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和心智的边界——当代认知系统研究概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认知论文,概观论文,心智论文,边界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000－0763（2011）01－0021－08
一、引言
传统认知主义（cognitivism）专注于个体身—脑的生物边界之内的信息加工过程的研究，以至于不自觉地以为发生在头脑中的认知过程对整个认知任务的认知实现（realization of cognition）是充分的。然而，随着认知任务的难度和复杂性的增加，例如求958与726的乘积、记住诸多手机号码和城市公交线路、舰船导航等，人们开始意识到认知任务的实现除了个体的所必须的认知能力外，还越来越依赖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协作（如各种组织）以及各种自然和人工装置的支撑（如算盘、计算器、计算机、号码记事本、公交数据库、导航仪等），人们也因此不断创新或发明面向各类认知任务的新的组织形式或人工装置。当认知任务的实现超越了个体头脑的认知能力从而依赖更广泛的系统条件时，关于认知系统的研究就开始面对不同于个体“颅内认知”（intracranial cognition）的“跨头颅的”（transcranial）认知要素和过程。
关于跨头颅的认知，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有来自哲学与认知科学的探索和研究。概括起来，主要出现过如下观念或进路：
1.内容外在论
早在20世纪60年代，知识论的外在主义就开始了跨头颅的认知现象的哲学分析，例如，普特南（H.Putnam）的内容外在论认为：意义不在头脑之中。伯奇（T.Burge）也从社会角度出发，提出反个体主义（anti－individualism），论证了内在主义的不充分性[1]。
2.分布式认知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认知科学中哈钦斯（E.Hutchins）等人提出了分布式认知（distributed cognition）思想，该理论强调：认知活动总是发生并分布于特定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中，他者、技术人工物（artefacts）、外部表征和环境共同构成了认知实现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认知最好被理解为一种分布式现象。罗格（Y.Roger）概括说，分布式认知强调认知是人、人工物以及通过“表征状态”和“媒介”等内外表征之间的分布式的属性及其交互作用，它特别是发生于“延伸”（extended）认知系统中的过程[2]。分布式认知观试图表明，人类认知过程是如何超越了个体行动者的界限，从而包含言语和非言语的行为，行动者使用的合作机制和交流的形式（即组织）、表征与媒介、知识代理（agency）以及可以言说和不可言说的知识共享和获取的方式等等。以至于分布式认知被认为是一个较为激进的用以重新思考认知科学各个领域的新范式[3]。
3.认知动力系统理论
20世纪90年代前后，西伦和史密斯（E.Thelen & L.Smith）[4]，冯·盖尔德（T.V.Gelder）[5]，波特（R.F.Port）等人提出并着手认知动力系统的研究，该理论认为[6]：认知不是一个孤立于认知主体的事件，而是一个系统事件；认知不是内在的、被封装起来的大脑，不只是在头脑中（in the head），单纯心智不是一个有意义的分析单元，确切地说，认知发生在由身—脑神经系统和环境组成的一个整体的认知系统中；认知主体不是先验的理性的心智，心智是具身的（embodied）和情境的（situated）；认知和行为出自脑、身体和环境的复杂的动力相互作用，认知过程不是静态的、表征结构的离散的序列操作，不是一个感觉—思维—行动的序列的加工循环，而是一个由上行和下行因果共同作用的动力系统过程。
4.延伸心智
克拉克（A.Clark）和查默斯（D.Chalmers）等人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延伸心智和延伸认知的思想[7]。延伸心智观念所主张的是一种哲学上的积极外在论（active externalism），心智所利用的外在环境中的某些对象可以视为心智本身的延伸，这些对象甚至是心智内在的构成要素（intrinsic constituents of mind）；那种将心智仅仅限定在颅骨内的观点是武断的；心、身和环境之间的区分是非原则性的。
不难看出，上述观念和进路尽管在思想出发点和阐述方法上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但它们都共同关注一个核心问题，即认知实现的系统性：认知实现不是单个主体头脑内的认知过程所能完全涵盖的，确切地说，它是由包含该主体在内的一个更广泛的系统完成的。基于对认知实现的系统性的深刻体认，本文力图从系统性的角度重构当代关于认知系统研究的三个主要进路（分布式认知、认知动力系统理论、延伸心智），以及它们所引发的哲学争论。
二、分布式认知
1.荒野中的认知
自1980年代开始，哈钦斯运用认知人类学非参与式观察的研究方法，在海军军舰上进行了长期的田野调查，明确提出了分布式认知的观点。哈钦斯以军舰在航行过程中的导航行动作为研究的核心案例，观察六人导航小组的日常工作，分析在正常情况及紧急状况（如主要的导航工具罗盘失灵）下，军舰方位的确定及其过程是如何完成的。其代表作《荒野中的认知》也成为分布式认知研究的奠基之作。
在《荒野中的认知》一书的开篇，哈钦斯用一个军舰进港时遇到危机并得以及时解决的例子对分布式认知作了初步的描述：
Palau号的安全抵达与落锚在很大一部分上要归功于船员杰出的驾驶技术，特别是导航员。但是没有一个人是单独行动的，无论船长、导航员、或者管理海军队伍的军需官都不能使军舰处于控制之中并让它安全停泊。这一任务需要各种各样的意见信息。有些是相似的，有些是并列的，有些存在于个人的头脑中，有些明确的存在于参与者的头脑之外。
本书描述了上述事件及这种类型的制度。它与人类的认知——特别是人类在自然环境中的认知有关，在自然环境中个体所遇到的问题和解决办法都是由文化构造的，而且没有人能独立作出对社会有用的成果[8]。
在导航的各部分活动中，没有人可以独自完成认知任务要求的所有事情。例如，确认军舰位置需要使用照准仪、望远镜和海图等工具来观察陆标。导航员用照准仪和望远镜测量和观察陆标的角度，从而确定军舰的行进方向。当对陆标位置的阅读被记录在海图上时，就包括了对军舰位置的表征。导航员利用从军舰两个相反方向得到的方位在海图上画出的两条线的交点来决定船位，海图起到了标尺的作用。这些决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海图而非仅仅是大脑。在表征不同的陆标并决定使用哪一个陆标作为参考标志的过程中，人们的心智依赖于可见的图表，从而认知实现必须延伸于单纯的心智能力之外。
我希望表明的是，人类的认知并不仅仅被文化和社会所影响，但文化和社会过程具有非常基础的意义。为了这样做，我将移动认知单元的边界，超出个体的界限，并把导航小组看作认知和计算的系统[9]。
在哈钦斯看来，导航活动就是利用人工表征物来探询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过程，因此不可否认是一个复杂的人类认知活动。“人类通过创造认知能力得以实践环境来创造认知能力。”[10]他沿用了“第一代认知科学”的基本主张，认为导航是一种计算过程，即认知是符号的计算。但是，与经典认知科学的个人主义的心智计算理论不同，哈钦斯暗示以往的计算是狭隘的，而导航只在如下意义上才是计算过程：“计算在广义上是指表征状态通过表征媒介的传播”。个体心智与整个导航系统都构成了一个计算的认知系统。此外，哈钦斯的研究表明，文化和认知并不是分离的。文化决定了认知任务被表征和补充的细节。波利尼西亚的原始导航和西方现代导航的计算是同等意义的；它们表征和执行任务的不同在于文化的差异。
2.分布式认知系统
除了认知人类学的考察和描述之外，来自复杂性科学领域中的并行分布式研究（PDP）则是分布式认知在技术层面上的实践和发展。海利恩（F.Heylighen）进一步拓展了该理论的技术细节和应用，他认为分布式认知是集体智力及其环境的一种融合，或者也可以视为是认知过程向组织和物理空间的延伸。因此，认知或心智不能在抽象的概念领域考察，而应置于具体的环境中来考察由感知和行动所形成的相互耦合关系。他进一步从自组织理论和系统论的视角出发，根据对象、媒介、联结、信息传播、知识生成等要素，梳理和总结了分布式认知系统的结构[11]，并提出了一个由五点基本假设所概括的框架[12]。
（1）自组织代理群体
海利恩将代理视为任务的执行者，它们在一个共享的环境中开展行动，并且彼此影响，这种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环境间的交互作用就形成了一个动力学系统，与第一代认知科学一致的是，这个系统具有某种结构和计算能力来处理信息。克拉奇菲尔德（J.Crutchfield）提出，这个系统会产生一个非线形的模式，形成正向或者负向的复杂的反馈回路[13]。这种复杂系统本身将趋向于自组织，从而逐渐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模式。阿什比（W.R.Ashby）认为，在这个构造中，代理互相适应又彼此限制交互行为，从而使这个构造得以演变[14]。阿克塞尔罗德（R.Axelrod）的研究也表明，自组织集体进一步的演化形成了“社会般的”组织形式，其中的代理彼此扶持以使组织利益最大化[15]。盖恩斯（B.R.Gaines）提出，劳动分工加强了专业化，允许每个个体发展其他个体没有的专业技术，这使集体可以克服个体认知的局限，并积累更多的知识[16]。吉尔伯特（M.Gilbert）在讨论集体意向性问题时，曾经将集体目标作为集体得以形成的一个有效的要素[17]。类似的，在自组织代理群体中，也需要一个合作的行动主题。有主题就会有分工，而并行的分布式任务决定了代理间的劳动分工任务。这都是群体认知有别于个体认知的特征。
（2）外部媒介系统
分工过程中的交互作用将通过代理所共享的物理环境来完成，这种环境提供的过渡和传播被称为媒介（media），比如电话，视频等等。具体而言，环境的某些特定部分会更好地参与协作，如视频信号会比音频信号提供更多的信息和达成更良好的协作。代理则面对着优先学习和使用更有效媒介的选择性压力，让信息传播更为可靠和精确，并同时对媒介也产生影响以使它们更好地适应目的。例如，当动物穿越不规则的地形时，先前代理的路径会吸引其他代理的行动，从而形成了一个代理们非直接交流的共享协作机制。海利恩用“集体精神地图”来描述这种机制，例如蚂蚁释放信息素来指导其他成员爬向同一的食物来源[18]。这样，外部媒介和社会组织更紧密地关联到了一起，并使社会组织功能对其更为依赖。认知过程从而自然延伸到了以媒介为构成的物理环境中。
（3）联结网络
范（F.Van）提出用一种抽象的网络形式来表征一个延伸的社会组织。这个联结网络的节点具有代理的功能，用来存贮信息，链条则起到通道的功能，将节点连接起来用于信息的流通[19]。每一个节点都由它所在空间状态决定，信息一开始可以通过不同的并行链条传播到不同的代理处，然后在接收节点处进行重组。一个复杂的节点可以分解为一批简单的、单维度的节点。节点和链条的功能看上去等同于神经或者联结网络。这一过程本质上是并行的和分布的。这些系统不需要执行者，这样就消除了中央控制的指令性模式。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网络自然而然地支持学习活动，通过链条权值的变化来不断地适应环境，有些链条会变得更为有力，从而易于传播信息；而那些很少使用的或导致错误的链条则被削弱。在一个延伸的认知系统中，这种强化和弱化有两个机制：从物理意义上看，使用媒介将增进效用；但是更灵活的一个机制是社会适应，代理通过与其他代理的交流来学习经验。如果其他代理的回应适当，第一个代理将会增长对其能力和意愿的信任，有可能进一步交换信息。这样，网络中经验的利用被存贮起来，网络需要以分布的形式来获取新的知识，也就是说，知识保存在链条中，而不是在个体节点的记忆中。
（4）信息传播
信息的传播不仅依靠网络的结构，还取决于信息的内容。信息可以有效传递的规范包括：效用、新颖、一致、简单、正式、可表达、权威性、一致性[20]。F·范用一个早期的模拟证实了这些特征来自分布式联结网络动力学。举例而言，链条通过不断增长的信任得到了强化，从而在发送信息时具有某种权威性。当接收代理明白这一点时，传递的细致明白就不那么重要了。而且，当放大的信号已经被许多不同的来源证实时，不一致或者复杂的信息会自动削弱。
（5）知识的形成
和个体相比，集体的优越体现在许多方面，如整合不同来源的知识，克服个体的偏差、失误与界限等。类似的，联结网络会提供新知识生成的更基本的形式来超越个体之和。信息传播中的噪声不是通过平均化被削弱，而是在动力学分歧点引发新的关注和计算，即所谓的放大“噪声规则”[21]。
自组织机制可以导致代理间的协作，也可以导致代理间所交流的知识的协作与整合。一个循环交流的知识在每一次被新代理吸收时都会经历一次意义的转向，代理加入了自己独特的解释和经验。而且，在特殊媒介中表达的需要也将影响该知识的形态和内容。就像悄悄话游戏那样，每一次反馈回来的信息都会变化得超出了原有的认知。
早在20世纪60年代，伯杰（P.L.Berger）就提出，这种方式提供了一个知识的社会建构的基本机制[22]。新颖的共享概念通过交流而自组织化。在集体中，所有代理间的交互作用的循环经过足够多的次数后，就产生了关于共享概念及其表达的“一致同意”，类似于吉尔伯特所提出的“共同承诺”。这些模型提供了对集体意向性的最初解释：即将其视为分布式的、自组织的过程。
在这个分布式认知系统的框架内还产生了大量类似的实证研究。欣顿和贝克尔（G.Hinton,S.Becker）建立了一个计算模型，来表明两个可见的模块如何通过交互作用的方式来共享一个对可见世界的表征，而这是个体不可能达到的[23]。罗格对工程公司的案例研究以分布式认知作为分析框架，说明网络技术是如何的改变了工作实践，并揭示了工作活动中的各种故障以及群体的克服机制[24]。此外还有情境认知研究（L.Suchman）[25]，机器人仿真技术研究（R.Beer）[26]，儿童成长动力机制（E.Thelen,L.Smith）[27]等等。
分布式认知观提供了审视人与环境之间社会性关系的一种分析方法，它揭示了人与人，人与物之间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这是传统的认知分析所不可及的。
三、认知的动力系统假设
很大程度上，以动力学、自组织、复杂性等为概念或方法基础的分布式认知研究与认知动力系统研究深深地混合在一起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在此对认知动力系统假设做一简单介绍。
纽厄尔（A.Newell）和西蒙（H.Simon）概括的认知的符号系统假设认为[28]：（1）世界可以分解成离散的物体，其中每一个能由一个符号指派；（2）每个符号指称一个物体（例如，狗、猫、钢琴等），一个动作（例如，吠叫、睡眠、呼喊等）；（3）一个符号串（即表达式）指称一个事件或世界的一个状态；（4）形式规则和一个底层的“思想的逻辑”支配着系统中符号和表达式的操作；（5）本质上，认知主体是数字计算机。
根据物理符号系统假设，如果我们有足够丰富的符号表单和操作这些符号的足够详细的规则集，那么智能就会必然地出现。不仅如此，所有智能必然是这种符号操作的结果。符号系统假设声称为智能活动提供了一个充分必要的条件[29]。这就是认知的表征和计算范式。
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因为以下的因素：（1）认知的表征和计算的范式本身的局限以及对其日益增长的不满；（2）脑科学、神经科学、生态心理学、协同学、形态动力学、人工神经网络、混沌和复杂性等学科的进展；（3）非线性动力学的数学进展；（4）用于仿真的计算机软硬件的发展——促使人们提出了关于认知的一些新的观念，并且具有了将这些观念贯彻到经验研究中的方法和工具。盖尔德认为：到20世纪90年代，就其本身而言，动力学进路显然有了被视为研究范式的足够的力量、范围和内聚力[30]。
与符号系统假设相对，盖尔德提出的有关认知的动力系统假设（Dynamicist Hypothesis,DH）认为，“自然认知系统是某些种类的动力系统，而且动力学的理解是对认知系统最好的理解。”盖尔德把这个假设分成两个部份：（1）自然假设（nature hypothesis）：对于每种由自然的认知主体表现的认知操作而言，在因果组织的最高相关水平上，存在着由该认知主体例示的某种定量系统，而那些种类的操作就是那个定量系统的行为。（2）知识假设（knowledge hypothesis）：通过建立动力学模型、借助动力学资源和采纳开阔的动力学视角，我们能够和应该理解那个因果组织[31]。
盖尔德认为，自然假设是一个有关认知和认知主体的实际情况的断言，即存在论的断言：认知是某一种动力系统，而不是局限于心智的表征计算；而知识假设则是对如何理解和研究这种认知的实际情况的认知科学的断言，即认识论的断言：认知可从动力学的角度来理解，进行认知的动力学研究和认知的动力系统建模[32]。
从动力系统假设的观点来看，认知不单是孤立的认知主体的界定明确的表征的计算，而是一个系统的动力过程，其中认知主体是这个动力系统的一个构成组分，其认知能力和认知成就则内在于系统的动力演化中。
四、延伸心智及其批判
近年来，亚当斯（F.Adams）和阿扎瓦（K.Aizawa）等人并不认同克拉克和查默斯有关对原初心智边界的消解和心智延伸的观点[33]，他们在2008年出版的《认知的边界》一书及大量论文中，对心智和认知边界问题作了回归人之个体的辩护[34]。
1.积极的外在主义
克拉克的思想实验以俄罗斯方块游戏为例，他设想了如何旋转不规则方块从而使方块在下落后可以与已有方块相嵌的三种情形：①在精神上旋转方块；②通过按钮来物理旋转屏幕上的图像；③假设在计算机朋克（punk）时代，人们被植入了某种神经，可以进行和电脑一样迅速的旋转操作。那么，认知是如何在上述三种情形中发生的？克拉克认为，这三种情形其实都是相似的。③的神经结构等同于①，②的按钮的认知结构也等同于③。尽管这些认知分布在代理和电脑之间，但是，如果③属于认知活动的话，我们怎么能说①和②就会有所不同呢。因此，所谓的用身体来作为认知的边界并不能被合理辩护。这个思想实验试图表明目前人类在很大程度依赖于环境支持的普遍趋势，正如纸笔、书籍、语言、图表的广泛使用。在这些研究中，人类组织通过双向交互作用与外部实体联系在一起，创造出可以被视为认知系统的双向系统。该系统的所有部分都扮演着积极的角色，以认知通常开展的方式那样共同控制行为。如果我们排除了外部实体，系统的行为和认知能力将会下降，就像切除了一部分大脑一样。因此，这种双向过程无论是否发生在头脑中，都等同于认知过程。
基尔希（D.Kirsh）和马格里奥（P.Maglio）推进了这个思想实验的研究，他们建立了一个关于俄罗斯方块游戏认知的标准信息过程模型，计算了将方块旋转90度所需要的时间：通过神经进行的物理旋转需要：100毫秒，按钮旋转需要300毫秒，精神旋转需要1000毫秒[35]。可见，在现实世界中开展行动要比在头脑中迅速的多，而且物理旋转不仅用来安放方块，还要来决定方块之间是否吻合；前者是一种实在的行动（pragmatic action），而后者需要一种“认识的行动（epistemic actions）”，来发现隐藏的或者在头脑中难以计算的信息。认识的行动改变了世界，并支持和扩大了认知的过程。世界功能的一部分发生在头脑中，成为认知过程的一部分。因此环境并不是被动的、仅仅进行自我表征，恰恰相反，环境的主体意义体现在通过记录和存贮代理的活动应对将来的需要，具备外部记忆器的功能。正如望远镜和计算机一样，这些物理意义上的东西可以进一步地用来收集和存贮信息。
再比如，我们的视觉系统中有许多方面要依靠行动来工作，个人学习也以认知在环境中延伸的方式塑造着大脑。就像小鱼在水中嬉游的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水中漩涡与游水行动之间的耦合能力，而漩涡既由水中自然产生，也由小鱼尾巴的撞击而来。因此克拉克进一步用“脚手架”（scaffold）作为比喻，用以描述为人类认知能力提供了支持的图表、算术等外部方法。语言也是外部的脚手架式的支撑，正如语言哲学的核心立意一样，它不但用来交流、也用来思考；不仅是反映内在状态的镜子，还是补充延伸认知的工具[36]。因此语言是认知过程向世界扩展的关键方式。语言和外部表征形成了极为重要的认知漩涡，从而构成了人类的思维。当我们认识到环境对认知的进化和发展所起到的限制和促进作用时，我们就会把延伸认知视为核心的认知过程，而不是一种附加的产物。延伸的心智暗示了延伸的自我，这样我们将会更真切地视自己为世界的创造者。
2.“常识性”观点
与上述观点不同的是，诺曼（D.Norman）使用“认知工具（cognitive tools）”来表述那些增强人类认知能力装置，但是并没有提出工具也带有某种认知能力或者属于认知进程的看法[37]。纳迪（B.Nardi）也持相同的立场，他认为技术人工物不能知道任何事情，只是认知的有效媒介[38]。试图将认知主体回归到个人的还有亚当斯和阿扎瓦，在他们看来，克拉克的看法是一种关于使用工具的激进观点（a radical view of tool use），这模糊了认知主体及其所使用的非认知性工具之间的界限，将颅外那些和认知系统耦合在一起的部分也视为认知过程的一部分，不免走得太远。为此，亚当斯等人持一种“常识性”（common sense）的观点，即颅内主义（intracranialism），将认知仍然限定在大脑的界限中[39]，从而来捍卫心智止于头骨这一传统立场。他们的批评直接指向关于环境可以作为认知来源这一看法，以及代理和环境作为延展认知系统的特征的观点。
其论证的核心在于，首先，应该将延伸认知系统与延伸认知这两种假说区分开来。认知延伸到颅外意味着什么？比如，电脑在认知任务中扮演了收集信息或运算的角色，正是依赖于它，人类得以完成许多复杂的认知任务。这些任务的完成当然不仅仅发生在大脑中，但是颅外部分就能由此成为认知过程的一部分了吗？亚当斯指出，这个假说的错误在于将认知系统的一部分看作是认知过程的组成部分，而不是视为对发生在大脑中的认知过程的有因果关系的贡献者。显然，延伸认知的假说要强于延伸认知系统的假说。
第二，延伸认知需要某种标志（mark）作为辩护的前提。如果延伸认知的目的是想说明关于认知的界限在哪里的话，那就首先应该区分认知与非认知。例如，人们不能在建立区分生命与非生命的条件之前就说生命是在火星上还是在病毒中。没有关于认知的标志，如何可能宣称认知是延伸的呢？而对于某个系统或者过程是否属于认知的判断关键取决于认知的基本理论。亚当斯认为，判断是否为认知有两个标志。首先，认知是固有的、有内容的、非驱动的。一个认知系统应该先有具备一种承载内容的状态，这并不是其他人分配的结果。而电脑、书籍的内容状态则是被驱动的，因为人们给它们安排了这些意义。其次，对认知的区分，人们可以通过一套完整的工具和方法来调查认知过程中的记忆、觉知、学习等认知机制，以此来区分认知过程和机制的属性。的确，具有基本内容和过程细节可以用来标志正确的认知活动。以这个逻辑看，电脑必须拥有满足非驱动内容的条件，并参与可区分认知过程的因果联系才能有所谓的延伸，而该条件又是难以满足的。
因此亚当斯等人指出，人类的认知能力受大脑发展所限，可以通过许多方式来得到加强，比如设计那些非认知工具（noncognitive tools），而这不过是一种普遍的常识而已。内部认知过程和外部环境的联结的确可以加强认知活动，但这并不会使认知延展到更广阔的环境中。
3.认知代理
近年来塞蒂纳（K.Cetina）[40]对位于瑞法边境的欧洲原子对撞所进行了实地研究，她将自然与社会通过实验室联系起来，分析了不同科学领域所展示的不同的认知文化，欧洲原子对撞所应该被视为一个认知系统。与分子生物学的研究相比，二者分属于两个层次：后者以个体研究为主，个人是认识的主体，实验室、实验、过程、课题都通过个体来获得特性的确认；前者则作为一个完整的实验室，属于较高的等级。如果知识被生产出来，就必须有一个认识的主体，它对将会了解到些什么是有所预期的，那么，这就需要一个有心智的主体，其心智是有意识的。借用涂尔干的“集体意识”概念，不是个人或者小群体创造出了知识，而是要消除个人作为认识主体的看法。因此，从塞蒂纳的研究出发，唯一有效的认识主体是扩展的实验本身。实验本身就是某种“自我知识”，由不断的实验、过程以及人们间非正式的信息共享而来。塞蒂纳并没有明确涉及到分布式认知的概念，但是她的看法和哈钦斯、克拉克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把认知的主体和功能扩展到个人的界限之外。
吉尔（Giere）对上述关于延伸代理的看法提出了反驳，他认为，把这些关于人类代理的概念，如心智、意识、意向性等，扩展到诸如人与人工物或者非人实体上是一种过高的解释。代理和人体一样有心智吗？代理对其环境以及作为环境中的行动者的自身是否有自我意识？也会根据文化和当地共同体的标准承担责任，并宣称所知之事与未知吗？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使人们不能想象克拉克关于笔记本也是人的一部分心智的宣称的经验检验。没有法律表明偷笔记本的人就造成了人身伤害，这就不能证明笔记本是其心智的一部分。而且，当人们扩展如意向、信念、知识等概念时，更严重的问题出现了。以哈勃望远镜这个系统为例，如果我们把哈勃系统看作一个有自身心智的认识的代理的话，那我们也不得不说它的心智从22亿光年外延伸而来。心智可以控制光速吗？意图传递的速度有多快？哈勃望远镜作为一个认知的整体需要对最终结果负责吗？在吉尔看来，这些问题并不具有意义[41]。正如齐曼所言，科学知识是公共知识。这样生产科学知识的认知系统就应当被看作科学共同体，比如甚至出版社这样的部门也应当包含其中。这样分布式认知系统最后变成了有模糊界限的不同种类的系统。所以应该抵制把认识代理归因到作为整体的分布式认知系统的企图。这样，吉尔消解了哈钦斯提出的将人工物也作为认知代理的一部分，从而将认知主体回归到个人，并认为我们并不需要拓展新的认知代理。但是吉尔的问题在于，他辩护的出发点与延伸心智的方向恰恰相反，后者以人的心智为出发点，将心智与外部世界情境化的耦合在一起，而前者的发问却从心智的延伸推演到外部世界也具有某种心智并以此作为前提和批判的对象，事实上偏离了关于认知代理的问题。
五、结语
不难看出，对认知系统性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从认知科学的领域回应人之存在的内在的社会性，它再次凸显了人的个体性和社会性这对范畴在揭示人与环境关系时的互补与冲突。应该看到，这两个概念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皆有其限度，然而我们仍然认为它们之间是不可彼此还原和相互取代的。延伸心智提出了一个关于认知社会性的过强的立场，在我们看来，亚当斯和阿扎瓦关于认知和心智的标志的质问是强而有力的，尽管在生命的实际展现中这个标志富有很强的弹性，但生命和非生命的区分标志仍然是可以有效分辨的。正因此，个体和环境在认知分析中有必要保持各自的独立性，而同时必须谨记的是，此二者的独立性又必须在彼此耦合所构成的系统中才有意义。
［收稿日期］2009年8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