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利玛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利玛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明清之际西学传入中国，其影响最大的人物莫过于利玛窦。明清史籍对利玛窦多有记载。①艾儒略(Jules Aleni，1582-1649)最早写下关于利玛窦的传记《大西西泰先生行迹》②，近百年以来在中文学术研究的范围内，利玛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本文试图对百年来的利玛窦研究做一个简要的回顾与总结，求教于各位方家。
一、20世纪前半叶的利玛窦研究
民国初年推动中国天主教史研究的最重要人物是马相伯，1912年他和英敛之就上书罗马教宗，希望开办教会大学，认为“在我华提倡学问，而开大学堂者，英德美之耶稣教人都有，独我罗马圣教尚付阙如，岂不痛哉！”③他们认为，应继承利玛窦的学问之道，推动中国大学的发展。马相柏认为，“教育者，国民之基础也。书籍者，教育之所以藉以转移者也。是以数年之国髓，传于经史；五洲各国进化之程度，佥视新书出版多寡为衡。……然而，书籍之不注意，何也？”④由此，他重视收集明清间天主教中文书籍。马相伯先后为《辨学遗牍》、《主制群征》、《真主灵性理证》、《灵魂道体说》、《灵艳蠡勺》、《王觉斯赠汤若望诗翰》等明清间中国天主教的重要中文文献的出版做序，他在《书〈利先生行迹〉后》一文中对利玛窦在中国天主教史的地位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说，利玛窦“生三十许，而学行大成。矢志继圣人之志，愈迍邅坎坷，而志愈坚，卒为我中国首开天主教之元勋。”⑤马相伯认为，为了在中国传播天主教，利玛窦三十余年刻苦学习中文，他通过翻译介绍西方思想和文化，在这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唐之景教邻于梵译，元之镇江十字寺碑，羼以音译；远不如利子近译，戛戛独造，粹然一本于古书，文质彬彬，义理周洽，沾丐后人，于今为烈，盖不独首开天主教为足多也已。”⑥
在马相伯的积极推动下，英敛之、陈垣、向达等人以文献整理为其主要使命，对民国初年的利玛窦研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英敛之的主要贡献在于重新整理出版了《天学初函》。民国初年，他经十余年努力找到了《天学初函》的全本，并重新刊印其中的部分文献，他在重刊《辩学遗牍》的序言中说：“《天学初函》自明季李之藻汇刊以来，三百余年，书已希绝。鄙人数十年中，苦志搜罗，今幸寻得全帙。内中除器编十种，天文历法，学术较今稍旧，而理编则文笔雅洁，道理奥衍，非近人译著所及。鄙人欣快之余，不敢自秘，拟先将《辩学遗牍》一种排印，以供大雅之研究。”⑦《天学初函》包含了利玛窦的10部著作，英敛之重新整理出版这本书，功不可没。
民国初年对中国天主教史学术研究推进最大的当属陈垣，在利玛窦研究上他主要收集和整理了《辩学遗牍》、《利玛窦行迹》等文献。陈垣对文献的收集和整理极为重视。在谈到这批文献的整理时，他认为应该继承李之藻的事业，把《天学初函》继续出版下去，在给英敛之的信中说：“顷言翻刻旧籍事，与其请人膳抄，毋宁迳将要籍借出影印。假定接续天学初函理编为天学二函，三函……分期出版，此事想非难办。细想一遍，总胜于抄，抄而又校，校而付排印，又再校，未免太费力；故拟仿涵芬楼新出四部从刊格式，先将《超性学要》(21册)影印，即名为天学二函，并选其他佳作为三函，有余力并复影初函，如此所费不多，事轻而易举，无膳校之劳，有流通之效，宜若可为也。乞函商相老从速图之。此事倘性行之于数年前，今已蔚为大观矣”。⑧为此，他曾肆力搜集有关史料，并计划仿《开元释教目录》及《经义考》、《小学考》体制而作《乾嘉基督教录》，将中国天主教的文献做一次全面的清理，也为《四库全书总目》补阙拾遗。他的这一计划最终仅完成了一部分。
向达先生不仅是民国期间敦煌学的重要开拓者，也是利玛窦文献整理的重要学者，他在《上智编译馆》上所发表的《合校本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迹》是他把自己在法国、罗马等地的几个刻本统一勘校后整理出来的，在当时最好的校本。
正是在马、英、陈等人的努力下，民国初年在这批文献的收集和整理、出版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天学初函》以外，他们发现并开始抄录和整理了《名理探》、《圣经直解》、《利先生行迹》、《天学举要》、《真主灵性理证》、《灵魂道体说》、《铎书》、《天教明辩》、《正教奉褒》、《圣教史略》、《寰宇诠》、《圣梦歌》、《主制群徵》、《幼童教育》、《超性学要》、《王觉斯赠汤若望诗翰》、《教要序论》、《代疑论》、《天释明辩》、《豁疑论》、《辟妄》、《代疑编》、《代疑续编》、《答客问》、《天教蒙引》、《拯世略说》、《轻世金书直解》、《古新经》、《三山论说》、《遵主圣范》等一系列的天主教历史文献，这些文献的整理和出版对于民国初年的利玛窦研究和整个天主教史的研究起到奠基性的作用。
20世纪20年代以后在利玛窦研究上开始从文献整理阶段进入到深入研究阶段。这一时期在利玛窦研究上有两个领域十分突出，一是语言领域，一是地图领域。
我们首先从语言学界对利玛窦的研究说起。利玛窦的《西字奇迹》是最早的罗马字母汉字注音方案。王征和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8)《西儒耳目资》吸取了利玛窦成果，更为系统地研究了这个问题，并在明末清初就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我们在方以智的《切韵声原》、杨选杞的《声韵同然集》和刘献廷的《新韵谱》、《广阳杂记》中都可以看到这一点。⑨鸦片战争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汉语拼音对于识字的重要性，从陈垣先生整理出版利玛窦的《明季之欧化美术与罗马注音》后，传教士对汉字的注音历史开始逐步引起人们的注意。从1892年卢戆章的《一目了然初阶》开始，一直到1906年的朱文熊的《江苏新字母》，1908年刘孟杨的《中国音标字书》，1916年刘继善的《刘氏罗马字》都是在探讨用罗马字注音问题，这些著作都涉及到对利玛窦《西字奇迹》的评价，例如，利氏所用的字母数量、所发明的送气符号等问题。
其间徐景贤1928年的《明季之欧化学术及罗马字注音考释》⑩和罗常培的《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汉语音韵学的外来影向》是最有学术价值的文章。罗常培认为，对来华耶稣会士在伦理、论理、舆地、理化、生理、农业、水利、制造等各方面的成就都有了研究，但他们在音韵学上的关系，不大引人注意。在他看来利玛窦等人在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了研究，“1.用罗马字母分析汉字的音素，使向来被人看成繁难的反切，变成简易的东西；2.用罗马字母标注明季的字音，使现在对于当时的普通音，仍可推知大概；3.给中国音韵学研究开出一条新路，使当时的音韵学者，如方以智、杨选杞、刘献廷等受到了很大的影响。”(11)所以，他认为“利玛窦、金尼阁分析汉字的音素，借用罗马字母作为标音的符号，使后人对于音韵学的研究，可以执简驭繁，由浑而析，这是明末耶稣会士在中国音韵学上的第一贡献。”(12)
这一时期对利玛窦在地理学上的贡献的主要论文有洪煨莲的《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论利玛窦地图答鲇泽信太郎学士书》、陈观胜的《利玛窦地图对中国地理学之贡献及其影响》、《论利玛窦之万国全图》、《乾隆时学者对利玛窦诸人之地理学所持的态度》等论文。
洪煨莲论文的贡献在于首次详尽地考证了利玛窦地图在欧洲的收藏，说明了梵蒂冈藏本、伦敦藏本和米兰藏本之间的关系。同时，他根据中文文献考证了利玛窦世界地图在明末共翻刻十二次，每次翻刻的时间、地点和人物，从而将利玛窦地图在中国的翻刻和流变有了一个清楚的认识。(13)如果说洪业的论文主要从历史学上进行考证利玛窦所绘的几种地图的相互关系和流传，那么陈观胜的论文则是从地理学的角度来评价利玛窦所绘制的地图。他认为利氏的地图“对中国社会真是一件开荒介绍品，是中国人历来所未见过的东西。”(14)具体来说，这种贡献表现在：(1)实地测量：在中国学历史上，用近代新科学的方法和仪器来做实地测量的第一人恐怕就是利玛窦；(2)地名的审定，这是首次用中文名对世界各地地名的审定；(3)介绍了欧洲大航海后的地理发现的新知识；(4)第一个介绍了世界的地图；(5)有了五大洲的观念；(6)介绍了地园说；(7)介绍了地理学上地带的分法。作为一个地理学家，他对利玛窦并未一味地说好，而是将其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也客观地指出了利玛窦地图的问题和缺点。同时，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讨论了为何利玛窦所介绍的地理学的新知识没有在中国流传开来的原因，这些分析都相当的深刻。
从历史学来看，1944年张维华所著的《明史佛郎机吕宋和兰意大利四传注释》是一本学术功力很深的著作，其中在意大利传中，对利玛窦的相关中文文献做了相当好的考证与研究。方豪的《李存我研究》(15)《拉丁文传入中国考》、(16)《十七、十八世纪来华西人对我经籍之研究》、(17)《中国天主教史论丛·甲集》(18)、《方豪文录》(19)、《台湾方志中的利玛窦》(20)等一系列的论文大都涉及利玛窦研究，其学术成就为学界所公认，被陈寅恪称为“新会学案有后人”。
从翻译著作来看，裴化行神父的(R.P.Henri Bernard，S.J.)的“Le Père Matthieu Ricci et la Sociéte Chinoise de son Temps，1552-1610”一书由王昌社翻译，1943年由东方学艺社以《利玛窦司铎与当代中国社会》为名出版，这是在中国出版的第一本利玛窦传记。1936年冯承钧所翻译的法国教会史专家费赖之(Le P.Louis Pfister，S.J.)的《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至今仍是学者案头必备之书，书中的“利玛窦传记”部分成为研究利玛窦的最基本材料。当然1936年出版的裴化行著，萧浚华翻译的《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也是一本受到学界好评的译著，书中多有涉及利玛窦在华活动的记载与研究。
上个世纪前50年在利玛窦研究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从文献学上，这一时期开启了整理利玛窦为代表的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先河，他们所开启的这个学术方向始终启迪中国学者的不断努力；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在语言学、历史学和地图学这三个领域中那一代学者取得了很高的学术成就，即便站在今天的学术发展的角度，罗常培对利玛窦的语言学研究，洪业和陈观胜对利玛窦地图的研究至今仍有着很高的价值。
二、20世纪后半叶的利玛窦研究
这一时期，从利玛窦文献研究来看，20世纪后半叶首先应肯定的是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的由何高济、王遵仲、李申翻译，何兆武校对的《利玛窦中国札记》，这个本子是从金尼阁改写本的英文版翻译过来的，从译本底本的角度不是太理想，虽然也是国际学术界所认可的一个本子。但何高济等人的这个译本有两条值得肯定，一是它是中文出版领域的第一个译本；其二，译本翻译质量受到学界好评，其中所附的英文本序言和1978年法文版序言比较好地提供了西方对这本著作研究的现状，这是后来的台湾译本所不及的。台湾辅仁和光启社1986年联合出版的由刘俊余和王玉川合译的《利玛窦全集》，这套全集在两点上值得肯定：一是首次从意大利文版的Foni Riccciane翻译了利玛窦的《中国传教史》，二是首次翻译出版了利玛窦的书信集。但这套书冠名为《利玛窦全集》，实际上只是利玛窦外文著作集，对于中文著作并未涉及，显然用《利玛窦全集》冠名有所不周。朱维铮主编的《利玛窦中文著译集》2001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的价值在于第一次将利玛窦的中文著作全部加以点校整理，如朱维铮在导言中所说，“研究应该从材料出发。利玛窦生前公开刊布的作品，主要是中文著译，现存的至少十九种，理应成为探讨利玛窦如何认识和沟通这两个世界文化的基本依据。”(21)但文集中所收录的《理法器撮要》一书，学术界有所讨论，有些学者认为这本书题为“泰西利玛窦撰”，实际上这个抄本乃是一本伪作，虽然它对于我们理清明清时期西式日晷制作技术在中国的传承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但从版本学上看应不是利玛窦的著作。(22)2001年澳门基金会影印出版的罗明坚和利玛窦所编的《葡华词典》是近年来所出版的利玛窦的最重要原始文献之一。1981年王绵厚在他的《利玛窦和他的两仪玄览图简论》(23)一文中，首次公布了他所发现的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李应式刻於1603年的《两仪玄览图》(24)。1982年林金水首次翻译了利玛窦的部分文献。(25)李天纲的《明末天主教三柱石文笺注：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论教文集》是一部学术价值较高的著作，内容讲的是三大柱石，但处处涉及利玛窦中文文献内容。
在利玛窦文献的研究上值得注意的还有中国国家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珍品图录》中公布了一篇题为《天主教教义》的文献，目录编者认为作者为“利玛窦”，这份被称为利玛窦所写的文献是目前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时间最早的西文文献，张西平在其《传教士汉学研究》中发表了题为《利玛窦的〈天主教教义〉初探》的文章(26)研究了这份文献，认为这篇文献不应是利玛窦本人所写的文献。杨福绵的《罗明坚利玛窦葡华字典所记录的明代官话》(27)是近年来关于利玛窦语言学研究的最有分量的学术论文。孙尚杨对《辩学遗牍》一书的的内容做了分析，认为该书前篇为利玛窦所作，后编为徐光启所作，这个观点在朱维铮的《利玛窦中文著译集》中也得到反映。(28)张西平的《〈天主教要〉考》讨论了关于利玛窦遗失的重要著作《天主教要》的版本问题。(29)钟鸣旦、杜鼎克、黄一农、祝平一所编的《徐家汇藏明清天主教文献》中收录的利玛窦的《斋旨》一文，(30)钟鸣旦、杜鼎克所编的《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中所收录的利玛窦的《圣经约要》(31)都是近期所发现和出版的关于利玛窦重要的原始文献，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在利玛窦研究上20世纪后半叶中文学术领域首推方豪先生，他所写的《梵蒂冈出版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读后记》、(32)《利玛窦教友论新研》、(33)《明末清初天主教比附儒家学说之研究》、(34)《中国天主教人物传》(35)都是研究利玛窦的重要论文和著作。黄时鉴和龚缨晏的《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是20世纪后半叶利玛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这项研究可以说在继承民国期间洪业和陈观胜研究的基础上有了几项较大的创新：其一，对利玛窦世界地图的绘制和刊刻做了全面的研究；其二，对利玛窦世界地图的知识来源和学术文化影响做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其三，对利玛窦地图中所有的文字加以整理和校勘。(36)罗光主教的《利玛窦传》是上个世纪中文学术界最早的一本关于利玛窦的个人传记，(37)张奉箴的《利玛窦在中国》、林金水和邹萍合著的《泰西儒士利玛窦》和汪前进的《西学东传第一师利玛窦》、张西平的《跟着利玛窦来中国》(38)都从不同的侧面描绘了利玛窦在中国的活动。林金水的《利玛窦与中国》是上个世纪中文学术领域最早出版并受到学术界好评的一本全面研究利玛窦的学术著作，至今这部著作仍是学者研究利玛窦的案头必备之书。由于利玛窦是明清中西文化交流的奠基人，这样在张奉箴的《福音流传中国史略》、嵇文甫的《晚明思想史论》、樊洪业的《耶稣会士与中国科学》、周康裔编的《利玛窦研究论集》、许明龙主编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陈卫平的《第一页与胚胎：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比较》、孙尚杨的《基督教与明末儒学》、陶亚兵的《明清间的中西音乐交流》、曹增友的《传教士与中国科学》、《基督教与明清中国：中西文化的调适与冲撞》、沈定平的《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调适与会通》、何兆武的《中西文化交流史论》、张错的《利玛窦入华及其他》(香港)、张晓林的《天主实义与中国传统》、张西平的《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欧洲早期汉学史》、余三乐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早期传教士与北京》、万明的《中葡早期关系史》、杨森福《中国基督教史》(台湾)、朱维铮的《走出中世纪》(一、二)、刘耘华《解释的圆环：明末清初传教士对儒家经典的而结实及其本土回应》、莫小也的《十七—十八世纪传教士与西画东渐》、李天钢的《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陈义海的《明清之际异质文化的一种范式》、张国刚的《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以及他主编的《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张凯的《庞迪我与中国》、江晓原的《天学外史》、白莉民的《西学东渐与明清之际的教育思潮》、江晓源、钮卫星的《天文西学东渐集》、李志军的《西学东渐与明清实学》、戚印平的《远东耶稣会史研究》、王萍《西方历算学之输入》(台湾)、林中泽的《晚明中西性伦理的相遇：以利玛窦的〈天主实义〉和庞迪我的〈七克〉为中心》、刘大春的《新学苦旅：科学、社会、文化的大撞击》、李向玉的《汉学家的摇篮：澳门圣保禄学院研究》、何俊的《西学与晚明思想的裂变》、金国平、吴志良的《东西望海》、《过十字门》、《镜海飘渺》(澳门)、潘凤娟的《西来孔子艾儒略：更新变化的宗教会遇本土化？文化交流？宗教对话？》(台湾)、黄一农的《两头蛇：明末清初当代第一代天主教徒》(台湾)、李奭学的《中国晚明与欧洲文学》(台湾)、董少新的《形神之间：早期西洋医学入华史稿》一系列学术著作中都涉及到对利玛窦的研究和评述，这些著作分别从各个侧面推进对利玛窦的研究。
在对利玛窦研究的外文翻译方面，2006年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利玛窦中国书札》是意大利学者Antonio Sergianni P.I.M.E所编辑的利玛窦的54封书信，这是在大陆学术界首次出版利玛窦的书信，其中有部分内容在台湾辅仁版的《利玛窦全集》也没有，但遗憾的是编者将利玛窦的54封信完全打乱，按照自己设计的一个体系，将所有信件拆散后放入其中，从而使这本书的学术价值打了不少折扣。管振湖重新翻译的《利玛窦评传》在商务出版。平川祐弘著，刘岸伟、徐一平翻译的《利玛窦传》是目前国内出版的唯一的日本学者的利玛窦传记，值得关注。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著，陈垣、梅义证翻译的《利玛窦的记忆宫殿》，是在国内大众读书领域产生较大影响的一部译著。谢和耐的《中国与基督教》、柯毅林的《晚明基督论》、安田朴等人的《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钟鸣旦的《礼仪的交织：明末清初中欧文化交流史中的丧葬礼》等都涉及利玛窦在中国的活动，其中邓恩著，余三乐、石蓉翻译的《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耶稣会士》是这些翻译著作中最为重要并在中文学术界产生影响较大的外文著作。
以上著作和论文表明在中文学术研究领域，对利玛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这表现在：在研究的范围上大大扩展了，已经从传统的传教学研究几乎扩展到人文社会学科的所有研究领域，从人文到科学，从历史到语言，从艺术到自然，几乎利玛窦所涉及的所有领域都已经有人开始研究。这种研究范围的扩展是上个世纪前50年完全不可比拟的；第二，在研究的深度上大大加深了，对利玛窦在晚明的活动，他与士人的接触，几乎在所有方面都有学者涉猎。中国学者充分显示了对中文文献的熟悉的优点，将利玛窦研究与晚明史的研究充分结合起来，从而加深了对晚明史和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第三，评价的标准多元化了。在50年代初对利玛窦等来华传教士的评价上最有代表性的是何兆武先生执笔所写的《中国思想史》第四卷第27章“明末天主教输入了什么西学？具有什么历史意义？”，它基本是从负面的作用来评价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来华传教士的。关于利玛窦所传入中国科学的属性问题至今仍可以讨论，但学术界在对利玛窦的评判的标准上已经完全走出了传统的唯一从负面评价的立场，而开始在更为广阔的视角，从不同的学术侧面展开了对利玛窦的研究，利玛窦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贡献与奠基作用几乎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在以往的利玛窦研究中，由于利玛窦的主要外文著作尚未翻译成中文，中文学术界在国际学术界除个别学者外基本上发言权不大。随着20世纪下半叶利玛窦几乎所有的外文著作和通信被翻译成中文，相比较而言，至今利玛窦的19部中文著作仍未全部翻译成英文或其他西方语言，这样在文献的阅读和使用上中国学者具有相对的优势，从而在利玛窦研究上取得了快速的进展。现在我们可以说，如果不看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已经无法站在利玛窦研究的前沿，中国学者已经成为引领利玛窦研究的主力军。
三、对今后研究的展望
尽管百年来对利玛窦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由于利玛窦处在一个中西文化交流的伟大时代，他又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奠基性人物，因此，对他的研究仍有很大的空间，仍需学术界继续努力。
首先，从利玛窦原始文献的收集和整理来看，四百多年来，尽管学术界和宗教界在不断努力收集和整理利玛窦的文献，但至今仍有一些文献尚未发现，需要我们及后人继续努力。根据我的有限阅读，至少有以下几个文献：
1、关于《交友论》。利玛窦《天主教传入中国史》中曾经说：“另一本书则是以中文书写，书名为《交友论》。……这本书是以拉丁文与中文对照而写，更引起读者的好奇心，后来赣州区域知县苏大用出版中文单行本，……。”(39)在1599牟8月14日致高斯塔的信中说：“神父，你曾表示希望得到些中国东西，因此把我四年前所编译的《论友谊》一书中的数页，随这封信一起给你寄去…其中附有意大利文说明，只是不如中文流利”。(40)德礼贤经过多方考证，利玛窦这个意大利文本藏于格列高利教皇大学档案馆(Archives of the Pontifical Gre!? orian University ms.292)，由于文献珍贵曾于1825年、1877年、1885年、1910年多次重印出版，德礼贤也于1952年将其再版一次。(41)这里应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他1599年寄回的中文和意大利文中的格言只有76条。而在1601年版中格言已有100条，如冯应京在序言中所说“交友论凡百章”。这说明《交友论》有不同的版本，他所说的中文和意大利文的对照本始终没有发现。对中文学术界来说，重新发表德理贤的整理本也是有价值的。
2、关于《中文拼音辞典》。利玛窦第一次进北京失败后，在返回南京的路上，他和郭巨静等神父一起编写了一部供传教士学习汉语发音的辞典。他说：“神父们利用这段时间编了一部中文字典。他们也编了一部中文发音表，这对传教士们学习中文有很大帮助。”(42)这部文献虽然前辈学者一直在努力寻找，也曾发现一些线索，(43)但至今仍未发现。
3、利玛窦所译的《四书》。利玛窦在多封信中明确说他翻译了《四书》，并把它寄回了欧洲，如他在1594年11月15号的信中说：“几年前(按为1591年)我着手翻译著名的中国《四书》为拉丁文，它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是伦理格言集，充满卓越智慧的书。待明年整理妥后，再寄给总会长神甫，历时你就可以阅读欣赏了。”(44)这本书至今下落不明，美国学者孟德卫认为，这本书在中国长期被作为入华耶稣会士的中文课本，并成为后来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4-1692)等人所编译的《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s Sinarum Philosophus)底本。(45)这只是一种意见，我个人认为这本书的原稿是会找到的，因为利玛窦明确说过，他寄回了罗马。对这份文献的寻找应是一个重要的学术任务。
4、应关注葡萄牙文和西班牙文的有关利玛窦的文献。目前所发现和整理的关于利玛窦的西方文献主要是拉丁文、意大利文的。但利玛窦在中国传教时受到葡萄牙的保护，显然，在葡萄牙的历史文献中应该仍有关于利玛窦的文献。尤其是西班牙著名耶稣会士阿罗索·桑切斯(Alonso Sánchez，S.J.，1551-1614)是个应该关注的重要人物。他于1581年奉命来到马尼拉传教。“1582年3月，桑切斯由马尼拉启程，4月漂流到福建沿岸，5月2日到广州。旋被系入狱中，经耶稣会士罗明坚请求而获释放。”此后他曾与罗明坚和利玛窦多次见面并结下友谊，互有通信。(46)阿罗索·桑切斯的这次中国之行只得无功而返。但桑切斯在1583至1588年间，先后写出三篇《中国笔录》，在《中国笔录》中也记录了他和利玛窦的相见，这些文献中文学术界至今没有掌握。
5、利玛窦是在中国最有影响的西方人，中国学术界已经将其主要的西方语言著作翻译成了中文，但至今利玛窦主要中文著作除个别著作外，大多数著作并未翻译成英文或其他西方语言，(47)意大利方面正在努力做意大利文版的利玛窦全集，这是值得肯定的。将利玛窦的全部著作翻译成一个完整的英文版，这应是西方学术界要做的一个基础性工作。
从历史与文化研究来说，系统的研究利玛窦与晚明人士的交往，探讨他和东林党人的关系，是一个仍待深入的一个问题。利玛窦对中国哲学的理解与他原有的中世纪哲学之间的关系也有待深化。荷兰学者安国风所写的《欧几里得在中国》是一本值得关注研究利玛窦的新书(48)，他采取中西文献互照的研究方法，将欧几里得的拉丁文本和利玛窦的翻译译本，加以对比研究，同时，对欧几里得的接受史又加以详尽的分析。目前，在中文学术界能象安国风这样自如游走在中西文献之间，展开历史与思想文化的研究的学者还不多。利玛窦的多数翻译著作只有经过这样的研究后才能彻底地得到说明，如果这样来看，我们还有许多基础性的研究有待展开。
百年利玛窦研究成绩斐然，相对于利玛窦与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广阔研究领域，一切仿佛刚刚开始，我们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注释：
①参阅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华书局，1988年，上册第72—82页。
②参阅钟鸣旦、杜鼎克编《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十二册，台北利氏学社，2002年。
③顾卫民：《中国天主教编年史》，上海书店，2003年，第431页。
④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64页。
⑤同上，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23页。
⑥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223页。
⑦方豪：《李之藻辑刻天学初函考》，载《天学初函》重印本，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版。
⑧同上。
⑨参阅罗常培《罗常培语言学论文集》，第310-312页，罗先生专列出一个“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贡献年表”；叶宝奎：《明清官话音系》，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谭慧颖：《〈西儒耳目资〉源流辨析》，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
⑩徐景贤：《明季之欧化学术及罗马字注音考释》，《新月月刊》第1卷第7号，上海新月书店，1928年9月。
(11)罗常培：《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参阅《罗常培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52页。
(12)同上，第274页。
(13)洪业著《洪业论学记》，中华书局，1981年，第150-193页。
(14)陈观胜的《利玛窦地图对中国地理学之贡献及其影响》，周康裔编《利玛窦研究论集》，香港崇文书店，1971年，第131页。
(15)方豪：《李存我研究》，杭州存我杂志社，1937年。
(16)方豪：《拉丁文传入中国考》，《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1942年，《方豪六十自定稿》，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第1-39页。
(17)方豪：《十七、十八世纪来华西人对我经籍之研究》，1943年《东方杂志》，《方豪六十自定稿》第185-203页。
(18)方豪：《中国天主教史论丛·甲集》，商务印书馆，1944年。
(19)方豪：《方豪文录》，北平上智编译馆，1948年。
(20)方豪：《台湾方志中的利玛窦》，《方豪六十自定稿》，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第605-612页。
(21)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页。
(22)许洁、石云里：《抄本〈理法器撮要〉作者献疑》，《或问》(日本2006)11：15-24.
(23)此文收入《辽宁省博物馆学术论文集》中。
(24)王绵厚：《论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和两仪玄览图上的序跋题识》，曹婉如、郑锡煌、黄盛璋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文物出版社，1994年。
(25)林金水：《〈利玛窦日记〉选录》，《明史资料丛刊》，1982年第2期。
(26)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59-80页。
(27)杨福绵的《罗明坚利玛窦葡华字典所记录的明代官话》，《中国语言学报》第5期，商务印书馆，1995年。
(28)孙尚杨：《〈辩学遗牍〉作者考》，见《基督教与明末儒学》，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0页。
(29)张西平：《〈天主教要〉考》，《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第4期。
(30)钟鸣旦、杜鼎克、黄一农、祝平一所编的《徐家汇藏明清天主教文献》第一卷，台湾辅仁大学出版社，1996年。
(31)钟鸣旦、杜鼎克所编的《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一册，台湾利氏学社，2002年。
(32)(33)(34)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
(35)方豪：《中国天主教人物传》香港公教真理学会及台湾光启社1967-1973，中华书局，1988年。
(36)黄时鉴、龚缨晏：《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37)罗光：《利玛窦传》，辅仁大学出版社，1972年。
(38)张奉箴的《利玛窦在中国》，台湾闻到出版社，1985年；林金水、邹萍：《泰西儒士利玛窦》，国际文化出版社，2000年；汪前进：《西学东传第一师利玛窦》，科学出版社，2000年；张西平：《跟着利玛窦来中国》，五洲出版社，2006年。
(39)《利玛窦中国传教史》，台湾光启社，1986年，第255页。
(40)《利玛窦通信集》，台湾光启社，1986年，第258页。
(41)D' Elia.P.M,"Further notes on Matteo Ricci's De Amicitia",Monumenta Serica 15(1956),pp.356-377.
(42)《利玛窦中国传教史》，台湾光启社，1986年，第286页。
(43)尹斌庸先生对此文献有详细介绍，《学术集林》，第一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第349页。
(44)《利玛窦书信集》，台湾光启社，1986年，第143页。
(45)David E.Mungello,Curious Land: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pp.247-297,Stuttgart,1985.
(46)[法]裴化行：《明代闭关政策与西班牙天主教传教士》，载《中外关系史译丛》，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264页。
(47)马爱德主编《天主实义》英文版，Institut Ricci，1985。
(48)[荷]安国风著，纪志刚等译《欧几里得在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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