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出版高等教育的辨析与前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高等教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39.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957(2001)04-0118-05
一
改革开放以来，出版业是我国发展最为迅猛的文化产业。特别是在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中期，出版物的品种、数量和产值，均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有的项目还近似以几何级数的数量增长。这种大幅度地发展，自然带来了人才需求上的矛盾。因为对出版来说，它的本质就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知识密集型的、科技文化与经济交叉的智慧化产业。所以，只有高思维、高知识的人才是事业发展之本。谁拥有人才，谁就能把握主动权。
十年浩劫，人才罹难，继之而来的问题就是人才断层。一时间，为解决“青黄不接”而“抢人”的现象随处可见。除了一批原有的编辑出版人员归队外，还吸收了一批学有专长的人才充实到出版业中。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矛盾，但仍未从根本上解决人才短缺及编辑出版专业知识的匮乏问题。
有鉴于此，1979年12月，文化部出版局（国家新闻出版署前身）在长沙召开出版工作座谈会，与会同志就提出要成立编辑出版学院和编辑科学研究所，在相关大学成立出版专业。出版“出版学概论”、“出版史”、“编辑学”等基本类型的理论结合实践的专业读物。1980年前后，在中国出版界及高教界，出现了自发地研究编辑出版问题的浪潮，而且一浪高过一浪，最后集中在对编辑学的研究上。这种现象在学术上颇为耐人寻味，可以说这完全是由社会转型前期的实际需求使然。这种人文景观在世界各国都没有出现，唯独在我们这里搞起来了，并且形成了很大的气候。20年来的科研成果、教材、专著以百部计，论文则以千篇计。显然，这绝非能用其他原因作解释，只能是这个领域蕴含着尚未开采的“金矿”。
198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对出版做出缜密、细致、科学的论述，是新中国出版史上的头等大事。文件明确提出，要成立“出版学院”；要“加强出版印刷发行的科学研究工作”，要“建立出版发行研究所”。几乎与此同时，胡乔木同志提出了在一批高校中试办编辑专业的倡议，并指出：“编辑是一门独立的学问。”1984年，教育部批准了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和复旦大学首批创办编辑学专业，填补了我国高教史上的一个空白。同时，这也是我国高教史上前人从未涉足过的专业。需要补充说明的是，1978年底，国家批准了我国第一所高等教育体制的印刷学院——北京印刷学院。1983年，在武汉大学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图书发行专业。这都和编辑出版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办学的难度太大——缺师资、缺教材、缺资金、缺设备，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在试办了两三年后就停了下来。只有南开大学坚持了下来。但在又过了几年之后，一批全国著名学府看到这其中的学问和办学潜力，陆续兴办。包括清华大学、河南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西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内蒙古大学、山西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等，直至90年代中后期，全国有近20所高校办起了编辑出版学专业。北京大学也于同期重建了这个专业。
这个专业的遭遇是坎坷的。1992年和1997年两次讨论是否撤销，经过出版界的广泛呼吁和高校的缜密论证，得以保留。特别是在全国高校本科专业大调整的1997年，精简了一半以上的本科目录，“编辑出版学专业”居然保留下来。这本身就说明了它的社会需求，它自身学问的深广度，及十多年来诸多大学办此专业的瞩目业绩。
二
从办此专业之初，各校均着力探索这个专业的教学模式，所付出的努力，恐怕是高校中任何专业都少有的。原因基于以下：第一，它是个“双专业”。即一方面需要研究编辑出版领域的学问；另一方面又需要把这一学问与某一种或几种专业的知识紧密有机地融合起来。就是说必须有一个“依托专业”或叫“背景专业”，形成有效的知识、能力之间的复合。造就各行各业的专业编辑出版人才，必须有这种教学上的交叉，否则，培养编辑出版人才只能是句空话。第二，它实践性极强，不是“述而不作”的学问。因此，如何加强实践教学就成了一大难题。它的特点就是要在社会实践——即出版功力上显现成果，而不是仅在纸面上坐而论道。而且，这一实践能力还必须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一种特别的超前能力。因为出版本身就是一个文化和经济的结合部，一尊“两面神”。一方面要把握住读者市场，一方面又要对作者的创作导向作出指导和判断。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同时又要进行自身的经济积累，找到最佳平衡点。这就像MBA、军事等一系列变量因素远远多于具有稳定知识结构的学科一样，它“太活”，变化太大太快。而且没有一种出版结果与其他任何一种出版结果是完全一致的，总有巨大的风险在前头。这就决定了人才的素质必须具有高知识、高思维和综合能力。第三，在信息与知识“爆炸”的时代，信息与知识的更新极快，这就要求教育者必须适应并跟上这种更新，包括不断提高自身的教学水平，及时更新知识，不断“充电”。自然，还有着其他特殊性。
各校都以各种教学模式进行了摸索，统计起来，总有十种以上，南开尤甚。在办学之初的四年里就以四种模式进行本科教学试验，并及时提出了停办本科专业而代之以培养研究生为主的设想。[1]这种理想化的设计在那种贬斥这个专业的大气候下，自然不可能实现。可是，各校办学中的探索已显现出来。为了提高办学的层次和水平，武汉大学、清华大学摆脱本科办学模式，采用了直接介入第二学士学位的培养方式。而中国科技大学、南京大学、河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第9所高校，以“借窝下蛋”的变通方式，“挂靠”在信息管理、中文等系的名下，居然也艰难地造就了一批硕士生和少量的博士生。
从1995年起，各校均感到体制的掣肘，细细的办学“瓶颈”大大遏制着探索。于是，在出版界最有力的支持下，呼吁在国家《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及培养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中，尽快增设编辑学硕士点目录，以达到办学的集约化、合理化。国家新闻出版署为此专门发送了95[41]文件，向国家学位委员会提出建议并进行洽谈，仍未果。此后的两三年间，中国编辑学会、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的老专家们一直为此奋斗。其中最引人注目，也最使人感动的，是在1997年初召开的全国政协八届五次会议上，出版界的全国政协委员刘杲、张惠卿、陈早春、沈鹏、姜维朴、傅璇琮等著名专家联名提案建议，力主编辑学硕士点尽快列入《目录》，并在有条件的高校如清华、武大、南开等试办。认为这项工作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并详尽列举了可行性。此时的突出问题之一就是，出版事业的发展与人才培养已极不平衡，迫切需要造就一批高素质的编辑队伍。然而，要知道在六位资深出版家发出提案之前，某些部门却正欲砍去这个专业。也正是这些老前辈们“开顶风船”式的呼吁，保住了这个多劫多难的专业，渡过了第二次难关。
无论怎样，这个专业已成长壮大了，带动并促发了整个出版教学和科研的发展。初步形成了以出版高等教育为龙头的中国出版教育体系。它那多层次、多规格、多渠道、多专业的特点，可能在世界范围的出版教育中也是独树一帜的。创办出版高等教育的意义和作用，历史一定会给予公正的一笔。
三
出版高等教育的起点是编辑学专业，它从一开始就有着明显的“先天不足”症。第一，师资几乎没有，必须转行来干。这样就必然产生不稳定因素：教师中原专业难舍，新专业发展渺茫。侧目兼职为多，潜心钻研鲜见。这丝毫不能责怪我们的教师，“动荡”使然。第二，任务太重，难度很大。一般高校中都是几位教师任共同的一门或几门基础课、专业课。这是为了保障课程质量而采取的措施。可编辑出版类课程不然，反倒是一个教师任几门不同的基础课。对这些还处于探索期的新课，这样的“待遇”显然不公平，更有着某种缺憾。我们的教师硬是撑下来了，而且还创建了自己的教材体系。第三，这一学科是急剧发展变化的学科，其内容的更替性很大。特别是处在新旧世纪交替的编辑出版，正赶上从“铅与火”走向“光、电、磁”的一场大革命。加上网络的介入，使其科技含量陡增。而且，这种媒介载体的大转换，也必然引发出版物内容的大变化，同时也给出版高等教育出了个空前的大难题。教师必须在当先生之前首先做好“先学”的工作。而不像许许多多老学科那样，始终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这种由学到教的教研过程，给本来就很艰难的教师又加了“重负”。第四，由于创办时的条件不足，对这一学科的内涵没有全面深入的认识，因此，从一开始就处于疲于应付的状态。应该说，胡乔木同志对创办这一专业的提议，为我国高教史上添了重重的一笔，有着巨大的贡献。他曾在1984年的3月、6月、7月连续三次呼吁创办编辑专业，可见一位主管理论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对此超常的重视。但也不能不看到这一提法的局限：只强调了作为意识形态领域里对思想内容的把关、审验作用，认为在编辑阶段即可有效左右出版中的任何问题。这在包产包销的计划经济时代的确如此，但一进入市场经济阶段情况就不一样了。编辑的工作仅仅可能把握一部分出版的命运而不是全部，虽然编辑环节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是中心环节。但若论及出版，它当然是社会科技文化和经济最重要的结合部，是要比单论“编辑”具有广泛、深刻得多的内容。就是从出版的定义上讲，必须还要包含着编辑这一环节的，这毫无疑义。十多年来，各校的编辑专业都把侧重点本能地放到了以编辑为中心的教学内容上。当然也都有所“链接”，但毕竟对出版工程这一整体系统难以全面涵盖。因此可以说，出版领域中的高等教育远没有充分展开、深入，留下了许多可以开发的教学空间。第五，由于对“编辑”、“出版”学科认识上的偏狭，不但在教学内容上值得探讨，就是在教学规模的设置上也失之公允。尽管上述的中央文件中明确指出了，“在以后条件具备时，可改为出版学院”，但在上个世纪设置这一专业的高校中，绝大部分都未达到独立建系、建院的规模。以“挂靠”方式“寄人篱下”，大多安排在中文系、信息管理系（原图书馆学系）或新闻学系。这大概出于出版与文字、书籍之类的某种联系而决定的吧！本身就被导入一种误区，难以在教学上得到伸展，这也是许多年来专业未能有长足进展的原因之一。第六，协调不很得力，致使本就薄弱的教学力量没得到合理而充分的发挥利用，出现了教学上的浪费。
回顾这十余年的历程，虽然我们统编了教材，规范了这一专业的基础课程和必修课程，然而在教学总体规划上仍显混乱。这从专业命名和专业分工即可看出。有编辑专业，有科技编辑专业，有出版管理专业，有图书发行专业，有广告与出版专业，有装帧设计专业等等。从1997年以后，由中央统一为“编辑出版学专业”。而培养目标仍然有着较大的差异，一方面涉及到了出版工程中的诸多内容，说明了出版高等教育的触角已过细地探到了较宽阔的各个领域，具备了更一步拓展的潜力；但从另一方面而言，还没有能从更高的层次上去造就讲政治、精业务、高素质、善管理、会研究的宽口径出版栋梁之材。这是在新世纪出版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在上一世纪“求生存”的情况下，是无暇、也不可能顾及到的。
四
尽管编辑出版高等教育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是，它的创办与兴起是功不可没的。人们不难回想一下，十多年前、二十年前我们对出版的理解还是多么肤浅！远远没有认识到它本身应该就是一个科学文化的理论创新体系；远远没有认识到它是一个科学文化和经济的交叉点；远远没有认识到它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远远没有认识到它应该在世界传播业中发挥出巨大作用。正是编辑出版高等教育的兴起，引发调动了出版理论专家、编辑及高校教师的科研热情。它起码起到了导火线和催化剂的作用。自然，它完全依托在20年来出版改革的大背景下，没有这种机遇，这个专业，这种需求都不会出现。因此，完全可以说，这个专业的出现和发展是从偶然转向必然，顺应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潮流，符合了高教开拓、发展的方向，是必然的产物。新世纪出版高教事业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不断完善。
编辑出版学专业在当前有着几个显著的特点，探讨其改革的问题，应该从这些特点入手。
首先，它是一个应用学科，一个偏重于文科而又有理科内容介入的综合性边缘学科。对应用型学科来说，关键在于理论联系实际。特别强调要让学生在实践中加强创造力和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而长期以来，我们太拘泥于文史哲治学方式的定势，习惯从考据、推断、综合、演绎等抽象领域里去寻找新思维，“述而少作”。这样只能离编辑出版实际越来越远，形成教学相对应用而言的“两张皮”。它难以解决、指导编辑出版中纷纭复杂的实际问题，所以，诸多出版部门对这种“从书本中来到书本中去”的学问是淡漠的，甚至是排斥的。我们当然要加强对编辑出版理论的研究，但应该看到，就出版实务而言，它是有共性的，有规律可循的。但就编辑出版的个案而言，它又是那样具备个性。出版物作为特殊商品的最大特点就是它是各式各样的，它在正常的出版秩序下，每一种都有每一种的个性和特色，千百万种就有着千百万种的个性和特色。难怪出版家贝利指出：“出版业不同于一般行业。每一种新书是一次新的冒险。”[2](P57)就其这种特点，应该探索独特的、创新的并适合传授这种知识和理论的教学内容和方式。如教方法，析案例，在实践中教学等等。一切面向应用，一切必须面向实际，因为它绝不是“坐而论道”之学，它要随时随地接受实践的检验，理论也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它是一种“动态”的学问，一种紧贴实际的学问，最忌“空对空”。
其次，它是一种复合型的学问，而这种学问又必须依托于某一种学科的编辑出版之中。这一点很好理解也很直观。“通才编辑”是没有的，因为任何编辑工作都必须介入到某一方面的专业知识当中去，如医学、数学、哲学、天文学等等。从这一点来说，编辑工作分工又很细，“隔行如隔山”，编医学类稿件的编辑很难设想能当好数学编辑，这是再明白不过的道理。不注重人才培养的“细化”与“合成”，就很难适应编辑出版的实际需求。“通用型”的编辑出版人才培养模式，只能说是初期的、浅层次的过渡模式。
再次，它不仅仅包含着科技、文化，在市场经济逐步发展、出版事业逐渐走向世界的情况下，编辑出版学研究的另一翼，更应该是经营管理。为什么？因为出版本身就是时代与历史、科学文化与经济的交汇点，它不但负载着传承人类精神文明的任务，而且还担负着如何扩大传播效果的责任。这其中就包含着怎样获得出版自身的发展，最大限度地争取市场、拓展市场的问题。21世纪作为信息社会，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以新闻出版为龙头的传播业必然成为最重要的信息产业。既是产业就必须经营，就必须研究市场。对于21世纪的编辑出版高等教育来说，既要有较高的复合型专业知识和较好的文化素质，也要有灵活的经济头脑，既要懂得生产出优秀的精神产品，更要掌握把这些特殊商品转化成货币的高超本领，缺少了哪一环，都不能满足社会对这一领域的人才要求。
出版高等教育方面亟待研究的课题实在太多，如中国出版进入世界市场（WTO与中国出版关系）、出版贸易、出版体制改革和出版法制化、出版集团化、打击非法出版等等一系列问题。既是很好的机遇，又是强有力的挑战。这本身就说明了它是一个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在世纪之交，我们看到了没有一个行业能像出版这样拥有那么多的专项为其服务的科技成果。它已经开始了一场深刻的出版科技手段上的革命。这场革命要影响人类数百年甚至更长的一段历史时期。[3]而且它还在发展着、延伸着，还会在科技上有新的突破。如电子出版、网络出版等等。这必然也成为出版高等教育的重要研究课题。这必然导致这门学科走向文理交叉，涵盖范围更广。形式的变化一定会导致内容的变化，编辑出版学的内涵必然一步步更新和深化。
五
回顾与前瞻的目的只有一个：如何从现在做起，怎样去做，做什么。就高教界已经形成的共识，未来培养人才的基本思路是，宽口径、厚基础、高素质。宽口径是指具有专业知识面广、适应能力强和就业机会多的特点；厚基础是要有坚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高素质是指具有高境界、高智能和高稳定能力结构的心理素质，以及良好的身体素质。正值世纪之初，各校的出版高等教育不约而同地开始了自我调整和重新整合。纷纷将原属编辑出版学专业的这部分升格为传播学系。显然，大家都意识到了一个专业已容纳不了属传播学范围的编辑出版教研内容，影响了事业的发展。那么，传播学系又将开展哪些方面的工作呢？国际上一般把电信、媒介和网络看成传播学要研究的主要硬件。电信离我们现有的编辑出版学专业远些，在我国分属另一系统。而媒介所包括的书报刊、广电、广告研究正是原编辑出版学专业研究的扩充和延伸，而与之相关多媒体应用和互联网络，也正是我们要研究的新对象。这样，以新闻出版为核心内容，介入到上述有关领域，研究其硬件与软件就构成了当前传播学的主要内容，也初步与国际同行接轨。这是根据我们的现实需要与可能划出的学术研究范围，首先依托编辑出版学专业十多年的发展优势去拓宽自己的领域，同时编辑出版学也将在此环境下得到更大发展。
无疑，21世纪编辑出版学的研究和传播学系的成长，必将给出版高等教育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
收稿日期：2001-0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