我国的经济学界影响最大。索罗的结果表明，美国人均经济增长只有不足20%的部分是由于资本投入的增加，而大部分经济增长的原因是由于技术进步。这一研究结果较早地介绍于我国理论界，因此许多人据此认为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的原因主要不是由于投入的增长（包括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并认为这表明这些国家所走的经济发展道路是内涵式的发展道路，当利用类似的方法（例如索罗余值法）计算出中国的投入在经济增长中的所解释部分比例较高时，就认为这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的道路是外延型的经济增长。实际上这里存在着某种误解，因为即使在美国经济学家之间，关于投入在经济增长的因素解释中的作用大小也是有明显的分歧的。他们研究的时间段为1947年到1985年，对这一时期，索罗、肯德里克和阿勃拉摩维茨（Abramovitz）的结果相似，他们都认为生产率是主要的增长原因，而丁柏根、麦迪逊等人的研究恰恰认为投入的增加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在这里特别值得提出乔根森（Jorgenson）及其合作者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无论在理论基础，计算方法和统计数据的搜集处理上都代表目前国际上的最新研究水平，他们的结果也同样明确地表明美国经济增长中，由于生产率（相当于技术进步）的进步所占的贡献不到25%。
由此可见，为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进行科学的分析，并对未来的经济发展政策制定提出具有科学基础的指导原则，我们有必要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原因进行全面的分析，比较和借鉴，而不应该仅仅停留在40年前索罗研究的那些初期的结论之上。
对经济增长因素分析做出巨大贡献的另一位经济学家丹尼森，他的方法以“增长核算”著称于世。丹尼森的方法以索罗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和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为理论基础，利用国民经济核算的数据首先分析了20世纪美国经济增长的原因，然后将同一方法应用于一些西欧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他还利用这一套分析方法分析了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的经济增长奇迹的原因。丹尼森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在他的一系列布鲁金斯研究之中。在丹尼森的方法中，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特点十分突出，例如他使用收入份额作为要素的权数，假设外生的技术进步等。
丹尼森的工作曾在很长时间内对美国和一些其它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这些研究结果直接影响了相应国家的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丹尼森的研究从索罗的增长模型出发，这个模型认为单位劳动投入所生产的产出的增长率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自发增长部分，这相当于索罗方法中的余值（或所谓技术进步），另一部分是单位劳动投入所具有的资本投入的增长贡献。在劳动投入的增长中，丹尼森还要进一步分析教育，劳动时间，就业状况等等因素的影响。
在乔根森等人的一系列研究中，他们对索罗、肯德里克和丹尼森等人的著名研究进行了非常详尽的分析，并明确地提出这些研究中所存在的方法论上的缺点，以及在他们自己的研究中这些缺点是如何被克服的。问题主要存在于资本与劳动的计量方法上，正是在这一方面，乔根森等人对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做出了巨大的方法论贡献。关于这些问题的综述性讨论是乔根森的一篇文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Productivity and Economic Growth），该文的中文译本收入了李京文等人主编的“生产率与中美日经济增长研究”。
乔根森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从对丹尼森研究中的方法的详细考察开始的。乔根森和格里利切斯（Griliches）在一篇著名的关于丹尼森方法的评论文章“解释生产率的变动”（The Explanation of Productivity Change）中指出了该研究方法中的几个明显的问题。首先在丹尼森的研究中混淆了折旧与重置的区别。仅仅当资本品的使用效率是按指数函数的类型衰减时，重置才可能与折旧相等，而在丹尼森的研究中，他实际上使用的是一种类似直线型的效率衰减类型。因此重置不可能与折旧相等。第二个问题是丹尼森在处理总产品的测定中的折旧时和处理资本投入测定中的重置时存在方法上的不一致。乔根森方法在资本投入的测定中，将资本投入定义为资本服务流与资本投入价格的乘积，这两个概念与劳动投入测定中的小时工资与劳动小时数是相对应的。这里所说的资本投入价格即乔根森的早期理论贡献——新古典投资行为理论中的资本使用者成本，或称资本的租赁价格。在乔根森的方法中又假定资本服务流与资本存量成一个固定的比例，而这里的资本存量是运用永续盘存法估计出来的。这样就克服了丹尼森方法中的内部不一致性。
乔根森等人还指出了丹尼森方法在资本测定中的其它概念不一致方面的问题。在此基础之上，乔根森等人通过理论研究，这主要是指建立在对偶理论方法基础上的生产者理论，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相对应的超越对数产出、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指数方法，他们将这一整套方法用于美国和其它欧洲国家与日本等亚洲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与计算，逐步使这一套分析方法完善实用。
全要素生产率或技术进步的测定是最近多年来我国理论界的重要研究领域，并已获得了一批成果，但似乎很值得对美国经济增长因素分析研究中自索罗开始直到乔根森等人的长期研究传统的发展，特别是在这期间与产出、投入测定有关的大量概念、方法性质的争论加以分析，生产率分析方法正是在这些争论中发展起来的，这一分析方法是国民经济核算方法，经济计算方法与经济理论的有机结合。只有对这些领域的已有理论方法进行详尽的比较研究，并结合中国的实际相对应的数据处理方法进行深入的探索，才能推进我们关于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发展因素分析的研究。也才能使这样的研究对我们的政策分析起到相应的指导作用。例如资本投入和资本存量的测定一直是已有全要素生产率研究中的一个弱点，这一缺陷应该得到尽快的弥补。
3.全要素生产率分析的新应用——国际竞争力研究
乔根森方法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应用是对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的研究。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15年以来，出口一直增长很快，已经成为出口额超过1000亿美元的唯一的发展中国家。出口快速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发展仍然要依靠出口的快速发展，但是中国今后面临的国际竞争的形势是十分严峻的，因为今后的主要竞争对手将是欧美各工业化国家，亚洲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以及拉丁美洲和亚洲的经济增长强劲的发展中国家。这就意味着提高中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将是使中国出口继续快速增长，并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占据有利地位的关键。制造业是现代工业的主体，一个国家的出口产品主要是由制造业生产的，根据OECD的研究在1981到1991年间中国商品出口增加的90%是由于制造业的出口发展带来的，因此研究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就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的变化趋势可以表现为多方面，例如作为后发展国家追赶先进国家的速度与途径，这些后发展国家在工业结构与比较优势方面的演进，以及贸易结构方面的变化。一个国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决定于几个因素，即生产率（包括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等单要素生产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相对价格水平（包括产出相对价格水平，投入相对价格水平或相对单位劳动成本水平）和质量水平。只有通过对这几个因素的全面与综合的分析，才能获得国际竞争力的具体分析性成果。在世界范围内，运用大量数据和国际上已有的研究成果从以上诸方面分产业部门的研究和分析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将为我国贸易政策、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并可提供定量分析的信息，为国家各级管理部门制定有关出口的产业政策和提高我国制造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比例的战略制定提供可靠的依据。
虽然研究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性是如此明显，但是无论国内外至今尚未看到关于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系统研究发表。国外关于各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研究的出现，主要是由于美国自1970年代开始，劳动生产率下降，贸易赤字上升，因此美国产品国际竞争力的高低成为普遍关心的问题。国际竞争力以及它与生产率，单位劳动成本关系的问题已经从不同角度加以研究，这类研究除美国外也包括了日本，德国等贸易大国和其他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国家。在大致相同的研究框架下，也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竞争力问题和苏联及东欧前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究使用了不同的数据来源和分析方法，因此其结果不一定是国际可比的。
其中使用较多的方法是应用双国生产函数方法分析国家之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差距。这一方法最初由乔根森与西水（Nishimizu）等人提出并用于日本和美国的经济增长因素的比较研究，其基本思想是计算两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差距并用于解释国家之间在增长因素方面的不同。计算的理论基础是微观经济学中的生产者理论，由于生产函数采用超越对数函数形式，对生产技术的描述可以限制在尽可能少的假设的框架中。这一方法可以利用指数的形式计算，也可以利用经济计算学的方法计算。这一分析框架已用在双国与多国之间的比较，以及宏观和产业部门之间的比较。
为了应用这一分析方法，需要国家之间的国际可比的产出和投入数据，乔根森等人是利用联合国国际比较项目（ICP）的购买力评价（purchasing powerparity）数据计算的，但ICP项目的数据是按最终使用分类的，并不直接对应于生产部门的分类。使用ICP的数据研究分产业部门的国际竞争力会带来一些偏差。原因是由于：
（1）这类数据包括了进口，不包括出口；（2）数据包括了销售行业利润，运输费用和间接税，不能反映纯粹的生产成本关系；（3）不包括中间产品，因此从分类角度看，不是完整的制造业，ICP的分类与生产率分析的分类并不匹配。理想的方法是用生产法估计的购买力平价转换产出的数据，而用收入法估计的购买力评价转换投入的数据，但是否真正能做到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所需要的购买力评价的数据是否存在。
自1983年开始，在荷兰格林根大学（University of Groningen）建立了国际产出与生产力比较项目（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Output and Productivity Project,简称ICOP），展开了对世界主要国家的制造业的系统国际比较研究，并积累了大量的数据资料。这些数据和研究具有一些突出的特点：
（1）范围包括了世界上的主要大国和强国；
（2）已将各国制造业的分类按同一分类体系标准化，质量对称问题具有一定的保证；
（3）利用购买力平价代替汇率已将各国的数量和价格数据折算为国际可比数据；
（4）可以根据这些数据计算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单位劳动成本和价格水平，这些都是研究一国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参数。
在转换国际可比数据进行双国或多国生产函数的建立，并分析国家之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差距时，利用ICOP框架得到的购买力评价数据理论上将优于ICP的购买力评价数据。
在作者为OECD所做的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国际比较研究”（China’s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中包括了对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初步研究，给出了分产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国际比较，分析了制造业各部门的相对价格水平和单位劳动成本的国际比较关系。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进一步研究显然应该延伸到国家之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差距的估计，这将构成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相对位置的定量分析结果，并可分析和预测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变化趋势。
依据乔根森的双国生产函数的模型对国家之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差距进行分析与比较使得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方法又在另外一个方向上获得了重大的发展，而且方法本身十分对称，既能用于分析一国经济发展的因素，即在时间维的比较，又可以用于分析两国经济发展的因素差异，这是全要素生产率在空间维的比较，同时也就分析了国与国之间国际竞争力差异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
在同样的双国生产函数框架之下，对国与国之间的生产率差异及生产结构的差异可以运用经济计量学方法进行研究。在方法论上，这一经济计量学方法与前面谈到的指数方法是等价的，都可以对国际竞争力的研究提供分析的依据。
超越对数指数方法也可以在多国的情况下进行计算，这相当于将上述双国生产函数对多国进行推广。在这一方面，应用研究也有了许多成果，例如克里斯滕森（Christensen），柯明斯（Cummings）和乔根森对北美及西欧的主要工业化国家的总量生产率增长进行了国际比较，对经济增长因素分析也进行了相应的国际比较。
综合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最近40年在大致相同的理论框架之下，即生产者理论模型为基础，由于相应的指数方法和经济计量估计方法的发展，全要素生产率及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的应用研究已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这些研究对一国来说所包括的时间越来越长，同时对部门分析的深度也大大加强，进而这一方面的研究也在国际比较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并与国家在生产部门水平的国际竞争力比较相连系，从而显示了更大的实用价值及对政策制定的指导意义。
考虑到我国目前在经济政策制定方面的紧迫需要，应用这一分析框架来研究中国的情况是十分有价值的，并可在研究的基础上借鉴上述国际上的研究所揭示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中的经验与教训。但这种国际借鉴并不是很容易的，因为只有在方法相同，统计数据的口径与处理相同的条件下，国际间的研究成果才是国际可比的。在这方面，前面提到的“生产率与中美日经济增长研究”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但由目前公布的成果看，至少还有两个重要的问题值得进一步的研究。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中国资本存量的按照国际通行方法的估算，这一问题的解决也将会对我国政府统计中的财富统计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第二个问题是在双国生产函数框架下的两国全要素生产率差距的估计及国际竞争力的研究，解决这一问题在总量层次需要人民币的购买力平价，在部门层次需要生产法（或称部门法）估计的分产业部门的购买力平价。这些购买力平价的估计，已由本文作者在相应的国际比较研究中提供，因此进行相应的关于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差距的国际比较与国际竞争力研究也有了可能。
三、关于新增长理论的研究和深层体制分析
1、由新古典增长理论到新增长理论
由索罗的新古典增长模型触发的对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在50年代和60年代曾经是经济文献中的十分引人注目的题目，70年代以来，这一方面的研究一直不十分活跃。80年代以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国际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建立的关于大量国家的国民经济核算的国际可比的数据的启发。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重又萌发了兴趣。这里所说的这类大规模数据集合是指麦迪逊在1982年和1991年的两本书中提供的数据，以及在国际比较项目的基础上，由萨莫斯（Summers）和赫斯顿（Heston）建立的包括130个国家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的Penn世界表（Penn World Tables）。
鲍莫尔（Baumol）首先利用了这些数据研究发展问题，他的研究主要是分析长期经济发展的趋势，他利用了16个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数据进行由1870年开始的100年的经济发展的经济分析，以求验证是否存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水平上的趋同现象。他的结论实际上支持了阿勃拉莫维茨以前的研究结论，在这一组高收入的市场经济国家之间，无论是在1870年以来的长时期内，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劳动生产率的国际差距的缩小是确确实实存在的。
鲍莫尔的研究只局现于高收入国家，因此许多经济学家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经验分析上都对这一趋同现象在更大范围内是否存在表示兴趣。还要指出的是在这些高收入国家中，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明显可以以1950年为界，在这之后，许多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与美国这一劳动生产率的领先国家的差距在缩小，这即可称之为追赶趋势（catchup）。
鲍莫尔运用回归分析的方法利用关于世界经济发展的数据库对趋同现象的研究对后来的新增长理论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影响，但他的研究也具有一些明显的不足。
（1）他使用的数据局限于高收入国家，因此经验分析的结果有利于趋同假设。后来的新增长理论研究者试图弥补这个缺陷，他们尽可能扩大他们的数据所包括的国家，利用上述ICP形成的数据，他们可以在某种全球的意义上去考察这一趋同假设。
（2）鲍莫尔的分析没有重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领先国家与追赶国家的区分，而这一不同处理恰恰是从长期历史的角度观察国家的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考虑到历史上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以1950年为转折点，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的世界经济发展态势是存在明显不同的。从1870年到1950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有13个国家逐渐落后于美国的生产率水平，而在1950年之后，这其中有15个国家在逐渐追赶上美国的生产率水平。在新增长理论的模型中似乎并没有对这一从长期经济发展才能观察到的不同发展态势进行分析，因此似乎夸大了他们模型中的发现的普遍性，因为这种结论只对一段时期的历史事实成立。
新增长理论的兴起开始于罗迈尔（Romer）和卢卡斯（Lucas）的著名研究，这些工作试图对索罗的经济增长模型进行发展。索罗模型中，如果各国知识结构相差不多时，（这一点可以由技术的国际间的自由转让保障），我们可以希望看到增长率的趋同。但是所观察的经济发展事实与这一理论明显相违背，因此罗迈尔和卢卡斯试图对模型本身进行发展而给出新的解释。
卢卡斯在“关于经济发展的机制”（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 lopment）中强调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从而利用人力资本的积累机制来研究技术进步的发生则不仅仅将它看作外生的。逻迈尔的模型强调技术进步与物质资本的发展，从而也试图将技术进步内生化，并引入规模收益递增的机制。
在索罗模型中，强调了投资收益的递减机制。而罗迈尔强调投资收益可能存在不变或递增的可能性，虽然他并没有直接检验他的假设，但是在1970年以前一些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的加速增长似乎能够支持这一观点，但考虑到1973年之后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明显下降，他的模型的经验支持似乎又存在问题。
在罗迈尔的研究“收益递增和长期发展”（Increasing Return and Long Run Growth）中，解释不同国家的为什么不可能趋近于共同的收入水平占据了一个主要的位置。但他的模型对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似乎重视不够，在他的模型中，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都是某种内生的过程，这显然对美国的情况大致是对的。但考虑到技术领先与技术追赶国家的区分，考虑到技术追赶国家对技术领先国家在技术方面的仿制与借鉴，似乎内生性的机制又难以自圆其说了。对像法国、德国、英国、日本这样的国家，虽然他们也在技术上处于追赶的状态，但对他们来说，技术进步自然也有很大的内生成分，但对世界上的大多数其它国家来说，技术进步在更大的意义上是一种完全外生的生产机制。
卢卡斯在他的研究中强调了对标准的新古典模型的一种发展，以求能够解释为什么不同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不存在一种趋同的态势。他引进了人力资本的因素，并考虑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的相互作用。在丹尼森的分析中实际上对人力资本已有某种涉及，但卢卡斯特别强调了人力资本为增长的原动力，并强调了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之间的联系，这对增长核算方法也是创新。在增长核算的研究中，教育是被看作为劳动力质量的扩展，并将一定教育水平相对应的收入水平当作权数。而受卢卡斯模型影响的人将人力资本看作生产的另外一个因素，而与物质资本相并列。由此概念出发，似乎应该利用教育成本作为权数，但实际上在经验研究中，往往用学校的入学率作为了人力资本的一个近似的替代物。以上述新增长理论为分析框架，利用ICP生成的关于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发展数据，一些经济学家应用经济计量的方法做了一些理论假设的验证。
巴罗（Barro）在“国家之间的经济增长”（Economic Growth in a CrossSection of Countries）中的分析认为人力资本对增长有重大的贡献，但在他的用于回归的样本中，没有包括非洲与拉丁美洲的一些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在巴罗和萨拉—马丁（Sala-i-Martin）将同样的方法运用于美国的各州的研究“趋同”（Convergence）中，他们发现了收入水平的趋同，因此认为如果体制的，政治的，和政策的背景相同的话，这种趋同是可能发生的，可称这种趋同为有条件趋同。
在曼柯夫（Mankiw），罗迈尔（Romer）和威尔（Weil）的研究“对经济增长经验研究的贡献”（A Contribution to the Empimics of Economic Growth）中，他们尝试将一个扩展的索罗模型（其中包括了人力资本）应用于世界上的一些国家组合和地区，最后的结论是在22个OECD国家中，确实存在趋同的态势，因此这一扩展的索罗模型仍然能够说明经济发展的过程特征，需要做的是将体制和政策方面的差异考虑进去，这些因素，才是障碍趋同发生的因素。
新增长理论模型强调了一些非常基本的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例如技术进步，规模经济和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形成等等，发现有条件的趋同态势也是对经济增长的深层结构因素的认识，在经济增长的模型中所考虑的一些变量毕竟是一些可以测量的，表层的影响因素，而类似体制与政策这样的因素可能是更深层的影响因素，但可惜这些因素常常是难以测定的。这同时也表明我们需要从一个更广泛的分析角度来探索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
在新增长理论模型中，技术进步被置于一个更加重要的地位，这一基本的观点在许多理论研究中都获得了注意，但似乎在增长核算传统的研究中重视得不够。实际上，无论是投资与技术进步的关系或研究与开发的投资与技术进步的关系都是值得在经验分析中更加重视的研究问题。
在新古典的增长模型中，基本的思想是技术进步的真正作用在于提高了每一代新的资本的质量，利用永续盘存法的计量方法，可以很容易看出资本存量的年龄结构，因此，当对更多的国家与更长的时期建立起相对准确的资本存量的估计时，就可以更加深入的探索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乔根森及其合作者的研究一直集中在这一方向上，而这确确实实是有助于探索经济增长真正内部机制的一个十分有希望的方向。
2、经济发展的体制性背景特征
我们已经讨论了一些影响经济发展的表面性的、可以度量的影响因素，这些因素可以用增长核算的方法去分析或用经济计量模型来研究。同时也能据此比较容易地说明与美国在体制上十分相似的西欧国家为什么能够在追赶美国的领先地位上如此成功，同时也能较容易地说明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由于在经济体制上的深入改造，因此也能在追赶领先国家方面有如此的成功表现。
但同样的分析方法与框架似乎难以解释为什么其它的国家没有体现出同样的追赶态势，也难以解释为什么时至今日，各国在经济发展与人均收入水平上呈现这样巨大的不平衡。对于这些问题的探索，仅仅停留在表层的可度量的因素上是不够的，必须深入到更加深层次的原因，同时仅仅依靠欧美经济发展的经验的历史性分析也是不够的。
对于深层体制性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似乎还难以得到一般性的结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是按照特定国家或国家组单独地分析更容易清楚地找到问题的结论。
（1）西欧国家
在19世纪初叶，西欧已经具有了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收入水平，而且历史事实表明由1500年开始到19世纪的初叶，西欧国家的发展水平逐渐超过了世界其它部分。但在这一时期，这些国家的发展水平仍然慢于自19世纪开始的发展速度，由于在那个时期技术进步的推进速度也要慢得多。西欧国家的社会体制方面的演进为这种快速的技术进步演进提供了预备条件。西欧在几个世纪里一直处于世界生产率和技术的领先地位，由1400年到1600年，北部意大利和法兰德斯（比利时西部）荷兰居于这个领先地位一直到18世纪，而英国则在19世纪居于这个领先地位。
西欧适应于这一发展的主要体制特征可以概括如下：
最基本的是认识到人类具有通过理性的观察与试验认识自然力的能力。由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西欧社会逐步摈弃了迷信，魔法和对宗教权威的屈从，构成技术进步和创新的现代科学传统是在17世纪发源的并逐渐融于教育系统。
对财产权利的自由买卖及相应的封建约束的废除促进了企业家职能与精神的发展。相应的法律体制发展保护了财产权，会计的发展也有助于加强了合同制的发展与实行，国家的税收职能也逐步规范化，在金融信用体制方面的发展使得银行与保险业大规模地发展。这样也有利于风险的管理及大规模合理地组织商业活动，组织管理的技术和劳动管理制度也在改善之中。
西欧这些国家虽然在语言，文化上存在区别，但在贸易的关系上和科学技术的交流上都有传统的联系，这也激发了竞争和创新机制。人口的迁移，以及印刷与高等教育的发展都有利于各国相互之间的交流。
西欧社会与其它地方的不同在于，它具有对生育的某种控制意识，也不倾向于发展过分广泛的亲族关系。这对积累是有利的，对人口发展趋势也具有持久的影响。在其后的时间内，西欧的人口增长速度要明显低于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人口增长速度。
自1820年以来，西欧社会体制和政府作用的演变总的来说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福利性国家的发展使得财产关系和市场机制的运行更加趋于合理，也对社会的稳定发展提供了一种保障作用。二战之后，西欧国家之间的合作与统合有了很大的发展，并形成了国际秩序的新阶段，这些显然都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
（2）北美和大洋洲
北美与大洋洲的这4个国家，继承和采纳了先进的西欧国家的体制安排，社会习俗和语言。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国家也为了现代化的需要做了许多改进与调整。在这方面最明显的是美国。美国的体制是在与欧洲旧大陆的决裂中产生的，而欧洲的体制受到了法国启蒙运动思想的很大影响。在最初的年代，美国保留了黑奴制度，这显然减缓了它的发展。美国的金融体系也是脆弱的，这导致了1930年代的经济崩溃。北美与大洋洲在一些方面与西欧很不相同，它的自然资源是十分丰富的，同时也远离于欧洲的战争。北美与大洋洲的人口增长要快得多，这是由于较高的生育率及大规模移民。加拿大与美国的近邻关系十分有助于它在人均收入方面达到快速的发展。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与世界经济最发达地区的远离也使得它们在这4个国家中在经济发展的状况上居于劣势。
（3）南欧
南欧国家是一些中等收入国家的集合体，这些国家的体制特征与西欧很不相同，但是自1948年以来由于OEEC、OECD及欧盟这些国际组织的存在，南欧国家与西欧国家的经济也处在统合的过程中。这些国家大大受益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中的援助，也受益于欧盟内部的援助项目。直到1913年希腊的大部分还属于奥托曼帝国，而当时希腊的商业发展也十分不够。直到1920年爱尔兰实际上一直是英国的殖民地，国内经济条件的恶化导致了大规模的移民。西班牙和葡萄牙曾经是欧洲最重要的殖民势力，它们曾经从殖民地区获取了大量的财政上的收益，但也由此导致了国内财政的失落，也失去了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对南欧国家的影响较弱，相应的教育制度受官僚体制的控制较大，人口的识字率较低。土耳其的体制特点在19世纪与西欧是十分不同的，但是1920年的基马尔主义者的改革是很有影响的，而且也明显希望模仿西欧的社会发展模式。然而土耳其在南欧集团中是十分特殊的，从体制和经济发展的特点观察，土耳其似乎更接近亚洲国家。
（4）东欧国家
东欧这些国家的体制背景是十分不同的。将这些国家划在同一组内并不是地理特点所致，而是由于它们都有相当一段时候实行了十分相似的苏联式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沙皇俄国在历史上在经济、社会与政治体制上就与西欧不一样，苏联建立之后这种差异就更加明显了。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在哈布斯堡帝国时期是经济上十分繁荣的成员国，比起波兰来说要先进得多，而波兰的大部分地区到1918年一直是俄国的殖民地。这两个国家比起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要先进得多，而这些国家在19世纪一直是奥托曼帝国的一部分。
（5）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在19世纪初叶已在政治上独立了，而且与北美国家一样，在自然资源方面也是充裕的，但在体制背景方面却与北美十分不同。在北美，土著居民是被排斥在外的，而且拉丁美洲这些土著居民则被同化，变成社会中的下层居民。由于奴隶制度的存在使得在拉美社会中在收入、财富、教育和经济机会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拉丁美洲国家中，一直忽视普及教育，在政府中也存在着对经济活动干预过多的趋势，同时也长期存在债务上的拖欠和不负责任的倾向。这些因素又导致了长期恶化的通货膨胀和长期的政治不稳定性。这些特点正是重要的因素，使得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水平一直低于北美的水平。
（6）亚洲国家
在1820年，亚洲国家占据世界经济的最大部分，当时世界人口的69%在亚洲，GDP的57%是由亚洲经济生产出来的。到了1992年，亚洲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这种重要的位置，人口这时占58%，GDP占37%。就人均收入水平来看，1820年的亚洲国家相互之间的差距并不大，而到1992年，亚洲最富的国家日本与最穷的国家孟加拉之间的收入差距已达到27倍之多。这个收入差距大大超过了前面讨论的几个国家组内的收入差距。这说明在对亚洲的问题归纳一般性的结论时需要十分慎重，而亚洲国家的这种内部差异性也基本上是1950年以后发生的现象。三个国家——中国、印度和日本，在1820年占亚洲人口的84%，同时生产了亚洲全部GDP的82%，对于三个国家的体制特征与演变值得做特别详细的讨论。
由西方的观点来看，最容易理解的是日本的情况。当受到来自西方的挑战时，日本对自己的体制结构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革，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措施，最终追赶上了西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其它两国一方面由于自身的体制特征而在经济发展上落后，而在同一时期内的西方国家的殖民统治也并未产生正面的效果。
日本传统上是一个十分闭塞的国家，国外旅行与学习都是禁止的，日本人甚至不被允许建造能够载重75吨以上的船只。仅有的贸易联系是与荷兰建立的，当时荷兰在日本长崎建立了一个货物仓库，每年从印度尼西亚有一艘船开往日本长崎。
在1853年，美国海军将一艘战船开进了东京湾，并建立了治外法权及其它法律与商业上的特权。随后法国、荷兰、俄国和英国也获得了类似的特权。所签定的条约限制日本在商业和财政上的独立，要求对外国贸易开放国内的市场，还要求关税不能高于5%。与中国在1840年代的情况比起来，日本的情况相当类似，但来得更加突然，日本的反映也非常不同。
在中国，外国人出现在一个巨大国家边缘。统治集团认为自己代表文明的真义，而将野蛮的入侵者看作是一些惹麻烦的东西。在日本，这些外国人留滞在最大的城市里，侮辱着当地的警察官员，损坏了他们的统治威严。日本已经从中国文化中吸取了许多东西。他们也不在乎向西方学习，因为他们的技术水平已明显表现出技高一筹。
在1867年，德川幕府被推翻，明治天皇的政权也进行了彻底的改革。这些改革使得日本具有了发展资本主义的基本体制基础。天皇成为一个集权化的国家的首脑，全国划分为46个行政单位。法律上的不平等被废除了，在武士、农民、技工和商人之间的服饰与权利方面的差别也消逝了。人们有了选择商务活动与职业的自由，各种限制也废除了，可以生产任何谷物与商品。土地可以自由地买卖，诸侯与武士的封建财产产权与薪俸变成了国家的养老金和政府债券。国家的税收代替了过去对谷物的征集，而税务的承担也比较平等了。初等教育成为强制性的。在教科书中大量加进了西方的科学技术的内容，许多学生出国学习。一个全国性的银行与货币体系建立起来。政府鼓励农业与工业方面的研究和发展。武装力量也重新组织并以西方的标准武装起来。
政府提出的大规模的经济发展与扩充军备的计划，这在其它亚洲国家中是难以找到类似的例子的。在德川社会中，一个不寻常的集团统治着国家，一个守旧的天皇住在京都，而政府的所在地则在江户，共有270个诸侯住在自己的城堡里。另外，还有420000武士，加上他们的家属，总人数约占国家总人口的6%，是中国相应比例的3倍。当这些人向更加现代的军事—官僚与商业集团转化时，存在着经济上的剩余，并可在更有生产潜力的区域发挥作用。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日本具有计划生育的传统，以亚洲的标准来看，日本的人口增长是十分平稳的。
中国的经验则是更加复杂了。在2000年前，中国具有和罗马帝国相似的经济发展水平，而在公元500到1400年之间它处在欧洲的水平之上。但是由1400到195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停滞不前，而在同一时期内西方则领先了。由1840年开始，在一个世纪的时间中，中国处于一个半殖民地的状态。在通商条约中割让了许多港口给大约20个国家，中国的关税收入也由外国人控制，向法国、英国和日本割让了大片的领土。
中国社会和文化的一些特点并不能解释中国在这段时间内的加速的经济落后的状态。中国的主流哲学理想是孔子的学说，这一学说主要关心的是在现实世界中人的行为的修养，而并不特别关心例如灵魂、不朽，上帝这样一些概念。中国对待自然的挑战采用的是一种工程的方法。大约三分之一的耕地是经过灌溉的。公共的谷仓系统减轻了灾害的后果。在莫卧儿王朝时代的印度，水浇地的面积比例仅是中国同一比例的十分之一。
在中国的最后一个朝代——清，中国已有了明显的现代财产关系。没有农奴制的存在，大约30%的农民是佃户，用货币或谷物交租；剩下的是小自耕农及很少比例的无地的农民。高利贷者十分活跃，商业活动并不受制于通常的约束，而商人可以自由地活动。在19世纪初期，纸币就已经存在了，而商人也已经利用汇票进行支付。
与西方比起来，中国显示了在主要发明中的早熟。水车，实用的马具，纸张和瓷器在汉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使用了，这些东西在1000年到1500年后才传到西方。印刷、弓箭、铁、火药和纸币在唐朝开始应用，而算盘则在宋朝开始使用。中国的种植业则更像园艺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农业，并一直使用先进的技术如灌溉、排水、复种、选种、嫁接及最优实践的方法的总结手册。新的谷物如玉米和土豆是由国外进口的。由1400年到1950年，由于土地和劳动的日益集约性使用，使之可以支持在这一时期内人口数量的大约7倍的增长而没有出现生活标准的下降。
所有这些特点说明，中国应该能够像西方一样快地发展它自己的技术和生产率。不清楚的是到底什么因素阻碍了这一可能性的发生，似乎是中国在推进世界这一最大的、最持久的政治单位的成功运行方面的方式与成功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不相容。有两个重要的特点，这些特点对中央集权的延续性和巩固统一很关键，但是对经济发展则是有害的。
中国的语言是一种音形不一致的表意文字，对于具有大量方言的中国人来说，这是一种十分聪明的创造。这对于在大范围内加强与巩固中央集权统治也有巨大作用。它对外来的入侵者来说也具有诱惑力，因为这有利于加强他们的统治，在使用这种语言的过程中，这些外来入侵者与中国的文化价值同化。掌握中国的书面文字使得文化人和官僚们有了一种精细复杂的、经过教养的世界的观点，但是学习大量汉语单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又加强了中国的民族中心主义思想，鼓励了自我满足而且禁止了思想上的离经叛道与好奇心。与日本比起来语言学习的困难是一种传播上的障碍，日本在学习汉字系统之后又补充了具有拼音性质的少量的字。中国的教育集中在书法，古代经典和一些传统的知识。这种学习成为一种实行思想控制的工具，有利于禁止非正统的思想而保证政治上的稳定性。
中国的另外一个特别是官僚体制的延续性与强化，它在公元前200年左右出现，成为一个中央控制的工具，并替代了在此之前由世袭的诸侯构成的统治精英集团。在随后的各个王朝包括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和满族人建立的清朝都沿续这一体制。在后续的绝大多数历史时期，军费开支以欧洲、印度或日本的标准来看是适中的，这是由于官僚体制对帝国控制来说是一种更有效率的工具。官僚们通过科举制度获得参与统治机构的资格，他们是一些饱学之士，但是长期教育的成本是一个社会障碍，而且有三分之一的人是通过考试之外的手段获得这一资格的。
官僚们负责税收、制定政策、维持秩序及仲裁纠纷。孔子学说的传统及很强的家庭规矩鼓励人们服从这种决策。这些决策不可能受挑战，而且盛行对犯罪与过失的集体惩罚。官僚们具有很大自由行事的权利，而且他们的判断要受到他们的收入很低这一事实的影响。他们收受贿赂并侵吞一部分国家的财税收入。上层的官僚都与士绅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士绅大都是收租的地主。这些士绅具有法律上的特权，而且一般都能免除一些税务，在服饰上及其它标致上也和官僚们一样与大众具有明显的区别。这些士绅所受的教育与官僚们是大致相同的。官僚提供了一种控制的功能，否则这种功能只能由贵族、教士或武士阶层来提供。他们在推进正统思想和社会稳定方面的影响有助于保持国家的统一，但是不利于经济与社会的变化。
印度的体制结构比中国和日本的更加复杂。而这种体制对经济发展的桎梏作用也更加明显。在英国18世纪开始统治印度时，在印度传统社会中共有三个层次。占人口中的最高等级是5%穆斯林，印度教的村落约占70%，异教徒的部族占10%。莫卧儿王朝的主要社会控制工具是武士贵族。这些人提供军事和行政管理的作用，同时通过对农村中一部分财产的所有而将农村的一部分收入据为己有。由于这种贵族的财产权在死后要交回国家，因此就促使贵族们尽可能降低农民的生活水平，在自己活着的时候尽可能地享受，而死时宁可对国家负债。他们没有任何欲望去增值土地财产。这些贵族，他们的家庭及他们的服务人员都是穆斯林，而且主要是城市居民。也有一小部分印度教的贵族们已归顺于莫卧尔王朝，他们也有同样的世袭权利对他们所控制的区域占有税收。
从伦理与语言上看，这种村落社会是有很大的差异的。但是一个由上而下的种姓制度的惩罚功能使得这个社会易于管理与掠夺。这种制度将农村人口划分成互相分开的不同人群，而这些人群的社会经济功能是通过世袭获得的。仪礼方面的纯洁性要求妨碍了社会的流动性，相互通婚，而且妨碍了一种最具有想象形态的社会同质性。
劳动分工的世袭使得人们无法通过改变自己的经济活动来提高自己的生产率。在分配工作的时候没有任何考虑素质、智慧和新思想的可能性，也没有任何由于效率低下而辞退的可能性。在村落社会的顶层是婆罗门，而在村落社会的最低层是贱民（或称不可接触者）。在这之间，在不同地方种姓制度的实际结构有所不同。在每一个村落，居于支配地位的种姓成员控制着土地，但他们的财产权是受到限制的。一般来说，土地不能转让或出卖给村落之外的人，这些种姓成员的佃户也是不能废止的。村落中的技工家庭并不为了钱而出售自己的产品，但具有某种世袭的客户，他们将产品出售给这些人，而这些人则利用一定的商品来偿付。
印度社会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大家庭体系，家庭的各代人都住在一起，将收入合在一起，只在兄弟和表兄弟之间略做一些区别。妇女完全从属于男人，而成年男人也要按照父亲的要求去做任何事情。
这种村落社会的结构作为经济生活的基础存在了2000年。村落是一种防卫性的自我包容的组织形式，主要是为了在战争和外族统治时代能够生存下去。他们对任何掌握国家权力的人付税，对于外族的入侵和统治则并不十分在乎。印度的占领者们可以立即获得收入，他们也并不希望去破坏这一个系统。相反的他们取而代之而成为新的种姓阶层，这恰恰是穆斯林统治者和后来的英国统治者所选择的方式。在中国，外来者们并不融于那个同质的文化结构。但在复杂的分离体系中，他们简单地成为另外一个新的层次。
除了村落社会之外，印度还有大量的部落社会。原始的部落导致了一个独立的异教徒社会，包括森林中的居民，完全处于印度教社会之外，也不向莫卧儿王朝交税。
在英国的统治时期，这个传统结构的最上层被改造了，穆斯林是大的失败者。军阀形成的贵族被新的军事官僚统治集团所替代。政府效率的提高减少了财政负担。由于村落社会中税收的减少，种姓阶层的收入也增加了。在村落社会中，财产权的划分更加清楚了，一些种姓社会成员的传统权利则有所损害。英国人修建了大约56000公里的铁路，而灌溉面积则扩大了8倍。有一些新统治集团成员的收入和储蓄被寄出印度，而流入英国。在英国统治时期，人均收入水平只有少量增加，而种姓制度还是保留了。一些上层官员的位置都被外国人所占据。对英国商业利益特权的保护损害了印度企业家精神与实践的发展。当英国人离开时，人口中有88%是文盲。
（7）非洲国家
在1820年，北非是奥托曼帝国的一部人，西班牙已立足在摩洛哥；葡萄牙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而英国刚刚代替荷兰进入好望角。这个大陆的其它部分还是无人知晓、尚未开发的，由猎人、牧人及一些简单农业的生产者所占据。技术的水平是非常原始的。与现在的地理单位相同仅是埃及、埃塞俄比亚和摩洛哥。而农奴是当时的主要出口，在1450年到1870年之间有1500万农奴离开了非洲。
在1880年代，欧洲的大国开始对掠压非洲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在这方面的主要国家是法国和英国。22个国家由法国的殖民地产生，由英国的殖民地产生21个国家，葡萄牙的殖民地产生5个国家，西班牙的殖民地产生2个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失去了它的殖民地，而意大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失去了它的殖民地。
这种对非洲的抢占对欧洲国家来说是很容易的事，他们也没有遇到真正的抵抗。这些占领的经济动机都不很明显。
在领土的划分时，各国都只考虑了自己的方便，而并没有考虑当地的传统与种族关系。英语、法语和葡萄牙语变成了官方的语言。某些欧洲的法律及财产权利的概念被引入到非洲，但是殖民主义者获得了最好的土地，而非洲人的收入水平则一直由于强迫劳动的体制而压得很低。在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所采取的措施都是极少的，也很少做努力去建立运输基础设施，或提高人口的教育程度。
在战后的西欧，快速经济增长是主要的社会趋势，继续保持殖民地并无利于经济的发展，因此所有的欧洲殖民地都被废除了。这个非殖民地化的过程是漫长的、逐渐的。在南非，当地土著人口甚至到1994年才获得政治权利。在冷战时期，非洲成为一些世界大国进行战略竞争的地区，大量的经济与军事的援助进入了这一地区，因此非洲也累积了大量的外债，这成为非洲的巨大负担。
政治上的独立带来了许多挑战。政治领导人必须创立团结与内部稳定的基础。13个法语系国家一直从属于两个大的联盟，他们的行政管理与交通网络是以达喀尔和布拉柴维尔为中心。这些交通网络都必须修整。一些国家经历着内战和其它的国内动荡。国内政权的更迭及伴随的战争，新建立的政治统治集团对政权稳定的努力成为这些国家的国内发展的主线。一些国家领导人谋求一种皇帝式的终身任职。由于这些因素，政治上的腐败是十分严重的，已经是错误的政策也难以获得纠正。由于政治上的问题和其他政策上的错误使得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日渐变坏。在这些国家具有教育和行政经验的人才是很稀少的。而这些国家需要建立自己的行政、立法、司法、军事、外交及各种教育，行政管理的机构时，需要很多的专业人才。这种趋势并不有利于企业家精神的培养而有利于官僚体制下的许多恶习。本国人才的缺乏导致对国外人才的严重依赖。
一些国家提出过一些超越负担能力的经济发展计划，这些计划并没有很好的基础，建立在外国顾问的建议及一些新上台领导人的个人愿望之上。同时对国外援助的依赖也变得越来越大。
事实上，非洲国家的GDP增长率还是不错的，但是由于巨大的人口增长而把这些产出消蚀殆尽。这种人口的增长趋势超过了任何其他地区，而没有体现出任何减慢的趋势。许多非洲国家很晚才意识到计划生育的需要，这导致援助国们也对此地区的援助采取慎重的态度。
对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首先可以对那些表面的，可测量的因素进行。但这种表面因素的分析却难以解释许多现象，而这些现象必须深入到体制性因素的内层才或可得到答案。另一个需要研究的是经济政策所产生的后果。当然在体制与政策方面做一明确的划分也不是一个容易的事。具有不同收入水平、社会结构与体制特征的国家可能需要类似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不同的对外开放程度以及对外国投资者的不同的吸引投资政策。在这方面还要考虑国际经济次序的有关问题及与国内政策相融合的问题。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的专门的研究。
作者附记：本文写作参考了麦迪森的OECD研究“观测世界经济，1820—1992”（Monitoring the World Economy,1820—1992）。作者有机会看到该研究的草稿，并为之做了一些工作，曾与他广泛讨论相关的各种问题，对本文的写作十分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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