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厌食：日本的真正需求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需求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原载《挑战》1999年3—4月号
作者认为日本仅刺激需求是不够的。为使经济摆脱旧习惯，大规模的改革是必需要的。
日本，这个一度曾给增长立界限的国家，已忘记如何来增长。大多数衰退，两个或三个季度就结束了。但日本快要成为战后时期连续三年遭受国内生产总值（GDP）下降的唯一的主要工业化国家。在1997 财政年度（1997年4月—1998年3月）GDP下降0.4%后，在1998 财政年度（1998年4月—1999年3月）GDP预计要下降2.5%。在1999 财政年度（1999年4月—2000年3月）人们普遍地预期会进一步下落0.5—1.5%。
然而更糟的是，无人能有信心的预计何时经济将转过头来。在与往时的乐观主义的惊人的相反下，有声望的日本经济研究中心（Japan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JCER）现在预言在2000 年的第四年下落（－1.4%）并而后在2001年第五年下落。另一方面， 世界银行预计在2000年会复苏到正的增长1.4%。 然而这个复苏预测是假定日本将会稳定他的银行危机并在出口上有异常大的增加。否则，世界银行说，国内生产总值在1999年可能实际地下降4%，随后在2000 年会再下落另一个2%。
经济的肖条继续得如此长的一个原因是，东京决策者对疾病开错了药方。东京相信日本的经济无非是受了金融的泡沫之害致使的衰退的类型吧了。因此，他相信通过运用财政和货币刺激的标准的工具，配以政府对银行的坏的资产的全部购入，就能使经济最终地激动起来，自我持续的复苏。至多，这样的措施只能创造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暂时的刺激。
治疗已失败，因为处方是错误的。自从1990年的股票市场崩溃结束了八十年代后期的泡沫经济迄今，差不多已十年了。日本不仅遭受了短期的衰退，而且遭受了长期的停滞。长达三年—1992、1993和1994—日本勉强只有0.5%的平均增长。大量的财政和货币刺激致使了1995 —96仅两年的虚幻的复苏，一旦财政的支撑减少了经济又碎裂了。今天，甚至在利率接近于零，预算数字近于天文的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0%和贸易顺差回升下，日本仍然没有复苏。在1999年，也许有几个正增长的季度，但是在当前一揽子刺激被花光后呢？有些经济学家业已预言，没有继续的更多的刺激，GDP在2000年将下落2%。不论东京在2000年是否能避免衰退，“停停—走走”的低增长和提高的预算赤字将是日本未来好些年的情况。（参看图1）。
日本的难处理的需求短缺是植根于致使日本的供方低效率的同一的结构的缺陷。因此，不是某种数量的宏观经济的修补能够持久地恢复需求的活力。只有结构的改革才能做这项工作。从七十年代中期后，日本业已由“经济的厌食”而受损害，所谓经济的厌食就是说，私人需求惯常的无能力来消费掉所有日本生产品。在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这个不足（即，私人储蓄—投资差距）平均约为一年GDP的4—5%。 眼下，它总数达7%。在过去，日本能够用人为的刺激：巨大的预算数字， 迅速增长的贸易顺差，和在八十年代后期的泡沫经济期间，货币的类固醇来补足厌食。今天，这些灵丹妙药都已失效了。
图1 增长去那里了。
说日本需要财政和货币的刺激， 就像说一辆小汽车需要轮胎而没有注意到它可能还要使用一台发动机。复苏首先而改革后面再搞的处方已经试过发并了现是不够格的。宏观经济的刺激不能作改革的替代物。它只是使病人为了手术有足够的强壮的必需的工具吧了。
1、个人电脑世界中大型机经济学 日本是“被抑制的发展”的案例，一个仍然被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发展型式支配的国家。所谓日本的经济模式是把具有农民多于工厂工人的穷国在创记录的时间中转变为一个工业化的强国。但是，一旦日本在七十年代初已达到成熟后，它留下了已变成过时的制度的遗产。这些过时的制度的遗产中首要的是遍及各处的（虽然不合法）公司卡特尔，对进口的结构上的障碍物，无能力判断信用信誉的金融的体系以及旨在保护低效率的规章管理结构。然而，像国际商用机器公司中工作多年的人，在个人电脑世界中仍然寻求推出大型计算机一样，日本坚持过时的型式只是因为它们惯常是起作用的。
继续这种过时的方式业已创造了对供方和需方两者增长的障碍。
供方问题是缩小的生产率增长。这是日本的独特的：“二元经济”，超强的出口行业和极弱的内销产品部门的混合物，所致使的。
虽然日本的出口超级明星是通过工业政策得到他们的启动的，他们面临世界舞台上的竞争，因此不能永久地依赖政府援助。他们必须提高他们的效率以求生存。相比之下，远为更大的生产国内销售产品的部门继续可受到不受国内外竞争的庇护，实际上，日本的遍地存在的进口障碍起着使国内市场反竞争做法和保镖的作用。
如果工业政策意味着选择优胜者和失败者，那末，在1973年石油冲击后，日本从促进优胜者转向保护失败者。像持久的拐杖会萎缩肌肉一样，这种悉心照料使经济的整个部分变得僵化。在食品加工业，日本的生产率只是美国水平的令人惊讶的三分之一并正在失去地盘。然而这个部门雇用了200万人，比汽车和钢铁两个部门合起来雇用的人还要多。
这种“二元经济”仅仅只是在有效率的出口者能对他们的虚弱的国内供应兄弟提供补贴下才是可保持其一段时间的。然而，到了八十年代国内的高成本和上升的日元开始驱使出口者离开日本。今天，更多的日本汽车和消费用电子品在国外生产的比在国内生产的多。当最有效率的行业逃离，留下的经济的生产率是渐渐地拖下到他的最停滞的部门的水平。
因而，没有全面的改革，官方预测说，日本在充分运用生产能力下现在最快的增长也仅仅能是2%。那是1975—90年平均增长4%的一半。由于劳动力的缩减，潜在可能的增长在十年中将下沉到1%。然而， 日本的需求方的问题使日本即使要达到这种很不起眼的增长率也甚困难。
2、经济的厌食的根子 根本的需求方问题是这个：既然日本已是一种成熟的经济，它的增长应由消费需求来引导。但是，那不可能发生，因为家庭只有国民收入的太小的份额。
大公司仍然大量取得现金流入（利润和折旧）正像他们在高增长的好日子时做的那样。但是他们不再通过投资把钱撒回进经济。就此事本身没有什么错的地方。当任何经济成熟时，它的投资不需要慢下来。但是，与别的国家相比，日本的个人消费上升得不够使其足以举起减低的速度，若日本的市场能完善地运转，这些利润的绝大部分现在将通过高的工资、红利和利息返回到家庭手中。那样，转过来，就会推动高的消费。不幸地，代替返回的， 国民收入的家庭份额继续在缩减（参看图2）。消费低不是因为家庭储蓄太多，而是因为他们挣得太少。
图2，国家收入的家庭份额
它不是新闻在日本，储蓄大大地超过投资导致了著名的“节俭的孛论”。那就是，超过的储蓄等于不充足的花用。然而，太多的观察者错误地把过度的家庭储蓄的根子归属于某种永远不变的文化的特殊性。在现实中，问题是过度的工商业储蓄，其根子在日本的卡特尔化的经济。这种形式是由政治创造的并能由政治来予以改变。
就许多日本的弊病说，其根子可返回到高增长年代，日本的奇迹的9%增长率是异常地高的投资率所驱动的。高的投资，转过来， 要求同等地高的储蓄水平。
肯定地，增加的储蓄的某一些是由家庭提供的。传统地，家庭储蓄率按国际的标准不是特别地高的。但是，很多政策和制度——从税收激励到付给工人一年两次一大笔资金的制度——诱发了巨大的储蓄。储蓄从1955年的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12%上升到1973年的占20%。
然而，更大的家庭储蓄率被国民收入的家庭份额的下降抵消了。工资和薪金与农民的收入结合在一起，国家收入的劳动份额下降了18%。因而，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在整个高增长年代，家庭储蓄并未稍微移动。
在高增长年代国家的储蓄率的整个增高来自工商业储蓄的增加。公司利润从占国民收入的5%增加到占16%，增加了二倍。 由于红利和利率保持在低水平，这些新发现的利润是由企业保留着并再投资。
对工人说，这仍是好的处理。他们愿意获取饼的较小的一片是为了使得整个饼成长得更快些。当消费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2%下降到占54%时，每人的实际消费在不长的18年中（1955—73）上升了两倍。今天，实际地每个家庭都有小汽车、自来水、洗衣机、电冰箱和彩色电视机。仅在几十年前，只有很少的家庭能享受这些中产阶级生活的配备。由于与整个国内生产总值增长9%相比，消费一年增长“只”8.3%，因此，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消费下降了。这就使得有余地让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由1955年的占7%快速上升到1973年的占25%。
遵循这种形式，日本像典型的新工业化国家（NewlyIndustrializing Country NIC）那样行动，只是更大的程度。 什么使得日本成为国际的分离物——为今天的问题铺下了基础——是在日本成熟之后偶然发生的事情。
在大多数国家，当工业的起飞减轻负担时，就使经济的形式反向。回到投资缩减，资本形成率减退，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消费份额上升。日本不是这种情况。在1990年，泡沫经济崩溃的一年，消费降到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5%，接近于战后年代的最低比率，比与日本有同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国家典型的比率低5%。
低消费的未决犯不是吝啬的消费者。相反随着日本成熟，正像它在任何别的地方那样做的，家庭储蓄率下降，从七十年代中期的23%的顶点下降到九十年代初的12%。
真正的末决犯是公司和家庭之间偏斜的收入分配。那是日本的卡特尔化的经济的内在的副产品。
3、卡特尔和厌食 日本从末通过达尔文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来运转。然而，对1973石油冲击的反应。卡特尔化变得甚至更为厉害，官方的“衰退卡特尔”在许多有困难的行业确立起来以保持价格和高的就业。卡特尔拦阻了新来者和配置投资及生产水平。当新的公开的卡特尔的创建在1987年被废除时，由行业协会操纵的非正式的卡特尔执行同样的职能。
例如，在水泥业，5家公司控制了销售的60%， 建筑协会的成员答应不购买低于卡特尔价格的任何企业的水泥。作为回报，水泥厂商发誓对任何试图通过从“骗子”或低成本进口购买水泥的削价竞争者的建筑业厂商削减对其供应。有一个著名的案例，一家建筑企业向南朝鲜定购了水泥，水泥卡特尔成功地压迫日本的码头装卸公司不给它卸货。这些做法是不合法的，但是，由于政府闭着眼装着未看见，他们是普遍的。
这些卡特尔和他们的高价格不单单伤害了效率而且创造了“二元经济”。他们也使既作为工人和又作为储蓄者／投资者的家庭处于严重不利地位。
高的名义工资在面对甚至更高的价格下缩减了。其结果，实际工作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作为国民收入的份额下降了。用价格调整后看，国民收入的资本份额太高而劳动的份额太低。
使事情更糟的是，资本的报酬的太小部分被给回到家庭，而家庭是那个资本的重要的供应者。家庭储蓄的三分之二仍压住在一般的消费者储蓄存款上，而在美国则不到20%。直到八十年代后期，存款利率是由财政部严格地管制的，而且，在那些年的大多数年份，都保持着低于通货膨胀率以补贴投资。在1960年和1972年间， 虽然消费通胀率平均为5.8%，但定期存款的利率的变动范围为由3个月期的4%到一年期的5.5%。在七十年代中期，储蓄的价值的整整的30%被高的通货膨胀率抹掉了。直到1991年对消费者定期存款利率自由化为止，平均各个家庭损失的定期储蓄计为300万日元（约30,000美元），而1984 年美国—日本日元—美元协议对此是部分地负有责任。然而，甚至在衰退前，利率已减至不甚重要的水平，由于银行的明确的勾结对消费者的实际的回报仍然保持着低于自由市场水平。不管报告说银行碰头会决定利率，由财政部管理的日本公平贸易委员会（Jap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JFTC）拒绝进行干预。
同时，红利和家庭股票拥有两者是很小的。再一次，未决犯是由政府规章条例支持的私人勾结。在六十年代，当国际规则迫使日本开始自由化外国投资时，通产省敦促各公司相互购买他们的股票，从而他们能够否决任何一次买下。交叉持有股份的比率从1965年的40%上升到七十年代初的60%，并在1988年达到72%的最高点。随着交叉股份持有的增加，红利不变地下降：从1970年的4%，降到七十年代后期的不到2%，再降到八十年代末的微不足道的0.5%。
在此之外，家庭只把他们的巨大的储蓄的11%投放在股票、债券和互助基金上——而在美国这个比例是36%，这一般地将其归之于反冒险的特点，但这种解释忽略了对小投资者的高门栏。例如，大多股票必须至少购买1000股，要求过高的支出。
正如所有卡特尔一样，这些情况能生存，只是因为别的可供的选择是有限的。直至新近，规章条例限制着家庭作海外投资的能力。
工资、利息和红利的结合趋向于表明，为什么国民收入的家庭份额——并从而消费——保持着下落。
对储蓄的低报酬不仅压低了经常的收入，而且迫使消费者储蓄高于必需的。如果一个人要30年来累积100,000美元的退休总金额。 如果利息是零，储蓄者必须每年存入3,333美元，另一方面， 如果人们能赚到不高的4%利率，所要求的储蓄就下落到每年约1,800 美元。 把报酬提高到6%，一年需要储蓄的仅是1,300美元。
仔细的审视证明了为什么同一个结构的缺陷致使了供方的低效率和需方的厌食两者。把日本来与一家公司当其从他的起飞阶段到成熟阶段来进行比较。如果微软在资产的报酬（Raticn dn Asset ROA ）上赚得25%，他可以把这些利润投回进公司来扩大资产25%，因为他的市场也增长得那样快。股票持有者有理由来放弃红利，因为他们的股票的价值将快速的升高，现在拿一家成熟的企业来看，如通用汽车公司，销售额增长，至多，只有很小的百分比一年，如果GM试图把所有25%ROA （或即使15%ROA）投回进企业， 他只能依靠大体地非生产的投资才能这样做。ROA将骤然跌落，同时，股价也会如此。 合适地发挥功能的市场迫使通用汽车公司将其利润的大部分返回给股票持有者、债券持有者和银行存款者。持有股票的家庭可以有两种方式来运用得自通用汽车公司的红利：（1）他们可以将其一部分投资于新的公司， 如微软——那个过程无缝地把资本从低报酬的企业与行业转移至较高报酬的企业与行业；和（2）他们可以作为消费者来花用这种收入。
但是，在卡特尔化的日本，没有机制来迫使企业把他们的过量的现金回流到家庭储蓄者、投资者手中去。新日本钢铁公司投资于娱乐园区，三菱在好莱坞电影制片厂投资。银行投资于动荡的（和靠不住的）房地产冒险上。当这些投资变得无效益时没有人头滚动。替代的，家庭以他们的作为纳税人的角色，被要求来保释出这些手头拮据的人。
4、从增长超级明星到泡沫到经济的突然肖条在高增长年代，当高的公司储蓄是由高的投资相配时，这个体系是平衡的。1973年后，它变得不平衡了。企业的借款要求下降了，甚至降得比家庭储蓄率更快。每一年，过剩的现金流量要达得为国内生产总值的3—5%堆积在公司金库和银行保险拒内，从那儿不顾一切地掷向从东京到泰国的愚蠢的房地产冒险上。
图3，过剩的工商业储蓄等于不充足的消费
那么，如何来使日本对1975—1990年间每年增长4 %产生足够的需求呢？一个方法是通过巨大的政府预算赤字。他们在七十年代使之激增了，在1978年达到5.5 %的高点。 第二个方法是巨大的贸易顺差。 从1973 至1985年（除1978和1979年外），整个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约 40%是由增长着的贸易顺差供应的。当贸易顺差在八十年代初快速上升时，日本能够缩减他的预算赤字而不冒衰退的危险。
然而，日本使两者跳探戈舞。日本能够产生持久的很大的贸易顺差仅仅只有世界其余地方能吸收持久的很大的逆差。八十年代的贸易摩擦和由1985年的广场协议激发的“高日元冲击”对这种吸收设立了高限。到1989年，日本实际的贸易顺差已缩减为国内生产总值的3%。 从那时以后，日本在两个方面遭受了恶化之苦。日本的贸易顺差仍保持着足够的高以致引起他的贸易伙伴的反感，但是这种顺差再也不能更快的增长到足以抬高整个经济增长率超过1年或2年。
当日元在1986年开始急剧升值时，经济就喘不过气来了。工业生产下落，衰退的谈论到处是，在大路的那个关键的分岔口，著名的前川委员会1986的报告清楚地勾划了过度储蓄的综合病症。他警告，要持续增长，日本必须变成消费引导的经济，进一步向世界开放。该报告虽缺乏专门的解决办法，它提出了他的基本的哲学。
幼稚可笑地拂去那个警告，日本的领导人转向到货币的类固醇，不经心地释放了巨大的股票和房地产泡沫。一时间，它刺激了某些东西看起来像投资繁荣，只有美国的人口的一半的日本，比美国的投资还要多。在现实中，这种投资的大多数不会比成为大众闲谈的题材的埃及的金字塔更有经济的价值。至少，埃及的金字塔还能带来旅游者的美元。在日本，被建筑起来的是坏帐的金家塔，当泡沫经济走到它的必然的崩溃时，厌食猛烈地回来了。
5、投资上正在来到的结构的缩减 储蓄—投资不平衡在正在来到的年份中将更糟，因为日本的人为的高投资率将会往下掉，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日本的投资率比由任何实际的经济的报酬所证明是合理的比率要高。这种综合病症在八十年代末的泡沫时期达到高点，当时私营工厂和设备投资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0%，甚至比高增长年代还要高。虽然社交聚会结束了，投资繁荣推动了全面的增长。
由于泡沫的砰地一声，投资已下落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6%。但这仍然高于任何泡沫前的年份，日本经济研究中心预言，从现在到2001年投资将继续下落，一年下落8—10%， 直至降到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2%为止。
对于这种下落的原因是，资本形成率为国内生产总值的20%—或即使16%——对至多只能每年增长2%的经济来说，简直是太高了。 在九十年代，资本贮量继续在增长，即使虽然国内生产值没有什么增长。结果是，过剩的工厂，设备，办公大楼和基础没施。即使在日本经济复苏后，投资也必须慢下来。
正如在经济的上扬时期投资会提高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一样，在经济的下降趋势时期它将抑制投资。最终地，消费必须上升以取代投资的位置，然而，在长的转形期，下落的投资将伤害雇员收入，从而压低消费。在最好的情况下，这种结构的转移将需要一些时间。
6、对改革的障碍：卡特尔是日本的社会安全网。 不打碎日本的卡特尔，要克服经济的厌食是不可能的。然而，卡特尔破碎涉及到使社会受痛苦和政治的大变动。
银行改革的案例表明了政治的障碍。删除坏账意味着排除“坏的借款者”，这涉及几千家公司，他们有几百万雇员，严重地涉及到建筑业和房地产业，他们提供投票人，竟选基金和对统治的自民党提供不好见人的资助。
那只是冰山的尖顶，这个同一的卡特尔和妨碍效率的反竞争的做法还起着作为一种社会的安全网的作用，高价格是从高效率向低效率收入再分配的一种形式。他们还对几百万工人提供了隐瞒的失业。消费者对丰田车支付高的价格。丰田公司转过来对玻璃、橡胶、钢铁、电力和甚至工资付给高的价格，对工人付高的工资因为食品价格是如此的高。
日本的官方安全网，诸如失业补助和存款保险，所筹集的基金是很差的。他们就像对很少下雨的地方设计的伞。日本是通过“护航制度”来运作的，这种护航制度强有力的支持了弱者，大公司实行“终身雇用”，这大约涵盖了劳动力的三分之一，在衰退时，这些大公司没有只是抛弃他们的小的供应商。他们给小供应商工作，但在降低的价格下，在“分担痛苦”哲学下，工资和奖金是削减了，但人末被抛到街头。直到最近。没有银行被允许宣布破产，而是由更健全的银行来接管。
然而，如果银行不允许进行破产，那末也不会有很多的借款者被允许来破产，不管他们是如何的无效率，同时，如果保证就业要求保持人们在同一的工资单上——而不是把他们转到新的工作职位上——那末也就不会有太多的公司要倒闭，实际上，失业补偿制度的一部分是补贴低效率的厂商以使他们能保留住多余的工人。
对改革的真正的障碍在于工作安全的普遍的需求，经济学家中谷岩夫估计把日本的国内部门的生产率提高的全球标准就要取消一千万多余的工作职位。尽管这将最终地甚至可创造更多的新的工作职位，但那需要时间。
日本为了工作职位安全牺牲了效率，其结果，以两者都没有而告终。 失业和破产是在创记录的水平且在上升。今天，官方的失业率是4.4%（使用美国的衡量标准约为6—7%）并仍在上升。有或没有改革，更多的工作职位将失去。
日本是倨傲的。他不能维持旧的制度，但是他不准备全面的改革。他是渐渐的漂流，试图经过纷乱，挫折能终于对付过去。
7、什么是要做的？全面的改革需要许多年，仍然， 采取立即的步骤将保持经济活动起来，并抵消改革的始初的使人沮丧的影响。
（1）清理银行业混乱与困境日本的银行业危机是个征兆， 然而，对战后多次银行业危机的研究表明，它并不是如日本政府所说的，增长解决了银行业危机。宁可说，解决了银行业危机恢复了增长。东京已创造了5000亿美元改善情势基金把纳税人的钱注入银行。确实，政府的钱是需要的，然而，它不会起作用，除非它限于健全的银行并配以对删除坏的债务的坚定的要求以及对无偿债能力的债务人的取消赎回权。在股票和房地产上“保持价格的操作”应予终止。新的投资者是不会来的除非他们相信价格已降到最低。
（2）应用宏观经济的安全网 广泛的取消抵押品赎回权必须配以大量的财政的刺激作为一种宏观经济的安全网。这种刺激应聚焦于对仍保留着累进的个人所得税持久的减税。公司税削减只会增强厌食。对个人减税将改善消费者收入的下降，消费者收入，因1998年的下降，已下降了2%，已低于一年前的水平。
（3）在国际地竞争的价格下搞公共工程 公共工程也许是必需的。问题是，往日那种公共工程——在高于国际水平50%的价格下的公共工程——给建筑卡特尔筹集了资金而政客们在他们的工资单上。这些力量在日本是属于最强烈反对改革因子之中的。任何公共工程应在国际地竞争的水平下定价，用向外国公司开放的竞争的出价来保证。这将不仅意味着对日元的最大的经济猛撞，它也将压迫合同者来寻找最便宜的供应的来源；例如，从南朝鲜进口水泥和钢材或从印度尼西亚进口已加工好的木材。在这样做时，就将有助于打碎建筑卡特尔，创造一种连锁反应。如果价格不能依次传下去，建筑业和它的供应行业，从玻璃到钢材的卡特尔就无法维持住。
（4）加强社会的安全网 如果改革意味着把几百万的人抛向街头，改革将永远不能施行。日本需要政府层次的安全网，那会使日本对“创造的毁坏”感到安全。日本的失业补偿所筹集到的资金是很不充足的并仅覆盖约40%的劳动力。不管有或没有改革，日本的失业会上升，有人估计在2年内会上升高到7%（等于用美国衡量标准的8—10%）。 增强失业保险将防止这种工作职位失去会进一步毁坏购买力。
8、长期增强需求的改革在这些立即的措施之外， 必须采取步骤来造成转形至消费引导的增长。有些步骤，如税收改革，是行政地容易的，即使如果是政治地困难的。另一些步骤，如设法解散托拉斯，则行政地和政治地两方面都是困难的。好处是，一旦棘手问题得到解决，采取的每个措施会创造波纹影响，创造对进一步的改革很难抵抗的压力。
在某种意义上说，日本正在通过美国早先时的全面研究问题阶段，对三十年代大肖条有作用的因素之一是极为不平均的收入的分配。许多经济学家害怕的是，一旦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凯恩斯式”的刺激终结，美国也许会滑回到严重衰退方面去。因此，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所作的勇敢的努力是把收入再分配给中产阶级。支持工会组织，退伍军人权利法案，政府对购买住房贷款的免税，增高所得税的累进性，失业补偿和社会保障，是这种努力的所有元素。进到最富有的5 %家庭的收入的份额下降了近一半，从1929年的30%降到1970年的16%这样低。如果美国是过分爱好在牺牲储蓄下刺激消费，那正是意味着，在九十年代他的问题不同于四十年代的问题，也不同于日本今天的问题。
下面的单子，虽然很不完全，阐明了需要变革的类型。这完全不意味着要求日本来“接受美国的模式”，如改革的反对者声称的，说什么日本正在接受美国的模式因为他给予市场更具支配力就像说当富兰克林·罗斯福创造了新政时，他采取了日本的模式。
（1）变革抑制消费或家庭收入的税法
土地使用和住房税收和规章管理使土地人为地保持稀少并从而使土地和住房价格过高。对土地的财产税，尤其是对农用土地的财产税，是微不足道的，创造了对开发未使用的地产没有刺激。在此同时，出卖土地的资本所得税其变动范围可以高到80%，对出卖未开发的土地创造了阻止作用。其结果，在从东京市中心向外的1小时的乘车来往中， 几乎有一半的土地，或是闲置着或是“名义的”农用地。同时，由于规章条例，在东京范围内住房的平均高度只是2.5层。再者， 抵押利息支付不能税收扣除。所有这些都限制了住房建筑，同时迫使年轻的家庭为了分期付款要储蓄许多钱。在住房价格从1990年的高点下降30%下，对采取降低土地价格的措施和促进住房建筑将是极有帮助的。不幸的是，对抵押可扣除性的建议在小渊惠三首相的1998年11月一揽子改革中被排除了。
增进红利股票红利是要课税的而资本利得则不要。资本利得至少要像红利的税率一样课税。这就把日前地困在公司内的钱释放出来。从而既促进消费和又促进投资者资本的继续的重新配置。
终止对海外投资的税收惩罚。300万日元（25,000 美元）以下存款的利息是免税的，通过多个帐户来逃税是普遍的。实际上，整个存款的一半是免税帐户，除此之外，在日本赚取到的利息要课税20%，相比之下，从海外帐户赚取到的利息要像一般的收入来课税——其税率，在日本的高累进制度下，可上升到65%。再者，执行是更为严格。对海外投资的惩罚应予终止。这将给予储蓄者高的回报并压迫国内厂商为筹集资金进行竞争。
（2）实施解散托拉斯以降低消费品价格 这是日本能够采取的单个最重要的步骤——但这是政治地最困难的。有人争辩说，解散托拉斯会因取消多余的工作职位而伤害需求。实际上，解散托拉斯对需求有很大的刺激。降低消费品价格就是增加实际的消费者购买力。因呆滞的需求（下降的需求曲线）致使的通货紧缩和由终结垄断的价格（下降的供给曲线）致使的价格跌落之间是有很大不同的，前者会降低国内生产总值的水平而后者会提高国内生产总值的水平。
既然日本公平贸易委员会对卡特尔闭眼不管，对解散托拉斯最有效的触发是引进外国竞争和大另售商的权力的增加。在九十年代初，当急剧上升的日元引致进口渗入增加时，“价格破坏”导致了在几个月内使从金鲳鱼到个人电脑、啤酒、汽油等产品的价格下落多达30%。经济学家马克诺兰估计，如果把置身于进口和国内新来者之外的卡特尔、企业集团（Keiretsu）及其它的勾结设计予以非法化，另售价格将下跌可多达46%。
价格下落，转过来，已产生了更多的销售。最突出的例子是蜂窝式电话。几年前摩托罗拉施压力来打开市场并改变规章条例创造了一个革命。许多公司开始便宜地销售手提电话机而不是在高租费率下出租它们。用手机打电话比率成倍增加，作为反应，需求大大上升。从1994 年1月至1997年6月，手提电话机的购买从50万架增到2,400万架。手提电话机的购买和它们的使用，在那个期间增加的国内生产总值估计约为0.2%。
个人电脑和玩具的案例的影响其惊人情况就较小些，在后者的案例中，关键的变化是日本的大型另售商店法的改革，它最后地使得美国的ToysRU公司能够进入日本市场。在几年之内，ToysRU变成了日本的最大的玩具销售者。随着大多数另售商停止依附制造商所开列的价格并开始降价来与ToysRU竞争，玩具的价格下落了20%。
（3）打破银行业卡特尔
在银行的消费者存款比率增加每一个1%将把另一6.3万亿日元（520亿美元）放入消费者的手中， 这将提高国内生产总值1%多。
在衰退中间，虽然提高利率将是灾难的，东京能够开始来解散银行家的卡特尔，因此，当经济复苏时，存款者得到他们的一份。目前地，临时利率调整法使金融机构免除了反托拉斯法的某种应用。他们不是完全地免除，但是日本公平贸易委员会未能执行该法，甚至当已发现了有勾结的情况。
（4）改革养老基金对累退税、消费税、 财政的厉行节约以及其它的因素的主要的理论的基础是日本的人口的快速的老化。有人说，为维持支付能力，养老保险金需要增高一倍从每月薪金的14%到2025年增至约为每月薪金的30%，提高保险金和削减福利已开始，伤害了消费者收入的元气。然而，对养老金危机的主要原因不是人口统计学的而是可怜的收益，从1985年至1995，日本的养老基金一年平均赚得5%， 只有美国养老基金平均赚取的15%收益的三分之一。但是，根据野村研究所的看法，如果养老基金能够把他们的收益提高到8.5%一年， 他们就能在无需进一步提高保险金下变成自我维持。
收益是低，是由于规章条例和卡特尔两者的因素，直到最近，财政部执行着所谓的5—3—3—2规则。这意思是说，养老基金必须将其资产的50%投放在低风险（但也是低收益）、固定收入资产上和不超过30%投资于海外证券，不超过30%投资于国内股票，不超过20%投资于房地产。多年来，养老基金协会，公司养老基金的一个游说组织，敦促财政部放松这种规定直至完全无用。在大规模放松规章管理推动下，财政部才开始来放松这些限制物。
除规章条例外就是卡特尔问题。直到1995的容许新的金融中介参加游戏的美日金融服务协议为止，日本的1.7万亿美元的养老基金的95 %只能投资于财政部的信托基金局，日本的信托银行或日本的保险公司。1995年协议将此事放松了一点点。仅在该协议实施的几个月内，日本的养老基金经理们就把200亿美元从保险公司转移到外国资产经管上。 在1996 年，当保险公司把他们的保证的收益降到2.5% 时， 南普卡 （Nenpuka），全国雇员保险制度，从保险公司提走了500亿美元并将其转到投资管理公司，包括外国的公司，如戈得曼萨克斯公司。在1992年外国公司仅经管由投资顾问们经管的养老基金的1.7%；到1998年， 他们的份额已增加到10%。然而，投资顾问们（外国的或国内的）仍然只允许进入整个养老基金市场的一个小的份额。
进一步的放松规章管理和竞争将提高收益。获得更大的收益的压力，转过来，将迫使日本的金融机构把他们的投资投身能够获得最高的收益的地方，而不是单单投向过时的基连索（Keizitsu）伙伴。那将强迫提高公司效率。
（5）改进公司管理以增强股票持有者权力 日本的股票市场功能既不作为筹集资本的载体，也不作为购买和出售对公司的控制的市场。他主要地起着作为赌场和反兼并设计的作用。政府规章条例和公司所订的规章相结合使得敌意的兼并几乎不可能，因为它一般地要三分之二的股票持有者或当时的董事会的批准。董事会由内部的经理们组成。股票持有者除银行或公司盟友外几乎是没有权力的。因此，公司对改善赢利性一点也不会感到有压力，仅是由于美国在八十年代走到了借款购买企业的疯狂的一个极端，也不能认为日本的在另一极端是有道理的。
9、另外的可供选择的建议有些美国经济学家认为， 日本单靠通过需求管理技术就能够复苏。真的，他们坚持，结构的改革应予推迟，因为它的始初的影响将是破坏性的。
保罗·克鲁格曼建议一种货币的解决。他认为日本是在“流动性陷阱”下，那就是，由于短期利率已是零，额外的货币的刺激不能进一步的促进经济。然而，假定日本银行宣布在其后的15年中通货膨胀的目标是一年4%，于是就印刷成吨的货币来支持那个宣告。 那将产生经通货膨胀调整后的负的4%利率。这将诱使厂商进行投资和消费者去花钱。
有时有些事听起来很容易，它通常地是的。中央银行无法靠宣告来创造通货膨胀，正像他们无法用那种方法来摧毁它。额外的货币能够像现金被窖藏起来或它可以逃至海外以寻找高的利率。已有两年，日本银行已在9%比率下增加了狭义的货币供应M1（通货和活期存款）。 但他未能使M2+CD[,s]（M1+定期存款+存款的证书），那是反映使用者的对货币的需要的更宽广的范畴的货币，任何比3—4%的更快的增长。同时，银行放款，那是把货币转成实际的需求的，仍以2—3%的比率下降。日本的银行的资产在30%年率下新近的增加并没有改变这种图景。
此外，如果通货膨胀是4%，那又怎么样呢？ 有着如此多的多余的设备放在四周，为什么已负债沉重的公司还要去获得更多的设备呢？仅因为借钱的成本是低的原因吗？
所有中最糟的，该建议要求在今后的15年中，日本创造会丧失货币的许多投资，但它们的丧失用通货膨胀来掩饰。在“泡沫”期间不就是那种负收益投资的不经心的促进，是现在总计为国内生产总值的30%的银行坏帐的原因吗？再增添更多的货币供应能对经济有帮助吗？
财政的刺激是弗雷德伯格斯坦的国际经济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亚丹·波森喜爱的补救。波森认为日本只是受到因宏观经济政策的错误而增强的正常的衰退的痛苦。他相信，若财政部在1996年末／1997年初不逆转进程，那对他削减在公共工程上的开支并提高消费税，日本现在就会增长得十分好。因而，在他的“恢复日本的经济增长”一书中，波森给人的指望，再一次的等于国内生产总值的4%的财政的增强刺激， 日本的经济就会“快速地”催化出确实的复苏。于是，在三年之后，日本就能通过削减开支来明显地缩减预算赤字。在刺激的规模和紧缩的时间之外，这是种与财政部在1997年作的相同的悲剧的错误计算。
为支持他的案例，波森声称“唯一有规模的刺激措施是1995年9 月注入的，不是这种情况。正如波森他自己承认的，从1991到1993，日本的结构的（“充分就业”）预算平衡从国内生产值的1.6%的盈余到GDP的1.4%的赤字。那是国内生产总值的3%的大摆动。而后，在一年的迟延后，在1994—96年结构的赤字上跳了另一个国内生产总值的2%。 同时，利率跌到几乎是零。与下跌的日元一起，这些措施在1995和1996财政年度激起了短的虚幻的复苏，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地增长了3%和4.3%。若经济已真正地健康了，增添2%的消费税就不会引发三年的衰退。
财政的和货币的刺激是必需的，但是不足够的。没有改革，在需要愈来愈大的修理下，日本将是个赤字和货币的有瘾的人。
10、日本向那里去？日本是在挣扎并需好些年来找到他的方向。由于自民党包含了二元经济的两个部分，他没有能力来进行改革，如果他尝试了，它将把他本身撕碎。反对党既不统一又无远见来做这种改革工作，改革的痛苦是实在的，但尚没有人指出另一面的清楚的图景。它将很可能要有若干的政治的重新排队的插曲来找到事情的出路。但是，到最终，改革必须继续因为没有稳定的和持续的另外的选择。日本等待得愈长，就将愈加困难。